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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集】西西河的经济学，及清流措施，需要主动参与者，『稷下学宫』新认证方式，24年网站打算和努力目标
主题：【原创】漫话打通国际 -- 灵武秋风
写法有点意识流的感觉，就是图片一张都没看见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赵领地在哪儿？差不多就是华北大平原。解放前，华北行政区划包括晋、冀、鲁、察（哈尔）、绥（远）、京、津五省二市。现如今，察哈尔和绥远分别归了河北跟内蒙。
（08a：华北五省）
但凡平原大都是千秋万代河水冲积而成，土肥地沃适合生存，脚底下还多有宝藏静待破土。好地方总招贼惦记，东三省沦陷之后，这华北就成了小鬼子垂涎三尺的下一块大肥肉：
华北对于满洲国，除对满洲国治安有着重大影响外，在经济上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北满特产商的根据地在华北，移民的根据地在山东，他们每年向华北输送的利润约不下二千万元。又如华北储藏的铁、煤炭、石油、棉花、盐等资源的开发，可以加强日满华的自给自足。（关东军司令部《关于华北问题》1935年12月）
日本是岛国，飘零在海上。岛国的短板是国土小资源少没文化，长处是船小好掉头，容易强奸民意齐心协力。1868年日本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明治维新，快马加鞭挤进了资本主义。咱泱泱大清呢？说起来洋务运动起步更早，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穿着长袍磕磕绊绊一路趔趄。这好比牛车与牛标同场竞技，一开局就霄壤立见。
（图片08b：兰博基尼车标）
峰高谷低，凡事都有两面性。资本主义大生产效率是高，可老有躲不掉的经济危机来惩罚。上世纪30年代初全球经济大萧条，高效率成了库存积压的罪魁祸首。自产的都消化不了，要再进口，还不成了雪上加霜？于是乎，各国争相提高关税筑壁垒，国际贸易呵气成冰万木萧。
这下苦了小鬼子。岛国猫食鼠胃没多大消费偏偏产出超强，拉得多吃的少岂不死得很惨？可巧一衣带水的邻邦却是资源丰富市场无边体弱无力外虚中干，于是，有了1931年的9.18。靠着在中国东北的狂掠资源大肆倾销，小鬼子解了燃眉急。
胃口是撑出来的。尝到甜头的小鬼子吃着碗里惦记锅里，贼眼溜溜又盯上了热河。热河在关外，是东北辽吉黑之外的第四省，省会在承德。1933年元旦关东军突然袭击山海关，跟中国军队开了战。踞关驻守的东北军何柱国旅奋起抗击，苦战两天力不能支，1月3日山海关失守。3月3日小鬼子又攻占承德，宣告热河沦陷。7日，时任国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少帅张学良引咎辞职，以平民怨。
拿下热河的小鬼子还没过瘾，顺势向长城上的古北口、喜峰口、独石口、冷口等关隘发起攻击。把守长城的国军各部顽强抵抗浴血奋战，何柱国、王以哲，宋哲元、赵登禹、冯治安、傅作义，徐庭瑶、关麟徵、杜聿明、黄杰，刘堪、郑洞国、覃异之，还有29军大刀队…江山如画残阳似血，一时多少豪杰青史留名。
长城抗战以长城失守告终。1933年5月31日，中日在塘沽签了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敌进我退，鬼子兵堂而皇之进到长城脚下，中国军给轰到了长城以南老远，中间划了块“非武装区”来隔离。如此一来，国军后退一大步，热河又被划拉去，东北四省打包沦丧不忍睹。
（地图08c：塘沽协定缓冲区）
人世间，毛病都是惯出来的。孩子一哭娘亲赶紧解胸送怀，这是人情之常。歹徒拦路抢劫，好汉不吃眼前亏麻咧掏钱给银子，好歹也算扶贫。可小鬼子闯进国门登堂入室屡屡非礼，国府半推半如同小媳妇每次都让人家舒服了算不说，还立下字据庄重申明你情我愿。这不明摆着开门揖盗鼓励性侵嘛！
世界是片大森林，弱肉强食是本性。别看两国缔约彼此都冠冕堂皇正襟危坐签名画押，不像穆仁智强没文化生拉杨白劳按手印强买强卖，可骨子里，哪一桩不是凶残得利善良吃亏打碎的牙往肚里咽？从鸦片战争起，咱中国签了多少约，哪一次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再陪笑脸贴冷腚？有理走遍天下那是书生意气，谁强谁是老大才是真谛。小小寰球，武力为王。
（图片08d：塘沽协定 国府）
不管咋说咱也是好面子的泱泱大国，岂能如此逆来顺受？可惜咱委员长的心思不在攘外在安内耗子扛枪窝里横。长城抗战爆发之际，正是第四次围剿鏖战之时。3月22日草台冈一战，老蒋嫡系第11师差点被朱老总的红军通吃。面对国军将领频频请命北上抗日无心剿共，4月初老蒋亲赴南昌严词训斥：“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而“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图片08e：老蒋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
塘沽协定让小鬼子消停了两年。老蒋得以巴巴实实把中央红军赶出江西，流离失所一路颠沛到四川。
1935年春夏之交，两大红军正待握手言欢的当口，华北出了几件事。先是天津亲日报纸《国权》和《振报》社长分别被杀，其次是一支民间抗日武装被鬼子从热河追得走投无路退入“非武装区”，然后是几个没带护照的日本人私入察哈尔省张北县，被29军赵登禹部扣留数小时――史称“张北事件”。
小鬼子又来劲了，抓住机会大做文章。一番威逼之后，再一次叫国府低头认错继续退让。来看下1935年6月《大公报》的几则消息：
2日：冀省府昨开始（由津）迁保（定）。
7日：于学忠调任陕甘边剿匪总司令。
8日：冀省党部移保。
9日：何（应钦）令严禁平津秘密团体，宪兵三团移防，政训处裁撤。
12日：关（麟征）黄（杰）两师奉令（自北平）移防，平津各级党部一律结束。
20日：秦德纯兼代察（哈尔）主席。宋哲元免职。
不就是些正常的任免搬迁调防嘛，有啥大惊小怪的？问题是，提出动议的不是国府中组部和军委办公厅，却是不讲理的小鬼子：
（图片08f：何应钦报告350611）
明知霸王条款，老蒋也无力拒绝。明知“冀于既去，察宋又撤，党部取消，军队南移，华北实已等于灭亡”，也只好花自飘零水自流空有相思上心头了：
（图片08g：老蒋）
“冀于”是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察宋”是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中央军关麟徵黄杰二部南撤，华北只剩原西北军底子的第29军直面日军了。两年后七七事变，29军跟卢沟桥一起永垂了青史。
在小鬼子淫威下，6月27日，察哈尔代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6日，老何遵照老蒋指令，用一张小字条应付了鬼子的“觉书”，这便是所谓的《何梅协定》。小鬼子如愿得偿，向独占整个华北挺进了一大步。
（图片08h：秦土协定）
（图片08i：老蒋老何）
麻木了就不痛了，阿Q是最好的精神鸦片。第二天，1935年7月7日，大公报登了一篇署名文章《自信心的根据》，说中国人有两大优势。第一，中华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力量是任何民族所不及的，无论在热带温带寒带，都能定居。第二，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与任何民族比较都无愧色，脑容量与智商都与白人不相上下。这便是“我们自信心的根据”。
要是没了起码的尊严，这点自信价值几何？
《秦土》《何梅》只是前戏。两个月后，小鬼子开始狰狞了。9月24日，小鬼子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声言华北经济圈应该脱离南京政府。11月7日，日本总领事须磨直接向国府要求华北五省二市“自治”。11月24日，小鬼子策动了冀东事变，在《塘沽协定》非武装区地盘上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把大汉奸殷汝耕推上前台。
老电影里老有“100多鬼子200多伪军”的台词，暗示咱国人善于委曲求全的大智慧。冀东伪政府成立大会上，曾是同盟会元老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殷汝耕，为讨好鬼子公然大骂国民党：
吾人苦于党政久矣！…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望各省民众团体，军政领袖，蹶然兴起，攘除奸凶，制定宪法，然后遴选贤德，推之为元首…（殷汝耕《自治宣言》1935年11月24日）
