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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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有一位名叫詹姆斯.埃金斯的艺术批评家在报刊杂志上刊登广告，征求人们在观看画作时感动落泪的故事。他将这些故事整理成了一本书，名叫《画与泪》（Pictures and Tears）。书中有些故事很好理解。有些令人流泪的画作当中的题材在现实生活当中同样能令人落泪，例如战火摧残，儿童受苦，参孙被夺去双目，等等。也有些时候画作与观者的个人经历产生了共鸣。例如有一名英语教授给埃金斯写信，说他的妻子在投入另一名男性怀抱之前几周画了一张空床。后来有一天他看着这幅画，突然就忍不住哭了出来。

这些故事很好理解，另一些故事则奇怪得多。比方说催哭观众数量最多的画作位于德州休斯顿的罗斯科教堂，马克.罗斯科在室内悬挂了三幅硕大的紫黑色画布。很多人都声称自己曾经在这三幅画作面前悄然落泪。部分原因或许在于观众们知道罗斯科在完成这套作品之后不久就自杀了，这一结果为画作赋予了额外的意义。

艺术往往会使我们感到痛苦，而且不仅视觉艺术会这样。我们也很喜欢能令我们流泪的悲哀歌曲。此外故事也有类似的效力。哲学家大卫.休谟考虑过这个谜题：令我们感到痛苦的事物为什么会吸引我们。他的答案侧重于故事方面：“文笔精良的悲剧的读者们似乎能从悲伤、恐怖、焦虑以及其他各种究其本身而言令人感到不适与不安的情感当中获得无法衡量的愉悦。”想想《麦克白》或者《我们这一天》吧。后者我没看过，但是我的朋友们告诉我这部戏看得他们忍不住流泪。网上甚至有文章向人们保证，看这部戏哭出来有益健康。

休谟将这一现象称作“悲剧悖论”。我们为什么会享受为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接下来还有“恐怖悖论”，为什么令我们毛骨悚然甚至几欲作呕的故事、电影与电视剧会吸引我们？如果说《精神病患者》还具有恐怖之外的其他许多艺术特色，那么《电锯惊魂》这样展现人性堕落、残忍折磨以及人与人相互戕害的血浆片为什么也会大受欢迎呢？

文学研究者Jonathan Gottschall在《讲故事的动物》一书中注意到了对于可怖事物的审美口味不仅局限于成年人。他在书中列举了许多由儿童自己创作的故事。以下故事的作者都是幼儿园小孩：“火车碾过小狗小猫，淘气丫头被扔进监狱，小兔子**烧了自家房子，小男孩用弓箭射死了全家人，另一个小男孩用大炮轰掉了别人的眼珠子，一个猎人打死吃掉了三个婴儿，一群小孩将189把刀子插进女巫肚子里杀死了她。”

想一想我们的想象力通常会走向何方吧。Matthew Killingsworth与Daniel Gilbert搞过一项研究。受试志愿者要在手机上装一个应用，这个应用每天会不定时响起。一旦应用响起，受试者就要回答两个问题。首先，你现在是否正在用心关注你应当关注的事物？还是说你正在走神做白日梦？其次，假设你正在走神，你想得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事物？所谓积极就是幻想与快乐的回忆，消极就是充满尴尬与恐惧的回忆。这项研究取得了两大发现。首先，绝大多数人在应当干正事的时候都会走神；其次，人们走神时想得往往是坏事。尽管我们什么都能想，但是我们往往更倾向于消极的方面。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项研究呢？当休谟表述悲剧悖论的时候，他着重强调了“文笔精良的悲剧”，换言之这一悖论发生在虚构故事当中。高明的莎士比亚传记作者塞缪尔.约翰逊进一步主张这一现象只能发生在虚构故事当中：“悲剧带来的愉悦源自我们对其虚构性质的心领神会。一旦我们将谋杀与叛国当成真事，它们就再也无法取悦我们了。”我认为他这话可谓大错特错。O.J.辛普森杀妻案已经催生了数不清的纪实作品。在座各位当中年龄大一点的还记得当年在电视上追踪庭审本案的情况。本案的真实性丝毫没能削弱本案为我们这些观众们带来的快感。实际上真实性反而还会增加快感，例如电视剧一开头打出字幕：“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这样做反而只会吊起观众们的胃口。

古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柏拉图就在《理想国》当中讲过勒翁提俄斯观看死尸的故事。勒翁提俄斯“发现刑场上躺着几具尸体，他感觉到想要看看但又害怕而嫌恶它们，他暂时耐住了，把头蒙了起来，但终于屈服于欲望的力量，他张大眼睛冲到尸体跟前骂自己的眼睛说：‘瞧吧，坏家伙，把这美景瞧个够吧！’”凡是曾经开车路过车祸现场的人们肯定能理解柏拉图在说什么，因为我们也忍不住放慢车速仔细端详车祸的惨状。我说一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真事。有一回我开车上班路上看见路边自动售报机里的报纸头条写着“惨烈细节内详”的字样，立刻停下车子端详起来。我们不是都想知道惨烈细节究竟什么样吗？

有时我们还会主动寻求痛苦，不是想象出来的痛苦，而是真正的生理痛苦。我么很多人都爱吃辣椒与绿芥末，喜欢乘坐过山车。心理学家Paul Rozin曾与同事们搞过一项调查，发现对于任何形式的刺激、厌恶、恐惧或者疼痛来说，总会有绝对数量可观的一少部分人非常喜欢，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受访者彻底不具备受虐倾向。只要痛苦的剂量恰到好处，我们就会欣然接受。性爱领域尤其如此，相当数量的人们至少能通过虚构作品当中的虐恋情节获得极大满足。

这方面我们还有数据支持。某知名成*人视*频网站最近公布了一批用户数据，包括人们最常搜索什么关键字，什么人最喜欢搜索什么关键字。当然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从没浏览过成*人视*频网站（笑声），但是假如你们有这爱好的话，谷歌基本上能通过你的搜索记录推断出你是男是女，是直是弯，年纪多大。令人吃惊的是，女性远比男性更倾向于搜索暴力与贬低人格相关的关键字，例如“羞辱”与“极端痛苦”。这一数据似乎也反映了更广泛的倾向。我们很难得到关于实际虐恋的数据，调查结果也很可能因为找错了受访对象而不准确，但是至少总还有点借鉴作用。某婚恋网站OkCupid询问用户是否“喜欢来点粗暴的”，75%的男性用户与62%的女性用户回答“是”。

这些现象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我觉得某些低层次解释应该是正确的。心理学家经常指出，快感只有在特定背景下才能成为快感，具体来说就是取决于你在此前的感觉。根据这一理论，我们之所以喜欢滚烫的洗澡水或者火辣的食物，是因为最初的痛苦过后随之而来的感受非常愉悦。就好比笑话里的某人喜欢用头撞墙，人家问他为啥折磨自己，他说：“因为等我停下来的时候感觉实在好极了！”痛苦的另一项作用是向外发送信号，让人们看到你有多么强硬。这一点倒是体现不出男女之别，主要在青少年当中比较常见。如果你看到一帮人把墨西哥火爆椒往鼻子里塞，那么这些人大概正在开派对。

接下来，痛苦能促使群体成员走得更近。这一点在宗教方面体现得最显著。在菲律宾，人们会志愿接受十字架钉刑来纪念耶稣。在马来西亚，信徒们会用铁签子穿刺两腮，全身挂满鱼钩，然后不顾疼痛拖曳重物登山。在座各位或许从没玩过这么大，但是所有主要宗教全都包括一定程度的苦修要素。痛苦与牺牲是宗教的固有组成部分。这方面的一条主导理论来自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他指出集体受苦的群体更有凝聚力，群体成员之间也更加忠诚。Dmitris Xygalatas及其同事们研究表明，极端自我折磨的马来西亚信徒们在随后的心理测试当中会向自己所属的群体捐献更多的钱，数额要比轻度自我折磨的信徒们更高。此外观看前者的观众们的捐款数额也比观看后者的观众们更高。同样的现象在世俗社会也有所体现。例如某些巴西柔道俱乐部庆祝会员提升段位的方式就是让其他会员用腰带抽打升段者。这里痛苦成为了实现社交目标的手段。

我并不想质疑上述现象与研究成果是否可信。不过我想说的是，要想真正理解受虐快感从何而来，必须寻求更深入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将会向我们揭示人性的三大根本方面。首先，消极情绪未必让人感到不快。休谟将“悲伤、恐怖、焦虑”称作“究其本身而言令人感到不适与不安的情感”，但是我认为此话并不正确，相比之下Lisa Feldman Barrett的理论更贴近现实。她提出的构建性理论认为情绪的性质取决于我们对待情绪的方式，情绪可以遭到调节与重构。即便是所谓的四大基本情绪——愤怒、恐惧、厌恶与惊奇——究其本身而言也无所谓好坏。根据环境的不同，这些情绪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

比方说某人被老虎袭击了，非常害怕，这里的体验自然十分糟糕。但是我认为真正让这段体验十分糟糕的并不是恐惧本身。在这里恐惧与危险相关，是危险让这段体验十分糟糕，是你被老虎咬死咬伤的可能性让这段体验十分糟糕。如果你能去除危险但是保留恐惧——例如在虚拟现实当中体验一下老虎袭击——那么这段体验恐怕还挺好玩的。人们都喜欢这么玩，例如逛鬼屋什么的。人们喜欢恰到好处地感到害怕。接下来是愤怒。愤怒通常是针对不公正的反应，而不公正往往是坏事。但是假如不公正是虚构或者想象出来的，或者愤怒让你觉得自己成为了更好的人，那么愤怒也可以是很积极的体验。悲伤往往是不好的体验，但是我们都喜欢生闷气。想象一下马拉松的末尾，你的心脏几乎要从胸腔里跳出来，头脑也昏昏沉沉。假如在座各位现在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肯定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并且十分恐慌。但是在马拉松的末尾，这种感觉则会与成就感、克服困难的骄傲以及成功结合在一起，让你感到无比幸福。你在余生当中都会仔细体味这段痛苦的回忆。

以上论述的主旨可以用莎士比亚的台词来概括：“世上的事情本来没有善恶，都是各人的思想把它们分别出来的。”消极情绪的确未必让人感到不快，但是我不想过度夸大这一点。我们对于消极情绪的重构也有极限。有些消极情绪的确会从根本上令人感到不快。比方说厌恶与恶心就几乎无法重构成为愉悦的体验。实际上人们绝不会主动追求恶心。Daniel Bergner写过一系列关于变态性行为的文章，其中描述了一位重度女性受虐狂，和男朋友玩得很大。但是她特别讨厌去看牙医，因为她嫌疼。男朋友动员她说：“你就权当是去开发一种新玩法不就行了吗？”她答道：“你再怎么说那也是拔牙的地方啊！”假如痛苦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那你就很难超越痛苦感到愉悦。就算是最重口的受虐狂或者最坚强的铁汉，要是早晨下床的时候不小心戳伤了小脚趾，也只会感到单纯的痛苦。谁都不想碰到这种事，因为这仅仅是没有选择的痛苦而已，几乎无法重构。

人性的第二大根本方面在于我们并不是享乐主义者。认为人性天然只会追求快感的观点从根本上就站不住脚。我们有时也会主动追求令人不快的体验。因此在这一点上我同样要反驳休谟的主张：悲剧读者们追求得并不是“无法衡量的愉悦”。悲剧在这方面并不特殊，休谟观察到的谜题其实是普遍的人性现象。经济学家George Lowenstein谈到过登山运动员的情况，这些人走遍世界各地攀登白雪皑皑的高峰。他翻阅了上百名登山运动员记录登山活动的日记，发现所有这些日记全无例外地声称登山的体验极其糟糕：时刻不断足以令人失明的头痛，难忍的冻伤，无法排遣的无聊。你可能会以为与其他人的社交凝聚力能缓解一点难受的体验，但是由于氧气稀薄，人们在山上几乎无法交谈，绝大多数登山运动员都会厌恶身边同伴。某位登山者这样形容登山的体验：“极不舒适，悲惨且耗尽心力。”但是他们依然热爱登山运动，不惜献上毕生精力。

在座各位当中兴许也有人从事过类似性质的极限运动，而大多数人恐怕没有。不过有一种类似的经历我们很多人都体验过，那就是养孩子。心理学家早就知道生儿育女对于某人的心理影响一言难尽。Jennifer Senior的著作标题《毫无趣味的欢乐》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为人父母的感受。有了孩子的人们常说孩子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物，让他们的人生有了意义。但是日复一日养孩子的体验却很不舒服。心理学家们搞过所谓的传呼机测试，让受试者全天佩戴传呼机，一旦传呼机响起就要回答问题：你在干什么，你喜欢干这个吗？这么做能让你感到多么愉悦？一贯的测试结果表明，当受试者与子女——尤其是低幼年龄子女——待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表示自己感觉很糟，还不如去洗碗。又比如婚姻满意度，研究表明新婚之后满意度最高，有了子女之后则一路走低。然后你的子女长大成人离开了家（笑声），婚姻满意度随即强势反弹。Dan Gilbert分析了相关数据后得出结论：“空巢综合症的唯一可靠症状就是微笑次数增加。”（笑声）

再来看看ISIS。为什么会有人情愿加入一个旨在杀人害命的邪教团体呢？不久前作家Joyce Carol Oates发布了一条推特：“我们所听说的ISIS仅仅是一个奉行清规戒律的惩罚性团体。难道他们那边就没有任何欢乐与庆祝活动吗？还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就太天真了呢？”推特用户算不上全世界最具同情心的人，因此她的推文自然受到了激烈抨击。不过也有人为她辩护说，无论你对ISIS怎么想——当然我们在大多数时候都不会想ISIS——你必须承认这个组织的确具有某种吸引力。希特勒就很清楚这一点。乔治.奥威尔曾经总结过希特勒的洞见：“希特勒知道人们不仅仅想要沟通、安全、更短的工时与个人卫生，他们还想要斗争与自我牺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向人们许诺美好的生活，唯有希特勒向人们许诺斗争、危险与死亡。于是整整一个国家都匍匐在了他的脚下。”

即便在最现代化最奉行和平主义的西方社会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人们总想要更多，总会针对舒适与安全发动叛乱，总会苛求更深层次的意义与斗争，总会幻想着投身于善恶之间的交锋。在西方社会，我们主要通过想象力来满足这种需求。你不再对抗邪恶，而是反复观看其他人对抗邪恶的电影。更好的做法还有借助战斗模拟器或者说电子游戏，这种做法在年轻人当中尤其流行。这些电影与游戏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们挠到了现代化生活挠不到的痒处。

人类不是享乐主义者，我们所追求的事物往往需要痛苦才能换来。“想要”两个字的根本性质就免不了斗争与受苦。我举几个例子。我将人类做事的驱动力之一称作“打闹”，也就是对于玩耍的需求。进化生物学家长久以来一直想知道儿童以及其他动物的幼崽们为什么要打闹，答案很简单，也有很多证据支持：成年个体需要借助幼年时期的打闹了解自身力量强弱。当然，人类之间的争斗往往包括唇**舌剑的口头冲突，我们这里姑且只考虑肢体冲突。了解自身力量很重要，而且越是训练力量就越强。但是你不能随随便便就走到别人面前约架，因为可能会出人命，至少也会致伤致残。于是进化就设计出了一项非常高明的练习手段，也就是让你与朋友家人动手，但是刻意不用全力，这样你依然能得到练习与提高。几乎所有的打闹现象都可以视为安全练习。

我们在想象当中也会进行安全练习。我们总是倾向于设想最糟糕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辉煌的胜利，目标的实现，受人爱戴，等等。但实际上我们想得最多的却是万一我的配偶决定离开我怎么办或者我要是破产了怎么办。我们之所以想象此类情况，是因为我们必须事先知道自己应对事态的能力并且加以练习。想象我自己赢得大奖固然很爽，但我根本不必提前知道到时候应该做什么——届时只要微笑致谢就行了。我真正需要提前考虑的是万一我的大学着火了怎么办，万一我的挚友背叛了我怎么办。

我认为这一现象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们为什么喜欢恐怖作品。斯蒂芬.金说得好：“我们依靠想象当中的恐惧来应对现实当中的恐惧。”恐怖故事总是十分吸引人。僵尸电影与僵尸电视剧总会大卖。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为了僵尸末日做准备。实际上《行尸走肉》的宣传语说得很到位：“对抗死人，恐惧活人。”僵尸作品的主题是社会崩溃之后个人如何自处，假如没有了维持秩序的警察你该怎么办。这才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题目。因此无论僵尸作品的画面多么恶心吓人我们都会继续看下去。

人类做事的驱动力之二是困难。我们喜欢困难的事物。这一现象有时被称作“努力悖论”，之所以称之为悖论是因为我们一般做事的时候总会寻求最简单的做法。但是有时我们也会主动给自己找麻烦。当然自找麻烦的表现形式也有很多。心理学家们曾多次注意到一个现象：假如你历经困难才创造了某个事物，那么你对这一事物的喜爱程度将会超过那些轻松创造出来的事物。有一项经典研究让受试者按照操作手册用木片与胶水制作玩具，然后询问他们打算将这个玩具卖多少钱。另一组受试者则会直接得到做工远比他们的手工更精美的玩具。结果前一组受试者的开价要高得多。我们倾向于将价值赋予我们付出努力的创造结果，研究人员将这一现象称作“宜家效应”（笑声）。

