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在新年第一天新开此帖，于我是个鞭策。我将要做的工作许多人都能做且也都在做，我对所有这些人抱有同业人员的敬意。不过我依然认为这里的工作有其独特性，因此不可替代。

本帖内容以现当代英文演讲与讲座为主。所选文章将会在本帖以及与题材相应的版块内分别发表。欢迎并期待各位河友在附带本人ID的前提下进行部分或全文转载。之前分散在河内发表的类似文章也将归纳在本帖之内。

欢迎有类似爱好的河友在本帖中提供自己的翻译/原创作品，或者你希望看到的演讲/讲座题目，演讲人资料，在线链接等等。对于本人翻译错误疏漏之处同样敬请不吝赐教。

好了好了不用鼓掌了，（掌声渐歇）你们还真听话（笑声）。女士们先生们，朝气蓬勃的哈佛学子们。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一生很幸运，我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许多了不起的人都曾令我难以自持，无论是在知识、社交、情感还是在性（笑声）的方面，但是此时此地集成了所有那些了不起的时刻。你们朝气蓬勃的年轻脸庞，你们洁白无瑕的牙齿（笑声）在我眼前闪耀，实在令我感到近乎无法忍受的难言快乐。

如果你们平时看电视就会知道，只要是颁奖，不管颁发得是什么奖项，都足以驱使一位公共人物光着脚在碎玻璃上走上一千英里只为前去领奖。我们全都喜欢获奖。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奖项的性质无关紧要，反正获奖人一定会说这是最重要的奖项（笑声）。如果这个奖项是同业人士颁发的，他们就说这个奖项意义太重大了，（做可怜兮兮状）因为这是来自同行的认可（笑声）。另一方面如果颁奖的是《人物》杂志且评奖结果来自公众投票，那么这个奖项就太重大了，因为这是来自公众的肯定。但是我十分诚恳地说，获得这样一个奖项，一个并非来自全世界第二激动人心的地方——剑桥大学（笑声）——而是由这一非凡的组织在人文主义领域所授予的奖项对我来说的确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在此时此地，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在时间之河的这一段岸滩”以人文主义之名获得这一奖项的确意义非常。因为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以来，还没有哪个时代如此迫切地需要弘扬人文主义思想，这一将我们今日汇聚一堂的思想，这一不仅建立于这座了不起的大学、而且建立于这个了不起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思想。目前全世界最可悲的事实之一在于这个在启蒙运动、理性时代、教育与自由思想原则的伟大精神激励下诞生的国家目前在所有西方国家中最受另一类精神的威胁，这些精神正在积极、坚决且自觉地反对着这些美国立国的原则，它们正试图熄灭那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曾经点亮美国。点亮哈佛大学以致点亮世界的光明（掌声）。

所以说如果任何一位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夸口的话——“受过教育”这话真不好听，自称“受过教育”听上去是如此的精英主义且自以为是——但作为我这个剑桥毕业生，以及你们这些哈佛毕业及在读生，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人真能夸口的话，这话应该这么说：“我不接受说教。我拒绝接受他人的说教。我愿意观看他人的展示。我愿意得到他人的启迪。我愿意跟随他人的引领。但我拒绝接受他人的说教”（“I won't be told. I will not be told. I will be shown, I will be inspired, I will be led. But I won't be told”）。

世界及其知识的历史有两种主要形式。其一是揭示而得的知识，如果我们能这么说的话。这指的是更高一级的源头向人类揭示的知识。这个源头可以是神灵，可以是神圣经典，无论是什么经典，甚至还可以是世俗性质的经典例如《共产党宣言》。这些经典的字句对于读者来说是神圣的，其内容在根本上是不容置疑的，读者可以对其加以检视，赞叹其非凡的内容，将其拆分整合来证明其伟大。广义而言在过去两千年里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对待圣经的历史。历史再短一点的有古兰经，再长一点的有摩西五经，在具体做法上都是如此。这是揭示而得的真理。我们并不清楚这些真理的来源，我们必须十分费力地猜测最初的作者是如何领悟到这些真理的，无论是由一名先知撰写的古兰经还是由众多先知共同撰写、一系列会议增补删减而得的标准版圣经，这只是最近的事。这就是揭示而得的真理，可以且应当成为生活立身准则的真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怀疑此类真理会招致酷刑加身。此外还有一类真理，用你们想必很熟悉的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Anagnorisis，探索得来的真理。你怎能“探索”真理呢？这并不是每人都要独自探索、无法通过信任家长或老师来获得的真理，而是是能够加以演示的真理，可以论证的真理。一位教师可以一边手拿树枝、粉笔或石笔在地面、黑板或蜡板上描画一边询问学生，“你怎么看？这能说服你吗？你能意识到这一点可能的真实性吗？”。此外再加上个体的经验与领悟，这就是探索得来的真理。

我在这里还请经典学者们原谅我的唐突，但是探索型真理的繁荣时代是古希腊尤其是雅典，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为代表。就算这不是真的，也请我们姑且想像一下的确有过这么一段时间。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步想象在随后几千年里这种真理被熄灭了，期间唯一存在的就是揭示型真理。宇宙的组成，星辰的运转，人类的情感，司法的运作，生活的准则，抱怨饥饿的权利，教育子女的规范，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一本书。而且唯有享有阅读该书的特权的人只有所谓的使徒传承者（Apostolic succession）。基督教的创始人钦点了自己的使徒，使徒又钦点了自己的使徒，如此下去。因此任何一位在教会里领取神职的人都可以宣称自己的传承可以一直追溯到立教者。在基督教里他们是唯一有权阅读、推导并诠释此书内容的人。就今天的我们看来这似乎十分荒谬，我们的祖先居然就这样毫无怨言地生活了一千五百年，期间从未想过上街示威，向如此愚行挥拳抗议。过于责备我们的祖先是错误的行为，我们所有人都是那些从未想过挑战教士权威的民众的后代，他们从未考虑过其他答案存在的可能性。

古希腊一度如此灿烂的光明居然一下子就熄灭了，的确令人费解。不过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光明并未彻底熄灭。从十三、十四、十五至十六世纪，人们慢慢开始自己阅读这本书，自由质询的瓶中精灵就此释放了出来，并且在十七、十八世纪站稳脚跟，直到今天这一点依然令人惊叹。各种自由质询行为都开始得到尝试。十七世纪英国成立了皇家科学院，牛顿开始研究光、重力与运动的法则，我们当今物理学的基石。同时政治活动在法国开展起来，印刷变得更为廉价而自由，思想开始以了不起的形式传播开来。教会的势力就这样被缓慢地、进两步退一步但始终无法阻挡地顶了回去。我们称之为启蒙运动，光明与理性在这场运动中照亮了人类经验的每一个角落。在社会、政治、情感以及精神等各个层面上我们都受到鼓励重新思考。

固然就原则而言我们要进行理性思考，但更重要的是进行经验性思考。根据理性你可以支持或不支持某一主张，但是科学与自由思想的美丽之处在于它们不会就此止步。理性总是倾向于迷信。你们可能觉得这么说很奇怪，人文主义难道不应该视理性高于一切吗？但是理性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也要接受检验。法国数学家兼哲学家帕斯卡尔曾借助理性分析过光学原理并得出了十分合理的结论。我不打算在这里发表反法言论（笑声），但这是典型的法国人做派，他们当时根本想不到要弄脏双手进行试验，因为他们的光学理论“很理性”。但是笨手笨脚脏兮兮的英国人牛顿（笑声）不怕磨秃自己的指甲，他用钻孔的纸板证明了帕斯卡尔说法的错误。这是经验主义的伟大时刻，这是检验的时刻。仅仅质疑并不够，还必须检验，这是科学的基础。假如要定义科学，正如很多人都在尝试的那样，我的定义就是“在事实面前保持谦虚态度”。你的说法多么合理，你的理论多么漂亮，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在事实面前你必须谦虚并服从。这就是所有伟大科学家的共性。他们自然都很有想象力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很有艺术性且十分激励人心，但他们在事实面前也都十分谦虚。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笑话。就好比我在这里谈论三色原理或者介绍谁是莎士比亚一样，这根本就很他妈的一目了然（笑声，掌声），以至于还要专门对其进行说明十分令人吃惊。我们这个时代启蒙运动的思想基本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还有人前往教堂向上帝祈祷。我希望大家理解，人文主义者绝对不应该嘲笑一名信仰虔诚的个人，我们不是这种人。我们没有兴趣说服他们反对自己的宗教，我毫无兴趣劝说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或穆斯林或犹太教徒相信他们自己是错的，劝说他们相信上帝并不存在，我费这个劲有什么意思？他们很快乐，而且这不关我的事（掌声）。但是（笑声，掌声）上述说法所引申出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我信仰什么也他妈的（掌声）不关他们什么事。他们无权将揭示型真理强加于这个怀疑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与启蒙运动的奇妙世界。这是一个有缺陷的世界，一个充满了自相矛盾、模棱两可与疑难问题的世界，一个几乎无解的世界，但是在这个世界里每人都拥有一项最重要的自由，也就是思考并表达观点的自由，无需担心某些自称掌握神灵意旨却无法证明神灵存在的人在比喻意义上或实际中向他们施放地狱烈火。

启蒙运动中有许多英雄人物，雪莱就是其中一位。当时他因为信仰无神论而遭到牛津大学的开除，就遭到开除而言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高尚的理由。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认同希腊神话。神话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其真实性，而是因为其表达了真理。用意大利人的话来说“这不是真的，不过很有根据”。雪莱意识到了希腊神话中对人类而言最伟大的英雄就是普罗米修斯。古希腊人本能地意识到，如果神灵或高等存在是真实的，那他们一定是任性、为所欲为、存心不良、幼稚且反复无常的。无论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还是身居虚无缥缈之地的一神教神灵都难以免俗。如果任何人检视宇宙之后说“假如上帝存在，那他一定存心善良并充满魅力”，我们只需指着罹患骨癌的小孩子发问“这个上帝以为自己是谁？他以为自己在干什么？”神学中有一整个分支专门徒劳地应对这个问题，称作神义论，阅读这方面的著作就像看连环画一样有趣（笑声）。许多可怕的事情是无法正当化的。但是完全可以想象一位如我所言任性、为所欲为、存心不良且行为骇人的神灵。

希腊人知道人类有一种特质，我们可以打个比方称之为“灵光”或者“灵感”，你要是愿意也可以称其为“神圣火花”。他们分析道这种特质本应是神灵的特有专利，而我们只是区区凡人，因此一开始神灵一定不希望我们拥有任何意义上的神性。泰坦巨人普罗米修斯热爱人类，于是用茴香枝从奥林匹斯山盗取了圣火并交给人类。人类不仅在实际意义上运用火焰锻造青铜，而且在比喻意义上获得了与众神平等的地位，因为他们拥有了神火。宙斯俯瞰大地，看到人类开始用火并由于嫉妒而怒不可遏，于是就将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每天都会有秃鹫飞来啄食普罗米修斯的内脏。有一出戏的题目就是《束缚的普罗米修斯》。而革命派的学来在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创作了《解放的普罗米修斯》。在他的诠释中这出戏讲的是宗教控制人类，而启蒙运动中的人类从教会那里盗取了火种，这是阅读与学习之火，受教育、阅读所有文本以及了解世界之火，而上帝对此心怀嫉妒并想要对我们施加惩罚。

当然雪莱并不信仰上帝，他在这里指得是某种特定的人类精神，人性当中意欲施行专横统治并拒绝我们获得知识的一部分，这部分人性想让我们产生负罪感，借用塞缪尔.贝克特所说就是让我们为了“出生降世这一罪孽”而负疚。简而言之这就是天主教的教条。我们全都犯下了出生降世这一罪孽。我们这个种族居然在好几个世纪里忍受着如此乏味而侮辱性的教条实在令人吃惊。我们并没有因为出生降世而犯下罪孽，但是我们全都完全有能力理解善恶，无需借助从高山上带下来的石板的说教。

我本人的偶像之一是爱尔兰诗人与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当年他以爱尔兰最杰出希腊学经典学者的身份从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前往牛津。他的表现无可挑剔。当年有一种口试考试形式，由院长组成的评审团进行。王尔德参加的是希腊语考试。他的希腊语自然十分精通，不过希腊语也分两种，经典希腊语和新约希腊语，而考生必须同时精通两种语言。于是在考场上考官从希腊语新约中随便挑选了一页叫王尔德当场翻译，那一页的内容是基督受难。他翻译的很流利，于是考官说“可以了”，他还在继续翻译，考官说“你可以停下了”，他还在继续翻译，考官说“王尔德先生，请停下”，王尔德答道“求您让我继续吧，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个故事接下来怎么样了。”（笑声）

世俗世界对宗教世界发动的复仇——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在于目前相当数量的人口对于宗教仪式与教条可谓全然无知。你们许多人可能都说不出我阅读讲稿——我其实没有念稿子，而是在想起什么说什么（笑声）——所使用的讲台为什么要做成雄鹰展翅的形状。鹰是四福音书作者之一圣约翰的象征，站在这个讲台上往下宣讲级相当于宣传福音，这就是鹰的含义。人文主义有许多长处，例如智识上的坦诚，无法餍足的好奇心，公开质询的精神，思考的自由，摆脱生硬教义的自由，摆脱传承而来的教规的自由，等等。这一切自然都很好，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于人文主义没有兴趣劝说别人采取特定的生活方式，而是采取展示的方式。讲故事有两种方法，展示与告知，一般而言展示是最好的方法。这个房间里也许有人有兴趣自称人文主义者，也许有人没这个兴趣。如果你有的话，那我极力主张你将自己当做一位对占有他人思想毫无兴趣的世界公民。如果这世界上真有一条头号大罪，那就是如此之多的人都希望占有别人的思想。你可以撩拨他人的思想，可以接触他人的思想，可以挑逗他人的思想，可以把玩他人的思想，可以在他人的思想面前端庄作态，但是永远也不要试图占有他人的思想（掌声）。

我再讲两个王尔德的故事好了，现在这样的场合一定会令他的鬼魂大呼过瘾。当我刚刚涉足所谓的演艺圈时（笑声）有时会在演讲之后受邀前往学生宿舍，喝上三杯咖啡两杯酒，偶尔叫人吹个箫什么的（笑声），不过主要还是以顾及体面的活动为主。八十年代早期的时候，在学生宿舍里的墙壁上往往挂满了当时的偶像人物，例如满脸大胡子的卡尔.马克思，头戴贝雷帽的切格瓦拉，还有吉米.亨德里克斯或者约翰.列侬。因为八十年代人们依然相信革命与摇滚可以使人类解除奴役的束缚。我知道现在这么说听上去有点傻，但当年我们的确认为这是可能的。列侬的死亡，音乐的极端商业化，柏林墙的倒塌以及许多其他事件都让我们看清了革命与摇滚无法拯救世界。随着八十年代让位于九十年代，我再度访问校园时发现宿舍墙壁上的招贴画也悄然改变了。最受欢迎的画像是爱因斯坦与王尔德，这一发现令我十分快乐。因为我发现学生们意识到了假如真的要解放人类精神，真的要为人类生活带来哪怕一点点来之不易的改善，并不能依靠革命或者摇滚，而是要依靠思想的生命。而思想的生命是我们每天都应当为之庆祝的事物，尤其是在哈佛大学这样的地方。

在生前饱受羞耻、侮辱与打击的奥斯卡，身陷囹圄、流亡异乡的奥斯卡，现在却成了一位不朽的波西米亚学生之王，象征着一切自由、开放以及充满活力的事物。他在《自深深处》中对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勋爵说，你没能获得牛津学历并不丢人，许多伟人都没有学历，真正不可原谅的是“你至今还没能获得‘牛津气质’，我的意思是，你从未成为一个可以从容把玩思想的人”。这句话说得多好啊，“从容把玩思想”的能力，这就是奥斯卡所代表的一切。我相信大家都去过纽约。如果你从格林出发，沿着第五大道一直走，从出租车的后窗看去，你将会经过帝国大厦。随着你接近帝国大厦，周围较为低矮的建筑会逐渐挡住你的视线，你只能看到帝国大厦的顶端，看上去似乎这些低矮建筑比帝国大厦还高。但是随着你经过帝国大厦，将会体验到一个了不起的视觉幻象，帝国大厦的高度似乎在增长直至将其全部高度展现在你眼前，而低矮的建筑则逐渐显露了自己的低矮本质。奥斯卡就是这样的人。他在1900年去世时可谓身败名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眼中那些在他生前遮挡他的大人物们逐渐原形毕露，成了矮小的侏儒。随着我们渐行渐远，王尔德的形象也越发高大，终于成为了文坛巨匠以及学生群体的偶像。

走之前我再讲几个故事吧。王尔德的访美之行令他声名鹊起，就像日后的披头士一样。当时他在英格兰也算有名，但是他其实什么都还没做。在英格兰他写了几首不甚出名的诗歌，在牛津拿了不少奖项，但是他之所以出名完全是因为其日常举止，因为他佩戴在纽扣孔里的鲜花，因为他说话的方式。当时最有名的讽刺作家吉尔伯特与苏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 ）写了一部戏叫《耐心》。这出戏很成功，不过经纪人理查.多利.卡特意识到如果想在纽约推广这部戏有困难，因为谁也没听说过这部戏。美国从未发生过唯美主义运动，也没有王尔德这样的人。所以这位杰出的剧院经理就找到奥斯卡，说我可以付给你一大笔钱，希望你能到美国进行巡回讲座，把你所有最惊世骇俗的衣服都穿上，穿上你的丝质长筒袜，天鹅绒衬衣，梳一个中分头，愿意的话还可以放下头发挡住一半脸（笑声）。如此良机奥斯卡自然不会拒绝，于是就应约而至。我想你们都知道他刚刚台上美国国土时所说的名言。在纽约海关当检察人员询问他有无需要申报的物品时他说“我除了天才之外无可申报。”（笑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始。他还说亚特兰大城有些令他失望，因为他以为这里的水还要多一些（笑声）。

他的讲座十分成功。之后他到了芝加哥。你们应该记得此时的美国多么不平凡，因为一场大规模内战刚刚结束。这个如我所言建立在最为美好的理念之上的国家，这个建立在平等自由等等伟大原则上的国家，这里的宪法如此优美，国父们在新大陆上建立新耶路撒冷的雄心如此超群，但是就在几年之前这个国家却陷入了全世界都极少目睹的血肉池沼中。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野蛮的战争。我认为时至今日这依然是历史上最为野蛮的战争。不仅如此，此时西部也是暴力频发，针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正在进行当中，芝加哥与纽约也即将成为黑帮火并的战场。美国人对此都疑惑不解。为什么一个立国原则如此美好的国家会陷入如此的无名暴力之中呢？当时所有人都想问这个问题。于是在一次讲座中主持人就问王尔德说王尔德先生，您对此有何见解？王尔德说我当然十分理解美国如此暴力，因为你们的墙纸太难看了（笑声）。这话乍听之下的确傻得令人发笑，但是细想一下却大有深意。王尔德及其密友们所理解、以及我们凭本能意识到的事实是，我们这个种族有一个极其糟糕的毛病：如果你向窗外看去，观察大自然的任何方面，从热带风光到两极荒原，沙漠高山，世界的任何自然角落都拥有着无与伦比的美丽；所有丑陋的事物都是人造的。相信自己属于一个除了丑化这个孕育自身的行星再别无所长的种族是很可怕的。根据王尔德的看法，这种观点将会使一个人自轻自贱，毫无自信，感到社会兴衰与其无关，而这正是暴力的起源。所以王尔德说如果你们无法使城市变得美丽，使生活变得美丽，那么暴力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让我用下面这个王尔德自己讲的故事来收尾吧。我认为这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我们生而为人所共有的罪孽。王尔德当时正在参加一个宴会，席间有人十分不积口德，于是王尔德就讲了下面这个寓言：说是魔鬼在利比亚沙漠里游荡，看见一群小鬼正在纠缠一位僧侣。于是魔鬼走上前去，一众小鬼纷纷拜倒口称“大王”。魔鬼问“尔等所为何事？”小鬼答道：“大王明鉴，过去三十九个日夜里我们一直在诱惑此人背弃上帝与教会，许之重权高位、知识奥秘、肉体欢愉、金银财宝，但此人信仰坚定，一概不为所动。”闻听此言魔鬼说道：“闪开，看我手段。”他向僧侣耳中轻声耳语一句，僧侣立刻摘下十字架折成寸断，高声尖叫，以最为亵渎的言辞咒骂起了上帝与教会。小鬼再拜曰：“大王法力无边，我等佩服之极，却不知大王所言何事如此见效，我等于之前三十九日夜中竟然遗漏未提？”魔鬼说道：“这也简单，我告诉此人他的兄弟刚刚荣升亚历山大城的主教。”（笑声）这就是王尔德对人性的见解，直到今天依然引人入胜。