当汉奸能有好果子吃吗？抗战胜利后，这小子在南京架崩了――架出去崩了。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得寸进尺的小鬼子谋划分离华北，把党国往南宋的角落逼：
华北地区如脱离南京政府实现日满华互相依存，可以显著加强他们在东亚的经济地位，特别是，华北分离，实质上是使国民党政权沦为长江一带的一个地方政权，或导致没落的命运，从而有利于促进日满对全中国的提携。（关东军司令部《关于华北问题》1935年12月）
满嘴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把人家财产抢了去还美其名曰是为了“提携”！再看这一段：
南京政府不仅对日满采取欺骗阴谋致使华北局势更加不安，还视华北为殖民地，为军费支出征收各种重税…（同上）
瞧瞧，中国领土倒成了中国政府的殖民地，这是啥逻辑？跟现在日本人私下倒卖中国钓鱼岛，有啥两样？真TM崽卖爷田不心疼！
唉。没文化，真可笑。有文化，太可怜。
国府一再退让，让老百姓找不着北。当时邹韬奋办了一份杂志叫《大众生活》，发行量影响力国内无双。那上面登过一封青年学生的来信：
…敌人更聪明了，竟兵不血刃的得了华北二省，他们得寸进尺的野心，固不足异，但我们政府的含垢忍辱，何一至于此？政府当局及学校当局屡次谆谆告诫，要学生安心读书，但是敌人的飞机尽在我们头上掠过，所谓野外演习的炮声震得教室的玻璃窗发抖，机关枪不断的响着在打靶。这一颗颗的子弹，好像都打在我们心上一样的难过。先生，我们能念书吗？（《大众生活》第3期，1935年11月）
要说咱委员长的忍功绝对一流。1935年11月19日，老蒋在国民党五大上阐述外交政策是“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还讲了一句韬深晦厚的名言：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庙堂之音历来就与江湖呐喊搭不上调。半年前，1935年5月24日，上海首映了一部电影《风云儿女》。里边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一面世就立刻唱响中华大地：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此时，“华北之大已经放不得一张安静的书桌”。12月9日，北平学生在CP鼓动下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由此引发波及全国的抗日救亡新高潮。这便是著名的12.9运动。
（照片08j：陆璀）
北平的事第二天就传到了陕北。“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毛泽东《12.9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一边是外侮愈烈举国激愤，一边是斯大林不反对靠近苏联，主席心中自然欢喜得很。此时出兵山西，既可举抗战旗顺乎民愿发展壮大，又能转道绥远接近外蒙。总之，“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
不久，36年2月的一天，眼前不可一世的滔天黄河居然被冻得无声无息。主席轻舒广袖，掸去历代人杰霸主，对着寂寥长空大笔一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随后，红一开始渡河东征，杀入华北。
只要是侵略，哪个不是缘于经济诱惑？自打塘沽协定小鬼子抢滩华北，就打开了海上走私的绿色通道。大批日货被运入内地，大量银元被偷运出境，小鬼子贼不走空两头吃。来看看国府的一份报告：
自本年七月以来，现银私运出口不独有利可图，且以沿途易于偷漏，遂肆行无忌，辗转勾结，私运人造丝、白糖、卷烟纸、呢绒、布匹等入口，不独避免关税，低价获利，且可换取现银出口，利上加利。（民国政府《财政部关务署密训令》1935年11月29日）
这银子不是货币吗，也能出口？
这事，得从长城抗战那年的大洋彼岸说起。
1933年3月4日，小鬼子攻占承德第二天，美国第32任CEO上台了。谁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当时倒霉的美国在经济大萧条折磨下已痛苦挣扎了四年，到处是失业、破产、倒闭、暴跌、无助、绝望、跳楼，惨不忍睹。面对满目疮痍，老罗上台伊始先提振心气，在就职演讲里告诉美国人民：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然后快刀斩乱麻推出3R新政干预市场：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到1936年第一任期结束，据说面对国民收入50%的增幅，罗斯福用唱诗班的雄厚嗓音底气十足地宣告：此时此刻，工厂机器齐奏乐曲，市场一片繁荣，银行信用坚挺，车船满载客货往来奔驰…
老罗眼花缭乱的组合拳中，有一个著名的《白银法案》于1934年6月被国会通过。这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高价收购白银，直到受大萧条打击当时每盎司只有25美分的白银价格，上涨到每盎司1.29美元或白银储备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这让参院的强势团伙白银集团赚得盆满钵满心花怒放，也为老罗顺利通过其他法案打开了通道。
投桃报李是为人之道，政治交易更讲究这个。
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哪儿利润高就往哪儿流。如此一来全世界的白银都往美国跑拦都拦不住。要命的是咱中国那会还是银本位，银子在外国是商品在咱国可是货币，老美此举等于强行操纵汇率，叫中国货币大升值。结果不光严重摧残了咱的出口，还激起了疯狂的白银走私。据时任国府财政顾问的美国人阿瑟恩杨格估计，“白银以每月一千五百万元的速度被偷运出境”，“1935年一年以内，白银走私出口约在一亿五千万元至二亿三千元之间”（《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
（08k：孔祥熙报告）
中国人多，巨大的人口红利谁不眼馋？回头看看，帝国主义列强们甭管远近，都跑来拿大炮轰开咱国门，不就为了倾销商品赚的更多嘛！
《白银法案》让瞬间降价的美国货得以名正言顺大量流入。小鬼子一看眼红得发紫，可要跟美国人抢市场贬值日元，不光增加采购成本，国际上也通不过。能揩油的，只有靠走私逃关税。
走私给人的印象都是偷偷摸摸夹带私货什么的，可小鬼子却是光天化日明火执仗，跟抢钱没啥两样。不信？来看段小说：
…我们海关上的人员，不能带武器，但是认为应当对走私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执行中国法律，而他们是不守中国法的。
…铁路当局更是有苦难言。每天早晨，‘走私者的专车’离开他们的巢穴开到天津，私货就扔在火车站，预备往本地分发，或是再运往山东。通常是几个高丽棒子和小日本儿在那儿看着货。每天有十班货车开来，停在用卡车运来的私货旁边儿。
…武装的日本人和高丽人索性把私货一包一包的扔到二等车三等车上，把乘客赶下来，把窗子座位毁坏，殴打妨碍他们的苦力。有时到最后车要开时，货车必须加挂，或是卸下，结果耽误时间，车不能按时开出。
铁路警察怎么办？
他们能干什么？走私的人有治外法权保护，路警也不敢碰他们。他们只是袖手旁观，敢怒而不敢言。就在这个礼拜，一百多日本人高丽人，闯进火车站，因为他们无处放货，就把铁路局和海关的职员连踢带打。有的我们同事被打在头上，好多人由于路警劝解才免得挨揍受伤。
为什么你们不带武器呢？
看来像笑话儿，其实也很简单。去年好多白银走私出去，主要是从长城的关口，在那儿自然有中国海关人员巡逻，也自然带有武器。两个走私的人由长城上跳下去时受了伤，先是个高丽棒子，后一个是日本鬼子。于是日本军方要求五千块钱给受伤的人，并且要求整个长城沿线取消海关的巡逻。如不接受要求，以武力恫吓。为了避免武装冲突，我们不同意又怎么办？
…这不能算是走私。这是一个友邦在青天白日之下抢劫中国的国库了。”（林语堂《京华烟云》）
呵呵，小说。拿小说当史读岂不搞笑？
一点不搞笑。小说是社会的镜子。林老爷子的书，人虚事不虚，全能在报纸上找到出处。看书看皮看报看题，咱浏览下1936年上海《申报》的部分标题，便知一二。
榆海关员缉私与日人冲突（2月22日）；秦皇岛浪人走私殴关员，走私货充斥津门（4月5日）；天津浪人武装守护私货（4月11日）；某国籍浪人在汕围殴岗警（4月22日）；浪人因走私船被缉竟殴秦皇岛关员（5月9日）；朝鲜浪人百余名强运走私人造丝由津南下（5月28日）；韩浪人在华北又大举偷运白银（5月29日）；浪人强占火车装运私货南下（5月29日）；日韩浪人在蚌埠殴辱海关关员索被获私糖（6月2日）；浪人占津浦车强运私货至济南徐州蚌埠（6月7日）；浪人强占津浦路客车四节运私货并殴关员（6月14日）；浪人贸易协会强运大批私货至大同（6月19日）；济南车站浪人走私殴辱路警与缉私员（6月20日）；缉私炮艇与运私船激战（6月22日）；浪人强运私货，津浦快车误点（6月27日）；浪人在津浦站强运私货（7月5日）；津浪人占车运私（7月12日）；津区六所岗警遭韩浪人猛击（7月18日）…（《申报》1936年）
