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群贤毕至

凯恩斯的努力为工党赢得了时间。但是艾德礼的政府并没有做好利用这段时间的准备。1945年的伦敦谁也没有接管并组织和平时期经济的经验。各位大臣们一致同意中央规划是创建高效经济的首选方法，但是英国政府的结构使得效率成了空谈。白厅内部充斥着大量叠床架屋的委员会，决策迟缓，无人出头。据统计艾德礼政府总共只聘用了10名经济学家——别忘了这届政府的承诺是“专家治理”。人们常说工党面对着艰巨任务，的确如此——只剩断壁残垣的房屋，陈旧的经济体系，印度独立的急切呼声，巴勒斯坦与希腊的危机，大批军人亟待复员，欧洲大陆面临饥荒，世界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尽管冷战此时刚刚显露端倪。不过新耶路撒冷的建筑师与宣传家们的最终失败还不仅因为如此，还因为尽管他们都是一时才俊，但是从一开始就没能就他们真正的目标达成共识。

在1945年接管英国政府的这帮人可谓一锅大杂烩，充分体现了民主政府的特性。首先是艾德礼本人，典型的中产职员，少言寡语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他是许多丘吉尔式笑话的主题：“一辆空车停在下院门口，艾德礼从车中走了出来。”（丘吉尔本人否认自己讲过这个笑话）另一个笑话说艾德礼是个“很谦虚也很有理由谦虚的人”。但是如果说丘吉尔是由帝国梦想与显赫家族造就的，那么艾德礼只不过是爱德华时期英格兰的产物。他走了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条路是由辛勤工作与城区街道铺就的，而不是骑兵冲锋与乡间别墅。他的父亲是一名积极的自由派律师，他在祷文与诗歌的环绕中长大，熬过位于哈福德郡的黑利伯瑞公立学校之后，他主修法律，但很快就被人请去主持黑利伯瑞的男生俱乐部，当时这个位于伦敦东部斯特普尼的俱乐部条件十分简陋。他留在那里并最终加入了独立工党。他不善公众演讲，但是很能亲力亲为，组织协调，为小孩子发放伙食，支持妇女争取投票权，分发传单并在游行时打标语。从一战战场返回之后他成了艾德礼上校并再度投身伦敦的政治圈，先当选了斯特普尼市长，又成为了议员。1935年他意外成为工党领袖，四年前工党的败选使得党内几乎没几个资格充分的党首候选人，最后就剩下个艾德礼，他的当选也仅仅被人当做权宜之计。

他将会成为英国政治史上最行之有效的权宜之计。他不是知识分子，而是能力极强的主席，他有着十分自信的气质，彻头彻尾的英格兰作风，他热衷于板球与《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还和丘吉尔一样对自己毕业的公立学校十分怀念。二战之前他引领着工党趋向中间路线并远离了避战主义，二战期间他容忍了丘吉尔滔滔不绝的自高自大并静静地主持着各个内政机构。如果说丘吉尔的自大情结好比咆哮不止的巨象，那艾德礼就是谨慎而全神贯注的驯兽师。他这人从来不以魅力见长——一位历史学家曾经同情地评论道，他的存在感“还赶不上一只老鼠”*12*——但这正是他吸引人的地方。人们攻击他过于平庸，他则辩称提升就业、公平分享资源与计划经济的种种实际措施就像任何革命所能期待的那样激进与社会主义。但是他不擅经济，当内阁就较为深入的实际问题进行辩论的时候——例如多灾多难的钢铁工业国有化问题——他总喜欢退到一旁，让手下的各位大臣独力应战。他对于英国在军事方面的过分投入与住房建设的重要性有着独到的认识。但是他对国内变化尤其是国有化的具体目标并不十分明晰。

他不会给大臣们打气鼓劲，而损人的本事却堪称一绝。有个倒霉的大臣在收到辞退通知时惊骇不已，他问艾德礼自己做错了什么，艾德礼抬起眼皮，拿开烟斗说道：“能力不足胜任。”1951年他在改选选战开始前接受记者采访，他告诉记者自己希望获得胜利，现在他要去开会了。采访以如下方式结束：“记者：您对即将到来的大选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艾德礼：没有。”这段对话很能说明他的个性，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尽管如此，艾德礼还是被人们视为一位伟人，人们喜爱他的种种不足而不是对其视而不见。他坚定信奉君主政体，如果说他对阶级体系心存不满，起码他从未公开发言加以申斥。去职后很久他写了一首五行诗，很好地描述了他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眩人眼目，人身攻击，自高自大，傲慢炫耀，这一切行为都与他无缘，不过他对自己的成就还是比较得意的。

