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本前言) -- snowbean

经济学方法论

第十三章　人力资本理论

一、硬核与保护带

我们把正题转到一种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公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作出全力以赴

的论述。1960年，西奥多?舒尔茨宣告了人力资本论的诞生。而该理论诞生本身，可以

说是两年以后的事，那时，《政治经济学杂志》出版了它的1962年10月号增补卷，题为

《对人的投资》。在这一卷里，在几篇开创性文章中，包括了加里?贝克尔1964年的专

题文章《人力资本》的前几章内容。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自发表以来即成为这方面

最常为人引用的文章。这样，人力资本论已伴随我们十五个多春秋，在这些岁月里，这

个领域的文献，汹涌而出，从未有止，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近来似乎正以

日益提高的比率在增加。1963年，出现了这方面的第一本教科书，但是是独此一家，别

无分店。经过60年代中期的一段平静日子后，教科书行业开始兴旺：1970年至1973年期

间，致力于这一目标的作者有八位之多，同时还一部接一部地出版了七部人力资本及其

有关问题方面的优秀文章选集。因此，探究一下所有这一切预示着什么，或许是时候了。

这种理论是否已经如其创立者的极大期望所愿？从更深入、深刻地捕捉它所瞄准的

问题意义上说，它是否有所进步？或者说，是否存在停止不前和大病将至的迹象？

这是运用拉卡多斯的MSRP去检查它对著名的人力资本理论思想本身作出哪些（如果

有的话）评价的一个黄金机会。利用拉卡多斯的概念，我们可以首先提出，人力资本研

究框架的“硬核”是什么？其次，我们可以提出，框架的“保护带”受到了什么批评，

而研究框架的辩护者对这些批评是如何作出反应的？最后，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即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一种“进步的”研究框架，还是一种“退步的”研究框架，也就

是说，框架的经验内容总的说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不难表明，所谓的人力资本理论事实上是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实例：它不可能降格

为一种单一的理论，只是作为标准资本理论在一些经济现象中的应用而存在；与此同时，

它本身是更为全面的新古典研究框架中的一个分框架，因为，它只不过是标准的新古典

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前没有考虑过的现象上的运用。人力资本概念或人力资本研究

框架的“硬核”是这样一种思想：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他们自己身上的花费，不仅是为

了当前的享受，而且也是为了将来取得金钱的和非金钱的报酬。他们可能购买医疗保健；

他们可能自愿要求增加教育；他们可能花时间寻找可能取得最高收入的工作而不是接受

最先找到的工作；他们可能购买有关工作机会的信息；他们可能为了得到较好的工作机

会而移居；他们还可能选择工资不高但学习机会很多、从而最终能得到高薪工作的工作。

所有这些现象――医疗保健、教育、工作寻找、信息猎取、移居和在职培训――不管是

个人自己的行为，还是社会为其成员所作的努力，都可以看作是投资而不是消费。

把这些现象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做了些什么，而是决策者（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

采取当前行动的未来目的。

人力资本理论只增加了一个假定，即决策者是一个家庭，而不是一个个人，这扩大

了与家庭计划、甚至结婚和生育决策的相似性。①当我们

现在看到把生命周期思想运用于储蓄理论时是不会感到惊讶的，但是，在鲍曼确切地称

为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思想上的人力投资革命”以前，把在诸如保健和教育这样的社

会服务上的支出当作与在物质资本上的投资一样的投资，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在

那时，肯定没有任何人企图在劳动经济学与社会服务经济学之间寻找出共同的分析基础。

因此，对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硬核”名符其实的新颖性，很难有什么疑问。由于对

这种“硬核”的投入，对巨大的研究潜力也不会有什么疑问。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保

护带”充塞着人力资本“理论”――这样说是不会过份的，事实上，其内容是如此庞大，

以致于我们很难希望把它们一一罗列。但是，我想，对于我们选出的重点，人力资本理

论家中不会有多少人有异议。

①贝克尔等人事实上已经把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扩展到

“家庭经济学”，见第十四章。

在教育领域，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基本理论涵义是，对后义务教育（postcompulso

ryeducation）的需求，既是直接和间接的上学费用变动的结果，也是对与上学年数有关

的收益差别变动的反应。20世纪6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有关的传统观点是，对后义务教

育的需求是对一种消费的需求，它取决于既定的偏好、家庭收入和上学“价格”即学费。

这里面还有这种消费需求也包括消费有关物品的“能力”这层意思，但是，大多数经济

学家满足于把它让给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去表明，这种“能力”又取决于学生的社

会阶级背景，尤其是其双亲的教育水平。由于这一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有关教

育的消费需求理论从未用于解释现实世界中高级中学和大学的升学率，与我们采用的有

关具体叙述没有太大差别。

问题在于放弃的收益构成私人上学费用的重要部分这种观念和在学生缺乏作出系统

而长远的预测所必要的信息与任何情形下可以利用的信息都被认为不可靠的情况下，学

生对劳动市场的收益前景作出系统而长远的看法，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被认为是不可想

象的。与此相反，人力资本研究框架一方面也把上面提到的“偏好”和“能力”当作是

既定的，同时又突出当前和未来收益的作用，并且论证说，这些收益将比同一批学生之

间家庭背景特征的分布更有可能在短期内展示出差异。

所以，新旧观点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和辅助性的假定，要把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

“硬核”变为可以检验的有关后义务教育需求的理论，这些假定很显然必须精心设计：

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学生不可能轻易找到超出未来收益的目前继续上学所需费用；他

们完全清楚学习时所丧失的收益，因此当青年失业率上升时，对上学的需求便增加；当

前与上学年数有关的工薪差异，使他们能够相当精确地估算当几年后他们进入劳动市场

时的工薪差异；等等。此外，这种理论还开始使用两种说法：它主张胸无大志者预测后

义务中等教育的总招生人数，比较有雄心者预测高等教育特定研究领域的招生人数，甚

至各种三流研究机构的招生人数。

二、个人主义方法论

正如舒尔茨、贝克尔和明塞最先阐述的，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

义为特征的，也就是说，它认为所有社会现象都应追溯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在舒尔

茨、贝克尔和明塞看来，人力资本的形成典型地是由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

行动而引起的。①这就工作寻找和迁居而言的确如此，但

保健、教育、信息猎取和劳动培训则在许多国家不是全部、也是部分地由政府进行的。

在美国，人们对私人医疗和私立教育的熟悉，以及政府几乎完全不提供培训项目

（至少在1968年之前是这样），为①注意，强调个人选择

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本质。业已证明，教育提高了生产和消费的配置效率，加速了技

术进步，提高了储蓄率，降低了生育率，并且影响了犯罪率和犯罪性质（见加斯特，19

75年，第9―14章）。但是，所有这些除了促进个人增加教育需求而外，对人力资本研究

框架并没有任何补益。

强调私人计算提供了支持。然而，无论何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医疗保健和教育相当大程度上还是公共部门的事情，这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否

也能对公共行为提供新的规范标准问题。在教育方面，不管评价如何，人力资本研究框

架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投资标准：资源配置应使各级各类教育的边际的、“社会的”

教育投资报酬率均等化，而且，这种均等化了的教育投资收益不应低于其它私人投资的

收益。可是，这种规范标准并没有得到所有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拥护者用同样程度的证

实加以支持。而且，所谓的教育投资的社会报酬率必然完全是根据可以观测的金钱价值

来计算的，非金钱的教育报酬以及学校教育的外在性则一直要求助于定性判断，这就势

必众说纷纭（见布劳格，1972年，第202―5页）。这样，所观察到的同一教育投资社会

报酬率，常常产生不同的最优教育战略结论。

由于是规范标准，所以，教育的社会报酬率均等化的主张，没有产生任何经验检验

问题。如果是实证经济学，人们也许会有兴趣质问政府是否确实这样配置资源于教育系

统，使各级各类教育的社会收益均等化，但是，很少有人力资本理论家令他们自己对这

种计算的结果作出有限的预言。①由于缺乏普遍接受的政

府行为理论，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拥护者很可能忘了阐明他们的学说的规范含义。不幸

的是，如果不搞清教育领域政府行为的内在标准，就很难对关于后义务教育需求的任何

实证性预言作出检验。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的后义务教育需求不受政府决定可以利用

的空间供给的约束。因此，在检验有关私人需求的预言时，我们最终既要检验需求函数

的预言，也要检验供给函数的预言。给定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只研究人力资本的货币问题，

我们就必须研究只在美国、日本、印度和菲律宾存在的那种对外开放的高等教育制度。

这些评论无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关于教育需求的几乎是所有经验工作都限定于美

国。然而，即使对于美国，对私人上学需求的解释实际上给予的努力也少得惊人。在19

70年前或其前后，几乎没有完成任何明确的东西，即使到现在，教育需求在运用人力资

本研究方法的大量经验文献中也依然是一个严重的缺项。

现在我们把讨论从正式教育转移到劳动培训。几乎是从一开始起，劳动培训就与正

式教育在人力资本研究框架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贝克尔对普通培训和专业培训所作

的根本性区分，产生了令人吃惊的预言：工人通过培训期间减少的收益自己支付普通培

训的费用（见第九章）。这一结论与早先的马歇尔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马歇尔认为，

