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春华秋实——谈美国政府的科技政策（1） -- 花生米

没有人会质疑，美国是今世最重要的科技大国。我们身边无数代表着现代生活的产品，从互联网到鼠标，从商品的条形码到Iphone4S的语音秘书，都是美国人折腾出来的东西。更准确地说，上面那四件发明，都是军方的杰作。无论是基础学科，还是应用学科，美国都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精英来此学习工作。无论你说美国是靠砸钱堆出来的科研也好，是靠民主自由和那个已然崩掉的“美国梦”来忽悠世界各地精英也好，这个20世纪为人类社会贡献出无数创新发明的老大帝国，依然是咱们天朝许多人企图学习的对象不是？仔细研究下美国科技政策史，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教训，都对我天朝建立起自己完备且高效的创新体制，有着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

这里要提及的内容，笔者初步打算分为下面几个部分：1 美国科技政策的由来和最基本的科技政策理论；2 美国政府内制订科技政策的机构与作用；3 美国科技政策的非官方参与者；4 当代美国科技政策的趋势。

1.1 为什么科技创新那么重要？

我们都很熟悉邓公那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话，但为什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有几个概念要解释一下：

科学，Science，指的是对自然界的认知。

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利用已知的科学和实践知识来达到某种应用目的，这种目的可以是一个新产品，比如说爱迪生发明电灯泡，也可以是某种制造工艺的优化，比方说日本的精细制造理论。

研究，Research，是获取科学知识的过程，这其中又有两个子概念，Basic Research，基础研究，指的是不带用应用目的的科学研究，比如波尔模型的建立；Applied Research，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实际应用，比方说巴斯德对微生物学的研究。

开发，Development，是利用研究得到的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比方新材料，新系统，或者新工艺的开发。

因为研究和开发实际是个上下游的关系，我们一般把它们合并称作研发，也就是R&D。

换一个角度，根据最终产品目的的不同，开发也可以用另外两个概念来代替：

发明，Invention, 整出的东西不一定具有商业和社会价值。

创新，Innovation，创造出的物品必须有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早已知晓了，但这里笔者要炒下冷饭，因为我们会看到，美国科技政策的方方面面都跟这几个字眼纠缠不清。

现在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很多人的脑海中可能会砰砰砰冒出不少感性的画面，比方说咱憧憬四化完成时的场景：家家户户坐直升机上班，开潜水艇去航海。又比方说美国国家科技政策的始作俑者，范内瓦 布什所言，科技能够增强国防，提高人民的寿命，增加就业机会云云。

光是这些描述性的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像现在的美国，不少人有车有房，但同时又欠了一屁股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又比如前苏联，火箭卫星噌噌噌往天上射，平头百姓连条像样的国产牛仔裤都买不到。光是物质生活某些方面上暂时的改变，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够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而没有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买再多的Iphone，再多的汽车，最后来场经济危机，除了那金字塔尖上的一撮人外，大家都要嗝屁朝梁。这时候，就需要经济学家挺身而出，忽悠大家技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了。

于是，MIT新古典主义学派的Robert Solow在1957年提出来基础增长理论Basic Growth Theory。根据他的计算，从1909年到1949年，美国的生产力翻了一番，而这其中，只有1/8归功于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密集度增长，剩下的7/8来自于技术上的变化。Solow的结论是，从长期来看，经济能达到稳定增长的唯一要素是技术改变。

Solow的理论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心理安慰剂作用。古典主义学派在经济大萧条后一直萎靡不振，而且这帮人始终无法攒出一个能符合公众和政客们心态的经济增长模型，像Roy Harrod 和Evsey Domar的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是劳动力、资本和储蓄率三者脆弱平衡的结果，因此，周期性的失业率增长和劳动力短缺是不可避免的。大家听到这样的结论自然不爽，Solow将技术进步这个要素添加到模型里，得出经济能在长期实现稳定增长，这对于迫切希望能听到些好话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要知道，1942年熊彼得那技术创新会导致“创造性毁灭”的结论还萦绕在人们的耳边，虽然熊彼得跟马克思不一样，不认为无产阶级会以革命来夺取政权，而是会通过议会逐步将资本主义国家改造为社会主义，但在冷战那个非敌即友的大环境下，美国迫切需要一种能跟资本主义相符合的理论。