我要说这个奖项对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接受这一奖项的条件是你们能认同我以下的观点：无神论者或者人文主义者不应当自以为通晓真理而对他人说教，不应当出口伤人，不应当沾沾自喜，凭借真理藐视他人，或者在论辩中得理不饶人，不应当声称我们掌握着宇宙的绝对真理。千年以来我们都是上述做法的受害者。我们是这种有害想法的解药。我们公开而坦诚，充满良好的精神与快乐，我们像任何宗教教义所要求的那样热爱自己的同胞。的确，非正义会令我们动怒；的确，虚伪会使我们动怒；的确，世间的所有邪恶都会令我们义愤填膺。但是我们决不能犯下在过去两千年里人类历史上统治时间如此之长的空言虚伪之罪。感谢哈佛，感谢各位。（长时间掌声）

无非就是鼓吹多元社会的那种主张，号召反对理性的暴政之类的罢了。

本演讲于2011年2月22日在哈佛大学人文主义协会颁奖仪式上进行。当天Fry获得了人文主义终身成就奖。

在线地址：外链出处 ，自10分30秒起。

容你们允许，我想回溯两千年，我想让你们感到历史是真实的人为了真实的事件而斗争冲突。现在谈起古罗马我们会想起什么？好莱坞电影是不是？身穿长袍的人面对皇帝慷慨陈词什么的。今天我想讨论的是皇帝出现之前的所谓“旧共和国时期”，从公元前130年到公元前44年，这一年也是凯撒遇刺的年份。

不过首先我想先谈两句历史。因为我们眼中的历史图像往往是由历史上的胜利者创造的。输家要么被人堵住了嘴，要么他们的声音只能通过一套十分小心的过滤系统才能被我们听到。套用《诺桑觉寺》中凯瑟琳.莫兰的话来说，“真奇怪历史读起来怎么会如此枯燥，里面的绝大部分内容明明是编出来的。”（笑声）。

对社会中人力、土地以及财富的争夺称作阶级斗争，这是推动历史运行的主要力量，这一斗争也延续到了对历史的书写当中。书写历史是一种特权，长期以来一直掌握在教会、宫廷、富裕乡绅集团、政府部门、大学以及企业资助的基金会手中。许多势力不仅试图控制具体事件，还试图控制我们对事件的记忆与理解，其实这也是控制事件的一部分。历史书写的社会背景对于成品的内容与发行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十八世纪末撰写长篇巨著《罗马帝国沦亡录》的作者爱德华.吉本十分清楚历史书写背后的阶级本质。他认为历史必须由“绅士”书写，那些有足够闲暇可以追寻这一使命的人。用吉本自己的话来说，“那些每日受饥饿驱使而出力之人所撰写之物为恶最甚。”根据这种观点写出来的史书我称为“绅士历史”，里面充满了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观点以及偏见。自古以来就存在这种历史书写方式，绅士历史学家可谓数不胜数。著名的有荷马、希罗多德、修西第底斯、波里比阿、西塞罗、李维、普鲁塔克、斯维都尼亚斯、阿庇安、约瑟夫斯以及塔希佗等等。这些人基本上都对平民评价很低。也许普鲁塔克算是个例外，他有时对平民的感受也能做出一些不甚到位的理解，这里姑且放他一马。

吉本是议会的成员，他坚定支持英帝国扩张，反对扩大美洲殖民地的政治自由，极其痛恨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平等主义。这位吉本可以毫无困难地编造出一副罗马帝国大和谐的图景，所有亡国之民在他笔下融合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其中任何人对于重获独立都毫无兴趣，享受着罗马通过强力、美德与智慧施加的统治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好处。我们很少听说有哪个帝国的建立基础是惨遭劫掠的城镇，焚毁成灰的作物，身陷囹圄的囚犯，盘剥深重的贫民人口之类的。

十二世纪著名英国历史学家西里尔.罗宾森提出了一个十分诱人的想法，即通过斯多葛式的方法成形的帝国。斯多葛主义说的是世间万事的发生都是出于偶然，而非高等意志加以干涉或者有意识筹划的结果。引用罗宾森的原话，“大英帝国的情况几乎和罗马一样，都是在无心之中成为了世界的霸主。”无心你个头（笑声）。又是一幅童话般美好的景象。说白了就是没有帝国主义者的帝国主义，真是了不起。你以为这里还有阴谋论什么事吗？你以为这个帝国是人造的吗？你以为有人运筹帷幄排兵布阵专挑有油水的地方下手吗？你以为这一切都是人为计划的结果吗？全都是无心的！顺便说一句，这番话我们听起来也很耳熟。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听人说美国被人推上了世界舞台并不情愿地担负起了领导世界应对二十世纪挑战的责任，可从来没人说究竟是谁推得我们（笑声），为了谁的利益，国内外人民为此所支付的代价，以及为什么在吓人的共产主义怪物烟消云散之后这副担子依然卸不下来。

除了阶级偏见之外，绅士史学家们往往还是男性至上主义者。例如吉本就形容某皇帝的妻子“秀外慧中，意志坚定，判断力敏锐，实为其所属性别之所罕见。”人们往往会忽视古罗马妇女遭受的苦难，她们往往因为分娩、劳累、虐待与营养不良而比自己的丈夫早夭。女性往往生活在丈夫或监护人之类的男性统治之下，而且社会还期待女性遵从男性，同时还要端庄贞节、任其所为。

有些绅士史学家还会流露出种族偏见或者阶级种族偏见。西里尔.罗宾森称“罗马血脉的纯正性开始遭到了希腊以及东方平民的污染，这些生性孱弱的民族无力模仿罗马人正派节制的国民习惯，尽管并非所有希腊人都是邪恶不良之辈。”（笑声）看一个屁股坐歪了的人假装平衡公允总是十分有趣。伟大的特奥多尔.蒙森也好不到哪里去。蒙森轻蔑地形容罗马公共论坛是“大声喧哗的盛会，任何披着人形的随便什么东西在这里都能露脸，埃及人与犹太人，仆从与奴隶，自由民与希腊人。”还有更精彩或者说更恶劣的内容。另一位享誉盛名的经典历史学家热罗姆.卡科皮诺写道，“罗马贵族与女性奴隶交合产生了大量杂种，这一点与其他蓄奴民族所遭受的污染十分相似。这一现象对罗马国家与社会的衰败有着很大影响。”就算是种族隔离主义者或者是纳粹理论家也不可能说得更好了，可别忘了这些都是享誉盛名的历史学家。

所有研究旧共和国时期的绅士历史学家们的最主要信息来源都是西塞罗，他本人也是那段历史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这位经久以来为历代学者与拉丁语教师所崇拜的西塞罗对于成群结队支持民选领袖的犹太人与希腊人进行了如下的呵斥：“贫困的个人们往往搅乱我们的会议。希腊人满口无耻的谎言，犹太人散播着野蛮的迷信。你知道这些人在正式集会当中如何聚集在一起，有着多么大的影响力。”这番话听上去又是否耳熟呢？

不考虑民主形式的话，旧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在社会层面上有多么民主呢？社会最底层的是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奴隶，其中大多数都会在矿井或种植园里劳累致死。往上一层的是无产平民，其中大多数曾经是奴隶或者是奴隶的后代，在贫穷的乡镇或城市当中疫病频发、拥挤不堪的贫民区出租房屋里过着勉强果腹的生活。这些出租房屋结构脆弱，往往有八九层之高，没有上下水、没有通风设备，经常着火或倒塌并夺人性命。

在毫无财产的平民之上的是居住在城郊的农夫与小地主。再往上是一个人数有限的中产阶级，包括下层官吏，小商人，作坊主。这些人头上是几千名百万富翁。这些人也被称为骑士阶级，因为他们的财富使其有资格在精英骑兵部队服役，尽管在旧共和国时期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很可能从未骑过马。骑士阶级包括国家项目包工头，银行家、大商人、税官以及大地主。

社会金字塔的最顶端是既有财产又有地产的贵族，元老院的成员。他们也像骑士阶级一样从事商业、银行业以及投机活动，往往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实际上骑士阶级与贵族阶级的区别更多在于门第而非财富。这些人往往拥有巨大的种植园，由大量奴隶打理。他们也拥有大面积房产。西塞罗在这个阶级中算不上有钱人，但就算是他也拥有8栋别墅以及无数市内出租房屋。顺便一提，极少有当代历史学家提到西塞罗是个贫民窟房东且曾经夸口成贫民窟出租房屋利润十分可观。出租房屋之所以盈利可观是因为房租高昂，许多穷人无法负担，只得三四人挤在一个房间里。

贵族盈利的另外一个方法是侵占公地。这一过程发生于公元前三世纪至二世纪期间。起初罗马城周边有着大量国有土地，几世纪以来由小型自由农户集体耕种，粮食产出则用来供应罗马市的需求。战争期间农民应征入伍，无法料理农田，贵族就以低价将田地买下。到了公元前二世纪他们还开始雇佣打手将农户从公地赶走，用奴隶取而代之。这个过程在公元前二世纪基本结束。顺便一提，这种侵占公地的行为直到今天依然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频繁上演。这也证明了我在《肮脏的真相》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即财富导致贫困。这不仅仅是分配不公的问题，财富与贫困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促进作用。

罗马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共和国，其实在形式上也没那么民主。所有的重大政治决策都是由元老院里600余名非选举的贵族政治寡头们做出的。元老院制定外交政策，指派行省总督，控制国家财政，调拨军队并任免高级军官。元老院之外最初是两个、后来又增加为三个公民大会，其组织基础是部族联系与足量个人财产。在公民大会中富人得到的投票单位更多，一般而言富人的一票等于14个单位而平民的一票仅为1个单位。公民大会的参与者人只能就最高执政官之一提交的提案进行投票，且只能投赞成或反对票而无权对提案的具体条款进行修改。这叫“政务便捷化”（笑声）。他们只能在官员拟定的候选人名单中选择自己的支持对象，这些候选人一般都是由元老院指派的，而且只有得到公民大会召集官员特邀的人才能在公民大会上进行辩论。罗宾森认为上述制度一点问题也没有。他写道：“那些担负作战以及资助战争重担的人理应在城市走向的决策过程中获得更响亮的声音。”实际上，作战的重担并没有落在富人肩上，这个危险的任务主要由平民承担。实际上富人根本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他们无需纳税，他们向国家放债并收取利息，而利息又来自政府向国内外征收的各种税赋。换句话说这就是赤字开支与累退税的结合所导致的上行式收入再分配。这一点听上去又是否耳熟呢？

要想参与选举，一个人要么必须自己有钱，要么就得找有钱人撑腰。选票买卖司空见惯。鲜有竞选人能提出明确的政治原则或施政项目，因此为了彼此区分他们就着重强调自己的个人特质，例如道德品质、领导能力、家世背景、人脉关系、政绩战功等等。这听上去又是否耳熟呢？要我说就差电视机了。在元老院内部，权力争夺主要在20余个贵族家族之间展开，其家族渊源既有上层阶级也有下层阶级。此时有钱的平民假以几代人的时间也可以进入元老院与贵族分庭抗礼，尽管大家都清楚彼此的出身。有许多富裕的元老都是平民，立场极端反动保守。

公元前二世纪中期，也就是提比略.格拉古从政的时期，元老院精英集团分裂成了两大派系。较大一派自称贵族派（optimates），字面意义就是“最好的人”，这是他们自谦的称呼。这些保守派致力于进一步扩大富人与贵族的特权。较小的一派叫做平民派（populares），这些人是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者，有时会合平民结盟对抗元老院。公民大会并非全无影响力，在为数不多的情况下，公民大会也可以通过庞大的人数与到位的动员活动通过与元老院主导派系意愿相悖的提案，但这种情况很少见。顺便一提，现当代史学家很清楚元老院的非民主权力垄断行为，但他们对这些政治寡头依然充满溢美之词，说他们恪守谨慎、理性、自制的强大传统，心性坚毅，头脑清醒，热爱国家。史学家们对这个少数人的共和国一向十分宽容。在他们开来元老院形式的富豪统治与平民阶级平等主义相比更易于接受，看上去也没那么危险。

他们大力弘扬西塞罗，一个蓄奴自肥、出租贫民窟房屋的统治阶级喉舌，刽子手与元老院寡头之一。他们将西塞罗视为反抗凯撒的自由斗士，拒绝在暴政之下苟活。这里的“他们”指得是当今95%的古罗马史学家，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几个人同情平民派与民主派。由此可见我们学校教育系统的现状。共和民主的伟大斗士西塞罗痛恨不记名投票制度。他说“不记名投票使得平民们可以独立自由活动并为非作歹。”（笑声）凯撒遇刺一年后的公元前44年，没有参与刺杀事件但完全支持刺杀行为的西塞罗给布鲁图斯及其同党去信，号召进一步的无情流血行动，对民主派进行最终解决。“我不承认任何关于仁慈的信条，严苛之举将大有裨益，假如我们心存一念之仁，内战将永无休止。我们需要采取极端手段。”

二十年前的公元前63年，西塞罗担任执政官时就针对元老院里的改革派以反阴谋颠覆为名发动过政治迫害运动，根据十分可疑的所谓证据就以阴谋叛国罪指控五人并未经审判将其处死，这就是所谓的柯提林阴谋。少有当代史学家对于这一暴行严加斥责。H.H.斯科莱特（音）为这件事定下的基调是：西塞罗可能“操之过急，但他很有理由感觉自己完成了责任，而且他也的确拯救了自己的国家。”在这种压制平民力量的意愿背后是对人民民主进程的顽固恐惧——我这里说的不是西塞罗而是斯科莱特。这是对人民动员自身意欲有所作为的恐惧，上层阶级与道德准则必须对他们加以约束。要我说所谓“上层阶级与道德准则”更多存在于绅士史学家的脑海中而非实际历史中。他们从来不谈论谁来控制上层阶级，权力的实际所有者与滥用者。

平民派领袖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朱利叶斯.凯撒，尽管由于历史记述的原因我们很少把他与此类角色联系在一起。凯撒在自己六到七任执政官期间以及内战之后推行的政策有：他为自己麾下的老兵以及8万余名罗马无产者提供养老金；将罗马城周边一部分最好的土地分配给2万户子女总数不少于3人的贫困家庭；他雇佣无产者修缮旧城或参与罗马城内公共设施建设，强制要求大地主及种植园主手下人工中自由民比例不得少于三分之一，这一政策一方面强迫大地主及种植园主支付工资，从而影响他们的利润累计率，另一方面也减缓了失业问题并控制了犯罪；他将罗马城内中低价出租房屋房租减免一年从而保障贫困租户的住房权利；他在盖约.格拉古等平民派领袖的前期政策基础之上进一步征收进口奢侈品税，一方面刺激了意大利国内工业，另一方面也让富人为了自己奢华的生活方式对国家有所表示；他尝试在各行省整顿政务，使得各行省居民免遭总督或来访元老的盘剥；他调整税率，设定税收上限，消灭了上下其手的自肥中间人集团，从敛财无度的税官手中解救了若干个行省；他将那些与行省搜刮行为有牵连的元老赶出元老院；他允许欠债者以内战开始前的较低价格偿还债务，从而缓解了欠债阶层的负担；他废除了对逾期未能还债者的罚款制度；他强令放债者将已偿付的利息从本金中扣除（今天我们要是也能让银行这么做就好了）；他废除了所有经年累计的利息，斯维都尼亚斯估计仅最后一项措施就免除了当时罗马四分之一的债务，可以想见富有放债者为此要遭受的损失。

顺便说一句，关于人们欠债的原因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欠债人一开始收入不足且遭受沉重税负，在收入不足或可保留收入不足的前提下不得不借用自己未来的劳动。随着负债增加，越来越多的收入成为了负债的利息，个人能支配的部分则越来越少，因此不得不进一步借债。这一恶性循环最终将使他们失去自己微薄的财产并将自己以及家人卖做奴隶。顺便一提，凯撒也废除了允许负债人卖身为奴的法律。上述苦境在旧共和国时期有着无数受害者，直至今天依然如此。今天整个国家都可能深陷债务当中，不得不将土地、劳动力以及下一代以十分不合算的价格出卖给国际投资者。第二种理论认为人们因为不负责任的挥霍习惯而负债，依赖节俭的债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习惯。在这一理论中加害者与被害者的位置颠倒了过来。我认为这一理论的确能够解释一部分负债现象，问题是在这里它施用在了错误的社会群体即穷人头上。实际上的确有一批地位显赫、生活豪华的特权人士遵循着“一直借、永不换”的原则。此类无节制的借贷一般覆盖的不是贫困的工人与农民，而是世家大族。凯撒的债务政策原本就不是为了少数特权者能够牟利，而是为了减轻劳工大众的债务负担。

此类改革在西塞罗看来已经接近了叛乱与革命的边缘。他表达了他所属阶级中许多人的恐惧。“我预见了一场血洗，私人财产惨遭洗劫，流放制度的回归与债务的免除。”西塞罗相信凯撒“将会毫不留情地屠杀贵族，劫掠富人”。实际上内战结束后凯撒对自己的敌人显示了不同寻常的宽大，他所放过的人当中不乏日后刺杀行动的参与者。

有些史学家认为凯撒的目的在于获取专制权力。十九世纪还专门有这个术语叫做“凯撒主义”。凯撒的确不惮聚敛权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运用权力的方式、目的与受益人。凯撒本人说过，“我已经餍足了权力与荣誉，真正重要的是干实事。”此外他也顾虑着避免另一场内战的问题。我不知道假如凯撒没有死于刺杀的话后来会干些什么，但是有几件事可以作为提示。他对于雅典城的处置方式暗示了他日后可能会推进罗马宪法的民主化。内战结束后他赦免了雅典市民支持庞贝的举动并为雅典城引入了民主政体——过去一百年间雅典城都没有民主政体。这可能也是雅典城一开始支持庞贝的原因，这座城市一开始由贵族直接统治，因此与元老院寡头庞贝有着共同利益。凯撒试图向自己所征服的高卢地区提供公民权，借以壮大民主势力。在政治生涯的早期他还参与过废除苏拉的反动立法。苏拉是公元前82-80年的军事统帅，篡权后谋杀了1600名骑士阶级，50名元老，上千名民主派，尽一切手段加强专制统治，他就是旧共和国集大成的体现。他废除了公民大会。如果说他没有废除罗马宪法，那至少也将其窒息得气若游丝。他令罗马宪法倒退了至少两个世纪。苏拉的一切反动立法，例如剥夺护民官权力之类的立法，都被凯撒取消了。

