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发展与变革 -- wild007

发展和变革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两个主要话题，只要面临转折的关口，有关两者的争论就会不绝于耳，我们今天又到了这样的一个关口。当工业化、左与右、政治与经济等等诸多名词汇成各式各样的观点，对于人类未来的方向在今天变得扑朔迷离，虽然很多人斩钉截铁地表示人类的未来已经是个定数，只是对于一个个定义背后的具体内容，以及社会发展的详细路径，听者恐怕多数还是云里雾里。就象目前经常说的国家资本主义，谁又能真正理解此资本主义对于身边事物的影响和之前的各种主义有何区别？我们渴望了解社会，但是在今天信息膨胀的世界里，被不了解的信息带到沟里，那又是稀松平常的事，该相信谁？该如何甄别？这是个问题。

文字很多时候都是薄弱的，即便是当文字堆砌成山的时候，但是我们了解社会了解世界的最佳媒介却又恰恰是文字，否则人类社会不见得会比猩猩社会强多少。这就要求我们用尽量短而直白的文字去表述这个世界。或许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定义，或许大部分真理都能从身边事得到佐证。而即便没有现实的参照，我们依然有着逻辑，只是这世界当然不会只有一种逻辑，在选择逻辑时，要学会包容，这样这个世界才会真的变得具体，这大概就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吧。

本文将试图从哲学、历史、医学、艺术等多种角度解构我们今天的社会，务求多几种观察世界的途径。由于是即兴的写作，故而思路会比较散，希望可以在一定的互动基础上把补丁打完整。鉴于今天的世界，两分法盛行，而两分法又的确是最直观也是最容易理解的思维模式，故而本文也会采用大量的两分法，要是能够因此让人发现一些两分法的弊端，进而过渡到多分法乃至不分的境地，那就善莫大焉。

动态与静态是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的两种物质状态，但是在哲学层面，动与静就稍显抽象，东西方对于动与静的理解和应用上也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么可以这么说，西方的动是基于静的动，而东方的静则是基于动的静。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东西方哲学分野的总纲，故而我们可以以此为线索来解构一下两个不同的哲学世界。

对于前半句话，相信今天的人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现代文明的基础基本上都是西方打下的，所以现代社会的大部分知识结构都能从西方哲学体系里找到根源。当各种公理定理，公式数据，模型学说占据了我们绝大多数的大脑时，我们很少去注意的是这些东西全是静态的。在这些静态基准点的支撑下，现代社会可以把一切动态物体全部解析为静态的，就象好莱坞电影里常用的镜头定格后360度旋转观察周遭。在自然科学领域，这种分析方法无疑带有巨大的便利，工科生们在面对自己的专业时候从来都是自信满满的。可是显然在人文社会领域，工科生们却屡屡受挫，就象河里曾经流行的那些泡妞方程式，谁看了都会忍俊不止。而现代社会实际上却在试图让类似的方程式变为现实，这就不再是一件让人觉得好笑的事了。

在评述西方静态思维系统的特点时，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最佳”问题。从静态视角出发，最佳是显而易见乃至毋庸置疑的，方程式只要有解，那就是固定的；事物只要数据量足够，那就一定有最优路径；等等。在此基础上，只要掌握足够的信息与数据，对与错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虽然可能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以对错来衡量事物往往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但在静态思维体系下，对错几乎就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你很难绕过它，因为既然存在最佳，那么一切与最佳相悖的自然都是错的。这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问题的关键点出在一个字母上，在自然科学体系中，我们常用T来代表时间，无论这个T是0还是无穷大，它都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与其他常量或变量比，T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时间却带有极大的特殊性，一个人一辈子只有几十年，甚至作为黄金区间的可能只有几年。不同人之间，T的差值在数字上或许并不特别显著，但在实际中却往往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异，譬如说为了交通琐事耽误病危病人的几分钟送医时间，你能轻易判断那几分钟无关紧要吗？这其实往往就是工科生在处理人文事物上的最大软肋。我们在实践“最佳”的过程中，往往都在这个T上面出了问题，政客们都说只要再给我一个任期，我会如何如何；专家们总说如果再过多少多少年，就会blabla......可是有没有考虑过，在这个T背后影响的是多少人的青春乃至生命？或许一切的关注点都是T后面那个冷冰冰的数字吧。