破浪人咋这嚣张？为啥不抓狗日的？
有治外法权罩着，本土法律不好使。
除了治外法权，小鬼子的军警宪兵也兼了镖局，为走私保驾护航：
日宪兵干涉缉私，华北走私更形猖獗（4月1日）；华北缉私愈形棘手（4月3日）；济南日警率浪人殴缉私人员抢运私货（6月6日）；日宪兵在津东站包庇浪人运私（6月17日）；日在平汉津浦线增设警所保护日韩人之特殊贸易（6月20日）；日舰干扰海面缉私（7月15日）…（《申报》1936年）
再看《京华烟云》：
去年九月，日本司令官通知海关税务司说，由于政治情势，海关巡逻队应即停止携带手枪。后来，另一个日本司令官又要求海关缉私船只，应当解除武装，机关枪也都没收。又过了不久，来了进一步的要求，就是所有海关的缉私船只，不管有没有武装，一律撤离‘非武装地区’三里，就是从东北的海岸线延伸到天津附近的芦台。好像这还不满足，日本海军当局拒绝承认中国海关人员有在十二海里之内行使职责之权，中国海关人员并无权向可疑的船只发出信号使其停止航行，并且警告中国海关人员不得干涉日本船只，不论船只有无日本国徽。否则以在公海上犯有海盗行为论处。
（图片08l：日本大使馆照会1935年）
所以由山海关到天津整个海岸不但成了自由港，也成了自由海岸。大批的拖网船和汽船，从五百到一千吨，停在海岸边，汽艇直接开进大沽口。（林语堂《京华烟云》）
（图片08m：《国府外交部抄件》1935年）
咦，小鬼子军警能跑到别国执法，咱中国警察能去日本吗？不成。谁让咱弱，谁让大清跟11国列强签过一个《辛丑条约》呢！照此条约，包括日本在内的“诸国”可以在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军。结果，日本军警宪兵兼职成了浪人走私的保护伞，中国海关警察反倒投鼠忌器无计可施成立专职受气包。
也没啥不平衡。在华北，中央军都被逼南撤，海关能有多能耐？
大批漏税私货运抵华北（3月15日）；秦皇岛北戴河所到大批私货运津（3月17日）；平沪联运货车中查出大宗走私外丝（4月3日）在某国宪兵保护下私货益源源输津（4月8日）津某租界大和、小松、福岛、蓬莱各街空房均被浪人租赁堆存私货（4月11日）津日总领交涉发还运私货船（4月13日）；华北缉私停顿，津秦海关变成自由口岸（4月14日）；津海关扣留走私货船，日军部交涉发还（4月16日）；津日领事要求从轻发落被扣之运私船（4月21日）；由津南运走私货物月达五万吨（4月26日）；天津走私货物堆积（5月3日）；两日内私货运津达三千吨（5月6日）；日军借口塘沽协定干涉河北缉私（5月19日）；我对走私抗议，日竟认为无理由（5月19日）；津关塘沽分卡查获日船私运银洋遭日领事抗议（5月29日）；日称华北走私为特殊贸易（6月5日）；日人包围青岛海关讨被获私货（6月27日）；日就大荣丸事件向我国提抗议（6月28日）；津关炮艇被日舰监视巡弋不得自由（6月30日）；津日领访总税司要求发还私货（7月24日）…（《申报》1936年）
华北走私蔓延到了全国，民族工商业惨遭重创：
厦门偷运私货仍盛，糖类几全属私货（2月10日）；国糖陷入绝境，因糖商受华北走私影响（4月18日）；日面粉私货充斥，津市粉价大跌（4月21日）；走私声中国糖滞销，航业受大打击（4月21日）；浪人私贩辽盐，芦盐销路受滞（4月24日）；津浪人将私货运销内地，贱价倾销（4月27日）；私货侵入鲁境（5月3日）；由于私货南运，华南货运一落千丈（5月5日）；广州日商店增多专售私货（5月8日）；芜湖搜获私货（5月18日）；韩人在蚌埠倾销私糖（5月20日）；华北私货源源到济南（6月1日）；私货装运到渝（6月9日）；由津至济私货堆积如山，缉私处无制止办法（6月22日）；华北走私煤油畅销（7月16日）；私盐占夺芦盐销路（7月16日）…（《申报》1936年）
可怜的民众资本家！白银升值出口已然举步维艰，转内销吧又被漏税的走私货冲得稀里哗啦。成千上万的林家铺子，除了倒闭还有啥出路？
1936年3月15日的《救国时报》有条消息：“天津华商店两月倒闭三千余间”，里面写道：“近日来日货充斥华北，华商企业无法竞争，纷纷破产。过去两月，天津一市，华店因此倒闭者竟达三千间以上。日人商店，在平津一带到处林立。”
这天该报另一个版面上还有条消息：日商年来偷运私贩入华者，不计其数，日人上海日日新闻谓，过去一年中，日商私贩，总数在三万万元以上。日政府输货入华，亦多不纳关税，因此中国损失关税当在八千万以上云。
走私是为了逃税。排山倒海般的走私，还不让民国税收一落千丈？
日正规货输津锐减，因华北走私结果（4月27日）；津海关以走私过盛，入超口竟变出超口（5月7日）；粤海关因走私风大炽而税收锐减（5月13日）；日军破坏海关缉私，我税收损失达三千余万（5月17日）；沪烟厂因走私影响放弃华北营业（5月26日）；天津漏税货达进口货四倍（6月8日）；私货充斥上海，各种物价指数下跌（6月15日）；本年六个月内津关税减千万（8月9日）…（《申报》1936年）
都说国民党税多。那国府的财政收入，啥占最大头？关税。差不多三分天下有其一。走私造成的关税流失到底有多少无从详查，用损失惨重来形容当不为过。这些蒸发的钱财要是拿来买军火，能装备多少国防师？
（图片08n：国府财政预算35-36年）
经济上破浪人大举走私，军事上小鬼子也没闲着。1935年春夏之交国军被迫从冀察撤走军队，1936年这个时节，小鬼子开始增兵华北，想拷贝第二个满洲国了。这不啻在国人憋屈已久的怒火上浇了一筒油，后果很严重。
5月15日。日本陆军省宣布向华北增兵，数千鬼子兵在天津登岸。国府驻日大使许世英奉命向日本外务省强烈抗议。
5月22日。石友三的参谋长王相臣在天津被暗杀。此时老石身披冀北保安司令官服，私底下早爬上了鬼子热炕头。
5月26日。小鬼子决定在丰台驻军。这地方可不是《辛丑条约》规定的驻兵地，却是北宁铁路和平汉铁路的交通枢纽。一年后引爆全面抗战的七七事变，小鬼子就是从丰台跑去卢沟桥挑事的。
5月27日。“日增兵华北，天津已到二万余人”（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国府再次向日本驻华使馆严正抗议，国民党广州执行部通电全国抗议小鬼子华北增兵。两广事变喷薄欲出。
5月28日。天津学生工人市民上万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增兵华北，全国媒体竞相报道。
5月29日。北宁铁路大爆炸，小鬼子的兵车在天津东丽張贵庄被炸飞，天津东站第十四号桥铁轨也给毀了。“中华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把各地学生串成了一股绳。
5月30日。北平学生罢课，上海学生游行示威，抗议鬼子增兵。
5月31日。全国20多个省市60多个抗日救国团体的代表70多人聚会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会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民间抗日呼声空前高涨。
就在这举国激愤的红5月，林育英等一干中共大佬联名向红二四通报：“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几天前，红一组成西方野战军在彭老总统帅下，为打通国际从陕北出发西征。
此时的老蒋，肚子里的苦水无处可倒。打吧，中日不在一个数量级，几无胜算。不打吧，又无法向国人交代。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开战。这态度，连俯首称臣的地方军阀也看不下去了。
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慷慨激昂通电全国：“日本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时危势急，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
6月2日。两广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下令所属军队北上抗日。
6月4日。广东各界民众两万余人召开大会，为两广出兵欢呼叫好。
6月5日。天津小鬼子700余人坐着装甲车拉着八门大炮，由海光寺出发在市内游行，再次公然挑衅。各地学生则陆续罢课举行抗日示威，向国府施压。
6月11日。两广军队北上到衡阳附近与拦截的中央军发生对峙，双方剑拔弩张。
6月12日。中共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宣言，支持两广事变，要求国府对日宣战。
6月13日。北平广州学生再次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增兵。
……
小鬼子增兵华北引发了全民族声讨大潮，这让感同身受的中共无比兴奋，迭次向红二四通报情势：