凯撒开始越发频繁地绕过元老院直接与公民大会打交道。这是朝民主方向前进的举动。这也是自西塞罗至今精英史学家们视为违宪专制的行为。凯撒为所有行医人员与自由艺术家提供了公民身份，鼓励他们留在罗马。他着手在罗马建造最优秀的图书馆。他向犹太人承诺保持信仰的权利。他很可能是古代社会第一位提出宗教自由的领袖。这一切都暗示了与“专制暴政”有所出入的另一面。凯撒担任执政官之后的第一批政令之一就是要求元老院与公民大会每天就当天会议内容张贴公告，既是为了便于公众问责，也是为了给元老们一个难堪。在第一任执政官期间他经常性地无视元老院的否决意见。他革新并简化了选民投票体系。内战之后他下令罗马所有地方长官一半要由地方选举产生，另一半则要由他指派，因此彻底绕过了元老院。他决定性地结束了西塞罗的政治迫害运动并将其流放，使得反动阶层大为恐慌。作为他与贵族派开战的一部分，他极大地扩展了元老院成员的范围，他引入元老院的人有骑士阶层，高卢贵族，甚至还包括为数不多的几位解放奴隶后代。元老院寡头们对这一切举动自然讥讽有加。不出意料的是，凯撒很受罗马无产者的拥戴，中产阶级上层与创业者中也有许多人接受他的执政举措。

一部分罗马民主派意图实现全面社会革命，面向穷人重新分配财富，有些人甚至想到要解放奴隶并将公民身份授予罗马境内的全体外国居民。凯撒经常寻求这些人的支持，但是他是个改革家而不是革命家。例如他废除了所有新兴行会，也不肯顺应民主派进行全面免债。他在聚敛名声与权力方面也从不手软。例如他曾自封为罗马凯旋将军（imperator）。许多史学家都将imperator一词翻译成独裁者，实际上这个词指得是临时指派的最高领袖，其任期最长为6个月，尽管凯撒大概不会干满6个月就自觉下台。普鲁塔克记述道，凯撒的权柄使得元老院与贵族担心不已，担心“他将激起人们的各种傲慢之举。”而人民最糟糕的傲慢之举自然就是要求分得一块更大的蛋糕。

公元前44年罗马历3月15日，凯撒在元老院遇刺身亡。当时有很多针对他的暗杀阴谋，但是他从来不对密谋者有所动作，只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获悉了他们的阴谋，就此将其吓退。关于刺杀事件的细节有着十分详细的描写。凯撒有一支西班牙卫队，足以控制整个元老院。但是遇刺当天他解散了卫队，手无寸铁地独自进入元老院大厅。途中有人递给他一张纸，上面提醒他小心刺杀阴谋，但他仅仅将这张纸收进了自己随身带着的一沓文件中。一位元老呈交给他一份提案，然后趁机用剑刺他，其他刺客一拥而上将凯撒一起刺死。两千年来人们一直猜测凯撒为什么要解除自己的保护。阿庇安认为他年老体衰，因此存了求死之心。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只是没想到刺杀居然会在元老院里面发生，因此不希望他人因为自己的护卫而认为自己心存恐惧。

那些愿意考虑除了阶级利益以外一切利益的史学家们解释刺杀事件的立场令人不安地偏向刺客一面。因此我们得知刺客们极其厌恶独裁专制，拒绝接受一人统治，他们试图保护共和国及其悠久传统。许多像西塞罗一样的人十分尊重法律，无法忍受凯撒的僭越之举，例如刺杀事件的主谋布鲁图斯与凯歇斯。其他人则大概出于个人嫉妒，因为他们在凯撒这样一位伟人的阴影下生活了太久。凯撒的确是一位不同寻常之人。史书记载他极富领导能力，智力超群，一表人才；他存心表现时魅力无穷；他滴酒不沾，大异于其所属阶级的其他成员；他从未沉迷于物质享乐，尽管其个人服饰一向失之花哨；他出身罗马主要贵族家庭；他是一位杰出且无畏的军事领袖，一向深得军队拥戴；他文笔稳健清晰，是当时公认的最优秀散文家之一；他兴趣广泛，包罗万象；他是罗马公认的最杰出公共演说家之一，他言词透彻直白，擅长鼓动群众，甚至同为杰出演说家的竞争对手西塞罗都不得不承认他没见过比凯撒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说家。

凯撒也做过一些不那么值得称道的事情。他就像当时其他军事领袖一样喜好劫掠土地财富，还敲诈过许多富有的外国国王。

真正令元老院感到不安的并不是凯撒攫取权力，而是他运用权力的方式。就像之前的平民派领袖一样，凯撒试图解决失业问题、贫困问题、赋税不公、见面负债、土地再分配、贵族贪婪问题等等。这些全都是不可原谅的行为。统治阶级可以原谅一切行为，就是无法原谅你哪怕稍微触及一丁点他们的利益。如果说贵族阶级的确希望捍卫宪法——随便一提，罗马宪法是非成文法，主要是一套惯例体系——那也与捍卫共和国而做出的抽象承诺无关，而是因为这部宪法强化了他们的寡头地位。这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宪法，他们的共和国，为了维护他们的“传统”利益而存在。贵族阶级的自由并不为任何受欢迎的个人领袖或民主宪法而服务，这一自由的效忠对象除了贵族阶级之外再无其他。他们的自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对其他任何社会群体负责。贵族自由就是维持自身唯一特权地位的自由，享受各种财富与权力而不受限制的特权自由，这一自由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且依然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今天的联合公司精英们与国际金融巨头们依然在追求这种贵族式自由，想方设法获取无需向公众负责的权力。

凯撒是一系列平民派领袖中的最后一人。这里我顺便也谈一下其他几位之前的平民派领袖。提比略.格拉古是最早的平民派领袖之一。他是最早推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配给小农户的人。他也是遇刺身亡的。之后他的弟弟，才华横溢的盖约.格拉古也落得同样下场。名声较小的类似人物还有十余个，他们最后几乎全都死于谋杀。格拉古兄弟以及上千名跟随者最终都在贵族手下死于非命。还有其他平民派领袖在十分可疑的条件下英年早逝。这段时间是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44年。这些平民派领袖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挑战了僵硬的政治寡头体系，尽管他们并未触犯法律，但依然被贵族以及古往今来的绅士史学家们称为“煽动者”，根据多位史学家的说法，这些人触犯了神圣的习俗，无法无天地侵犯了元老院的权限，无非是一群缺乏判断力与远见的奸诈之辈。根据某些史学家的说法，这些平民派领袖行事急躁乖张，因此也要为自己的死亡承担责任，尤其是格拉古兄弟。这种在保守派制造的凶杀血案当中反诬遇害改革派的手法可谓历久弥新（笑声）。

我不禁想起了1973年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死亡，他面对着根深蒂固的军事与企业利益集团试图推行平等主义改革，最终与几千名支持者在皮诺切特政变中一起遇害。随后不久，《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这场灾难中的一大部分”——注意“一大部分”这个词——“责任要归咎于不幸的阿连德总统本人。”无数流血事件以及智利民主政体死亡的“一大部分责任要归咎于不幸的阿连德总统本人，因为他在没有得到授权的前提下贸然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实际上阿连德的支持率很高，他连续赢得了两次全国大选，因此政变才是必须的。但是就算他的支持率没有这么高，难道因此他就要为其本人的遇难承担“一大部分责任”吗？（笑声）《纽约时报》以及美国多数媒体的谴责对象中排位最靠后的就是谋杀凶手自己，由美国情报部门资助并培训的智利军方。

从西塞罗的幽灵依然四处徘徊的古罗马直到今天，许多史学家都不认为寡头式元老院在自己犯下的谋杀罪行中毫无过错。我们可以看看斯科莱特辗转腾挪的功夫。“谨慎的元老们被迫面对狂热的改革派，”——这里他指得是提比略.格拉古——“罗马城内的暴民变得越发不负责任，”——这些人就是不缺形容词——“提比略威胁要将护民官之位变成传达公众意志的媒介”——简直十恶不赦！（笑声）——“从而使公民大会担负其无力承担的责任。”因此他必须死。（笑声）顺便一提，就像历史上所有寡头统治一样，罗马元老院的寡头们也有着在维护阶级利益所必需时违反宪法的传统。当变革威胁统治时，统治的规则就要改变（When the change is threatened to rule, then the rules are changed）。面对着改革派的挑战，元老院寡头们不止一次地实行军管，暂时废止宪法，拥立独裁者，用阿庇安的话来说就是“在绝对权力中寻求救赎”。自凯撒的侄孙屋大维称帝奥古斯都以后几百年间，凯撒之后的所有皇帝手中的权力都比他大得多，但元老院却毫无怨言。他们给予了奥古斯都远超凯撒的权力。元老院对这些皇帝听之任之，因为他们摧毁了公民大会，他们施行了累退税，而且从未试图代表大众推进任何经济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元老院也失去了不少权力，沦为了类似上议院之类的机构。但是在帝国期间贵族的财富得到了极大增长。只要危机阶级利益，罗马元老们就像今天的精英阶层一样可以毫无顾忌的选择独裁统治借以避免最轻微的经济民主化，正如同日后的智利精英们纷纷依附皮诺切特一样，即便这样做意味着他们自己寡头统治的终结。他们的巨额财富比“共和国原则”要重要得多，他们视财富重于权力，因此很乐意将权力交给任何保护他们利益的个人。凯撒身亡几世纪后的史学家奥勒留斯.维克多说过一段至今依然适用的话：“元老们以无所事事为荣，在财富面前战栗，财富的积累与花费对他们而言重于永生。”

在历史上，凡是试图借助权力进行体制、政治、法理以及经济再分配的政治家都难免被人打上“煽动者”、“冒险家”、“个人野心家”的标签，渴求权力如同饿汉一般。这一指控今天仍被广泛地用在共产主义者或其他改革派、革命派头上。有趣的是，绅士历史学家们很少谈论政治寡头与精英们的权力饥渴。

这些平民派领袖都在干什么呢？提比略.格拉古在公元前133年形容过无地平民的苦境，这些人中很多都是退伍老兵。“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些人只得携妻带子上街乞讨，终日苦熬只为‘活动一下’富有者的财产与舒适生活。”格拉古兄弟与其他平民派领袖究竟是不是只顾向上爬的野心家呢？又或者他们只想利用权力来改善大众福祉呢？我认为评价平民派领袖不能非此即彼。平民派领袖的确打算推行为公众谋取利益的政策，同时也借此获取公众支持来挑战统治阶层以便实施自己的政策，最后这种冒险但广受大众欢迎的行为本身也的确能够带来极大的满足感与荣誉。很少有领袖能对公众欢迎完全免疫或将其作为一心一意追求的目标，同样没有哪位领袖能够完全不考虑获取与保持权力的问题而依然能在政治圈子里幸存下来。所有的领袖都要经营自己的权力基础，而将没有权力的大众当作自己的权力基础这一天才行为本身并不能使得一位平民领袖成为煽动者，当这些领袖要与现存权力框架进行力量对比十分不平衡的斗争时尤其如此。

与其猜测领袖的动机与人品，倒不如直接检视他的行为。我们应该问的是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力量驱动了这些平民派。在罗马此类社会力量之一就是饱受诽谤的无产阶级。根据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说法，罗马无产阶级在民主进程中完全没有起到任何建设性作用。实际上罗马无产阶级一直与贵族敌对，正是他们的支持为平民派领袖带来了力量。公元前84年他们主动采取行动，阻止苏拉的反动军队进入罗马城。史书记载上千名罗马市民来到城头向下投掷各种物品，阻止苏拉的军队进城。上百年来的规矩一直禁止军队进入罗马城，而苏拉则不管不顾，要将军队开进罗马进行屠杀。这些人对此很清楚，他们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公元前50年，他们热情地支持凯撒带领军队从高卢返回，跨过卢比孔河开进罗马城。召他回来的元老院此时正与凯撒的敌人、高卢地区的日耳曼国王们取得联系——当时高卢人两害相衡之下选择与罗马结盟对抗日耳曼部落。凯撒从一位日耳曼国王口中获得了口供——“如果我杀了你，在罗马城有人将会十分爱我。”试图谋害罗马军队指挥官，这已经是叛国的行为了，而他们居然还要求凯撒不带军队只身返回罗马城。想得美。公元前48年罗马无产阶级发动大规模骚乱，反对寡头行政长官妨碍凯撒免债政令的实施。凯撒与庞贝的内战结束后市民们冲上街头砸烂了庞贝与苏拉的雕像。此时苏拉已经死了快四十年了，但是市民们依然没有忘了恨他。这些人有着很清晰的历史记忆。

普鲁塔克为我们提供了一瞥这方面历史的机会——由于一边倒的历史记述，这方面的材料往往一鳞半爪，不得其详。大部分史学家都对普鲁塔克的这些记述采取了无视态度——例如格拉古兄弟当年得到的支持。当提比略.格拉古推进自己的改革政策时，“百姓的力量激发了提比略的能量与野心，他们在城门、纪念碑以及墙壁上书写口号，支持他回收公地返还给穷人。” 日后盖约.格拉古推出他自己更为全面的执政措施时，“为数众多的支持者纷纷从意大利各地赶来支援他。”别忘了古代的道路情况十分恶劣，更不要提电话之类的通信方式了。但是这些人依然通过口口相传得知了这一情况并从四面八方涌入罗马以谋求更多利益，与平民派领袖相互提供支持。公元前133年与121年，格拉古兄弟分别遇害之后，元老院寡头们明令禁止举行公开纪念活动，可见当时他们就懂得控制历史记忆的重要性。然而尽管“民主进程的崩溃使人民感到既害怕又屈辱，但他们很快就显示了自己对格拉古兄弟的怀念。城市显要地区树立起了兄弟二人的雕像，四时祭品不绝。许多人将这些雕像当做神龛一般膜拜。”

公元前44年凯撒遇害后不久，平民就发动骚乱，要求得到凯撒的土地再分配政策不会遭到撤销的保证。骚乱的力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布鲁图斯不得不不情愿地站出来做担保。莎士比亚笔下的布鲁图斯是“最高贵的罗马人”。我告诉你们这位“最高贵的罗马人”都干过什么事。自然，他和凯歇斯都是刺杀凯撒事件的主谋，而凯撒一向爱他——布鲁图斯的母亲是凯撒无数情妇当中的一个，因此两人的实际关系颇有值得玩味之处。高贵的布鲁图斯还放高利贷，利率高达48%而非一般通行的12%，不仅如此他还动用军队为自己讨债。另一位保守派元老在此也值得一提，就是加图。历史上加图一向是原则的代名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尽管他也不介意为了在选举中击败凯撒而花钱贿选，“有时这种事也不得不做”。加图被史学家们视作捍卫共和原则、反对凯撒暴政的典范。“原则”这个词的用法很有趣。当左翼领袖毫不妥协地全身心投入自己的斗争时，他们得到的形容词是“教条化”，“极权主义”，以前的热门词语还有“斯大林主义”。而当加图这样的保守派坚决地维护本阶级利益时就成了“恪守原则”。几天前我还想到过加图。当时我工作得有点累，打算放松一下。我最喜欢的休息方式是读小说，于是就拿起一份《纽约时报》（大笑，掌声）。读着读着我就想起了加图，因为我看到了众议员桑尼.波诺的讣告，他的死因是与一棵“立场坚定”的大树发生了正面冲突（笑声）。讣告上说他是个“坚定的保守派，有着稳健的保守派办事原则”。我们什么时候听说过“稳健的激进派”或者“稳健的马克思主义者”（笑声）？

历史学家说你必须完全融入你所研究历史时段的历史现实，从当时人们的观点来看问题。此类历史学家往往忽略了一点：当你毫不批判地这么做的时候很可能是通过历史中主导一方的视角来看问题。我们对于旧共和国时期所知的全部信息90%都来自西塞罗。你通过主导一方的视角来看历史，因此就不能施加判断？这种方法能走多远？你能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纳粹吗？这种浸入式研究对于主导方以外的其他人全都不适用。我从没见过有人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暴乱。“好吧这的确是场暴乱，但是我们必须理解，无产者们已经吃不上饭了。他们发动暴乱是因为他们想看到土地改革的实施，想得到工作，想看到税收有上限。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所反对的宪法是不是真的那么虚伪而不到位。”正相反，平民们一次次地遭到蔑视。西塞罗就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之一。他不止一次地将罗马城内的平民们称作“城里的脏土与污垢，粪便的出口，从四面八方涌入城内的人渣，低劣而不服管教，饥肠辘辘而穷形尽相。”他也承认他们在挨饿，而且挨饿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而一旦平民们为了抗争阶级不公正而动员起来投入行动，他们在西塞罗笔下就立刻变成了“最为可怖且可鄙的生物——乌合之众”。“乌合之众”这个词是绅士历史学家的最爱，一个世纪以后的阿庇安就写道，凯撒“引入了大量讨取乌合之众欢心的法律”，而“乌合之众”们则是“贫穷而头脑过热的一群”。在今天的史学家中，P.A.布朗特（音）用了“城市乌合之众”的说法，莉莉.罗斯.泰勒称他们为“城市暴徒”，就西里尔.罗宾森看来他们是“愚蠢的罗马乌合之众，自私而一无是处的城市寄生虫”——火力全开吧西里尔！（笑声）斯科莱特则将他们称作“无所事事的乌合之众”，就好像他们都是心甘情愿地无所事事一般。他们要是都这么无所事事那工作都是谁干的？奴隶并没有承担所有工作，在城内完全由奴隶承担的工作更少。与此同时，享受着奢华生活的无所事事的贵族从这些作者笔下却讨不到一句硬话。

约翰.迪金森写道，“凯撒利用了那些企图由国家供养之人的贪婪”。迪金森不止一次地写到克洛狄乌斯与他的乌合之众。克洛狄乌斯是凯撒的平民派盟友，他曾试图将政治俱乐部合法化，组织行会参加政治活动。他废除了不经审判就处决人的做法，这是对西塞罗的直接攻击。克洛狄乌斯还增加了施放面包的范围。在迪金森看来这一切都是为了“加紧乌合之众对政治生活的控制”。最终克洛狄乌斯与大批民主派追随者死于贵族行刑队之手，他的支持者们冲进元老院，架起柴堆，在元老院里火化了他的遗体，火焰最终将元老院化为废墟。帝国时期的史学家尤文纳尔曾经轻蔑地谈到乌合之众对“面包与马戏”的迷恋。“面包与马戏”的说法就此流传下来，在这一说法的映衬下，罗马无产者们越发成了毫无定性的群氓，一心只想着无穷的免费食物与娱乐。所有的精英史学家都对国家福利腐化穷人的作用十分警觉。阿庇安说“面包发放将全意大利游手好闲的穷汉与最为鲁莽之辈吸引到了首都”。与他们相对的人自然都颇有资财且品味良好。1800年后斯科莱特写道，克洛狄乌斯将本应由政府以低价售出的谷物改为免费派发的法律“加速了罗马民众的道德堕落”。顺便说一句，这种所谓无所事事的城市闲人的形象只不过是古往今来上层以及中上层阶级的偏见。有趣的是居然有这么多人觉得罗马穷人希望为自己以及家人获得足够食物的想法令人厌恶。但这种想法并不能使他们堕落成物质主义者，在任何历史阶段罗马城内能够领取谷物的人数都十分有限，而且他们所得的份额往往还屈辱地比更有身份的市民们要少。进一步说，就算仅仅从生理角度出发光吃面包人也活不了。无产者还需要钱来付租金以及购买其他必需用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得去找工作，尽管工资往往不高且缺乏稳定性。面包对于他们来说往往意味着生死之别，但是仅靠面包决不能使他们过上终日无忧的闲散生活。

