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征得朋友同意，针对反毛言论发放一些太祖的历史资料 -- 程不悔

反毛言论一：从人民公社到分田到户，粮食就大幅增产：

驳：

（一）粮食增产实际原因：

粮食增产，不是因为分田到户，而是因为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以下内容引自逍遥散人《“人民公社”与“单干”之随笔漫谈》（有删改）］

“1、种子革命。1973至1976年，我国南方‘籼型杂交水稻’（育种代表为袁隆平）和北方‘杂交粳稻’（育种代表为杨振玉）良种相继育成。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推广，到八十年代中期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较以前选育的普通良种约增加20%。与此同时，小麦、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农作物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一个良种从配育到选育、繁育、推广，顺利的话也要十几年的时间。而要配育推广良种，还需建立农业科研推广体系，这些体系只有在人民公社时期才存在，现在基本都消失了。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增长因素占粮食增长因素的57.1%,若扣除这一因素，这一阶段的粮食年均增长率只有2.1%， 其它的科技因素如化肥农药家农机等还未计入）这就是说还没有合作化、公社化时期的增长率高（3.5%）！再综合第三阶段的年增长率（1.2%），我们可以看出，在农村推行私有化以后，中国的粮食增长其实是呈现递减态式！

2、化肥革命、农药革命。60年代末70年代处开始，我国各地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农药厂，使我国1975年的化肥施用量较1965年增长3.1倍。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增产幅度一般达20%-50%。另外新型高效农药“六六六、敌敌畏”等更是有效的消灭大量害虫，为提高农业产量提供了极大的保障。

3、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1958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始，各级政府每年利用农闲组织社员（“义务工”）兴修水利，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积垦荒，全国建成大小水库七八万座、塘坝无数，广袤的田野上，人工河道网、田间道路网、沟渠网、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这些现在很难组织完成的、投资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农业基础建设工程。

4、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年）记载，1975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

5、耕作技术革命。由于农田水利系统的形成、生长期短且高产稳产抗倒良种的相继育成推广、农业机械及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间作、套种、复种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和推广，作物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从一年一熟实现了两年三熟、一年两熟，大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率。

综上所述，“单干”刚刚开始时产生的农业丰收，是我国“前期”对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的必然结果。而所有这些“前期投入”都是在“人民公社时代、在毛主席时代、东方红盛时期”，在响应党的“共建社会主义、共建共产主义”的号召下做到的。”①

（二）小岗村：

有以小岗村为榜样的，说小岗村单干后粮食产量是比上一年提高了，据说是由4万斤提高到12万斤。但这种说法却不敢提到上一年是大旱，而集体时候的正常产量是17万斤。

而今的小岗村呢？猝死的小岗村书记沈浩说过：“2004年2月，村里为欢迎我写标语的墨水、纸张都是借钱买的。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4万多元债。‘大包干’展览馆陈旧不堪，村小学门窗桌椅破破烂烂。国家投资办起来的自来水、有线电视也停了。唯一的资本——‘名气’，如‘小岗’、‘小岗村’、‘大包干’等也都被别人注册了。”

小岗村农民徐家松说，现在差不多有50％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小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单是大严家自然村，就有20几家。

（三）包产到户后的粮食生产增长率远低于文革时期：

全国基本实行包产到户后的198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3.8728亿吨，1993年全国粮总产量为4.5649亿吨，增长17.87%。而196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14亿吨，197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8631亿吨，增长33.8%。包产到户后的十年，粮食生产的增长竟然比人民公社在文革时期的粮食生产增长率还低！

①——1976至1987年间，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累计达到11亿亩，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参見新华网《感動中國袁隆平：‘雜交水稻之父’》。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地推算，在第二阶段的六年间，袁隆平的科技成果增产了500亿公斤的稻谷，即0.5亿吨。而这六年总的粮食增长量（以1978年的3.048亿吨为基数，按平均增长率推算）为0.876亿吨，也就是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增长因素已占其中的57.1%。

——据央视一台报道，2007年开始，重庆市拟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水库进行维修，以弥补30年来在农田水利上的欠账，需拿出300亿资金。这仅仅是一个重庆市针对水库这个单项的维修资金，若将全国范围内修建的水库、塘坝、人工河、沟渠、梯田、农路网、标准农田等用资金来衡量，那将是个天文数字。

反毛言论二：当年亚洲四小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得很繁荣：

驳：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先后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它们也因此被称为“亚洲四小龙”。有人因此说资本主义如何好，如何让“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

（一）“四小龙”的经济，都是发展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严重依赖国外资本，所谓经济繁荣并非独立自主，1997年经济危机一袭击，全部垮台。

（二）“四小龙”有三者在中国周边，目的就是为了树立前哨这样的“标杆”，以对付中国。拿台湾来说，1950年到1965年，美国给台湾经济援助15亿美元，1952年到1960年台湾岛内投资外资占40%；拿韩国来说，1962年前，美援占总投资80%，1962年至1968年，外援占总投资47.2%。而香港，这些年可以看出，其经济随着中国大陆的起伏而起伏，实是受惠于中国大陆。同时，台湾在日本殖民时期已有经济基础，更加上蒋介石从大陆带去的财富（参看本章第三节第三点），自然容易发展。

（三）再看“四小龙”当时的政治体制：韩国60年代是朴正熙集权官僚体制；新加坡是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台湾是两蒋独裁统治；香港完全由英国委派总督统治，无政党与民选议会，只在1991年才让人民投票选举18名立法局议员。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还能归功于资本主义所谓“民主制度”吗？

反毛言论：1、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发生天灾，都是毛泽东造成的；

2、毛泽东发起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

3、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搞“浮夸风”、“共产风”等；

4、大炼钢铁，浪费资源，破坏生态；

5、搞公社公共食堂，搞大锅饭，导致农民挨饿以致饿死；

6、大跃进毫无成就，经济建设一塌糊涂；

一、天灾问题：

（一）1959年至1961年，中国大范围发生自然灾害：

1、1959年天灾：

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①面积1373万公顷②，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③。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2、1960年天灾：

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首⑤⑥。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成灾地区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外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

3、1961年天灾：

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成灾面积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⑦，其中四分之一绝收⑧，成灾人口16300万，春荒人口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这年同样先是发生大面积旱灾，紧接着发生洪灾，东南地区又遭受台风灾害⑧。

（二）关于“不存在三年自然灾害”的谎言：

金辉之流在《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一文里，提出算平均指数得出三年风调雨顺。怎样平均的呢？就是把洪涝设为负值，干旱设为正值，然后将所有正负指数统统相加，这一加就旱涝相抵；另外，在时间上，上半年滴雨不下，下半年暴雨如注，则又可以旱涝相抵。所以，没有自然灾害的结论就是这样得出的。

① 收成减产80%以上为成灾。

②《灾情报告》第378页。

③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6—8月出现江淮流域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达82.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④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

⑤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⑥l—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产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143.7万公顷，“鞍山、木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21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⑦《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

⑧减产80%以上为绝收。

⑨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 ，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低水平又减产 50%，湖北有67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504万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

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工。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绝收。

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82页）。

二、“饿死几千万”问题：

1、“饿死三千万”一说的数据来源：

提出大饥荒时期“饿死三千万”乃至多少多少万的说法，根本的数据来源是1983年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统计年鉴》，数据如下：

│年末总数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年份│ （万人）│（％）│（‰）│（‰）│

│1957│ 64，653 │ 34.03 │10.80 │ 23.23 │

│1958│ 65，994 │ 29.22 │11.98 │ 17.24 │

│1959│ 67，207 │ 24.78 │14.59 │ 10.19 │

│1960│ 66，207 │ 20.86 │25.43 │ -4.57 │

│1961│ 65，859 │ 18.02 │14.24 │ 3.78 │

│1962│ 67，295 │ 37.01 │10.02 │ 26.99 │

│1963│ 66，172 │ 43.37 │10.04 │ 33.33 │

│1964│ 70，499 │ 39.14 │11.50 │ 27.64 │

│1965│ 72，538 │ 37.88 │9．50 │ 28.38 │

2、数据辨伪：

比较上面1959年末与1960年末的数据，可看到，一年时间人口整整少了1000万，不多不少没有零头，你是否起疑？

依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计算公式”①，可验算得出196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年末人口数是669,021,490人，而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是66,207万，比较这两个数据就约有700万之差！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60年出生的中国人，在1990年7月，仍然有14,443,119人生活在中国境内。然而，根据83年版数据用“计算公式”计算的结果，1960年的出生人口有13,915,080人，也即是说，经过了30年时间，统计出的1960年出生的人口竟然还增多了528,039人！

在2000年进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1960年出生的中国人，在2000年10月，仍然有14,684,726人生活在中国境内，相比90年数据又多出241607人！相比83年版数据计算结果，增多了769646人！

3、由以上辨伪可知，1983年版公布的有关年份的人口数据是存在问题的，那么，某些人在其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所谓饿死几千万的说法就更加站不住脚了。

①年初人口数 = 上年 12 月 31 日 24 时的人口数；

年平均人口数 = 年初人口数 + 年末人口数 ∕ 2

年出生人口数 = 年平均人口数 × 人口出生率‰

年死亡人口数 = 年平均人口数 × 人口死亡率‰

年末人口数 = 上年年末人口数 + 本年出生人数 - 本年死亡人数

——公式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三、人祸问题

1、毛主席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负责一线工作：

一线、二线的提出是在1953年，《邓选》里明确提到这一点①。1956年，以党八届六中全会为标志，毛主席正式退居二线。此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大跃进时把关宣传；1959年，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②。

2、外部原因：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片面撕毁了专家合同和补充书343个，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共计600个合同。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00余人，并终止派遣专家900人。1960年7月，赫鲁晓夫催逼中国政府还债。

3、中央的“浮夸风”、“共产风”：

（1）刘少奇大刮“浮夸风”、“共产风”：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谈话时宣传康有为的《大同书》，说“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③。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二三年可以超过英国，七八年可以超过美国④。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听说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刘少奇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⑤

（2）邓小平把关宣传关口：

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说，他开始听毛主席叮嘱较慎重，但后来主持宣传关口的中央领导倡导“思想解放”，就“随大流”了（详细内容见脚注）⑥。

2、地方责任：（1呢？按顺序应该是4）

当时，饥荒最严重的是四川、河南、安徽。当时这三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分别是：李井泉、吴芝圃、曾希圣。

李井泉是邓的老部下，1960年8月23日，四川全省范围内在没有事先公告的情况下，突然发行新版四川省地方粮票，百姓手里的旧版粮票不予兑换，全部作废。理由是发现有人制造假粮票。一段时间内，所有食品店、馆子都关门。在“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遭到四川干部一片声讨，邓出来帮助李井泉解了围，说“李井泉也不要再做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账不能都算到某一级头上”。文革中李井泉被造反派红卫兵批斗。

吴芝圃部抗战期间已经归属刘邓指挥，也是邓的老部下。“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对中央严密封锁消息，甚至出动武装力量截堵逃荒。文革中吴芝圃被河南造反派红卫兵从四川抓回批斗。1979年1月24日，邓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⑦。

曾希圣不但是邓的老部下，是“亲密的挚友”，而且是邓和卓琳的媒人——1939年曾希圣在延安介绍卓琳和邓相识。饿死人追究责任后，曾希圣被安排到邓的老家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同样，他与上面二位一样在文革中被批斗，同样地，1978年中共中央为曾希圣平反。

从以上三人后来被平反可知，“浮夸风”、“共产风”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

①“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邓选》第二卷，《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一九八○年三月——一九八一年六月）》］。

②“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

③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

④同③。

⑤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⑥“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第72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⑦ 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四、大炼钢铁问题

1、“土锅炉”问题：

大炼钢铁问题最让人诟病的是“土锅炉”，那么“土锅炉”是谁提出的？1958年8月25日开幕的工业书记会议上，陈云提出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命运还有一个时期①。但是，大炼钢铁开始虽然造成了浪费，很多方法不当，但后来则步入正轨，且成绩斐然，很多钢铁厂在那时建立，如马鞍山钢铁厂、武汉钢铁厂、包头钢铁厂等等（其他还有很多，详细见脚注）②。一件事判断是非，不仅要看过程，更要看结果，过程中出现错误，结果却是巨大成就，难道可以因部分的错误而否定全局的成就吗？

2、关于钢铁指标的制定：

当时定下1070万吨钢的指标，其过程袁宝华③在回忆文章中有详细记载，毛主席询问了冶金部负责人与各省市负责人，他们都说没问题，薄一波向毛泽东建议将钢铁指标登报，陈云认为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另外，毛主席说了“敢想敢说敢干”，后面却紧接着说“一切经过试验”，袁宝华承认当时“大跃进问题，是我们在那里唬弄毛主席”（详细资料见脚注）④。

作为国家主席，在各主要负责人都肯定指标能完成的情况下，毛主席能否定得了吗？倘若毛主席不顾众人意见就凭感觉坚决反对，那才真是叫做独断专行了。

①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706页。

②1958年建立马鞍山钢铁厂、武汉钢铁厂、济南钢铁厂、邯郸钢铁厂、南京钢铁厂、湖南涟源钢铁厂、南昌钢铁厂、湘潭钢铁厂、邢台钢铁厂、合肥钢铁厂、柳州钢铁厂、成都钢铁厂、湖北鄂城钢铁厂、吉林通化钢铁厂、福建三明钢铁厂、酒泉钢铁厂、广州钢铁厂、安阳钢铁厂、衡阳钢管厂，扩建首都钢铁厂、太原钢铁厂、大冶钢铁厂，重组辽宁鞍钢；1959年建立包头钢铁厂。另外，上海宝钢是毛泽东时代规划的，引进日本技术，后来由华国锋筹建。

③1949年至1959年先后担任过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副处长、处长，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秘书长，重工业部钢铁局副局长、基本建设局局长，重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冶金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冶金工业部党组委员、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