竞争性市场机制不会给雇主以适当刺激，促使雇主提供适当水平的在职培训。有关培训

需求的预言，与有关教育需求的预言是完全相符合的，因为正式上学几乎是普通培训的

典型例子。事实上，贝克尔的模型具有正确预言的能力，它表明雇主很少直接支付他们

的雇员所要求的上学费用，这一普遍观察到的实际现象，任何其它研究框架都没有作出

解释（也许马克思主义是一例外）。

两种学校后学习的区分，不久引起了对培训的收益是否完全为各个工人取得的富有

成果的讨论，但它基本上未能鼓励在工业劳动培训方面展开新的经验工作（布劳格，19

72年，第191―9页）。这部分是因为从非正式的在职培训和正式的厂内脱产培训中区分

出不花钱的在职学习具有内在困难（正式的厂外脱产培训或人力培训规划，则属于另一

类型的“培训”）。此外，贝克尔强调培训是工人职业选择的结果，看来忽视了与拥有

充分发展的“内部劳动市场”的厂商提供的培训有关的复杂问题。总之，很难说有关劳

动培训的人力资本研究现在已经作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检验。

在评价移居的成功或失败程度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

在19世纪、甚至是18世纪，出现了有关地区迁移的大量经济学和社会学文献，但那

时的文献除了强调地区实际收入悬殊的作用而外，很少从人力资本角度去研究问题。无

疑，最近在迁移方面的经验工作深受人力资本思想的影响，但对迁移领域人力资本研究

框架经验状态的评价，决不是率直的（另见格林伍德，1975年）。

我们剩下来没讨论的还有医疗保健、工作寻找和劳动市场信息网络。近年来医疗保

健经济学的有效创建和劳动市场寻找理论或”就业理论微观基础”的发展，都是植根于

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不过，它们都很快发展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现在与“经济思想

中的人力投资革命”只有脆弱的联系。

因此，我们对这些问题便一笔带过了（但可参见卡尔耶、怀斯曼和沃克，1977年；

山多梅罗和西特，1978年，第518―25页）。

三、框架的范围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问题汇集起来，这个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就基本上能对就业收益

的决定因素作出全面的解释；它预言，随着年龄增长，形成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整个

生命期的年龄―收益能力下降，它们都是向下凹的。毫不奇怪，受人力资本框架激励的

大量经验工作，已经采取了把个人收益回归为象天赋能力、家庭背景、居住空间、上学

年数、工龄、职业地位之类的变量形式――也即所谓的收益函数形式。

在对所有这些进行研究过程中，要精确地看出哪个假说经受过检验有时候是很困难

的，这与说明上学和工作经验是比天赋能力和家庭背景更重要的因素不同。通过证明个

人倾向于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开始时的工薪低于其它机会所能取得工薪、但有利于普通培

训的职业而对他们自己投资，以此来换取将来更高的工薪，可以说明工作经验已经形成

了人力资本。简而言之，收益随工作经验积累的年数而上升的比率，是由个人选择决定

的。可惜的是，除非假定后学校和在学校投资的所有私人边际报酬率是相等的，要把这

种后学校投资的效应与正式上学投资的效应分开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然而，占统治

地位的证据却是，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报酬率事实上是不相等的，或者换一种说法，人

力资本市场实际上从未达到均衡。总之，还可以实事求是地说，至今为止，我们还不得

不满足于实际上属于正式上学的平均报酬率和不同形式劳动培训报酬率这样一些人力资

本形成的报酬率。

总而言之，可以说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显示了一种简单、但令人惊讶的丰富性，几乎

在每个经济学分支都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不过，对它至今所取得的成就的回顾表明，

从波普主义角度看，这个框架实际上还不是很精致的（布劳格，1976年；罗森，1977年）。

当然，没有什么理由抛弃人力资本研究框架。要取消一个科学研究框架，首先该框架必

须一再受到反驳，其次是它为回避这些反驳所作的特殊调整非同寻常地增加，第三是必

须存在一个与之竞争的新研究框架，新框架力图用不同但同样有力的理论构架来考虑同

一种论据。与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相抗衡的这种竞争框架现在可以说已经露面：它正在审

查假说或背景主义（screeninghypothesisorcr －edentialism）的幌子下传播，它把它

的某些解释同双重劳动市场的新理论或劳动市场分割联系起来。它植根于不确定条件下

的决策理论，它的影响来自于发现雇用工人过程只不过是更大过程的一部分，这更大过

程也就是在缺乏买主或卖主特性的充分信息情况下买主或卖主的选择。

四、审查假说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只要教育的具体收益可以降低，即使是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

劳动市场也能连续吸收。由于职位的教育租金（hiring）标准不是技术常数，而是决策

变量，所以，是否有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被吸收到工薪较低的职位、与此同时每个职位

的平均收益保持不变，或者是否有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按降低了的收益被吸收到与以前

一样的职位，是无关紧要的；在工资由工作特性决定情形下，劳动市场机制将象在工资

由工人特性决定情形下一样运转良好。在任何情形下，职位内的收益都有充分的可变性，

以表明这两种效应是同时发生的；而且，职位可以重新设计，以消除新日职位比较的任

何基础。简而言之，与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相背的东西，决不比与由供求规律决定的工作

的教育要求的人力预测信念相背的东西多。

从保持受过教育的人力的供求始终相等意义上说，这些自我调节的劳动市场可能是

平稳的，也可能是不平稳的，但是，除非在其它情况相同的条件下雇主偏爱受过较多教

育的雇员，否则，这些劳动市场就不可能全都运行。对于雇主为什么始终保持这种偏好，

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很少回答：这也许是因为受过教育的工人掌握稀缺的认识技能，也许

是他们拥有合意的个人气质如自立和追求成就，也许是他们显示出服从组织的规章制度。

但是，不管偏好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依然是，在雇用职员的时候，所有这些合意的品性

都不可能确知。因此，雇主面临着选择问题：由于准确预测工作申请者未来实绩很困难，

他就力图把教育水准当作区分新工人的能力、成就动机和可能的家庭根源的审查工具，

也就是用教育水准来衡量个人品质而不是认识技能；认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职培训

所需要的，因此，雇主实质上是根据雇员的培训潜力来选择工作申请者的。这也许不是

这个故事的全部内容，但它无疑囊括了这个故事的大量内容。果真如此，在收益和上学

时间长度之间所观察到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在人力资本理论家的著作中占有突出

地位），或许可以表明上学和以培训潜力为特征的品性之间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

因此，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是为雇主提供了一种选择工具，这促使我们现在考

虑正式上学是否是我们可以为了选择雇员而设计的最有效的机制。这就是所谓的审查假

说或背景主义理论，它现在已经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为许多作者所发展（见布劳格，1976

年，第846页）。

这个课题遇到了障碍，它很容易解释雇员开始时的收益，但要解释长期雇员的收益

却很困难。雇员收益并不是只与上学时间长度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工作经验的年数紧密

相联。雇主有充分的机会要求长期工作的雇员不能靠文凭吃饭，而要拿出独立的工作实

绩证据。另外，有证据表明，在工作经验的前10―15年中，收益与上学时间长度之间的

内在联系实际上是增强的，这一事实很难用审查假说的这种弱解释来解释（见布劳格，

1976年，第846页）。

不过，背景主义的强解释克服了这些困难，它考虑到了工作实绩在企业内部基本上

是以部门为基础进行评价的。每个按等级组织起来的部门都是在它们所拥有的“内部劳

动市场”基础上运营的，它们的基本职能是根据无法预测的需求变动保证产出，同时使

整个企业劳动力流动的费用最小化。结果，具有足够人力缓冲能力的部门，保证每个新

招用的人员在其整个工作生命期间按相当确定的顺序晋升。这样，背景主义弱解释中以

能决定开始时薪水的文凭为基础的让人有几分满意的区分，现在扩大到了整个生命时期

的收益。这一论点并且由于引入了各种“制度”因素而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些制度因

素包括垄断性雇主倾向于与工人分担专门培训的费用、厂商对周期性收缩反应滞后、在

促使用受过较多教育的工人替代受过较少教育的工人过程中集体谈判的效应、以及卖方

的背景主义现象（专业协会由此可在国家法律许可的前提下施加压力，要求提高教育要

求）。

背景主义理论、尤其是它的强解释，看来对教育政策具有激进的意义。例如，它表

明，教育扩大对收益差别不可能有太大影响，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只会提高雇用标准：

大学生的绝对收入将会降低，高中生也一样，因此，教育引起的收益差别将保持大致不

变。不过，这种论点与人力资本理论并没有什么水火相见的。这里的问题是，提高雇用

标准是否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因为这意味着大学生完全替代高中生、高中生完全替代

小学生，因此，教育制度只不过是一个专断的分类机制。然而，即使在这种极端的背景

主义解释中，我们仍然忘记了对学校教育需求的解释，如同人力资本理论所做的那样：

雇主根据教育背景审查，向部分雇员发生了最大化被选中概率的“信号”，也就是取得

教育文凭，这种信号刺激实际上是由教育投资的私人报酬率传递的。

如果大学生不能完全替代高中生，并以次下推，则就会存在教育投资的一种真正的

社会报酬，并且并不正好等于私人报酬。在那种情形下，背景主义理论变成了对人力资

本理论所作错误测定的攻击：教育投资的社会报酬率是具体职位选择机制的一种报酬率，

而不是在提高劳动力素质过程中所投入资源的报酬率。不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背景

主义者成功地根据这种思想对社会报酬率作出定量计量。

审查假说的抱负显然要比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小得多：它对卫生保健和地区迁居未置

一词。此外，审查假说集中注意的是劳动市场的需求一方，而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则突出