这里又有了一个问题：谁是乌合之众？这个问题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也出现过。我读过一本400多页的相关书籍，其中从未用过“群众”、“民众”、“人民”这些词，通篇全是“乌合之众”。他们究竟是谁？一般说法中他们是无所事事、蓬头垢面的闲散人员，但是最近研究显示无论是在公元前44年的罗马还是在1789年的巴黎，“乌合之众”主要都是手工艺人，劳工，小店主等等。回过头来再说马戏。去看马戏的都是什么人？大多数都不是穷人，观众中间骑士阶层与贵族的比例总是高于穷人。第一排最好的座位总是为这些人预留的，以便他们能最近距离观赏流血。光靠穷人可负担不起斗兽场之类的设施。罗马的平民们就如同我们今天的普通人一样难得有机会以书面形式留下关于自己喜怒哀乐的记录。但是就我们所掌握的一点点情况看来，他们的社会意识经常高于所谓的优等阶级。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奴隶出身并与奴隶一起工作，而且也几乎和奴隶一样贫穷。公元前63年西塞罗政治迫害期间，有好几名不同政见者都呼吁平民与奴隶采取联合行动反抗寡头。如果人们不认为无产者与奴隶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的话是不会这么说的。西西里的无产者还多次参与过奴隶起义来反抗种植园主，其中就包括斯巴达克斯起义。

我们就这样面对着头顶“历史”之名的一面之词。西塞罗、布鲁图斯与加图成了自由的捍卫者，而为穷人做了一点实事并试图反对特权财富的凯撒却成了精英主义暴君。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在这里发生了混淆。那些沉迷于程序民主的人对于阶级民主、实质民主或经济民主只有深恶痛绝的份。那些为了经济民主而斗争的人们往往因为触犯程序民主而被人贴上诸如“暴君”之类的标签。凯撒、罗伯斯庇尔、列宁、卡斯特罗、休伊.朗、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都难逃此劫。美国上层统治精英们慨叹“尼加拉瓜人民何时才能获得自由”时的虚伪程度不亚于元老院对待凯撒的态度，他们只是害怕桑地诺派系改变尼加拉瓜的社会结构。

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从字里行间阅读历史，与我们的先行者取得联系。这里说的自然不是西塞罗们与加图们，正如我们接受的主流教育那样，甚至都不是凯撒、格拉古兄弟与一众平民派。这里说的是无名的大众，凯撒等人正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看起来才如此高大。尽管面对万难他们依然以所有的勇气、恐惧与进退不决进行着抗争，每每冒着生命危险。他们的名字我们永远无从得知，他们的血泪我们永远无从得见，他们的哭喊我们永远无处倾听，但正是通过这些人，我们与永远不会死去或逝去的过往以及永远不会降临但一直在前路恭候的未来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历史永远不会结束，最后一页永远不会写完，而最精彩篇章的书写者绝非帝王、总统、首相、教皇甚至教授，而是人民。尽管有着如此之多的缺陷与不足，人民依然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实际上，我们就是他们。感谢各位，再见。（掌声）

• 人文系列之michael parenti论凯撒遇刺
• 加长版凯撒遇刺事件演讲

http://www.here4news.com/alist/322588

Parenti就同一问题的另一场演讲。

不能用梳理思想史那种标准要求演员和作家，他们本来就是主流舆论的接受者和鼓吹者。倒是可以借鉴他们如何吸引年轻听众

作为一名百科全书编辑，多年以来我对各种周年以及相应的历史事件一直抱有职业上的兴趣，这些周年成了我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正因为如此，我也学会了要对周年抱有足够的怀疑。

我曾经编纂过一本书名叫《历史上的今天》，大家在报纸以及杂志上经常可以看到此类内容。我的编纂团队收集了大约15000条此类信息，但是到了校对的时候却发现其中有一半都不能用，要么因为彼此矛盾、出处不够权威，要么因为其相关年份从原则上就无法考证。庆祝周年并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容易。先说个简单点的，沙贾汗开始修建泰姬陵的年份——如果你对起始年份感兴趣的话，或者泰姬陵的完工年份——如果你对结束年份感兴趣的话。关于前一个问题，在参考了大量文献后，可接受的选项有1630年，1631年，以及1632年。如果从沙贾汗妻子亡故时算起，就是1631；如果从施工获得许可时算起，就是1632（或者说1632年“左右”，大英百科全书即便在不够严谨的时候也十分严谨（笑声））。至于完工时间，墓室主体完工于1643年，周边的清真寺、围墙以及入口大门完工于1649年，其他辅助建筑例如大理石雕以及警卫室则于5年后才全部完成。沙贾汗直到1654年才向工匠们支付了最后一笔工程款，但是泰姬陵在之前10年左右就已经完工了。所以说泰姬陵建成360周年究竟是不是2009年呢？

你或许认为人的情况会好一些，因为毕竟人都要在某一个特定日期的出生与死亡。这也不一定。根据所选用文献的不同，路易.阿姆斯特朗的生辰可以是1900年7月4日，正如他本人一直坚称的那样，或者1901年8月4日，因为某位研究人员在八十年代发现了一份洗礼证明。自然洗礼文件不能用来证明某人的出生，从莎士比亚的案例就可以得知这一点。莎士比亚生于……什么时候？斯特拉福圣三一教堂保存的文件显示，约翰.莎士比亚的长子威廉于1564年4月26日受洗。今天在23号纪念莎士比亚诞辰的做法实际上起源于十八世纪，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希望英国最伟大剧作家的生日能与英格兰主保圣人圣乔治的去世日期相连在一起，以便共同庆祝。那么莎士比亚究竟出生在几号呢？1559年《公祷书》中明确规定了伊丽莎白时期的常规：“本堂牧师与堂区牧师应经常告诫信众，婴儿施洗不能拖延超过婴儿出生后首个周日或其他圣日，除非另有重大且合理之缘由，此时应向堂区牧师阐明缘由并获得许可。”在1564年，4月23号正是周日，接下来最近的圣日——圣马可日——则是4月25号。所以如果家长遵循常规，那么4月23号出生的孩子受洗时间最迟不能超过25号。那这里的4月26号是怎么回事呢？也许确实存在着“重大且合理之缘由”；也许莎士比亚一家相信当时十分流行的迷信说法，认为圣马可日不吉利；这些说法都得不到确实证据的支持，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应当优先接受传统做法。

这事就这么完了吗？恰恰相反，这才只是个开始。1564年4月23日和今天的4月23号也不是一回事。到了十六世纪中期，儒略历与太阳年相比已经落后了10天，因此在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颁布了我们沿用至今的格里高利历。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立刻做出了转变，意大利与西班牙之类天主教国家的1582年年历中10月1号后面紧跟着10月15号。但是反教皇的英国反对这一做法，直到1752年才接受格里高利历，9月2号后面紧跟了9月15号。换言之，1564年英国的4月23日相当于我们今天的5月3日。看来在斯特拉福每年要有两个生日周末。

旧历与新历之间的转换对于任何立志成为周年学家的人来说都是一块心头大患。你必须了解每一个国家的情况。例如在俄国，直到1918年2月14日格里高利历才得到应用。我们都知道1917年的十月革命。其实这并非“十月”革命。根据格里高利历，革命开始于9月7号而非旧历的10月25号。

如果不熟悉这种日期转换的话，很多历史记录都会让人看得一头雾水。一本文献称威廉三世于11月5日来到英国，另一份文献称他于11月11日离开荷兰。第一份文献用得是新历，第二份则是旧历。你还要考虑到有时两个人可能死于同一日期但并非死于同一天。人们公认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都死于1616年4月23日，但是塞万提斯的死期是根据格里高利历计算的，而莎士比亚用得是儒略历。塞万提斯在天堂的珍珠门前恐怕一时半会还等不来莎士比亚，根据圣彼得的记录，莎士比亚还要等上十来天才会来报到。

所以我有权对周年表示怀疑，但是还不至于到以下程度。“《英国医学期刊》彻底禁止纪念周年——我们向读者承诺不再进行无聊的周年纪念活动”。这是1998年末英国医学期刊的大标题。编辑理查.史密斯继续写道——我真不知道要用怎样的口音来模仿一位医学期刊的编辑（笑声），要不然就用苏格兰口音吧——“在经过了1998年一系列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周年之母，千禧年纪念活动将必然使得人类文明陷入停滞。因此《英国医学期刊》在此宣布1999年为几乎无周年纪念年（出于公众呼声我们依然保留圣诞节相关活动）（笑声）。请勿联系我们询问您所感兴趣的机构、发明与人物的周年信息，我们会联系您的。”考虑到九十年代也被人们称作“大脑时代”，理查.斯密斯同样也禁止了“对某一疾病或年龄群体的纪念日、周、年等等”，他认为这种做法是“无聊之举，是公关公司劫持公众注意力的手段（笑声）。”我很理解这位编辑的气愤与无奈。就在那一年，他的期刊纪念了英国全民医保体系建成50周年，《公共健康法案》150周年，可的松首次临床注射50周年，《柳叶刀》创刊170周年，等等等等，他已经忍无可忍了。“周年纪念可以占据杂志的全部篇幅，”他抱怨道这种可能：“我们可以纪念同一事物的5、10、15、20、25、50、75、100、150、175、200、250以及500周年，永无穷尽。纪念范围可以包括每一位取得伟大成就之个人的生死日期，每一个组织或每一份刊物的创建，每一份政府文件的出台，每一项重大医学发明的问世，每一份著名论文的出版，这个范围完全是无限的。由于周年纪念的累积性本质，如果不放弃周年纪念，我们将会被淹没。今天的《英国医学期刊》已经被讣告占领得差不多了（笑声）。但是周年的危害更甚。由此造成的必然后果就是杂志将永远受困于过去。因此我们在1999年的口号是：‘让新闻成为“新”闻’。”因此，《英国医学期刊》的读者并没有得到提醒，1999年是口服避孕药登陆英国40周年，也是一份十分有名的《英国医学期刊》论文发表50周年，我很严肃地告诉大家，论文内容是对环切的研究，题目是《论包皮之命运》（笑声）。

在网上，这篇社论的下面有三条回复。头一条的内容很聪明，“如果是这样，那你们肯定不想知道，1999年6月27日沃菲尔茨医院将会迎来在伦敦现地址营业100周年。”发表人ID是“沃菲尔茨医院公关人员”。绝对不要错过良机！第二条回复热烈祝贺编辑并邀请《英国医学期刊》的读者对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圣诞老人进行的虚拟医学检测进行同业审定。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反正觉得这位编辑没有得到认真对待。第三条回复的ID是“《英国医学期刊》特洛依木马”，这条回复提出了一个十分犀利的观点：“在1999年禁止所有周年纪念活动将会为下一个千年里《英国医学期刊》的内容带来无法预测的影响。我不由得想到，到了2009年，你们还要纪念做出上述决定10周年！”（笑声）

今年就是2009年，很适合借机考虑一下这一事件的后果。对于《英国医学期刊》来说这不过是个笑话。发表社论后差不多两年，杂志又开始庆祝周年了。这次是纪念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发明眼底镜150周年。接下来杂志一路加速，到了史密斯社论1周年的时候，这条禁令就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2007年的主编罗杰.琼斯在一篇展望医学发展前景的社论中开篇写道，“今年是英国医学会成立175周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60周年，也是全民医保60周年……”2008年对于医学周年学家来说简直就是个蜜罐子。“60岁的全民医保前景如何？”鲁道夫.克兰在另一篇社论中问道。

我认为在这一切当中存在着某种近乎魔法的强大力量，如此之多的组织居然会赶在如此密集的时间段里庆祝自己的周年。我来这里是为了庆祝剑桥大学出版社建立425周年，也是剑桥大学获得皇家特许状475周年，也是出版社驻纽约办公室建立60周年，也是出版社驻澳大利亚办公室开门40周年，也是出版社驻巴西办公室开门20周年，也是小皮特出生250周年——皮特教学楼就是以他命名的，也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也是《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一边说一边打呵欠）不好意思走神了（笑声），再加上大学建校800周年，在这一年里我们就要应付9项周年庆祝活动。

一年9次！这绝对不是巧合！（笑声）几百年来一定有人在幕后安排。在出版界内部，或许就在印刷厂内有一间只有寥寥几人得知的密室，编辑们组成的秘密结社将禁忌的知识代代相传，就好比编辑版的《达芬奇密码》一样。（笑声）多亏了我的语言学训练，今晚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已经破解了这个密码。（笑声）。关键在于利用字母赋值，A等于1，B等于2，等等，直至Z等于26 。看似不相关的人名与机构名称的赋值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奥秘所在。“剑桥”的赋值是62，“达芬奇”的赋值是62（笑声渐起），“剑桥出版社”是303，“郇山隐修会” （笑声渐起）是179，加上两个“达芬奇”也是303！（更明显的笑声，掌声）我还想说得更多，但恐怕我的性命已经危在旦夕。我发誓，今天下午我在爱丁堡教学楼看见了一位白化病僧侣！我一万个发誓！（做东张西望状）

在上述一切当中，我们的重点都放在年上面。现在我们所用的“anniversary”一词源自拉丁语 anniversarius，意为“每年回归”，这一词最早作为形容词使用，始见于1230年，直到1552年才首次成为名词。这都是印字典的那些组织说的。这一词最早是教会用语，用来指代圣日。不管怎么说，周年都是在某一特定日期举行的庆祝活动。不过这个词同样也可以指代与年度活动等价的某一事件或物体，例如纪念性活动或书刊的出版。1612年托马斯.代克就曾记录过，“人们咏唱着圣歌、周年与挽歌”。罗伯特.萨迪在1829年将一份年度出版的回顾性刊物称为“周年”，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年鉴。十九世纪“周年”一词还曾十分少见地被人当做动词使用。至于我之前不久刚刚说过的“周年学家”一词尚且未曾收录进入牛津英语词典，尽管这个词的应用已经较为普遍，尤其是在美国，意为庆祝周年之人，尤其特指在学校或社团周年庆祝活动主要演讲人。

现在这个词已经重新获得了其在词源学上对于年份的强调。但是对于所庆祝事物的时间范围却往往更为狭窄。我们记着年份与日期，但同时也记着有多个日期的纪念日，例如马丁路德金日。我们纪念月份，例如苏格兰周年纪念月。我们纪念星期，例如全民医保周年纪念周。我们纪念小时，例如第11月第11天的第11小时。我们纪念分钟，例如911事件后纽约上午8点46分的哀思一分钟。我们甚至纪念秒，例如1999年变成2000年的那一秒。纪念范围也可以扩展到超过一年的范围，尽管这种做法更加少见。人们很少以二或三年为一个纪念周期，尽管也不是没有这种事。不过十年就很常见了。美国海军航空兵在1981-1990期间就庆祝了钻石十年。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十年纪念的第二年，即从1508年9月马丁路德来到维滕贝格至1517年他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堡城堡教堂大门上的这段时间。

许多人认为周年纪念完全是个人兴趣所在。因此有了许多关于礼物的想法，例如婚姻的周年就对应着一系列不同的物品，或者生日当天的报纸增刊。今天科技可以帮你记住周年。去年Iphone和Ipod都推出了Iday功能。这项功能跟踪着用户好友名单里的所有周年纪念日，并根据姓名、年龄以及事件种类进行分类。编辑“庆祝”则会弹出邮件发送界面以及亚马逊网站礼品链接。（笑声）要是这样还不够，现在还有人提议制造一款“纪念戒指”，重大日期到来之前24小时，戒指内壁将会升温至120华氏度并维持10秒。（笑声）要是这样还不管用，当天每小时戒指都会升温一次。只有对痛觉最不敏感的人才会在这种条件下依然忘记自己的结婚周年。

2008年美国出现了一股新势头，“周年纪念假期”，“美国家庭踏上旅途去重访对他们有特别意义的地点。”一位记者这样报道。2009年又有新闻说，迪斯尼公园向在自己生日当天游园的游客免费开放。英国的做法一贯更为传统。白金汉宫里有一间周年办公室，专门负责代表皇室发送百岁生日或结婚六十周年祝贺信息，这一做法始于1917年。实际上不仅是百岁生日和六十周年。百岁生日、105岁生日以及所有后续生日都能收到来自办公室的贺卡。结婚60周年、65周年、70周年以及随后每年也都能收到贺卡。养老金系统将英国养老金领取者的生日信息交给周年办公室并由后者操作。但是出于数据隐私的考虑，结婚周年的信息不能向周年办公室自动透露，如果想寄送结婚贺卡必须首先申请查阅结婚周年信息，而且要提前。

不同国家的习惯做法也不同。英国的做法可能是跟德国人学来的。和英国一样，德国联邦总统也会向百岁或105岁以及更为高寿的寿星发送生日贺卡，结婚60周年、65周年、70周年夫妇也能得到贺卡。但是随贺卡一起到位的还有一份小小的礼金。此外，在家长的要求之下，联邦总统可以成为家庭中第7个子女或者之后出生任何一位子女的教父，不过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名额。总统会向这户家庭发放证明书以及礼金，目前的数额是500欧元。根据德国政府网站的说法，自1949年起德国联邦总统已经成为了72000名儿童的教父。（人比人得死啊布朗先生——你们想让戈登.布朗当自己的教父吗？（笑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跑题了。）德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总统办公室做出了如下解释：“通过成为儿童的教父，联邦总统强调了国家对于多子女大家庭的责任以及家庭与子女对于地方社区的重要性。此外这一做法的用意还在于关注大家庭所面临的问题，例如寻找合适住所，并鼓励城市与地方社区提供帮助。此外也是为了提升多子女大家庭的社会地位。”很明显，这里的周年纪念受到了除个人因素以外其他因素的驱动。

剑桥大学建校800周年网站上也能见到类似的内容。“为了纪念这一年，我们将努力在学术成果与庆祝活动之间取得平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们希望800周年期间涌现出来的想法与计划可以成为通向未来的跳板，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崭新的基础。”这段话概括得很好。周年为新思考提供了机会，鼓励人们就自己感兴趣的题目进行反思，反思事情的进展与现状以及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周年的题材永远不会缺乏，这世界上哪里有不值得重访的地方呢？但是任何形式的重叙旧谊都要耗费时间、金钱与精力。而且在任意给定时间都有上百个周年彼此竞争争夺者我们的注意力。因此我很理解为什么理查.史密斯认为周年纪念是“无聊之举，是公关公司劫持公众注意力的手段”。但是劫持公众注意力正是周年纪念的本质。如果周年纪念的题目与你关系紧密，那么活动本身怎样也不会无聊。

周年纪念的社会意义在南非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南非政府决定纪念民主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周年，2006年3月8日他们纪念了南非妇女反种族隔离游行50周年，这一天恰好也与国际妇女节重合。那一件南非政府纪念了好几个类似周年，例如伴巴沙祖鲁族叛乱100周年（Bambatha rebellion），索维脱起义30周年（The Soweto Uprising），现行宪法颁布十周年，以及叛国审判50周年（Treason Trial）。在一个急切希望重塑历史道德观的国家，对于周年的关注完全可以理解。正如一位美国观察家所说，“周年纪念是一种奢侈品，一种为平静时光赋予意义与视界的手法。”