④“毛主席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在一起开会，王鹤寿、刘彬和我都参加了。当时刘彬是冶金部副部长，我是办公厅主任主要管建设和计划。毛主席找我们这些人在他的会议室里详细地询问了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一个人一个人地问。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已去世)行不行，说可以。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还问了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钢)。太原市委书记姓麻，问行不行，说可以。问到刘彬，……刘彬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问到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最后问到薄一波同志……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后来毛主席与陈云同志谈话时，陈云说，他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大跃进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毛主席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毛主席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关于毛主席的若干回忆》，刊载于中央文献出版社《缅怀毛泽东》一书上册第318页。）

五、公共食堂与大锅饭：

公共食堂与大锅饭是刘少奇亲自提出并布置的。1958年1月，中央在南宁市召开了一次国务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提出向苏联学习搞集体食堂，毛主席不主张，只同意搞一个试点，由此刘少奇大吹大干。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①。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还举例鼓励②。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③。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731-732页。

② 举例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

③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

六、毛主席“纠左”的努力：

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就已经多次讲到办事要留有余地，要求报纸要卡紧，要压缩空气，按实际条件办事，并找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要他卡住报纸唱高调的风气①。4月上旬曾希圣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又强调“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是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对于报纸宣传，再次说“报纸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②。

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毛主席表示不相信，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们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③

1958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修改人民公社决议稿时，还专门写了一段话，即：“人民公社建成之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④

毛主席发现出现问题后，多次派人到刘少奇搞的试点徐水县调查，最后又亲自去河北调查，回来听取汇报后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⑤

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11.2—10日）上，毛主席强调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要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⑥。

武昌会议（1958.11.21—27日），毛主席再次找吴冷西谈话，指出“记者头脑要冷静”，说老百姓瞒产“值得同情”，“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强调“压缩空气”，把高指标压下来，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⑦。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11.28—12.1日）上，根据毛主席意见，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认识成果。

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2.27—3.5日）上，毛主席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⑧。按照毛主席的意见，郑州会议确定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原则。

①“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4页）

②1958年4月上旬，“在曾希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是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

“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同①第67页）

“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但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报纸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同上第70―71页）

③ 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站。毛泽东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9月在湖北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王任重又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参假才算数。”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了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见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125页）

④ 毛主席在修改人民公社决议稿时专门写了一段话，即：“人民公社建成之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746－―747页）

⑤ 毛主席在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

⑥ 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还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同时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

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中，毛主席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批评浮夸风时说：“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11月6日，吴冷西说：“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的庄稼没有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103页）

9日上午，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左的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 1950 年也曾经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毛泽东反对取消商品、消灭货币。陈伯达主张消灭商品和货币，58年9月，有个中央负责同志主持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次修改稿）》中，也主张取消商品，消灭货币）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1967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1962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

10日，毛主席在会上讲述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中的第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斯大林说：有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泽东11月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⑦毛主席对于瞒产说：“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头脑要冷静》）

就群众自发抵制错误政策而论，毛主席说：“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毛主席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对于浮夸又说道：“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⑧毛主席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还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毛主席又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主席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七、大跃进成就：

（一）大跃进必要性：

1、历史背景：

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已经被西方远远地抛在后面，一穷二白。西方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可以对外掠夺，而中国作为后起发展中国家，则不可能像西方一样的方式发展。要想赶上西方，按部就班是不可能做到的，连孙中山都说“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可知大跃进为伟人之共识，符合客观规律。

2、现实情况：

“1953年引进苏联和东欧项目，1956年正好进入设备安装时期，大批厂房已建好，正等着安装设备，而设备的价值高，这些企业还一环扣一环，一个企业建成需要另外的企业提供原料、燃料、动力、运输、配套产品等上游产品；有的企业正好是提供上游产品，建成后必须有下游企业作为出路，按资本家的话说就是必须有市场。这就决定它们投产具有一定的集中性，必须突击建成。不然一个企业建成后还得等待另一个企业，造成闲置。”（曹为平）

所以，建设新中国工业体系，必须突击一批、巩固一批，再突击一批，再巩固一批。

（二）大跃进可行性：

五十年代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手工作坊式的资本家工厂大量合并，经过改组，节省了大量非生产人员。大批原来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员下了车间，设备的利用率也大大提高。小企业之间的无谓竞争消灭，互助协作，迅速集中的劳动积累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限制，1956年我国的工业生产总值立即猛增了28％。所以，从商业和服务业里节省出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里不能做到，社会主义制度里却可以做到，实施大跃进完全可行。

（三）具体成就：

改开三十年以来对大跃进的统一口径是错误、灾难，却丝毫不提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从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虽有波折，但依然取得不可抹杀的成就。

大跃进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奠定了我国的工业化基础，《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周总理说几年以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取得巨大发展”说明了这一点①。另外，大跃进期间实现了石油基本自给，并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农业上，做到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军事上，制造出直升机、坦克、潜艇、鱼雷快艇、气垫船等，最重要的是开始研究原子弹与导弹，核工业与航天工业就此起步。同时，地方工业也取得大发展，为后续发展壮大大好基础。

工业方面的18个第一②，为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视及航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钢铁方面具体成就见第四章。）

其他工业也取得巨大成就（具体举例见脚注）③。

交通方面（举例见脚注）④，兰新、宝成、黔贵、鹰厦、包兰五条铁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内路交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发展尖端科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国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举例见脚注）⑤。

农田水利建设（举例见脚注）⑥，是大跃进中在农业方面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群众性运动。数亿农民和广大水利工作者，忍饥耐寒，长年苦战在工地上，从事着造福于子孙后世的艰苦事业。

就整个大跃进而言，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又有中央领导刮“浮夸风”、“共产风”，却仍然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岂能只看到大跃进的缺点而否定整个大跃进呢？

①《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和建设许多重要的现代化的工业企业，设计和制造许多高级的、大型的、精密的机械设备和仪器仪表，生产大批质量高、品种规格比较齐全的原料、材料、燃料。一九六三年同一九五七年比较，我国钢材的自给率，由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由百分之六十以上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们自己制造的成套设备大大增加了。”

“现在，我们有些机械产品的精密度，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过去不能炼制的许多高温合金、精密合金、高纯金属、有色稀有金属，现在能够炼制了。过去不能制造的许多重型设备和精密设备，现在能够制造了。”

“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绝大部分已经填平补齐，成龙配套。”

“我国整个工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大得多，这就是全面跃进了一大步。”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伟大的中国人民，并没有被严重的困难吓倒。”

“农业生产前两年连续增产，今年又获得了更好的收成，达到了过去较高年份的水平。据估计，粮食、棉花、烤烟、甘蔗、猪、羊等主要农业牧业的产量，都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一九五七年的水平。”

“一九六四年全国工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三年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比一九五七年有了很大的增长。钢、石油、化学肥料、水泥、汽车、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工业产品，一九六四年的产量都比一九六三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四年来，主要工业产品的品种大约增加了两万四千种，比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大发展时期所增加的品种还多两倍。产量质量普遍提高，有些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全国职工全年的平均人数比上年增加了约八百万人，城市就业面的扩大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农村，广大的妇女劳动力也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了农业劳动；……我国人民的收入显著地增加了，社会购买力大大地提高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我们的生产资料工业跃进的时候，生活资料工业的产值在一九五八年一年中间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这样的增长速度难道是资本主义世界有过的吗？让西方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叫嚷吧，我们的工人和农民除了失去了失业和挨饿的自由以外，什么也没有失掉。”（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②1958年初，第一架民用飞机诞生

1958年，第一台数控机床诞生

1958年3月11日，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

1958年3月17日，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

1958年4月12日，第一台 40 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

1958年6月1日，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

1958年7月1日，第一个电影胶片厂－化学工业部第一胶片厂（乐凯集团前身）开工兴建（1965年建成投产）

1958年7月17日 第一个最大的炼钢厂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

1958年9月9日，第一台内燃机车试制成功

1958年9月14日 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

1958年9月22日，第一台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试制成功

1958年9月，第一座年加工能力100万吨以上的现代化大型炼油厂－兰州炼油厂一期工程完工

1958年秋，第一台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制成

1958年11月28日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21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

1959年1月1日第一台 138 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

1959年l月1日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

1960年，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

1962年，第一台1.2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

③（1）1958年，柳州工程机械厂（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开始兴建。

（2）1958年2月，成都量具刃具厂部分开工

（3）1958年3月，武汉钢铁公司焦化厂开工建设，现改制为：武汉钢铁集团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武钢焦化公司)。

（4）1958年，柳州电站（柳州发电厂）开工兴建，1959年12月31日第一台机组发电，现已经改制为柳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1958年，兰州肥料厂建设中。

（6）1958年6月，太原磷肥厂建成投产，现改制为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磷肥厂。

（7）1958年7月，南京磷肥厂投产

（8）1958年，润华染料厂技术员奚翔云、陆锦霖试制成功全国第一种活性染料红光黄。

（9）1958年，马景云研究成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摩擦焊接法。

（10）1958年，四川中部发现大油田。

（11）1958年6月，华北制药厂全部投产，1953年6月开始筹建

（12）1958年5月12日，“东风”牌轿车在长春一汽诞生；1958年9月，“红旗”牌高级轿车在一汽诞生。

（13）西安电工城里我国第一座电力电容器厂，1958年开工生产。

（14）1958年11月，兰州化工厂提前18个月建成

（15）1958年3月17日，上海照相机厂建成，1978年与上海照相机二厂、五厂合并成上海照相机总厂。

（16）1958年5月，南平造纸厂（福建南纸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一期工程建成投产，1966、1976、1982年二、三、四期工程投产。

（17）1958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即中信重工机械股分有限公司）建成投产，1954年动工兴建。

（18）1958年，哈尔滨汽轮机厂和上海汽轮机厂制成25MW汽轮机。

（19）1958年8月，始建于1956年5月的武汉重型机床厂建成投产。

（20）1958年9月，北京电影洗印厂建成。

（21）1959年，上海仪器厂制成了一台台式投景仪。

（22）1959年，华新水泥厂制造出国产的湿法回转窑水泥生产线。

（23）辽宁发电站（即辽宁发电厂），1957年兴建，1966年15台机组全面投产。

（24）1959年2月，广东江门甘蔗化工厂（1957年4月动工兴建）制糖车间投产，10月纸浆车间正式投产，1992年改制为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分有限公司，1994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股票简称广东甘化，股票代码000576。

（25）1956年，抚顺东露天油母页岩矿开工兴建，1960年2月投产。现改制为：抚顺矿业集团东露天矿。

（26）1959年，地质工作者在柴达木盆地发现了油海和气田，发现了盐、铂、锌、铜、铁、煤、铬、水晶、石棉、冰洲石等矿藏。

（27）1959年9月4日，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工厂建成（始建于1956年）。

（28）1960年7月，保定化学纤维联合厂（保定天鹅股分有限公司）全部投产，该厂于始建于1957年10月。

（29）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第一重型机器厂（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前身）筹建于1954年，于1956年开工建设，1956年一期建设国家投入6.5亿元人民币，1958年建成投产。

（30）1958年，经纬纺织机械厂设计制造的窄幅细纱机。

（31）四川化肥厂（现归属川化集团），1959年正在安装设备。

（32）1959年，上海中国纺织机械厂试制成功一种高速织布机，转速提高50％，仍能保持好的质量。

（33）1959年，上海精密医疗机械厂制造成功一部微型X光机，最适于拍摄口腔X光片子。

（34）1960年，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于纺织－－利用放射性同位素观察多种洗涤剂对织物的洗涤效果。

（35）1960年，北京第一机床厂建成18条自动生产线；上海电机厂建成46条自动生产线。

（36）1958年建厂的上海感光胶片厂，1997年被柯达2100万元买断生产经营权，关停。

④（1）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全线开工了内昆铁路的建设。1958年10月1日，修通了内昆铁路北段——四川内江至宜宾，1960年通车到安边。1965年修通了内昆铁路南段——云南昆明至贵州树舍。

（2）1958年1月，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68.5公里）；1958年6月起，宝成铁路进行电气化改造，1960年6月建成宝鸡至凤州段，1967年开始进行剩余部分改造，1975年7月1日全线电气化改造完成，成为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3）1958年1月，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98公里）。

（4）1958年3月1日，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正式开始国际联运。

（5）1958年5月14日，郑州黄河大桥（双线铁路桥）开工，1960年4月20日竣工。

（6）1958年8月，包兰铁路通车（全长1000公里），始建于1954年10月。

（7）1958 年 9 月，长江第二座大桥――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双线铁路桥）开工兴建，1959年12月10日建成通车。

（8）1959年，北京－广州铁路复线上黄河大桥在施工。

（9）1959年元旦，黔贵铁路全线贯通（全长605公里）。

（10）1959年4月1日，北京-平壤国际航线正式通航

（11）1956年4月川黔铁路开工，1965年10月交付运营。

（12）1960年1月1日，兰新铁路通车（全长1315公里）。

（13）1958年，乌鲁木齐至库尔勒公路修建中，年内即将通车。

（14）南平福州铁路线的闽江桥，1958年通车。

（15）檐(店)东(观)线即今太焦线上的丹河大桥工程，于1959年1月14日完工，该桥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钢筋混凝土空腹拱桥，曾摘取“亚洲最大的独拱铁路大桥”桂冠。

（16）广州珠江大桥（公路铁路桥），1960年正在施工。

（17）柳江铁路大桥，1958年8月30日，柳江铁路特大桥再次建成通车。全桥长616.2米，为12孔48.285米、下承钢桁梁、钢筋混凝土墩台的正桥，是当时广西境内最长的铁路特大桥，也是中国铁路首次采用多孔连接悬空拖架法施工的钢梁桥。

（18）河南省唐河公路大桥（大跨径拱桥），1960年1月12日建成。

（19）1958年10月，江西南昌赣江大桥动工修建。

⑤（1）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试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回旋加速器建成，同年国庆节前夕，“一堆一器”正式投产。