Solow的模型虽然解释了技术进步确实好，但这科技进步究竟是个什么东西？Solow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是笼统地说，技术进步是一种外生性的要素，无法用经济尺度来衡量。老爷子还说，西欧中世纪缺乏技术进步，因此经济增长缓慢。为了获取财富，国家只能进行海盗劫掠活动，或是发动战争。这一点，似乎能解释当下西方各国的某些动作。

对于很多经济学家来说，无法用公式和变量来解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是件很不爽的事情。这个问题直到1990年才被斯坦福的教授Paul Romer部分解决，也就是他著名的经济增长内生性模型。Romer认为，技术改革并不是外生性的要素，而是人们对于市场信号作出的反应，因此完全属于经济系统，是一种内生性的因素。技术改革体现于每单位工人生产输出的增长。要想达到经济的快速增长，企业和政府应该着力投资于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力资本。

这个模型最有意义的一点是，人口数目的大小不能决定经济发展程度，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力资本的大小。因此，虽然印度有10多亿人，但是它那几乎是个笑话的基础教育，决定了印度的人力资本绝对值远小于中国。印度的国家政策，乃是针对10亿的牲口和2亿的人类制定的。最近，经济学家杂志又拿中国和印度的一些经济发展硬指标来比较，其实这对印度非常不公平。与印度具有可比性的国家，是那些人口在1、2亿左右的发展中国家，当然，比较前还需把10亿牲口的数值按权重刨去。

虽然Solow和Romer的模型在西方学术界和政界很吃香，很符合政治宣传的需要，但是只要是经济学的的模型，就会有假设上的漏洞。特别是Romer的内生性模型，其中的问题是大大的。

1 这些模型将技术改革的结果笼统地归结为生产力的进步，而技术改革，如上面所说，其实是分为产品技术和加工工序技术两种的。对于没有什么资本的小公司来说，要挑战现有市场格局，通过提高现有加工技术水平来增加生产力，节省成本的方法是很难行得通的。它们更倾向于开发革命性的新产品，打开新的市场。

而对于具有相当市场份额的大公司来说，开发新的产品无异于打破现有的市场格局，这就有可能让其他竞争对手重获与自己竞争的机会，作为产业大佬，何苦做这种有风险的傻活呢？所以它们更倾向于加工工序技术的更新，而且当成本降到一定水平之后，市场份额达到寡头甚至垄断的地位后，这种技术革新的冲动也会逐渐消失。很多时候，许多产业巨头，像美国的那些石油大佬，微软一类，表面上为了政治正确，嚷嚷着要搞研发，砸了无数的钱进去，但是真正产出的新技术寥寥可数。像老AT&T被反托拉斯法拆分后，人们发现它用的许多技术，还是30年前的老古董。这些寡头最热衷的，与其说是搞研发，不如说是兼并有新技术的小公司，让那些可能对自己主宰的市场发起挑战的技术胎死腹中。

2 Romer受当时流行的研发上下游互动模型的影响，认为技术革新的原因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企业做研发是为了谋取更多的私利。无法解释私利和社会公利间关系，是自由主义的顽疾。没有企业会为社会公利而去做生意，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有些经济学家说企业搞研发，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也是扯淡的说法。的确，不少的科技产品创新创造了就业机会，但加工工序的技术进步，毫无疑问会带来所需劳动力的减少，这剩出来的劳动力怎么解决，Romer的经济增长模型无法解释。更不用说那些以污染环境作为代价的科技创新，是怎样伤害公众利益的。即便是产品技术的创新，比方说转基因作物，比方说纳米技术，其对于人体健康的危害，都还是个大大的问号。不考虑公利的技术研发，完全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人民的生活潦倒，经济的倒退。这一点，最近的例子，是花花街的金融创新。