周年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可以由慈善基金会的活动来展现。“周年纪念吸引注意力与钞票”，这是《美国慈善业期刊》上的大标题。文章中报道了匹兹堡扫盲委员会为纪念成立20周年组织了自成立以来第一场筹款晚宴，邀请来了美国黑人演员丹尼. 格洛弗进行致辞，晚宴筹得120000美元，比起之前筹款活动的数额翻了一番。在以晚宴为主打的整个活动中委员会一共筹得250万美元。委员会执行总裁说道，“人们往往意识不到我们已经存在了这么久。周年纪念活动让人们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历史的组织。”

在商业角度，许多公司都意识到纪念员工入职周年可以加强员工的企业认同感。《硅谷在线商务周刊》上有一篇文章说，《奖励员工1001法》的作者鲍勃.尼尔森认为，“庆祝周年是强调公司与个人之间特殊关系的有效手段，尽管这种手段关注的是入职年限而非某种特定表现或成绩，但是拥有忠诚且投入的员工对于企业依然至关重要。”那么要如何表现对忠诚度的认可呢？将钟表或手表作为礼品来象征时间流逝是个常见的选择。工艺手表也不错。在明尼阿波利斯附近的威尔逊学习集团，每一位通过3个月见习期的新员工，都会得到一只米老鼠手表，以此提醒自己为公司工作愉快。入职10周年时员工还可以得到一只金质米老鼠手表（笑声）。我向若干位学术人士讲过这个故事，每次听众脸上的表情都只能形容为不屑一顾的嫉妒。“我倒想看看我们校长来这一手。”其中一人悲哀地说道。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公众大都是现实主义者，周年活动依然被赋予了重要意义。经济评论作家塞缪尔.雷顿认为，“关于诞辰或忌辰的周年纪念完全是人为的造物，在莫扎特诞辰250周年演奏莫扎特音乐的理由并不比249周年或251周年时更为充足。”不过他还是总结道，“考虑到如今媒体如此痴迷于周年活动，我们倒也不妨趁机吸引人们对于特定题目的注意，要不然这些题目就会遭到忽视。”“虚假周年纪念的魔爪之下仅仅留下了少得可怜的回忆”，这是记者詹姆斯.W.维泽比的看法。但是自从我开始这方面研究以来还很少遇到彻底的虚假周年，即对任何人都没有意义的周年。的确网上有许多会令一般人感到古怪的周年纪念网站。例如有一个网站就在招收志愿者，为那些成功进行抽脂手术的病人在手术周年发送庆祝短信。“恭喜啊，你减肥已经一年啦！”但是这个网站很受欢迎，也起到了很有效的治疗功能。值得为《芝麻街》首播40周年建立网站吗？我还从没遇到过一位持反对观点的学者。

很明显我们痴迷于周年，总是纪念不够。今天报纸与网络上各种周年纪念层出不穷，常年不绝。关于周年纪念的丛书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出现了，《纪念日辞典》之类的。1866年威廉印书社出版了两卷版的《历史上的今天》，共有6700余页。这本书销量极佳且几度再版。当代的此类图书也有着类似的销量。似乎所有人对于重要日期——例如某人生日——上发生的历史大事都抱有浓厚的兴趣，有人收集了大量此类事件——或者至少有些组织会这么做，，要不然我们今天都不会在这里了。一方面来说这是巧合带来的愉悦。人人都喜欢巧合，尤其是与时间有关的巧合，例如某人的生辰与忌辰是同一日期之类的，例如莎士比亚。此外这一点也很有助于打开谈话局面。人们对于我和摇滚歌星比尔.希利都生于7月6日这一点相当印象深刻。但是这种兴趣的选择性也很强且十分靠不住，例如我告诉别人我和小布什的生日也是同一天时他们的反应往往不同（笑声）。

无论如何，一年365天——算上闰年是366天——都得到了相当的重视。《英国考古》的主编西门.丹尼森在2001年发表了《打破周年迷信》一文，文章开头他附和了《英国医学期刊》主编的看法。“新的一年，新的一套周年纪念，日记制造商、游行组织者以及历史杂志的最爱。不过我们这份杂志不打算对周年纪念热情过度。部分原因在于周年作为最为浅薄的历史映射形式实在算不上讲故事的最佳理由。”但是他随后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相当有趣的观点。“不过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周年纪念的是事件，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很清楚事件对于整体理解过去的努力只能起到一定的有限作用。事件可以引人注目，动人心魄，在极少数情况下还可能改变世界，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往往遭到了夸大。历史学家费南德.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将事件比作海面的波涛，他认为对于理解过去真正重要的现象是海面之下的洋流，暗藏的大局与长期的进程才是塑造人类历史的真正力量。此类趋势，例如高速交通的发展，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全球影响等等都不见容于周年纪念的思路。”就丹尼森看来，目前的历史教育过分偏重事件与周年，却忽视了对趋势的研究。他进一步辩称，“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也是如此。在进程与事件之间取得平衡是极为重要的。出生、结婚以及其他重大事件自然重要，但是成长与体验的长期效果意义更加重大。”丹尼森叫我们想一想对我们意义特别重大的事物，例如对电影的喜爱，对音乐的喜爱，对戏剧的喜爱，宗教信仰，对环境保护的热情，对烹饪的爱好，等等等等，并为其寻找一个起始日期。有些人或许的确能想到某一个时刻，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周年只会分散我们对于人性基础的注意力。”

但是没有了周年总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周年的确是分心之物，但是这种分心却是必不可少的。至少我个人就离不开周年。因此我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语言学专业今年里迎来的众多周年十分欢迎。例如在文学领域，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初版400周年的纪念活动可谓络绎不绝。今年还是罗伯特.彭斯诞辰250周年，约翰逊博士诞辰300周年，忌辰225周年。2009年民俗语言学家们也有纪念的由头，400年前当托马斯.索普出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民谣学家托马斯.雷文克拉弗特也出版了一本首次包括《三只瞎老鼠》的儿歌集。主攻社会学或文化学的语言学家们也会记得2009年是“简明英语运动”（plain english campaign）30周年，运动发起人克里斯.玛在伦敦议会广场当众撕毁了大量政府文件。沃尔特.雷利爵士前往旧弗吉尼亚罗阿诺克岛探险并试图建立英国殖民地425周年。他的首次尝试失败了，随后若干次尝试也一样，但是1606终于有人获得了成功，几周之内水手寄往英国的家书里就出现了大量美式词汇，一种新的英语方言就此诞生。主攻科技领域的语言学家们自然不会忘记2009年是美国国防部内部联网项目启动40周年，为互联网打下了基础。此外今年还是全世界第一个商业性手机网络在东京开通30周年。结果就是一系列新的语言就此问世，电邮、聊天室、即时信息、博客、短信以及微博，你们有些人说不定现在正在刷微博呢，是吧（笑声）。博客界今年也有值得纪念的周年，1999年第一个blogger.com域名正式上线。当时《观察家报》上约翰.诺顿的文章标题是“恭喜各位博主，你们改写了规则”。此外1999年也是我们首次听说谷歌这个名字的时候。

周年使人反思。在2009年受邀进行这一演讲也让我反思了自己与剑桥出版社共事的经历。正如主持人所说，今年也是我的著作于1969年首次出版40周年。20年之后我将初版《剑桥百科全书》付梓杀青。5年后初版《剑桥语言百科全书》问世。这段工作经历使我在两本书中都得到了提及，《剑百》提到一次，《剑语百》中还附带了我的照片。这实在令人受宠若惊，因为其他享受这一待遇的都是牛顿与达尔文一类人物。有人说在《剑语百》61页还有一处提到我的地方。仔细看一下出版社纽约办公室，大门口的建筑名称是“克里斯托楼”（笑声）。由于从未有人正式通知我接受这一殊荣，我只能勉强同意这只是个巧合。

1989年实在不是用百科全书记录世界现状的最好年份。这个故事我以前也讲过，但是周年纪念就是为了重讲老故事。所以趁我们今天都在兴头上我就多说两句。想象一下，想像一下在一个全世界都天翻地覆的年份出版第一版百科全书究竟有多不容易。百科全书编辑在某种程度上一定要预测未来，在稳定性上下注，赌得是现状不会改变。有时编辑能赢，例如在涉及忌辰的问题上，尽管有新旧历之争，但是依然能够取得共识。但有时编辑也会失败，事件发展会赶在他/她的前面。本来这也不奇怪，正是因为如此辞书才要再版。但在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中这一问题会以最激烈的形式展现出来。普鲁斯特用咖啡匙来计量自己的生命，百科全书编辑则以报纸讣告以及各种时事新闻来衡量自己的生命。理论上来说信息更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实际工作中这却是一系列无穷尽的截稿日期，印刷新版百科全书的时机必须得到掌握。一旦作出决定，印刷机就要开动，纸张就要到位，营销计划要得到制定，书店里要预留出空位，编辑向出版商交稿的最后期限并没有多少弹性，除非世界性的大事才能将其推后。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最后期限前一个月，几周或几天时间里，这件事一定会发生。

1989年11月15日是初版《剑桥百科全书》一开始的截稿日期。结果11月9号东德开放了柏林墙。第二天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下了台。于是我们把截稿日期推后了两周静观其变。两周后捷克共产党政权下台。于是我们又把截稿日期推后两周并改写了所有相关词条。一年之后我们又遇到了相同的情况。第二版《剑百》的截稿日期一开始定在1990年10月31日，结果东西德在10月3日合并了。结果就是我们必须就东西德现状进行700多处修改，而且这一工作无法自动进行，因为关于东西德的历史条目必须得到保存，因此我们只得用手工一条条修改，截稿日期也推后到了11月30日，这回肯定不会再发生别的事情了（笑声）。11月28日撒切尔夫人下台了（笑声）。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哄堂大笑）。梅杰、豪尔、赫德、赫塞尔廷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条目都要修改，我们十分勉强地赶上了截稿日期。

一年之后我们又遇到了相同的情况。第三版《剑百》的截稿日期一开始定在1991年10月31日。8月19日，苏联爆发了政变。身为编辑的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笑声）。几天之后现状得到了恢复，我身为编辑长出了一口气。但是我这口气出早了。10月份克格勃遭到废除，肯定是要出事（笑声）。我们将截稿日期推后到11月30日。11月4号几乎所有苏联政府部门都遭到了废除，苏联分崩离析，我眼看着上千条关于苏联的词条如同秋叶一般飘落在地（笑声）。身为编辑我也经历了短暂的乐观时刻，11月14号克里姆林宫宣布苏联将会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联盟，这对于编辑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从苏联（USSR）到俄联邦（USS）只需要改一个字母就可以了（笑声）！但是对于百科全书编辑来说一周的时间可以发生许多事。11月25日七个共和国拒绝签署条约。我们将截稿日期推后到了12月31日，也许苏联能够撑到那个时候呢？会有名称更改吗？我试着找到答案。我向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打电话问他们打算如何在俄语与英语中称呼苏联，他们问我是不是打算申请签证（笑声）。我重复了自己的问题，回答是“俄联邦”一次是西方媒体的用法，我应当向他们询问。结果西方媒体也不知道。如果我们非得开工印刷，或许可以用“前苏联”的说法？西方媒体发言人也不知道苏联的俄文拼法，因为他不说俄语。此外到了月底各大媒体都会放假。于是我给外交部去了电话，他们总该知道情况吧。他们建议我在年底之前继续使用“苏联”这一名称，在圣诞节前不会出现任何改名的必要。一周后成立独联体的想法被人提了出来，12月20日全世界的苏联使馆都收到命令停止使用“苏联”一词。外交部的情报能力可见一斑。我的截稿日期是1992年1月1号，决不能再拖了。我度过了一个十分忙碌的圣诞节，清除关于苏联的上千词条。但是要如何处理独联体呢？我敢不敢编写一条词条，告诉在1992年7月阅读《剑百》的读者独联体的存在？现在这还仅仅是个想法。我敢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前就编写相关词条吗？我敢。这就是百科全书编辑影响世界结构的方式（笑声）。

正如我们所知，独联体的确成为了现实。再版《剑百》面试时我并没有陷入难堪。但是阴谋论者们对于这个关于独联体的故事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大家都记得剑桥出过间谍，所谓的剑桥四人组。有人认为其实是剑桥五人组或更多，但就我所知从未有人怀疑过剑桥出版社里也有潜伏特务。这简直是一定的，要不然怎么解释上述事实呢？我的理论是1991年11月的事件令俄国陷入了混乱，他们不知道要如何称呼这个新生国家。“独联体”的说法已经有人提了出来但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接受。次年1月剑桥出版社的间谍发来信息，“我看到了新版《剑百》的校稿，里面包含关于独联体的词条，他们肯定知道某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否则绝不会这么做（笑声）。”俄国人接受了这一看法并立即认可了独联体的称呼。还没有人发现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但是总有一天证据会出现的。在此之前，我对有些人口中我对苏联最终解体负完全责任的说法感到不胜荣幸（笑声）。

每每我回想起那些波澜起伏的编辑岁月都会感到身心疲惫。我想临床心理学家与心理治疗学家们会称之为“周年反应”，即创伤性事件后未能安抚的悲痛在周年纪念日上的释放。但这并没有阻止我纪念周年，我很高兴的说出版社方面也没有受到阻止。今天的周年纪念让我们回顾了这个非凡组织的卓越成就，它为许多其他出版社无法触及的领域带来了新知。为这场周年演讲寻找合适的结束语并不容易。也许该用朗费罗的话，他在自己的《节日》一诗中说“最为神圣的节日就是我们自己独自沉静纪念的/心中的秘密周年”，或许该用萧伯纳的话，1896年5月2日他在《周六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皆大欢喜》的文章，里面说道“周年纪念在理论上说当然很好，但是实际上人们的做法往往过犹不及。我很久没有纪念自己的生日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理由非得纪念莎士比亚的生日不可。”我个人在周年问题上最喜欢的结束语来自利物浦足球经理比尔.香克利，他曾十分有名地声称足球并非关乎生死，“而是要重要得多”。他对于周年纪念同时表示了尊敬与不敬，我想不出还有更好的说法来总结我在面对周年纪念问题时的两可处境。“我绝对没有带我妻子与洛奇戴尔队见面来当做给她的结婚周年礼物，那天是她的生日，而且我也绝不会在赛季期间结婚。话又说回来，我带她看的是洛奇戴尔替补队。”（笑声）感谢各位，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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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系列之David Crystal论周年

从我看过的书中得到的结论，就是平民派们没有走体制内路线，而是试图从体制外攫取力量，然后上台。其实从手段来说，很多平民派也是比较厉害的，比如说大格拉古有很多激进的手段。罗马共和国的毁灭其实就是共和制度的毁灭，这其实就是平衡的毁灭。平衡的毁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征兵制度的崩溃，导致士兵更加依赖有钱有土地的领袖，而不是共和国；第二个是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征战带来的巨大的利润，这导致带兵的领袖有可能从中获利并且“贿赂”平民和士兵。这两个原因结合起来，就是凯撒们出现的原因。贵族们既然不肯贿赂平民和士兵，那么愿意这么做的人、家族就有可能挟民意而起，而不是按照以往的路线，让元老院里头的老家伙们把他“选”上去，说白了就是贿赂到底给谁？上台之后，可以为自己的家族带来巨大的利润——而失败者则会被杀死，他们的土地会被瓜分——这就是为什么贵族甚至在其实没有什么胜算的情况下依然愿意铤而走险刺杀凯撒。而屋大维其实多多少少汲取了凯撒的教训，表面上维持了元老院的权威——当然是在前期杀掉其中的佼佼者之后。从某种程度来说，晋王其实是个蛮好的例子。

晚上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

我在这里发自真心地说，今年以来我的所有活动当中，为这次演讲进行准备最令我感到愉快。作为第一次参加爱丁堡艺术节的发言人，我真心不知道自己包揽了怎样一桩差事。但是我在动笔撰写讲稿之前确实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你们应当感到庆幸，因为我目前并不在广播行业里窃据高位，也不打算利用这次演讲为自己在广播行业内谋求进一步的高位。（笑声）

自MacTaggert演讲会开办以来，从未有哪位演员登台讲话。我也不打算在此论述自己的登台资格。我为我接下来要说的话负完全责任。假如MacTagger的登台资格是一份需要竞选的政府公职，那么今天的讲台布景就应当改换成我的竞选标语以及我今天的讲话主题：“创意才是关键，你个傻X。”（笑声，掌声）

每当我想起MacTaggert开办四年来的过往，我就会想象当年的与会嘉宾回家以后将会如何践行那项历时悠久的传统，将家人召集到电视机前，在特定的时间将电视调到特定的频道，一起观看全家人最爱的电影，例如《生活多美好》。他们会感到自己何其有幸生活在科技昌明的现代，能用21英寸的电视机荧屏将全家人聚集一堂。

今天的诸位回家之后，情况可能就有点不太一样了。你可能已经用DVR录制了《生活真美好》，可能要颇费一番周章才能将全家人聚齐到用车库改建的家庭影院里。看电影的时候，你可能还会顺便在脸书上追踪一下子女的最新动态，你能会抱怨你的妻子只顾忙着给你们在网上订购的外卖拍照并且发到Instagram里，你的母亲则正忙着浏览猫咪照片，你的儿子正在鬼鬼祟祟地删除自己的浏览记录（笑声），而你的女儿则正在微博上抱怨《生活真美好》一点都不好看，因为这部电影既不是彩色片也不是3D片。家庭团聚的温馨气氛一如往昔，换句话说就是谁都不搭理谁。（笑声）

我今天想要谈一下我涉足电视行业的若干经历，这些经历怎样深刻地改变了我对于这个媒体的理解，影响我与Netflix合作拍摄《纸牌屋》的因素，以及我今天受邀在此演讲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说不是唯一原因的话。我很幸运，我的父母热爱文学艺术，从小我就能经常出入于剧院。我也很喜欢看电视，经常和家人一起挤在电视机前等待最新一集的播出。电视拓宽的我的视野，让我见识了超越左邻右舍的全新世界。就像书籍与戏剧一样，电视也点燃了我的想象力。我不是一个特别勤勉的孩子，但是我的确一直在寻找值得我付出注意力、思想与精力的活动。我知道，我热爱故事与戏剧。我甚至还曾经和一位要好的同学一起在快餐店的餐巾纸上勾勾画画，打算日后要兴建一座属于我们自己的话剧院，起名就叫扳机街剧院——这是当时他家的住址。日后我确实掌管了老维克话剧院，而“扳机街”这个名字则被我留给了我的制片公司。

我是一个极其幸运的人，我的童年梦想如今几乎已经悉数成为了现实，就外人来看这个过程简直不亚于虚构作品。但是真正拉了我一把的人是一位育人不倦的学校老师。当时我几乎就要步入歧途，于是他将我送进了一所戏剧工坊，我在那里三生有幸地遇到了日后的导师，伟大的杰克.莱蒙。

当时是1974年，我们在莱蒙掌管的工坊里排演了《朱诺和孔雀》里的一幕，当时他正在洛杉矶上演这出戏。表演结束后，莱蒙走过来攀住我的肩膀说（开始模仿莱蒙）：“演得太漂亮了。”（笑声）“不不不我没开玩笑，你演得很好，完全把握住了剧中人物的情绪。我跟你说小子，你应该去纽约深造，因为你生来就是个演员。”顺便说一句，当时我只有十三岁。（笑声）