日本在华北的增兵，在全中国的走私，在华南的自治运动等灭亡中国、独占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国家间，中国各阶级间有了新的结合，这一结合使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中共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1936年6月18日）
这指示的日期原件写的是5月18日，据《长征 文献》考证应是6月18日。引文中“华南的自治运动…”，据Q考证应是华北的自治运动。
6月20日，面对中央军，两广首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表致全国将士书，恳请一致对外。6月23日，陈济棠就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6月24日，陈济棠李宗仁致电老蒋，请国府速决抗日大计。
7月1日红二四在甘孜会了师。陕北发去贺电说：“目前的全国革命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日本向华北大举进兵之后已经引起了与正在引起着中国内部许多重大的变化…”
举国上下的抗议怒潮，反倒让小鬼子变本加厉。7月5日驻丰台100多鬼子兵开着坦克汽车跑到京城二环以里炫武力。9日天津小鬼子也坐着坦克进城乱窜逛大街。10日天津大沽小鬼子与29军发生冲突。14日小鬼子飞机到绥远集宁侦察地形。19日千把日军在山海关演习。22日起丰台日军到卢沟桥长辛店演习……8月10日小鬼子飞机又到绥远包头侦察。15日伪蒙军从商都进犯集宁（平地泉），与晋绥军起了冲突。24日成都发生万人反日暴乱，愤怒之下搂不住出了人命：日本人死伤各俩。25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到绥远，与省主席傅作义交涉绥东五县划归伪蒙军政府管辖，被严词拒绝…
日本向绥远有急进势。…成都感日近万民众暴动，打死日人二。打伤日人二。日本有借此大举压迫中国之势。（《育洛恩博泽致朱张任电》1936年8月30日）
火山憋不住了总得找地方喷出来。9月3日一名日本人在广西北海（时属广东）被桂系军队所杀；19日汉口租界一名日本警察被杀；23日上海虹口一名日本水兵被杀。30日平津小鬼子扩大规模搞军演；10月9日上海日本陆战队跨越驻界实兵演习。10日红一四在会宁会师。15日上海鬼子再次越界军演。
此时此刻，社会各界一致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绥远前线更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一旦开战，在压倒一切的抗日大旗下国共冤家极有可能化戈为帛联袂对外。此时中共眼里，水已呼噜噜噜响彻云天，马上就要开锅啦。
（图片08o：36年下半年小鬼子挑衅粗览）
老蒋认定的理儿，谁劝都白搭。别看老蒋紧锣密鼓布置抗战，这边对红军的围剿丝毫也没耽搁。10月20日国军在西兰公路附近发起通渭会战，向红二四开始全线猛攻。10天后关麟徵部占领黄河渡口切断红军西渡通道，11月8日中共被迫中止宁夏战役计划。
11月15日在鬼子飞机坦克毒气支援下，伪军王英部开始向绥东红格尔图发起猛攻，晋绥军奉命放开手脚坚决反击。24日晋绥军傅作义部一举攻克伪蒙军后方基地百灵庙，11月初关麟徵部开到定远营驱逐了日本特务机关。小鬼子第一次在中国碰了壁。
12月4日春风得意的老蒋来到华清池沐浴更衣，豪迈放言剿共已达最后5分钟成功的阶段，一个月内将完全消灭红军（《蒋介石年谱》）。老蒋对中共，那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没办法化解的。
（地图08p：绥远抗战）
绥远抗战以“百灵庙大捷”达到高潮。一切都是老蒋亲自操盘，虽说打的是伪军，可在全国人民眼里，这可是不折不扣的“抗战”。傅作义因此深为国人所敬仰，下属的五个将领成了《绥东战役中五个民族英雄》（1936年11月23日大公报）。9.18以来国民政府第一次对日本人说“不”，让举国上下万众欢腾。据说英国政论家因此评论道：中国人吃耳光后不欲赔笑脸，此为1931年后之第一次。
绥远抗战胜利对头顶“不抵抗将军”耻辱的张学良来说，有多大刺激不得而知。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少帅发飙了。这事跟绥远抗战有多大瓜葛，得去问少帅。
九 兵无常势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
史书记载说孙武推出《兵法》之前从没打过仗。主席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结果吃过梨的说不出滋味，没尝过的留下了千古绝唱。看来值钱的不是经验丰富而是善于提炼，不是养猪种菜而是端上桌的满汉全席。
孙子是天才，他20岁上下写的东西2500年后还被全世界奉为经典，真了不起。与文字相比，孙子的沙场建树鲜为人知，远不如老孙家的后人孙膑。孙膑也写过兵法，为了突出前人神秘失传了。74年出土的一套残缺不全神龙见首不见尾。不过要论实战，为人津津乐道的田忌赛马、围魏救赵、减灶诱敌等诸多案例，是可以照猫画虎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滴。
说孙膑是实干家一点不过份。古人打仗讲究排兵布阵，要不咋有阵地阵脚阵线阵容阵亡，严阵以待冲锋陷阵临阵脱逃这些说法？孙子只讲排兵不谈布阵，孙膑则归纳了八种阵法，像七个音符排列组合变化无穷：火牛阵（田单）、八卦阵（诸葛亮）、天门阵（穆桂英）、迷魂阵（施耐庵）、长蛇阵（阿部规秀）、野牛阵（陈凯歌）、龙门阵（成都茶馆）、矩阵（线性代数）…
岳武穆深谙二孙之精髓，既对阵法烂熟于胸，又能“水因地而制流”，一勺烩成的心得是：
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从冷兵器到精确制导，人类历史就是一出战争连续剧。只要是群死群伤的两军对垒，大都先摆开阵势，然后再刺刀见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那国军打红军，也有阵法吗？
一开始没，因为看不上对手。后来极重视，而且受益匪浅。
论实力，红军跟国军好比“叫花子跟龙王爷赛宝”。打仗讲究披坚执锐，矛要锐利甲要厚，才能够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要说矛，国军的飞机大炮快枪加上充足火药，让缺枪少弹装备低劣的红军望洋兴叹。盾的差距就小多了，坦克到了红军地盘使不上，剩下的优势也就钢盔了。这玩意顾头不顾腚，脑门子以下还是爹娘给的凡胎肉体，遇上大刀梭镖也能血溅三尺一命呜呼。
根据孙子教诲，红军发明了各种战术。红一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红二是你来我飞你去我追，红四则是收缩阵地后发制人。说白了都是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避实击虚。国军仗着武器精良喜欢长驱直入，红军凭着地形熟悉大玩游击战术，叨上一口是一口。再肥的牛，也扛不住小刀乱剐分而食之，脱骨扒鸡指日可待。
结果，矛的优势没发挥出来，盾的不足纤毫毕现。国军数次围剿无功而返，红军越剿越多日渐势大。这让老蒋很是郁闷。
不成，得摆阵。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国军的弱项在盾，在防备红军偷袭。如果躲进碉堡里，岂不安全多了？你打不着里边的我，我却能打外边的你，正好弥补了短板。
于是国军摆开了碉堡阵。别说，还真对症下药。红军缺乏火炮，打碉堡只能靠人送炸药包。只要碉堡连成一片彼此火力够得着，别说抵近送炸药，连穿行其间都困难重重。
层叠密布的碉堡阵让国军步步进逼很安全红军节节后退很头痛。于是，讲政治的中共把国军的碉堡战术提升到政治高度，叫它“堡垒主义。”
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历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导求我主力决战，以达消灭我们的目的。（《遵义会议决议》1935年1月）
靠着持久战和堡垒主义，国军赢下了第五次围剿。这让老蒋按捺不住心头喜悦之情，一有机会就不辞劳苦四处宣讲碉堡的妙处。1936年6月5日，老蒋在成都行辕召集川军高干会议，传授剿匪心得。巧合的是，十年后的这一天，国共达成了《东北停战协定》。真是造化弄人，此一时彼一时，轮流坐庄啊！
来瞧瞧老蒋是如何诲人不倦的。
……
第五，要特别注重碉堡工事。现在我们剿匪，一面要严密防堵，勿使流窜，一面就要紧合长围，使之坐毙。为达到这个目的，最稳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多筑碉堡，多做防御工事。我刚才己说过，剿匪不比正式作战，不是和土匪大打几次就可以完事，土匪采取避战主义，根本就不和我们主力决战，差不多都是用游击战争，所以我们只有步步为营，处处设防，第一步他不能任意流窜，第二步再使其匪区日益缩小，最后将他困死。（《蒋介石谈剿匪要诀》1935年6月5日）