3 与第二点相关的，技术革新增加了很多外部要素，其中最令工业国家头疼的，恐怕就是资源供应问题。从石油到橡胶，从稀土到网络信息资源，如果自己无法控制这些新技术所需的原材料供给，那就会造成严重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作为Solow之前低研发，低增长，高好战结论的一个补充，即便国家拥有很高的创新速度，很高的经济增长，资源供给的瓶颈也完全有可能造成国内国际政治结构的不稳定。西方19世纪以来发动的历次殖民战争，一战二战的互相毁灭，就是最好的例子。

既然技术创新有很多的社会和政治风险，那为什么西方国家，还是在不遗余力地鼓吹技术创新呢？因为只有技术，和技术背后的知识储备，是西方国家在面对新兴工业化国家挑战时为数不多的几个优势领域。抛开上面的模型不谈，我们来想想其他几个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投资？西方国家依然是资本过剩的地方。商业扩张？商业扩张必然带来产业和劳动力的专业化，这一点早已在西方经济中实现了。规模效应？西方的人口结构和增长速度能和发展中国家比吗？唯一靠谱点的，就是人才和知识资本了，一方面可以提高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一方面可以想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产业的先发性获利。实在不行还可以搞忽悠经济，骗骗北京上海这样城市里的小白领买个IPhone来玩。

当下，无论对西方国家，还是对中国来说，政府最根本的经济任务，是保住草民的饭碗和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经济的增长必须以这个任务作为前提。而作为经济增长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技术革新，则必须将满足公利和政治需求，而非私利，摆在首位。任何技术开发的项目，政府要先对项目有严格的评估，衡量公利和私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对风险的预测。美国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正面和负面的经验，在后面的文章中会一一分析。

只是对这句存疑——“任何技术开发的项目，政府要先对项目有严格的评估，衡量公利和私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对风险的预测。”

仅仅衡量公利和私利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远远不够啊？如果不能为了长期的公利而牺牲眼前的公利的话，那探索宇宙和原子的奥秘这种短期不能给广大草民的饭碗提供保障的事情是不是也不用考虑了？

很多包括读了学位的人，也搞不清楚科学技术发明研发的区别，感谢老兄解释

"的确，不少的科技产品创新创造了就业机会，但加工工序的技术进步，毫无疑问会带来所需劳动力的减少，这剩出来的劳动力怎么解决，Romer的经济增长模型无法解释。"

说说我在国外和国内的工作经历。同样规模的制造业，美国工厂的人数(87人)是我们(350人)的1/4。是因为他们的工序比我们优化，自动化比我们高。我们也想到很多优化工序，但因为投资太大或很难实现或人工暂时比较便宜而不了了之。现在我们有机会去参观他们的工厂，大开眼界，很快回来(山寨)改造，现在人数是265人，人数减少了1/4，但还是他们的3倍，效率也提升为他们的85%(他们制造一个用42秒，我们从85秒减少到57秒)。

美国工人身兼数职，操作工竟然还做电气和机械修理。尽管我们人数是他们的3倍，但我们的人工成本大大的比u他们便宜，总的成本还只是他们的2/3。相对还有竞争力。

为什么说美国一般制造业没有竞争力，是因为20%精英人物的高工资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导致制造业成本的高企。

由于电子产品/互联网/新技术(Innovation)的发明和华尔街的金融创新而重新更改了社会财富的分配。Bill Gates在Microsoft积累了400亿美金，尽管他说要全部回报社会，但其他美国人的钱包就缩水了。