（2）1959年9月，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

（3）1958年7月，我国第一台大型天象仪在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诞生，后经过60、70年代的不断改进，1973－1975年设计制造了一台全新的仪器，1976年正式投入使用。

（4）1960年，北京胸部专科医院利用体外循环做直视心室间隔修补手术。

⑥（1）1958年1月，开始修建十三陵水库，1958年6月30日建成。

（2）1958年春，修建全长170公里的淮沭新河。

（3）1958年5月1日，黄坛口水电站第一台7500KW机组成功发电。

（4）1958年5月1日，河南林县英雄渠建成通水。

（5）1958年7月，响洪甸水库竣工，1958年4月响洪甸水电站兴建，1959年9月一号机组发电。

（6）1958年，广东台山修建长坑水库。

（7）1958年9月，密云水库开工建设，1960年9月密云水库建成。

（8）1958年11月18日，海河拦河大坝合拢，使华北五条内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并使海水不再溯内河。从此咸淡分家。

（9）1958年11月22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完成。

（10）许家崖水库，始建于1958年10月，1959年10月19日主体工程建成并拦蓄洪水。

（11）唐村水库，1958年11月开工，1959年10月建成蓄水。

（12）会宝岭水库，1958年12月动工兴建，1959年12月建成

（13）日照水库，1958年10月开工，至1959年6月建成蓄水。

（14）小仕阳水库，1958年10月开工，主体工程于1959年6月基本完工。

（15）陡山水库，1958年9月开工，1959年7月建成。

（16）拔山水库，1959年10月动工兴建，1960年5月建成蓄水。

（17）青峰岭水库，1959年11月开工，1960年建成。

（18）新安江水电站（即现在的千岛湖风景区），1957年4月动工兴建，1959年9月21日截流，1960年4月22日投产。

（19）1958年底，侨乡福清东张水库建成，1959年11月11日东张水库低干渠电站建成。

（20）1958年9月27日刘家峡水水利枢纽工程动工修建，1960年1月1日实现大河截流，1961年停工缓建，浇筑混凝土13.4万立方米。1964年正式复工，1968年10月下闸蓄水，1969年4月1日第一台机组发电，1974年底五台机组全部相继投产，枢纽工程竣工。

（21）1960年4月，西藏拉萨纳金水电站建成。

（22）1960年，河南省林县红旗渠破土动工，历时9年，于1969年7月竣工。全部工程为民办。

（23）1960年2月24日，黄河青铜峡水库拦河坝合龙截流。

（24）南塘水库，1958年修建。

（25）江西袁惠渠，1958年修建，可以灌溉农田40万亩。

（26）亚洲最大沙漠水库－甘肃民勤县红崖山水库，始建于1958年。

（27）甘肃引洮上山工程，1958年6月动工。

（28）河南许扶运河，1960年，附近27个人民公社用1个月的时间挖成的，可以通行载重40吨的货船，还能用作防洪、灌溉、发电、水产。

（29）涿鹿人民公社劈山大渠工程，始建于1958年3月，1960年完工。

反毛言论一：年轻时在苏区搞的AB团，多少红军将士死在毛泽东的手下：

驳：

（一）AB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①，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肃清“AB团”是在1930年5月，由赣西南特委领导，由于迷信中央②错误路线，萧克、李韶九③在军内使用肉刑、搞“逼供信”，乱捕滥杀④。

（二）1930年12月中旬的黄陂会议，毛泽东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重申九大时废止一切肉刑的条例，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但中央代表团到苏区后，仍然全面贯彻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肃反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⑤。

（三）后来赣南会议、宁都会议、苏维埃二大会议，这三次会议，严厉指责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正确路线⑥。毛泽东相继被解除在党、红军和政府中的实际领导职务，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复职。左倾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权、军权和政权。

所以，肃清“AB团”中的冤案，非但不是毛主席的责任，而且毛主席在职时纠正了左倾错误。

反共AB团，理应肃反奸。刑讯又逼供，乱捕滥杀嫌。

黄陂会议开，重申九大言。主席废逼供，调查研究严。

主席辖苏区，上有中央管。王明左倾路，共产国际言。

二十八海归，钦差大臣遣。全国各苏区，闻之皆胆寒。

主席路线批，罢除党政军。红军遭大难，血染长征路。

遵义纠左倾，重铸红军魂。延安整新风，一人也不杀。

①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②1929年夏天，海归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陆续回到国内。1931年1月7日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补进了中央政治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7岁青年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令下成了中共实际掌舵人（挂名总书记还是向忠发）王明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些人派往各苏区当“钦差大臣”，赋予他们推行其极左路线、生杀予夺的极大权力：王稼祥、杨尚昆和王盛荣，被派到中央苏区，陈昌浩、沈泽民等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夏曦等派到湘鄂根据地……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 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③分别为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政治保卫处处长。

④毛泽东所信任的领导骨干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为湘赣边特委(后为西路行委)所错杀；李韶九甚至曾怀疑毛泽东是“AB团”， 他们对毛泽东关于红军军事战略、政治斗争等路线、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批评。

⑤1931年6月中央特科负责顾顺章的叛变、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不得已先后跑到了中央苏区。从此共产党对叛徒深恶痛绝，绝不手软，为了肃清内部的反革命及其苗头甚至伤及自身。

毛泽东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毛泽东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根据李文林的口供，认定不是AB团，很快释放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段起凤等。然而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仍然全面贯彻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肃反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在所谓纪念“五卅”大会时，分别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等押送各县处决。

⑥1932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会议撤消了毛泽东在中央局的代理书记职务，转由项英接任。另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设置，红军统一归中革军委指挥。这就是毛开始失去领导职务的开端，首先渐渐失去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宁都会议”，会议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1934年1月间，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具有戏剧性的是，没有让毛泽东参加，并且在会上把毛泽东作为批判的对象，搞缺席审判，不许上诉。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提议的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这样，毛泽东最后一个实际领导职务也被排除掉了。

反毛言论二：搞反右运动，整了很多人：

驳：

（一）时局背景：

1956年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多事之秋。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所做的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影响下，全世界出现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①。

（二）反右：

毛主席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一些人借着“匈牙利事件”兴风作浪，叫嚷“共产党下台”②、“多党竞选”、“三权分立”，还有“杀共产党”，乃至组织街头闹事。

这些人全然忘记了1954年，经1.5亿人两个多月充分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确定了国体、政体。他们这种行为，放到任何国家都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中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③，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中央作出了反右的决定。

（三）反右扩大化的责任：

毛主席1956年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管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1957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部署反右。毛主席估计全国右派数量有五千，邓小平给地方“定指标”，抓了五十五万，超过毛主席的估计一百多倍。

1958年开始，中央就开始对大多数错划“右派”摘帽。

主席退二线，小平掌中权。右派有五千，抓起五十万。

极左路线搞，冤案千千万。究竟谁之过，清白在心间。

①10月下旬匈牙利局势混乱，开始时是由于人民群众对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的工作失误不满，引发了示威游行，反革命分子则乘机挑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也大肆鼓噪，情况越来越复杂而紧张。这时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一步策动匈牙利军队叛乱，到处发生反革命复辟。

②还有“轮流坐桩”的言论，比如“至少10％到30％的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新中国政权性质就是工农掌权，而那些人却要工农下台，他们自己来坐江山。工农感觉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

③“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

‘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 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李敦白，美国人，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19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

反毛言论三：毛主席整高岗、饶漱石：

驳：

（一）1952年7月，邓小平调中央。第二年，邓小平告发“高岗反党活动”①。

（二）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因休假未出席这次全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主持会议，将高岗定性为“反党集团”。高岗的罪状是“反党分裂活动”，具体讲就是反对刘少奇。

（三）1956年毛主席退居二线，高岗是国家副主席，与刘少奇政治地位接近，又想倒刘。谁最具有整高岗、饶漱石的动机，不言而喻。

高刘来争权，小平巧能言。少奇伸铁拳，高饶命难全。

德怀虽逃过，积怨在心间。待到庐山会，恶运当头宣。

①1952年高岗奉调入京，组建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接管了周总理领导的政务院的几乎一半部委，主管全国经济工作。于是，高岗准备倒刘，先后拜访彭德怀、林彪，约谈了饶漱石、邓小平；彭德怀暗示赞成，林彪不置可否，饶漱石拥护，邓小平则告发了高岗，从此刘邓关系无比亲密。

反毛言论四：毛主席整彭德怀：

驳：

（一）高岗反刘少奇得到了彭德怀的默许，刘少奇有仇恨彭德怀、找机会整垮彭德怀的动机。

（二）刘少奇不是军事干部出身，没有领过兵打过仗，在军内无威望。刘少奇庐山会议上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

（三）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彭德怀递交“意见书”后，毛主席将其印发到会同志讨论，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8月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①。

8月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四）刘少奇1959年4月接替了国家主席，全面主持中央管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

（五）彭德怀“意见书”里并不否定大跃进，而且肯定了其成绩，只是反对其中的“浮夸风”、“共产风”，而“浮夸风”、“共产风”恰恰是刘邓的杰作（见第八章第三节），试问，彭德怀到底威胁谁的执政地位？

主席退二线，少奇来接班。军中无威望，坐卧心难安。

小平来帮助，一泄心中怨。只为权利固，众帅才遭难。

①据毛主席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7.31日……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反毛言论五：毛泽东整粟裕：

驳：

（一）1958年邓小平主持军队“反教条主义”，整倒刘伯承、粟裕，粟裕被扣上“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罪名，粟裕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

（二）粟裕是毛泽东的警卫出身，是毛泽东的爱将，战功赫赫。要培植亲信、排除异己，那粟裕才是最理想的亲信，利用粟裕制衡老帅才是最合权术逻辑的做法——有几个独裁者会放着“异己”元帅不碰却拿自己嫡系的“御前带刀侍卫”开刀？

（三）如果说是毛主席整粟裕，那么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粟裕就该平反了，但始终未给予公开平反①。

主席退二线，少奇来接班。十帅皆安在，粟裕先踢翻?

擒贼先擒王，庸人也明白。先断自手腕，傻瓜不会干。

①在1987年9月11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中加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当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让人向粟裕夫人楚青传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先办成这样了。”什么人做梗，连当时的第二号人物杨尚昆都“只能先办成这样”，而其他人的平反都是中央会议公开平反？

反毛言论六：毛泽东整刘少奇：

驳：

（一）1949年5月初刘少奇到天津，就和资本家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① 。

（二）毛主席1958年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再三做工作辞去国家主席，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1959年4月27日—1968年10月31日）。

（三）刘少奇在大跃进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见第八章第三节）；1959年提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自由租地、自由贷款、自由雇工、自由贸易”，完全是在搞资本主义，致使1961年至1962年农业生产陷入低谷②，后来毛主席亲自对“三自一包”展开反击，才使农业状况好转。

（四）刘少奇1968年年初患糖尿病③、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中央专门派医疗组给他治疗、看护、抢救。如果真是故意“整”刘少奇，当时刘已经被批判得很厉害，完全可以让他就那样病死，不予医治，也无人非议。

（五）1966年6月初，刘邓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将大量无辜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压制学生运动④，造成早期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

（六）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苏联准备“核打击”，在此情况下，中央作出战备疏散的决定⑤，刘少奇被疏散到开封。

（七）王光美回忆⑥：文革并不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

（八）毛主席发文批判刘少奇，这是他应有的权利；人民群众起来批判、打倒刘少奇，更是人民群众的权利。

主席退二线，少奇来主政。浮夸大跃进，责任谁承担？

五九当主席，少奇握大权。三自又一包，四大自由宣。

两条路线分，资本主义路。六九少奇亡，文革新思想。

实为防修正，清除坏思想。若为权利固，职位不能让。

一切为人民，当家做主张。刘邓本一家，复辟旧思想。

①“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了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吧，这象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劳资两利’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全是针对刘少奇的。不过当时没有全面谈他那个演说。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他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没收了奸汉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周总理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9.18）

②1961年由于推行“三自一包”造成农村地主经济复辟，水利破坏以及大批农民弃农经商，使得大批土地荒芜或者种应付地，造成了1961年农业的失败，我国的经济形势，包括粮食形势确实到了极其危急的时候。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重工业基地辽宁等面临了断粮危机，轻重工业也因为各种原因受到农业的拖累。据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补充计划的报告》：“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上半年的农业生产，一九六一年以来的工业生产，下降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根据各地的核实数字，一九六〇年全国粮食和大豆产量共为二千八百亿斤，棉花产量为二千一百万担，都低于一九五二年的水平。今年夏收粮食作物的产量为四百六十亿斤，比一九六〇年夏收还减少一百六十六亿斤。”

③1968年2月，领导给顾英奇（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两名负责人之一）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 7 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3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2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和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疗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2009年11月15日，《重庆晚报》；讲述人：顾英奇，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警卫局保健处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④1966年6月9日，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刘批过一个的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中国中学生好几千万，大学生150万。百分之一是几百万——超过“反右”的55万）

⑤毛主席去武汉；林彪去苏州；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留在北京。

⑥“王光美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

‘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心照顾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毕竟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孙兴盛文章：《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登载于《百年潮》杂志）。

反毛言论一：文革中毛泽东搞忠字舞等形式崇拜：

驳：

（一）毛主席一向反对个人崇拜：

解放之初毛主席拒绝把北京市改为毛泽东市、拒绝把自己的头像印上人民币。在文革中，他先后数次明确地提出反对“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大树特树”等提法；对于像“最高指示”这类的词语，毛主席也反对使用①；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等鼓吹“天才论”和英雄史观，毛主席不接受他们的吹捧，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奴隶创造历史”的人民史观。

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像章热都不是由官方文件所规定的，也不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都是一些人搞出来后作为时尚流行开来。