“开始无人青眼相看，

都以为他资质一般，

可他先当首相，

又拿了名誉勋位与功绩勋章，

受封伯爵以及嘉德勋爵士。”

这首诗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完全可以是一个存心挖苦的讽刺作家写出来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是激进分子与家长主义者的奇异混合，在格莱斯顿（1）的手下他可以成为一名很不错的自由派改革家，但是半个世纪之后的时代才真正适合他。战争能使某些人大放异彩，同样和平也能造就另一批人。艾德礼就是其中为首的人物。但是其他人呢？

（1）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年12月29日—1898年5月19日) 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次出任英国首相（1868-1874、 1880-1885、1886以及1892-1894）。http://baike.baidu.com/view/567711.htm

不过那时候英国已经不可能相信他了，至少高层决定打到底。但是德国的宣传攻势对普通百姓还是有诱惑力的，屠杀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英国老百姓就差拍手称快了。

其他人中有几位阶级叛逆。斯塔福.克里普斯是一名十分虔诚的素食主义者，杰出的律师，有时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做人上倔强，政治上天真，而且无时无刻不相信自己正在执行上帝的意旨，他是在托尼.本（2）得势之前最富争议的上层阶级社会主义者。三十年代里克里普斯曾经折服于英共领袖哈里.波利特（3）的魅力之下。一位同事说他从1931年就开始发疯了。然后托利党出版物的攻击刺激了他，“我们这边的极端分子也跟着煽风点火，为他高声叫好，这下他就一疯而不可收拾了。”*14*他曾鼓吹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独裁”而动员应急能力，还在重整军备是否背叛了工人阶级的问题上与人反复拉锯。1939年他因为鼓吹与英共结成统一战线而被请出了工党。不过刚过了一年这位克里普斯就被丘吉尔委派为个人特使，前往莫斯科与正牌共产党打交道去了。他参加了战时内阁，后来又负责监管飞机制造，还曾前往印度商谈英国统治问题，最后在1947年当上了财长，他在这一职位上表现出了极大的胆识、爱国心与决断力。他的人生轨迹简直和自然界的生物演化一样怪异。在战争期间，这位曾经的叛逆已经因为他的无框眼镜，坚持洗冷水澡的习惯与教条主义观点而为人所熟知，尽管他当时甚至都不是工党党员。丘吉尔也没轻易放过他，关于克里普斯的评论是这么说的：“如果这都是上帝的旨意，那他就自己看着办吧。”据说丘吉尔还做过一个粗口版的评论。当时丘吉尔正在上厕所，一名紧张的办公人员前来敲门，说时任掌玺大臣的克里普斯有要事必须马上求见。首相大人回应道：“告诉斯塔福爵士，我正在出恭，一下子应付不了两泡屎。”*15*丘吉尔很可能受到了谣言的影响，谣言内容是克里普斯正密谋把他搞下去，当时战争正处于低潮期；日后克里普斯也曾游说艾德礼辞去首相之职，但是他立刻就被买通了。