无毒不丈夫，老蒋够贼也够狠。
接下来，老蒋引经据典古为今用，用万里长城来比喻国军的碉堡防线：
可以说历来剿灭流寇的战略都是如此。不过所用的方法，是要“因地制宜”。例如从前曾国藩李鸿章他们在淮水及黄河流域清剿捻匪，曾掘几千里的长沟，其工程之浩大，决非我们现在掘几里几十里战壕可比。但是壕沟在北方原很相宜，到了南方乡多山的地方，便不适用，所以我在江西剿匪，改用碉堡，在两个碉堡之间，我们的火力可以交叉射击，敌人便不能通过。这样连下去从福建经江西连到湘鄂差不多有一二千里之长，只要每里以内平均两个碉堡，敌人便不容易窜入。所以碉堡线可说是我们的万里长城，这个长城筑得坚固，就可以困死土匪！（《蒋介石谈剿匪要诀》1935年6月5日）
嗯，碉堡长城筑好了，该如何把守呢？
我们筑成了碉堡，只要储藏一点米盐和水，一班人甚至三五个人住在里面，便可以固守几个星期。不怕敌人进攻得怎么凶猛，也可以守得住。这样我们便可以节约兵力，轮流抽调大部分的部队到后方来整理训练。为使前方不感恐慌起见，还可以用分次逐渐增调的办法，最初抽调六分之一，以后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以至三分之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面整理和训练军队，而同时一些不妨碍剿匪的进行，并且还可以节省兵力，尽量作有效的使用，所以多筑碉堡实是剿匪工作中最要之一着。（《蒋介石谈剿匪要诀》1935年6月5日）
细节决定成败，老蒋深谙此道：
关于筑碉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筑碉不要单是筑成一线，成了一个一字形便算了，必须继续的修筑，第一线完成之后，再要筑第二线，第三线。总要使其纵深的力星加强，以多线的碉堡结成堡垒群。敌人来攻，不进我们的碉堡线则己，既进之后，就使他再不能进，亦不能退，都要歼灭在我们碉堡线以内！（《蒋介石谈剿匪要诀》1935年6月5日）
原来老蒋用的是川字碉堡阵，三串糖葫芦摆成一个川。
碉堡既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总要本着“多流汗，少流血”的宗旨，监督一般部下不断的增筑，不可有一刻闲暇。既成的工事，再耍加深加厚，随时培修；未做而应做的工事，尤其要排除一切艰难，努力增筑！（《蒋介石谈剿匪要诀》1935年6月5日）
领袖的本事在于高屋建瓴鼓舞斗志。主席讲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老蒋说的是“多流汗，少流血。要排除一切艰难，努力增筑”。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国共沙场较量的最终胜负，早从领袖思维方式的博弈中，见了高下。
老蒋对碉堡战术钻研得从头到脚天衣无缝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身边的参谋干事岂不无所事事汗颜满面无地自容早该下岗了？留几个文书抄抄誊誊收收发发足够了，反正都是不过脑子的活儿。
福兮？祸兮？
执行力，执行力很关键呦，再好的决策落不到实处也白搭。为避免流于形式，老蒋亲发手令严惩玩忽职守者：
各路军应构筑碉堡扼守，如有不尊令或阳奉阴违而懒惰贻误者，及其所守地区而未如人之构筑碉堡以致失陷者，一经查明，必惩其当地负责主官与其最高长官以督教不勤纵匪养寇之罪。（《蒋介石手令》1935年5月24日）
别以为老蒋只对领养的谆谆教诲上大课，对门生嫡系，更是循循善诱当家教：
…松潘部队如向南肃清散匪，须令其逐渐筑碉前进，不可长驱直入。…无论正面与纵深，每三里必须筑碉堡群一个。但第一群完成，则掩护后续部队向前筑第二群。但不可一日只进三里筑一个碉堡群，至少每一个团每日须要构筑纵与横各十里之碉堡群。此全在其旅团营长事前设计与组织分配工作之得当也。…凡现到川北之各部队，应照上述办法剿匪，于本原则逐次筑碉向南前进，缩小防区，俾得联成一气也。（《蒋介石致胡宗南手令》1935年5月26日）
（图片09a：老蒋致胡宗南）
要是还不明白啥叫子规啼血苦口婆心，再瞧这段：
各路碉堡究竟能否封锁，甚恐中下级干部不知轻重，不负责任，随便草率从事。古人所谓一蚁溃堤，全在主官警心惕励，处处顾到，时时严防耳。如果第一线碉堡群能封锁无弊，则在择其重要各点续筑第二第三道碉堡群，俾逐渐扩充延长为第二第三道碉堡封锁线。总使匪进入第一线封锁线内，既不能后退，又不能前进，完全歼灭于此三道封锁线之中。如果本军筑碉修线果能照此办理，日夜不懈，继续前进，则不惟残匪易于消灭，而且我官兵亦不致费力，是所谓平时多出汗，战时少出血之要义。端在主将平时之勤劳督率，然后全体官兵亦能从而兴起感化，共同努力。切望吾弟强而力行之。（《蒋介石致胡宗南手令》1935年6月8日）
（图片09b：老蒋致胡宗南手书抄件）
从这份手书看，老蒋不光关注碉线阵法的落实情况，还操心“松潘西北夷民之宣慰、组织与联络”。敢情红军在没有国军的地段经常受到“番反”袭击，也是老蒋布置好的。还有那句“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口号，当过兵的都熟悉吧，原来也是学国军的。
为了剿共老蒋不惜心血熬干。只是如此祥林嫂般不厌其烦絮絮叨叨，青年才俊还有机会发挥创意吗？
是把老蒋的教导用语录句式来表达，那便是：
筑碉，前进。再筑碉，再前进。再筑碉，直至胜利。
管用吗？当然！36年初红一东征，老蒋派中央军入晋同时大修碉堡，导致红一不得不退回陕西：在山西是阎锡山加蒋介石（51个团），再加堡垒主义...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彭毛致周林聂徐程叶杨电》1936年4月28日20时）。
稍早，红四在川西南攻占天全大芦，国军则“在大邑、邛崃、名山、雅州、荥经、汉源、泸定、康定、大渡河线上及其前面一带地区构成碉堡封锁线，企图围困我军于狭小不利地区，并待机反攻”（《康道炉战役计划》1936年2月），逼着红四不得不转身向西，发起康道炉战役，到西康地面求生存。
再早，1935年11月，国军同样是在南北西三面筑起三道碉堡线，然后集中42个团由东往西活塞式压迫进攻，迫使红二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开始长征。
（图片09c：四川筑碉标语）
陕北也一样。自打红一到了陕北，周边东北军西北军每月的军事报告，除了充当工兵修碉堡几乎就没别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在国军渐次紧缩的碉线蚕食下，红军不得不东奔西突，以求生存。“目前陕北苏区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的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洛甫恩来博古泽东致王明电》1936年8月25日）
（09d：36年5月东北军筑碉）
习惯成自然。很多事经年累月反复发生，应对就成了条件反射。比如国军筑碉，基本都是大张旗鼓收效甚微。为啥？本来土木工程就得循序渐进急不得，加上红军时不时派兵骚扰破坏，于是碉堡线就成了算盘上的珠子，进三退二。瞧瞧这封电报：
敌横山、石湾部队现正积极筑堡垒，因我游击队迟滞之，前进甚缓…（《毛泽东致宋时轮宋任穷并告彭德怀电》1936年10月10日）
哈哈，积极筑碉，前进甚缓！这一天，正是红一四在甘肃会师的大喜日子。
与陕北那边碉堡进度“甚缓”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老蒋摆平两广回师西北的“甚速”：
胡宗南主力前进甚速，故令四方面军速控制静宁、会宁大道。（《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9月15日12时）。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已连电朱张以主力进占界石铺。（《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9月17日12时）
国军甚速的矛头，直指刚从草地出来的红二四。为此，朱张提议在西兰公路与红一南北“夹击”，给擅长折返跑的胡宗南来点教训：
情况：敌以各个击破我军之目的，企图以胡、毛、王、孙四个纵队首先与我四方面军决战…
对策：我军为先机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朱张陈致毛周彭贺任刘并告徐电》1936年9月13日20时）
随后，朱张陈拟定了《静会战役计划》：
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宁、会宁及通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朱张陈致徐向前电》1936年9月18日20时）