（二）形式崇拜内容的禁止：

1966年底中央有一个通知，禁止在城市农村搞那种把房屋街道大街小巷全刷上语录画像的“红海洋运动”。

约在1968年毛主席作出批示，说“还我飞机”，自此像章热从此煞住。

1969年4月“九大”开幕之后江青有一个讲话，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不是宣传毛主席，而是丑化毛主席。当时康生还插话，说这是强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以文件的形式传达到各单位，从此“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成为历史遗迹。

①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词语的批语：

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化同志：

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

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毛泽东

1966.07.25

（摘自《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其间群众组织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有300个以上的不同版本。这一次网友整理上网的，是1968年武汉群众组织翻印的，为了区别其它的版本和说明来源，姑且定名为《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反毛言论二：文革时期毛泽东将江青推上政治舞台，任人唯亲：

驳：

江青建国后第一个公开职务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随后又担任了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1965年2 月间，江青受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写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后来成为文艺革命的重要指导文件，这就是江青在政治舞台上大放光彩的直接起因。

江青长期搞文艺工作并且此前在文艺改革中最困难的京剧改革中起了决定作用，并发表了《论京剧改革》等对文艺革命起方向和推动作用的重要文章，所以，林彪委托她来主持部队文艺座谈会也不算出格之举，江青主持这个座谈会也是十分胜任的。

文革中在江青主抓下，《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剧目受到当时一致好评，直至今日仍是无法超越的经典，足以说明江青的能力。可见，江青能够活跃在文革时的政治舞台上，并非毛主席刻意安排。

反毛者拿“任人唯亲”来攻击毛主席，实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古人尚且说过“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而文革本身是批判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干部中真心支持者比例较少，难道要毛主席贪图一个虚名而去阻止江青登上政治舞台吗？

反毛言论三：毛泽东搞“血统出身论”：

驳：

（一）“血统论”的来龙去脉：

1、“鬼见愁”对联宣扬“血统论”：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人称“鬼见愁”对联。对联被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北京主要高校，

于是各处展开激烈辩论。8月6日，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

2、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只要是革命的就应该团结。但陈伯达的谈话不管用，北航附中学生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

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 。

3、“血统论”思潮泛滥：

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贴大字报大力宣扬“鬼见愁”对联；20日，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发表讲话。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借机大力宣扬。干部子弟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核心任务就是保护他们的父母，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①。他们不同意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而是以“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名大搞打砸抢抄抓和武斗、到处揪斗民主人士、文化知识界人士，把矛头指向群众组织，冲击公安部，转移斗争大方向，保护走资派，而且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监所、滥施刑罚，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

4、中央出手整顿：

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的主张；10月16日，陈伯达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批评②。不久，11月谭力夫被捕入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1967年1月，“联动”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成员纷纷落网③。

由于“联动”成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所以经过说服教育后予以释放，后来他们也有零星闹事，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联动”作为一个组织正式消亡。

（二）区分“阶级论”与“血统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城市、乡村特务，土匪武装横行，在城市搞暗杀、袭扰、捣乱、破坏活动。另外，地主、资本家等势力虽然被压制，但其思想仍对抗社会主义；而且，直到文革前夕，政府还在向一些实行赎买政策的原来的资本家付赎买利息。

所以，解放之初直至文革，我们党执行“有成分论，而不唯成分论”的阶级政策即阶级论，是正确的。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党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是采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说法，把他们归于团结、教育和争取的对象。在运动中有人搞“唯成分论”即“血统论”，怎能将责任归到毛主席头上呢？

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同时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东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区分队（“海纠”）也成立了。

10月1日，这些红卫兵们正式成立“联动”组织，全称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12月26日——1967年1月11日，“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其间还并喊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口号。

②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③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反毛言论四：很多人无辜被关进“牛棚”，遭遇非人对待：

驳：

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

“牛棚”，一种是单位里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因将走资派称为“牛鬼蛇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所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交待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待问题。一般不许搞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当然，初期搞“血统论”的如“联动”就心狠手辣了）。

另一种是下放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下放有很多原因，有因战备疏散而下放的⑤，有因机关精简而下放的，也有培养接班人的锻炼式下放，更有城市支援农村、边远地区的下放，还有作为各类骨干为艰苦、落后地区服务而下放的，其中，仅有极少数右派接受基层群众再教育的下放。同时下放过程中，原有的工资待遇并未取消。

农民世世代代的住所，被下放的人却认为是“牛棚”，那农民还有什么话可讲呢？

反毛言论五：文革红卫兵打砸抢烧，破坏文物与传统文化：

驳：

（一）走资派先用自己的影响转移斗争大方向：

在文革开始之际，走资派仍掌握权力，他们利用学生红卫兵的无知冲动以“破四旧”为名煽动其对私宅和公共场所打砸抢抄。

（二）“破四旧”情况：

1966年下半年开始，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们进行了激烈的“破四旧”活动，主要是烧掉一些旧书旧报，抄了一些文化人的家，砸了一些古董玩物，甚至在街上剪行人的“奇装异服”和头发。这样的行为大约持续一两个月时间就结束了。

（三）保护文物：

属于国家管理的重要书籍、文物还是被严格保护的，如故宫，各大学图书馆①，宫川寅雄1966年11月于《东京朝日新闻》发表的一篇题为《红卫兵赞》的文章也可证实②。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统一下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地进行文物保护及其宣传教育工作，此文件的执行效果很好，不仅破坏文物马上刹住了，而且很多已经被破坏的文物得到了及时的补救。

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也都是文革中的成就。

文革结束后国家文物局对全国文物受损情况进行清点，国务院已经公布的180余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除了西藏有一处被破坏外，其他都得到了保护③。

（四）旧有的不良习俗、文化等应该被破除：

旧有的封建习俗、文化，如鬼神迷信，难道不该破除吗？遍布农村的破烂土地庙以及庙里的泥塑，也算“文物”不能推倒吗？由于红卫兵由青年学生组成，对待旧有事物不能做到态度完全正确，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一时出现偏激，也应理解，谁能在探索新事物过程中不犯错误呢？

（五）初期红卫兵的破坏不能由毛主席负责：

毛主席是反对将文物作为“四旧”来破的，在康生建议下，还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毛主席一贯的主张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如京剧一例，就发展了现代京剧，很多剧目成为今日尚未超过的经典。

附：驳网文《文革时期文物损毁纪实》（见脚注）

①【本刊讯】法国《世界报》十六日刊载罗伯纪兰的文章，题为《北京紫禁城的艺术宝藏完整无损》，摘要如下：

北京古“紫禁城”的艺术宝藏完整无损，并未象有人有个时候担心的那样被红卫兵损坏。这个消息是最近从中国归来的旅客提供的。……他们看见里面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

……

破格参观了紫禁城的旅客说，他们也参观了上海中国古艺术博物馆：一切都正常。博物馆对一般的访问者是关门的，但是里面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动。

这两个例子可以使人认为，总的来说，红卫兵的行动并未损坏数量很多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是新政权在几乎各个大城市开放的，里面收藏着被国家保护的大量艺术作品。然而，人们知道，许多出土的古物或一些建筑，例如北京颐和园的建筑，曾受到过损害。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6.11.19

【本刊讯】西德《时代》周报十一月二十五日刊登一封约尔格哈斯来自上海的一封信，驳斥该报八月十二日和九月二日登载的三篇有关诬蔑中国红卫兵的文章。报纸的标题为《有礼貌的红卫兵》，摘要如下：

我在上海已住了一年，因此，我能很好地经历中国的政治境遇，而且不仅在大体上，同时，还在具体事情上，都是身临其境。

你们的文章，把中国描绘成一幅恐怖的图画。正如上面的标题所指出的，你们在绘制这幅中国图画时，陷入了写作一部拙劣的侦探小说的骚人雅士的臆想中。

因此，我想简短地列举在德国已变成众所周知的几件真实的事情：

在中国没有仇外行为。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仇外行动。在北京和上海，红卫兵们遇到我们总是显得非常客气。我在马路上从红卫兵那里得到的礼物，可以装满一抽屉。

这里没有什么恐怖气氛。而是完全相反：所有的人都态度爽朗、生气勃勃、能言善辩和兴高采烈，而且是最最有纪律的。

在对旧事物的“盲目破坏狂热”中受到损害的东西是微乎其微的。虽然北京市中心的故宫关闭了。……在古董店也看不出有任何破坏，它又为外国人开放了。此外，在中国交通路口人们看到“红灯”就停止通行。

……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6.11.30

②1967年3月6日首都革命造反派就向全国发出了《关于保护革命文物和古代文物的倡议书》“强调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肩负起保护革命遗址和革命建筑物的责任，防止破坏，使之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阶级教育的阵地。重要的石窟寺、古建筑、古代文化遗址、古墓葬都应进行保护。扫四旧中没收的文物(如铜器、陶瓷、书画、碑帖、砚石及其他工艺品)，应一律充公，收集保管，暂时封存，以待运动后期处理。”（《王力反思录》下册P1271-1276“附录：王力与文物”一文）

⑴杭州灵隐寺：

1966年8月26日，有200多名红卫兵企图破坏灵隐寺。浙江大学组织了约3000名教师和红卫兵前往护寺，他们夺下装有煤油的铁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由于国务院传来电话指示不许破坏涉外文物，主张砸寺的红卫兵于是纷纷离去，千年古刹得以保存。

⑵辽宁奉国寺：

文革初期，沈阳某学院红卫兵曾闯入奉国寺欲铲除佛像。市文化局文物科工作人员便带着他们一起看大殿的柱子，说柱脚的做法，讲斗拱的力学原理；红卫兵闻劝，撤离了奉国寺。几天后，有“清华大学红卫兵”进入大雄殿，写下一条“造反派要保护文物古迹”的标语贴在殿内。此后又有阜新煤矿学院红卫兵来到奉国寺，他们看到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留下的标语，在对寺院进行了一阵参观之后便悄然离去。整个寺院的古建筑和佛像在整个“文革”期间全部安然无恙。

⑶敦煌莫高窟：

1967年夏，兰州大学红卫兵计划破坏莫高窟壁画和彩塑，但由于有着周恩来总理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待后期清理”的批示，敦煌莫高窟有惊无险，得到了保存。

⑷韶关南华寺：

1966年8月，数百名红卫兵来到南华寺“破四旧”，红卫兵干部询问寺院住持林得众，如何破四旧？林回答，什么是文物，什么是四旧，必须要由国家、省文物局鉴定之后才能知道。红卫兵便打电话询问省文物局，无人接听；又把电话打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得到的答复是：南华寺是国家重点文物，要保护。

红卫兵还想看看南华寺的镇寺之宝六祖真身到底是否真身，于是手拿菜刀在“真身”的背后各凿开一个大窟窿，结果露出了支撑骨架的铁棍、铁枝，麻布等杂物 —— 红卫兵当场肯定是笑晕了——这算哪门子的“真身”呀？他们于是运着三尊“真身”像游街三天，对围观群众展示说：“请看六祖真面目”。当红卫兵打算销毁这些“真身”的时候，遭到住持林得众的劝阻而作罢。寺内所藏三百多件珍贵国家一级文物，包括唐代的圣旨、千佛袈裟、铁铸铜像，宋代的木角罗汉等，全都得到了保全。

宫川寅雄文章：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一月二十三日译载东京《朝日新闻》发表的日本和光大学美术史教授宫川寅雄一篇文章，题为《红卫兵赞》，转载如下：

从中国旅行归来，已经一个半月了。回来以后，经常看到和听到一些报纸杂志及无线电广播在说什么“中国的红卫兵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中国文化遗产和文物都破坏了”之类的话，而且说得很热闹，象煞有介事似的。其中尤以莫斯科方面的宣传最为起劲，显得非常热心的样子。这些报道使我觉得很奇怪。

这次我同三位日本画家和几位中国美术的研究者一同访问中国，亲自目睹，中国的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古文物及文化遗产，不但丝毫没有遭到损伤破坏，而且还被保护得很好，很完整地保存在那里。这是我们同行者一致可以肯定的事实。但是这种真相的报告，似乎在日本还没有人作过，因此我就觉得自己责无旁贷，有在这里谈一谈的必要了。

我们是八月二十二日到达北京的，那时正当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故宫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内部的一切文物依然完整如昔。

我们离开北京以后，被招待到洛阳的龙门石窟去参观。那里的红卫兵们，高举着“保护国家文化财产”的标语。可见所谓“中国文化遭劫”之类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在上海，我们特别参观了上海博物馆，看到了许多精选的古代名画。无论在龙门也好，在上海也好，丝毫都看不到中国的文化遗产有被损伤的迹象。在北京和郭沫若会见时，他还向我们谈到发掘西安“乾陵”的大计划呢。

上海的鲁迅纪念馆中的陈列方法，只是稍微改变了一点，并增辟了一个室，陈列着批判周扬的资料。

总之，在我这次的访华旅行中，所谓“破坏文化”不但连影子都没见过，而且到处还看到爱护文化遗产和保护文物的年青的红卫兵。变化是有的。那就是强调古文物生产的人民性，不再归功于帝王将相了。一切都朝着符合新中国国情的方向去改革。今后的中国美术史学，一定也会沿着这一路线迅速前进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6.11.26

③《文物保护法：保护民族历史记忆》。

附：驳网文《文革时期文物损毁纪实》

辑网友资料

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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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显然是造谣。炎帝陵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可能有人敢跑去焚烧炎帝陵。

事实上炎帝陵被焚不是什么文革时期。而是发生在1954 年除夕，因香客祭祀焚香烛，引燃殿内彩旗，不慎失火，致使炎帝陵正殿和行礼亭焚毁。此后，部分碣及石雕等陆续散失。

再说炎帝陵里是否有炎帝存在还是个迷（如果有的话，其考古价值只怕比秦始皇陵园更伟大，现在我们还需要搞那鬼劳子的“夏商断代工程”？），怎么会有保存五千年的“炎帝尸骸”给你去“焚骨扬灰”呢？

2．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 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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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谎言。

仓颉墓在中国有多处。在山东寿光、汕头揭西、河南开封、河北南乐、陕西长安和白水等地都有仓颉墓、仓颉庙和仓颉造字台等遗迹。其中以陕西白水县的仓颉庙规模最大，长安县的仓颉造字台保存尚好。尽管这些古迹都是后人根据传说附会后造出来的，但是也从另一侧面说明，造字活动波及地域之广，以及人们对文字发明者的崇敬。

上面藏头缩尾，不敢把详细地址说出来。只怕是怕被人拆穿吧?