还有一位声音洪亮的休.道尔顿。他的存在很能提醒我们二十世纪中期的英国政治圈子有多小，圈内人的关系有多复杂。他是一位温莎教士的儿子，他的父亲为人严厉，据说连维多利亚女王本人都要让他三分。他教导过乔治五世，乔治六世很讨厌道尔顿，曾要求艾德礼不要任命他为外交部长。考虑到道尔顿的极端反德立场，这一提议很可能对国家有利，但是国王仅仅把他看做一个两面派而已，明明是伊顿出身，却要反对自己的阶级与君主制。道尔顿一开始是托利党党员，后来很可能是为了与他父亲作对而投靠了另一边。他的性取向当时为人不容，因此整天闷闷不乐。诗人鲁伯特.布鲁克是他的众多钦慕对象之一。“我的爱，”他在很久以后说道，“献给了工党运动以及党内最杰出的年轻人们。”不过道尔顿的最爱还是搞阴谋。担任财长时他曾经在送交1947年预算方案的路上与一位记者谈起预算的几处关键，然后伦敦的《星报》就刊登了独家报道。这一不检点行为——继承了道尔顿喜好耳语的一贯作风——导致了他的即刻辞职，他从未真正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但是道尔顿在泄露预算之前一直十分不安，因为他刚刚和王室方面就菲利普与伊丽莎白这对皇家新人的用度问题进行了一次十分不愉快的冲突。或许他只是将那名记者——他的一个老熟人——当成了那一天里第一个可以友好交谈的对象。

（2）托尼.本（Anthony Neil Wedgwood Benn, 3 April 1925)，工党政治家，前内阁大臣 。http://en.wikipedia.org/wiki/Tony_Benn

（3）哈里.波利特（Harry Pollitt）：英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1890年11月22日生于曼彻斯特附近。1909年参加英国独立工党，1911年加入不列颠社会党。1920年参与创建英国共产党。实际主持英共工作30 余年，对英国共产党的发展起很大作用。1960 年6月27日卒于由澳大利亚返英途中。 http://www.bioon.com/popular/b/139720.shtml

安静的反智主义者艾德礼，信奉基督的前马克思主义者克里普斯以及不着调的道尔顿，这几个人怎么看也没办法为1945年的新英国充当主心骨。但是与他们共事的还有几位了不得的人物，这些人都以实干家而出名。除了艾德礼之外，身材粗笨的欧内斯特.贝文可谓是对新政府最重要的人物，也是英国工会主义培养出来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八岁时父母双亡的“欧尼”早年在索默塞扛活为生，后来一路打拼，成了码头工人组织的领导，1921年他领着自己的手下人并入了新成立的交通及同业工会（4）。在联合罢工（5）中表现突出，因此成为工会领袖之一，直至1940年加入战时内阁，政府急着给他在旺兹沃思找了个议会席位。作为两次大战间期最有影响力的工会领导，贝文是一个狂热的反共主义者，而且十分爱国，他坚信交通及同业工会里“我那帮小子们”是英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在战时政府里他有着近乎独裁的权力，可以将工人调配到任何工厂、矿井或者农田当中。如果说赢得全面战争的关键在于发动全国上下所有人力物力来打击敌人，那么贝文可谓居功至伟。当时有报纸说他“十分不合群，非常招人恨，而且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他有着十分粗鲁的一面，就连斯大林有一次都抱怨说贝文先生“算不上绅士”。

在战后政府当中贝文几乎是与艾德礼联合执政。两人都对彼此评价甚高，甚至于到了近乎倾慕的程度。艾德礼说“这是我的政治生涯中最深厚的一段情谊”。贝文在粉碎了又一次针对首相的密谋之后也曾说过：“我爱这个小个子。”内阁会议之后两人经常碰头，商讨政府的走向。贝文不信任知识分子，尤其是信奉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据说1945年胜利庆祝时他在街上碰到《新政治家》的著名编辑金斯利.马丁（6），他致意道：“天可怜见，我看再过三个礼拜你就等不及对我们背后捅刀子了。”贝文在艾德礼执政末期去世，他的死亡所带来的不仅仅只是象征性的损失。他很可能是唯一一个在工党上下为了朝鲜战争与军事开销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之时有能力阻止工党分裂的人，可惜当时他已经病体深重，无能为力了。

他在外交部长的职位上取得了巨大而极富争议的成果。成立于1949年的北约旨在依靠美国的军事实力在摇摇欲坠的欧洲民主政体与斯大林之间布设一面护盾。这样一个组织的出现是必然的，但是就北约而言，其成立时机、条约签署以及具体章程制定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贝文。自1948年起他就在一系列私人信件中呼吁结成“大西洋互助公约”。这一举措的目的十分明确，“团结西方各国，反制苏联渗透，令苏联对西方保持尊敬，不至于误判形势，从而达到长期和平。”*16*尽管现在看来一切都是历史必然，但是贝文当时对苏联威胁的本质阐述得格外透彻，因此也遭到了苏联方面及其在英国支持者的一片口诛笔伐。下院第一次在北约问题上投票时有一百多名工党议员缺席。就在贝文提出建立北约倡议的前一年，克里普斯还对人说：“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将我们的友谊从美国转向苏联。”