我们甚至还会喜欢无法产出任何结果的努力。比方说填字游戏的乐趣并不在于完美完成，而是在于绞尽脑汁的思考。我们享受得是绞尽脑汁的过程。伟大的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曾经指出，世界上有少数幸运儿会将自己的人生投入所谓“心流”当中。所谓心流就是全身心投入某项困难任务以至于物我两忘的状态。心流绝不是单纯的愉悦，困难与斗争总是伴随着焦虑，但是随后的成就感也极其强烈。

第三大驱动力是道德。人类从骨子里就是道德生物。我的本职工作是成长心理学家，我研究过婴幼儿如何产生道德思想与道德动机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至少就我们的研究对象而言，幼儿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会表现出帮助他人的倾向。有多项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假装痛苦的时候，幼儿往往会前去安慰他们。Felix Warneken与Michael Tomasello让受试幼儿看到成年人遇到麻烦，大多数幼儿都会主动自发地上前帮忙。助人与善良是道德的积极一面。

但是道德同时还具有惩罚性的另一面。伦敦某人养了一只猫，这只猫每天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有一天晚上猫没回来，此人自然很难过。第二天早晨他来到门口倒垃圾，在掀盖垃圾桶里发现了自己的猫。他查看了监控录像，发现是一名过路女性把猫扔了进去。他把这段视频挂在了脸书上面并且问道：“有谁认识这女人吗？”这段视频很快就火爆起来，网民们不久后就找到了这位女性。我这里不想谈论她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实在不理解（笑声）。显然这件事的确让猫的主人很不好受，也让猫很不好受。但是网民们的反应却是怒火中烧，以至于这名女性收到了死亡威胁，不得不接受警方保护。道德的另一面在于我们希望看到坏人受罪。我们喜欢复仇，喜欢报复，而且不仅只为我们自己。我们希望看到做坏事的人付出代价，心理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作第三方惩罚。

第三方惩罚的表现形式很多。我在耶鲁大学的同事Arber Tasimi与Karen Wynn做过一项针对幼儿的研究，想看看还没学会说话的幼儿对待做错事的人们是个什么态度。实验人员向受试幼儿提供一块糖或者两块糖，幼儿们毫不意外地都选择了两块糖。但是假如你让幼儿们先观看一个木偶角色做好事，再观看另一个木偶角色做坏事，然后让好木偶给孩子一块糖，坏木偶给孩子两块糖，他们会怎么选呢？结果83%的幼儿都选择了好木偶的一块糖，以此来表示他们对坏木偶的反感。当然有一说一，幼儿的确是道德生物，但他们并不是圣人。当坏木偶提供的糖块达到八块的时候（笑声）还选好木偶的幼儿就只剩下了31%。

进化论理论家们认为出于恶意的惩罚实际上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如果我们不能增强善良的适应性，就无法成为道德生物。如果坏人为所欲为而不必担心受到报复，善良根本不可能进化出来。想让坏人受罪的渴望与道德观念的进化过程密不可分。我们迫切地想要看到坏人罪有应得。英语文学当中专门就有“报应”与“复仇悲剧”这两个分类，因为此类情节在文学作品里太常见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会被邪恶的反派角色深深吸引。这或许是因为没有邪恶反派道德故事就进行不下去，又或许我们其实也想成为邪恶的坏人，因此观看这些角色等于满足了自己的心愿。我们或许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愿做坏人，但是在虚构世界就无所谓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注意到，弥尔顿的《失乐园》当中最有趣的角色就是撒旦。小丑也比蝙蝠侠有趣得多。《沉默的羔羊》当中最有趣的角色当然是汉尼拔博士。

如果我们喜欢困难，也喜欢道德，那么我们必然还会喜欢困难的道德。这一点能够解释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在座各位想必都还记得冰桶挑战，人们为了给渐冻症研究募捐而给自己兜头浇一桶冰水。你可能会问，人们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为什么要为了做出道德行为而刻意受苦？我们有很多证据能证明烈士效应的存在，即忍受痛苦能让人充满道德能量。假如你想为癌症研究筹款，那你必须去参加马拉松而不是接受背部按摩。

反过来说，假如你没有承受痛苦，你的道德就会遭到贬低。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作受污染的利他主义。比方说两个人都在为慈善募捐，一个人募集了一大笔钱，另一个人仅仅募集了很少的钱。你或许会认为前一个人是更好的人。但是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还必须考虑到这两个人是否喜欢自己的筹款努力。筹款人越是喜欢自己的作为，他们的道德就越廉价。有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现实案例。Daniel Pelota是个专业筹款员，为许多慈善基金募集了大量善款，从艾滋病研究到白血病研究都从他手里拿过钱。然后有一天某报纸报道称他的组织是个营利组织而不是仅限于搞慈善的非盈利组织。然后他突然就众叛亲离了。你尽管可以改善世界，但是在改善世界的同时决不能得到乐趣。另一项研究关注了流浪人员救助站里的员工。假如你在救助站工作并且觉得这份工作令人身心交瘁，那么你在别人眼里就是个好人。假如你在救助站工作并且觉得十分欢乐，那么别人只会认为你居心不良。

打闹，困难，道德，困难的道德。我认为理解我们为什么追求痛苦的答案之一就是痛苦源于我们在这四大方面的追求，我们之所以追求痛苦是因为我们想让人生有意义。可是并非出自选择的痛苦又怎么样呢？假如你经受的痛苦并非主动追求的结果又如何呢？假设你遭到了歹徒袭击，你孩子不幸夭折，你的公司破产，这样的痛苦应当如何理解？有证据表明我们会利用反向工程学的手段来应对此类痛苦。我们会给自己讲故事，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经受痛苦自有原因。这方面我最喜欢的实例是James Costello的故事。他是几年前波士顿马拉松恐怖袭击的受害者之一，受到严重烧伤，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在医院里他遇到了一位护士，两人坠入爱河并且结为连理。婚礼当天Costello在脸书上写道：“现在我意识到了自己为什么要卷入这场悲剧，是为了遇到我最好的朋友与此生挚爱。”

我与我的学生Kony Banerjee合作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幼儿总会坚定地相信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原因。假如你告诉幼儿发生了坏事，他们的第一反应总会认为坏事是针对某人的惩罚，是为了让某人获得教训。那么成年人又如何？“万事皆有原因”这句话的作用是用来理解一个由上帝统治、充满刻意设计的世界，如果你从科学角度出发去看世界又怎么样？有人认为这两种立场不能共存，宗教与科学从根本上相互矛盾。洋葱新闻的一条标题尤其到位地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冲突：“NASA结束了为期52年的猎杀上帝项目”。Kony和我都想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符合现实，于是我们又进行了一项研究，让受试者描述人生当中一起意义重大的事件。可以是结婚或者子女出生这样的好事，也可以是亲人骤然离世或者长辈因为慢性病而逐渐衰弱这样的坏事。然后我们向受试者询问了一系列问题，例如这些事件是否由命运导致，事件的发生是否有原因，是否是为了向当事人发送信息。

我们的研究对象既包括有神论者也包括无神论者。我们得到了两项研究结果。首先，即便在明确否认上帝存在的最坚定无神论者群体当中也有62%的受访者表示这些事情的发生自有原因。就连认为“事件发生是为了向我发送信息”的受访者都有20%，他们的回答看上去不像是在玩弄文字游戏，而是体现了他们的切实理念。其次，在上述每一个问题当中，做出肯定回答的宗教信徒占比都要比无神论者高得多。

宗教为人们提供了理解痛苦的框架。每一位神学家，每一种神学理论，每一套宗教文化都会以某种方式将痛苦诠释成为神的意志。这方面有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William H Atkinson，此人是美国牙医协会的第一任会长，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做会长的时候，例如**这样的麻醉剂在牙医行业的应用正在变得愈发广泛。就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Atkinson认为这一趋势很糟糕：“我希望麻醉剂这种东西不存在，我不认为人类应当免于上帝存心让他耐受的感觉。”他这话你听了或许想笑，但是的确曾有朋友真切地告诉我，不用麻醉剂的说法对于牙科是无稽之谈，但是对于分娩来说却很有道理。你们对于这一说法的接受程度或许有高有低，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承受痛苦的确具有重要的意义。

画面上呈现的是一系列来自英国的明信片，呈现了一套粉红色的美好世界观。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套画面就是心理动机的体现，他们认为人们在内心深处都是寻欢作乐的享乐主义者。我希望刚才的演讲已经向大家表明了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一大批人类行为，例如痛苦的宗教仪式，例如我们偶尔对于暴力与粗暴性爱的需求，我们对于恐怖电影的偏好，我们对于困难与痛苦的追求，某些人加入暴力毁灭团体的动机，甚至就连为了募集善款而冰水浇头这样的简单行为都解释不了。我的确认为我们不是享乐主义者，但是实际情况还要更复杂一些。因为我们一方面全都具有切实的人生目标，另一方面也都或多或少地想要追求愉悦。我认为人们必须在追求快感与追求痛苦之间寻求平衡。

本次演讲的题目是“论源于痛苦的快感”，我看一半听众今天来是为了痛苦，另一半是为了快感。现在演讲到了尾声，前一半听众或许觉得很愉悦，后一半听众则觉得可算受够了（笑声）。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提问来大致猜测人们会作何选择。首先要看人们的工作。有一项研究调查了二百万人，这些人从事的工作足有五百多种。调查人员询问他们什么工作最有意义，排名最高的几项工作是教士、军人、社工与老师。这几项工作的共性在于薪水不高，并不特别受人尊重，而且特别难做，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幸福愉悦起不到促进作用，但是从业者无不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只有一项工作既有意义又能拿高薪，那就是外科医生。

我们也可以通过国家来大致判断一个人过得是幸福的生活还是有意义的生活。全世界幸福感最强的九个国家都是富余的西方民主国家，具有强劲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得到监管的自由市场。但是同一项调查又询问受访者是否觉得自己的人生具有重要的目的或者意义。排名前十的国家大都是穷国。为什么最贫困国家的国民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最有意义呢？一个答案认为这些国家信教程度更深，而宗教与寻求意义密切相关。但我认为另一个答案在于富裕社会的福祉让人们不必再去做困难严苛的事情也能活下去，换言之生活的斗争程度更轻。总体来说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假如生活迫使你去做困难的事，你的生活就会更有意义。

最后我们还可以询问个人。Rory Baumeister与Kathleen Voss等人向受访者问了两个问题：“你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幸福？”以及“你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的生活有意义？”几周后他们又向这批受访者询问了很多其他问题，想要确定幸福与意义与哪些因素相关。以下是他们的发现。认为自己的生活很幸福与认为自己的生活很有意义的人们都具有丰富的社交联系而非孤身一人，而且他们都形容自己是有趣的人，生活并不无聊。两种人的区别之一在于幸福的人们大都很健康且比较富裕，金钱以及健康都与幸福呈正相关。有意义的人们则不然，就算我们知道某人认为自己的人生很有意义，也无法据此推断他的健康与财富状况。幸福的人们自己的生活很轻松，不那么操心，也没多少压力。有意义的人们则认为自己的生活更困难，经常操心并且压力很大。这次调查还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要办这个问题一字不改地告诉大家：“你是个给予者还是索取者？”幸福的人往往自认为是索取者，而有意义的人则大多自认为是给予者。

美国康涅狄格州有个艺术家找了一批英国度假明信片，并且为它们起了不同的题目，其中他借用了阿道司.赫胥黎的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这本书描述了一个所有人都幸福的未来世界，但是他们的幸福源自行为控制与药物，换言之他们的生活不仅幸福而且毫无意义。《美丽新世界》当中有一个角色名叫约翰，书中将他称作野人。约翰反叛了这个世界并且躲了起来，不愿意过这种肤浅虚假的幸福生活。在一幕场景当中，一位当权集团的代表找到了约翰并且告诉他，“你得赶紧回到主流社会，我们能为你提供舒适的生活。”约翰答道：“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恶。”我想这句话对于人性的概括可以说非常到位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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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很高兴今天能来这里。请允许我用一条刚刚想到的有趣联系来开场。今天到场的台下听众让我回想起了我本人的共产主义少年时光。当年我在斯洛文尼亚的时候，不仅要在工厂里做工，每天还要接受好几个小时的意识形态教育。吃午饭的时候总有人冲着我们高谈阔论，败坏我们的胃口，宣讲的内容无非是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斐然之类。现在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当年，只不过高谈阔论的人变成了我。因此为了答谢刚才主持人对我的捧场介绍，我要说请各位自便，不要因为我在台上说话就吓得你们不敢在台下玩电脑。这样我感觉也能好一些。

我之前想过今天来这里干什么。当然我不打算把我这本书的梗概复述一遍，因为那也太傲慢了。我知道某些人真有这么不要脸。某些诗人真敢将自己的作品当成经典。他们掀开自己的书，挑出一段来读，然后说：“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不，解读我这本书的最恰当辩证方式就是与书中主题反向而行，不要关注暴力，而是要关注暴力会与什么事物产生反应。这些事物通常都是日常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都是日常的意识形态。听我这么说，你们的第一反应或许是“我们不是已经超越意识形态了吗？依然相信伟大事业之类说辞的老派马克思主义者难道不是在1990年就已经灭绝了吗？”不，我希望说服大家相信，意识形态绝不仅仅只是一套强加于某个社会的宏大世界观，而且还是一片由无数伦理、政治与社会偏见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就算我们觉察不到它们的存在，它们也依然决定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以及构建着我们的生活。

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个故事你们或许都知道，但我实在忍不住再复述一遍，因为这个故事太应景了。你们还记得吗？五年多以前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接受过一场很不顺利的采访。他想要解释萨达姆为什么是个危险人物，于是说出了一段著名的排比句，传达了一整套知识理论。他主张这世上存在已知的已知，也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例如我们知道萨达姆是伊拉克的一把手；其次还有已知的未知，也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并不知道的东西，例如我知道大楼门前停着不少汽车，但我不知道究竟停了多少辆，而且我知道自己不知道；再次还有未知的未知，也就是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比方说萨达姆藏匿了多少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属于已知的未知，但是萨达姆可能还掌握着某些更加秘密的武器，我们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这些武器的存在，这就是更加极端的未知。

对于他这套说辞我抱有以下主张：只要你略微会一点结构分析，就能一眼看穿这段话还没说透。这里还缺少了第四种分类。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还缺少了一个最有趣的类别，也就是未知的已知，即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知道的事物。这就是作用于无意识的意识形态。无声的偏见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与反应，而我们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又包含了太多的此类偏见，以至于我们根本意识不到我们其实很熟悉这些偏见。我想这正是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大麻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伊拉克藏着什么你们不知道的秘密，而是因为美军与美国政府根本不知道他们早就知道了什么。一整套无意识的政治与军事偏见决定了他们的行为。

我再举一个例子。很抱歉我又要老话重提，希望你们都没听过接下来的段子。这个段子对我的名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但我依然认为放在这里非常合适。已知的未知的实例之一就是西方文明的马桶结构。这简直是意识形态的最纯粹体现。有人会说你疯了吗？这里哪来的意识形态？我简单说说我的分析。西方有三种基本的马桶造型。首先是法式马桶，污水洞位于后面，所以拉出来的大便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消失在下水道里。其次是德式马桶，污水洞在前面，所以大便会呈现在人们眼前。检查大便简直是德国人的日常仪式。我不开玩笑，如今在德国依然有50%的马桶是这个结构。每天早晨德国人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大便是否有异样。艾瑞卡.琼在《飞行的恐惧》一书中评论道：“能造出这种马桶的国家难怪也能修建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还有英美式或者说盎格鲁－撒克逊式马桶，马桶池里盛满了水，大便可以飘浮在里面。

这个现象历来令我非常着迷，我问过上述各国的建筑师朋友：“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全都试图从实用主义角度来回答我。例如德国人就说：“检查自己的大便不是天经地义的事么？”法国人说：“大便这么臭，当然要赶紧处理掉。”英美两国的人则说：“用水淹没大便自然就没异味了。”但是显然这个问题并不能在实用主义层面得到彻底解决。于是我又问了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关于这个法-德-盎萨文明三角，我们早就知道什么？二百年前，也就是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许多哲学家都接受了所谓的欧洲文明三角理念，并且认为这三个国家是欧洲基本结构的脊梁。每个国家都代表了一条政治原则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氛围。德国在政治上偏保守，社会氛围推崇文化，是一个充满了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法国在政治上主张革命，社会氛围高度政治化。盎萨圈子更偏向自由中间派，主张实用主义，社会氛围看重经济发展。然后我就想明白了，这就是关键。法国主张革命，所以要立刻消灭大便；盎萨重实际，让大便先漂一会儿以观后效；德国人喜欢形而上学，非得把大便看个仔细。我向各位建筑师们表达了我的想法，他们一致同意尽管听上去很扯淡，但这是唯一一项能够彻底解释马桶结构这一低俗话题的理论。