所幸的是，和“烈士陵园”有关的仓颉墓，目前所知只有山东寿光。而山东寿光仓颉墓却不是什么文革时期被毁，被改造成了什么“烈士陵园”。

真实的事实是，寿光“烈士陵园”建于1950年，而非所谓的文革时期（作者为了妖魔文革，故意来个时空逆转）。也没什么人把仓颉墓摧毁改造成“烈士陵园”这样的事。这根本是爱资病们为妖魔文革捏造出来的谎言。寿光“烈士陵园”是在仓颉墓墓前对面建的，仓颉墓与烈士陵园相对。墓园并存，新旧相映，为当时寿城一绝。1965年陵园迁徙，仓颉墓亦随之荒废。

3．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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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帝陵也有好几处。主要在湖南宁远，广西梧州，山西运城。上面所说的山西舜帝陵也和文革无关。

山西帝陵庙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西北15公里的鸣条岗上，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分外城、陵园、皇城3部分。现存的正殿、献殿、钟鼓楼、戏台、关公祠等古建筑。

舜帝陵，自一九五二年起被改成了一所中学。

当时国家刚刚建立不久，国家一穷二白。在资源贫乏之下，为了孩子，为了我们祖国的未来借用一下“舜帝陵庙”来做学校有什么好非议的？抗战时期，许多军民还躲到名胜古迹里和日军交火，期间被炮火摧毁者不知凡几。难道这也有错？

事实上，我国有不少“单位”，

“厂房”都是建立在一些所谓“古迹”里的。改革开放后这些地方还有很多。

怎么就没人说这是“破坏文物”?

当然，如果你硬要把这就叫“被毁”“破坏文物”，我无话可说。但你颠倒时空，把建国初的事栽赃到文革，明显用心不良。

4．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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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庙的建立和修缮有档案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

http://www.jxwh.gov.cn/xz/%E5%8F%A4%E5%A2%93%E8%91%AC%E7%A4%BA%E8%8C%83%E6%9C%AC%EF%BC%8D%E5%A4%A7%E7%A6%B9%E9%99%B5%E4%B8%BB%E5%8D%B7%E6%96%87%E5%AD%97%E5%8D%B7/11.doc

其中提到，绍兴禹庙历代多有修葺，累圮累修，计有“梁时修庙”，唐六和元年（公元808年）修葺，宋建隆二年（961）修葺，宋淳熙八年（1181）重建，元至大四年（1311）重修，明天顺五年（1461）重建窆石亭，嘉靖十九年（1540）立“大禹陵”碑并大修，清嘉庆八年（1803）重修，道光十一年（1831）和二十年两次整修，光绪三年（1877）和二十六年两次重修，以及民国二十一年（1932）重建大殿。这些修缮或重建的时间间隔，从200年到10年不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禹庙和禹陵已相当破败；“1956年大台风，吹毁禹陵、禹庙多处建筑。……秋，绍兴县维修禹陵和禹庙，加筑禹陵围墙并整修禹庙围墙。”

大禹陵在文革前只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对比之下，孔庙孔府、曲阜鲁国故城和孔林早在1961年第一批就公布成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禹庙只是到了1996年第四批才被升格至全国重点文保。也难怪，新中国是信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十分强烈；对那些远古的神话传说和思想文化意义不是特别大的古人古迹，不感冒是毫不为奇的。现在大禹陵被吹上了天，升格成了“国祭”，其实谁的内心都明镜似的，这是假的，为了招商引资所搞的劳民伤财的噱头罢了。

记录档案写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禹塑像被毁。1970年，庙被农药厂占用，部分建筑、古树遭毁，添建厂房一千余平方米。后在省长周建人的关怀协调下，才使该厂搬迁。1976年，禹陵开始建国以来的第三次修缮，首期（1976）修复围墙及午门前三条石板甬道；1978年元月，绍兴县文管会委托绍兴县城关镇修建队重修大禹陵碑亭、甬道，是年10月完工，耗资98501元。”

这些翔实的修复记录显示出：

一、 丁抒所谓“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是地地道道的谎言。拆毁了，拿什么到“1970年，庙被农药厂占用”？

二、大禹塑像确实被毁了，不过，被毁的不是大禹而是一堆泥（塑）或木头，仅此而已。谁知道大禹怎么回事？谁对大禹有着血海深仇？重塑并不费事，历朝历代多有这样的事情，而扯下大禹的头塑拉去游街，无非警示世人，再科学昌明的时代，再搞封建迷信行不通了。

现在可倒好，大搞文化复古，大搞封建迷信；其实从上到下又有几个发自内心拿泥塑当老祖宗看待，何以中国进入1990年代以来，走火入魔似的，疯狂盗陵，疯狂盗卖古文物，疯狂破坏古建筑？正如专家们所痛心疾首指出的，现在的破坏程度早就超过历朝历代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因为被破坏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想再弄回来也很难了。

三、大禹陵的建筑和文物其实保存得不错，在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登记清单上是这样说的，“绍兴会稽山禹陵为大禹的葬地。司马迁曾记曰：‘上会稽，探禹穴’。禹陵坐东朝西，有棂星门、甬道、大禹陵碑亭。相传墓内原有“苇椁桐棺”，早已无存。陵南有禹祠，为近年重建。陵前‘大禹陵’石碑尚存。陵北有禹庙，据《越绝书》记载，庙为夏少康时始建，后历代均有重修重建。庙依山而筑，气势雄伟。中轴线有午门、拜厅、正殿等主体建筑。庙内存有明、清告祭等碑三十二通。”可见文革并非打真文物的主意，也没有损坏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再妖魔化也是徒劳的，是不堪一揭的。

四、启动禹陵的大规模修缮，即第三次修缮，并非在改革开放之后而是在“文革”期间。

5．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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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记者刘伟在“拉萨转经路”里的描述，释迦牟尼生前，他的弟子为他塑造了三尊等身像，并由释迦牟尼佛亲自开光加持。尼泊尔赤尊公主带的是佛祖八岁等身像，文成公主带的是佛祖十二岁等身像。佛祖在泥婆罗菩提树下悟道前的三十岁等身像，在天竺战乱中沉没于南印度洋。尼泊尔公主带进藏的佛祖八岁等身像后来又毁于吐蕃战乱，只有十二岁等身佛像供奉在大昭寺。

但又有资料说，尼泊尔公主带进藏的佛祖八岁等身像一直供奉在小昭寺的大殿内。十年动乱中遗失。文革后被寻回。事实究竟如何，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非知情者不得而知也。这也给别有用心者提供了造谣的空间。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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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庙宇、墓地和府邸位于山东省的曲阜。孔庙是公元前478年为纪念孔夫子而兴建的、千百年来屡毁屡建、到今天已经发展成超过100座殿堂的建筑群。孔林里不仅容纳了孔子的坟墓，而且有超过10万的孔氏后人埋葬于此。当初小小的孔宅如今已经扩建成一个庞大显赫的府邸，整个宅院包括了152座殿堂。

上面所说的“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没有详细的资料和证据证实，所以无法考证真伪。

反正历史上孔子的庙宇、墓地千百年来屡毁屡建都不知多少回了。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是诸子百家，自汉五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专制的酸儒腐术就逐渐的变异荼毒着汉家尚武求进之精神。近代中国衰落挨打多少也和这没落腐朽异化的“孔儒”之道有不少关系。所以能中国自强重新站起来，就得益于批孔反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砸它一下让国人“清醒”一下也未必是什么坏事。

至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是真是假暂且不论。即使是真的，那也是10万孔氏后人中“例外”的一件罢了(呵呵，原来文革的“破坏力”仅此而已)。按资历派辈其为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按应为现代人物而非什鬼劳子的啥“文物”。按比例也不过是孔氏后人中十万分之一，比现在每年不可计数“强拆强占”逼迁的平民百姓幸福多了。

反毛言论六：老舍被红卫兵逼得自杀：

文革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批斗、殴打老舍的主力军则是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女八中是干部子弟集中的中学，据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她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8月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这个时候，正是这批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的时期。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个要害部门 。

很多人用“毛主席——文革——红卫兵——老舍自杀”的逻辑推导出毛主席得为老舍自杀负责。这种观点错误在哪里？问题就出在第三个环节——红卫兵。文革红卫兵并非性质一成不变，起初是高干子弟，又有走资派利用手中权力组织“保皇派”，与真正的红卫兵对抗，而他们统统自称红卫兵。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把自已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来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文革中很多混乱与惨案都是欲破坏文革的人制造的，在文革结束后，他们又将一切责任推到真正的红卫兵头上。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伎俩，蒙蔽了众多的人，因此罪魁祸首得以金蝉脱壳，逍遥法外。

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老舍自杀事件直接责任人却不见被追究。文革邪恶？红卫兵邪恶？聪明的你，还不清楚究竟是谁邪恶吗？

反毛言论七：文革武斗害死很多人：

驳：

（一）中央发动文革时就已宣明“要文斗，不要武斗”：

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明确说到“要文斗，不要武斗”①，并且在出现武斗情况后予以纠正；地方不顾中央的决定而发展为武斗，正如一场辩论会上辩手大打出手，怎能责怪发起辩论会的人呢？

（二）早期的“武斗”：

早在1963年开展的“四清”②运动中，王光美到桃园蹲点，就搞戴高帽、“喷气式”、罚站罚跪、火烤、冷冻等武斗手段，在1964年刘少奇将其作为“桃园经验”推广，进一步迫害广大干部、群众。

文革初期，由干部子弟为骨干组成的“联动”，私设公堂监所、滥施刑罚，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最终被取缔。

（三）后期武斗：

产生武斗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原因就是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始而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外和下层，揪斗民主人士、社会名流、知识分子等，在群众中抓反革命（文革前期刘邓派到各单位的工作组以及前面说到的“联动”，他们主要干的就是这些事）；继而又变换手法，在群众组织中拉一派、打一派，造成群众组织互相间的仇视和对立，甚至亲自指挥、直接动用武力迫害群众。

如湖南零陵道县大屠杀——反毛者自认为最得意的可拿来攻击毛主席的事件——就是当权者熊丙恩一手制造的。“湘江风雷”组织虽然由中央文革在1967年2月4日对湖南省军区的一纸批复中说要予以取缔，但随后毛主席知道后对《二四批示》提出反对意见，之后中央于7月27日宣布为“湘江风雷”平反，紧接着发布了毛主席签发的中共中央《八十决定》，明确了湖南工联是左派组织，“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熊丙恩对抗中央决定，8月中旬，下令屠杀参加“湘江风雷”的造反派群众，进而扩大对象，展开大屠杀③。

（四）毛主席的态度：

毛主席是一贯反对武斗的，从针对早期人身侵害现象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开始④，之后不仅多次发出制止武斗和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示，而且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包括动用军队来制止武斗。针对一些武斗严重的地区，中央专门颁发过文件，如1968年针对广西的“73 布告”、针对山西的“724 布告”，以强大的政治压力在全国基本终止了大规模的武斗，而武斗的幕后挑动者和其干将，也都进行了追究。

※对于文革武斗问题，最容易让人理解的一个比方是，现在，群众因不满情绪而上街游行示威，结果掌权者或派宵小混入群众阵营搅混水，或用武力镇压造成伤亡，这个责任应该落到群众身上——他们本应该忍辱负重、永不吭声；还是那掌权者身上——用武力镇压呢？

文革开始毛主席就已声明“不要武斗”；走资派则为保存自己而转移斗争大方向，孰是孰非？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文革十六条”，其中第六条中说，“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②“四清”是先后在大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

③道县大屠杀，是发生在湖南各地工联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激烈斗争取得胜利，并有中央“7.27”表态和中央《八十决定》下达后的八月中旬才发生的。这个时间上的界定和区别，完全可以证明小小一个道县的走资派，穷凶极恶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是多么地惨痛。从1967年8月中旬开始的屠杀口号是“杀尽湘江疯狗”，继而是“要在道县消灭阶级斗争的彻底办法就是将地富反坏斩尽杀绝”，再发展下去就变成了与地富反坏沾亲带故的也进入了屠杀范围，由此才造成生命之血流成河的恐怖血案。在这些屠杀事件发生中，下放到江永的知青基本上(有个别人被杀)都平安跑回了长沙市，有的群众逃跑出来投亲靠友。

④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紧急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966年12月27日毛主席就制止武斗问题《给周总理的亲笔信》：

给周总理的亲笔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注：一说此信写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摘自《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其间群众组织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有300个以上的不同版本。这一次网友整理上网的，是1968年武汉群众组织翻印的，为了区别其它的版本和说明来源，姑且定名为《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反毛言论八：文革中亲人互相打击，反目成仇，伦理道德毁灭：

驳：

（一）社会主义伦理道德：

封建时代宣扬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家丑不可外扬”， 强调的是亲属间相互庇错遮过，而置社会道德和公义于不顾。如恩格斯所说，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也是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封建时代的这种理念实质是私有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为公有制，在道德领域则倡导大公无私的新境界。家庭成员间互相就对方不足和缺点提出批评，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家庭里的体现。家庭民主，不是现在很多人大力赞扬的吗？

一些人向往的所谓“人情社会”，不过是一张关系网，借以实现自己的利益。现在，人际关系呈现赤裸裸的物质欲望，充分说明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同志般的关系才是最纯洁、最高尚的人情。