贝文在最终导致了以色列立国的一系列激烈争论与战斗当中扮演了一个今天常为人诟病的角色。这十分不公平，至今还有人指斥他为反犹主义者。实际上在战争期间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朋友之一，直至这一立场与英国在中东的利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止。当时英国在国际授权之下控制着巴勒斯坦，同时还和许多阿拉伯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英国军官掌管着约旦阿拉伯军团，该军团是阿拉伯人对犹太移民运动发泄怒火的诸多手段之一；但是英国当时也同样控制着犹太人民族家园。毋庸置疑，英国对犹太难民移民的应对十分拙劣，当时英国一心只想控制定居点的规模以求得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接受。最为臭名昭著的事例发生在1947年，英国遣返了一艘挤满4500名犹太难民的“出埃及号”客船，把大部分乘客打发回了一个位于汉堡的难民营，这一事件为英国在国际上招来了一片骂名。第二年，犹太国民军旗下的恐怖组织绑架并谋杀了两名英军士兵，还用他们的尸体设置了诡雷。但是贝文承受着来自美国要求进一步移民的极大压力，而他提出的两国制解决方案现在看来十分合理。巴勒斯坦的英军装备十分简陋，根本无法应付犹太军事组织发动的游击战与恐怖袭击。四十年代晚期，贝文的处境十分为难，不要忘了，阿拉伯方面对贝文的评价与犹太方面一样低下。

理解贝文的关键在于，他相信自由与自主是建设平等社会的关键，这一点从北约的建立到他领导英国与共产主义叛军在希腊作战的经历都可以表现出来。他相信建设福利体系使人免于饥寒，还相信应该通过推进公有化使得工会化的工人得到充分就业。由于在战时享有极大的权力，他成为了政府的坚定支持者。有一次他对几名美国记者说他相信自由与公有制可以共存：“我不认为这两者相互排斥……如果我相信社会主义的发展意味着彻底粉碎自由，那我一定支持自由，因为人类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思考、发言与运用理性的权利，由此使得发自底层的呼声一路上达。”*17*总体来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尽管也有缺点。他很容易沉溺于旧式英国的氛围当中，圆滑的官僚体系与皇室接见尤其令他着迷。

（4）工会主页：http://www.tgwu.org.uk/

（5）1926年联合罢工自5月3日起至5月13日止，由于英国工会联盟与政府就煤矿工人薪酬及工作环境问题谈判未果而引发。http://en.wikipedia.org/wiki/1926_United_Kingdom_general_strike http://www.stnn.cc/culture/today/t20060427_201569.html

（6）http://en.wikipedia.org/wiki/Kingsley_Martin

总体来说，下一位1945年政府中的重要人物没有上述的毛病。安奈林，或者奈尔.比万，是一个狂野叛逆的威尔士人。自从为法国大革命摇旗呐喊的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7）以来，英国公众还从未遇到过像比万这样花哨而好折腾的大臣。和贝文一样，他早年也是工会领袖出身，出生于威尔士南部特里迪加的一个矿工家庭。矿工图书馆里的恐怖小说与马克思的著作成了他自学的教材，后来他又去伦敦上学。和贝文一样，他也在1926年大罢工当中担任了重要的组织工作。但是除此之外这二位姓氏相近的人物就没有什么别的相似之处了。比万进入议会几年之后就赢得了演说家的美誉，考虑到他的对手是丘吉尔，做到这一点尤为不易——比万对丘吉尔的评价是“卡在青春期阶段挣脱出不来”。不同于上述四位，比万不是战时联合政府的成员，在很多问题上都曾单枪匹马与其作对。可能正因为如此，他对托利党的态度远较他的同事们激烈，而且明确坚持工党必须建设一个新世界。他的目标是国民经济整体国有化。