可以去：

经济管理

或者：

科技探索

像马克思直白的讨论分配问题的真是太少了。而

而分配问题，并不是平均就好了，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和激励的问题。

与技术研发是不同的两个事物。政府相应的政策也大不相同，后面的文章里你就能看到

1.2 最后的民间科学家

美国的政治理念，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中都算是个另类。这个国家有很强的反政府倾向，是自由主义泛滥的巢穴。民主党，这个经常被骂做要搞大政府的政党，按照欧洲的标准来衡量也不过是个中间派别，根本算不上左派。这种传统，与美国殖民地革命，狂飙西拓和独一无二的地缘关系是分不开的。美国的企业和各色组织，习惯了自由放荡的生活，一直对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身怀敌意。一战时，威尔逊撺掇美国参战，进行了战争动员，结果被美国各界骂了个狗血喷头，认为国家机器在蛮横干涉私人的自由。

具体到科技界，最典型的代表是Frank Jewett，贝尔实验室的老板和1938届国家科学院的主席。他认为联邦政府干涉科研和专利法会减慢科技研究的步伐。因此，联邦政府最好是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

但是即便是Frank Jewett这种极端反对政府涉足科技界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联邦政府在国防科技研发领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实这句话还可以说得再大点，没有美国政府在军事科技方面的投资，美国工业革命的步伐至少要慢半拍，工业产值能否在19世纪后半叶赶超英国都是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当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后，英国人一直感到不解，为啥这帮洋基土鳖，能把咱们帝国的制造业给压过去了呢？于是一帮企业家跑到美国去调研，结果发现美国人发明了一种工业生产的利器，可互换零件 Interchangeable Parts。而这东西，乃是当年战争部（今天国防部的前身之一）资助它的项目外包商研发的，起初用在火枪部件的加工上。美国军方与军火商间的勾勾搭搭源远流长，后来更逐渐演化成了吸草民血不眨眼的军工联合体，当然，这是后话。

2战时候，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科技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期间，两个人对美国未来的科技政策走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个人是阿尔弗雷德 卢米斯Alfred Loomis，一个是范内瓦尔 布什 Vannevar Bush。

Loomis 是一个标准的高智商富二代加官二代。他的父母都是来自曼哈顿的望族，而年长他20岁的表哥 Henry Stimson担任过数届的战争部长。Loomis从小就是一个狂热的科学爱好者，在耶鲁大学本科念的是数学和科学。不料在其于耶鲁读书之时，他早已离婚的父亲不幸病故。为了养家，他被迫放弃科学的喜好，前往哈佛攻读法律博士学位。后成为华尔街呼风唤雨的投资大亨。在28年华尔街即将崩盘的前夕，他又果断地将自己的投资卖出变现，结果在股市崩溃后狠赚了一笔。

由于当时投资前景非常暗淡，发了一大笔横财的Loomis索性金盆洗手，在纽约北部著名的富人聚居区燕尾服花园买了一大片地，盖起研究所来。在人生几番折腾后，他终于干起了自己最热衷的事情，科学研究。不过，在燕尾服花园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他勾搭上其研究主任的老婆，45年时与各自的配偶摆脱关系后结婚，成了当年纽约最大的丑闻。

如果没有战争，Loomis恐怕最多也只能算个快乐的有钱人，在燕尾服花园搞搞微波研究和同事的老婆来玩。欧陆的战争将他推到了历史的前台。1940年的英国，正在经历自西班牙无敌舰队被击溃以来最大的本土危机，不列颠的上空时时刻刻响彻着战机引擎的轰鸣声。英国人此时能抵挡德国空军狂轰滥炸的法宝之一，是它的雷达预警系统。怎奈当时雷达功率不够，非常笨重，无论是运输，安装还是维修都非常不易。此时英国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新技术，共振多腔磁控管 Resonant Cavity Magnetron，可以大幅提高功率，减小雷达的体积。但当时的英国，根本不具备工业实力将其大规模生产。此时全世界唯一具备这样制造实力的，就只有美国。

于是一个英国代表团被派往大洋彼岸乞援。Loomis作为常年研究微波技术的人，担当起招待者的角色。他敏锐地觉察到这项技术在军事上的重大意义，小型雷达可以被安置在飞机上，成为抵御德军夜袭和潜艇战的利器。怎奈当时的美国军界，依然弥漫着很强的孤立主义色彩，参与谈判的大部分将军们，认为英国佬很快就会被德国干掉。这时候去支援他们的国防建设，都等与把银子和技术撒给希特勒。最后谈判以大家喝得酩酊大醉毫无成果而结束。