供给一方，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真正说来，两个研究框架也许是互补的，而不是替

代的。事实上，韦尔奇（1975年，第65页）已经发现：“为了更高的未来收益前景而放

弃当前收入这个人力资本的基本思想，只是假定学校教育和收入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凭空

捏造的。在这种限度内，它与学校主要是鉴定先天技能的审查观点、与市场技能是在学

校产生的观点，都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两种解释之间的差异的确是学校是否产生或是

否仅仅鉴定这些对雇主有用的品性，则能够对它们作出区分的经验证据也许是有关学校

教室里究竟干了些什么的证据。可是，双方都没有注意劳动市场数据，都在全力应付他

们的反对者。但是，没有什么市场检验能够区分人力资本解释和审查解释，因为，问题

不在于学校教育是否解释了收益，而在于为什么用它来解释。

要找出仅仅预言一种结果与用令人信服的因果机制解释它之间的差异的更好范例，

大概是困难的。就某些目的而言，这种差异不算回事，但对另一些目的来说，这种差异

却至关重要。而且，广泛传播的信念是，带着没有超越经济学的规定范围的顾虑去考察

象厂商和教育系统这样的经济制度的内部运行，并不是经济学家的事情，这种信念很可

能有力地排斥发展对象这里所考虑的教育和收益之间这种可以观察到的内在关联的解释。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种焦虑的感觉，那就是，背景主义的鼓吹者在没让他们的理

论作出决定性预言（这可能证明他们的理论是一种谬误）的情况下，便在很大程度上满

足于通过指出“教育膨胀”来证明他们的理论。一种可检验的理论关键是确定如果这种

理论正确，世界就不会发生什么情况。

要搞清楚背景主义排除了哪些世界情况，有时候是很难的，尤其是至今为止背景主

义者故意回避对“教育生产函数”的任何调研。但这并不是说有关争论只不过是小题大

作。正在争论的问题是，劳动市场是否向整个儿因社会信号而变化的个人发出不受干扰

的信号。争论围绕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报酬率而不是私人报酬率的意义。在这种意

义上，争论是围绕规范价值而展开的：我们要根据教育背景为工作界选择个人吗？当然，

如果不要，编制对工人进行选择以便把他们分配到特定职位的工具，对人类来说也不是

难事。但是，这项工作极其频繁，存在一个规范化问题，首先是应该确定一个基本的实

证问题：教育系统给人分配工作的效率如何？在卷入伊凡?伊里奇的《反学校教育社会》

（1971年）以前，我们应该努力搞清那个问题。

五、最终评价

我们所作讨论的目的是搞清：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现

在我们已经对这个框架过去十年的发展作了次扫描，我们是否与答案接近了些呢？

科学研究框架的评价从来不是绝对的：研究框架只有联系力图与他们竞争而解释类

似现象的其它研究框架才能作出评判。可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没有研究范围大致相等

的竞争对手。标准的、没有时间局限的消费者行为和利润最大化厂商理论，对学校招生

和在职培训这类现象提供了某些解释，但它们无力说明雇主和雇员之间培训费用的分担。

经典的社会学显然对教育和收益的关系提供了其它解释；而双重或分割的劳动市场的理

论则无疑地闯入了人力资本理论家紧紧盯住的区域。在这里，困难之一是在阐述假说、

尤其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范围之外的新的可证伪假说时，缺乏精确性。审查假说存在类

似的困难，因为它的鼓吹者大多满足于对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发现的事实作不同的因果解

释。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框架大多已开始抨击收益差异问题，因而实际上无法

在同一领域与人力资本理论竞争。

这样，我们被指责在很大程度上用它自己的概念评价人力资本研究框架，这严格说

来是不行的――若用它自己的概念来评价，即使最平庸的研究框架也不会太差。当然，

认为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现在存在一些“危机”是有根据的：它对私人的教育需求的解释，

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确证；它对教育的供给提出了建议，但它还没有开始解释我们所

观察到的教育资金模型和大中学校的产权问题；它对后学校培训的考虑中，对没有费用

的边干边学作为一个简单的时间函数的作用重视不够，没有注意到“内部劳动市场”的

组织规则；它对报酬率的反复计算发现了不同类型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很不相同，但它

假定各种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率均等，还是很轻松地解释了收入的分配。更坏的则是，

它一直采用特定的辅助性假定解释每个非常的结果，有时候毫无根据地利用新数据集合

拼凑出相同的计算结果，而且做得顶峰造极，而这正是科学研究框架退步的典型标志。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应该给予的肯定作出肯定。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已经逐步摆脱

了它的某些早期的朴素表述，并且抓住了一些传统上忽视的经济学问题，如个人收入的

规模分布问题。此外，它从来整个儿忘记实现它的基本目标，即阐明现实世界中一系列

显然没有关联的现象，是有限的个人决策模型的结果，具有放弃当前收益换取未来收益

前景的共同特性。在这过程中，它发现了新颖的东西，如教育和年龄特定收益之间的内

在联系，这开辟了经济学研究中全新的领域。这种倾向将来能否保持当然只是个人猜测，

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信徒的著作中首次出现了审查假说，而且，至今为

止检验背景主义假说过程中最富有成效的经验工作，与人力资本理论是友好的，而不是

敌对的。

没有什么比预言科学发展的未来进程更容易了――但也没有什么更可能出错了。然

而，我们还是要偏向虎山行。从其各种可能性说，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决不会覆灭，但它

会逐渐衰落，为新的理论所吞并，这就是教师和学生、雇主和雇员、实质上也就是所有

买主和卖主当他们的个人品性对完成交易十分重要、但有关这些品性的信息又处于不确

定情形下时，他们相互选择的理论。在这当中，审查假说将是“经济思想中人力投资革

命”的明显转折点，一个使对个人生活周期顺序选择的理解更丰富、更全面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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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类似地，人们还有兴趣质问教育对经济增长产生了

什么影响而不管提供正式教育的内在动机是什么。20世纪60年代初迅速膨胀的有关增长

核算的文献的主题，就是力图回答这一问题，但最近对总生产函数概念发生的怀疑，已

经使人们完全不再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见R．R．纳尔逊，1973年；E．?E．丹尼森，19

74年）。经过内省，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会怀疑丹尼森式的增长核算是否为人力资本理

论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许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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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

第十四章　新家庭经济学

一、家庭生产函数

最大化家庭（效用）的芝加哥理论，有时被称为新家庭经济学。它为我们提供了对

方法论原理的最新的具体阐述。从加里?贝克尔1965年的有关时间分配理论的文章，以

及此前雅可勃?明塞和贝克尔在生育率、人力资本构成和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方面的

研究工作开始，新家庭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种范围广大的研究框架，对家庭的市场的和

非市场的所有形形色色的活动作了一致的解释：最初的婚姻决策，生育孩子的决策，丈

夫和妻子之间家庭爱好的区分，劳动市场上的参与程度，最后甚至包括通过离婚而解散

家庭的决策。

根据传统的观点，家庭是由一个人构成的，它最大化从市场里购买的物品和服务所

规定的效用函数。新家庭经济学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

最大化生产函数，其投入为不同家庭成员的市场物品和时间、技能以及知识。结果，这

不仅扩大了通常属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问题范围的微观经济学标准工具，

而且改变了对消费者行为的传统解释。①就象兰开斯特的

特性理论（见第六章）一样，消费者被认为是最大化从属于物品的效用的，这种效用主

要取决于所消费的物品的数量；因此，他们不会最大化比如说他们所作旅行的数量，而

会根据旅行的各种特性（速度、舒适、费用等）把它们变换为不同的旅行模式，使之变

成生产家庭合意的商品――“旅行”的投入。事实上，家庭规模、年龄结构、教育水平、

种族、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其它指标，现在除了传统上的作为价格和收入变量外，还

通过它们对家庭生产的服务的影子价格的影响，引用为家庭消费的解释变量。

新研究框架武装了新的“硬核”。在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或所有家庭决策（包

括组成一个家庭单位的决策）都是各种选择反复权衡的结果这种理性主义观念上，新研

究框架没有新东西。但极力回避对偏好随时间变化而变动和不同人的偏好不同这对孪生

假说的依赖，则是它的创举。未作具体规定的偏好随时间变化而作的变动和未作具体规

定的不同人的偏好的差异，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正好能解释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任何行为。