奈尔.比万代表着期望以社会主义接管英国的工党基层党员。他不相信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有可能妥协。在他看来下院是“一个设计精巧的阴谋，意在防止外界真正的观点碰撞在其四壁之内发生共鸣。下院就是位于特权阶级与民意不满之间的减震器。”*18*与其他人不同，比万至少在理论上威胁到了现有秩序，尽管他在政府内部的表现十分精明小心，和他在公开场合经常性的大鸣大放有着天壤之别。很多对他抱有成见的人初次见面之后都会为他倾倒着迷。如同贝文一样，他证明了工会领袖也可以成为成功的国家领导人。和贝文不同的是，他对英国的前景有着远不止提升工资与免费配眼镜之类的另一幅规划。未来一系列困难的抉择与妥协终将把他击垮，当削减公共开支成为必需且他的大多数天然支持者都在核武器问题上与他意见相悖时，他不得不辞职。衣着得体，聪颖机智，语调轻软，交游广泛，喜好挖苦，诗人气质，时常令人如坐针毡，奈尔.比万代表了旧式上层阶级在1945年大选后最害怕的一切。

战后工党当中最后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彼得.曼德尔森（8）的爷爷，赫伯特.莫里森是一位伦敦东区警察的儿子，在这个蓝领之家里排行老三，一向与工党内部的“贵族”作对。和戈登.布朗一样，他也是单目失明而且嗜书成癖。他早年在商店里卖茶叶与糖，后来投身伦敦政治圈，最终成为了第一届工党政府当中的大臣，负责整合首都交通。如果他在1931年没有丧失议会席位，那么成为工党领袖（还有日后的首相）的就不会是艾德礼而是他，这一打击令他始终无法释怀。他转而成为了伦敦郡议会上第一位工党领袖以及由公务员、小商贩教师及店主组成的新兴阶层当中最有影响力的发言人。这意味着他走的是中间路线，年轻的托利党议员哈罗德.麦克米伦（9）在三十年代中期曾建议他组织一个“中央党”。尽管有这些经历，再加上他长期从事组织协调工作的经验，他依然对党派没有多大热情。他这人十分平淡，家住城郊，娶了个少言寡语的妻子，两人很少说话，总喜欢开着小车四处逛。迈克尔.富特（10）形容他是“心肠软的中产斯大林”。在政府里他掀起了一股惊人的立法大潮——第一年就通过了70部法案。不过他并不擅长经济，而且过于重视自己在报纸上的形象，每每遇到报社编辑都会拿出一堆剪报来抱怨。和他孙子一样，他也是个积重难返的阴谋家，只要他一开始和别人交头接耳，一定有人要吃不了兜着走。但是他同时也广受欢迎，对选民充满激情，在工党内部人望甚高。如果他真的成了首相，很可能也会干得很不错。

（7）http://baike.baidu.com/view/2149594.htm

（8）http://baike.baidu.com/view/1291918.htm

（9）http://baike.baidu.com/view/545864.htm

（10）http://baike.baidu.com/view/3317496.htm

*12*Peter Hennessy, The Prime Minister, Allen Lane, 2000

*13*Ibid

*14*Hugh Dalton, The Fateful Year, Muller, 1957

*15*recounted to the author by Gordon Brown

*16*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tary, Oxford U. P., 1985

*17*Ibid

*18*Aneurin Bevan, In Place of Fear, Heinemann, 1952

确始终没有明白原因。

很多作家写本国史的时候，经常对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成因讳莫如深，一方面有能力问题，也有避免争议的一面、更有为心目中那个神圣祖国和亲爱人民的愚蠢和贪婪曲意呵护之意。

看阿诺德汤因比亲自主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二卷《大战前夕1939年》的感觉就是如此

有兴趣可以到youtube上搜一搜他采访chomsky的片段，西媒的毛病他基本没少，完全被乔老爷子压制得没有还手之力。立场人人都有，关键还得看自己分析。

说到这里，之前一篇拙作还请您掌眼，或许对您稍有帮助。

链接出处

群贤毕至，也充满了揶揄之情。

其实我理解人人都有立场，但是我指的不是这个。

我是觉得他没有深入地分析原因，哪怕按照他的立场去解释也行。

我听到的说法大多归结于所谓英国国民性，看丘吉尔没用了就把他弄下去。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解释。