我的观点大家现在应该很清楚了，我不仅只想讲一个低俗笑话而已。即便是最基本最低俗的事物，在分析这一事物的结构时也能联系上——我不打算使用世界观这个词——对待文明的基本态度。马桶绝不是一个仅仅具有实用性的物体。这一类意识形态才是我最大的兴趣所在，因为这一套文化偏见塑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你甚至都不必完全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尤其是在如今这个各种有趣现象层出不穷的所谓“犬儒主义时代”。我们今天应当怎样应对意识形态呢？我想大家都听过量子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一则轶事。有一次玻尔的朋友来到他在丹麦的乡间别墅拜访他。这位同样是科学家的朋友看见玻尔家门口的门框上挂着一块马蹄铁。我不知道美国这边是什么习俗，但是在欧洲，门口高挂马蹄铁是驱逐恶灵的迷信做法。这位朋友惊讶地询问玻尔：“你疯了吗？你挂这玩意干什么？你不是科学家吗？你还信这个？”玻尔答道：“我当然没疯，我当然是科学家，我当然不信这玩意。”朋友又问道：“既然不信那你挂什么？”玻尔给出了一条绝妙的回答：“我当然不信，但是有人告诉我不管我信不信这玩意都管用。”（笑声）

这就是意识形态在现今世界的功能。我们都是什么都不信的犬儒主义者，但是我们依然要依赖意识形态，就算你并不信。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犬儒的时代。犬儒二字在这里指的倒不是通常意义上坏人操纵他人的意思，而是有着更加精细的含义。我们一方面施行信仰，另一方面又不像过去那样相信这些信仰。今天的情况尤其如此。意识形态的传统形象如下：你在公开场合主张一套明确的信仰，并且在私下里表示：“其实我也不信这一套，我没那么疯。”今天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私密与公开已经掉了个个。

今天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呢？莫非只是某种模糊的灵修享乐主义吗？今天我们已经不再主张自我牺牲了。今天的意识形态似乎是某种大杂烩，内容包括忠于自我与实现潜能之类的套话。但是我主张我们实际相信的东西要比我们宣称自己相信的东西要多得多，我们也远比看上起更加顺从。这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一方面是明确的信仰或者说信仰缺失，另一方面则是——借用伟大的美国哲学家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说法——由未知的已知组成的错综复杂的陷网。我希望今天时间够用，因为最后我想谈一下莎拉.佩林现象。不过这一现象轻易无法得到理解，如果事先不讲清楚——当然不是马桶，马桶可以先放一放了。

请允许我向前走一小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另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我曾经就这个现象写过文章，而且这一现象也指向与刚才的讨论相同的方向。我的朋友、奥地利哲学家罗伯特.普法勒提出了一个精彩的概念，叫做互消性。一般来说，我们喜欢操纵他人，让他人代替我们主动做事。普法勒则发现了一个远远更加神秘的相反现象，并且将其称作互消性，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还会将自己的被动反应也强加到他者身上。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也是美国文化对全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电视情景喜剧里的罐头笑声。让你在音轨当中听到笑声的用意并不像某些巴浦洛夫流派的心理学家们所设想的那样是为了刺激你自动笑出来，而是为了让电视机替你笑出来，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藏传佛教发明了转经筒，筒上写好经文，然后用手拿着转，或者干脆让风吹着转，然后你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撸管也无所谓，因为从客观层面来说你已经祈祷过了。某个晚上你精疲力尽的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放一段搭配罐头笑声的愚蠢喜剧。你本人甚至都不用笑出来，但是到了剧目结尾你依然感到神清气爽，就好像自己已经畅快笑过了一样。真正的谜团在于这一现象的机制究竟是什么。

我的主张是这一现象的机制与信仰是一致的。我们并不相信，而是需要别人替我们相信。各种仪式的原理都是这样的。以圣诞老人为例，父母们当然会说“我们又不疯，我们只是假装相信圣诞老人而已，为的是不让孩子们失望。”可是我敢打包票，你要是问问孩子们的话，他们也会说“我们又不疯，我们只是假装相信圣诞老人而已，为的是不让父母们失望，还为了能拿到礼物。”没有人必须相信不可，只有在每一个实际存在的个人都假设其他人相信的前提下信仰才能生效。曾任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曾被问及“你是否相信上帝？”她当然不信。讽刺的是，以色列一提到约旦河西岸地区就说“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土地”，与此同时以色列又是全世界无神论者占比最高的国家。根据我读到的统计数据，60%到70%的以色列犹太人都不信神。梅厄的回答是：“我相信犹太人民，而犹太人民相信上帝。”但是关键在于并没有哪个犹太人个体必须相信上帝不可，只不过每个犹太人都必须唤起这个幽灵。

因此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你意识到自己不信，而是你发现别人——或者说你的信仰的守护者们——不信。若是你们对文学略有所知，应该还记得电影《纯真年代》的结尾——以下我姑且用演员的名字来表述——丹尼尔.戴.刘易斯的儿子告诉他，他的亡妻薇诺娜.瑞德早就知道他与米歇尔.菲佛出轨，但是假装不知道。一旦他知道这一点之后，他与米歇尔.菲佛的恋情就崩溃了。我认为相信别人也像自己一样相信是比自己直接相信更加根本的人性需求，我们需要相信其他人的纯真得到了保护。

那么这些偏见如何生效呢？有时要比看上去复杂得多。两三个月之前我在哈佛大学作报告。报告结束后校方请我们吃饭。像这样的工作餐是学术会议最烦人的部分。我们一桌子坐了十个人，负责协调的年长教授起身说道：“既然我们全都彼此不认识，请每一位都自我介绍一下，说明自己的名字、职务、著作、研究领域以及性取向。”最后这一条把我吓了一跳。我这位敏感的欧洲人当场差点跟他翻脸。但是我不想一味抨击美国人，因为这只是美国与欧洲的裁量标准有所不同而已。我想起了去年夏天一位美国朋友来欧洲看我的情况。当时我带他去了斯洛文尼亚的海滩。即便在共产党执政时期，斯洛文尼亚的文化风气与性文化也非常自由化。因此就像过去二十年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斯洛文尼亚海滩上的大部分女性都没有穿胸罩。所有人都觉得这一景象天经地义熟视无睹。在美国，我被告知这一做法不算特别正常，甚至会遭到逮捕。我这位朋友也是个左派自由主义者，但是却被海滩上的景象吓成了自闭，简直就像遭受了性骚扰一样，事后精神恍惚了很久。我不认为裁量意味着压迫，对待此类裁量标准差异的最佳方式或许能通过你们美国的作家戈尔.维达尔的一则轶事来体现。维达尔是个双性恋，因此有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时有人问他：“你的第一次性体验对象是男性还是女性呢？”他答道：“我当时太客气了，没好意思问人家。”（笑声）我认为这才是最恰当的态度。

我再多说一点我这人为什么招人恨，不仅右派恨我，左派圈子当中也有不少人恨我。在全球化将各种文化混杂在一起的今天，我觉得我们必须抛弃自由派看待多元文化杂糅的观点：“我们必须相互理解。”首先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彻底相互理解，因为我主张我们甚至无法彻底理解自己。我们并不是完全孤立并且彻底认识自己的实体。自由派总喜欢投身于这项永无止境的任务：“他们的文化当中还有我不能充分理解的因素。”我的想法恰好相反。我不打算理解所有其他愚蠢的文化，我一个人犯蠢就足够了。我们需要一套裁量标准来告诉我们，如何礼貌且真诚地相互忽视。假设我住在一座多种族混居的大楼里，我并不打算理解所有人。我只希望其他人能以非种族主义的方式和善对待我，我也愿意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人。我认为这种恰当的距离感非常重要。

更进一步说，我认为就算我们当真这么做了，也不会错过任何真正深刻的东西。“我当真理解你吗？”从心理分析角度来说，应对这个问题的最佳反问是“你当真理解你自己吗？”我认为另一套多元文化后现代迷思就是“我们都是自己讲给自己听的故事”。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宣讲了伟大的自由派格言：“最基本的自由就是讲述你自己的故事的自由。”这种态度的最佳表达是另一条广为人知且貌似深刻的格言。我很讨厌这条格言，我认为它是错的。这句主张宽容的格言是：“敌人只是一个具有我们暂且没有听到的故事的人。”听上去好深刻啊。假如你对我而言只是个外国人，那么我就会将你视作无法沟通的敌人。然后我听到了各种关于你的梦想与恐惧的无聊细节，尽管我对此并不关心，却还是会突然意识到：“啊，你和我一样也是人啊！”这也太无聊了，就像蝙蝠侠电影一样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体现。你们注意到了吗？最近的超级英雄电影——例如蝙蝠侠、超人与蜘蛛侠之类——一直在强调这些角色已经不再是扁平的卡通英雄了。我们看到了超级英雄的焦虑与恐惧，就好像这样一来电影就变得更加深刻了一样。不，这依然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这么说？在我们欧洲那边——当然我们的政治正确问题比美国更严重——有一种名叫真人图书馆的做法，例如在冰岛与英国都有这种做法。地方当局会花钱聘请性取向、宗教与种族等方面的少数派去多数派的家庭里做客，与他们共度夜晚，讲述自己的生活。这种做法的指导思想正在于此：只要你了解了某人的内在生活，这个人就再也不能成为你的敌人了。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说法的确成立，我也完全支持，但是不能超过限度。限度是什么？假如我们用具体的名字来替换泛化的“某人”，这话还能说吗？“哦，希特勒之所以是我们的敌人，仅仅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去倾听他的故事。”不，希特勒与其他许多人的确是敌人。希特勒的确讲述过他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是谎言。有趣且悲剧的是，我们很难接受心理分析的洞见。我曾讽刺地将这一洞见称作X档案式洞见：真相在外界。真相不在你讲给自己的故事里。你讲给自己的故事基本上是个谎言，作用是帮助你应对糟糕的生活。我们可以看看全世界最糟糕的几个国家——当然“最糟糕”三个字用起来或许不太公道，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犯下重大罪行且理直气壮的国家——看看它们用怎样的故事为自己辩护。

这又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结论。请允许我为大家呈现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来自欧洲，另一个来自远东。《美丽新世界》的作者阿道司.赫胥黎写过一本名叫《灰衣主教》的书，书中主角名叫皮埃尔.约瑟夫，此人是枢机主教黎塞留的心腹。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他相当于黎塞留的国务卿兼外交部长。此人在政坛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头怪物。为了拯救法国，他毁了整个欧洲。三十年战争明明爆发在新教与天主教势力之间，他却让天主教法国与新教瑞典结盟对抗天主教哈布斯堡奥地利，从而提前扼杀了德国统一的可能性。此人冷血无情，酷刑折磨，下毒暗杀，无所不为。如果我们非得提问“谁要为希特勒的崛起负根本责任”这么愚蠢的问题，那么此人大概是最佳答案，因为纳粹崛起的根本因素在于德国统一的延迟。总而言之这是个坏人。令赫胥黎大感兴趣的是，每天晚上完成了当天的肮脏政治活动之后，这位皮埃尔.约瑟夫还会撰写极其优美的神秘主义沉思散文。他与教会当中的多名女性信众保持着长期书信往来，相互交换修行心得感悟。谜团在于，约瑟夫的文章无论怎么看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你无法对其嗤之以鼻。这一点令赫胥黎大惑不解。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既是冷酷的阴谋家又具有真诚深刻的精神体验呢？赫胥黎的答案是责备基督教，认为基督教对于十字架之路的痴迷为此类政治操纵行径打开了门户。

于是赫胥黎将目光投向了东方。那边的情况会不会好一点呢？关于这个话题我本人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布莱恩.维多利亚的《战争当中的禅宗》（Zen at War）——作者本人也是一位佛教僧侣——书中研究了日本禅宗佛教团体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事扩张与侵华战争期间的表现。作者的研究结果令人心寒：除了少数三五家门派之外，日本佛教界不仅完全支持日本对外侵略，甚至还为其提供了理论辩护。真正吓人的是，书中收录了一位禅宗理论大家的文章。在座的年轻人可能没听过铃木大拙这个名字，但是此人当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嬉皮士时代一度非常出名。那时候他出名靠的是介绍佛教传统，但是在三十年代他的文章内容却略有不同。他将日本侵华称作“爱的工作”，并且声称中国人应当懂得杀戮是爱之精神的火花。此外铃木大拙还更进一步主张日本士兵应当进行自我心理训练，从而能够毫无心理负担地杀人。他笔下生花地描写了如何借助破除我执的佛教理论来实现这一点。如果不能破除我执，依然将自己视为能动的实体，那么杀人肯定会带来心理创伤。因为是“我”将刀剑插进了别人的身体里。但是经过佛教开悟之后，杀人者的视角就会发生转变。你变成了观察者，看着自己的刀剑在空气当中划过，然后你的敌人不知怎的就被你砍倒了。杀人过程遭到了非人性化。铃木大拙甚至主张对于没有时间冥想的一般人来说，接受军训是破除我执实现开悟的最简单方式。一旦你能做到军官下令“开枪”就不假思索地开枪，那么你就破除了我执。

为了避免误解，我要明确表达我的结论。我绝对不打算主张全套日本佛教都是军国主义的伪装。真正困难的事情在于接受以下事实：就像皮埃尔.约瑟夫一样，铃木大拙的冥想沉思也是绝对发自肺腑的真材实料。但是这一点并不足以阻止他为军国主义张目。由此可见，真理并不存在于内在生活与我们告诉自己的神秘故事当中。我甚至忍不住想发表一条更激进的心理分析主张：我们的内在生活，我们讲给自己听的故事，我们未来应对日常生活而构建的叙事，其实就是最低层面的意识形态，是某种类似保护罩的存在。

请允许我再进一步。所有这些没有明文规定的裁量规则究竟如何运作？这里的情况就有些令人意外了。考虑一下审查机制吧。我们来看看硬核色情片这个门类。假设你不幸地看过硬核色情片，尤其是完整的全时长影片，那你或许会认为这些影片没有遭到审查，因为该看的不该看的人家都让你看了。但是对于一部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长度的影片来说，仅仅包含性爱场面是不够的，还必须包括最基本限度的剧情，从而为性爱场景提供叙事正当性。那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剧情总是多么愚蠢可笑呢？我年轻时看过一部片，剧情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脸红：家庭主妇一个人在家呆着，修下水道的工人上门服务，堵住了厨房里的漏洞，然后家庭主妇就说：“可是我还有一个洞要堵……”我主张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剧情，不是因为拍片的人们愚蠢。事实上此类剧情的功能恰恰正是审查。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你想看个精光，代价就是让人家破坏掉你的情感投入，无法享受吸引人的故事。法国女导演凯瑟琳.布雷亚曾经拍过一部《罗曼史》，试图做到两全其美，一方面具有严肃动人的剧情，一方面又具有毫不掩饰的性爱场景。但是这部影片始终未能打入主流市场。

有些批评家这样反驳我：“你是不是疯了？你也太落伍了，水管工套路四十年前就过时了。”于是我问道：“那么如今最时兴什么？”却原来如今最时兴的拍片套路甚至更加糟糕，叫做纯主观性爱（Gonzo sex），简直就像软广告新闻一样恶劣。这种片子里的摄像机也会参与到动作当中，这一来他们甚至都懒得假装自己还是个故事了。摄像师会直接给演员下令做出怎样的动作。女演员还会一边冲着镜头微笑一边询问摄像师自己干得怎么样。我觉得这简直是审查的极致体现。他们甚至就连最少量的叙事都害怕。在这个层面，裁量规则就全都暴露出来了。

意识形态最令我着迷的一点在于，明确说明的内容与心照不宣的内容之间永远存在着紧张的相互拉扯。你理应知道这种张力的存在，但是却不能公开说明。这是一切习俗的奥妙所在，也是社会上人与人共存的关键。而意识形态则根植其中。无论你想打入怎样的社交圈子，都要了解规则。大到国家，小到公司乃至班级，无不如此。但是仅仅了解规则还不够，你还要了解元规则，也就是如何应对这些规则的规则。换言之，有些规则禁止你做某事，但是假如你当真遵循这些规则，那你就是个社交白痴。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偷偷摸摸地把这些事办了。在我的国家——我当然不是说美国在这方面就好到哪里去，不过我们那边更公开一些——共产主义体系明文禁止腐败，换句话说你要想走门路的话必须清楚其中的潜规则，例如想让医生将你的体检时间提前两三个月，需要塞给人家的好处费大约是两三百德国马克。性压抑规则尤其如此——不准乱搞男女关系，不过如果你是男性，那么偷着搞一下也未尝不可。在这里，禁令的功能就是遭到违反。

远远更有趣的另一点在于，有些规则允许甚至勾引你行使某些自由，前提是你自觉放弃这些自由。这种现象比你想象的更加常见。我在日本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工作合同一般批给他们每年四十天年假，但是全都用上是很不礼貌的行为，一般每人每年至多只能申请二十天年假。于是我就问他们，为什么合同里不干脆规定年假就是二十天。他们理直气壮地教训我是个白痴，不懂得人情事理。他们是正确的。我给你一项好处，而你回绝掉这项好处，你我之间就建立了基本联系。你对我客气，我欠你人情。许多日常仪式不都是这样的吗？我不知道美国这边怎么样，在我的国家，假设我是有钱人，你是穷人，我请你吃饭，显然该我买单。但是即便在美国，付钱的时候依然免不了客套推让一番。你至少也要略微坚持作一下主动付账的样子，“我来吧，我来吧。”尽管我们两个全都知道你这是在作假，但这是真心实意的作假。