打不通将军们的关节？不要紧，别忘了Loomis的老哥是干啥的，这时候他又成了不知是第多少任的战争部长。Loomis 向Stimson提出建一个巨型的微波实验室的要求。这个实验室要由战争部来提供资金，但是工作人员都不属于军方，研究员从各大院校和企业中征招。这个概念和模式，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联邦政府研发中心 Federally Funded R&D Center。

Stimson本身对这项提议就非常感兴趣，毕竟绝望的英国人已经打算将全套技术转让给美国，加之在一旁蹦来蹦去的人又是自己表弟，所以这项提议很快就批下来了。最大的问题，是实验室该建在哪里。Loomis 于是把自己的俩铁哥们儿，MIT的校长，和时任MIT工程院院长及国防科工委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委员的Vannevar Bush叫到华盛顿来和他表哥商量。最后四人一投票，3比1，得，就建在MIT吧。为了掩人耳目，这个实验室被叫做放射实验室 （Radiation Lab, RAD, 当时原子能还被认为是很难在短期内应用的基础学科）。Loomis 充分发挥他在科技界混迹多年的人脉关系，仅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将全美国的物理学精英揽至麾下。

RAD作为第一个由联邦政府直接资助的实验室，他的很多特点被战后一系列类似的实验室所效仿：

1 群英荟萃：从1940年到实验室被解散的1946年，共有1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个实验室工作过。

2 资金灵活：Loomis亲自张罗各个项目的启动资金。与企业间的合作也不采取竞标的方式，而是Loomis亲自拍板决定，毕竟前线告急时间紧迫。

3 组织松散：Loomis 非常反对科研的官僚组织化。研究组别和领导的选择都是仅按其个人才干来分配的。组与组间互动频繁，大家都是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每日工作时间非常长，研究所里充满着同志般的友谊。整个实验室的文秘支持人员非常少，最初建立的时候，有36个科学家，仅有1个秘书。

4 关系通天：Loomis亲自领导Rad的周转，并且直接向国防科工委的Bush汇报。不过很多时候，他会绕过Bush，直接去战争部找他的表哥，通过他表哥施加压力，逼迫军方保守的官僚们接受新研发的科技。

Rad设立的6年，Loomis 将战争部大大小小的部门跑了个遍，说服陆军将Rad开发的技术，融入到其的战术指导框架中去。Rad开发了几乎所有美国军方二战中使用过的微波雷达。另外一个重要的产品，是电波导航系统——长距导航系统 Long Range Navigation，在GPS出现之前，这是使用最广的远距离导航系统。

Rad的成功还促使了曼哈顿计划的诞生。当Earnest Lawrence开始郑重考虑研制原子弹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Loomis，这两人，加上Bush和Stimson，一起去游说罗斯福。罗斯福立马就同意了这个倡议，钦点奥本海默领导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的研究工作。整个曼哈顿计划的组织结构就是完全照搬Rad的，而Rad也为曼哈顿计划贡献了11个研究人员。军方本来希望将这个项目纳入他们的官僚系统，让科学家穿上军装，结果由于Rad的成功，这次企图被一枪打回了。

作为一种新思维的创建者，Loomis比贝尔的Jewett前进了一步，科学家不再是歇斯底里地反对政府涉足研发。Loomis 清楚地意识到，政府这个国家机器和大金源，在帮助科技进步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坚定反对政治和官僚体制直接干预科研的过程，认为这是在抹杀科技创新所必备的自由土壤。但在战后，他的思想日趋保守，认为和平年月，Rad这种模式毫无前途，便于46年关闭了Rad实验室。之后他退居燕尾服花园，和二婚的老婆过起了归隐田园的生活，不问世事，直到75年去世。