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就会发现，所有的人文领域静态思维分析全是马后炮。模型设计得再完美，那也无法完全符合真实情况，那么与现实有差异的“最佳”还叫什么最佳呢？而如果剔除了最佳的诉求，那么整个静态分析就刹那间失去了作为唯一分析方法的合理性，这也就是西方社会话语权危机的根源之一。这样我们再转回东方，看看东方思维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奥妙。

中国自宋以后，自然科学领域可谓每况日下，人才迅速向人文领域汇集，以至于做官成了几乎全部中国人的最高诉求。只是凡事有得必有失，有失也必有得，今天的中国人很自豪自己的历史，这份自信自然多少也与千百年来人文领域的卓越发展不无关系。至少能长时间地把偌大的地域治理得如此井井有条的，放眼全球，实在很难找到比肩者。在历史上，中国人早就摒弃了对错的提法，而主张讲功过，而功过是一个有时效的词，但凡每个王朝都会对功过重新进行评述，这里面有着很深的玄机，不过有关历史观的问题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详述，这里就一笔带过了。由此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人早已不追求最佳，而侧重于平衡各方面诉求，而且这种平衡并非消极的，而是尽可能解决问题的。这一点上，今天的西方社会就显得比较消极，虽然他们也已经部分放弃了对最佳的诉求，而是通过议会的吵吵嚷嚷让各色人等都能获得一定的收益，但这种收益是以牺牲美国以外的利益来换取的，故而实际上他并未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只是不停地把问题挪后再挪后，争取别爆在自己的任期内。

这时我们再来理解本文开头的那后半句话：东方的静是基于动的静。对于古代中国来说，一切皆可为法，一切又都非成法，各个时期乃至个别事上都有可能作出适当的变数，故而法不容情有之，法外开恩亦有之，只要付得起代价两者就不矛盾，一切都需跟着时局走。由于所有的“法”或者说政策都带有一定的未知性，故而必须时刻注意调整，虽然“祖宗之法不可变”老是挂嘴边，可是真变起来，变也就变了，这与西方动辄一套制度混吃等死比起来，其实是上了一个台阶的，只是今天的人要真正意识到这点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吧。东方也有很多的基本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民心，但是民心却是变动的，所以一样的做法，今天能得民心，明天却会失去，因此为了能持续地把民心抓在手里（静），就要适当地改变做法来维持（动），相应的很多规章制度之类自然也就都需要进行大大小小的调整，具体表现上就成了“人治”。

归根到底，两种思维模式各有优缺点和适应的方面，西方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强势使得他们试图将静态思维的成功扩展到人文科学领域，但是由于时间这个变量在人文科学中的权重有时会异乎寻常地大，且基本无规律可言，于是公式或模型上合理乃至最佳的答案在人文社会总是走不通。当然今天的西方人在试图通过工业化把人尽量同质化来消弭时间变量的不可捉摸性，但是工业社会有其自身的软肋。就短期局部而言，工业化无疑有着极大的优势，但是工业化作为一个整体，却是非常脆弱的，其成本之高使得任何维系的努力都显得那么单薄，今天欧美都进入后工业时代，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征兆。今天的西方人只能靠不停地灌输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终极社会理念来维系那种追寻最佳的静态思维体系，讲得白一点，就是先预设一个“正确”“最佳”的路径，然后通过高音喇叭抢夺话语权来胁迫所有人都走上这条“康庄大道”。于是，我们就老是看到各种有关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是末日理论的争论。而从东方的动态思维出发，其实压根不需要想这么远，把民心照顾好，然后所有“远大目标”时间点尽量安排在一两代人内，社会自然就会走向他该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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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冯仑的几篇文字，说他们一伙人几十年坚持下来，很重要的一点是，做事情尽量不从本能和传统出发，而是善于借鉴西方的一些做法，主动的，比较好的处理了比如“原罪”，“合伙”、“分割”等事情。

从本能出发，就是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从传统出发，就是权谋策术。

或许以“人”为视角可以更直观地看到东西方差异对现实世界的影响。

概括地说，西方惯于通过研究死物来推导活物。死物可以层层切片，方方面面都能看得通透。在对待活物时，首先进行时间定格，然后一样是各种细部特征切片。而从东方视角出发，活物的基本要素是连续性，是无法进行定格切片的，因为在定格的那刻，活物已经“死”了，由此得出结论也就没有意义。