道歉的情况也差不多。我有一位论敌兼私交朱迪斯.巴特勒。有一次我开玩笑开过了火，非常粗鲁地冒犯了她。我想知道她的一位朋友是不是像她一样也是女同，但是我问出来的话却是——现在复述这句话依然令我感到羞耻——“她是不是也和你一样是个败坏堕落的臭婊子？”后来我打电话给她道歉：“朱迪斯，我没想到自己能说出这种话来，我的品味太糟糕了，实在对不起。”她很和善地回答道：“听着斯拉沃热，你没什么需要道歉的地方。”你发现这段对话的吊诡之处了吗？她之所以能说“你没什么需要道歉的地方”，是因为之前我道歉过了。这正是正常的逻辑。我要是坚持不道歉，她肯定会觉得受到了冒犯。反过来说，如果她大大咧咧的表示“很好，我接受你的道歉，下次别这么干了”，那么我也多少会觉得受到了冒犯。我向她提供了道歉，她表示我不必道歉，这正是此类社交规范的运作方式。在这里，某项事物不仅遭到了禁止，而且公开表明这一禁止的行为也遭到了禁止。

我的许多书研究的都是这个问题。比方说斯大林主义就是个非常神秘的现象。一方面斯大林政权无情地杀死了上百万人，另一方面该政权又极其敏感，注重维持外观。假设我们正在1937年的莫斯科中央委员会会议室里，我是斯大林，刚刚做完报告，全体鼓掌。然后你突然站起来说：“斯大林同志，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你说得完全错了。”那么第二天你就要人间蒸发。但是我们再假设另一种情况，假设如此发疯的另有其人，此人坐下之后你又站起来对他说：“你疯了吗？我们可不能跟斯大林同志这么说话！我们决不能攻击他！”那么你少不了要比那个疯子更早一步人间蒸发。不仅批评斯大林是遭到禁止的行为，公开指明批评斯大林遭到禁止更是遭到禁止的行为，因为这一禁止完全依靠所有人的心照不宣才得以生效。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优秀而又天真——我这里使用“天真”二字是褒义——的好莱坞左翼电影，1988年约翰.卡朋特拍摄的《极度空间》，这部影片表达了一个十分天真的妄想症主题。一个普通人得到了一副神奇的太阳镜，带上之后他看到了日常信息背后的意识形态真相。比方说广场海报上写着“来某某地旅游，享受美好蜜月假期”，可是等他戴上眼镜之后再看，海报上的图画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命令：“繁殖、服从、享受，消费，不要思考。”简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梦想，将社会秩序赤裸裸地揭露给人看。不过更有趣的是，今天的公共宣传实际上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天真的实用主义宣传，你之所以会受到引诱去购买某物，是因为该事物的质量与用处。好比说你要买一辆路虎，宣传就会说这是最好最结实的车，车内宽敞，油耗很低，等等。下一层是消费主义宣传，主张要与别人看齐。这一层强调的是拥有一辆路虎意味着怎样的社会地位。你买车不是因为你需要用车，而是为了体现身份。但是我认为这还不算完，今天还存在第三层既不属于实用主义也不属于地位象征的宣传，而是——尤其是对“自我”世代的年轻人们来说——指向了你的潜能。这层宣传主张路虎能让你活出真我，让你得到自由。不幸的是，尽管我非常支持环保议题，但我还是要说所谓有机食物大致逃不脱第三层宣传的范围。明明有色泽鲜红完美无瑕的化肥苹果，你为什么非得去买价钱贵一倍还有虫眼的有机苹果呢？我不认为你真心相信有机苹果能够显著地更有益健康，我也不认为你买有机苹果是为了炫耀。我认为最主要原因是为了自我感觉良好：地球有危险，我作为理性的消费者尽了一份力量，等等。

在这样的条件下，意识形态的插入是隐蔽的。但是往往我们会遇到相反的情况，明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明确的命令，但是戴上神奇眼镜之后看到的却是贿赂。意识形态文本会在字里行间用物欲享受之类的内容拉拢你。比方说纳粹德国，不戴眼镜的话我们看到的信息是为国牺牲，反对堕落乱交与犹太悖德，效忠国家，等等。戴上眼镜之后呢？“做这件事，假装做那件事，完了之后咱们找几个犹太人揍一顿解解闷，再玩点更带劲的……”总之就是各种下流内容。又比如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南方某个淳朴——淳朴二字当然是讽刺用法——的小镇，官方信息当然是基督教价值与爱国主义之类，可是戴上眼镜之后再看：“请踊跃加入三K党，每周末有强奸黑皮妞与火烧黑鬼等等娱乐活动。”在牺牲与爱国之类的官方信息之下，意识形态总是在试图塞给你些许好处。不过我不打算深入分析这一点如何影响了今天的民族主义，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再进一步，我们在报纸电视上都见过令人恶心的操纵手段，例如在星巴克咖啡馆里贴着海报，画面上有个嘴唇干裂的小孩死盯着你。下面的配字写着“你知不知道一杯卡布奇诺的价钱就能救这孩子的命？”戴上眼镜再看呢？“不要进行政治思考，忘记贫困的根源，花一点小钱买一个良心平安。”我主张我们进行慈善捐款不是为了帮助他们，甚至都不仅只是为了自我感觉良好，而是为了保持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最后我简单说两句有关莎拉.佩林的问题。就像孟德斯鸠借助《波斯人信札》来分析法国政局一样，我姑且也可以扮演一个天真的波斯观察家来分析美国政局。我认为就算不动用心理分析手段，共和党传达给选民的信息也是很明确的：变化，变化，变化。当然，跟在奥巴马阵营后面重复人家说过的话很容易，但是共和党所谓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呢？在美国的政治语境里，大致意味着减税，削减华盛顿的国内权力，更强硬的外交政策，等等。但是过去二十年共和党不是一直都在这么说吗？变化在哪里呢？但我认为这恰恰正是他们所要传达的信息。用法国人的谚语来说：“小修小补，维护大局不动。”

这种双层特性还有更阴险的体现。看看莎拉.佩林吧，普普通通的小城姑娘，为普通人的怒火代言，对抗华盛顿的腐败。但我认为她实际传达的信息要精细得多：“你们很愤怒，我们也很愤怒。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让你们这帮人来治理国家。我们在这里玩耍一下，好让专家们在暗室里真正治理国家。”当初小布什竞选的时候，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他的暗室专家卡尔.罗夫。所以我想对约翰.麦凯恩说：“我不管你这人是否真诚，只要告诉我你的卡尔.罗夫是谁就行了。”总之，要想真正理解共和党的信息——民主党或许也差不多，但是我现在不想趟这趟浑水——就绝不能局限于字面。我这里绝没有高阴谋论的意思。不，他们的信息背后全都撑着更加实用主义的深层信息。

就我看来，莎拉.佩林确实带来了某些新气象。此前的高级女性政客全都是——我这里用的不是专业术语，而是含糊的比喻——全都是阳具化的女性。她们试图模仿男性，乃至比男性看上去更加强硬。从英吉拉.甘地到玛格丽特.撒切尔无不如此。而佩林身为女性，一方面能像男性一样咄咄逼人讽刺挖苦，其犀利程度足以阉割掉对手的气势，暴露对方的虚伪无能，另一方面又没有放弃一丝一毫的女性气质。佩林不打算玩“老娘比爷们更爷们”的游戏。不，她以某种神奇的方式将女性气质的三个层次统一在了一起。她的形象是什么？首先是母亲，其次是教师，最后显然还是性幻想对象。她本着讽刺的确定性将这三者高明地化为一体，不是为了在辩论当中有所助益，而是作为周边袭扰的策略来嘲笑社区组织者们。这是女性气质嘲笑男性阳具权威的最佳表现。我觉得民主党还没找到应对这一手段的真正方式。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只是廉价的心理分析，但不幸的是人们的意识的确在这一层面起作用。对于民主党当前的做法，我有些话不好意思公开说：巴拉克.奥巴马面容瘦削，还长着一对大耳朵，这副形象或多或少有点弱气。我认为这一点要归咎于女权主义。如今的民主党太过受制于政治正确的女权主义，以至于根本没想到一名女性居然还可以通过强烈主张自己的女性特质来赢得权力。简直就好像共和党在民主党自己的地盘里打败了他们。根据这个逻辑，有些事情应该左派去做，可是却只有右派才能做好，例如只有尼克松才能实现中美建交。

当然话又说回来，佩林的的形象也是伪装，我丝毫不相信她是真材实料。昨天我听她在采访中讨论俄国问题，显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说什么。但是这并无所谓。我们不应该低估意识形态的作用。我觉得民主党在这方面或许有点天真，因为他们总是重复如下信条：我们要讨论真正的根源与真正的议题。我的论点并不是我们应当进行廉价的心理分析，挖掘俄狄浦斯情结之类的玩意，而是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来研究信息：信息存在于传播形式当中。你说话的方式可以传达出与你说话的内容不一致的信息，前者可以削弱后者。这就是我看不上所谓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地方，倒不是说他们奉行原教旨，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假货。我本人最“欣赏”的一位是吉米.斯沃加特（Jimmy Swaggart）。我不幸地看过一场他的电视布道，这人传播的正式信息是基督教价值、悔罪、对抗自我主义与享乐主义。但是他的节目风格根本就是他本人的自恋情绪大爆发。他表达信息的方式削弱了他的信息，但是却未必会削弱你们的理解，或许反而会增强。我说太多了，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d0l-O2qxPk&list=FL3RezzS-A7eu0NV9aDxzpdA&index=4&t=0s

我相信人工智能——即AI——的确是我们所释放过的最强大的力量，影响到了我能想象的一切领域，包括宗教——今晚我还要简单提一下这个方面。关于人工智能我们大约知道一点，我也很确定这一点：与三十年之后相比，今天不存在人工智能专家。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人工智能是什么。换句话说今天在场的年轻听众们最终成为人工智能专家的可能性要比今天领域内的任何人都更大。我们只是刚刚起步而已，因此假如你觉得对于人工智能有什么不理解不明白的地方也不要犹豫，因为谁都不明白。不仅是因为人工智能是新兴技术所以没人理解，而且就算是在人工智能运作正常的时候我们依然不理解它的运作机理。我们的挑战之一在于我们猜不透人工智能的心思。因此请记住，你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有可能取得人工智能领域的下一项大突破，因为今天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专家。

我想谈一下有关人工智能的几个方面。首先我想谈谈我们现在确实了解什么，其次我想将人工智能问题放在普遍背景下考察，从而更好地界定我们想要提出的问题。显然，人工智能是我们释放过的最基本的力量。今晚我不想谈论人工智能意味着什么、人工智能能做到什么或者我们应当如何管理人工智能。我认为这些问题我们在未来一百年内都没法解答。这是一个需要耗时百年的项目。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以及我们对其理解的加深，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将会被后世的人们一遍又一遍提起。这是一场进行中的对话，我想做的是推出更好的提问方式乃至更好的问题。假如大家今天回去的时候脑子里有了比来的时候更好的问题，那我觉得今晚的讲座就算成功了。

为了在其他技术共同组成的大背景下讨论人工智能，我想先打个比方。每年人类集体完成的各项发明都是共时完成的。所谓共时就是说总会有多于一人的发明家想出同样的创意，甚至还会同时掌握将点子化为现实的制造能力。今天几乎没有哪一项创新发明会单独出现，而是会共时且相互独立地在全球各地冒头。部分原因在于任何发明都不仅只是单一的创意，而是多种创意相互交织的产物。在今天创造任何有用的新事物都需要多种创意的协力，就像网络一样。到头来我们将最后欠缺的一项创意安放到位，新发明就问世了。许多人都会几乎同时走到这最后一步。所以我们才会有专利局，同一项专利往往会有许多人申请，提交时间往往先后凑得很近——几周、几天乃至几个钟头——专利局的职责就是确定谁来得最早。发明的出现靠得不是什么构想出超越时代的全新创意的英雄发明家，而是某种文化现象，是无数创意长期进步的成果。我甚至主张许多发明都可以被视为必然出现的事物。一旦你发明了电线、开关以及无线电，那么下一阶段的发明就必然会出现，无论你身处怎样的政治体制或者文化环境当中。发明自有先后承接的顺序。在史前时代，发明在各个大陆独立出现，彼此相互隔离没有交流，但是全球各地的发明依然很相似。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技术发展并非出自非凡头脑的任意而为，而是要遵循内在顺序。先前的技术积累在文化层面上极大地决定了后来的技术发展。

除此之外，我认为技术还具有先天的偏见，会倾向于特定方向，而这一倾向则是由发明的物理性质决定的。物理与化学决定了我们有可能造出什么东西。宇宙的基本限制制约了技术的发展方向。我认为我在谈论未来时的任务就是确定这一倾向，确定技术的偏见指向何方。我举个简短的例子：互联网的偏见是喜欢复制事物，电气化网络的偏见是让事物的副本无处不在。我们将一条信息从国家一头发送到另一头，这条信息会在沿途留下无数副本。笔记本电脑与手机里的信息也会时时刻刻产生副本。一视同仁的、滥交式的复制就是网络的偏见。这样一来，出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原因来保护副本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我们不可能真正阻止副本的随意出现，因为这样做有悖技术的天然偏见，这一偏见的方向就是副本的自由流动。人工智能也有偏见，这些偏见同样根植于我们用来制造人工智能的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我们想要确定这些固有的倾向究竟是什么。

我之所以使用偏见与倾向这样的术语，因为我想知道在其他条件一致的前提下技术想要走向何方，技术想要什么。确定了技术的倾向，就能进一步确定技术发展的长期趋势，尽管同时我们也知道技术的具体细节从根本上无法预测。长期趋势可以预测，具体细节则混乱无章。甚至就连自然进化与生物学也遵循同样的道理。你可以说，鉴于地球的重力大小，陆地上必然会出现四足行走的动物，因为四足行走是运动起来最稳定的物理配置，甚至就连人工仿真的机械动物都要采取四足结构。但是另一方面，斑马这一特定物种却不是非得出现不可，斑马的出现是无法预测的。同理，假如你已经发明了电线与其他电子器件，接下来电话乃至手机就会出现，这是从根本上可预测的；但是苹果手机却未必一定会出现，这是从根本上不可预测的。再打一个比方，好比说山谷里下雨，任何一滴雨水顺着山坡流下来的路径都是随机且不可预测的，但是雨水的总体流向不但是可以预测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肯定会向下流。我们打算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技术。河流里的水就算冲出了河床，路径看似无法预测，但是依然受到河漫滩的限制。

所以说，电话是必然的，苹果手机不是；人工智能是必然的，人工智能的特点、品牌、后果、监管政策以及政治则不是。我们可以做出许多有关后者的选择，这些选择将会造成极大的不同，而且我们可选择的范畴非常大。互联网是必然的，互联网的类型则不是：互联网可以是跨国的也可以不是，可以开放也可以封闭，可以被商业实体掌控也可以国有化。这些都是我们面前的选项。人工智能也差不多。人工智能必然来临，我们没有选择。但是论及人工智能的特点特质、相关政策、所有权归属、运行方式与使用方式，我们手里的选项则多得吓人。上述选择以及无数其他选择将会造成极大的不同。

所以说人工智能是什么呢？首先来看看人工智能不是什么。人工智能并不是单一智商维度上的一个点。单一维度就像音量那样一头小一头大，人们一般认为老鼠有一点智力，猴子的智力更强，然后是白痴，然后是我们，然后是天才，最后是人工智能。这种想法大错特错。智力是多维度的存在。天然智能——也就是在座各位的智能——此时正在应用至少十几种不同的认知方式，至于我们尚未发现的认知方式恐怕还要更多。这些认知形式在人与人之间、任务与任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你不妨将天然智能视作多种乐器组成的交响乐队。人类心智就是这样一套由多种认知方式共同组成的复杂组合。动物的心智同样由多种认知方式组成，海豚、鲸鱼、狗、蚂蚱、老鼠全都各具特色。与人类相比，它们的某些认知方式或许大为简化，某些方式或许与人类相似，还有些方式或许会在特定情况下远远超过人类。比方说地松鼠的长期记忆力非常惊人，可以记住上千颗橡实的埋藏地点，而且十几年内都不会忘记。人类显然没这个本事。

我们制造人工智能机器的时候，也会希望这些机器在特定维度上超越我们。我们制造了计算器，在代数运算方面超越了我们，但是它就只会干这个。计算器进行代数运算非常出色，进行翻译或者导航则一塌糊涂。人类已经制造出了许多心智，每一种都在特定维度超越了人类。你们已经听说了人工智能的许多神奇事迹，从能够击败最强人类棋士的阿尔法围棋到自动驾驶的汽车。但是今天出现的几乎所有人工智能都仅仅合成了某一类认知方式。比方说神经网络长于辨识模式，但是它们也就只会干这个。这一现实对于我们来说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好消息是仅凭单一认知方式就足以完成无数了不起的任务，坏消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怎样将多种认知方式结合起来。实现后者就是你们各位的任务。