经验证明，大兵压境不可怕，国军筑碉似龟爬。只要空间够大，足以从容北移越过龙门想干啥干啥：
目前对胡宗南不宜进行决战，只须速进静宁以西，占领广大阵地，让他展开筑碉。我在70天内逐步北移，至12月一四两方面军各以一部拒止南敌，各以主力北进攻宁，配合苏联帮助，夺取宁城，至明年春暖再行决定西进、南进、北进。（《毛周彭致朱张并任贺电》1936年9月19日15时）
红四可未敢乐观。半年前在川西南，中央军在飞机大炮助攻下前进起来可是油门踩到底，一下子就把红四逼入了西康。这次是三面国军一道黄河，形势更加凶险。万一国军放开手脚拼命进攻，疲惫孤军将如何抵挡？
于是有了一番波折。
之后，红四还是进入了中央指定的集结地域。
下一步如何行动？主席早有安排：
我三个方面军在渭水以北集中后，胡毛王三军及东北军均必须从新部署，需要相当时间。…胡、王、毛、何、王各军不得不展开筑碉前进，我则利用时间休息兵力，待11月即可开始执行新任务。（《毛周致朱张徐陈贺任关刘电》1936年10月6日17时）
看得出，在西兰公路到黄河岸边这块地界休养生息坚持一个月，中央信心满满。缘由嘛，主要是国军“不得不展开筑碉前进”。
为便于红一日后机动，主席建议把胡宗南与何柱国尽量“向西吸引”：
在四方面军接替会静段任务后，一军团主力（一二两师）如何行动问题请即提出意见。我意以占领固原城、硝河城、青石咀三点之间地区及其附近，南与二方面军接近较为适宜，以便尽量将胡宗南军与东北军向西吸引，利于尔后之机动。（《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左聂电》1936年10月6日17时）
反正虱子多了不痒痒。一群羊是筑碉，两群羊也是筑碉，轰一块儿得了，还能给红一减轻点压力。
10月10日红一四会师，第二天中央颁发了《十月作战纲领》。部署如下：
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
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呵呵，红军也开始以阵对阵了。啥阵？扇形散兵阵。啥叫散兵？“多数支队”――张开五指而不是攥紧拳头。布在哪儿？通马静会――通渭马营静宁会宁之间。咋打呢？“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
（地图09e：通马静会）
这个阵法不求扼守要道构筑阵地，也没打算诱敌深入，更没强调集中兵力歼其一部。这可不太符合红军的作战原则哇。不过看得出，这是针对“前进甚缓”的碉堡战术的。在陕北，对付国军碉堡线，少量游击队就能做到“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更别说久经沙场的红四了！
耗到11月初，红四的“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保障“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和“四方面军之三个军”攻占宁夏，大功告成。
这当口，正值华北走私登峰造极小鬼子挑衅肆无忌惮，全国民众仇日怒潮风起云涌步步高。私下里，国共密谈正在轰轰烈烈大踏步对进，喜讯频传。几天前主席和洛甫就曾向朱张等通报，说“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
一旦与老蒋击掌成交，国军进攻立刻拉闸断电，碉堡线也就成了风景线，留给国人感慨了。
这是宁夏战役的第二道保险。政治层面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那种。
就在红四按照中央指示开向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时，国军这边编排了《通渭会战计划》，准备将红四就地聚歼。张学良第一时间向中共报警，并建议红四“速通过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会合，执行宁夏战役。”
这是《十月作战纲领》出台几天前的事。
执行宁夏战役要渡过黄河，渡河需要造船，造船需要时间，不是说打就能打过去。同时，中共似乎对少帅的警告没太当回事。10月16日，国军开始向进攻出发地攻击前进。当日晚，毛周给红二四的电报指示依然是：
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迟滞前进方针。（《毛周致贺任关刘并朱张电》1936年10月16日22时）
两天后，朱绍良发参字207号训令。随附的剿匪计划纲要部署国军三个军，分别从东西南三面围攻位于静会一带的红四：
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之朱、徐等股匪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方面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附近地区而歼灭之。（朱绍良《剿匪计划纲要》1936年10月18日）
此时红四的防御线，从东南到西北依次是红31、红5和红4军，分别顶着国1、国3和国37军。红30军正在大芦子拼命造船，9军待机。
西边的国军第37军很歹毒，没去跟红4军打招呼，反倒是集中兵力瞄上了西兰公路以南的红5军：
本军基于上项计划纲要，决先期将盘踞七麻镇、什川镇、张家坪一带之伪五军团全部歼灭后，再协同友军向北追剿，特于本（十八）日午后二时于陇西下达攻击部署命令，要旨如下：
…本军以歼灭董匪全部为目的
说起来是一个军对一个军，实力差距大了去了。36年10月10日的统计，红5军满打满算四千人出头，而国37和国3军却各有两万来人，兵力悬殊。再加上红军是兵力分散的扇形防御，此消彼长，如何撑得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红军的手榴弹多半不响，国军炮火猛烈外带飞机狂轰滥炸，战场局面一边倒。10月20日，国37军第8师攻占了七麻，24师进占了什川，红5军不支，向后撤退到西兰公路上的马营。而前一天“午后三时”通渭已被国军占领，国军第3军第7师正从通渭向马营攻击前进，又与红5军遭遇。红5轮番力战两路大军，力不能支，于21日退到华家岭，利用原有碉寨构筑强固工事重新组织防御，咬着牙与国军死拼。
22日，徐陈向红四各部发出命令，依照《十月作战纲领》，在宽大正面实施“扇形运动防御”：
我四、五、三十一等军以运动防御，迟滞敌人，争取时间之目的，部署如下：
（1）四军以钳制定西、兰州、金家崖敌人，掩护会宁、郭城驿大道之任务…
（2）五军以钳制马营、宁远店敌，尽量控制会宁大道于我手之任务。主力应位壮（杜）家梁、新王家川。一部应扼守华家岭，宋家岭（沟）为前进阵地，尽量控制华家岭通定西大道…
（3）九军为机动部队…31军以蔡家镇及翟家所北之新堡子、宋家河、红羊坊为后方。（《徐陈致各军及朱张电》1936年10月22日）
徐陈的这个部署具体发出时间不详。按国军战报，这天早上7点半红5军就丢掉了华家岭，这意味着西兰公路已失：
二十二日午前五时三十分，我七十旅一三九团前卫营，与司家岔匪之掩护队发生接触，匪利用原有民寨及市街民房加筑碉堡，构成强固工事顽抗。
我李师长恐正面攻击难以奏效，特饬虢团于正面施行佯攻，利用华家岭东南深沟之隐蔽，派步兵两连包围截击。至七时攻击奏效，匪遂放弃所踞堡寨阵地，一股向宋家梁东北沟地，大部向大东梁山地溃窜。遂于午前七时三十分确占领华家龄。（国军《陆军第37军堵截追剿朱徐股匪各役战斗详报》1936年8－11月）
红5军大部撤到了新王家川一线的大东梁，即现在的大墩梁。此处战斗更为惨烈：
…该匪退至大东梁后，会集该地原有股匪共约三千余人，仓皇占领帽儿顶、阳湾之线，据碉凭险顽抗。我一三九团第三营附狙击队乘胜突击，反复冲锋，战斗极为激烈。该团第一营左进，被阻深沟，联络中断，正面攻击亦甚迟缓。匪趁势反攻，并渐次向我右侧包围，幸我官兵沉着应付，奋勇抵抗，以致阵亡一三九团三营长薛德辉、第七连长吴锡哲暨伤连长李淮义、毛成鸿以下官兵四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赵领地在哪儿？差不多就是华北大平原。解放前，华北行政区划包括晋、冀、鲁、察（哈尔）、绥（远）、京、津五省二市。现如今，察哈尔和绥远分别归了河北跟内蒙。
（08a：华北五省）
但凡平原大都是千秋万代河水冲积而成，土肥地沃适合生存，脚底下还多有宝藏静待破土。好地方总招贼惦记，东三省沦陷之后，这华北就成了小鬼子垂涎三尺的下一块大肥肉：
华北对于满洲国，除对满洲国治安有着重大影响外，在经济上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北满特产商的根据地在华北，移民的根据地在山东，他们每年向华北输送的利润约不下二千万元。又如华北储藏的铁、煤炭、石油、棉花、盐等资源的开发，可以加强日满华的自给自足。（关东军司令部《关于华北问题》1935年12月）