（二）关于文革中的“揭发”：

文革中一些父母为子女能获得优势政治地位，竟教子女主动去“揭发”自己。这种做法，在古代就屡见不鲜，正是封建时代的遗毒，遇上文革表现出来。文革本就是要革除传统思想里的糟粕，为何反而因此种“揭发”去怪罪文革呢？

那些攻击“亲人互相打击，反目成仇，伦理道德毁灭”的人极端化地夸大了事实。事实上，文革中的社会也好、家庭也好，并不象他们所描写的那样人性泯灭、亲情尽失、互相攻击成性。

反毛言论九：文革中学生不上课，工人不生产，整个经济陷于瘫痪：

驳：

（一）关于“学生不上课”：

1、学生运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

学生历来是革命运动的先锋，如“五四”运动由学生发起，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发出抗日救国的呼声等。“学生只应该安心读书” 的说法，是当时当局为平息学生运动所找的借口，实际是害怕进步力量的表现。社会主义社会里，包括学生运动在内的群众运动，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应该给予积极评价。

2、“复课闹革命”：

文革中学生不上课是暂时的，1967年3月27日毛主席就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二)关于“工人不生产”：

1、中央自始自终宣明“抓革命，促生产”：

中央在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明确说到“抓革命，促生产”①；11月10日，《人民日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抓革命，促生产。”

1967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再次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1968年7月，毛主席批准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强令武斗地区的工人回到工作岗位；月底，向仍旧混乱的大学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时也向生产秩序尚未恢复的工矿企业派出解放军宣传队。此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群众全面造反时代结束。

1974年7月，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离职守的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后期解决；把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制定措施。

2、经济战线并未瘫痪：

虽然在比较混乱的1967年国民经济遭受比较大的损失，但在整个十年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三五”、“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完成，即使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②。

即使在比较混乱的1967年，全国范围兴起大串联，需要多么充足的物资供应，如果真如某些人所说“经济瘫痪”，又拿什么来支撑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呢？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文革十六条”，其中第十四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反毛言论十：毛泽东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废止教育：

驳：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伟大的教育方针：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举措。

从政治意义上讲，让知识青年参加生产劳动、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是锻炼其思想、锻炼其意志，反修防修，保证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千秋大计；从社会意义上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于加强城乡联系，巩固工农联盟，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脑差别），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和新农村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从科学和经济上来讲，让知识青年联系生产实际，学以致用，在学中干、在干中学，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又能将其掌握的知识更快、更直接、更大限度地用于生产实践，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促进学习、生产和科学知识普及应用的好措施。

（二）文革的教育革命：

文革时明确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人民又以工农为主体，教育自然就应为他们服务。而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不过17年时间，教育在旧社会里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到文革前依然无法彻底摆脱这种影响。所以，从工农中选拔学生，就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方法。

另外，不是只有坐在教室里，拿着课本，听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才叫受教育；上山下乡，是到实际生活中通过实践来学习。学生高中毕业后，先到社会上劳动两年再回学校读书，效果远比死读书要好，是伟大的教育创举。

1973年《人民日报》登载了北京大学的教改情况①，1976年《参考消息》登载了一些外国学者、友人谈中国教育革命的观感②，都可以从其中看到教改的效果。

（三）毛主席论教育：

1、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

“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

“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

“教育他们（知识青年）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

2、师生与工农相结合：

“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

“教育他们（知识青年）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3、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

“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4、对于应试化教学法：

“学制可以缩短”；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

“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

“要自学，靠自己学。……现在大学不发讲义，教员念，叫学生死抄。为什么不发讲义？据说是怕犯错误。其实还不是一样？死抄就不怕犯错误？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研究”。

①在伟大的批修整风运动推动下北京大学教育革命深入发展

新华社 1973.08.20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九日讯，在伟大的批修整风运动推动下，北京大学里到处呈现着热气腾腾的新景象。

理科、文科和外语科一些系的师生，在深入工厂、农村和部队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批修整风和教育革命实践之后，已经陆续返回学校，正在认真总结经验。

今年各系的应届毕业生纷纷打起背包，在教师们的带领下，意气风发地开赴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到那里去开展毕业前的综合训练。

整个学校的教育革命，正在加快步伐地向前进。

批修整风这个纲，带动了教育革命这个目，促使北京大学的教育革命不断深入发展。现在，北京大学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已经深入到学科领域。经济系在学习《反杜林论》时，重点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等谬论。一位从事经济学说史研究几十年的老教授也积极投入战斗，一边参加批判，一边亲自讲课。文科各系师生，今年春天深入到北京郊区二十九个公社、二百六十多个大队，同贫下中农一起，联系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活生生事实，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很好地检验和锻炼了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发挥了文科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战斗作用。哲学系一些师生到工厂、农村、商店进行社会调查，写出一批调查报告，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文科各系这样结合现实斗争组织教学，有利于从根本上改造旧北大文科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的恶劣学风。现在，各系都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出发确定专业方向，把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作为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中心，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列为主要课程，并增设了研究现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课程。有关“史”的课程也努力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在斗争中逐步得到改造。

理科各系也深入开展学科领域的革命大批判。数学系党总支组织教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批判微积分教材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对微积分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材编写等方面进行认真的改革。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写出论文《微积分的理论是怎么来的？》研究数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从中考察理论与实际、科学与生产的关系，深入批判自然科学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潮，批判把数学看作与生产实践无关的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这样深入学科领域的革命大批判，搞得生动活泼，深刻有力，既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又推动了学科的改造。

在批修整风中，北京大学针对旧教育制度的“三脱离”的要害，不断开展革命大批判，更加坚定了开门办学的方向。中文系新闻专业师生到天津市北郊区岔房子公社，结合调查养猪事业进行教学时，抓住刘少奇一类骗子窜到这里所散布的谬论及其影响，深入调查，认真研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写出了《关键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调查报告和《为革命大养其猪》的评论，配合了当地的批修整风运动和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工作。两年多来，北京大学文科各系师生每年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下厂下乡参加现实斗争，先后写出几千份调查报告，在报刊上发表了八百多篇文章。他们还协助工矿企业、机关、农村举办各种类型的读书班、学习班、政治夜校六百多个，参加学习的有四万多人，在社会上辅导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二百多次，听众六万人次，深受群众的欢迎。理科各系在认真巩固和发展校办工厂的同时，和校外六十多个工厂建立了厂校挂钩关系，逐步建立起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新体制，把课堂教学、实验室教学和参加校内外工厂生产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他们在校内外举办气象、地震、可控硅、生物电子学、数理统计、超导材料等短期训练班二十八期，共有一千八百多名工人、技术人员等参加学习，对发展生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起了良好的作用。校办工厂几年来由三所发展到十所，产品由几种发展到几十种，既为现场教学和科学实验提供了有利条件，又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

北京大学以批修整风为纲，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科学研究方面也作出可喜的成绩。理科各系从我国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与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出发，并考虑到专业培养目标和发展方向，近两年来进行了一百多项科学研究，其中有四十多项进展较大，有些项目已经取得一定成果。文科一些教师经过大量的研究，写出了《资本主义世界货币金融危机的新风暴》等论文。理科各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积极参加了科学研究。许多工农兵大学生在科学实验中显示出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不久前，农业微生物专业四名学生由教师带领，到北京市清河粉丝厂研究酸浆为什么能沉淀淀粉的原理。他们跟班参加劳动，了解生产过程，虚心向工人学习，查阅和分析有关文献，设计出实验方案，并且和这个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共同实验，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取得了初步成果。粉丝厂的工人兴奋地说：“几百年来用酸浆沉淀淀粉的谜解开了。”有机化学专业参加科学研究训练的五十多名学生，已经有四十多人取得了初步成果。农药组一名学生同北京市农药二厂工人、技术员一起合成一种新杀菌剂，提出了一条用多磷酸作失水剂的工艺路线，使最后一步的缩合反应收率在实验室里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心血管药物小组和麻醉药物小组的师生合作，试制出抗心绞痛和强效安定剂两种新药，现已送有关单位进行药理试验。参加这项科学研究训练的一位学生，入学前在一个制药厂工作十多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尽管她文化基础低些，但在科研训练中严格要求，认真操作，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多年实践经验，打破框框，大胆试验，取得了良好的实验效果。

两年来，北京大学文科、理科和外语科各系还先后组织八百多名教师，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批判旧教材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编写出五百多种新教材，初步满足了目前教学的需要。历史系一些教师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批判唯心史观，仅用半年多时间，编写出一套《简明世界史》教材，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是历史教材改革中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化学系物理化学和化工原理教学小组一位教授和几位青年教师，先后到北京几个化工厂参加生产劳动，广泛进行现场调查，虚心向工人学习，认真总结生产实践的经验，突破了旧教材从概念到概念的封闭体系，编写出了理论与实际结合较好的新教材《化学动力学和反应器原理》，在改革物理化学教材中取得了新的成果。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

②杨振宁（时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物理学教授）主要看到教育精神的变化，以前学生脱离社会实践，并且把到下层工作看成有损读书人的尊严，但教育革命后“整个人生观都变了。对现代科学来说，这种变化有深远的意义”，“科学家的态度也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认为下乡工作是一种自我教育的重要过程，而且受过高级训练的研究人员也真的感觉到社会是工人劳动的成果。这种新态度在旧中国是完全没有的；在美国也不会找到”。

吴健雄、袁家骝（两人都是物理学家，当时吴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袁在美国布鲁希文国立实验所担任研究工作），也注意到教育思想的转变： 旧的教育思想是专为培养少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高高在上，……这种教育绝对脱离群众……但是现在师生都应互教互学，并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劳动，大家打成一片”，他们还总结道：“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要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这种群策群力、自力更生似乎是最有效力的步骤。……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科学上发展的目标必须是为人民服务。”

凯利（时任新西兰教育部中等教育司长）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知识青年除了向农民学习外，还可以在发展农业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具体举措方面，王浩（时为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教授，哲学和数理逻辑学专家）看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方面大学生改为工农兵学员，使新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和工农兵认同，一方面鼓励旧知识分子下乡下厂，使他们在感情上和劳动人民更加接近”。

东阳（时为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研究生）注意到“学生在入学前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锻炼的”； 陈省身（时任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著名数学家）观察到“学校里的许多计划、课程的安排，都是由学生和教师们不断讨论的”； 田长霖（时任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观访后说“每一门课都有一个钟点，让学生和教员来一个互相批评，讨论如何改进。……结果我们发现他们这样做……教员与学生之间距离缩短了，通过批评彼此都增加了了解”，对于北航师生造飞机的事，他说“使我很惊奇。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国内，甚至现在美国航空系的教授和学生，不要说造飞机，就是摸过飞机的，恐怕也很少”； 赵浩生（时任美国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专栏作家）评价说“教学方法也变了，过去是注入式，现在是启发式。……工、农、兵子弟上大学，他们学习不是为自己，是受党的委托而接受大学教育。……新的师生关系注入了同志感情，比以往更亲近”，“自小学起，即着重训练基本劳动技能，实行厂校挂钩或建立校办工厂，以求德、智、体的平均发展”，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不是混乱而是新生”。

反毛言论十一：文革时经济崩溃：

驳：

文革期间，虽然在1967年与1968年比较混乱，但总体经济发展良好，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阶段发展指标：

1967年至1976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

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52年的指数增长了526.6个百分点 (《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第57、50、33、444─447、364页)① 。

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 (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二）劳动者人数：

文革期间的人口，在1966年为74542万人——1976年为93717万人；十年时间共增加计1917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917.5万人。

全国社会劳动者人数，1966年为2.98亿人。其中城镇职工（含国有、集体、城镇个体）为0.535亿人，农村为2.45亿人。前者占劳动者总人数17.9%，后者占82.1%，两者之比约为2：10。

到1976年，全国社会劳动者人数为3.88亿人，比1966年增长30%，而城镇职工人数为0.87 亿人，比1966年增长63%，农村为3亿人，比1966年增长22%。前者占劳动者总人数22.5%，后者占77.5%。两者之比缩小到约3：10。如果考虑到1967─1979年全国有1647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70年代农村人口中还增加了一部分隐性的社队企业职工，这种比例差别会更小。

（三）具体成就：

1、三线建设：

1964年8月，美国轰炸北越，使毛主席和中央不得不把计划的重点转到战备问题上来，提出搞三线建设。同时，三线建设也是做两手准备的，即战备和改变内地落后工业交通布局。

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1/3。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

国防科技工业方面，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1975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125个项目，到1975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

能源工业方面，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21200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47.9%；年发电量已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

交通运输方面，共新增铁路8046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55%，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占全国的1/3。这一时期，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22.78公里（？），占全国同期的55%。

基础工业方面，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124个。

2、国防科技、石油工业、电子工业、农田建设、社队企业等：

国防科技方面，“两弹一星”研发成功，研制鱼雷核潜艇与导弹和潜艇，返回式卫星等；石油工业方面，新开发许多油田，产量增长数倍②；电子工业方面，卫星通信设备和技术的研制开发获得进展，建立了多个卫星通信地面站，收音机、录音机等基本实现半导体化，中国电子产品已基本过渡到半导体化的技术阶段③；农田建设方面，兴修水库，引水治河，改善农田条件，兴建了荆江汉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500多座大中型水库，灌溉面积达1.5亿亩，全面治理黄河取得重要进展，扭转了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④；1975年，杂交水稻培育成功，大面积推广，一般能提高产量20%；社队企业方面，1965年至1976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全国社办工业产值由5.3亿元 增长到123.9亿元，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⑤。

附：《十年经济发展大事记》（见脚注）

① 1953－1981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每年增长速度（单位：％）

项目－－－ (1953－1957) (1958－1965) (1966－1978) (1979－1981)