我听取了莱蒙先生的建议，中学毕业之后去了纽约，考取了茱莉亚德戏剧学院。之后我抓住机会参加了百老汇版本《长夜漫漫路迢迢》的演员选拔，竞争酗酒的大儿子一角。就这样，在1986年，我再次与阔别十二年的莱蒙先生共处一室共同排练。在演完了第一幕之后，莱蒙走过来说（继续模仿莱蒙）：“我真没想到我们能找到这么合适的人选，基督耶稣在上你是怎么演成这样的小子？”（笑声）

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我一直跟随杰克四处巡演，期间也来过伦敦。他也成为了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导师、尊长与朋友。我们合作拍摄了三部电影，最后一部是《拜金一族》——他喜欢将其称作《败金蚁族》，说是更顺口。（笑声）

快进到1990年，莱蒙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参加大卫.里恩获得终身成就奖的颁奖仪式。关于里恩你们需要知道两件事，首先他导演了《阿拉伯的劳伦斯》，其次你要是不知道他的话肯定是入错行了。（笑声）我记得当时自己局促地坐在台下，听着里恩先生在台上利用自己的整篇获奖感言来敦促电影行业挖掘培养新人。他很担心、甚至有些害怕电影行业不重视培养新人的做法。越来越多的电影只顾着诉诸感官，却忘了要打动心灵。在1990年的那个晚上，他面向整个好莱坞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还记得当年和诺尔.考沃德一起推陈出新的境况。我们当年的做法如今全都被人反其道而行。没有人再去推陈出新了，所有人都只会因循守旧，依靠一二三四的套路。我认为这一局面太可悲了。不是说一二三四的套路就不好，但是我们不能将其当做行业的主食。我们这个行业的基础就是富有创意的开路者。我还记得——我想我们都还记得伟大的制片人厄本.科伯特，他的才能在于一手托两家，他不仅理解创意人才，也了解投资人。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可怕的危局。许多富有创意的讲故事新秀正在涌现，他们将会成为电影行业的未来。我恳求你们这些身处投资部门的投资人员们，不要忘了他们是谁。我相信时至今日，投资人们完全可以冒着亏损一点小钱的风险来启用创意新人。”

“如果我们培养这些讲故事新秀，电影行业自然会蒸蒸日上。如果我们因循守旧，电影行业必将要每况愈下，直到完全被电视行业取代为止。”（笑声）

大卫.里恩在1990年留下了这番话。请各位多加上心，我们待会儿还要回头细说。

接下来我想介绍我的另一段经历。1997年，我从茱莉亚德学院毕业后正式开始了话剧演员的职业生涯并且回到了洛杉矶。CBS请我参演一部名叫《特警4587》的电视剧。你们还记得这部戏吗？看来是忘光了（笑声）。我立刻拒绝了。此前我只演过两部短片，都是让人转头就忘的配角。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话剧演员，从没面对过摄像机。但是我了解故事，了解表演艺术，也了解如何塑造角色。因此我很奇怪，拍摄现场里那一群西装革履的人物究竟是谁，他们凭什么到处指手画脚，要求我改换发型，改换领带，甚至改换表演方式。他们不是导演也不是编剧，（突然压低声音）他们是——电——视——台——的——人。（笑声）

这些家伙是电视台派来的。（笑声）

这些人到处指指戳戳，什么事都管。尽管我只是刚出道的新人，但是当时我就很清楚自己不想受这种窝囊气。于是我拒绝了这个角色。我的经纪人和经理都吵吵着逼我改变主意。这时我想到了杰克.莱蒙。当年我们一起排演《长夜漫漫》的时候，他总会提到自己在五十年代投身电视行业进行表演的经历。面对着接受这个角色的压力，我想知道他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总会说当年是“黄金时代”——我们都听过这个短语。“黄金时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究竟是他一厢情愿的怀旧呢，还是说当年的电视行业确实有所不同呢？于是我给他去了电话。他是这么说的：

“小子你要理解，当时电视可是新生事物，谁都不知道这个新兴媒体究竟能存在多久，所以什么规矩都没有。头一个礼拜专门滑稽搞笑，这个礼拜是话剧，下一个礼拜又主打音乐剧。当时电视还没有遭到商业化，因为谁都不知道这个行业究竟能不能挺到那一天。所有人都在敞开了玩。”

“敞开了玩”，我以前从没将这几个字与电视行业联系起来过。但是仔细一想确实如此。据我所知，James MacTaggart本人不仅是一名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电视人，而且在个人生活当中还曾经是苏格兰伞降营的志愿伞兵。他自愿进行信仰之跃，一步踏入虚空。这种“敞开了玩”的气质也反应在了他的电视工作当中，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共聚一堂来纪念他的原因。我意识到，唯有怀抱“敞开了玩”的态度，才能塑造出真正令人难忘的角色。于是我找上了制片人，他承诺绝不干涉我的创作自由。我一共拍摄了七集，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然后编剧就把我的角色枪毙了。（笑声）

布莱特.马丁在他的新书《坏脾气的人们：创意革命幕后揭秘》（Difficult Men: Behind the Scenes of a Creative Revolution）当中将过去十五年称作电视行业的“第三个黄金时代”。他讲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故事，反映了创意人员自从电视行业面临的困境。1980年，日后将会成为热播剧的《山街蓝调》即将首映之前，NBC派人给主创史蒂文.布奇柯送来了一份内部备忘录，表达了行政层的担忧，“主流观众们认为这部戏气氛压抑、内容暴力，叙事混乱，信息量超载，主人公缺乏工作能力且有人格缺陷，在职业方面永远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在生活上也是一塌糊涂，结尾令人失望，剧情脱漏严重，等等”。

换句话说，这段描述在无意之中不仅集中体现了《山街蓝调》大获成功的要素，而且总结了组成第三个黄金时代的所有电视剧。如果这些行政人员当真心愿得偿，那么创新的道路就将得不到开拓，也就不会有《黑道家族》、《火线救援》、《国土安全》、《六尺之下》、《嗜血法医》、《以法之名》、《混乱之子》、《监狱风云》、《火线》、《真爱如血》、《大西洋帝国》、《广告狂人》、《权力的游戏》、《绝命毒师》以及《纸牌屋》了。假如我这里列举的剧目还不能不容辩驳地说服你相信电视行业的国王是创意人员，那我真不知道再应该说些什么了。你们可以鼓掌了。（哄堂大笑，热烈掌声）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维护创意革命的火焰，继续寻找新生代人才，呵护他们，扶植他们，为他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与自主决断的权力，三个黄金时代的过去与现在都已经证明了他们有资格享受这种待遇。我认为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就像大卫.里恩一样，我也很失望。我为这个行业在鼓励新人方面没能做得更好而感到失望。尽管我本人的事业取得了成功，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自己就不失望。我的作品经常未能达到所处时代设立的标准。我想要做得更好，我想讲述更好的故事，表演更好的戏剧，想要更有力地扶持最优秀的讲故事新人们。我相信杰克.莱蒙的处世哲学：“上楼之后再把电梯送下去”，这样做能够使得我们每个人借助自己现有的成功来扶植他人。

因为我抱有这样的想法，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与我有同感。虽然你们也都是成功人士，但是恐怕你们也会在各自的领域里、在各自的自我评价标准之下、在各自的抱负面前、在各自的创意胆量面前对自己感到失望，恐怕你们也会为自己没能彻底利用这种媒体与这个平台来完全实现自我与身边同事的价值而感到失望。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因为电视行业并不总能达到它应该或者可以达到的标准而感到失望

本周我们谈论人才这个词的次数恐怕比任何其他词语都要更多。人才就是一切。不止是新人，因为人才是不论出处的。尽管我们往往侧重于年轻人，但年龄并不能限制好故事与好想法的出现。人才也是各种各样的。我们不仅应当尊重那些经验丰富的人，也应当尊重那些全无经验的人。当然话又说回来，有些“人才”之所以被“埋没”也并非全无原因。（笑声）但是我们要是遇到了天赋异禀的人才总归不会认错。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折现电影与电视从业人员还能优哉游哉地坐等人才上门。因为我们掌握着进入王国的钥匙，新人们必须主动找上我们并且献上自己的故事，唯此他们的故事才能与观众见面。但是情况正在转变而且变化飞快。如今的孩子们早已不再将电视行业当做实现理想的唯一的途径了，他们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花样繁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娱乐方式、故事与其他吸引眼球的所在。如果他们在Netflix或者AppleTV上看到了自己喜欢的电视剧，很可能根本不知道这部戏源自哪个电视台。

我们要怎样找到这些孩子呢？十年前我接手老维克剧院的时候，我们创办了一个名叫“老维克新声音”的项目，借以支持那些有志于投身演艺事业的年轻人们。不像许多剧院、电视与电影项目通常所做的那样，我们并不将这些年轻人彼此隔绝开来，让编剧独立写作或者让导线专攻某一条路线。我们让所有这些年轻人凑在一起，因为我们相信这才是创作戏剧的正确方式。我们将编剧、制片、导演与演员们凑在一起，让他们学习彼此合作，共同发展，创作剧作，让他们意识到彼此协作的重要性。

这个计划在创作层面上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功。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今年爱丁堡戏剧节的28部参演剧作全都是由“老维克新声音”计划曾经的受训学员创作、导演或者表演的。但是我们还不想就此止步。我们认为自己对于社区也负有社会责任，因此我们又发起了一个社区戏剧项目，走进各个学校、社区团体与青少年活动中心，邀请他们走进老维克剧院。我们为每一个感到难以与他人沟通、对于传统教育方式感到厌倦或者受到同龄人欺负的孩子开辟了艺术创作的圣地。当听到老师们告诉我，某个在课堂上一直不能集中注意力的男孩突然能够专心听讲，或者某个内向寡言的女孩终于能够大胆表现自己的时候，那种满足感真是难以言喻。

我坚信，这些艺术项目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引领年青一代走上演艺道路或者培养下一代大卫.里恩与史蒂文.布奇柯，而是造福社会。我相信艺术并非生活当中的奢侈品，而是必需品。故事能够使人们相互理解，有助于人们理解所处时代的问题。剧院与电影是培养年轻人的有力工具，有助于他们培养沟通协作的能力并且提升自信心。至于那些的确对艺术胸怀激情并且意欲发声的年轻人，我相信我们有责任找到他们。如果我们不出手相助，他们可能永远无法逾越我们在剧院与工作室网络周围精心修筑的高墙壁垒，而我们将会永远失去他们脑海中的故事。

顺便说一句，刚才我说我在电视行业的第一份工作是拍短片，严格来说这话并不算对。撰写这份发言稿的时候，我想起来我首次涉足电视行业是在十七岁那年。当时我在暑假打零工，和另外八个人一起搭乘平板卡车在加州奥兰治郡游走。我们每人都领到了一张当地社区分布地图。我们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推销收费电视频道——当时第一家有线电视网刚刚出现。我毫不开玩笑地告诉各位，我们面向客户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嗨，您有兴（性）趣吗？”（笑声）我们吃了不少闭门羹。谁成想我与电视的渊源居然能追溯到1976年呢？

如果说大家对于我在《纸牌屋》中扮演的弗兰克.安德伍德这个角色存在任何程度上的钦佩之心，我想这恐怕是因为安德伍德也全盘接受了“敞开了玩”的精神。他无视规则，从不效忠于任何党派、头衔、形式、姓名与标签。他无视民主党与共和党之分，无视意识形态与理想信念。他的眼里只有向上爬的机会与空隙。的确，此人有一点恶毒，但是他的办事能力也着实不俗。所以今天我在此也要抛弃意识形态，不将本次大会仅仅视作电视行业的活动。既然观众已经不再费心区分各种媒体的差异，我们又何必以邻为壑呢？让我们抛弃掉自己身上的标签吧，或者按照安德伍德的话说（模仿安德伍德）：“至少让我们扩展一下定义。毕竟，我们不都是讲故事的人吗？”（笑声）

《纸牌屋》的制作模式富有创意地效仿了英剧的模式。英剧模式的特点在于从来不会费心制作试播集，而美国电视台则对此十分上心。当初我们和所有主要电视台都谈过合作事宜，每一家对于《纸牌屋》都很感兴趣，但同时每一家也都要求我们先播出一集试播集。我们倒不是有意托大，好像大卫.芬奇与我这样的大牌就可以客大欺店什么的。但是我们想要放长线钓大鱼，想要花费时间来塑造一个多层次的复杂故事，故事里的角色将要随着情节发展而逐渐揭露自己，角色之间的关系发展也需要空间。从编剧角度来说，试播集的问题在于必须在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塞入好几个角色，还要人为地在末尾制造悬念，借此证明这部剧有人看。

Netflix是唯一一家表示“我们相信你们俩”的电视台。“根据数据分析，观众们肯定会喜欢看这部剧，所以你们不用拍试播集。告诉我们想拍多长就行了。”我们的反应是（做茫然无措状，笑声）“要不然先拍两季怎么样？”

相比之下，2012年全美一共拍摄了113部试播集，其中35部剧得到播出，得到续约的有13部。2013年全美一共拍摄了147部试播集，其中56部剧得到播出，续约情况目前尚不明朗。但是这些试播集的总成本大约在三到四亿美元之间。这样看来，《纸牌屋》一下子拍两季的作法就很合算了。（笑声）

Netflix将整季《纸牌屋》一次性放送的作法说明了一个问题：观众们想要控制。他们想要自由。如果他们希望一口气把一部剧追完，我们就应当满足他们的欲求。曾经不止一次有人在街头拦住我说“感谢你荒废了我整整三天的时间”。（笑声）通过这种新型发行方式，我们证明自己已经领会了音乐产业至今没有学会的教训：要向受众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要在他们想要的时间、以他们想要的方式提供给他们，而且价格要合适。这样的话他们多半会掏钱而不会白拿。当然总还有人会坚持白拿（笑声），但是我们至少能从盗版的嘴里抢下一大块肉来。

所以我们知道观众想要什么：高质量的作品。我们也知道创意人员想要什么：艺术创作的自由。保护人才与作品质量的唯一方式就是创新。我们还知道制片公司、电视台与工作室想要什么：赚钱。我们也需要他们盈利，唯此他们才能继续投资高质量作品。他们想要尽可能多的愿意掏钱的观众。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鼓励那些被数字与数据环绕的行政人员壮起胆气来支持我们的任务，鼓励领导层冒险试水，宁肯冒着亏损的风险追求高目标，也不愿保守求稳。

史蒂夫.乔布斯之所以频繁将亨利.福特称为自己的榜样，正是因为福特早在消费者意识到自己的需求之前就为他们发明了汽车。同样，乔布斯也在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需求之前就将苹果产品塞进了我们的手里或者摆在了我们的膝头。我们的创新能力必须有这么强。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比观众领先一筹。我们要令观众感到意外，打破界限，将观众引向新世界，为他们提供越来越好的作品。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行业现状，但是我们可以重塑行业结构的核心。如果我们真正以人才为重，我们或许可以在行业内取得更高更广的成功。这就是我的信念。（热烈掌声）

最近我们刚刚目睹了《绝命毒师》第五季既最后一季的播映。这部剧抓住了巨大的观众群体，也在媒体上掀起了对于Netflix效应的追捧。但是《绝命毒师》也教给了电视台重要的一课，即一定要有耐心。耐心是维护创意与质量的关键，经常遭到忽视，而领导层却往往只想投资稳赚不赔且能迅速来钱的作品。从收视率方面来看，《绝命毒师》是一部慢热剧，直到2011年下半年第才真正有了些声势。早期观众们的口口相传给出了与收视率数字不太相符的信息， Netflix的在线播出模式以及AMC对于播出时间的精明安排又吸引了进一步的观众并且吊起了他们的胃口。

尽管AMC一开始仅仅预订了五六集《绝命毒师》，但是他们相信这部剧，因为《广告狂人》教会了他们一件事：一部剧需要时间来寻找属于自己的观众群体，观众质量与单纯的数量对于打造剧目品牌来说同样重要。《绝命毒师》大器晚成式的走红告诉我们，应当将这些剧目视作需要培育的资产，不能让急于求成的电视台在它们有机会走上正轨之前将其扼杀。毕竟，《黑道家族》拍到第四季才有些声势，《宋飞正传》播出了整整五年才取得比较好看的收视率，它的最初四季甚至都没能打入尼尔森收视率前30强。

在数字不好看的情况下坚持制作这样的剧集、坚持顶住领导层的压力是需要勇气的。但是历史一再证明，忠于创意相信人才的做法总是强过有枣没枣打三竿子的试播集体系。如果观众们忠于一部剧集，无论这个观众群体一开始多么小，难道我们不应该实现这部剧的真正潜力吗？假如这意味着抛开规则，更改播出时间表，从而加强观众的兴奋情绪并且方便他们观看，那我们就应该做好无所不为的准备。

任何一种艺术载体都需要花上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得到主流认可，获得名分。小说曾经被人视为下品，因为它不是诗歌。摄影在最初五十年一直比绘画矮一头。电影花费了几十年才从杂耍园子里毕业。巴斯特·基顿如今被人视为天才，但当年也只是个满嘴胡话的丑角而已。至于大卫.里恩呢？1990年的那天晚上没有人听取他的警告，没有哪个电影从业者真心认为电视会成为足以与自己抗衡的竞争对手。然而此时距离《黑道家族》在HBO首映只剩下八年了。演员、编剧、导演与制片很快就将要纷纷离开电影行业寻找更适合创作的环境。十四年后的今天，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不会否认，电视在情节剧方面确实已经赶超了电影。

在过去十四年里，电视终于成为了获得承认的艺术门类。其主要原因在于电视台愿意承担风险，而这些剧集找到了恰当的观众群，这些人渴求情节复杂角色丰满的作品，而电影无法满足他们。巧合地是，互联网在线播放技术与多平台播放技术的飞速发展恰好与电视获得认可处于同一时期。因此我们见证了如此不可思议的汇流：正当电视媒体的地位得到确立之际，这种媒体的技术却在飞速变迁。电视台与工作室如果无视叙事技巧的日益复杂或者相关科技的不断变化，必然会被落在后面。

假如他们没有听到这些警告，观众将会比他们进化得更快。观众们会去寻求能够满足他们的其他内容供应者，因为这些供应者能够在他们方便的时间、向他们中意的设备上投放复杂且聪明的故事。Netflix与其他电视台的成功关键在于将优秀的内容与对于观众收看习惯的前瞻性做法结合到了一起。在目前的十字路口上，我们的风险在于过度体制化乃至僵化，认为今天管用的做法在一年后的今天同样会管用。成功的诅咒在于赌注的累积。功成名就、薪水增加、名声与成绩都需要维护，结果就是倒向保守主义，避免承担风险。但是如果说商业与艺术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冒险者长期来看总能得到回报。

在飞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个行业可能招致失败的众多做法之一就是拘于门户之见，死守电视、电影、短片、短剧与其他什么门类，无论它们贴着什么标签。当我站在镜头前的时候，镜头并不知道自己正在拍摄电影还是电视。我预言，在下一个十年里，内容平台的分界将会彻底消失。总长度十三小时的一季《纸牌屋》与电影的区别在哪里呢？难道说长度在两小时之内的才算电影吗？这种分类未免太肤浅了。在电视上而不是在影院里观看的电影还算电影吗？在Ipad上观看的电视还算电视吗？这种区分是毫无意义的。标签是全然无用的，或许只有制作机构的行政人员与律师在开展业务的时候才会用到它们。