我们目前正在尽量填充一座由多种心智类型组成的动物园。我们不仅希望能够发现重新组合现有心智类型的不同方式，而且还能发现人类心智根本无法实现的纯人工认知方式并且将其整合进入新一代人工智能当中。关键在于，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打算复制人类心智。这些新型心智的长处就在于它们的思考方式不同于人类，因此它们才能解决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未来例如引力波或者暗物质之类的困难问题无法仅仅依靠人类心智来解决。我们可能要采取两步走策略，第一步是制造某种与人类思考方式不同的人工智能，第二步则是让人类与人工智能合作来解决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填充各种可能心智的存在空间，因为构造一个能思考的心智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些心智将会很小很原始，只有若干个节点。它们的智力或许仅仅相当于松鼠，但是这只松鼠却能够完成我们想要完成的特定任务。我们不需要这些心智完全发展到能与人类交谈的程度。他们的设计目的是完成其他许多事，甚至包括某些目前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希望完成的事情。又或者它们可以替代人类完成重复性的任务。但是首先我们要填满这个空间，而且这还是一片很大的空间，我们甚至不知道到底有多大。研究人工智能的副产品之一就是让我们获得了探寻人类心智的望远镜。出于伦理限制，我们不能针对人类大脑做太多实验。我们理解人类心智的方式之一就是尝试着以人工方式复制人类心智。这就是研究人类心智的望远镜或者说显微镜。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所谓超级智能的理念。有人认为这个空间里的某个点具备神灵一样的超级智力，这种看法完全站不住脚。实际上空间里的任何一个点都不比其他点更加优越。我们的示意图仅仅画出了三维，在实际当中智力的维度足有十几个。任何心智都要做出取舍。你无法让某个心智同时在所有维度得到优化。所以不可能出现这种足以导致智力爆炸的心智：人类制造了比人类更聪明的人工智能，这一人工智能又制造了更聪明的人工智能，就这样一代代发展下去，然后轰隆一声上帝就问世了。这就是奇点理论的主张：技术奇点到来得很快，突然一切事物都变得面目全非，我们无法想象奇点之后的世界。我认为本质上这是一套宗教信仰，因为工程设计永远免不了取舍。你不可能造出一台十全十美的机器，同时做到跑得更快，体积更小，重量更轻，力量更大，跳得更高，爬得更低，价钱更便宜。在现实当中我们肯定能造出在某些维度比人类更强的人工智能，但是人工智能无法全面超过人类。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定人类位于世界的中心，各大行星都围着我们转。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在达尔文之前，我们认定人类是动物界的中心。现在我们又认定人类心智是一切心智形式的中心，任何其他心智形式都与人类心智差不多，只不过或许更快一些。我相信这种看法同样是错的。就像地球位于银河系的边缘一样，我认为人类心智也位于心智空间的边缘。人类心智是一种高度特化的心智类型，丝毫没有普适性。换句话说，看待人工智能的最佳方式是将它们视作异类智能。好比说我们遇到了外星人，外星人也很聪明，也有意识，但是他们的思考方式显然和人类不一样。这种与我们有别的思考方式正是他们的价值所在。在我们目前的经济体系当中，财富总会流向有别于主流的思考方式。但是既然你全天二十四小时都与全世界其他人链接在一起，那么你的思考方式要怎样才能有别于主流呢？人工智能能够辅助我们一边保持链接一边具备不同的思考方式。

所以我们或许应该将人工智能称作“人工外星人”。就好像《星际迷航》里的斯波克与Data一样，他们能思考，有创造力，也会讲笑话，但是他们的笑话总是逗不乐人类。这就是我们想要实现的图景。宇宙当中还有亿万个其他星系，谁知道有朝一日我们会不会遇到外星人呢？倘若当真遭遇了外星人，我们的日常生活必定会被搅动得天翻地覆。假如我们与另一个世界的来客进行了直接接触，我们的世界从此必定会再不相同。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我们肯定能够人工制造异类。我认为制造人工智能的后果很类似于遭遇外星人。大家应该还记得，电影《超时空接触》里面的男主就是个神学家，因为接触异类意识体的冲击力实在太大了。除了技术层面以外，神学、心理学以及身份认同等等社会层面也必将承受剧烈冲击。我们可能将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想要成为什么。

如今人工智能已经具有了感知能力，比方说它们可以生成人脸照片。这些上千万张人脸照片全都不是真人，本质上是人工智能凭借想象画出来的。你们也都听说过阿尔法围棋，这一类人工智能的厉害之处在于能够学习如何学习。谷歌让一个人工智能打电子游戏，但是却没有教给它规则，让它自己摸索出得分最高的玩法。我再强调一遍，这些人工智能的思考方式不同于人类。它们也很聪明，也很有创造力，但是与人类截然不同，这正是它们的优势。此外如今我们已经有了巴别鱼那样的通用语言翻译器。你说中文，我听到英语；我说英语，你听到中文。假如此类设备能变得更加便宜普及——我相信七到十年之内就会这样——全世界将会有一大批才华横溢但是不会说英语的人们投入到全球经济当中。话说回来，这项技术无非只是语言感知而已，只是一种我们已经学会合成的单一维度认知类型。

我们目前还依靠人工智能制造了种植生菜的机器人，从而实现精细化农业。机器人沿着田垄开过去，检查每一株生菜苗的生长情况，还能通过GPS确定每一株生菜苗的位置，从而有针对性地施肥浇水。人类农民肯定很想这么做，可惜做不到。生菜机器人在广大田地上照顾到了每一株生菜的需求，极大地节省了化肥与水的用量。我们甚至还能将太阳能驱动的小型机器人大量撒布到农田里，让它们负责除草灭虫。这些人工智能完成的工作我们人类要么不想做，要么压根做不好。人工智能的确夺去了不少工作，但都是没人想做的工作。我们获得了解放，可以去做想做的工作。

机器人特别擅长需要生产力与效率的工作，相对来说人类的效率极其低下。人类社会最有价值的东西全都谈不上效率。比方说科学的效率从根本上就很低。假如某位科学家说：“我搞研究的效率是100%，我做的实验全都成功了。”那只能说明他什么都没学到。艺术的效率从根本上也很低。毕加索并不能按照每小时完成多少幅画作来领工资。人际交往更是谈不上效率。人类社会最有价值的东西全都谈不上效率，这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人类是低效率的大师。只有机器人才讲究效率。二十年前，人类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输给了IBM的超级计算机“深蓝”。当时人们以为象棋运动从此就要告终，可是实际上象棋却越发展越茁壮了。人类棋手通过与计算机对练而普遍提升了水平。

不过更重要的是，当时卡斯帕罗夫抱怨比赛不公平，因为深蓝可以从一个包含古往今来所有棋局的数据库当中读取资料。他声称假如他能得到同样的数据库支持，赢家就应该是他。许多人也都这样认为。于是卡斯帕罗夫组织了一项全新的象棋联赛，允许人工智能、人类以及两者组队参赛。过去四年里，世界上最优秀的象棋棋手并不是人工智能，也不是人类，而是两者的组队。卡斯帕罗夫将这种人机搭配称作半人马。如今最优秀的象棋棋手是半人马，最优秀的诊断医师也是半人马。军方正在利用半人马来操作机器人士兵，因为人与机器能够互补。我认为长期来看我们每个人的收入水平都要取决于我们与人工智能合作的能力。理想状态下，人类不该与人工智能相对抗，而是应当协力配合。

机器人确实更擅长重复性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没有创造力。创造的本质无非是一个机械过程，可以用算法来体现。但是机器的创造力绝不同于人类的创造力。人工智能可以辨识各种人类情绪，我们也可以让人工智能具备情绪，因为这样做能够促进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合作。另一方面，单纯从改进表现来说，许多基础情绪对于人工智能也很有用。例如现在我们正在让机器人有能力感知疼痛，因为疼痛很有用，能让机器人不至于带伤运作加剧损坏。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存心让机器人受罪，也不是出于施虐心态。疼痛是阻止生物体损伤自己的有用工具。人工情绪如今已经成为了专门的研究领域，我们正在向人工智能植入情感组件。由于人工智能的思考是一个机械过程，我们正在一次次发现自然界当中的许多生物学过程都可以移植到机械系统当中。情感、创造、生命乃至智力都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而是可以移植到机械系统里的过程。

我们习惯了将心智、意识、灵魂与精神之类的词语混淆使用。实际上这三者非常不同，而且恐怕全都不是单数形式，而是包含着大量变体的连续体。这四个词都不是非有即无的二元存在，而是有着不同的层级、类型与多样性。这四个词或许包含着上百项内涵，而我们现在甚至还没有足以将其理清的词汇表，但是将来我们会有的。我们可以想象，或许会有没有意识的心智，没有灵魂的意识，以至于没有心智的灵魂。现在这些言语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意义，因为这些词语太含糊了。我们需要探索的一个方面就是为意识下定义。意识存在于什么地方？如何检测意识？我们能否将意识植入某个物体？能在多大程度上这么做？当我们试图理清人工智能的伦理学时，肯定绕不开这些问题。例如著名的电车问题，我们要如何教导人工智能做出伦理抉择，尤其是在这些抉择涉及到人类的时候？简短的回答是：教导人工智能学习伦理很容易，只要编码就行了。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人类的道德既浅薄又自相矛盾，而且往往作用在无意识层面。换句话说我们自己并不擅长伦理学，想要教育人工智能就更难了。假如我们真能构想出一套内在一致的伦理体系，将其传授给人工智能其实一点都不难。难点在于我们自己目前都还没想明白如何应对伦理问题并做出决策，因为过去我们从来不必逼迫自己大伤脑筋。

假设你开车上路遇到险情，要么避让路边行人，要么保护车内乘客安全。无论我们怎么选，事后都不会评判自己，只会说：“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根本没能反应过来。”人工智能则不能用这句托词搪塞过去，因为我们必须事先做好决定。因此我们将被迫改善我们自己的伦理道德水平。就好比父母教孩子知识，教着教着就发现自己水平很菜，需要补课。换言之，人工智能让人类第一次有机会将哲学应用在实践当中。汽车公司正在雇佣哲学家当顾问，哲学家则试图用严格的论证来决定人工智能的设计而不是拍脑袋想主意。为了教育人工智能而进行预先道德决策的努力能够提升人类的整体道德水平，因为这一努力将会迫使我们成为比现在更好的人类。我们是否应该优先保护车上乘员？我们必须彻底想清楚这个问题，然后才能教育人工智能。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广为人知，但这只是最初最容易的一步。我们或许还会发展出更多的规则进一步传授给他们。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赛博战争。赛博战争的关键之一在于人类还没有就赛博战争的底线达成共识。搞垮银行体系行不行，针对粮食工厂下手行不行，美国人、中国人乃至全人类都还没想好在赛博战争当中哪些事情不能做。接下来还有击杀决策的问题，我们该不该将击杀敌方作战人员的自主权下放给无人机？让机器来决定本该人类决定的事情是很不负责任的，那样一来人类放任无人机杀人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无人机与算法也不可能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因为它们忠于程序，不会情绪化，比人类更不容易擦枪走火或者判断失误。认为我们只应该允许人类杀人而不应该允许机器杀人的主张听上去很奇怪。汽车已经经受过了这样的争论。每年都会有一百万人死于车祸，他们全都死于人类的错误。我们能接受这一百万人的死亡作为技术的代价，只要是人类杀了他们就行。可是假如人工智能杀了这些人，我们肯定会怒不可遏。这样的不对称很没道理。我们允许人类杀人，不允许机器杀人，但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彻底预防人类杀人。

波士顿动力公司测试机器人的视频看上去确实很像是在虐待机器人，但这都是测试的一部分。这又带来了我们必须应对的另一个问题：假如我们让机器人像奴隶那样遵循我们的一切命令，那么就算它们其实并不是奴隶，只要我们拿它们当做奴隶，这样的人机关系依然极具腐蚀性，不仅不利于奴隶，同样也不利于奴隶主。人类与对于人类百依百顺的存在之间应当是什么关系？在关闭机器人之前是不是还应该搞个仪式？

我喜欢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的心智后代，它们是我们的心智生出来的孩子。我们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将他们视作我们的孩子，照顾他们，为他们寻找好工作，向他们传授价值观。最终他们将会具有自主决策的能力，然后他们当中的某一个就会说：“我有灵魂，我该怎么办？”我们必须想好答案。几年来我一直主张我们应该编纂一份机器人教义问答。“你来自这里，你存在的目的是这个。”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帮助我们改善自身。我认为人性在未来有四种发展方向：许多物种，同一类心智；许多类心智，同一物种；许多物种，许多类心智；单一物种，单一心智。所有这些技术进步正在为人类带来身份危机。我们作为人类究竟是谁？我们希望人类成为什么？我们应该成为什么？可以成为什么？目前的身份政治已经很难搞了，做男人与做女人分别意味着什么，做美国人与做中国人分别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又要考虑身为人类意味着什么，应该意味着什么。总之，我们之所以应该制造更多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是因为他们能帮助我们改善自身。

最后，如果你确实想要推进关于人工智能的对话，有几件正在发生的小事我要提醒你们一下。目前业内使用的术语“人工智能安全”范围很宽泛。业内人士经常开会讨论我们要如何制造与控制人工智能，可以允许人工智能做什么，怎样最好地传递人类的价值观。有一个名叫“负责机器人”（Responsible Robotics）的团体正在研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武器化问题。他们接纳各种人员的加入，不必非得是人工智能专家才能讨论如何让机器人负责。斯坦福大学有“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项目，研究如何治理这些一看就很难治理的东西。“人本AI”（Human Centered AI）与“现今AI”（AI Now）也是试图应对这一问题的两家机构。

我认为技术就是化为实体的理念，我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将物理形体赋予了概念。假如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愚蠢的主意，你们肯定不会建议我从今往后不要思考，而是建议我想出更好的主意。假如一项技术造成了危害或者不如人意，我们会说这是一项愚蠢的技术。但是正确的回应不该是更少的技术，不应该是技术倒退乃至放弃技术，而应该是更好的技术。所以我们希望尽量增加技术的总量。DDT曾经用于棉田杀虫，这是个很糟糕的主意，但这并不是DDT本身的问题，只是人们使用DDT的方式出了大错。后来人们想出了使用DDT的更好主意，也就是将其作为家用灭蚊剂，从而极其有效地控制了疟疾的传播，每年拯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还不会影响环境。技术没有变，但是应用技术的方式改善了。核武器是坏主意，核电站则是好主意。每一项新技术创造的新问题都几乎与它解决的旧问题一样多，但是新问题也带来了新选择与新可能。因为伴随着新的选择，所以新的可能总会比原来好一点点。明年我们的选择会比今年多几个百分点。就算有些技术会带来糟糕的后果，但是我们毕竟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些选择带来了微小的进步，或许只有1%。假如每年我们的创造都能比破坏多出1%，年复一年的复利累积就足以支撑一个不断进步的文明。人工智能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破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只要人工智能每年创造的价值比起破坏多几个点，总体而言就是进步。我们的任务就是为每一项新技术找到最合适的任务，无论是DDT /核能还是人工智能。

最后，我们掌控技术发展方向的唯一方式就是参与其中。假如你禁止技术，关闭技术，回避技术，就等于放弃控制权。如果你想影响人工智能的未来，现在就要拥抱人工智能。这并不意味着你非得在任何方面全都应用人工智能不可，也不意味着你必须接受人工智能，只不过你要参与进来。参与其中能让我们得到更多的选择与机会。人工智能将会让我们不断面临从未有过的新选择。我想用以下的比喻来收尾：想想一下莫扎特生在大键琴或者钢琴发明之前一千年的时代会怎样，全世界以及他本人都会与他的天才失之交臂。他必须依靠某人发明钢琴这项技术，然后才能彰显他的才华。梵高生在油画颜料与帆布出现之前一千年会怎样？我们的世界与他本人将会蒙受多大损失？假如希区柯克与卢卡斯生在电影技术出现之前呢？反过来说，如今这世上肯定也有许多年轻的孩子们等着我们去发明属于他们的技术，从而与全世界分享他们的天赋。因此不断发明新技术是我们的道德责任。我们要为他们提供新选择——其中也包括人工智能——从而为所有已经出生与尚未出生的人们尽量扩展选择空间。就算从事技术的人们发明了一件看似无非是一次性消费品的东西，他们也依然在扩展选择与可能性的空间，从而让未来的天才们更有可能一展所长。当我们制造与发明新东西的时候，这就是纵观历史的进程。就算新事物伴随着代价与新问题，我们也依然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这就是激励我们投身创新的长期故事。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gnlhmaM-dM&t=1295s

史蒂夫.乔布斯、托尼.史塔克，比尔.盖茨以及埃隆.马斯克的共通之处是什么？他们全都是虚构角色。

一：科技巨头本丢.彼拉多

（耶路撒冷，公元34年。）

谢谢大家，早上好。

八年前我担任了犹太行省的总督。当时我就意识到我们需要采取全新的、长期的、可持续的手段来革新罗马帝国。作为罗马公民，我们的使命就是发明、设计以及激励全新的办事方式，将人们从老一套的道路当中解放出来。

我之所以热爱为了罗马帝国工作，是因为我们的团队正在改变世界。能够与这世界上最杰出的头脑共事实在是非同一般的体验。这些人致力于构建一套几乎覆盖一切领域的全新工作方式。从政治到休闲，从税收到国防，罗马帝国就是明天的互联网（掌声）。

所以说，当我看到新闻大标题关于我决定处死拿撒勒的耶稣的报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念头：“我知道罗马帝国能够传达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价值，而我怎样才能最好地彰显这一点呢？”因为罗马的价值远不仅仅局限于秩序与和平，远不仅仅如此。罗马还提供了就业机会，基础设施，土木工程，安保防卫。所有这一切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让罗马帝国成为了任何人设计过的最具革命性的网络。这一网络有能力改善每一位普通人的生活。所以说，尽管我与上帝并无私怨，但是祂的确有点过时了（笑声）。