在人文社会中，人乃万物之灵，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活物”，一个完整的人是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组成的，切割其中一个片面就无法准确认识人。东方社会对“人”的认证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人生而为人，但其一生的行为将决定人属性的去留。人生污点不能洗刷，但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代偿，故而君子能够不讳言己丑，勇于承担后果，而伪君子就会拼命隐匿，乃至惶惶不可终日，这就是“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东方社会以人为本，核心围绕着人，而人向来是一个大集合，大体归入百姓行列即可为人。而西方在表象上更重视制度，可是制度其实是划分人与非人的利器，比如司法制度，设立之初便划定了人群，一个最简单的划分办法就是看请不请得起律师。因此本质上西方社会也是以人为本的，只是“人”这个集合非常狭隘，古代主要靠血缘，今天就基本靠金钱了。古代的西方总是死气沉沉，而东方却是生机盎然，这大体就是量变到质变的区别吧。

古人对死者极其敬畏，在今天看来简直愚昧透顶，但是从哲学层面看，维护死者其实就是维护生者，当解剖刀划下的那刻，死者的神秘和尊严消失，同时伴随的是生者人性的流失。当现代社会越来越缺乏底限，已经在告诫我们，漠视死终究会影响生。当然没必要否定现代医学，只是必须要有相应的代偿机制。

只选择一个“最佳”路径或目标，这造成了西方文明的优点和缺点。这一点赞同。

不过这和你说的工科的分析方法倒没有必然联系。所谓分析法其实也就是“科学”--分科研究的学问，在中国也称为格物致知。中国起初翻译“Science”一词就是“格致”，后来才翻译成科学。

所谓格物致知是可以应用于人和社会上的，而且从中国传统来说，多数时候也是应用于人和社会上的。

其实我们对事物进行分解以后，也就是格物以后，不一定只有一个选项，而是可以有多重选项，然后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选一个最合适的，这就是易经的精神实质。

头脑里不能完全一团浆糊，也是要有比较清晰的分类，比如象易经那样分成两仪四象八卦。同时要平等地对待这些分类，并不预设一个“最佳”，而是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选择当时的最佳。

其实争议的是程度问题，西方思维体系剑走偏锋的程度超过了老兄的估计，已经达到质变的条件。中国的格物致知，追寻的道理并非刨根问底式的，是考虑到成本和目的，适可而止的。而西方的定格切片式分析是不计任何代价，务求细化到极致的，表象即为数字化涵盖一切。

这样做有好有坏，好处是事物都有坚实的基础，发展瓶颈降低，坏处是这个坚实的基础其实不是绝对坚实的，而是有时代局限，故而冷不丁就会造成巨额浪费。同时科技的快速发展带来巨大的好处同时也孕育了巨大的风险，从长远看，两相抵消，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并不太好评价。

只是西方人是不太计较这些的，因为他们只管顶上人的死活，下层人是无所谓的，故而风险反正都是底下人担着，就算世界末日，也没啥可怕的，不是还有诺亚方舟嘛。电影2012里，西方人算是掉了几滴鳄鱼的眼泪，可是归根到底，人家压根还是没太当回事。而东方人自古就把多数人的“民心”作为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这就使得东方思维天生规避风险过大的举动，把科技大多归入“奇技淫巧”，虽然算是东方式的走火入魔，但其中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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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一变，最佳也会变而已。

片面强调道德是有不足，这方面的确是应该在中华新文明中有所修正的。

应该分清方法和目标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中国传统的方法并没有问题，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也是有最佳的，是可以做决定的。只是条件一变，最佳也改变而已，并不执着于某种固定的最佳。

中国传统文明的问题是在于目标设定主要局限于道德领域，这方面应该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

• 思维体系应该将方法和目标分开

参见整合精神哲学:有最佳，只是并不执着

你所说的“工科分析方法”本身并没有问题，这个方法中国传统思维也在采用。有问题的是西方思维所设定的目标太狭隘。

不能说“西方思维的目标狭隘了所以它的方法有问题”，逻辑不通，这样就搅成一锅粥了，分析问题就没有抓住要点。

就好比南辕北辙，不能怪别人的车太好了，只能怪方向搞错了。

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西方思维，扩大它的目标范围，同时也扩大我们自己的目标范围，扩大眼界，这才是解决问题建设新文明之道。