因此，家庭经济学中的新研究框架是站在明确的“消极其发”立场上的：没有偏好问题。

为了积极地表述它，“普遍而（或）一致的人力行为可以在不引进‘偏好保持相同’这

个备格的情况下，用对效用最大化行为推广了的计算进行解释”（施蒂格勒和贝克尔，

1977年，第76页；又见贝克尔，1976年，第5，7，11―12，133，144页）。

因此，作出稳定而相同的偏好函数这个假定的原因，显然是方法论方面的：它是为

了明确作出有关行为的可确证的预言，尽可能避免建立在偏好变动、偏好差异、无知和

冲动或神经质的行为基础上的特殊解释。所以，可以发现，象现代经济学中的少数其它

研究框架一样，芝加哥研究框架是坚定地采用卡尔?波普设计的方法论形式的。由于这

种原因，即使不因其它理由，这个研究框架也应得到我们的关注。

然而，这里不是对芝加哥家庭生产模式作出全面评价的地方或时候。它的主要思路

是清晰的，但它的许多详细内容还有待确定；它已经开始受到严厉批评①，

但不作出批评性讨论，就不可能对任何新生研究框架的优缺点作出

公正的评价；

此外，恰当的评价还必须考虑家庭行为的各种社会学的和人类学的解释，这就将把

我们带到了遥远而陌生的领域。因此，我将把自己限定于对贝克尔的著作作出某些挑战

性的评论，这也许能刺激读者去研究新家庭经济学，形成他们自己的评价。

二、自相矛盾

正如我们说过的，贝克尔决定把如波普所说的免疫策略减少到最低限度，具体地说，

也就是避免一旦理论与观察结果矛盾时作出特殊解释。然而，他常常采用特殊假定以便

得到可检验的内容的做法，却又与这种决定相背。例如，人力资本形成是以它是对儿童

“质量”的投资这种借口而进入家庭生产模型的，而拥有孩子的决策则始终当作在孩子

“数量”上的投资；孩子则被视为培育他们的双亲希望消费的耐用消费。模型预言，家

庭收入并不与家庭中孩子的数量、而与从孩子的帮助中取得的效用正相关――在家庭生

产函数中，孩子的数量和质量被认为是可以替代的。而且，由于母亲抚育孩子的时间的

机会成本的影响，随着家庭收入提高，会发生为了节省时间而以孩子质量对孩子数量的

替代：一句话，富人拥有较少但教育良好的孩子，穷人则拥有较多却缺乏教育的孩子。

但是，关于生育行为的模型的这个核心结论――

在任何时点和所有家庭之间，收入与生育呈负相关关系――

不是由模型本身解释的，而是用用来帮助解决初始的最大化问题的似是有理的辅助

性假定（如对儿童质量的需求的收入弹性，要比对儿童数量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大得多）

来说明的（贝克尔，1976年，第197，199页及105―6页）。

类似地，在贝克尔的利他主义经济学理论中，他断言，捐赠者收入的增加将不成比

例地增加他的慈善捐赠，而受赠者收入的增加产生的效应将正好相反（第275页），他对

“合意的决策”进行了尽情嘲讽，而这种“合意的决策”正是捐赠经济学传统方法得出

这种充分证明的结果所要求的。然而，这种结论又是基本上取决于对捐赠者效用函数的

形式和受捐者的福利作为一个自变量在那种函数中作用形式这二者作出什么假定。

或者进而言之，贝克尔不可能得出他的犯罪理论中的某些结果，例如，在对罪犯之

间的风险偏好没有作出辅助性假定时，较之于判罪后的严厉惩罚，判罪的可能性对罪犯

具有更大的威慑力（第48―9页）。换言之，贝克尔自己的分析方法几乎与传统的分析方

法一样特殊；如果没有随意增加的额外信息，单期、静态的家庭生产模型的数量计算，

就完全不可能得出人力行为各方面问题的明确的数量结果。

三、某些结果

贝克尔的著作全都简易得很容易被人当作漫画讽刺的对象，因为为了得到有时不说

是平庸的、也是浅显的内容，它们使用了相当复杂的工具。①

他的婚姻理论是从下列观察开始的：“由于男人和女人为寻找配偶而竞争，所以可

以假定婚姻中存在一种市场”（第206页）。一个人当“结婚的预期效用超过继续单身的

预期效用或再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配偶的预期效用时”，就会决定结婚（第10页）。结

婚的收益来自于在投资于非市场活动的时间的生产率和获取市场物品的力量方面男人与

女人之间的互补（第211页）。为了解释实际中的婚姻模式，贝克尔运用了埃奇沃思的随

意交换经济的“核心”的理论②，以表明男人和女人按照

家庭生产的可买卖和不可买卖的“商品”的产出在所有婚姻中最大这一原则相互选择而

组成家庭：“一种选择，如果个人不根据这种选择相互成婚就不会结婚并相互得到更多

的好处，则这种个人选择就可以说是一种均衡选择”（第10页）。根据不同目标中男人

和女人的比较利益分析完“适当的婚姻”后，贝克尔又评论说：

婚姻的收益也取决于品质，如美丽程度、智力、教育等，它们或许会影响非市场的

生产率和市场机会。选择的分析……表明，品质价值的提高一般会增加婚姻收益，因为

品质价值的提高对非市场生产率有积极的影响，市场生产率则保持不变。可以相信，这

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缺乏吸引力或不很聪明的人很难与比较有吸引力或比较聪明的人结婚

［第214页］。①在经济学文献中，大概很难找到比这更

好的用大锤敲钉子的例子贝克尔研究框架的一个更为严峻的困难是，家庭生产模型的阐

述过于一般化，因而几乎适应于任何发现。在研究贯穿人类历史的婚姻模式的人类学文

献中，遇到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一夫一妻制逐渐成为整个世界的主要婚姻模式，而曾

经相当盛行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制为什么又急剧没落。贝克尔假定把男人和女人联合

成家庭而取得的生产力收益服从报酬递减规律，由此把一夫一妻制的兴盛原因解释为它

是各种夫妻形式中“最有效的婚姻形式”（第211页），但是，如果事实表明由多个交互

作用的家庭构成的联合家庭占优势，则只要设定不同形式的婚姻收益函数，这种假定就

可以轻易地适用于联合家庭模式。

的确，贝克尔自己承认，存在一些能够说明多夫多妻制的有关男人生产率差异的假

定，一种多夫多妻制的特殊解释（第239页）。换言之，如果不加上性别角色行为方面的

各种文化约束，这种理论就不可能预示一夫一妻制的优越性。事实上，新家庭经济学也

许表明家庭成员合理地使他们适应于家庭内家庭工作的传统分工，但是，这种分工本身

并不合理吗？给定相当大程度上反对妻子成为边际工资获得者的劳动市场的约束，丈夫

和妻子被认为是根据比较利益原理来分担家庭工作的。现在，我们已经运用了关于市场

机会约束的习惯与传统，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它们排除在偏好函数之外呢？（费伯和

伯恩鲍姆，1977年，第20―1页）。

除了说明一夫一妻制的盛行外，贝克尔的婚姻理论还直接解释经过充分论证的“积

极联姻”现象，换句话说，也就是门当户对有利于婚姻匹配的现象，在这里，“门当户

对”是以象年龄、身高、教育、智力、家系、宗教信仰、人种、财产数量、居住面积等

等品质来衡量的。然而，贝克尔的理论预言，从夫妻取得的收益能力来说，会有消极的

联姻，因为他们在家庭生产中是封闭替代的。可是，这种预言却是与有效的证据相矛盾

的。然而，他争辩说，他的理论涉及所有婚姻，而有效证据则有失偏颇，因为它只考虑

妻子正在工作的那些家庭（第224―5页）。因此，我们将论证的结果摘录如下，其中几

乎全是言过其实的空洞结论：

……经济学研究中有一大堆关于行为的纠缠不清、可以证伪的暗示。例如，它暗示，

智力、教育、家系、家庭背景、身高和许多其它变量‘门当户对’的双方易于相903经济

学方法论互成婚，而从工资率及其它一些变量角度看，这却可能是‘门不当户不对’的

婚姻。工资率相对较高的男人与工资率相对较低的女人结婚（其它变量保持不变）这一

暗示令许多人惊讶，但一旦把有效数据调整为大多数不工作的已婚妇女的有效数据，它

就会与这些数据一致。经济学的探讨还暗示，收入较高的人结婚较早，且离婚较少，这

些暗示与有效证据相符，却悖于一般信念。还有一种暗示是，妻子相对收入的提高使婚

姻破裂的可能性增加，这部分地解释了黑人家庭的离异率大于白人家庭［第10―11页］。

理论又一次表明它适应于有关结婚和离婚发生率的所有已知证据（第214，220，22

1，224页），这在给定模型的易变性情况下，是不足为奇的。例如，为了把购买的市场

物品和服务连同不同家庭成员自己的时间和技能变成“全部收入”的单一总和，它假定，

家庭的“技术”保证规模报酬不变，没有联合生产，而且家庭所有“商品”的生产都同

等地受到象教育这样的生产率自变量要素的影响（这些假定保证了微观生产函数有意义

的加总）。抛开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允许存在联合生产以及通过家庭成员的差异显示

出来的品质的多样性，几乎能解释观察到的任何婚姻选择（第226，228页）①。

“我的分析是否证明了比较漂亮、媚人和能干的女人易于同比较健壮和成功的男人

结婚这种流行信念呢？”贝克尔（第223页）问道。答案既是又否：积极的联姻一般是最

合适的，因而会自发出现，但它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收益能力的差异标志着消极联

姻。因此，如果漂亮而能干的女人婚姻上很少失败，这一定应当作理论的有力确证吗？

最后，当我们增加上“喜欢”（Caring）时，任何事情都能发生：“大多数人无疑发现

在恋爱婚姻中市场配置概念是奇怪而不现实的。但正如我表明的，喜欢能强烈地修正恋

人之间的市场配置”（第235页）。事实上，“喜欢”完全能够把消极的选择转化为积极

的选择（第238页）。

四、又一个证实主义

除了不断采用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形式外，整个贝克尔的著作还的确受到了证实主义