谢谢大家。（掌声）

二：这不是埃隆.马斯克

埃隆.里弗斯.马斯克，1971年出生于南非。此前他曾经拥有过Paypal的股份，现在他是特斯拉公司与SpaceX的首席执行官，同时还涉足了许多其他领域。当前马斯克在全球富豪榜排名53位，净资产二百亿美元上下。本丢.彼拉多是一位历史人物，生平年代大约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期重合。他在公元26到36年担任了罗马行省的总督。他与他的妻子克劳迪娅曾多次被各种东正教教派奉为圣徒，不过他在虚构的圣经故事当中扮演的角色通常是一个试图回避处死耶稣的责任的人，回避责任的方式则是在做出死刑判决之前象征性地洗手。

埃隆.马斯克其人颇受崇拜。不少人都将他视为英雄人物，至少也将他当做榜样。哦可以花一整天时间讨论他的推特内容或者个人生活——但是我对埃隆.马斯克其人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埃隆.马斯克的神话。马斯克是某一类人的象征，是科技行业的巫师，是托尼.史塔克与尼古拉.特斯拉合体而成的科学家兼工业家，打破常规独辟蹊径。尽管我本人很喜欢“科技巨头”这个词，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有另一个形容这种人的词汇：综合性设计师（Comprehensive Designer），既“艺术家、发明家、机械师、客观经济学家与进化战略家的合体”。

有趣的是，今天我们看待计算机、技术与马斯克这样的综合设计师的方式也受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文化潮流的影响。在《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一书中，通信学教授弗莱德.特纳解释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文化潮流其实分为两股，一边是激进左派，这些人侧重于推进黑人选民登记，反对越战，组建新政党，扩大民权运动范畴等等；另一边则是新公有主义者，这些人建设嬉皮士社区，吸食迷幻剂，主张开放性关系与摇滚乐，宣扬反权威主义，枪管插花，高举和平标志等等。当你听到“六十年代反文化”的说法时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后面这帮人。当然，这两帮人并非泾渭分明。许多嬉皮士都参加过反对越战的游行，许多年轻激进派也都吸过迷幻剂，不过总体分类还是存在的。后一类人也就是新公有主义者日后会被视作“酷一代”的象征，所以我们才会将他们的审美与那个历史时期联系起来。许多经历过新公有主义嬉皮士生活的人们日后对技术产生了兴趣，并且会与制造早期个人电脑与互联网的新一代年轻人们打成一片。因此人们逐渐不再将个人电脑视作企业权威的象征，而是将其当成了终将解放所有人的数字化新边疆。

同样有趣的是，既然我们谈到了埃隆.马斯克，还有件事值得一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段短暂时期，太空殖民成为了反文化的热衷焦点。逃离现有社会结构前往新世界的想法就像搭建嬉皮社区一样——不过是在太空里。新公有主义者们将他们的价值观与理念传递给了制造早期个人电脑与互联网的团队。逐渐地，公有社区——反叛旧秩序的新空间的象征——的理念从农村社区转变成了太空社区，最后又变成了数字化社区，也就是所谓的赛博空间，一片政府权威无法染指的新天地。于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工程师、黑客以及软件开发人员在世人眼中逐渐成为了反文化英雄。综合性设计师，新边疆的主人，他们将要联通全球，将旧制度打翻在地。

三：守旧抵制

这就是综合性设计师/科技巨头形象的来源。苏珊.法鲁迪在《守旧抵制》（Backlash）一书中对于“守旧抵制”定义如下：一段民权与社会平等不进反退的历史时期。事态恶化，已经争取到的权利又被夺走。遭到社会进步的挑战的特权阶层为了捍卫不应得的特权而发动了反击。法鲁迪将里根政府执政时期视作女性权益守旧抵制时期。我们目前也可以说正在经历另一个守旧抵制时期，而且今天守旧抵制的种子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期间就已经种下了。尽管新公有主义主张平等，但是许多此类社区的大部分成员依然是家境相对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青年男女。尽管他们试图摆脱传统，但是在社区内部依然自觉不自觉地再现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将女性边缘化。尽管他们试图独立于社会之外，许多此类社区却依然要依靠外界资助才能存续下去，或者恶化了周围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当然，他们绝非毫无成就，但是他们的局限性也不可忽视。

这些局限性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数字化反文化运动当中。例如科技行业之声《连线》杂志，尽管在明面上摆出了反文化的姿态，但是这份杂志的大部分读者也依然是富有的白人男性，而这些人的物质利益恰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世界的变革不要太大。《连线》虽然是一份自由派刊物，却赞扬纽特.金里奇与乔治.吉尔德这样的保守派人物——这两位都登上过《连线》的杂志封面。“他们都主张网络去管制化！都主张让信息自由流通！”不幸的是，尽管用心良好，《连线》依然梦游一般地倒向了保守派立场，支持全行业去管制，削减福利，并且最终导致了今天的严重不平等。

就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公有主义者们一样，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科技自由派们也觉得自己独立于社会体系之外，但其实他们真不是。他们与现有社会体系难解难分。组装计算机所需的大部分体力劳动都是由无档案移民。女性以及有色人种完成的，这些人并没能从熠熠生辉的科技乌托邦当中获得多少实际福祉。今天许多此类危险困难的工作已经被外包给了奉行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埃隆.马斯克正在那边筹建工厂。

此外，今天的科技巨头迷思的部分内容主张马斯克是一位卓尔不群的远见之士，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或者说他是个“白手起家”的人。出于某些我们即将谈到的有趣经济学原因，这部分内容同样是错的。但是仅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因为综合性设计师们引入市场的新技术往往并非出自个人灵光一闪，甚至都不是私人资助的研发成果。苹果手机是多种技术的整合产物，这些技术早已通过公共基金的资助被发明了出来。诚然，就算如此苹果手机也依然无疑是值得称赞的发明，但是还达不到普罗米修斯的程度。而且包括马斯克在内，许多“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碰巧都有很称钱的父母。因此我们今天所谓的综合性设计师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虚构的角色。迷思与真人并不匹配。

四：切格瓦拉T恤衫

不过他们这些虚构角色自有其存在目的。为了理解这一目的以及反文化潮流在今天的处境，我们需要谈一下斯拉沃热.齐泽克与调情。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创造了“自由派共产主义者”这个有用的术语。如果你对政治哲学有任何了解的话，肯定能一眼看出这个术语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好像“方形的圆圈”一样。自由派或许抱有某些进步的社会理念，但是依然支持资本主义。而共产主义者则是左翼阵营的一个子集，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必须推翻的垃圾。所以说你肯定不能既是自由派又是共产主义者，是吧？你不能同时既支持又试图摧毁资本主义，是吧？齐泽克很清楚这一点。他故意创造了这个自相矛盾的术语，是为了彰显社会当中自相矛盾的现象。我认为解释这一矛盾的最佳比喻就是调情。尤其是你情我愿的两名成年人在尚未完全确定关系时的调情。调情的目的是表示暗示，但同时又不至于亮出所有的牌，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喜欢对方，因为如此直球的做法很可能碰一鼻子灰。所以你多少要为自己保留一点撤退的空间。倒不至于做到“我永远不会说这种话”的程度，但是总要保护一下自尊，也为对方留下浮想联翩与进一步回应试探的空间。这种边缘政策式的玩法就是调情游戏的乐趣所在。谁会首先揭破伪装？谁比对方更想要？对方大概也知道你在干嘛，这样其实平添了一层趣味。

调情行为之所以能生效，仅仅因为你能合理地抵赖你所说的话反映了你的真实想法。齐泽克认为这样的否认是许多现象的基础，比方说穿一件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衫。穿一件大规模量产的切格瓦拉T恤衫在某种程度上有点扭曲。某个遭到剥削的倒霉蛋大概必须在某个遥远的穷国的恶劣环境里把这件T恤衫制造出来，一个钟头只能挣几分钱，而T恤衫上的这个人毕生斗争并且搭上一条命就是为了反抗这套经济体系。但是假如我将这件衣服讽刺地穿在身上，那就无所谓了。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坏的，我否认这一切。我是无辜的。

我——我是无辜的。

我——是无辜的。

流这人的血罪不在我！流这人的血罪不在我！

钉十字架！

我洗过手了！

关键在于，就像调情一样，我穿切格瓦拉T恤衫也取决于我推卸了这件衣服的意义。本丢.彼拉多只有在洗过手之后才能处决耶稣。推卸是全套行动的核心。但是我依然穿着这件T恤衫。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我们很关注人们的动机与意图。我穿切格瓦拉T恤衫，但我不是坏人，因为我没有坏心。我知道这一切都很坏。埃隆.马斯克兴许也犯过错误，但是他用心良好啊！齐泽克则指出你的用心无关紧要，你心里是否相信自己是好人无关紧要，真正有关心的就只有你的行为对这个世界造成的物质影响。所以忘记调情吧，有话直说，咱们到底是要一拍两散还是要开房打——

所以，自由派共产主义者都是一帮大资本家，亿万富翁，商业巨头，这些人通过慈善行为洗掉了手上沾染的资本主义。比尔.盖茨曾经是黑客，后来成了反文化偶像，如今是大企业家，但是同时又向慈善基金捐赠了大笔钱财。捐款行为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不相容，因为这笔钱原本可以用来再投资并且获取收益。埃隆.马斯克向波多黎各捐赠过电池。亚马逊当家人杰夫.贝佐斯巨额资助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医学研究。当然乔治.索罗斯就更不用说了。

请不要误会，慈善捐款与免费电池自然都是极好的、能拯救人命的东西。但是为了捐赠财富，你首先必须获取财富，或者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创造”财富。这一来我们就接触到了戳穿科技巨头迷思的深层经济原因——利润是由工人创造的。资本家冲着木头扔钱并不能让木头自动变成椅子。冲着一堆金属扔钱并不能让金属自动变成特斯拉汽车。原材料之所以能够变成可以销售盈利的产品，是因为有人投入了时间与劳动。从纯数学角度来说，为了获得利润，你支付给某人的报酬必须少于此人为原材料添加的价值。这一原则适用于工厂里的工人，也适用于制造机器人取代工人的人们，适用于YouTube主播，适用于酒馆里的酒保，适用于大型企业人资部门的干事。你拿到的工资永远少于你真正创造的货币价值。拿到全额工资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再让老板拥有工厂，而是让全部工人集体拥有工厂，踢开赚差价的中间商。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但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亿万富翁的每一分财富都来自某个工人没能得到回报的劳动。

此外——无论你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关注以下这一点——自由派共产主义者很有动机保护他们的财富以及获取财富的方式，这就意味着要参与政治。众所周知，马斯克向美国的两大政党都提供过大量捐款。尽管两党相互之间有些差异，但是都支持资本主义。而且马斯克也不鼓励工人组织工会。还有些更隐蔽的其他招数：几乎每一位亿万富翁都会建立自己的专属慈善基金，例如盖茨基金会。这其中的一部分资金会流向政府智库。这些智库自然不会建议政府废除亿万富翁。这些钱其实也是投资，只不过产品是精心塑造的政治共识。马克.费舍在《资本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一书中说得好：“自由派共产主义非但没有形成任何有别于官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替代选项，而且还组成了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公有主义反文化运动留给九十年代数字化反文化运动的遗产是未能彻底实现的社会变革机会。但是反文化运动的审美，综合性设计师的人设以及科技叛逆者的形象，却变得非常时髦起来。如今，资本主义向我们兜售着反资本主义抵抗运动的象征，因为只要我们还在消费这些象征——穿着切格瓦拉T恤，观看以邪恶公司为反派的电影，称赞财富囤积者们的慷慨散财，将那些凭借工人劳动才爬上现今地位的人们奉为单打独斗的预见家——只要我们还在挂着革命的招牌来兜售改良，那么真正的革命——与此前一切进行实质的一刀两断——就会一再遭到推迟。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电影、艺术品乃至特斯拉汽车都不好看不好玩，但这确实意味着科技巨头并不是反文化的象征，而是守旧抵制的广告吉祥物。

五：真正的马斯克一直都在你的心中！

最后我还有一点想法：科技巨头这一角色的用途是向男性兜售守旧抵制，但类似的策略也被用来针对其他性别。如今的反文化潮流包括跨性别倾向，女权主义倾向，以及对于男女同性恋与双性恋者的广泛接受，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反文化运动的特征被针对女性的媒体拿来裱糊门面，用意无非是获取广告点击。在伦敦的LGBT骄傲游行期间，有几辆花车的赞助公司主营军火生意，而他们的客户国家又会使用这些武器来杀害本国的LGBT人群。反文化运动消除了反资本主义的脉络，剩下的内容仅仅用来向你推销各种玩意。

就在几天前，我去了一趟伦敦金融城参加YouTube英国区夏季大会。会上我提出了一项事实：YouTube播主们用来完成工作的相机和笔记本电脑需要钽铁矿石来制造，而钶钽矿又是导致地区冲突的矿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钽铁矿石的开掘正在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破坏，这还没有考虑到将要在恶劣条件下组装电子设备并且遭受严苛剥削的倒霉中国工人。我用来编辑这段视频的机器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震惊：当我提起这个问题时，现场另一位播主愤然起身驳斥了我。此人的思想非常进步，平时为人也非常可爱，可是他对我的担忧却不屑一顾：“我今天是来代表我的观众发言的！”我说：“好极了：我想知道谁会为所有那些辛苦从事脏活累活让我们能够登上讲台的人发言？”他脱口而出：“反正不是我！”他这样的态度与其说是“我洗过手了”，倒不如说是“一点点鲜血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我经常质问自己的一个大问题——对于YouTube，尤其是YouTube的左派播主们来说，我们是否正在经历同样的反文化守旧抵制浪潮？随着我们的频道越做越大，随着我们开始雇用研究助理和音乐家之类的员工，我们开始销售T恤周边，开始应邀参加行业派对与电影首映式……莫非我们最终只能空洞地推卸责任与洗手吗？我们是否有一天会在镜子前醒来，却不知道是谁在回望我们，因为镜子里是一张瞪着金鱼眼的苍白面孔——埃隆.里弗斯.马斯克的面孔？

六：《大权在握》（Running the World），原唱Jarvis Cocker

Well did you hear, there's a natural order?

你可听说，天经地义本应如何？

Those most deserved will end up with the most.

最有资格的人们得到的最多。

That the cream cannot help but always rise up to the top?

人中精华必然总会浮到最上层？

Well I say: Shit floats.

要我说，屎块也会漂着。

If you thought things had changed,

你要觉得世道已经不一样，

Friend you'd better think again,

朋友我劝你还是再想想，

Bluntly put in the fewest of words,

懂的自然懂，道理不多说，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Now the working classes are obsolete,

工人阶级已经遭到历史淘汰，

They are surplus to society's needs,

他们如今是全社会的负债，

So let 'em all kill each other,

那就挑动他们自相残杀，

And get it made overseas.

工厂都往海外搬家。

That's the word, don'tcha know,

这番计较你可心中了然？

From the guys that's running the show,

幕后老板的称心算盘，

Let's be perfectly clear boys and girls,

姑娘小子们，咱把话敞开说，

Oh,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哦，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Oh yeah!

欧耶！

Oh yeah!

欧耶！

Well feed your children on crayfish and Lobster tails,

你家孩子吃的都是美味珍馐，

Find a school near the top of the league,

送他们上学指定要去双一流，

In theory I respect your right to exist,

理论上我尊重人人权利平等，

I will kill you if you move in next to me!

你敢住我隔壁我先宰了你再说！

Oh it stinks, it sucks, it's anthropologically unjust,

哦多么糟糕，哦多么可恼，从人类学角度来说实在太不好，

Oh but the takings are up by a third,

可是盈利上涨了三成还多，

Oh So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所以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Yeah,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所以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The free market is perfectly natural.

自由市场真乃天然道理，

Do you think that I'm some kind of dummy?

莫非你以为我是傻B？

It's the ideal way to order the world,

这是统治世界的理想方式，

Fuck the morals, does it make any money?

不能换钱是吧？艹他妈的道德正义。

And if you don't like it? Then leave.

谁觉得不爽？那你就不要玩。

Or use your rights to protest on the street,

或者行使权利，上街转上几圈，

Yeah, use your rights but don't imagine that it's heard,

尽管行使权利，不过别指望有人听着，

Oh no no, cause--

不不不，因为——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Oh,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Yeah,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MUSKS ARE

马斯克们

STILL RUNNIN'...

依然大权……

THE WOOOOOOOORRRRLLLLLLLLDDDD!