顺便问一下，你本人搞过科研开发吗？

因为有1天的最佳，1年的最佳，10年的最佳，也有100人的最佳，10000人的最佳，甚至还有101人的最佳和10001人的最佳。无论你如何变换切入点，各种“最佳”就是不可调和的，终究要用一系列妥协和交换来换取现实的结果。

这其中，重点在于，东方思维强调整体性，即便“格物致知”，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而非强调方法论本身。一般来说，东方的方法论可粗分为稳扎稳打、循序渐进的“正派”方法论和讲究速成，不求甚解的“邪派”方法论。两种方法论都能解决问题，邪派比较容易获得短期成功但不持久，往往一次大失误就前功尽弃；正派方法论则反之，可谓困难重重，但是即便失败成百上千次依然能再爬起来。故而自古以来，中国人都说邪不能胜正，虽然邪的总是很厉害，但的确翻不出正的手掌心，因为邪派厉害的时限总是不长久。当然西方人也总说正义能战胜邪恶，可是往往都要用金手指来让正义得以声张，谁更自信其实一目了然。

科技里有个测不准原理，大体是说观察者无法保持客观地位，观测行为本身会对结果产生影响。与之相对应的是东方强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当言传的那刻，真意必然衰减甚至歪曲。最佳或许设立时不是问题，但是一旦实行立刻情况迥异，人心会变，天时地利也会变。本质上东方思维认为社会是“活”的，故而应变性、随机性和主动性并存，这是今天的人工智能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于是西方人老想把社会拆解成死物就屡屡碰壁，无论你如何模拟，在全部导向天量的数据面前就是一个死局，东方可以利用时间的优势轻易击溃这种穷举式思维。所谓病万变，药亦万变，重要的不是药有多灵，而在于用药之人如何和病魔抢时间。

过一段时间等病变化了，最佳的药也会发生变化。若没有当时的最佳就根本无法下药了。

一种极端是把“最佳”当成永远不变，另外一种极端是认为没有最佳于是囫囵吞枣糊弄过去就完了。

随机应变总得行动起来，不可能只是旁观不参与，而一参与也就要选择当时的最佳选项。随机应变的基础正是建立在客观整体的分析之上的，没有分析的功夫，就谈不上随机应变，只能说瞎碰撞大运。就好比先要熟悉某地的地形地图，然后才可能随机应变地根据当时的位置找到最佳路线。

很多中国人错误地理解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实际上造成了自缚手脚。在科技方面落后于人的主要原因，其实正是思想上出了偏差。也就是说，很多中国人完全忘记了先要摸清地形地图，而是莽撞地冲出去撞大运，还借口说自己可以随机应变，其实什么也应变不了，结局多数是落入陷阱。

最佳至少有很好的重现性，也就是说一样的条件，“最佳”的结果一定会出现，可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能完美重现的事物几乎是不存在的。无论你如何强调客观理由，如何去设想平行宇宙，总之是导向没有意义。此时按东方思维，一个“借鉴”就可以为这个永无休止的糊涂帐打上一个句号，而要按西方思维，继续刨根问底，务求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有没有意义，那就可想而知了。

归根到底，在谈论人文科学时，自然科学可以作为借鉴，但是自然科学是作为“客”体存在的，人文科学的有自己的行为特征，我屡屡强调“活的”这一概念，就是试图以抽象的文字来标记这一内涵，但显然要想把这一概念所代表的事物搞清楚，是远远不够的。

什么时候说过“妥协的产物”？

比如从急行军从南京到北京，当然有现实的最短路线，就是当时的“最佳”且有重复性的。

如果后来修了高速公路，又会有当时的最佳也有重复性。

不管做什么事，如果连当时的最佳选择心里都没有数，完全凭瞎撞，这可不是中国思维，而是幼稚。

毛泽东思想里面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其实也是在找当时的最佳路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如果象你说的没有重现性，那就根本不必解剖麻雀了，蒙头乱冲就完了。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思维的一种典型，而蒙头乱冲肯定不是中国思维。

老兄没发现举了半天例子都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吗。人文科学永远无法兑现完全的重现性，因为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人，也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是其特殊的地方，而这一特殊情况如何解决，东方其实已经给了一定的解决方案，只不过在今天的条件下需要重新进行演绎进化。