工农业总产值－－10.9－－－－－6.0－－－－－8.5－－－－－6.7

国民收入－－－－ 8.9－－－－－3.2－－－－－6.6－－－－－5.1

农业总产值－－－ 4.5－－－－－1.2－－－－－4.0－－－－－5.6

机耕面积－－－－80.9－－－－－24.9－－－－ 7.7－－－ － 负 3.6

农村用电量－－－22.9－－－－－50.6－－－－ 15.9－－－－－13.5

工业总产值－－－18.0－－－－－8.9－－－－－10.2－－－－－7.1

轻工业产值－－－12.9－－－－－8.2－－－－－8.3－－－－－14.0

重工业产值－－－25.4－－－－－9.7－－－－－11.8－－－－－1.3

原煤－－－－－－14.7－－－－－7.4－－－－－7.8－－－－－0.2

原油－－－－－－27.1－－－－－29.2－－－－ 18.6－－－ －负 0.9

发电量－－－－－21.5－－－－－17.0－－－－ 10.8－－－－ 6.4

生铁－－－－－－25.2－－－－－7.7－－－－－9.4－－－－ 负 0.6

钢－－－－－－－31.7－－－－－10.9－－－－ 7.6－－－－－3.9

金属切削床－－－15.4－－－－－4.4－－－－－12.5－－－－负 17.5

内燃机－－－－－76.7－－－－－19.1－－－－ 19.5－－－－负 10.7

民用钢质船－－－38.8－－－－－0.1－－－－－17.2 －－－－ 2.1

货物周转量－－－18.9－－－－－8.5－－－－－8.4－－－－－ 5.7

铁路周转量－－－17.5－－－－－9.1－－－－－5.4－－－－－ 2.2

公路周转量－－－27.9－－－－－8.9－－－－－8.5－－－－负 2.6

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 32.9－－－2.7－－－－－6.4－－－－－1.4

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6.0－－－2.7－－－－－8.3－－－－负 3.7

国家财政收入－－－－11.0－－－5.4－－－－－6.9－－－－负 1.7

国家财政支出－－－－11.6－－－5.5－－－－－6.9－－－－负 0.6

摘自官方资料――《中国统计年鉴 1981 年》

年份------------------49 年----52 年----57 年----65 年---75 年--比 49 年增长倍数

人口（百万）----------541.6---574.8---646.5---725.4--919.7----1.7 倍

社会总产值（亿元）----518------951----1606----2390---5427-----10.5 倍

工农业生产总值（亿元--466------827----1241----1984---4504-----9.7 倍

农业生产总值（亿元）--326------484----537-----590----1285-----3.9 倍

工业生产总值（亿元）--140------343----704-----1394---3219-----23 倍

轻工业生产总值（亿元--103------221----374-----703----1393-----13.5 倍

重工业生产总值（亿元--37-------122----330-----691----1826-----49.4 倍

国民收入（亿元）------358 -----589----908-----1387---2505-----7 倍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亿元--140------277----474-----670----1271-----9.1 倍

工业产品： -----------49 年----52 年----57 年----65 年---75 年--比 49 年增长倍数

煤（百万吨）----------32-------66-----131-----232----482------15 倍

石油（百万吨）--------0.12----0.44----1.46----11.31--77.1----642.5 倍

电（亿度）------------43-------73-----193-----676----1958----45.5 倍

钢（百万吨）----------0.15-----1.35---5.35----12.23--23.9----159.3 倍

生铁（百万吨）--------0.25-----1.93---5.94----10.8---24.5----98 倍

木材（百万立方米）----5.57-----11.2---27.8----39.8---46.3----8.3 倍

水泥（百万吨）--------0.66-----2.86---6.86----16.3---46.3----70.2 倍

硫酸（千吨）----------40-------190----632-----2340---4847----121.2 倍

纯碱（千吨）----------88-------192----506-----882----1243----14.1 倍

烧碱（千吨）----------15 ------79-----198-----556----1289----85.9 倍

化肥（千吨）------------6--------39-----151-----1726---5247----874.5 倍

农药（千吨）----------0--------2------65------193----422-----无穷大

塑料（千吨）----------0--------2------13------97-----330-----无穷大

化学纤维（千吨）------0--------0------0.2-----30.1---154.8---无穷大

发电设备（千千瓦）----0--------6------198-----683----4965----无穷大

机床（千台）----------1.3-----13.7----28------39.6---174.9---134.5 倍

火车头（台）----------0--------20-----167-----146----526-----无穷大

汽车（万辆）----------0--------0------7.9-----40.5---139.8---无穷大

载重汽车（万辆）------0--------0------6.2-----26.5---77.6----无穷大

拖拉机（万辆）--------0--------0------1.1-----9.6----78.4----无穷大

日用工业产品：--------49 年----52 年----57 年----65 年---75 年--比 49 年增长倍数

棉布（亿米）----------18.9----38.5----50.5----62.8---94------4.97 倍

糖（百万吨）----------0.2------0.45---0.86----1.46---1.74----8.7 倍

纸（百万吨）----------0.11-----0.37---0.91----1.73---3.41----31 倍

收音机（千台）--------4--------17-----352-----815----9356----2339 倍

照相机（千台）--------0--------0------0.1-----42-----115-----无穷大

自行车（千辆）--------14-------80-----806-----1838---6232----445.2 倍

家用电冰箱（千台）----0--------0------1.5-----5.2----15------无穷大

电视机（千台）--------0--------0------0-------4.3----177.8---无穷大

录音机（千台）--------0--------0------1-------9.6----34------无穷大

缝纫机（千台）--------2--------66-----278-----1238---3567----1783.5 倍

农业产品：-----------49 年----52 年----57 年----65 年---75 年--比 49 年增长倍数

粮食（百万吨）-------113.2----163.9---195.1--194.6--284.5---2.5 倍

棉花（千吨）---------445------1304----1640---2098---2381----5.4 倍

油料（千吨-----------2564-----4193----4196---3626---4521----1.8 倍

黄红麻（千吨）-------37-------306-----301----279----700-----18.9 倍

茶叶（千吨）---------41-------83------112----101----211-----5.2 倍

甘蔗（千吨）---------2642-----7116----10393--13392--16667---6.3 倍

甜菜（千吨）---------191------479-----1501---1985---2477----13 倍

猪、牛、羊肉（千头---2132-----3385----3985---5510---7970----3.7 倍

年底畜生存栏（百万头）

猪-------------------53.61----89.77---166.9--166.9--281.2---5.3 倍

羊-------------------42.77----61.78---145.9--139----163.4---3.9 倍

牛-------------------43.936---56.6----63.6---66.9---73.6----1.7 倍

马-------------------48.75----61.3----73.1---79.2---112.9---2.3 倍

②1970年，大庆油田进行了开发调整，重新进入轨道，到1973年，原油产量比1970年增长50%以上。同时，又开始加强对胜利、大港等油田的开发。胜利油田原油产量从1966年投入开发的134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1946万吨，成为全国第二大油田。大港油田新开发了8个油田，原油产量从1966年的11.4万吨，提高到1978年的300万吨，增长25倍以上。克拉玛依油田从1970年到1976年先后开发了15个新区块，原油产量从1966年的114.7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353万吨，提高近两倍。吉林扶余油田1972年建设工程完工后，原油产量达到126.3万吨。同时开发了叁个新的小油田。到1978年，吉林油田产量达到185.07万吨。从1966年到1978年，胜利、大港、克拉玛依、吉林四个油田的年产量从276.1万吨提高到2783.67万吨，增长了9倍多。

四川石油会战是1965年开始的，“文革”初期中断，1971年起恢复勘探，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气田和输气管道建设。从1966年到1978年，共获得气田30个、油田2个，天然气产量由1965年的8.9亿立方米增长到1978年的60.8亿立方米。1969年，周恩来确定康世恩负责筹划湖北江汉石油会战，到1972年，共发现6个油田、1个气田和一批含油构造，建成了100万吨的原油年产能力和配套的荆门炼油厂。到1978年，已建成8个油田、原油产量达到105.6万吨，天然气年产量1611万立方米。1970年，国务院批准由兰州军区组成指挥部，开展陕甘宁石油勘探会战，到1975 年形成长庆油田，转入开发建设，到1978年年产原油能力达到122万吨。同年， 石油工业部抽调队伍进行辽河油田勘探，到1978年共探明11个油田，其中9个投入 开发，原油年产量达355万吨，天然气年产量16.5亿立方米。1975年，河北任丘油田开始石油会战，到1978年原油产量达到1224万吨，成为70年代中国石油勘探的重大成果。(《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③70年代初，随着三线建设的恢复，地方电子工业得到第二次大发展，全国地方企业由1969年的1600多个增加到1970年的5200多个，29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了电子工业，建成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安徽、江西、山西、湖南、湖北等一批内地后方基地。

④1971年黄河流域粮、棉产量比1949年分别增长79％和137％；治理淮河成绩显着，共开挖11条大河道，建成30多座大水库、2000多座中小水库，灌溉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5倍以上；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治理了子牙河等5大河系，修堤4300公里，疏浚270条河道，建成80座大中型水库、1500座小水库，万亩以上灌区271处，排洪能力比1963年提高5倍；大规模治理辽河取得成效，建成水库220座，灌溉面积由63万亩增加到1100万亩。此外，这一时期各地先后完成或初步完成的主要水利工程还有：豫、皖、苏叁省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龙港地区防洪排涝主要工程，京郊治涝工程叁条主河道通水工程，宝鸡峡引渭灌溉骨干工程，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江苏淮安水利枢纽工程，丹江渠道主体工程，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黑龙江北部引嫩工程，叁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等。在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1977年我国农田灌溉面积达70000万亩，比1965年的49582万亩增长41％，平均年增长2.9％；1977年我国机电排灌面积达43167万亩，各种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达4289千瓦，分别比1965年的12140万亩、667万千瓦增长355.58％和643％，平均每年增长11.15％和16.8％；1975年我国机井数达181.75万眼，比1965年的19.42万眼增长935.89％，平均每年增长25％。(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家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

农田水利和排灌机械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农田灌溉和防涝抗旱能力，为农业持续丰收提供了保证。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较，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例由1965年的53.9％下降到1976年的26.9％。其中水灾由50.3％下降到31.7％，旱灾由59.5％下降到28.６6％。(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提要》第74页。)

⑤以江苏省为例，社队工业总产值1975年已达22.44亿元，比1970年的6.96亿元增长2.22倍，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社队工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3.3％上升到9.3％。(莫远人主编：《江苏乡镇工业发展史》，南京工学院 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1965年至1976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全国社办工业产值由5.3亿元 增长到123.9亿元，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215页。］

社队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上海川沙县1971年至1974年用于农业机械化的2500万元投资中，社队工业提供的资金占87.5％。

{1966年}我国经济发展大事记：

1月28日 中共中央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同日，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2月19日 毛主席指出，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2月21日 中共中央界定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

3月4日 贵昆铁路比原计划提前9个月接轨。

5月3日 我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

10月8日 我国制成第一批1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10月15日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

12 月 23 日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1967年}我国经济发展大事记：

1月5日 我国石油产品品种和数量自给自足，勘、采、炼技术登上世界高峰。

1月16日 我国第一台载重150吨中型平板车造成。

4月15日 春季广交会开幕。

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月1日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7月7日 全国夏粮丰收，比去年增长一成。

7月26日 我国第一台 100 吨矿山铁路自翻车研制成功。

9月5日 中国援助赞比亚政府 10 一无息贷款修建坦赞铁路。

10月5日 我国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10月15日我国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

11月15日广交会开幕。

11月29日我国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安装调试成功。

{1968年}我国经济发展大事记：

1月8日 我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

1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自由市场”是杀人不见血的屠刀》

2月23日 我国特大型轴承制成。

4月15日 根治淮北平原涝灾的大型水利工程――新汴河工程开工。

6月20日 我国夏粮丰收。

8月18日 我国早稻丰收。

9月3日 我国研制成第一批液压传动内燃机车。

11月20日万吨远洋巨轮“高阳”号下水。

12月25日富春江大型水电站建成发电。

12月28日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

{1969年}我国经济发展大事记：

2月21日 《人民日报》宣布，截止到1968年底，我国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级没有内债，有没有外债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4月2日 第一艘万吨油轮“大庆27号”下水。

5月5日 我国研制成具有独特疗效的抗菌素――“庆大霉素”。

6月13日 决定在上海、天津、大连6个船厂新建8个万吨级船台。

6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麦类作物丰收。

7月8日 十年时间建成河南红旗渠。

9月13日 丹江变电工程提前完成。

9月25日 药品大幅度降价，比年初降低37%，比1950年降低80%。

9月26日 无偿援助越南5.56亿元。

9月30日 北京燕山炼油厂全部建成投产。

9月30日 我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组建成，标志我国奠基制造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0月3日 我国第一台5000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诞生。

10月4日 我国第一座旋转氧气转炉投入生产。

10月28日加速第二汽车厂建设。

11月14日加速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

11月16日我国农业丰收。

{1970年}我国经济发展大事记：

4月26日 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6月1日 各地新建一大批化肥厂。

7月17日 农村中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相当于过去的20年的两倍。

10月16日大型现代化露天煤矿――新疆哈密矿务局露天煤矿投产。

10月17日中国全民援助朝鲜13.14亿。

12月25日葛洲坝一期工程开工。

{1971年}我国经济发展大事记：

1月2日 我国轻工业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3月3日 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

5月15日 开展工业学大庆

6月27日 第一艘两万吨货轮“长风”号下水。

7月8日 转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工作报告。

9月27日 中国无偿援助越南36.14亿元。外援金额70亿，建国来最多的一年。

10月2日 追加基本建设投资51亿。

10月25日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

11月18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建成1800多座小水泥厂。

11月18日西部地区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11月30日调资28%。

12月7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年度水利建设50亿立方米，增加农田3000万亩。

{1972年}我国经济发展大事记：

1月13日 从国外引进化肥、化纤成套设备8套，以后又提出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

1月28日 解放军落实五七指示，发展农副业生产，许多部队做到肉菜自给。

2月21日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双方同意互相发展贸易。

5月1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电子工业进一步发展，1971年收音机产量相当于1965年的4倍。