而且丘吉尔那样的流氓很不对英国贵族的胃口。

是怎么回事？总督的制服是灯笼裤？

不知道，瞎说的。。。英国的议会制由来以久，首相上上下下可能也司空见贯了。而且，从这部书的行文也可以看得出，英国人是有点装１３的。

拿我一个法国同事的话说，岛国的人，就是有点怪怪的。

原文是baggy shorts。印象中似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方探险家在东南亚地区喜欢这么穿，头上还得配一顶圆沿头盔。

爱国第一，社会主义第二

由上述六人组成的混乱团体为战后英国的发展确定了基调，他们既是感伤的反动者又是革命的爱国者，既温和又极端。光是他们彼此攻讦的言论就能写一本书。他们都认同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对具体细节的构想却南辕北辙——大范围国有化是否真有必要，对公立学校应当制定哪些政策，配给制的利弊如何权衡，等等。跟进在他们身后的是分歧显著的知识分子，相信统筹的务实中产阶级，认为工人权益提升正当其时的工会分子，还有几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帮人身后，上百万不过想改善生活的工党选民正在观望。改善生活在实际操作中意味着福利制度与国有化，对战时经济政策的巩固与发展。工党要将战时的经验运用于和平时期。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失望之后，如今已经很难体会四十年代中期充满希望的氛围了。同样现在也很难回想当年的英国民众是多么意气风发。（1）

这届政府以爱国为第一，搞社会主义还在其次。艾德礼从一开始就定下了基调。彼得.亨尼斯说他“在所有入主唐宁街10号的人物当中毫无疑问是最受人低估的一位”。扎根工会的贝文与艾德礼的关系十分密切。贝文对英国政治史以及他的历届前任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对此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有如下描述：

“他谈到这些人就如同自己认识且尊敬的长辈，听他讲话使人深切地感受到英国历史的连续性与整体性……‘昨晚，’他对我说，‘我看了几份索尔兹伯里（2）留下的文件。这人挺明白的。’ ‘帕麦斯顿’（3）也经常得到机智的提及……他对乔治三世的态度十分友好。上雪利酒的时候他总会扭过身去看着乔治三世的肖像。‘为了他干一杯吧，要不是他当年犯傻气，也没有你们这帮人在打仗的时候来帮忙……’”*19*

和道尔顿一样，贝文憎恨德国人，对俄国人也没什么好感，尽管算不上帝国主义者，但却坚定相信英国应当在战后世界担任领导地位。战后领袖对帝国的热衷程度与人们对社会主义者的一般印象可谓大相径庭。尽管艾德礼对于是否应当在中东驻军持怀疑态度，他的政府却认为应当在那里维持大量军力，保护通往亚洲的航路以及英国赖以维持的油田。英国在巴格达与德黑兰十分活跃，控制着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以及红海尖端的阿登港，这是当时世界上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港口。整个四五十年代，海外的英军军营里都装满了义务兵与职业军人，天天顶着烈日流汗操练却没多少上阵的机会，白白消耗着财政部的资金。当他们打道回府之后，留下了一片动乱不休的区域，纵横交错的边界如同伤口一般刺目。

在印度独立的问题上，政府上下一致同意要顺应形势。除此之外，工党大臣们对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感到十分亲切，而且他们还认为非洲各国自治就在十年之内。他们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主要是害怕影响到英国制定政策的自由。一贯言谈简练的艾德礼后来谈到西欧各国抱团的趋势时说：“有个六国共同市场（4），这几国我全知道。不久前我们还在流血牺牲与其中两国作战，好解救剩下四个。” 赫伯特.莫里森声称英国社会主义政府“是旧帝国的好朋友，我们将把它维护到底”。

这一观点十分普遍。左翼人士梦想一个成效显著的英国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引领其他国家的灯塔。这一幻想的野心之大，几乎与帝国主义不相上下。尽管这一说法现在听起来有些古怪，但当时就连乔治.奥威尔这样的作家与迈克尔.富特这样的记者都为之倾倒，更不用说众多满怀理想的工党基层党员了。在工党大家庭当中，上至艾德礼，下至为《论坛报》工作的毛头小子，都相信旧帝国终将转化成为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自由联盟，这将为英国的实力提供另一种基础。英镑区的人口大约有十亿左右，在白厅看来这基本上可以与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抗衡。人们谈论着新的英联邦航空体系，希望借此打造未来的世界民主网络。（关于这一失落的梦想可以参看奇幻作家麦克.穆考克（5）的作品，他设想了一个自由而反种族主义的英联邦，成员国之间由庞大的飞艇舰队保持联系。）