但是如今正在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是不会顾及这些区分的。在Ipad上观看《阿凡达》，或者在Youtube上收看电视，或者在电脑上收看《权力的游戏》，一切仅仅取决于内容，一切都仅仅是故事。受众的注意力区间就更不用提了。多年以来一直有人抱怨网络缩短了受众的注意力区间，但是人们明明可以在一天之内追完整整一季电视剧（笑声），这难道不能说明他们的注意力区间有多长吗？只要有足够好的故事，人们可是丝毫不介意一次性看完相当于歌剧长度三倍的内容呢。（笑声，掌声）

我们决不能闭门造车地臆测观众们想要什么内容或者想以怎样的方式体验这些内容。我们必须观察、适应，主动发现尚且不为我们所知的观众需求。我们尝试得越多，就会越了解观众，创意与盈利的大门都会因此而打开。有很多人都声称谁也根本不知道如何使得一部剧集获得成功，创作一部好剧纯粹是碰运气。我说这是屁话。我们很清楚成功关键是什么：成功关键一直都是向艺术家放权，一直都是“敞开了玩”。杰克.莱蒙刚出道的时候是这样，格兰特.廷克掌管NBC的时候是这样，HBO决定拍摄《黑道家族》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说，凭什么就不能拍一个身材超重，一边杀人一边得焦虑症的新泽西黑社会头子呢？凭什么呢？”（笑声）

Netflix的用户调查与大数据分析为《纸牌屋》打开了大门。我们可是太走运了。因为Netflix以前从没搞过原创内容，他们甚至没有专门的办公室来给我们提交内部备忘录。（笑声，掌声）姑且想象一下另一家在创作层面上不那么支持我们的电视台会在备忘录上写些什么吧：“那个什么，我们有点担心，凯文在全剧打头五分钟就掐死了一条狗（笑声），这是不是有点过了？我们可能失去一半观众的。”但是任何人都没有要求我们向我们想要讲述的故事里掺水。于是第一幕的杀狗情节极具创意地奠定了全剧的基调。

所以我们一直都知道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是，想要找到一位具有足够韧性、智慧与蛋子来采取这些做法的管理人员怎么就这么困难。（笑声，掌声）因为现在有一条好消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与过去37年以来曾经聚集在这个会堂里的任何一群人相比，今天的你们可谓恰逢其时。你们能够制作既有钱赚又值得骄傲的作品。十四年以前我可能不会站在这里夸夸其谈，因为当时人们都认为电视已经穷途末路了。十四年以前，我的经纪人绝不会允许我在拿了奥斯卡奖之后反过头来拍电视的（笑声），更不用说什么“在线电视”了。（笑声，掌声）而且我们今天终于以前所未闻的程度摆脱了电视行业兴起以来一直笼罩电视工作者的可怖阴影，也就是收视率。在座各位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都不必与收视率表单打交道了，这实在令人如释重负。（笑声，掌声）Netflix做了正确的事，他们回避了尼尔森收视率的呆板数字，全面接受了靶向营销的做法，相信品牌比收视率更有说服力。

更有甚者，观众们也已经发话了：他们想要故事。他们都快要想死了。他们会支持任何能给他们提供好故事的人。他们会谈论剧情，日夜追剧，在公交车上看剧，在理发店看剧，拉着朋友看剧，发微博，写博客，建立粉丝网站，等等等等。他们与电视剧的亲密程度足以令任何一部大片望洋兴叹。我们所需要做的就仅仅是向他们提供故事而已。沉甸甸的果实已经挂上了枝头，比起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丰满多汁。如果我们在座的各位就连伸手都懒得伸一下，那也未免太丢人了。

如今的为题在于到哪里去寻找愿意扶助开路新人的第二个大卫.里恩，如何能在财务部门找到更多懂得如何呵护更高一层创作人才的人们，为他们提供信心，也使得我们能够冒险尝试新点子。在娱乐业的历史上，电视台、电影工作室以及剧院当中都出现过理解创作人才群体的领导层。你可以尽管向前追溯，曾经的经验是有目共睹的。好莱坞工作室体系带来了全盛时代，导演与演员们共同创建了美国联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伦敦皇家剧院成为了众多杰作的温床，BBC的经典剧作永远改变了英国电视的面貌，格拉纳达电视台曾经一度产出惊人，更不用说过去十四年里HBO的主管们以极大的勇气保护了艺术杰作的火焰不至于熄灭。但是更重要地是，上述这些机构的领导层都意识到，支持、呵护与保护创意人才的做法对生意有利。他们设法使得艺术与商业走到了一起，而且他们有胆量为了艺术品质与人才而斗争。

但是新一代创意人才与以往不同。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说一个人是演员、导演、编剧还是制片了。今天伴随着Youtube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们可能身兼所有这些角色。我们要说服他们相信，主流当中有他们的容身之处。我们要为那些看上去已经万事俱备只欠进门的新人们腾出空间。我很乐意想大家宣读下一代讲故事高手的名单，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些即将为我们的行业做出特殊贡献的新人。但是我不能。因为我们尚且不知他们姓甚名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或者正在网上合作，或者正在独自剪辑学生短片，或者正在地下室里排练，或者正在申请加入某个艺术项目，或者正在编写自己的小品剧本，甚至还参加了本次艺术节并且登台献艺。如今我们终于有了让这些新人安身立命的空间。这空间还远远不够大，但是门窗已经打开了。是否邀请他们进来完全取决于我们。就好比假如杰克.莱蒙没有在我十三岁那年挽住我的肩头，鼓舞我当演员的信心，我今天绝对不会站在这里，也绝对不会走上这条职业道路

我们都能把电梯再按下去。我希望我们现在所处的楼层不至于高到使我们听不见那些想要上楼的人们渴求机会的呼声。无论他们在这个新世界接下来想要去哪里，电视与网络肯定承担不起失去他们所有人的后果。历史是由我们创造的。凭借我们手边的资源，我们能否同舟共济，共享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呢？我们依然希望与其他人共享经历，但是如今人们已经不会在饮水机周围围成一圈讨论最新剧集的情节了。如今已经不再是观众单向接收的世界了。饮水机已经被搬到了虚拟世界，因为剧情讨论都已经在线进行了。新一代受众有着复杂的口味。因为有他们在，我们再不必孤身一人追捧《绝命毒师》或者独自沉迷于《嗜血法医》了。

故事是抹平差异的伟大力量，能够穿越藩篱将观众们团结在一起。在我们这个充满冲突的世界里，国与国作战，人与人分离，而文化却能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依然是一家人，一个美好而又多样化的全球大家庭。我心中乐观的一面认为，我们只需要再努力一点点，促使人们走到一起分享共同的经历，在这段精彩的人生当中不至于过分忽视彼此。我希望我回答了你们心头的重大问题，也希望自己为本次艺术节接下来的对话奠定了基调。能够站在这里与你们分享我对于人才与新平台的看法令我十分荣幸。最后为了诠释商业与艺术这对欢喜冤家的关系，我要引用影坛名宿奥森.威尔斯的名言：“我痛恨电视。我痛恨电视就好比痛恨花生一样。但是我一吃花生就收不住嘴啊。”感谢各位。（笑声，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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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不喜欢一大清早作报告，因为你们全都十分警醒。你们的体内现在充满了咖啡因而不是酒精。我们都知道，任何人说的任何话在酒精的作用下听上去总是更加深刻，而咖啡因却没有这种效果。从来没有人在喝咖啡之后进行过深入的哲学对话。所以我也不知道今天这场报告究竟会怎么样。

太空探索是一个耗资三千亿美元的世界性产业，NASA的投资在其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想想这个份额究竟有多小是很有趣的。然而就是这样一点钱却激励了无数人的梦想。今天在座的各位企业代表只要接触过太空科学任务，就一定会在季度报表或者年度报表当中提到一笔。因为此类任务能够激励人心，能够将力量赋予从事此类任务的国家乃至全世界。

我们很清楚这一点。问题在于，就我的了解，太空探索圈子以外的人们大体上将我们视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每年全国预算都会分配到各个选区，各位选民代表则会争夺预算，为自己的选区创造工作岗位。对于那些没有NASA中心的选区来说，他们的代表会不会费心为NASA争取经费呢？恐怕一点也不会。因此万幸的是NASA一共有十个中心，分布在全国八个州，要不是NASA的代表范围如此宽阔，NASA究竟能否挺过此前的几十年都未尝可知。而且这八个州常年在民主共和两党之间摇摆，总体而言民主党与共和党在这八个州当中各占一半。因此对于NASA的支持很能体现党派平衡。但是人们依旧将我们视为特殊利益集团。

有趣的是，尽管太空探索的成果广泛且深入地应用于军事、气象预报以及通信等诸多领域，但是像这样的工作假如干得真好，就不会得到人们的注意。假如军事卫星网络完美地保护着我们，而且没有人攻击我们，没有人会多加留意。假如GPS导航系统运作正常，不会有人想到卫星系统，只想着尽快赶到目的地。这就像剃胡子一样，没有人会对你说，“嘿，你今天剃得真干净！”（笑声）没有人注意到才说明你剃得干净。又或者像修剪草坪一样。草坪修剪得越整齐就越没人注意。

太空是我们的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隐性因素，只要太空探索进展顺利，就不会得到人们的注意，或者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不久前我在参议院参加了商业、交通及科学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讨论NASA的问题，讨论关于太空与抱负的问题。委员会一共由24位参议员组成，但是当天总共来了三位。我倒不是存心抱怨，只是和你们分享一下我的观察成果。这三人都来自NASA物产所在的州，分别是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以及新墨西哥州——最后这位大概是不希望新墨西哥州错失太空事业当中的应有地位。由此可见，参议员们也将太空圈子视为特殊利益集团，因为只有与NASA存在直接利益关系的参议员才出席了听证会。这三个人不是我最应该交谈的对象，你们三个赶紧回家吧，把那些尚且不理解太空探索意义的人给我换过来。我还想C-SPAN当天会不会过来转播听证会实况呢，可惜没有。我以为会议记录在存档之后就不会有下文了，不过当天的会场确实安装了摄像机，听证会的情况随后也发到了Youtube上面。万幸的是，参议院、众议院与总统的效力对象终于看到了这番场面。总统为我们效力，众议院为我们效力。我想说服的对象是某位参议员吗？不，我想说服人民，因为人民在民主制度当中理应起到关键作用。我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但我确实认为人民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

再多谈一下关于“特殊利益集团”的话题：前几年纽特.金瑞契曾经在佛罗里达声称我们应当在月球上建立定居点（窃笑不止），我想大家都应该还记得自己听到这番话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吧。顺便说一句，这番话的抱负并不比1961年肯尼迪号召登月更过分，因为肯尼迪那会儿我们就连能将人类活着送上天的火箭都没有。因此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金瑞契这番话居然遭到了不少方面的批评，这纯粹是党派隔阂作祟。有人采访我对于他的言论作何看法，我就分析了一下，说金瑞契的计划还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我大概不会使用“殖民地”之类的字眼，但是他的言论至少重新激发了我们太空探索的抱负。结果自由派媒体的报道标题就是《泰森力贬金瑞契登月提案》，而保守派媒体的标题则是《泰森认同金瑞契登月提案》。我认为这种党派分歧已经干扰到了进行实际决策所必须的共识。

但是我今天谈论太空的角度不是宣传，也不是商业，而是文化。我想谈一下文化当中的太空。人类第一架有能力飞出大气层的载具是V2火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自冯.布劳恩以下所有人都相信假如未来要开发太空，就一定要借用V2火箭的一部分技术。还记得V2火箭的外形特征吗？子弹式的外形与巨大的尾翼——尾翼！当时的汽车也有尾翼！你以为这些尾翼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们追问当年的汽车设计师，他们大概会说尾翼看上去很酷，而绝对想不到，或者说不会用前额叶有意识地想到V2火箭。

什么时候尾翼不再时兴了呢？后来我们意识到V2火箭的尾翼并不是登月载具所必需的结构，于是我们的火箭外形开始向土星5号靠拢。顺便说一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科幻故事里的火箭也都是有尾翼的。当年的科幻电影里所有的火箭都有尾翼。《丁丁上月球》漫画里的火箭就有尾翼。但是自从土星5号面世以来，这些尾翼就消失了。尾翼张扬的57版雪佛兰贝莱尔跑车怎么就淡出了呢？设计师大概以为尾翼只是过时了而已。又或者太空在很深的层面上干涉了他们的艺术创作。

接下来呢？六十年代滚滚而来，我们大张旗鼓开赴月球。人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发动了革新，我们革新了文化。之所以说当时的文化是革新文化，是因为每个月、每个周的报纸大标题都是新一场太空探险。因为我们正在不断突破太空前线。当你突破了太空前线，当天的报纸必然有值得一说的新内容。每一次双子星任务的目标都比前一次更高，我们总会在完成上一次标准之后再更进一步，取得一点额外的成就。我们用阿波罗任务取代了双子星任务。我们飞向了月球——姑且还不能登月，这方面仍需努力。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是1968年。待会儿我再回头细说。

六十年代还有什么事呢？当时人人都在梦想未来。人尽如此。1964年纽约世博会的主旨就是梦想未来。无关昨天，无关今天，而是着眼于明天，只有通过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天才才能在今天成为现实的明天。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太空如何影响了这种文化呢？看看世博会上的地球仪（Unisphere）就好了。如此美丽的钢质地球模型，为什么要围上三个光环呢？如果你去问设计师，他有没有受到约翰.格伦三次环绕地球飞行任务的影响，他大概会不以为然。但是光环的数目就是三个，不是两个，也不是四个。而且光环的方向也不是平行于两极，而是平行于赤道。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十年。每一周都有服役人员死在战场上并且登上报纸，民权运动此起彼伏，充斥着每周的新闻。其中尤以1968年为甚，从二月的春节攻势到马丁.路德.金与罗伯特.肯尼迪的遇刺，等等。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依然在梦想着未来。我们已然怀抱着这样的梦想，这个梦想依然重要。《星际迷航》在这一年首映，还有《阴阳魔界》。后者在我看来是史上最伟大的电视剧集之一，其中每三集就有一集太空故事，或者说披着太空外衣的其他故事。我们在太空当中的存在不仅影响到了工程师、数学家与科学家，还影响到了人类的创造力层面，也就是所谓的文化。我们正生活在这种文化当中。这可算不上什么“特殊利益集团”。

1968年12月，阿波罗8号任务成了这一年的压轴戏。不考虑在座各位，这次任务今天很多人可能已经想不起来了。这次任务是第一次前往地球以外目的地的太空任务，尽管并未登月。任务期间拍摄了一张照片，画面是地球从月平线上缓缓升起——其实这张照片名字起错了，因为从月球表面来看，地球的位置其实是相对固定的，只是因为飞船当时在绕月旋转，所以地球看上去才会从月平线上升起——这就是著名的《月球地出》。这张照片以迥异于地图的视角向人们展示了另一个地球，不再有国与国之间的颜色差异与国境线，只有自然的本来面目：海洋，大地，白云。人类来到了月球，却发现了地球。我说这是人类首次发现了地球。

这对文化有什么影响呢？我这里有一份清单，你先看看，然后再解释一下太空并没有对清单上的条目起到影响。但是我只要后退一步再看，就会心想，“等等！”1962年，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绿色人士普遍将这本书的出版当做生态学与环保运动的开端。这本书当时的确是畅销书，但是在我看来这本书充其量只是播撒下了环保运动的种子并且松了松土。我认为真正的开端是1968年《月球地出》照片的发表。同样在1968年，《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ue）创刊。在《地出》照片之前，这份杂志采用了另一个版本的封面。但是《地出》一经发表，立刻就成为了这份杂志的招牌封面。这张照片首次使人们意识到了地球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各个国家的累积。一个整体。7个月后的1969年，人类首次登月。随后在1970年与1972年又两次登月。所以来看看随后的事件吧。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获得通过。1963年与1967年都曾有人提出过类似法案，但是真正通过还是在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设立于1970年3月。环保署成立于1970年，此外这一年还上映了一部伪纪录片《生物大观》（Hellstrom Chronicle），这是第一步在剧院公映的纪录片，走得是恐怖片路线，内容是昆虫在食物系统当中的作用，旨在让人们考虑自然。医生无国界运动同样发起于1971年——他们怎么想到“无国界”这个短语的？这个短语在《月球地出》发表之前从来没有没有人想到过。全国每一间教室的每一张地图上都画满了国家。DDT在1972年遭到了禁用，而不是《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不久。我们依然前往月球，我们依然回望地球。1971年《净水法案》获得通过。1972年《濒危物种保护法案》得到提出。后者在六十年代推出过两个版本，1973年正式通过。汽车尾气转化装置，1973年。无铅汽油，1973年。当时我们已然还深陷在越战当中呢！国内大学还在闹学潮呢！但是我们依然抽出了时间来考虑地球。这就是太空对于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无价的。太空探索为我国与全世界开启了审视生命、审视这个我们所共享的行星的全新视角。

对于太空在思想与感情上抱有浓厚兴趣的新一代人也在这个时代成长了起来。太空无处不在：艺术品、好莱坞电影、电视、小说，等等。因为每一周我们都在突破太空边疆。当时我们不需要什么特别项目来说服人们相信学校应当注重科学教育，工程学与数学对于社会有用并且能够强化国家认同。因为每一天的报纸大标题都在反映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这些大标题。而带来这些创新的正是科学家、工程师与数学家。这一切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结束了。我还收藏了很多当时的杂志，从《生活》到《时代》，从五十年代以来，隔不了几期杂志上就会出现关于“明天”的文章：明天的住宅，明天的交通，明天的城市。这就是当时的文化，这就是当时的心态，这就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然后这一切就都停止了。我们不再突破太空边疆了。我们转向了工程学上的边疆。我们开始研发可以重复利用的飞船，尝试在无重力条件下修建大型空间站。在接下来的十到二十年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这么做。这是在突破工程学上的边疆，但却不是太空边疆。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个问题，想一想我前面提到的教学用地球仪吧。假如将地球缩小到地球仪的大小，那么火星与地球的距离是多少呢？一英里，月球距离地球多远呢？30英尺。教科书一直都误导了我们，因为教科书要将地球与月球印在同一页上，所以我们一直以为月地距离比实际上要近得多。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上当了。如果将地球画成三英寸大小的圆圈，那么地球与月球至少也要隔着好几页。火星远在一英里之外，月球远在30英尺之外。国际太空站距离地球只有八分之三英寸。这可不是突破太空边疆。至于大气层的厚度在这个比例尺之下仅仅相当于地球仪上的漆皮。我们呼吸的空气就只有这么薄。我们以为的空气海洋其实也就仅仅相当于苹果皮的厚度。现在有些太空企业家将游客带到大气层边缘就算进入了“太空”。作为天体物理学家，我看看地球，再看看宇宙其他部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努力吧各位。

我们目前在美国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经济疲软衰落，人们对于基础研究失去了兴趣，工作岗位流向了海外。政客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提升孩子们的科学水平，那就增强学校里科学老师的能力吧。给你个创可贴，先拿上这几个美元花着吧。工作流向海外，修建几个社区中心就能把工厂留住了。又一块创可贴。创新产业需要提升，那就往里面投钱。这些都是创可贴，解决不了问题。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就像我已经重复了无数次的那样，就是将NASA的经费翻番。目前每一美元税金有半美分流向NASA，就是这半美分资助了国际太空站、哈勃望远镜、火星车与开普勒计划。我说我们将这半美分提升到一美分好了。我的观点可能不太正统，但是我不想仅仅受到单独一个目的地的驱动。好比说我们想去火星就造一艘去火星的飞船。那样的话宇宙其余部分怎么办呢？有了翻倍的预算，我们就可以建造一艘能前往任意目的地的飞船。按这个按钮去月球，那个按钮去拉格朗日点，下一个去火星，中途遇上小行星还能拐弯回避。我想要一艘能够前往整个太空的飞船。