日本是岛国，飘零在海上。岛国的短板是国土小资源少没文化，长处是船小好掉头，容易强奸民意齐心协力。1868年日本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明治维新，快马加鞭挤进了资本主义。咱泱泱大清呢？说起来洋务运动起步更早，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穿着长袍磕磕绊绊一路趔趄。这好比牛车与牛标同场竞技，一开局就霄壤立见。
（图片08b：兰博基尼车标）
峰高谷低，凡事都有两面性。资本主义大生产效率是高，可老有躲不掉的经济危机来惩罚。上世纪30年代初全球经济大萧条，高效率成了库存积压的罪魁祸首。自产的都消化不了，要再进口，还不成了雪上加霜？于是乎，各国争相提高关税筑壁垒，国际贸易呵气成冰万木萧。
这下苦了小鬼子。岛国猫食鼠胃没多大消费偏偏产出超强，拉得多吃的少岂不死得很惨？可巧一衣带水的邻邦却是资源丰富市场无边体弱无力外虚中干，于是，有了1931年的9.18。靠着在中国东北的狂掠资源大肆倾销，小鬼子解了燃眉急。
胃口是撑出来的。尝到甜头的小鬼子吃着碗里惦记锅里，贼眼溜溜又盯上了热河。热河在关外，是东北辽吉黑之外的第四省，省会在承德。1933年元旦关东军突然袭击山海关，跟中国军队开了战。踞关驻守的东北军何柱国旅奋起抗击，苦战两天力不能支，1月3日山海关失守。3月3日小鬼子又攻占承德，宣告热河沦陷。7日，时任国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少帅张学良引咎辞职，以平民怨。
拿下热河的小鬼子还没过瘾，顺势向长城上的古北口、喜峰口、独石口、冷口等关隘发起攻击。把守长城的国军各部顽强抵抗浴血奋战，何柱国、王以哲，宋哲元、赵登禹、冯治安、傅作义，徐庭瑶、关麟徵、杜聿明、黄杰，刘堪、郑洞国、覃异之，还有29军大刀队…江山如画残阳似血，一时多少豪杰青史留名。
长城抗战以长城失守告终。1933年5月31日，中日在塘沽签了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敌进我退，鬼子兵堂而皇之进到长城脚下，中国军给轰到了长城以南老远，中间划了块“非武装区”来隔离。如此一来，国军后退一大步，热河又被划拉去，东北四省打包沦丧不忍睹。
（地图08c：塘沽协定缓冲区）
人世间，毛病都是惯出来的。孩子一哭娘亲赶紧解胸送怀，这是人情之常。歹徒拦路抢劫，好汉不吃眼前亏麻咧掏钱给银子，好歹也算扶贫。可小鬼子闯进国门登堂入室屡屡非礼，国府半推半如同小媳妇每次都让人家舒服了算不说，还立下字据庄重申明你情我愿。这不明摆着开门揖盗鼓励性侵嘛！
世界是片大森林，弱肉强食是本性。别看两国缔约彼此都冠冕堂皇正襟危坐签名画押，不像穆仁智强没文化生拉杨白劳按手印强买强卖，可骨子里，哪一桩不是凶残得利善良吃亏打碎的牙往肚里咽？从鸦片战争起，咱中国签了多少约，哪一次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再陪笑脸贴冷腚？有理走遍天下那是书生意气，谁强谁是老大才是真谛。小小寰球，武力为王。
（图片08d：塘沽协定 国府）
不管咋说咱也是好面子的泱泱大国，岂能如此逆来顺受？可惜咱委员长的心思不在攘外在安内耗子扛枪窝里横。长城抗战爆发之际，正是第四次围剿鏖战之时。3月22日草台冈一战，老蒋嫡系第11师差点被朱老总的红军通吃。面对国军将领频频请命北上抗日无心剿共，4月初老蒋亲赴南昌严词训斥：“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而“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图片08e：老蒋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
塘沽协定让小鬼子消停了两年。老蒋得以巴巴实实把中央红军赶出江西，流离失所一路颠沛到四川。
1935年春夏之交，两大红军正待握手言欢的当口，华北出了几件事。先是天津亲日报纸《国权》和《振报》社长分别被杀，其次是一支民间抗日武装被鬼子从热河追得走投无路退入“非武装区”，然后是几个没带护照的日本人私入察哈尔省张北县，被29军赵登禹部扣留数小时――史称“张北事件”。
小鬼子又来劲了，抓住机会大做文章。一番威逼之后，再一次叫国府低头认错继续退让。来看下1935年6月《大公报》的几则消息：
2日：冀省府昨开始（由津）迁保（定）。
7日：于学忠调任陕甘边剿匪总司令。
8日：冀省党部移保。
9日：何（应钦）令严禁平津秘密团体，宪兵三团移防，政训处裁撤。
12日：关（麟征）黄（杰）两师奉令（自北平）移防，平津各级党部一律结束。
20日：秦德纯兼代察（哈尔）主席。宋哲元免职。
不就是些正常的任免搬迁调防嘛，有啥大惊小怪的？问题是，提出动议的不是国府中组部和军委办公厅，却是不讲理的小鬼子：
（图片08f：何应钦报告350611）
明知霸王条款，老蒋也无力拒绝。明知“冀于既去，察宋又撤，党部取消，军队南移，华北实已等于灭亡”，也只好花自飘零水自流空有相思上心头了：
（图片08g：老蒋）
“冀于”是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察宋”是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中央军关麟徵黄杰二部南撤，华北只剩原西北军底子的第29军直面日军了。两年后七七事变，29军跟卢沟桥一起永垂了青史。
在小鬼子淫威下，6月27日，察哈尔代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6日，老何遵照老蒋指令，用一张小字条应付了鬼子的“觉书”，这便是所谓的《何梅协定》。小鬼子如愿得偿，向独占整个华北挺进了一大步。
（图片08h：秦土协定）
（图片08i：老蒋老何）
麻木了就不痛了，阿Q是最好的精神鸦片。第二天，1935年7月7日，大公报登了一篇署名文章《自信心的根据》，说中国人有两大优势。第一，中华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力量是任何民族所不及的，无论在热带温带寒带，都能定居。第二，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与任何民族比较都无愧色，脑容量与智商都与白人不相上下。这便是“我们自信心的根据”。
要是没了起码的尊严，这点自信价值几何？
《秦土》《何梅》只是前戏。两个月后，小鬼子开始狰狞了。9月24日，小鬼子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声言华北经济圈应该脱离南京政府。11月7日，日本总领事须磨直接向国府要求华北五省二市“自治”。11月24日，小鬼子策动了冀东事变，在《塘沽协定》非武装区地盘上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把大汉奸殷汝耕推上前台。
老电影里老有“100多鬼子200多伪军”的台词，暗示咱国人善于委曲求全的大智慧。冀东伪政府成立大会上，曾是同盟会元老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殷汝耕，为讨好鬼子公然大骂国民党：
吾人苦于党政久矣！…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望各省民众团体，军政领袖，蹶然兴起，攘除奸凶，制定宪法，然后遴选贤德，推之为元首…（殷汝耕《自治宣言》1935年11月24日）
当汉奸能有好果子吃吗？抗战胜利后，这小子在南京架崩了――架出去崩了。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得寸进尺的小鬼子谋划分离华北，把党国往南宋的角落逼：
华北地区如脱离南京政府实现日满华互相依存，可以显著加强他们在东亚的经济地位，特别是，华北分离，实质上是使国民党政权沦为长江一带的一个地方政权，或导致没落的命运，从而有利于促进日满对全中国的提携。（关东军司令部《关于华北问题》1935年12月）
满嘴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把人家财产抢了去还美其名曰是为了“提携”！再看这一段：
南京政府不仅对日满采取欺骗阴谋致使华北局势更加不安，还视华北为殖民地，为军费支出征收各种重税…（同上）
瞧瞧，中国领土倒成了中国政府的殖民地，这是啥逻辑？跟现在日本人私下倒卖中国钓鱼岛，有啥两样？真TM崽卖爷田不心疼！
唉。没文化，真可笑。有文化，太可怜。
国府一再退让，让老百姓找不着北。当时邹韬奋办了一份杂志叫《大众生活》，发行量影响力国内无双。那上面登过一封青年学生的来信：
…敌人更聪明了，竟兵不血刃的得了华北二省，他们得寸进尺的野心，固不足异，但我们政府的含垢忍辱，何一至于此？政府当局及学校当局屡次谆谆告诫，要学生安心读书，但是敌人的飞机尽在我们头上掠过，所谓野外演习的炮声震得教室的玻璃窗发抖，机关枪不断的响着在打靶。这一颗颗的子弹，好像都打在我们心上一样的难过。先生，我们能念书吗？（《大众生活》第3期，1935年11月）