的比较轻松的自由选择的影响：

我们从传统上为经济学家们忽视的有关人类行为的有效证据开始，然后我们自己暗

自庆幸，除了运用标准的经济逻辑外，我们并没有用任何更多的东西来解释它。我们从

来没有做的是作出真正惊人的暗示，指示我们注意迄今没有料想到的“新奇事实”，那

就是，这种理论没有具体打算作出预言。而且，我们认为这种经济学的探讨比任何其它

有效的探讨都优越，但我们把比较的范围限定于我们自己的优势，却事实上从未确定我

们知道的其它探讨方法①。显然，如果这些是游戏规则，

则我们简直不可能害怕有何损失。

就其本身而言，在各种智力活动中建立经济学霸业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赞的，尤

其是它曾经同意，象贝克尔（第8，9，14页）那样，经济学的探讨不适于对人类行为的

所有方面作同等的考察。可以设想，经济学家对其它知识领域的侵入的合理性，既得到

了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科学角度研究老问题的新鲜眼光的证明，也得到了这种侵入

在经济学传统主题上的反馈效应的支持。不管我们对芝加哥研究框架在前一方面成就的

评价如何，都难否认它对后一方面的贡献。

毫无疑问，消费的非金钱费用、特别是时间丧失的费用，对于分析与旅行、娱乐、

教育、迁居、保健、事实上还有对有关可消费物品和服务的性质知识的搜寻行为，均具

有解释价值。②家庭与厂商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相互作用

的传统描述――在这种描述中家庭基本上仍然是单个人的决策者，在有些方面也的确是

非常不恰当的。不管家庭行为问题通过把家庭视为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而得到最佳解决

是否仍然是一种未决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家庭生产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与兰开斯特的需

求探讨相抗衡的一些东西。最后，如果对于敢于规定强“积极其发”的研究框架除了赞

扬外别无可言，那么，还有什么比提出下列假设更强或更大胆呢？这个假设就是所有人

类行为都只想根据完全稳定和全部一致的偏好最大化有约束的效用函数。这样一种理论

的确引起了严格的检验，而如果波普是正确的话，则严格检验就是科学进步的明证。我

怀疑贝克尔及其同事总是实践他们的说教，但他们至少明显地使用了他们认为正确的方

法论标准。

没有什么比以意识形态的缺点反对框架的“硬核”，并对理论的“保护带”吹毛求

疵来扼杀新的研究框架更容易的了。

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应教导我们评价哪怕是相当成熟的研究框架是怎样的困难。家

庭经济学中的芝加哥研究框架是一个已经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的未竟事业。①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框架在犯罪研究方面做得很出色，在婚姻和生

育方面逊色一些，而在社会交往方面则最差，这并不是因为它在后面这些问题上没有推

导出“定理”，而是因为这些定理的内容太空洞了。毫无疑问，五年以后我的想法会相

当不同的――而这也正是它应当如此的。只有愚蠢的庸人才会对科学研究框架一锤定音，

恒古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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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用贝克尔的话说（1976年，第169页）：“传统的

家庭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单个人家庭的理论，它几乎是、但不完全是毫无意义的（斜率为

负数的需求曲线的重要定理［原文如此］使它免于完全无意义）。相反，新家庭理论是

一种多个人家庭的理论，这种家庭有独立的效用函数。新家庭理论的核心是家庭成员在

有关孩子数、婚姻、与工作小时有关的劳动分工和在市场与非市场技能方面的投资、对

家庭成员危险的防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一般内部财产转让等等方面的相互协调和作用。

因此，经济学家们只是开始考察传统上由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所考察的家庭

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与30年前的厂商理论基本上一样，家庭已经从在经济学上毫无意

义的领域转变为最令人兴奋、最有希望的领域之一。”

①但请见莱宾斯坦（1974年；1975年）、基利（197

5年）和福尔普（1977年），他们都只是把生育行为的经济理论作为新研究框架的一个部

分。莱宾斯坦（1974年，第463，466，468―9页）对芝加哥学派不同成员的各种方法论

态度作了有趣的评论，但他通过否认预言能力是理论有效性的酸性试验，对他自己的方

法论网开一面（1975年，第471页）。也可参见费伯和伯恩鲍姆（1977年），这是迄今唯

一力图对整个新家庭经济学作出批评的著作。

②埃奇沃思的“核心”理论研究的是在缺乏象价格制

度之类的任何东西情况下，一批持有一些初始商品的经济人的情形；这些经济人为了通

过贸易改善他们的地位而自由结成集团和联盟，并且，除非每一个经济人都自愿同意那

种最终结果，否则就不允许通过贸易而进行商品的再分配。随着经济人数量的增加，它

能足以令人惊讶地表明，（1）“核心”包括同意商品最终分配的所有经济人，这种最终

分配也就是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制度必然形成的商品的均衡配置；（2）从其极限说，竞

争均衡配置集合是满足“核心”的稳定性要求的唯一结果。对这个非常困难的题目的简

单讲解，见约翰圣（1978年）。

①参见布林德（1974年）在刷牙经济学方面和伯格斯

特龙（1976年）在睡觉经济学方面拙劣的幽默。

①这种论述忽视了“爱情”问题，无论如何这总是使

任何事情具有微小的差别：“在一定的抽象层次上，爱情以及象性生活或与特定的人经

常进行封闭的交往之类心驰神荡的恋情，可以考虑为特殊的非买卖的家庭商品，因而这

种分析无需增加任何东西”（贝克尔，1976年，第233页）。这本书实际上充满了这种自

傲、更不用说缺乏幽默的句子。

①抛开这些假定也使估算家庭防护函数甚是困难，并

难于得到排斥规模报酬递减和联合生产的独立证据（见波拉克和华彻，1975年，尤其是

第256，270页；

1977年）。

②例如，芝加哥框架能够说明哪怕是完全竞争条件下

的广告现象（斯蒂格勒和贝克尔，1977年，第83―7页）。

①“我并不认为”，贝克尔（1976年，第206页）否

认说：“已经展开的分析足以解释各种文化或时间中的婚姻模式的所有相同点和差异。

但是，‘经济学的’探讨确实相当漂亮，显然要比任何其它有关探讨要好得多。”在该

书的后面，简要介绍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几项研究，那全是我们老是看到的相竞争

的、非经济的婚姻模式分析。

①贝克尔（1976年）列举了到1975年左右为止的大多

数贡献。自此尔后，又有了许多新的进展，例如参见贝克尔、兰德斯和迈克尔（1977年），

费尔（1978年）。又可见麦肯尼兹和图尔克（1975年），一本新家庭经济学的通俗教科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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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

第十五章　结论

一、现代经济学的危机

在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里，经济学深受公众尊敬，经济学工作者春风得意，这一切

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危机”、“革命”与“反革命”

就充斥了街谈巷议，远远超出了经济学专业中一些主要代言人自我批评。用华西里?里

昂惕夫的话（1971年，第3页）来说：“根据想象、假设，而不是根据观察到的现实不断

形成的先入偏见，导致了评价和区分学术团体成员实绩优劣的日常价值尺度的混乱。根

据这种尺度，经验分析的地位还不如数学公式的推理。”里昂惕夫并且认为，经济学家

们对他们所用的数据的质量太不关心，他把这种态度归罪于工具主义的或“如果……，

则……”理论模式的方法论之灾难性影响（第5页）。H．P．布朗（1972年，第3页）比

里昂惕夫走得远得多。他提出，现代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全

都是随意而定的，那些文献则是飞机上吹喇叭――

唱高调，他把建立虚构世界这种习惯的缺陷，归咎于历史研究对经济学家的熏陶。

D．华斯威克（1972年，第78页）持类似的见解，并且指出：“现在存在一整批抽象经济

理论的分支，它们已经脱离具体的现实，与纯粹数学几乎没有二致。”①

本杰明?沃德曾用整部书探讨《经济学错在何处》问题，他的答案简

单说来就是，经济学基本上是以切合实际的实证主义外套装点门面的规范性政策科学。

至于经济学作为一种实证科学的程度，沃德作出结论说（1972，第173页）：“期望理论

与实际的基本一致已不再是这门学科的重要特征。”不过，对他来讲，始终无视经验检

验“并不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第173页）与其思路相反，我个人的看法是，事

实上，现代经济学的关键弱点，在于不愿意产生一种其内容明确地能经受反驳的理论，

从而普遍不乐于使这些内容与现实相一致。

例如，我们可以考虑1945年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些优秀分子揭开增长理论秘笈以来的

先入之见。即使这种技术的实践者也承认，现代增长理论远没能洞察这一时期任何实际

经济增长。②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础完全是旧式的静态表述

分析，在这种分析中，构成增长的因素是通过把要素变量技术变化和劳动供给的外在增

长加进其它方面的静态、单期、一般均衡的经济模型而引进的。在考虑处理稳定的静态

增长（全部相关经济变量按比例均衡提高）以外的任何事情的巨大困难时，文献几乎无

一例外地引用枯燥无味的智慧产物――资本积累的“黄金法则”。坦白地说，没有一种

经济已观察到稳定的静态增长，相反，却存在着实际增长总是不稳定、总是不平衡的深

刻内因。

增长理论经常被认为抽象而系统地阐述了在所有基本方面都不变的情况下，能从一

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再生产出自身的经济所必要的条件，因而，这种阐述被认为是反对