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见识过了德国高速公路系统如何挺过了极端天气与大规模军队调动的考验之后说：“这玩意儿美国也应该有”。他说服众人在美国兴建了洲际公路网。他并没有说“我们就在纽约与洛杉矶之间修一条路吧。”洲际公路以你能想到的任何方式连接了所有人，这才是构建系统的方式。我这人不搞歧视：你想在月球开展军事活动吗？按个按钮就好了。你想在月球搞旅游业吗？按个按钮就好了。想在月球上开矿吗？还是一个按钮的事。科学家想去火星寻找生命，那也可以。一艘飞船满足所有人的太空利益。如果你这么做，太空边疆必然每周得到突破。而且我向你保证，每一周的新闻大标题都会反映这方面的突破。宇航员与工程师们从火星土壤里提取了水并且分解成氢气与氧气，这样火星就成了火箭燃料的加油站，前往火星的飞船再也不用携带双份燃料了。科学家们在月球开采出了氚-3，将其带回地球或许不够经济，但是至少可以在宇宙当中的其他地方修建核电站了。不管是从地缘政治利益、军事利益还是经济利益来说，太空都会成为边疆，每一周都会有新的发明，每一周都会有新的专利。因为太空探索很困难，太空探索很危险，太空探索也很刺激。而且所有这些创新都会成为新闻大标题，而大标题又会自上而下地渗透到学校教育体系当中。用不着依靠特别项目来说服孩子们相信做工程师很酷，仅仅依靠太空探索在文化当中的存在就能让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的梦想将会再次得到启动。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创新就是经济的驱动力。将NASA的经费翻番不是施舍。绝对不是施舍。现在人们都以为向NASA投钱是施舍特殊利益集团。米特.罗姆尼当时当时批评金瑞契的时候说他只是想要通过施舍NASA来应和佛罗里达的选民而已，假如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就要改口谈论修建桥梁的问题了。他的错误在哪里呢？这番话反映了极大的误解：“施舍”NASA这种说法本身忽视了实际上NASA 正是我国经济的根本驱动力。NASA的文化驱动了创新文化，而创新文化正是二十一世纪经济的支柱。对于我国花在NASA身上的钱能够起到一座发电站、一条公路或者一座桥梁起不到的作用。我不怕说这个话。在座各位可能都是圈内人，还要考虑避嫌，但是我不怕。你知道怎样才能避免工作岗位流失海外吗？不是依靠减税优惠，而是依靠创新。因为新岗位是我们首创的，而外国还没摸着门呢。当然外国也会创新。好啊，等他们赶上来的时候再给他们就是了。既然整天都说全球经济，那就不能抱怨企业把工厂开办到人工更便宜的地方去，要不然就算不上全球经济了。所以解决工作流失的方法不是高筑墙，而是通过创新从根本上避免这个问题。我们确实需要教师培训，但是仅仅这样做还不够。我们可以培训一批了不起的中学老师，但是学生们从教育体系里走出来之后就一定能成为科学家吗？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已经损失了整整一代聪明孩子，他们现在全都变成投资顾问或者律师了，因为他们在科学领域无处可去。如果有一个野心足够大的科学项目，你就能把这些孩子一网打尽。NASA的招工范围包括生物学家——我们需要寻找外星生命，还包括化学家、地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不止如此，我们还需要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结构工程师。NASA就是支持一切科学的机构。

如果我们拥有创新文化，我们就能恢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精神头，只不过这次没有耗资昂贵的战争从旁作乱了。顺便说一句，假如中国人决定在火星上修建军事基地，那么十个月之内我们美国人一定能登上火星。中国人只需要泄露出一份相关备忘录来，我们这边就会用一个月时间筹资、设计并建造飞船，九个月时间飞行，十个月内正好抵达火星。美国人在自我感觉遭到威胁的时候能够拿出怎样的手段早已举世皆知了。我们依然保留着作出如此反应的能力。但是我们不能再将对NASA的拨款视为施舍了，而是应当将其视为投资。因为假如我们失去了探索太空的决心，我们也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国家精神方面、情感方面、智识方面、创造力方面以及经济方面的抱负，美国的未来也将就此消逝。谢谢各位。

能够受邀在牛津学生会讲话是我极大的荣幸。我的许多偶像都曾在这个社团面前发言。一想到这些曾经的发言人，我的喜悦与骄傲很快就被担忧与焦虑所取代了。我能说些什么呢？我从未在世界范围内促进过人们的同情之心，从未反抗过强权压迫，也从未探索过宇宙当中的奥秘，无论这奥秘存在于量子层面还是女生的心里。迄今为止我所做过的无非是在一部电视剧里演了一个熊孩子而已——而且还是为了钱（笑声）。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原本打算拿上我心爱的十字弩，用一箭两孔的威胁来恐吓未加防范的学生们与我苟且一番，可惜学生会不同意。

接到邀请之后，我想起了几周之前前我参加过的一次很类似的问答活动。活动时长一个小时，但是在二十分钟之后，作为问答双方的我与观众们都没词了，但是活动时间还剩下四十分钟，如同榨干饮料的包装袋一样没有价值。我只能干坐在那里，看着台下无数略显尴尬的面孔。终于有人举手问我，当天早饭吃得是什么。这时我意识到，在过去波澜不惊的21年生活之后，我实在不可能花费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谈论自己，至少不可能一直说出有意义的言论而非胡言乱语。因此我希望在本次问答环节开始之前尽可能地浪费一点时间。我希望我接下来的演讲不会预先回答任何问题——因为每一个问题都有占据时间的宝贵价值——同时又能足够有趣且与我拍摄《权力的游戏》的经历有一定关系。我要为这段演讲的无聊性质而道歉。这份讲稿是昨晚才写好的，内容可能有些无趣，我会尽可能读得有趣一些。

《权利的游戏》开播以来，我以局内人的视角窥见了一个无孔不入却又神秘莫测的社会侧面，也就是名人文化。街头的陌生人都会叫我杰克。粉丝与互联网将我的个人形象传遍了千家万户。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能得到今晚在此讲话的机会，如此机会可谓毕生难逢。我觉得自已一方面是当代名人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却又难以真正融入。这使得我对于自己在名人文化中的地位产生了诸多反思。在这样的语境下谈论名人文化未免有些讽刺，我希望大家对于这其中的讽刺意味持保留态度。由于我本人目前处境特殊，横跨学生与名人两界，一边是书本与烟卷，另一边是可卡因与妓女，所以我的想法应该还是有独到之处的。（笑声）

自从七岁那年我妈妈将我送去周六表演学校开始，我就想要成为一名著名电影演员。我很想凭借演技打动观众，但是更想让自己的表演才能得到承认并且听到观众们为我喝彩。我后来陆续拍了几部短片，其中最主要的角色是八岁那年在学校基督降生演剧里扮演约瑟（笑声）。当时评论家们评价我所扮演的约瑟“真情外露、引人入胜、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达到了后来者无法超越的水平”（笑声）。后来我在2005年的《蝙蝠侠：侠影之谜》里扮演了一个小男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我饰演约瑟的经验代入了其中。那个小男孩就像约瑟一样充满感情、动力与韧性，更重要的是他也深爱着自己怀孕的妻子（笑声）。

尽管我在《侠影之谜》当中只是个小配角，但这却是我第一次窥见了名人的世界。电影上映之后，我就成了“那个演过蝙蝠侠的孩子”。家里的亲戚在社交场合也经常拿我来引起话头。我本人对于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倒是并不反感，不过同时也感到很不以为然。当时我万没想到的是，五年之后，我将会更加强烈地再次与这种社会性梗阻不期而遇。青葱年华十七岁的我参与了HBO的《权力的游戏》，人生第二章就此揭开（笑声）。老实说，尽管听到自己受邀出演乔佛里一角的消息很令我感到高兴，但是当时我实在没想到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一切。成功出演这部电视剧之后，我也预料到了自己将会受到怎样的关注，预料到了自己将会参加各种大小活动，自然也预料到了可卡因与妓女正在拐角处恭候（笑声）。但是就像本剧其他演员一样，我也没想到我们究竟会有多么成功。不管怎么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无意之间签署了一份步入某个奇怪社会阶层的隐形合约。街头的人们想要与我合影，记者想知道我穿什么颜色的袜子。与同龄人相处时，我的笑话似乎比其他人的更加好笑。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我正在恶补喜剧书籍。

总之，自从我接触到这种氛围以来就一直想要抽身而退。我厌恶这种肤浅的抬升、商品化以及奇型恶状的自以为是。我发现，作为面目模糊的公众的一员远比摇摇欲坠地站在立柱顶端供人观瞻要舒服得多。我的名人地位其实已经遭到了稀释，但是依然微妙地将我与他人隔绝了开来。这一点令我十分尴尬。在我看来十分奇怪的是，许多人——以及过去一段时间里的我自己——都将名人视为成功的极致。而且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如此之多。社会体制以及日渐增长的粉丝团体对待名人文化的态度几乎就像对待宗教一样虔诚。如今对于名人的神化已经不限于电影演员、流行歌星、运动员乃至于真人秀参与者了，我们还有名人厨师、名人作家、名人政客、名人知识分子、名人科学家乃至于名人企业家。他们频频在杂志上、访谈节目当中以及广告里面亮相。但是越来越多的公众对于这种侵入行径却听之任之甚至欣然接受。

这让我不由得不想到这一切的背后原因以及可能会造成怎样的危害——他们只不过是人而已啊。名人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兴起的时期，例如塞缪尔.约翰逊这样的人就是当时的名人。但是名人文化真正大行其道还是在二十世纪。摄影、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大众传媒尤其为运动员、电影演员与歌手的得势打下了基础。他们成为了对于文化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公众人物。这种趋势促成了所谓 simulacra文化——simulacra即毫不指涉真实世界的意象。有史以来第一次，全体公众可以同时听到并看到当时的著名人物的表演，例如查理.卓别林与葛洛丽亚.斯旺森，于是公众们就无意识地将演员本人于他们的影像等同了起来，而上镜的演员们也就无可挽回地遭到了商品化。

但是正如有人提出的那样，名人文化兴起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大众传媒的广度与影响力的增加，倒不如说是西方世界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美国资本主义打造了一个消费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成为了彰显个性的行为。小报、访谈秀与真人秀使得人们痴迷于商品化的名人形象，并且在榨干其消费价值后将其抛弃。名人为各种产品进行促销，包括音乐卫生棉、薰衣草味牙齿增白剂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可能会颇具讽刺意味地比代言人的名声更持久的商品。

这种食人式名人消费乍一看去似乎并不会对消费者造成明显伤害，但是对于充当炮灰的名人本身来说却可能造成深远影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经常回避采访。将某人的形象乃至生活全民化也就等于剥夺了此人的人性并将其物化成为娱乐产品。在公共目光的窥探下年复一年地生活许久之后，一个人对于自我的估值还能有多高呢？恐怕只剩下一副空皮囊了吧。

达勒姆大学的杰尼.特兰尼对于名人文化的来源提出过一项听上去有些疯狂的理论，认为其根源在于进化心理学。他这项理论的核心在于人类学意义上的威望或者说高等社会地位。具有特殊技能——例如特别高超的狩猎技巧——的人们也就具有威望，而他所在的社区则会通过模仿他的行为来习得他的技能。但是在模仿的时候，社区成员也可能错误地模仿有威望者的非生产性行为。例如一个成功的猎手可能会在狩猎开始之前一边念咒一边磨箭头，而模仿者们则会将念咒与磨箭头的做法全都学去。特兰尼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名人具有名气，因此也就具有威望，所以我们在进化心理的层面上会本能地模仿他们。我们会关心运动员或者歌手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进化过程的一点转折就这样使得名人成为了现今的社会与道德榜样。

但是假如这种模仿本能促使我们仿效当今具有威望的个人的非道德性特质，那又将如何呢？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位醉汉很久以前取得过成功就模仿他的酗酒。根据特兰尼的理论，可能会发生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即自我实现型名声。过去十几年这种现象尤其显著。名声不再需要以任何技能为基础，一个名人可以因为出名本身而愈加出名，而威望也节节攀升。

这是个很不错的理论。但是在我看来，关于当代名人文化以及我们对于这种文化的痴迷的最具说服力论述来自麦克斯.菲布尔。他的理论也以榜样与模仿为基础，但是用“天授权力”的概念代替了特兰尼的“威望”。菲布尔相信，对于任何形式的权威来说，合法性的分配都是至关重要的。他称之为“合法性统御”。合法性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们的情愿接受。他认为先知、巫师与占卜者的权威与众不同。这种权威基于人们对于权威者所具有的特定特质的倾慕。他将此类权威称为“神授权力”。神授权力的所有者游离于社会之外，而真正的神授权力则是天赐的。很容易就能看清当代名人如何完美地体现了这种野蛮人心目中的神授权力权威观念。这些名人并不具备先知那样的英雄特质，但是作为曝光度极高的社会榜样，他们也成了模仿的对象。他们的公开化个性与个人特质成为了类似神授权力的存在，一方面吸引他人的注意，另一方面又使得名人自己成为了独立的社会阶层。

因此就像经典的神授权力角色一样，名人为人们提供了认同的焦点。但是与经典神授权力角色不同的是，名人缺乏英雄先知的神秘超验特质。名人同样还具有合法性统御的特质。例如警察与政客这样人们每天遭遇到的权威经常受到挑战，因为人们感到自己遭受了权威的压迫。相比之下，名人加诸于我们头上的权威却得到了接受甚至欢迎，因为人们认为这种权威并不以实现权威者的私利为目的。因此其他形式的权威都很重视采纳神授权力。例如想要在公众眼里获得合法性的政客们会寻求名人的支持或者干脆将自己打造成名人。政治权威与神授权力权威的结合被菲布尔称为“超凡魅力”，例如奥巴马与黑眼豆豆乐队的歌手Will.I.AM拉关系就是个好例子（上次我还投了他的票呢，真可笑）。

菲布尔的神授权力式名人与特兰尼的威望个人具有相同的危险。模仿某个个人的倾向几乎总会有负面效果，尤其是在被模仿的榜样不认为自己有责任或有义务表现出值得采取的有价值行为的时候。神授权力名人还有一个令我着迷之处，就是所谓的名人崇拜综合症。莱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36%的受试者都在不同程度上罹患这种疾病。在最为极端的症状表现当中，患者相信自己的崇拜对象知道自己的存在，声称自己愿意为了自己的偶像去死。

但是我相信这一切不仅是古怪的社会反常而已，而是表明了为他人作嫁的自我彻底解体现象，几乎就是宗教性歇斯底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无论是出于从众心态还是渴求被更高一层权威所控制的欲望，这些案例都表明神授权力可以取代自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中说过：“只要人是自由的，他就会一刻不停且竭尽其能地寻求崇拜对象，此外无他。”也有人持有相反论点，试图找寻名人化的益处。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克里斯.罗夏就曾经为这种集体模仿行为辩护，认为名人是非正式的生活教练，通过观察他们，人们学会了如何打扮自己，如何做头发，开口应当如何说话，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时髦。名人就像胶水一样起到了凝聚社会的积极作用。（我本人并不相信他的理论，不过为了平衡起见也在这里说一下）

目前为止我已经提到了三种关于名人的理论，分别在经济、心理与社会方面阐述了我们之所以敬仰名人的原因。不过接下来我想谈一下成为名人的欲望。自然，最切近的动机是获得财富与钦佩——乃至于谄媚，但是还不仅如此。这方面有哪些隐藏的负面因素呢？看待成名欲望的视角之一是我们目前以个性为中心的文化，这种内向文化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以外在性格作为评价某人标准的做法大相径庭。个性成为了将我们自己与大众区别开来的手段，出名也就成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新尺度。

我最近遇到一篇好文章，作者名叫尤里.格萨摩。文章题目是《大都市对于心智生活的影响》。文中他分析了现当代人对于籍籍无名的恐惧。乔治.贝克莱的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遭到了过分的发挥，人们极度关心自己与他人相比究竟要多么出众或者多么不出众。我们对于自我的坚持以及一切以自我出发的思路在二十一世纪的喧嚣与日渐激烈的竞争当中吸引着人们成为名人。通向不朽的金券正在发售当中。《名扬四海》里面学生们在纽约艺术高中楼顶上不就是这么唱的吗？“名扬四海，我要永生……”

想要成为名人的第二点动机在于，还有什么事能比拥有一个想你之所想、急你之所急的固定受众群体更能使人感觉良好呢？从很多方面来看，名人与受众的关系都很像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其中奴隶主积累了动员奴隶的强大权力。

那么成为名人的危险之处又有哪些呢？首先就是自我的丧失。导致这一点的原因是名人遭到了过饱和的大众化与爱护。没有内在指针的引领，自我很容易痴迷于自身，只顾得像仓鼠那样转动转轮，既不能停步又无法将任何实际事物与自我联系起来。这也是商品化的问题所在，对于人的商品化其实就是一场啮噬自我的狂热盛宴，以至于事主最终完全要依靠被人啮噬的外在能力来定义自我。例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名人更容易陷入自恋，习惯了众多他人的目光却懒得回视。因此出现了诸如妄想、自高自大、易怒与冷漠之类的问题。我们现在隔三差五就能看到某个名人精神崩溃。

进一步说来，名人与日常生活隔绝了开来，躲入了自成一体的社会阶层（反正这个阶层本来就比日常生活更高一等）。但是不管怎么说，想要成为名人的欲望都彰显了非人化的倾向。名人与受众之间的相似性越低，受众就越容易虚构这个名人的形象，对其加以评断乃至消费也就更加容易。

最后还有经常出现的隐私问题。我们为什么如此关心名人生活当中鸡毛蒜皮的末节呢？因为名人是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榜样，代表着生活各个方面的理想典范，无论是在职业道路、奶酪口味还是在毒品选择方面。我们总想将名人同时安置与日常与抽象这两个不同平面当中，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想要回收一点我们赐予他们的不朽。通过移情于名人并且将他们人性化，我们短暂地分享了名人的荣光。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说，假如他们能做到，那我们也能。

总而言之，名人成为了一个容器，容纳着经济、进化或者社会层面上的消费欲望与模仿杰出社会成员的本能。我们已经看到了崇敬名人可能给名人与受众双方带来怎样的深刻影响（往往以负面影响为主）。我相信，社区对于个体成员的崇敬对于社会有益，一方面推进了普遍的道德原则，另一方面也主张了特定行为的道德性。然而只有在名人自身代表着值得有道德理性人加以模仿的价值观时，名人文化才能发挥正面效应。我们在选择榜样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否则又会走上模仿醉汉的老路。

我们还要调节自己将某人捧成名人的冲动，主要原因自然是为了保护名人本人及其自我价值，但是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正如我们所追捧的对象可能会沦为空壳，被过度崇拜所摆布一样，崇拜者也可能会牺牲自我的个体性与自主性，将其拱手交给更高一层的权威。我们要尽力克服神化榜样以及在此过程中压制自我的人类本能。凝视星光是最为深刻的人类行为，但是也许我们应该时常将目光从头顶上美丽而神秘的群星移开，用更大的精力来检视、钦佩与培养内心的道德法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