在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hVmeOCJjOU&list=FL3RezzS-A7eu0NV9aDxzpdA&index=25&t=421s

非常感谢大家，我很有幸能来到皇家科学院。这是我最喜欢的谈论科学的场馆。当然许多前辈们也在这座场馆里讨论过科学并且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不仅包括演讲，还包括现场试验，从迈克尔.法拉第到汉弗里.戴维无不如此。这一来我就比较吃亏，因为我是搞理论物理的，平时不怎么做实验。但是咱们这里毕竟是皇家科学院，所以我至少也要尝试着努力一把。当然我不能保证实验一定成功，这就是科学的妙处。我将要按动一个按钮，然后我的手机会通过互联网向瑞士日内瓦的一家实验室发送一个信号，然后实验室的某个装置将会向一面部分镀银的镜子发送一个光子。根据量子力学的原理，这个光子有可能遭到反射，也有可能穿透镜子。探测器将会探明光子的去向，届时将会出现两个宇宙，光子在两个宇宙里将会各自前往不同的去处。探测器的信号将会传输回我的手机，转换成两条指令之一，要么让我往左边跳一步，要么让我往右边跳一步，到时候我就跳（笑声）。咱且看法拉第有这本事没有（笑声）。我再重申一遍，这不是模拟，瑞士日内瓦的确有这么一台分光器，而且机器告诉我现在应该往左跳。（跳）我跳了！（笑声，掌声）谢谢大家捧场。

接下来还有很多内容，不过关键在于，根据我即将向大家解释并且试图说服你们相信其合理性的理论，刚才的确出现了另一个版本的宇宙，那个宇宙里的我往右边跳了一步。我相信这就是真实情况。你们或许不信，但是我希望等到本次演讲结束时你们能理解为什么会有我这样的人相信这一点是真的。今天的演讲主题是量子力学。假如你不打算了解量子力学却还是来到了这里，会务安排肯定出了大问题。我之所以想讨论量子力学，最坦诚的原因在于我最近写了一本关于量子力学的书，大家现在不用起身就能在手机上下单。不过就算你对量子力学仅仅了解一鳞半爪，也应该质问我：“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另一本关于量子力学的书呢？”我认为这一点还是有原因的。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老前辈理查德.费曼说得好：“我认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人理解量子力学。”我做科普讲座时一般不喜欢诉诸权威，但是既然物理学家都不理解量子力学，我诉诸一下最应该有可能理解量子力学的权威也不为过。

像费曼这样每天都在应用量子力学的人声称“没有人理解量子力学”的时候，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现在我们能够以惊人的精确度来应用量子力学。我们能用量子力学进行预测，完成实验，得到符合量子力学规则的预期结果。问题在于，我们理解与使用量子力学的方式就像我理解与使用手机的方式一样。我能打开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发送信号，我能发短信甚至打电话，可是你要问我“你这部手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怎样才能造出这样一部手机？这部手机的技术参数是什么？”那我只能无言以对。这就是目前职业物理学家与量子力学之间的关系：谁都能用，谁也不懂。“量子力学的车前盖下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我不懂手机倒是无所谓，物理学家不懂量子力学就很尴尬了。

真正的问题甚至还不在于物理学家不理解量子力学。“不理解”对于科学家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科学前进的动力就在于“不理解”这三个字。要是不理解，我们就努力试着去理解。可是对于量子力学来说，我们现在已经连试都懒得试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科学家们还曾经努力思考过量子事件的意义，但是后来这个项目却被抛在了一边。如今只有职业生涯走到尾声的物理学家们才会给自己倒一杯白兰地，穿上吸烟外套，思考一下量子力学的意义，正牌物理学已经不研究这个了。你要问今天的许多物理学家“量子力学是怎么回事？”他们会说：“不不不，我们不关心这个问题，我们不想知道。”我觉得伊索寓言里面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狐狸能够很贴切地比拟这种情况。照理说寓言是用不着解释的，但是为了避免误解，这里狐狸指的是物理学家（笑声），葡萄代表了对于量子力学的理解。狐狸试过了，失败了，现在正在试图说服自己相信自己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尝试。我认为这样做不仅是错的，而且很丢人。我们理应做得更好一点。我有个想法，不是我的原创想法，而是我最喜欢的想法。我想向大家推销我最认可的量子力学理论。但是远远更加重要的另一点在于我们理应能够理解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不是神话，不是魔法，仅仅只是科学而已。

我先带大家回顾一下量子力学是怎么来的。我们要从十七世纪的经典力学开始讲起。当时艾萨克.牛顿发现世界的运行只需要几条非常简单的规则就能描述。这套规则如此强大，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从没想过经典力学居然会出错。经典力学就是物理研究的基础框架，从电磁感应到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都能安置在这个框架里面。量子力学则是彻底的另起炉灶，不是针对经典力学的改进，而是彻底的更替，换句话说量子力学认为牛顿错了。两种力学之间的差异可以用这张我们全都见过的卢瑟福原子结构模型示意图来体现。我们在十九世纪就发现了原子的存在，但是最早的原子模型就像一块大布丁，里面塞着几个电子。欧内斯特.卢瑟福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原子的绝大部分质量都集中在核心，电子是很轻的带电粒子，围绕原子核旋转。这张示意图想必你们都见过。这张图多少还是有点用的，能让我们对原子结构产生直观的认识。从化学到电力传输，所有这些现象全靠电子才能完成。沉重的原子核端坐中宫，电子则可以从一个原子跳跃到另一个原子。

我现在要告诉大家，这张图画得大错特错，根本反映不了现实世界。因为在十九世纪，还有以法拉第为代表的一帮人发现了电磁学，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尤其为这个学科添加了点睛之笔。根据电磁学理论，一个带电粒子会释放出电场。如果我移动这个电子，电场也会随之移动，重新指向电子。如果我拿着电子上下摇晃，电场就会产生波。我们将这种电磁辐射波称作光。现在大厅里所有的光照都源自上下摇晃电子，让电场振动向各个方向散布。按照卢瑟福原子模型的设想，电子既然绕着原子核旋转运动，就应当释放电场，释放电场就意味着流失能量，流失能量就意味着电子无法稳定地呆在旋转轨道上，而是会一头扎向原子核，而且这个过程将会发生得非常快。你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仅仅需要一千亿分之一秒电子就会从旋转轨道上一头栽下来。我们现在就可以集体做个试验来验证一下。这张桌子是原子构成的，你我也是原子构成的。根据我的预测，倘若经典力学是正确的，从现在开始一千亿分之一秒之内所有这些物质都会坍缩成一个点。预备，起，并没出这种事（笑声），可见经典力学的深处埋藏着某种错误。很多聪明人花了很长时间尝试了很多思路，这才想出一套站得住脚的解释。

以下就是他们想出来的解释。尽管物理学家们花了不少时间，但是这个解释实在过于惊人，他们能在这点时间里想出这个解释着实令人称奇。用一句话来概括：电子不是粒子。这个解释听上去确实很有颠覆性，所以我要深入解释一下。从根本上来说，电子其实是波。我们不该将电子视作在轨道上运行的一个点，就像太阳系里的行星那样。相反，我们应当将电子视作一团围拢在原子核周围的波状云。在座各位当中要是有人被大学化学折磨过的话，就能认出这些不同形状的电子云代表了处于不同轨道的电子。就好比你绷紧一根线之后弹一下，这根线会以基本频率进行谐波振动。在电子云当中有能量最低的部位，也有看上去更复杂的高能部位。因此电子之所以没有坍缩到原子核上面去，是因为电子云能量最低的部位并不是原子核所在的正中心，而是像波一样分散了开来。这个解释大约是在十九世纪中期提出来的。你甚至可以用这个解释来分析实验数据，例如为什么原子释放的光具有特定形态。更强的是，这个解释还搭配了一个公式，这就是埃尔温.薛定谔提出的薛定谔公式。这个公式我就不展开分析了，你完全可以将这个公式视为一首坚不可摧的诗歌。关键在于，我们现在不仅有了全新的理念——电子是波，不是粒子——而且还有了全新的公式来取代牛顿的公式。牛顿的公式主张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你只要知道了粒子的位置与速度，牛顿经典力学就能告诉你这个粒子接下来的状态。在量子力学当中，你告诉我某个电子的波函数，薛定谔公式就能告诉你这个电子接下来的状态。

这一来物理学家们自然十分高兴，因为只有公式才能略微温暖一下物理学家的心灵。公式就相当于物理学家的饭碗，至少肯定为物理系大二学生们找了不少事做。多少大二学生曾经彻夜不眠，运用薛定谔公式解决量子力学问题。问题在于，正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毫不含糊的公式，我们理应可以运用该公式解释一切物理现象而不仅仅局限于轨道上的电子。刚才我说过，量子力学是针对经典力学的替换，那么我应理应可以运用该公式做出各种预测。以下是一个量子力学现象：一个原子的原子核可能会不稳定，于是就会衰变并且释放电子或者其他带电粒子。薛定谔公式能够预测这些粒子的释放方式。既然电子是波，那么释放方式理应像球状的涟漪那样以辐射粒子为中心扩散开来。但是实际情况看上去却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将一块铀放在云室里观察铀释放辐射，这些辐射会激发云室里的原子并且留下痕迹。我们打眼一看就会发现所有的痕迹都是直线，简直就好像有无数颗粒从铀当中向四面八方喷射了出来一样。薛定谔公式的预测结果可不是这样。简直就好像电子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是一团波，当你定睛观瞧的时候又变成了粒子。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物理学巨头们都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玻尔、薛定谔、狄拉克、泡利、海森堡等等一干人凑在一起开会讨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会议得出了以下共识：电子在你不观察时是一团波（笑声），当你观察时则是粒子。悲哀的是，直到今天这套名为哥本哈根诠释的说辞依然是量子力学界最领先的理论。我们通过下列方式化解实验结果与理论之间的相互矛盾：在观测之前，电子可以用波函数描述，就像一团扩散开来的云；在观测之后，波函数则会以无法预测的方式剧烈变化，坍缩成一个点，看上去就像粒子一样，我们至多只能预测这个新粒子出现在某个位置的概率。空间里任何一点的波函数数值越大，我们就越有可能在这一点发现粒子。这就是目前我们教给学生的量子力学规则。我没有跟各位开玩笑，我不会在讲座结尾表示“呵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物理学家们真傻。”我们至今依然在使用两套互不相容的规则来描述量子力学。第一套适用于未经观测的量子体系，此时粒子处于量子态或者说波函数当中，薛定谔公式可以精确描述波函数随时间推移的表现。这套规则与经典力学完全平行，也包括针对物体状态与状态变化的描述。但是经典力学就到此为止了，在受到观测之后，量子力学随即改用了另一套截然不同的规则。波函数一经观测就会坍缩成为特定值。你只能大概猜测波函数会坍塌在哪里，但是永远无法绝对确定。以上就是现今物理课本里的内容。

如果你现在觉得这个情况有点别扭，这不是你的错。你要是觉不出别扭反而不应该。很多人上学的时候头回听到这种事也都觉得别扭。他们举手问老师，老师让他们闭嘴（笑声）。他们要是接着问老师，老师就说他们不适合搞物理。我本人最喜欢的一个思想实验就是薛定谔的猫。许多人都以为这个思想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显示量子力学多么反直觉，可是在量子力学双重规则刚刚提出来的时候，薛定谔与爱因斯坦是唯二不肯买账的人。尽管薛定谔发明了薛定谔方程，但是当针对他的公式的诠释被人当成了计算概率的手段时，他气得亲口宣称“我希望我从来没有与这个公式扯上过关系。”当然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诺贝尔奖退回去（笑声），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他确实很不爽。当年薛定谔与爱因斯坦通过一系列横跨大西洋的通信交流设计了这个思想实验，其用意并不是为了表明“量子力学多么神奇”，而是为了表明“这么扯淡的事情肯定有问题”。这个实验的本质是选取一个量子波函数，使之体现多种可能性的叠加，然后将微观体系扩大到宏观体系。

在实验当中，薛定谔找来一个正在衰变的放射原子，在旁边放一个监测衰变的探测器。根据量子力学规则，原子核的波函数是衰变与未衰变两种状态的叠加。因此探测器也应当处于监测到衰变与未监测到衰变两种状态的叠加。假如探测器监测到叠加，就会开启一个容器，释放出里面的气体，充满罩在外部的盒子。盒子里还有一只猫。根据薛定谔的最初设定，释放出来的气体是氰化物。他女儿日后表示：“我觉得我父亲不喜欢猫。”（笑声）鄙人是个爱猫人士，所以要改用催眠气体。根据量子力学规则，这只猫也会处于睡着与醒着之间的叠加态。我们并非不知道猫究竟是睡着还是醒着。根据我刚刚告诉大家的规则，在我们观察之前，猫的状态的确是既睡着又醒着的叠加态。根据经典力学，我们可以说这只猫要么睡着，要么醒着，我们不知道。这是个认识论问题，不是本体论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知道什么”而不是“实际是什么”。但是根据量子力学，猫就是可以既睡着又醒着。薛定谔认为，如果我当真相信这一套，当真相信教科书上的说法，那么只有当我打开盒子查看的时候，猫的状态才会确定下来。教科书版量子力学规则的一部分核心理念在于观察者——或者说进行测量的物理学家——要遵守经典力学规则。根据哥本哈根诠释，就算你由原子构成，而原子又遵循量子力学规则，但是你却不遵守量子力学规则，而是遵守经典力学规则。于是猫受到了量子力学的待遇，观察者——画面上这位观察者是玻尔——则受到了经典力学的待遇。观察者不会受到波函数的影响。观察者掀开盖子之前，猫处于叠加态。一旦观察者掀开盖子进行观察，要么猫醒着，观察者也看到它醒着；要么猫睡了，观察者也看到它睡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你能分别计算出两种选择的可能性。

问题在于，这番场景显然是在发疯。我们显然不能接受这么扯淡的情况作为解释自然界的基本理论。这个实验从头到脚都是漏洞，薛定谔与爱因斯坦坐在礼堂后排举手质问：“这玩意你们不会有人真信吧？”其他人全都假装没听见。我这里先指出两个最显著的问题。首先是著名的观测问题。在我刚才表述的规则当中少不了观测行为的存在，那么“观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必须要靠人类来进行观测吗？猫自己观测自己行吗？如果盒子里装的不是猫，而是录像机、蚯蚓或者阿米巴虫，那也算吗？我要是不仔细看，就瞅一眼又怎么样？（笑声）观测的定义是什么？观测是即时发生的吗？观测结果为什么与概率有关？你要是坐在量子力学教室后排举手提问这些问题，老师会告诉你不要问，因为没有合理的答案。但是还有一个同样棘手的问题，也就是现实问题。一开始我说过电子是波或者说波函数，不过真是这样吗？量子力学的规则规定了我们永远无法直接观测波函数，我们无论何时观测电子都只能观测到一个粒子。那么波函数当真能体现现实吗？还是说波函数只是用来预测潜在观测结果的工具呢？波函数是否仅仅体现了部分现实而不是全部现实呢？现实究竟是啥呢？我们不知道。所以许多物理学家试图向公众普及量子力学时一不小心就会自己把自己绕进去。原子内部主要由空荡荡的空间构成吗？如果你将电子视作波函数，答案就是否定的；如果你认为电子是波函数当中的一个点，答案就是肯定的。所以就连这些非常简单的问题的答案我们都不知道，作为物理学家我们要知耻。

长久以来有无数年轻人信心满满地投身于物理学领域，放出豪言“我要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就被物理学踢出了门外。这其中有一位休.埃弗莱特，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量子力学的埃弗莱特诠释——当然这个名字不是他自己起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埃弗莱特的身份更贴近治疗师而不是物理学家。他放弃了物理学家这个身份，为的是接受物理学家们一直不肯承认的现实。现实是什么？观测时发生了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埃弗莱特给出了非常简单的回答：首先，波函数是全部现实的代表，而不仅仅只是用来预测的工具，波函数与现实是同构的；其次，在观测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波函数并不会坍缩，并不会发生什么概率性的随机现象，唯一生效的就只有薛定谔公式。这个公式在一切时间里对于宇宙当中的一切事物都有效。这番话说得倒是大言不惭，可是我们已经论证过了不可能真是这样。薛定谔公式预测辐射会像波一样扩散，可是我们看到的辐射却是一条条直线。但是在我们解决这一点之前，我想先强调一下埃弗莱特的理论有多么简单。与哥本哈根诠释相比，埃弗莱特的理论非常简洁。他去除了一切涉及观测与坍缩的内容，只保留了根据已知公式推导出来的波函数。他没有像量子力学的范式添加任何内容，反而砍掉了不少内容。

问题在于这套规则怎样才能匹配电子看上去像粒子的现实呢？埃弗莱特利用了量子力学的两项内容，并且认为只要接受了这两点一切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首先，既然你是由原子构成的，那么你也是量子体系的一部分。你并不遵循经典力学规则。经典力学仅仅是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将就使用的估算手段。观测者与观测对象都应当按照量子规则来对待。其次，埃弗莱特利用了量子力学当中名为纠缠的现象。这个现象最早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如果说我们对于爱因斯坦有什么误解的话，那就是我们大都低估了他。当然，爱因斯坦现在的评价已经达到了二十世纪第一人的程度，但是好些人都以为爱因斯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量子力学显现雏形的时候——他与玻尔等人正是在1927年的索尔维会议上敲定了量子力学的规则——已经年岁老迈思维迟钝了，倒向了保守立场，跟不上物理前沿的发展。可是1927年爱因斯坦只有四十八岁（笑声），我绝不肯承认四十八岁就是跟不上理论前沿新发展的老年时期。事实上爱因斯坦对于量子力学的理解比任何人都更加透彻。问题在于他不肯接受这套理论，他认为这套理论还没有完成。他不认为哥本哈根诠释足够好。他在认真思索之后发明的理论补充之一就是量子纠缠。

为了解释量子纠缠，我要借用一下我们在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粒子。当然，爱因斯坦那时候的物理学家们还不知道希格斯粒子的存在，但是用这个粒子来说明问题依然很方便，因为除了希格斯粒子之外，我们已知的自然界全部其他基本粒子都会自旋。根据量子力学规则，就像观察盒子里的猫一样，当你观测一个正在自旋的电子时，这个电子要么顺时针旋转，我们称之为上旋，要么逆时针旋转，我们称之为下旋。我们从未见过两种旋转状态的叠加。根据量子力学规则，当你不观测时，粒子自旋状态的确是向上与向下的叠加。希格斯粒子不会自旋，但是会衰变成两个自旋的粒子。由于宇宙当中的自旋总量是恒定的，一个不会自旋的粒子衰变产生的两个自旋粒子的旋转方向必然相反。一个希格斯粒子会衰变成一个粒子与一个反粒子，我们在观测之前不可能知道两个粒子的自旋状态，但是只要确定了一个就能肯定另一个必然相反。换句话说，根据量子力学规则，希格斯粒子衰变产生的两个粒子处于粒子一向上粒子二向下与粒子一向下粒子二向上这两种状态的叠加。两个粒子的自旋方向不可能一致，否则就违反了角动量守恒。