8月21日 从联邦德国、倭国进口一米七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领有设备在北京、上海、四川、唐山。

9月10日 4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安家落户。

10月13日连接中南和死难地区的重要干线湘黔铁路通车。

11月26日月住越南抗美26.57亿元。

12月26日我国第一辆载重300吨的大平板车问世。

{1973年}我国经济发展大事记：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新年献词，农业夺取好收成，工业生产上升。

1月2日 国家计委提出进口43亿美元国外设备的方案。

2月13日 新华社报道，1972年是解放以来电力发电站装机最多的一年。

3月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发展组合机床取得显著成就。

3月20日 部分企业和县社试办出口工业品专厂、专车间、出口农副土特产生产基地。

4月10日 决定建设邯邢钢铁、煤炭基地。

4月15日 春季广交会开幕，与我国发展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140多个。

5月4日 中国日本共同投资施工建设中日海底电缆。

6月18日 国际大米价格上升，中国增加出口 100 万吨大米换回小麦。

6月28日 我国成功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7月16日 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8月1日 新华社报道，夏粮丰收，这是建国以来第二个大丰收年。

8月5日 全国环保会议召开，制定《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8月1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水田农业机械化取得新进展。

8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电子工业迅速发展。

8月27日 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9月3日 我国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光电等高仪研制成功。

9月12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钻井进尺和建设投产的油井生产能力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9月26日 国务院重申对外贸易的重要原则。

9月30日 新华社消息，我国化肥产量比1965年增加一倍以上。

10月15日秋季广交会开幕，与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贸易往来。

10月25日西藏发现几十种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

11月1日 新华社报道，几十座大中型水电站建成投产，小型水电站5万多个，遍及全国。

11月8日 西藏军区在海拔3800米高寒地区大规模种植冬小麦丰收。这是西藏历史上农业发展的重要变革。

11月 13 日国务院转批环境保护若干规定。

12月 20 日新华社报道，中国航空线80多条，连接全国70多个城市，与100多个外国航空公司建立业务往来。

12月22日新华社报道，5年来，8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2月26日新华社报道，同我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50多个，其中50多个国家同我国签订了贸易协议。

{1974年}我国经济发展大事记：

1月12日 为在本世纪内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用几个五年计划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的战略思想，国家计委提出《关于拟定长远计划的报告》。

1月21日 国务院要求跟抓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严格控制粮食销量等四点要求。

1月22日 国务院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内，从国外进口一批大型化学肥料、化学纤维和连续式钢板轧机等设备。

1月30日 国务院批示防止沿海水水域污染。

2月17日 新华社报道，胜利油田去年创年钻井进尺150105米的全国石油钻井最高纪录。

2月1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村掀起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

2月24日 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建成。

3月23日 我国西南交通干线成昆铁路建成。

3月30日 地热发电站在河北怀涞建成。

4月2日 我国第一艘二万五千吨级的浮船坞“黄山号”建成。

4月15日 第三十五届广交会开幕，规模为历届之最。

4月31日 我国第一台医用电子感应加速器研制成功。

5月15日 华北滨海地区又建立起一个新油田――大港油田。

7月17日 我国冬小麦产区推广优良品种，占全国小麦播种面积的80%以上。

8月9日 伞式太阳炉研制成功。

9月12日 国家计委提出增加石油、棉花、部分钢材、化肥进口。

9月12日 我国第一个5万吨级码头建成。

9月15日 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建成。

9月30日 新华社报道，大型油田――胜利油田建成。

10月3日 我国最大竖井钻井研制成功。

10月23日新华社报道，我国地方小煤矿去年产量比1965年增长两倍多，占全年28%。

10月26日无偿援助越南11.17亿元物资。

12月19日三门峡水电站建成。

12月27日新华社报道，大庆至秦皇岛输油管道建成。

12月31日中央要求切实着金计划生育工作。

{1975年}我国经济发展大事记：

1月13日 周恩来提出，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1月14日 新华社报道，四川省开发天然气取得新成就。

1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红麻、黄麻实现自给自足。

1月25日 降低半导体收音机零售价格。

2月3日 景山发电厂首次应用电子计算机控制10万千瓦燃煤气轮发电机组成功。

2月4日 我国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

3月29日 高能加速器研制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5月30日 我国第一次发现古生界地层油田。

5月31日 国务院界定出口黄金，引进铜、铝、橡胶、涤纶等原料。

7月5日 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

7月8日 秦皇岛至北京输油管道建成。

7月1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化肥产量显著提高，上半年增产的化肥可增产粮食100多亿斤或3000多万担棉花。

7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铁路上半年货运量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8月8日 河南地区特大暴雨，国家拨7亿元救灾费。

8月19日 国务院决定2亿美元进口。

8月19日 无偿援助柬埔寨6亿元物资。

8月30日 新华社报道，最近三、四年来，每年有一大批电站建成投入生产。

9月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今年早稻丰收，单产、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

9月3日 新华社报道，截止到 1974 年底，我国小水电发电量占总量的三分之一。

9月14日 新华社报道，一亿只广播喇叭连接千村万户。

10月7日 水稻培育出新品种，亩产达千斤左右。

10月27日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核试验。

11月17日我国原盐丰收，创历史最好水平。

11月26日我国成功发射回收式地球卫星。

12月24日焦枝铁路通车。

12月39日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业连续13年全面丰收。

{1976年}我国经济发展大事记：

1月21日 又一艘万吨级浮船坞“华山号”研制成功。

3月13日 大型火力发电厂――莱芜电厂投入生产。

3月22日 邮电部门发展传真通讯技术。

4月15日 广交会开幕

4月21日 京沪杭载波电缆投产。

4月24日 6011米超深井打成。

5月1日 从事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人数比1965年增加7.5倍，调查工作发展到黄海、东海和南海。

5月12日 有点职工建成全国微波通信干线。

6月6日 第一座现代化10万吨深水油港大连新港建成。

6月29日 上海黄浦江上第一座公路、铁路双层铁轨建成通车。

7月6日 人工培植的小黑麦在我国西南、西北、华北推广。

7月6日 滇藏公路建成通车。

7月22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创历史新水平。

7月23日 沿海铁路干线津沪复线工程提前接轨。

7月28日 唐山地震。

8月7日 北京至山海关铁路修复。

8月23日 第一艘五万吨级远洋油轮“西湖号”在大连下水。

9月9日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

10月5日 现代化化纤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建成。

11月16日新华社报道，全国80%以上的县建立水泥厂，产量比1965年增长4.1倍。

12月10日江南9省已探明的煤炭产量比文革前增长了2倍。

12月11日高速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放。同时下放过程中，原有的工资待遇并未取消。而上山下乡，80%以上的知青在农村没有呆满4年，简单说就是上了一次社会大学。

并且，毛主席的两个女儿同样下放⑥。更早的，1945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便被毛主席安排下放农村上“劳动大学”。然而，在反毛者眼里，他们都是在“镀金”。

（三）两个时代知识分子寿命比较：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如巴金享年101岁，冰心享年101岁，季羡林享年98岁，钱钟书享年88岁，这些住过牛棚、亲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大家最终都成为了寿星。

后来，据说知识分子“受到了尊重”，不再下乡进农场参加体力劳动了。那么，效果如何呢？我们知道，上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现象层出不穷，如蒋筑英终年38岁，施光南终年50岁，张广厚终年50岁。据近来一份调查显示，北京的知识分子人均寿命仅有53岁，较北京市民平均寿命还要短22岁。

①毛主席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中就说：“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②1961年9月21日，毛主席会见蒙哥马利元帅，客人问及1949年着手恢复经济时是不是有足够的得力的人才，毛主席说：“根本没有，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帮助，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靠国民党留下的人，我们自己没有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唱，要靠留下的人，这批人对我们说是宝贝。”(转引自《毛泽东抟》下卷，第1172页)

③周谷城说：“回忆过去（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宛如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在我的眼前。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对百家争鸣的倡导，以及他学识的渊博，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周谷城传略》第九十六页）

华罗庚也说过：“一九六四三月十八日，毛主席亲自写信教导我要树雄心、立壮志、绝旧缘、走新路。这一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我一改旧习，写出了《统筹方法平话》。”（《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钱学森在回忆中对毛主席的评价有很多，他还曾经回忆说：“毛主席亲自教诲我，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

④裘法祖在2005年10月11日中央电视台1套《大家》中，自述了文化大革命的个人经历。对此，他却说，文化大革命对他教育很大。因为以前作为医学权威，他性情急躁，对助手，对医生、护士，乃至病人，动辄就骂。可自从下乡看到了农民困苦的生活后，从此他就去掉了骂人的恶习。

他妻子，一个德国人，主动退掉了大房子，现今夫妇俩就居住在五十多平方米的旧房中生活。他说，她是不是共产党，可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

华君武，国庆期间，也在中央电视台《大家》中，他自述，文化大革命中过得很好！种了一年大田，种了一年菜田，挑了一万多斤的粪，喂了四年的猪，只想着毛主席何时能够解放自己。问他是否感到委屈，他断然回答，说：没有！因为当年延安整风，自己也是如此审查别人的。

杨某，国际有名的数学家，顾秀莲丈夫。也是在中央电视台《大家》中，他自述，“四清”时他到河南农村工作，因老乡家没有闲房，只好住在猪棚。两年的猪棚生活，他目睹了农民的贫困，体会到与农民相比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困难和委屈可言！所以，他和顾秀莲为了更好地为国效力，不仅谢绝了组织上将顾秀莲从甘肃调到北京的好意，而且自己也主动要求从北京调到房山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直到退休。 期间，顾秀莲高升进京，后又去江苏任职，可他们一直两地分居。

⑤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发生之后，国家实际上逐步转入战争动员状态，在1969年的中央“828指示”之后，各地开始大批进行疏散。首批被疏散的有大专院校教职员工和部分干部，疏散的地点多数位于农村。

⑥1969年知识分子下放，李敏与普通年轻人一样，接受上山下乡再教育，只是接受教育的地点似乎比常人更加残酷，毛主席特别挑选了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作为李敏被改造的地方，在那里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1970年，李讷到设在江西井冈山下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李讷在这里干了3年农活，包括挑粪、养猪、种菜等众所周知的劳动。身为毛泽东的女儿，用李讷的话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本色。”李敏也曾经说到：“毛泽东的儿女们都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他们没有特权。”事实上现在的李讷，就是一个靠着一份退休工资生活的普普通通的人。

—76年增长6倍多。87年美国国民总产值45200多亿美圆。

西德：马克

年份--------------50年---60年---70年---76年---80年

人口（百万）------47.9—53.2—58.6—59.6—59.4（79）年

国民总产值（亿）--979----3030---6790---11250--14975

50——76年增长11倍多。自由汇率：50年1美圆=4.195马克，76年1美圆=2.518马克，80年1美圆=1.8177马克

法国：法郎

年份--------------50年---60年---70年---76年---80年

人口（百万）------41.7—45.7—50.8—52.9—53.7

国民总产值（亿）--1230---2985---7868---12834--24446（79）年

50——76年增长10倍多。自由汇率：50年1美圆=3.5法郎，76年1美圆=4.78法郎，80年1美圆=4.226法郎。

日本：美圆

年份--------------50年---60年---70年---76年---80年

人口（百万）------83.2—93.4--103.7--113.1--117.1

国民总产值（亿）--152.3--430.6--2046.1--5640--9996.3(79 年

50——76年增长36倍多（美圆）。自由汇率：50年1美圆=361.1日元，76年1美圆=296.5日元，80年1美圆=226.75日元。

日本86年国民总产值19000多亿美圆

英国：英镑

年份--------------50年---60年---70年---76年---80年

人口（百万） ------50.6— 52.4— 55.4— 55.9— 55.9

国民总产值（亿）--117----225----516----1246---2230

50——76年增长10倍多。自由汇率：50年1美圆=0.36英镑，76年1美圆=0.55英镑，80年1美圆=0.43英镑

加拿大：加元

年份--------------50年---60年---70年---76年---80年

人口（百万）------13.7—17.9—21.3--23.03--23.94

国民总产值（亿）--190----390----871----1944---2965

50——76年增长10倍多。自由汇率：50年1美圆=1.09加元，76年1美圆=0.99加元，80年1美圆=1.17加元。

86年加拿大国民总产值5057亿美圆。

意大利：美圆

年份--------------50年---60年---70年---76年---80年

人口（百万）------47.1—50.2—53.6—56.2—57.1

国民总产值（亿）--136.2--346.1--926.9--1728.4--3939.5

50——76年增长13倍多（美圆）。

按《联合国世界经济发展统计年鉴》公布，中国1976年国民总产值1910亿美元；按美国人口咨询局出版的《世界人口与资源会编》公布的，中国76年国民总产值1874亿美元。这样看来，1950——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至少增长15倍多。

60年废除的粮票不过几千万斤，而且并无实际粮食损失，而59年的亩产万斤运动（强制过度密植）造成的粮食减产有几十亿斤。

四川59年并无大的旱情，旱灾严重主要是58年冬放干冬水田种小麦，导致59年无水插秧。

中国天气网的资料，59年旱情四川并不严重：

编号：Ｑ０１００３

时间：１９５９年

地点：全国大部地区

成因：长期少雨

成灾范围：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华南、东北

灾情１９５９年全国大部地区少雨干旱，旱灾中以夏旱为主，占总受旱面积的８０％以上，据冀、晋、陕、鲁、苏、皖、浙、豫、鄂、湘、赣等１１个严重受旱省统计，受旱面积２５３３.３３万公顷，东北的黑龙江省因旱受灾面积１６６.６７万公顷全年因各种自然灾害减产粮食１５００万吨，其中因旱灾减产粮食１０００万吨损失旱灾面积：全国农田受灾面积３３８０.６７万公顷，成灾面积１１１７.３３万公顷。

灾度评估：大旱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农业部全国自然灾害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