Loomis本人，在美国金字塔尖这个人群中，算是做得相当不错的。他为政府与科技界的沟通，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但其个人的思想本质，还是一个保守的资本家，反对公权力凌驾于私权之上，只有当国家处于危机中，个人的财富和安全受到威胁之时，它才会同政府机器达成妥协。何况，他那通天的关系网，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企及的。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慨叹，像他这样的金融家，除了挣钱，还对科学技术，或是其他社会公利事业，真正打心底里热爱的聪明人，现在的美国已经不存在了。Loomis，的确像他的传记作者Jennet Conant所言，是美国最后一个民间科学家 Amateur Scientist。之后的美国，科学家和非科学家间的区别会越来越大。而作为R&D之本的基础学科研究，在经历2战时期科技研发的狂飙突进后，已经不再是像燕尾服花园那样的私人小作坊能承担得起的了。当Loomis 关闭Rad实验室之时，下一个时代的号角，已经随着Bush的“科技，无尽的边疆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吹响了。

俺个人的标准：不宝推任何ccthere的帖子。

美国国防部是战后成立的，在此之前是陆军部和海军部。

现在是赶上来了，否则就是待宰的羔羊，经济模型从来不能和政治，军事分开。而且欧洲的均富模型可以比美国更好的解决技术进步，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所以虽然他们虽然懒。目前还不用印钞来解决问题

恰恰相反，小公司与大公司竞争的主要手段不是技术创新而是降低成本，大公司的人力成本、管理成本往往是小公司运用低成本竞争的直接攻击手段，只要我比你有价格优势，我就可以打败你。尽管也有小公司通过产品技术创新来打败大公司，但与成本控制上进行的竞争相比绝对是非主流。这一点上随便调查统计一下，结论不难得出。

相反大公司需要利用在研发投入和规模化上的优势拉开与小公司的技术、工艺差距，是其主要手段，因为这两种行为都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小公司往往难以做到。这与你在后面分析的发达国家的情况如出一辙!当然大公司经常收购有创新的小企业，但是这只是大公司创新的手段而已，毕竟收购一个创新比实现一个创新成本低多了。

而一些小公司的所谓创新，往往是国家或者大机构研究所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被主要管理者或者研发者带出来进一步商品化的结果。绝大多数小公司的创新干脆就是在大公司职务研发的成果，没有向公司申报或者纯粹是偷窃出来，重新运作成产品。(我根本不介意，事实上鼓励这种行为，技术扩散也是创新之一。评价这件事应从三个角度去考虑，社会、应用者、产权人)

总之，小公司实现了大创新和大公司抹杀创新都是事实，但是这些都不是主流。

自利与公利之间必然矛盾吗？人类有理智，能够分清不同的自利有大小，期间也可能有矛盾。如果一种自利需要在利他的基础上实现，并且这种利他比其它的自利行为更能给自己带来好处，那么这种在利他基础上的自利，就会在其成立的限定条件下成为个体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长期为群体的大多数个体所接受，慢慢就成为了群体道德。

而且公利也有大小，也有互相矛盾的可能。短期公利和长期公利并不必然统一。人类理智的不足是一个原因。正是其导致了“次贷”“传销”这种短视的集体行为，但是这无法成为自利不能实现利他的证据。而且公利是有局限性的，利他是有其针对的群体的，这更符合事实。一个群体的利他可能是以损害另外一个群体为代价，但是针对这个群体的利他，就是这个群体的公利。利害的辩证统一是谁也不能逾越的客观现实，但是利害的辩证统一，也不能否定自利能够实现利他。

商人们的自利必须以利他为基础，否则根本挣不到钱，因为给他钱的人也是自利的。市场就是通过这样的博弈，实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当然我反对市场万能的观点，市场只是我们实现利他的手段之一，而且市场也有破坏公利的时候。

现在《科幻世界》上的小说越来越渣了，但是上面有一些科技社论就不错，经常是探讨一些科学发展和未来方向的一些问题。

比如今年第10期的文章名字就叫：夭折的高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