问题在于战后政府的社会主义日程力度如何？1940年之后，许多工党地方分支都希望继续进行党派政治以推进阶级斗争。甚至就在德军在诺曼底海滩演习的时候，工党党代会还收到一封来自哈利法克斯分部的信件，呼吁与德国和谈，因为与“这一个或任何其他资本家政府”取得军事胜利相比，和谈“对工人来说”还算是两害相衡取其轻。*20*这一情绪几乎被国家危机彻底粉碎，但是关于战后国家走向的辩论一直如火如荼。中间派政经计划游说团体不无得意地宣称战时环境“早已迫使我们采取措施，不光不能让富人过分消费，还得让他人能过得下去……采取新措施改善工人的住房、福利及交通条件……终结大规模失业。”在1940年进行的一场关于战时目标辩论当中，一向不好发言的艾德礼抱怨说德国进行得是一场“目标明确的革命性战争”，而英国打得却是一场保守派战争：“我们必须树立积极而革命性的目标，承认旧秩序业已崩溃的事实并要求人民为新秩序而战”——到了他上台的时候这一观点遭到了相当程度上的修改。但是1940年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认为全面战争所需要的强有力政府可以很有效地领导和平时期的革命。正如《新政治家》所说，“我们无法在战争期间实现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整套政府职能以便在战后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工党来说，全国对抗希特勒的励志故事与未来社会的合理组织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奥威尔在1941年的一篇散文里将英格兰形容成为一个当家人不中用的家庭，“除非我们失败，否则这场战争将会抹去一切阶级特权。支持这一特权继续存在下去的人正与日俱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国化或者德国化。“股票市场将被夷为平地，马拉犁将被拖拉机取代，乡间大宅将会成为儿童游乐场，伊顿与哈罗德之间的比赛将成为明日黄花，但是英格兰还是英格兰，一如既往……”*21*奥威尔把这一观点表达得比任何人都漂亮，不过股票市场、伊顿比赛与乡间大宅都幸存到了今天。但是他遵循英国议会传统走第三条道路的梦想，以及通过克制与公平来建设有别于俄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能，当时在工党的支持者当中很有市场。

自十八世纪以来，人们理想中的英国就是一个无人统治的自治之地，人们在这里可以不受干预地经营各自的生活。从维多利亚时期就有自由主义，到了三十年代许多政治家依然倾心于此。但是到了1945年，英国已经成为了身份证、配给簿、管制与高税收的国度，这一理想似乎也随之寿终正寝。民心所向的是大政府，深入个人生活并对其加以改善的政府。但是令人侧目的是，没过几年，艾德礼的“和平革命”就疲软了下来。经济与气象两方面的双重风暴严重削弱了人们的乐观情绪。尽管艾德礼的大部分遗产流传了几十年，但是这一切与工党社会主义者期望中的社会变革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1）这里吐槽几句。英国人形容自己的国民性好用一个词叫self-deprecating，翻译回来大概是拿自己砸挂/开涮的意思。英国的喜剧大致都是这种的风格。从巨蟒剧团到《黑爵士》再到《是，大臣》一脉相承。如果说在美国拿国家/政府开涮是搞笑的手段，在英国就是喜剧演员应尽的义务。窃以为这种心理与英帝国框架的崩溃不无关系，很难想象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国民也是这种精神面貌。

（2）http://baike.baidu.com/view/567591.htm

（3）http://baike.baidu.com/view/566550.htm

（4）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272466.html

（5）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689704/

*19* Dean Acheson, Sketches from Life (1961), quoted in Bullock, op. cit.

*20* Paul Anderson, The Road to 1945, Jonathan Cape, 1975

*21* George Orwell, “England Your England” from Inside the Whale and Other Essays, Victor Gollance, 1940; repr. Penguin, 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