西方人自以为可以通过局部的最佳堆砌出整体的最佳，这条路至少到今天为止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他们祭出最后的杀招，妄图把人全部同质化，机器化，由此无限接近重现性来完成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完美对接。但是在哲学领域这种做法有个关键的相悖点在于，机器人到底算不算人，所以大量的科幻电影都在纠缠这一核心命题。这一问题如果没有个“最佳”答案，西方目前努力推崇的未来社会包括工业化就失去了合理性的坚实基础。

以下暂时不再争论，先努力争取把下一篇写出来，欢迎继续探讨。

人类社会是由人与人群组成的，故而必然带有相当多人的特性。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也能从人身上找到一些端倪。在这其中，医学无疑是与人关系最密切的学科之一。

现代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人体，而如果我们足够细心，就会发现人体与人类社会已经足够类似了。中央政府好比人的大脑，公路铁路是血管，汽车象红细胞运给养，国安公安是免疫系统等等等等。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从今天医学里一个极为常见的病症入手，来慢慢揭示一些问题，这个病症就叫——癌症。

普通人当然是谈癌色变的，当然我这里也没什么灵丹妙药，只是要死也要死个明白，还是需要把癌给说得通俗一些。人体是从一个受精卵不断分裂生长而来的，正常的人体，各个器官都会相对精确地生长成固定大小就会停止生长。只是这种“停止生长”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静止状态，事实上人从胚胎开始就象是一部高速运作的生物机器，不停地新陈代谢。停止生长的器官只是在基因的大致控制下达成了一定的代谢平衡，故而使我们认为它们“不再生长”。而如果基因或某个传导环节出了不可逆的变化，造成平衡被打破，原本停止生长的组织重新“焕发生机”，就象程序进入了死循环，那就出了大麻烦。如果此时，还有最后的某个反馈机制起了作用，当变异组织长到一定大小时达成了新的平衡，这就表现为良性肿瘤，如果不压迫神经血管的话，切不切都问题不大，有时切了反而影响了未知的反馈体系。而如果没有反馈机制能制约，那就是悲剧了，人摄入的营养物质被大量应用于制造无效组织，更要命的是这些组织还将占用正常器官组织的空间，并迟早威胁血管神经进入恶性循环。

本质上所谓的“癌细胞”都是正常细胞，只是接受到错误指令而异常增生的，即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位置生长的人体细胞。故而所谓定向杀灭癌细胞基本都属于无稽之谈。癌症治疗的关键是终止错误的生长指令，可是这一环节目前真没什么办法，甚至未来恐怕都不见得很有办法。其实对待坏的机器，我们也大多提议换个新配件，而不是对老配件进行修理。现今的化疗和放疗之类的癌症治疗，其实就是优先解决压迫神经血管的情况下，用物理放射或化学反应来赌一把解除死循环，自然病人是九死一生，那怕赌中了，由于体内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鬼知道原本好的组织是否也受到影响，多数病人都死于各种并发症。现今的致癌物是有一定根据的，至于抗癌物嘛，我想看完上面的文字你应该晓得是怎么回事了。话说中国医院两大创收病症，其一曰感冒，其二就是癌症了。

回到人类社会的话题，人会得癌症，社会其实也会得癌症，在古代，癌细胞就是王朝末期泛滥的王公贵族，而今天，癌细胞往往就是军工和金融大亨。工业化加剧了个人得癌症的几率，因为新的未知的致癌物不停地被从化工厂里制造出来，当然这些东西也让我们享受到更多的生活乐趣。同时工业化也让社会得癌症的风险大幅提升。我们今天都听过一句话，叫赢家通吃，衍生的还有一句叫唯快不破。这本质上就是用癌细胞的方式，迅速占满空间压迫别人。工业化使得物资短缺几乎成为过去时，但是过度生产却成为家常便饭，欧美人每次通过强行收割别人的给养来供养自己的癌细胞，这终究有个头，现在这些癌细胞终于要展现他们的威力要与机体同归于尽了吧，就看欧美人选择化疗呢还是选择放疗。

社会和人体都是“活”的事物，人不可能起死回生，社会也无法经由“休克疗法”来重新启动。休克就代表着一个王朝或王国的离逝，好比人的死亡。人有生老病死，周期律则是社会的生死轮回。西方创造出吸血鬼这一生物，试图突破永生的魔咒，但就象他们自己给吸血鬼加诸的各种弱点，吸血鬼型社会一样也逃不脱，今天的美国可谓既找不到血也已经见了光，看看还能支持多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