各种不平衡增长模型可以研究的参照点。但是，如果在稳定的静态经济增长途径与经济

发展的实际历史经验之间不存在什么一致性的话，要看到增长理论为什么能够期望洞察

不平衡增长的根源或管理经济所要求的政策，并不那么容易。①

因此，这虽然并不是说那种增长理论简直是一种时间浪费，但是，给出它的实践

意义的极限，我们就可能对近年来致力于增长理论的智慧资源的意义产生疑问。显然，

它具有更多的解决逻辑难题而不是推进实证科学的色味。

但是，也许增长理论这个例子过于简单。让我们换一个，考虑新古典研究框架中已

经接近于严格而优美的量子物理学境界的部分――建立在显示编好公理基础上的现代消

费者行为理论。为这一理论作出其最大努力的大经济学家，可以列一长串。正如我们已

经熟知的，没有太多的迹象表明，这些巨大的劳动业已对统计需求曲线的估算起了许多

作用。即便否认这许多东西，也很难证明，在过去九十年中，用于需求曲线负数斜率合

理化的智慧努力的数量和质量，已经在经验工作中结出了相称的实践之果。

或者，再改换一个题目，考虑一下劳动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这些书在不正确地命

名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的标题下，围绕着一些假设前提，耗费大量篇幅考察到底

是什么理论预测劳动市场的状况，展开没完没了的辩论。如果这不是不适度的渲染的话，

那还有什么是？接下来考虑受到根本性批驳的赫克谢尔―俄林定理（Heckscher－Ohlin

theoA rem），这个定理每一本国际贸易教科书都在传教，它是一个2×2×2个变量的模

型，该模型不是为了使理论富于活力而把变量增加到象一个比喻，相反，它进行简化，

简化到不能对国际物品贸易模式作出有效的解释。

最后，取一般均衡存在证明的公式化阐述为例，这项工作已由阿罗、德布鲁、麦肯

普和许多其它人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不可否认，这种工作已促使对经济理论的逻辑

特征作了有一定深度的洞察――完全确定性模型中货币的作用，在所有物品达到竞争均

衡时其货币市场的要求，保持竞争均衡稳定要求有非竞争反均衡的交易的要求，等等―

―但是，可以怀疑的是，一般均衡理论对现代经济理论预测能力的提高已经作出了许多

贡献。即使这还不应形成对一般均衡理论的一系列批评，那当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事实

时就不同了，这种事实是，在一般均衡理论领域的工作被普遍看作是经济学专业智慧等

级中的高层工作，被认为是专业经济学家培训的一个绝对重要部分。而且，在目前，一

般均衡理论是“解答我们自己为自己制造的难题”的最好一种，可是，掌握它的时间，

却正是引导我们远离学习经济学经验方法的时间。

二、无理论度量

但是，经济学家必须大量从事经验研究吗？显然，他们必须这样做。然而，不幸的

是，许多经验研究就象玩网已落地的网球：现代经济学家不是力图反驳值得检验的预言，

却常常全都满足于描述现实世界与他们的预言的一致，这样，用简易的核实代替了繁难

的反证。在文献资料的增长中，在新家庭经济学中，我们都已看到了这种态度的触目惊

心的例子。

把回归分析应用于各个能够设想的经济问题中的文章，充斥杂志，但这没有任何秘

密，在这种努力中的成功，常常依赖于“食品经济计量学”：用方程表达一个假说，估

算那个方程的各种形式，选择最合适的，扔掉其余的，再为了把所检验的假说合理化而

修改理论论据（沃德，1972年，第146―52页）。马歇尔曾经说过，科学解释只是“事后

预测”（prediction wirttenbackwards）。但是，相反的命题就失于谬误：预测不一定

是事前解释（explanation written Forwards）。完全不能对各种对立的解释作出鉴别

的经验工作，很快就会堕入一套愚钝的工具主义，但这不足以说明，现代经济学中的大

量经验工作是那种结局的罪魁。

荒唐的夸大其词吗？或许有些，但是，持有这种见解的人有许许多多。彼得?肯内

（1975年，第xvi页）以激烈的语言表达了相同的思想：

在我们的定量工作中，我发现了一种危险的模棱两可。我们没有足够细心地对假说

的检验和结构关系式的估算作出区分。在经济学中，这种模棱两可是蔓延的……我们应

当在经验的解释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思想，因为它能帮助我们鉴别具有不同经济含义的

假说。我们喜欢的理论，同根据有效证据经过自我反省而得出的某些其它理论相比，不

一定一样好、或更好些。

那些明确地反对正统学说的人，常常有相同的毛病。所谓的剑桥资本理论之争，更

准确地说应是职能收入分配理论之争，已经热闹了二十年，在此期间，除了“规范化的

事实”如资本―产出比率的不变性和劳动相对份额的不变性而外，没有提及任何东西，

而如果严格考察，这些“规范化的事实”则全非事实。英国剑桥和美国剑桥之争的根本

问题，在论战的最高权威之一琼?罗宾逊（1973年，第xii页）看来，并不是著名的度量

资本问题，也即是储蓄通过价格变动决定投资还是投资通过工资―利润比率变动决定储

蓄问题。显然，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型对自发投资赋予了关键作用，当处于非充分就业

状态时，它显然完全能形成良好的感觉。另一方面，如果财政和货币政策成功地维持了

充分就业，就会发现增长基本上取决于储蓄，而不是投资，在这种情形下，反凯恩斯主

义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是恰当的。因此，投资和储蓄各自的首要地位问题，也就是决定

世界是用充分就业的均衡来描述好，还是用就业不足的均衡来描述的好。

然而，由于整个论战围绕着稳定状态增长理论的来胧去脉，由于双方都同意稳定状

态的增长在现实世界中甚至从未趋近过，所以，正如他们最近所论述的，两个剑桥之争

不可能通过经验研究来解决。但这并没有阻止双方都极度疯狂地就这个问题展开斗争。

两大阵营的主角都把这场论战描述为“范式”之争，但事实上两种范式是相互交叉的，

实际上是整个儿重迭的。除了修辞上的浮夸，两个剑桥创立理论的风格没有什么差异。

①甚至在美国日益壮大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也在“讲个

新故事”方面花费了他们最大的力气：假如社会科学可以根据偏好还原为选定的“硬核”，

则相同的旧事实可以用力量较量的范式而不是用效用最大化的范式作出不同的解释（见

沃兰德，1972年；阿普尔鲍姆，1977年）。《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在经济学王国、

种族与性别歧视、教育的金钱报酬、以及社会流变模型方面的一点经验工作，缺乏能够

对主流的和激进的预言作出区分的、表达非常明确而清晰的假说（布朗芬布雷纳，1970

年；林德贝克，1971年）。但是，激进经济学家至少的确有了在他们的方法论基础上明

确地宣言他们的偏好的借口，他们把社会与政治关联的经验有效性视为“优秀”理论的

酸性试验。①实际上，如果说可以认为激进经济学家们有

一种共同的方法论的话，那它看来就是唯意志论或“想当然”的方法论。

类似地，晚近的奥国学派主张根据没有得到经验支持的先在推理进行他们的经济考

察，从而否认经验检验是一种确定他们的结论之有效性的方法。与此相反，制度主义者

力图用确定的模型来使经济行为模式化，并满足于对经济运行的“理解”，即使这意味

着预测经济事件实际进程的能力微小也在所不惜。最后，马克思主义者则深深地沉湎于

实在论哲学，因而不愿意使用经验检验的防护手套：他们当然希望正确地作出预言，但

是，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座容量广大的免疫战略库，以保护马克思主义反对任何已无法实

现的预言。总之，激进学派、现代奥国学派、制度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轻视证

伪主义的方法论规范都有了非常漂亮的借口。

三、又一个证伪主义

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这样的借口。他们强调使理论服从经验检验的重要性，但

他们只按照他们断言的方法论准则行事。分析的精美、理论工具的经济，以及甚至是由

比较夸大的简化而取得的最广阔的可能范围，常常无视其预测能力和对解决政策问题的

意义而频频受到褒奖。现代经济学现行的科学哲学事实上或许是以“无关痛痒的证伪主

义”为特征的。

当然，还有一些诸如沙克尔或现代奥国学派的学者，他们争论说，在象经济学这样

的课题中，预测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但这些经济学

家终究是少数。就大多数情形而言，证伪主义在现代经济学的战斗中已经获胜（可以说

在其它社会科学的某些部分也取得了同样的胜利）。现在的问题是说服经济学家们严肃

地运用证伪主义。

四、应用经济计量学

对于经济学家们未能实践他们鼓吹的方法论的原因，是不难想出一大堆理由的：当

相互竞争的“进步的”研究框架出现时，有时候所有的科学家都会顽固地死死抱住“退

化的”研究框架不放，而经济学家们的这种倾向则尤其强烈，因为经济制度与自然状态

不同，必须进行评价，但很难得到公正而毫无偏见的研究。而且，经济学家一直与与政

府政策有关的问题打交道，因此，他们的主要经济学说，不仅从拉卡多斯意义上说是科

学研究框架（SRP），而且也是政治行为框架（PAP）。经济理论的这种双重职能，使得

某一特定理论同时可以既是“退化的”科学研究框架，又是“进步的”政治行为框架，

也即为政府提供一份详尽的政策衡量标准单子。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大概是一个这种例子，而晚近的货币主义则也许是正

好相反的例子。）只有当一种理论既是“进步的”科学研究框架，又是“进步的”政治

行为框架时，才谈得上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思想中的“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

义经济学就是明显的例子）。①经济学是一门政策科学这

种事实，至少是拉卡多斯的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不完全适用于经济学史的主要原因，或

者，无论如何，这是它对经济学说史的适应程度要比它对物理学史的适应程度差得多的

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努力区分经济学中的实证命题与规范命题，明确实证

命题应用于经验题目的条件，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发展仍然是一如既往的重要任务。

遗憾的是，对于明确地区分实证经济学中的有效命题与无效命题，我们既没有可靠

的数据资料，也没有有力的技术，而“不发表著述便无立身之处”的职业压力，则一直

促使人①对于这一观点，我要感谢R．G．利普西。

们在经济计量工作方面“玩儿游戏”，这种游戏对于改进数据基础或经常用于检验

经济学假说的标准技术，毫无裨益。在应用经济计量学家作为实际程序而遵循的理论经

济计量学中，弱点要少些。很久以来，这些弱点便用来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常常不愿意