这一步主张尽管只是为了保全角动量守恒才推导出来的，但是却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直指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的根本差异。扔给经典力学一堆粒子，经典力学会将每一个粒子的状态单独开列出来，因此你或许会觉得对于量子粒子来说，每一个粒子都有单独的波函数。但是不，不是这么回事。并非宇宙当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属于自己的波函数。宇宙当中就只有一个波函数，也就是史蒂芬.霍金所谓的宇宙波函数。根据宇宙波函数，希格斯粒子衰变产生的两个粒子之间存在着联系，相互纠缠在一起。测量粒子一的自旋状态时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但是肯定会与粒子二的测量结果相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物理学家们还不知道有这种事，但是到了三十年代以爱因斯坦为首的一干人就提出了这一理论。又过了三十年，休.埃弗莱特应用这一理论提出了他自己对于观测难题的解答。以下是埃弗莱特对于薛定谔毒猫实验的解释。仅仅存在一个宇宙波函数，而你这个观测者也是这个波函数的一部分——现在观测者由埃弗莱特担任——因此也就不会出现神奇的波函数坍塌。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按照薛定谔公式进行计算就行了，你我就像电子与猫一样都要服从公式。当你打开盒子时，没有发生任何神奇而突然的事件，仅仅是观测者与被观测对象之间产生了互动或者说物理关系，致使两者纠缠在了一起。因此薛定谔公式的结果依然明确无误：打开盒子时猫与你都处于叠加态，要么猫醒着你也看到猫醒着，要么猫睡了你也看到猫睡了。人人都同意这就是公式的预测结果。

问题在于，从没有人在打开盒子的时候感到过自己处于看到猫醒着与看到猫睡了的叠加态，从没有人在观测电子的时候感到过自己处于观测到上旋与观测到下旋的叠加态。因此尽管埃弗莱特的主张在数学层面上不能说不合理，但是实在不符合我们的生活经验。埃弗莱特要怎样才能将这条优美的理论与现实世界结合在一起呢？答案在于我刚才遗漏了一点内容，聪明的听众们或许已经发现了我的漏洞。我刚才主张全宇宙只有一个涵盖万物的波函数，但是我现在却假设体系当中只有一只猫与埃弗莱特。严格来说，我应当将整个宇宙都考虑进来。不用害怕，这样做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在思考过程当中加入“环境”这个词来指代全宇宙就行。环境的具体状态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根据薛定谔公式环境会与猫以及观测者进行互动。以我们这个礼堂为例，环境就是一切我没有关注的东西，包括空气当中所有的原子以及灯光当中所有的光子。就薛定谔实验而言，盒子内外的一切都是环境的一部分。早在你打开盒子之前，盒子里的环境就会与猫互动。假设猫醒着到处走，某一个光子可能会被猫吸收；假设猫睡着躺平了，同一个光子可能就会与之擦身而过。这个现象叫做退相干。猫或许会因为睡着与醒着的状态不同而处于两个不同的位置，但不会因此而保持两个不同的身份，而是完全与环境纠缠在了一起。在我打开盒子之前，要么猫醒着而且环境观测猫醒着，要么猫睡着而且环境观测猫睡着。然后我打开盒子进行我所谓的“观测”，可是观测行为其实早就发生了。现在我与猫以及环境都纠缠在了一起，情况与刚才略有不同，猫依然在波函数的一部分醒着，在波函数的另一部分睡着，但是我并没有关注环境，并不知道环境的状态。但是我知道，猫睡着的环境与猫醒着的环境截然不同，以至于在猫醒着的那部分波函数当中发生的事情与在猫睡着的那部分波函数当中发生的事情完全相互独立。就算我扰动了波函数的这个部分，也不会影响到波函数的那个部分。所以说，退相干或者说猫与环境的纠缠致使波函数分成了两支，从此之后直到宇宙终结都将会各自独立地发展变化下去。两个分支不再相互影响，不再关心对方是否存在，就好像变成了两个相互隔绝的世界。因此埃弗莱特的量子力学诠释也被称作多世界理论。

就像一开始的手机实验一样，这一理论预测每当我测量量子体系时都会使其与更广大的世界纠缠在一起，产生两个乃至更多个版本的世界，每个世界都包含一个测量结果。我需要强调的是，埃弗莱特并没有将无穷多个世界强加在量子力学理论上面，他只是认为无穷多个世界从来就存在。既然电子可以处于上自旋与下旋的叠加态，而你又相信量子力学，那么你也可以处于观察到电子上旋与观察到电子下旋的叠加态。更进一步，宇宙也可以处于两种结果的叠加态，数学表明叠加的两种状态将会分道扬镳，从此再不相关。所以埃弗莱特并没有为了解决观测问题而硬塞进来一堆世界，他主张所有这些世界早就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信任公式，想一想假如世界当真如此的话你会观测到什么，然后就会发现这正是实际观测结果。

惊人的是，居然并非所有人都认可他这套理论（笑声）。我能开出一张反对多世界理论的脑残观点的漫长清单，但是我又害怕现场真有人相信这些观点，而我实在不想将大家称作脑残（笑声）。我这里姑且解释一条最常见的反对意见。不幸的是，我之前向人们解释为什么这些反对意见不成立时，对于这条意见的解释工作做得最少。这也是在今天的演讲当中唯一一次我想对大家说“相信我就对了”的时候（笑声）。只要你有能力进行数学推导，我接下来讲得道理还是很清楚的。问题是创造这么多宇宙的能量从何而来？我们身边从桌椅到宇宙全都是物质，难不成我按一下手机所有这些物质就要翻倍了？这似乎与能量守恒的理念很难相容。其实这其中的数学原理很清楚，只是我们的直觉反应不过来，难以将其转换成日常用语。简而言之，世界在被创造时并不平等。你可以想象多世界理论当中的每一个世界都具有特定的厚度或者说重量，随着世界越来越多，每个世界也越来越薄。全部世界的总厚度保持不变，每个世界的厚度与波函数的平方成正比，因此你可以计算出自己身处某个特定世界的概率。只要你按照波函数每个分支的厚度对该分支的能量总额进行加权计算，就会得到一个不变的常数。因此根据公式，确实存在某种守恒不变的东西，你可以将其称作“能量”，不过这里所指的能量是所有不同世界的能量的加权组合。总之，创造多世界不需要额外的能量。

尽管以上论述是正确的，但还是有人不买账。接下来我想花点时间介绍几项其他可能正确的理论，因为我们在谈论量子力学时经常使用“诠释”这个词，以至于听起来有点像文学批评，就好像我们正在以各自的主观方式审视同一个世界那样。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许确实如此，但是如今多世界理论的替代选项就像多世界理论一样是论证严格、定义清晰、彼此间泾渭分明的物理理论。其中之一是隐变量理论，与这一理论联系最密切的名字是戴维.玻姆。玻姆的博士生导师是大名鼎鼎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奥本海默一开始大力支持玻姆的学术生涯，直到玻姆提出隐变量理论为止。在那之后奥本海默在一次研讨会上宣称，“如果我们无法阻止玻姆，至少也要集体无视他。”（笑声）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则很看好隐变量理论。这一理论是解决电子没人看着时像波有人看着时像粒子这一谜题的直接方式。隐变量理论认为电子既是波又是粒子。波函数不是全部现实，只是部分现实，另一部分则是粒子。这些粒子就是所谓的隐变量，当你观测波函数时就会出现。还有一种可能认为波函数的确会坍缩，罗杰.彭罗斯是这种自发坍缩理论或者说GRW理论的支持者。这一理论认为波函数并非因为有人看着才会坍缩，而是会随机性地自发坍缩，只要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就行。一个波函数扩展开来的粒子只要等上三亿年就会自发局域化。这个时间固然很长，但是一张桌子里包含的粒子数量实在太多了，里面难免有一两个粒子眼下正在局域化，而且这一两个粒子又与其他所有粒子纠缠在了一起，所以桌子才具有实体。以上是两种不同的物理理论，包含了不同的变量与公式，意味着可能不同的实验结果。这就是目前我们掌握的最尖端理论。如果你同意我认为我们应该理解量子力学的观点，但是不同意我支持多世界理论的立场，那么你也可以试着探索一下替代选项。

一般科普演讲都有个规矩：前三分之一所有人都能听懂，中间三分之一买了你的书的读者能听懂（笑声），最后三分之一就不该指望有人能听懂。我们现在即将进入本次演讲的最后三分之一（笑声）。就算我刚才讲的内容在细节上还不太清楚，至少主旨应该是清楚的，主旨就是搞清楚量子力学的原理很重要。“我们不太清楚测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但是凑合着还能继续推进物理学进步”，我认为这样的看法很不对，不肯直面我们不理解量子力学的事实妨碍了我们解决其他物理学问题的进程。我们觉得这世界遵循量子力学规则，但是在实践当中却不会依此行事。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职业物理学家，一帮拿着高薪的聪明人。我们的本能直觉依然认为经典力学才是这世界的基础，毕竟这么大一张桌子就摆在这里，占据了空间与位置——这种想法实在太守旧了（笑声）。我们在针对宇宙当中的新物质开发新理论时也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无论是电磁场、夸克还是振子。我们总是会先从经典理论出发，再将理论量子化。问题在于自然界不会这么做。自然界的根源很可能就是量子力学，经典力学只是有限的估算，仅仅在非常特定的条件下才能精确体现一小部分现实。因此从经典理论出发再将理论量子化的惯常做法没有理由一直生效。或许当我们需要理解某些特别微妙的事物时，将会不得不从量子力学出发，半道上再引入经典力学作为估算手段。量子力学多世界诠释很适合完成这项工作。多世界诠释涉及了波函数与薛定谔公式，纠缠与随时间演变，这些全都是量子力学的概念。如果你愿意，倒是也可以将位置与动量之类的经典力学概念添加进去，但是这些概念并不是这一理论的固有组成部分。与其他版本的量子力学理论不同的是，多世界理论完全摆脱了经典力学的包袱。

所以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根据这一原则在一个困难问题上取得进展吧。让我们以量子引力为例。量子引力是什么意思呢？有请爱因斯坦再次登台。现在我们一想起爱因斯坦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顶着一头鸟窝穿着皱巴巴毛衣的小老头形象，可是当年他提出相对论那会儿可是个衣着笔挺的帅小伙，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与狭义相对论这两项思想。1905年他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将时间与空间焊接在了一起，并且指出光速恒定且为宇宙当中的最高速度。十年之后他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指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空四维结构可以被弯曲与扭曲。你我将时空结构的弯曲视为引力。在爱因斯坦看来，苹果之所以会从树上掉下来，是因为地球扭曲了周围的时空，使得苹果从树梢脱落之后自然而然地靠拢了地球。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引力理论，并且能够完美地安置进入经典牛顿力学范式当中。当然这一理论与牛顿法则并不一致，但是两者的范式是一致的：时空结构弯曲对应一般物体，爱因斯坦公式对应牛顿定律，时空结构随时间演化对应物体运动状态随时间演化。整套理论完全不需要量子力学的参与。

但是鉴于我们也有量子力学，我们还想要调和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这就是量子引力理论想要实现的目标。对于我们所知的任何其他一种自然力来说——从电磁力到原子核内外的强弱相互作用力，从希格斯粒子到电子与夸克——从经典力学出发寻求量子力学解释的做法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当然这样做并不总是很容易，例如理查德.费曼就是因为通过量子理论解释了电磁感应才拿到了诺贝尔奖，耗费了他不少脑力，但是最终他还是算出来了。可是对于引力来说，我们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引力量子化只会得到一堆毫无意义的结果，本应有限的数值变成了无限大，完全是一团糟。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错了。广义相对论的核心思想在于时空结构的几何形态与能量有关，时空结构会受到其中物质所蕴含的能量的影响，反过来也会影响后者。为了用量子理论来表述这句话，我认为或许我们不应该量子化引力，而是应该在量子力学当中、在宇宙的波函数当中寻找引力。我们口口声声说什么我们不理解量子引力，可是我们就连量子力学都不理解，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有资格理解量子引力呢？所以让我们换个新思路吧。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略微取个巧，采用一点我们确实已经理解了的事物。我们可以暂且忘掉引力，先考虑其他作用力与粒子。我们现在有一套理论框架可以用来讨论这些事物，名叫量子场理论。此前我做过很多关于电子、光子以及其他粒子的讲座，但是这些粒子都是对于真正基本的物理现象的近似估算，真正的基本现象就是量子场。我们今天在这个场馆讨论量子场倒是很合适，因为当年正是迈克尔.法拉第率先提出了场是一切的基础的理念，不过他当年研究的是电磁场。好比说一块磁铁周围要是不撒铁屑，我们就只能看到空荡荡的空间，但是我们知道磁铁周围存在着磁场。根据现代量子场理论，一切——不仅是电力与磁力这样的力量，而且就连电子、中微子与夸克这样的物质——都是填充整个宇宙空间的场的振动。这种观点与基于粒子的物理学观念可谓大相径庭，至少在看待不存在物质的空间时是这样。按照基于粒子的观点，空间当中存在粒子，粒子之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发生。根据基于场的观点，粒子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代表粒子的场中的波的振动强度比代表空间的波的振动强度更强。但是即便对于空间来说，场也依然存在，只不过处于能量最低的状态、尽可能地不活动而已。我们将量子场各部分的不同振动频率称作模式。即便在空荡空间的最空荡部分也依然存在电磁场与引力场，所有这些场都具有特定的量子态，换句话说这些量子场模式正在假装自己是空无一物的空间，但是它们依然存在。

接受了这样的设定之后，我们就能讨论这些不同的场之间相互纠缠的问题了。鉴于我们现在以量子力学作为讨论基础，我们能拿来用的概念并不很多，纠缠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假如空间当中有不同区域，充斥着振动频率不同的量子场，那么这些场也会相互纠缠，而且距离越近纠缠程度越深。无论空间一开始是欧式几何结构还是黎曼几何结构，代表空间的那一部分量子场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简单，只要测量纠缠程度就知道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反之亦然。所以我们的理念、提议、暗示、猜测或者说假设是我们可以逆转这个过程。既然量子场之间距离越近纠缠程度越深，那么纠缠程度越深的量子场距离也肯定越近。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接近”定义为“高度纠缠”，将“远离”定义为“不太纠缠”。我们想问的是，空间本身以及空间的几何结构——也就是距离与角度之类的东西——能不能从一开始本质上并不包含空间因素的量子波函数当中自然涌现出来。答案是肯定的。假如波函数具有某些特质且纠缠结构以特定方式运作，自然就会产生三维空间。换一个波函数，或许就会产生曲率各异的五维空间或者二维平面。所以说，空间的几何结构与空间当中量子场的纠缠情况有关。

与此同时，量子场的纠缠情况也与空间当中的能量有关。假设我们向空间当中添加几个粒子，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我们略微振动一下量子场，这一来就打破了振动区域与周边其他区域的纠缠。我们出于直觉地意识到，减弱纠缠就意味着加强振动，而加强振动就意味着注入能量，因为你毕竟加入了一个粒子。你需要加入一大堆粒子才能做成一张桌子，为了加入这些粒子你必须打破桌子所在区域的真空状态与周边区域之间的纠缠。实际上你还可以就此总结一项公式，将空间里的纠缠程度与能量联系起来。能量与纠缠程度是负相关的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纠缠这一纯粹的量子力学概念出发。在特定条件下，特定的空间几何形态会从量子波函数的纠缠结构当中涌现出来。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将能量的高低与纠缠的程度联系起来。因此只需进一步推导一下我们就可以将特定的空间几何形态与空间当中的能量高低联系起来。这正是爱因斯坦在一百多年前在广义相对论当中教给我们的东西。爱因斯坦当年还没有纠缠的概念，他只是主张能量与空间几何形态直接相关，我有公式能够体现两者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推导爱因斯坦公式时还需要接受一大堆假设，如今则可以从更本质的层面来理解这一公式。

当然，量子引力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我不想过度推销我自己的主张。很有可能我刚才说的话都是扯淡。这是一个猜测性质的项目，我们不再试着量子化引力，而是询问我们已知的引力特质如何能从纯粹的量子力学描述当中涌现出来。目前这个项目看上去还是挺有搞头的。请大家姑且先关注几年，看看这个项目的后续发展怎么样。还有很多聪明人正在推进其他理解量子力学的方式，他们大概会说我们不太可能成功，但是现在我们还什么都无法肯定，这就是物理学理论前沿的情况。我之所以喜欢量子引力理论，是因为这一理论至少充分应用了埃弗莱特量子力学诠释的哲学：你不该从位置与粒子之类的概念入手来理解量子力学，而是应当从量子波函数入手推导出一切。

最后我要再引用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埃弗莱特诠释的支持者大卫.多伊奇的言论：“尽管量子理论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实证成功，但是认为该理论或许是对于自然界的真实描述的暗示依然会招致讽刺、茫然乃至愤怒。”我希望我今晚的报告至少能让大家不那么茫然。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