遵循他们坦率承认了的证伪主义规则。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不同的经济计量研究得出

了相互矛盾的结论，而当得到有用的数据时，却又常常没有决定哪个结论正确的有效方

法。因而，相互矛盾的假说有时连续存在数十年甚或数百年之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整个儿抛弃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好理由。但是，这是一种没有

吸引力的抉择，因为它几乎使经济学失去了从大量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最好地解释经济事

件的解释的方法。即使我们说明存在选择最好的经济假说的其它方法（如经济史学家运

用的比较宽松的“概括”方法，或者某些制度主义者喜欢的人种志方法），经济政策制

定者的需求也仍然会促使我们回到使用经济计量学，因为这能单独提供一种定量和定性

微积分。因此，我们的唯一希望是同时完善理论经济计量学和应用经济计量学，并且，

只要进行平凡的实践，应用经济计量学实际上就可望很快得到改进。

托马斯?梅耶（1980年）提出了大量将会大大强化经济学是“硬科学”这种主张的

具体建议。首先，他重复了里昂惕夫的告诫，敦促我们花更大的力气做有关收集数据的

工作。

其次，他对把经济计量结果视为来自“决定性的经验”的证据（而“决定性的经验”

从来是不可能重复出现的）这种倾向表示遗憾，认为大多数应用经济计量学应该努力运

用不同的数据集合反复论证现有的结果；随着我们日益依靠许多证据份量而不是单个决

定性经验，定期调查应该从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的角度把证据汇总起来。第三，他认为，

如果有关杂志能够鼓励以所报告结果的可能有效性而不是以所用技术的技术哲学为基础

的研究，就会有助于提出评价经济计量工作的标准。第四，他建议我们通过要求作者提

出他们所做的所有回归而不只是可能支持他们的假说的特定回归，来提防数据造成的危

险。第五，他提议作者在进行他们的回归时不应用完他们的所有数据，而应留一些作为

检验回归的后备样本；这就回到了早先我们对估算一个结构关系式与检验一种经济假说

的区分。第六，他极力主张杂志刊登报告无关紧要的结果的文章，并要求作者附上他们

未发表的数据，使得他们的工作能够由其它人轻易地确证。最后，他补充说，“给定经

济计量技术的所有弱点，我们应当充分解放思想，接受真理并不总是穿着方程这种外套、

并不总是在计算机内产生这样的观念。检验的其它方法，如求助于经济史，不应当作毫

无用处的老古董”（梅耶，1980年，第18页）。

五、最佳前程

在这本书中，我始终认为经济学的中心目的是预言，而不只是解释，我还暗示过去

内容丰富的所有经济学说，只有正统的、没有时间性的均衡理论――简单地说也就是新

古典科学研究框架――已经表明，它自己愿意根据它的预言来评价。正统经济学的确能

够自夸它已经增强了经济学家进行预言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必须强调即使到现在这种

能力但是怎样的有限。我们不能精确预测超过一年的未来经济的GNP 的增长，我们甚至

不能预测两三年以上的某个部门经济NNP 的增长。①这是

对单纯的过去趋势机械外推所取得结果的一种完善，但无论如何它不足以支持现代正统

经济学的自鸣得意。与此类似，由于问题的广泛多样性――消费物品的需求函数、投资

函数、货币需求与供给函数和整个经济的大规模经济计量模型――在抽样期一个回归方

程的完全吻合，肯定无法指明后一个抽样期相继会发生什么（夏帕克，1962年；斯特雷

斯勒，1970年；梅耶，1975年，1980年；阿姆斯特朗，1978年，第13章）。显然，经济

学家预测经济事件实际进程的能力仍然存在严重的局限，因而，关于主流经济学的怀疑

论还大有存在余地。

现在还有许多其它经济学研究框架，它们用过去完成的公认的经济学说来表达这种

大梦初醒的感觉。激进经济学家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立足之地《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

制度主义者也一样（他们有《经济问题杂志》，是由革命经济学协会出版的）。一份新

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力图把希望在新的方向上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抨击

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问题的人团结起来。相反，另一批经济学家则决定把他们的研究框

架的焦点对准赫伯特?西蒙的“边界理性”概念，这意味着把注意的中心放在经济理论

的基本动力假设上，而且他大概创办了一份新的《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给他们发表

对当代经济理论不满的文章提供了一个阵地。换句话说，我们看来正在进入一个相互抗

衡的研究框架太多、而不是太少的时代。

如果所有这些不同的研究框架研究的是迷住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的同一组问题，事

情就非常简单了，因为我们然后只要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或者无论如何主要根据经验

证据进行选择就行了。可惜的是，许多相抗衡的科学研究框架的基本特征是提出有关现

实世界的、与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所提不同的问题，因此，对它们进行选择就必然遇到

棘手的成果评价问题。所以，经济学方法论不可能告诉我们，在所有这些相互抗衡的研

究框架中，在未来的岁月中哪一个最可能对经济系统运行的重要知识作出贡献。

方法论能够做的是，提供接受或反对某种研究框架的准绳，制定帮助我们区分鱼目

和珍珠的标准。我们已经看到，从它们给经济学家指点实践的速律角度看，这些标准是

有层次的、相对的、动态的，而且是决非明确的。无论如何，我们对任何研究框架能够、

事实上也必须提出的终极问题，是波普提出的众所熟知的问题：什么事件，如果它们具

体化的话说，会导致我们反对那个框架？一个研究框架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就表

明它已经无法满足科学知识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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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即便如希克斯（1965，第183页）这样的现代增长

理论大家也承认：现代增长理论：“曾经繁殖于进行教室练习的一代人；但是，正如我

们仍然看到的，它们是练习，而不是实际问题。它们甚至不是诸如‘如果……将发生什

么’之类的假设的现实问题，其中的‘如果’是指某些明显可能发生的事情。它们是现

实问题的幽灵，我们用通过纯粹逻辑能够找到它们的答案这种方式粉饰自己。”

①两位政府经济学家麦克杜格尔（1974）和赫勒，

（1975）作出了更为精彩的评判，不过承认大多数观点是由里昂惕夫、弗尔帕斯?布朗

和华斯威克提出的。

关于现代经济学中“危机”的这些和其它解释及反应，请参见哈奇逊（1977，第4页）、

奥布伦（1974）和科茨（1977）。

①应该记得霍利斯和内尔注意到（第四章），对于经

济自我再生的条件之研究，是任何正经的经济学科学的“基础”。可惜的是，经济系统

从不在未曾改变的状态下再生它们自身：儿童，姑且这么说吧，从来不完全象双亲。

①英国剑桥的理论有时称之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有一个美国分支，正巧新创办了一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对它的全面总

结见阿西梅柯普洛斯（1977年）和克雷格尔（1977年）。对它的不全面的总结，见布劳

格（1975年，第6章）。

①富兰克林和莱辛尼克（1973年，第73―4页）提供

了一种典型的激进方法论宣言：“激进的剖析是与提倡社会秩序的根本性变动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从激进的透视来看，一种抽象的模型或范畴并不只是一种美学工具［原文如

此］。它的目的在于支持所提倡的变动，或帮助描述所提倡的变动一旦发生就必须摧毁

的堡垒的性质。”

①所以，维克特?扎努维茨（1968年，第435―6页）

用下述语言总结了美国在GNP预测方面到那时为止取得的成就：“经济预测总的说来还是

一大堆心愿，虽然它也包括某些重要成就，而且或许可以进一步改进。根据NBER当前的

研究，大约300―400个预测人员（公司职员和来自各个行业、政府及研究机构的经济学

家）对1953―63年年度GNP的预测的平均误差为100亿美元。虽然这一数字仅占GNP平均水

平的2％左右，但已大得足以构成好经济年与坏经济年之间的差异……预测者认为下一年

的GNP将继续提高，其数量不会低于战后先前年份增长量的平均数，形成的平均误差不会

大于120亿美元。”与此类似，汉斯?塞尔（1966年，第6、7章）已经表明，把投入产出

模型用于预测为期十年的荷兰经济27个部门的价值增值，在给定整个经济实际最终需求

情况下，在预测期为2―3年时，所作预测要比单纯的过去趋势外推要准确，但当预测期

超过3年时，则预测结果非常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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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建议

　　本书第一部分意在介绍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一些读者或许对我的概述能力表示怀

疑，他们会通过先读一读斯图尔特（1979年）的著作而获益匪浅，由于我晚些时候才看

到这本书，故没能吸收其成果。斯图尔特的前六章是经济科学哲学难得的系统介绍，即

使我也不能声称已超过了他。他提供了经济学方法论争论中的折衷观点，与此同时，与

我不同，他对现代经济学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采取了“软件”观。查尔默（1976年）

的著作几乎具有与我的前两章完全相同的背景，但得出的结论却与我迥异。洛西（1972

年）的著作对从亚里士多德到波普（包括波普在内）的科学哲学作了非常有用的历史性

介绍。尼格尔（1961年）的著作确是一鸣惊人，不仅完全反映了两次大战期间科学哲学

的正统思想，而且非同寻常地扩张到社会科学哲学，这是一件新鲜事。观点类同但篇幅

小得多的是亨普尔（1966年）的著作。

波普的所有著作均值阅读且都会得益不少，这可以从他充满智慧的自传（1976年）

开始，然后大抵可按写作的时间顺序来读：（1965年），（1962年），（1972年a）和

（1972年b）。我没把（1957年）一同列入，因为那本书波普自己称之为“我的最令人讨

厌的作品之一”，该书虽然声震遐迩，但却患于破坏力过大。就对波普全部著作的介绍

而言，马吉（1973年）的作品是非常精采的。阿克曼（1976年）则对波普的所有著作作

了哲学色彩较浓的批评性叙述，反映了那些年中波普观点的演进。

库恩（1970年）也是非常值得阅读的。无论如何，如果你想使自己的头脑充满智慧，

就必须阅读库恩的那本书。阅读库恩的著作最好先读一些简短的科学史著作，对此，图

尔明和古德菲德（1963年，1965年，1967年）的著作则可推荐为恰当的起点――而且是

唯一的起点。拉卡多斯和马斯格雷夫（1970年）会把读者引入框架问题的大辩论。费叶

拉本德（1975年）虽然可能有些混乱，但他至少会迫使读者坚持或反对方法论，甚至坚

持或反对科学本身。要找宏大并带有注释的科学哲学参考书目，可参见沃托夫斯基（19

68年，第489―548页），该书同时是物理和社会科学哲学方面内容广泛的中级入门读物。

卡普兰（1964年）的著作大概是学习社会科学哲学的最佳入门书，莱斯诺夫（1974

年）的著作是另一本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的优秀入门书，该书简短，多少带有实证主义

色彩，瑞安（1970年）的书与此差不多。巴恩斯（1974年）的著作带有较浓的社会学色

彩，该书可放在阅读规划的较后部分。

以前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著作，如凯恩斯（1955年）和罗宾斯（1935年），都

带有证实主义倾向，而且至今仍似乎没有作出评注；此外，凯恩斯和罗宾斯的这两部著

作，不论其论述的是什么，均内容丰富，读来令人欣悦。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始于

弗里德曼（1953年）的论文。在对弗里德曼论文的众多评论中，麦克莱兰（1975年，第

3章）可以认为是恰当的。克拉普霍茨和阿加西（1967年）以与我们大致相同的观点作了

与我们的第3章几乎一样深入的讨论。哈奇森（1965年）在区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

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拉特思（1976年）把拉卡多斯的方法论应用于各种经济学

争论，并探讨了它在应用中的问题。

读完上述著作，读者就能够运用我正文中当作向导的参考材料，对他或她感兴趣的

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正文中我象撒胡椒似地引用间接的材料，除了使我穿上学者的外

衣之外，主要动机之一便是便于这些人的进一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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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

附录二　本书专业术语简释

　　引证法（adducsion）布莱克表示非证明性推论的术语，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归纳法。

进攻性方法论（aggressivemethodology）把现在或过去的某些科学实践视为“坏”

科学的任何方法论观点，与“防守性方法论”（de Fensivemethodology）相对，后者力

图为任何先前的科学活动辩护。

阿尔金论题（Alchianthesis）认为竞争代表一种达尔文选择机制的观点，根据这种

观点，消费者最大化效用、经营者最大化利润的世界将产生与物竞天择的世界完全相同

的后果。

分析性命题（analyticpropositions）根据它们自己的术语定义来衡量为真的表述

或命题。

先验论（apriorism）一种把经济理论视为植根于无须独立确证的一些直观上明显的

公理或原理的方法论观点。

描述性价值判断（characterizing valuejudgments）关于所调查客观事实的选择、

调查方式的遵循、选择可靠数据的标准、以及评价发现之有效性的尺度的判断，与评判

世界状态的“评价性价值判断”（appraisingvaluejudgA ments）相对。

因袭主义（conventionalism）一种方法论观点，把所有科学理论和假说都视为不过

是事件的简练描述，它们本身无所谓正确与错误，都只是所储存经验信息的沿袭。

划分标准（demarcationcriterion）把智力活动分为相互排斥的科学与非科学两部

分的任何原理。

证明性推断（demonstrativein Ference）只根据演绎逻辑进行推断的推断方法。在

演绎逻辑中，真的前提必能推出真的结论。

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因袭主义和制度主义的一种退化形式，它把科学的解释

视为只不过是对准确预测有益的简练描述。

杜海姆的不可驳性命题（DuhemCsirre Futabilitythesis）该命题认为，没有哪个

科学假说能在任何时候完全证伪，因为我们必须联系辅助条件来检验假说，因而决不可

能找到一种反驳的根源。

实在论（essentialism）一种方法论观点，它把事物本质的发现作为科学的中心任

务，把事物的本质规定为事物的元素或元素集合，除非这种事物不再存在。

证伪主义（Falsi Ficationism）一种方法论观点，它当且仅当理论和假说的预言至

少是本质上可用经验证伪时，才把理论和假说视为科学的；“朴素的证伪主义”坚持理

论能够由单一的检验来反驳，而“哲学化的证伪主义”则坚持要反驳一种理论必须进行

大量的检验。

硬核（hardcore）拉卡多斯方法论中的一个技术术语，代表团结一个科学研究框架

的领导者们的纯属形而上学的信仰；环绕硬核的是可检验理论的“保护带”。

假说―演绎模型（hypothetica－deductive model）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科学解释

都采取根据至少一个普遍规律连同一组基本的或边界的条件演绎关于一个事件的一种陈

述的形式。（也以解释的覆盖规律模型著称。）

免疫战略（immunizingstratagems）科学家用于保护他们的理论免遭驳倒的一些战

略。在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中，这种战略受到了严厉抨击。

归纳法（induction）根据具体事件或各个观察结果推断出一般规律的方法，常与

“引证法”混淆。“归纳的问题”是指根据纯粹的逻辑基础证明这种推断方法的合理性。

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一种方法论观点，认为所有科学理论和假说除了作为

预言的工具外，别无所长。

看不见的手定理（invisiblehandtheorem）这是一个这样的命题：每个完全竞争均

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反过来，一种帕累托最优的均衡是以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

特征的。

假设不相关论题（irrelevance－of －assumptionsthesis）弗里德曼提出的观点，

认为理论的假设的现实程度与它的有效性不相关。

个人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认为社会理论必须植根于个人态

度和行为的观点。与之相反的是“整体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holism），认为

社会理论必须植根于不可再分的个人集团的行为。

一元论方法论（methodologicalmonism）认为自然的和社会的科学二者只存在一种

共同的方法论。与之相反的是“二元论的方法论”（methodologicaldualism），认为社

会科学不可能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

MSRP拉卡多斯的“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的缩写。

内曼―皮尔逊的统计理论（Neyman―Pearsontheory of statistics）一种统计推断

方法，它教导我们把误差类型Ⅰ（错误决策导致抛弃正确的假说）的机会确定为某个任

意小的数字，然而在给定的误差类型Ⅰ的情况下最大化误差类型Ⅱ（错误决策导致接受

荒谬的假说）的机会。

非证明性推断（nondemonstrativein Ference）完全不依靠演绎逻辑的一种推断方

法，因此，正确的前提不一定推出正确的结论。

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一种方法论观点，认为理论和假说当且仅当它有可能

表明一种物理操作、也即赋给它们的基本项以数量值时，才是科学的。

模型化方法（patternmodeling）一种方法论观点，它力图通过确定事件或行为在被

认为表明某一具体经济系统特征的关系模型中的地位，来“理解”事件或行为。

帕累托潜在改进（potential－Pareto－improvement，缩写为PPI）这是指能够至少

使一个经济参与者以他的方式受益而不使任何其它人受损的任何经济变动，其中不管前

者是否补偿后者以使后者赞成这种经济变动。

定性微积分（qualitative calculus）一个应当归功于萨缪尔森的技术术语，它表

示把比较静态推断用于预测给定的经济变动的符号而不是数量。

进步的科学研究框架（progressive SRP）拉卡多斯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中的一个技

术术语，指不仅能成功地解释与之抗衡的科学研究框架预言的所有事实，而且还能预言

其它框架不能预言的新颖事实的科学研究框架。“退步的”科学研究框架（degenerati

ng SRP）则不能达到这个标准。

理论上的公认观点（received view on theories）两次世界大战间科学哲学中占主

导地位的思想模式，它强调科学理论的形式结构，并把经典物学作为所有科学的典型。

科学研究框架（scienti Fic research programs）拉卡多斯所说的科学研究框架，

缩写为SRP，是指由一个共同的“硬核”派生出来的一串相互联系的理论。

讲故事法（storytelling）我们应归功于沃德的一个术语，它是指一种理论化方法，

即把事实、低水平的概括、高水平的理论和价值判断揉合成一个紧凑的故事。

对称性论题（symmetry thesis）一种观念，认为解释的性质与预测的性质之间存在

一种完全的、逻辑性的对称，因而解释只不过是倒过来的预言。它是科学解释的假说－

演绎模型的基本部分。

综合命题（synthetic propositions）关于现实世界的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的明确

陈述或命题。

趋势律（tendency laws）对下述现象的概括：一个或多个变量在一组干扰变量作用

下发生变动的效应被认为是保持不变。

超经验主义（ultraempiricism）一种方法论观点，认为当且仅当理论和假说的预言

至少是本质上可用经验证实的情形下，理论和假说才是科学的。

可证实性（veri Fiability）一个滥用于描述认为理论的假设必须象理论的预言一

样根据事实进行检验的方法论学者的术语。

悟学说（verstehen doctrine）一种认为社会科学必须植根于人类可以领悟的第一

人称知识、而不是对应于实验经验的度量结果的第三人称知识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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