要说咱委员长的忍功绝对一流。1935年11月19日，老蒋在国民党五大上阐述外交政策是“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还讲了一句韬深晦厚的名言：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庙堂之音历来就与江湖呐喊搭不上调。半年前，1935年5月24日，上海首映了一部电影《风云儿女》。里边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一面世就立刻唱响中华大地：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此时，“华北之大已经放不得一张安静的书桌”。12月9日，北平学生在CP鼓动下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由此引发波及全国的抗日救亡新高潮。这便是著名的12.9运动。
（照片08j：陆璀）
北平的事第二天就传到了陕北。“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毛泽东《12.9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一边是外侮愈烈举国激愤，一边是斯大林不反对靠近苏联，主席心中自然欢喜得很。此时出兵山西，既可举抗战旗顺乎民愿发展壮大，又能转道绥远接近外蒙。总之，“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
不久，36年2月的一天，眼前不可一世的滔天黄河居然被冻得无声无息。主席轻舒广袖，掸去历代人杰霸主，对着寂寥长空大笔一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随后，红一开始渡河东征，杀入华北。
只要是侵略，哪个不是缘于经济诱惑？自打塘沽协定小鬼子抢滩华北，就打开了海上走私的绿色通道。大批日货被运入内地，大量银元被偷运出境，小鬼子贼不走空两头吃。来看看国府的一份报告：
自本年七月以来，现银私运出口不独有利可图，且以沿途易于偷漏，遂肆行无忌，辗转勾结，私运人造丝、白糖、卷烟纸、呢绒、布匹等入口，不独避免关税，低价获利，且可换取现银出口，利上加利。（民国政府《财政部关务署密训令》1935年11月29日）
这银子不是货币吗，也能出口？
这事，得从长城抗战那年的大洋彼岸说起。
1933年3月4日，小鬼子攻占承德第二天，美国第32任CEO上台了。谁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当时倒霉的美国在经济大萧条折磨下已痛苦挣扎了四年，到处是失业、破产、倒闭、暴跌、无助、绝望、跳楼，惨不忍睹。面对满目疮痍，老罗上台伊始先提振心气，在就职演讲里告诉美国人民：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然后快刀斩乱麻推出3R新政干预市场：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到1936年第一任期结束，据说面对国民收入50%的增幅，罗斯福用唱诗班的雄厚嗓音底气十足地宣告：此时此刻，工厂机器齐奏乐曲，市场一片繁荣，银行信用坚挺，车船满载客货往来奔驰…
老罗眼花缭乱的组合拳中，有一个著名的《白银法案》于1934年6月被国会通过。这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高价收购白银，直到受大萧条打击当时每盎司只有25美分的白银价格，上涨到每盎司1.29美元或白银储备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这让参院的强势团伙白银集团赚得盆满钵满心花怒放，也为老罗顺利通过其他法案打开了通道。
投桃报李是为人之道，政治交易更讲究这个。
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哪儿利润高就往哪儿流。如此一来全世界的白银都往美国跑拦都拦不住。要命的是咱中国那会还是银本位，银子在外国是商品在咱国可是货币，老美此举等于强行操纵汇率，叫中国货币大升值。结果不光严重摧残了咱的出口，还激起了疯狂的白银走私。据时任国府财政顾问的美国人阿瑟恩杨格估计，“白银以每月一千五百万元的速度被偷运出境”，“1935年一年以内，白银走私出口约在一亿五千万元至二亿三千元之间”（《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
（08k：孔祥熙报告）
中国人多，巨大的人口红利谁不眼馋？回头看看，帝国主义列强们甭管远近，都跑来拿大炮轰开咱国门，不就为了倾销商品赚的更多嘛！
《白银法案》让瞬间降价的美国货得以名正言顺大量流入。小鬼子一看眼红得发紫，可要跟美国人抢市场贬值日元，不光增加采购成本，国际上也通不过。能揩油的，只有靠走私逃关税。
走私给人的印象都是偷偷摸摸夹带私货什么的，可小鬼子却是光天化日明火执仗，跟抢钱没啥两样。不信？来看段小说：
…我们海关上的人员，不能带武器，但是认为应当对走私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执行中国法律，而他们是不守中国法的。
…铁路当局更是有苦难言。每天早晨，‘走私者的专车’离开他们的巢穴开到天津，私货就扔在火车站，预备往本地分发，或是再运往山东。通常是几个高丽棒子和小日本儿在那儿看着货。每天有十班货车开来，停在用卡车运来的私货旁边儿。
…武装的日本人和高丽人索性把私货一包一包的扔到二等车三等车上，把乘客赶下来，把窗子座位毁坏，殴打妨碍他们的苦力。有时到最后车要开时，货车必须加挂，或是卸下，结果耽误时间，车不能按时开出。
铁路警察怎么办？
他们能干什么？走私的人有治外法权保护，路警也不敢碰他们。他们只是袖手旁观，敢怒而不敢言。就在这个礼拜，一百多日本人高丽人，闯进火车站，因为他们无处放货，就把铁路局和海关的职员连踢带打。有的我们同事被打在头上，好多人由于路警劝解才免得挨揍受伤。
为什么你们不带武器呢？
看来像笑话儿，其实也很简单。去年好多白银走私出去，主要是从长城的关口，在那儿自然有中国海关人员巡逻，也自然带有武器。两个走私的人由长城上跳下去时受了伤，先是个高丽棒子，后一个是日本鬼子。于是日本军方要求五千块钱给受伤的人，并且要求整个长城沿线取消海关的巡逻。如不接受要求，以武力恫吓。为了避免武装冲突，我们不同意又怎么办？
…这不能算是走私。这是一个友邦在青天白日之下抢劫中国的国库了。”（林语堂《京华烟云》）
呵呵，小说。拿小说当史读岂不搞笑？
一点不搞笑。小说是社会的镜子。林老爷子的书，人虚事不虚，全能在报纸上找到出处。看书看皮看报看题，咱浏览下1936年上海《申报》的部分标题，便知一二。
榆海关员缉私与日人冲突（2月22日）；秦皇岛浪人走私殴关员，走私货充斥津门（4月5日）；天津浪人武装守护私货（4月11日）；某国籍浪人在汕围殴岗警（4月22日）；浪人因走私船被缉竟殴秦皇岛关员（5月9日）；朝鲜浪人百余名强运走私人造丝由津南下（5月28日）；韩浪人在华北又大举偷运白银（5月29日）；浪人强占火车装运私货南下（5月29日）；日韩浪人在蚌埠殴辱海关关员索被获私糖（6月2日）；浪人占津浦车强运私货至济南徐州蚌埠（6月7日）；浪人强占津浦路客车四节运私货并殴关员（6月14日）；浪人贸易协会强运大批私货至大同（6月19日）；济南车站浪人走私殴辱路警与缉私员（6月20日）；缉私炮艇与运私船激战（6月22日）；浪人强运私货，津浦快车误点（6月27日）；浪人在津浦站强运私货（7月5日）；津浪人占车运私（7月12日）；津区六所岗警遭韩浪人猛击（7月18日）…（《申报》1936年）
破浪人咋这嚣张？为啥不抓狗日的？
有治外法权罩着，本土法律不好使。
除了治外法权，小鬼子的军警宪兵也兼了镖局，为走私保驾护航：
日宪兵干涉缉私，华北走私更形猖獗（4月1日）；华北缉私愈形棘手（4月3日）；济南日警率浪人殴缉私人员抢运私货（6月6日）；日宪兵在津东站包庇浪人运私（6月17日）；日在平汉津浦线增设警所保护日韩人之特殊贸易（6月20日）；日舰干扰海面缉私（7月15日）…（《申报》1936年）
再看《京华烟云》：
去年九月，日本司令官通知海关税务司说，由于政治情势，海关巡逻队应即停止携带手枪。后来，另一个日本司令官又要求海关缉私船只，应当解除武装，机关枪也都没收。又过了不久，来了进一步的要求，就是所有海关的缉私船只，不管有没有武装，一律撤离‘非武装地区’三里，就是从东北的海岸线延伸到天津附近的芦台。好像这还不满足，日本海军当局拒绝承认中国海关人员有在十二海里之内行使职责之权，中国海关人员并无权向可疑的船只发出信号使其停止航行，并且警告中国海关人员不得干涉日本船只，不论船只有无日本国徽。否则以在公海上犯有海盗行为论处。
（图片08l：日本大使馆照会1935年）
所以由山海关到天津整个海岸不但成了自由港，也成了自由海岸。大批的拖网船和汽船，从五百到一千吨，停在海岸边，汽艇直接开进大沽口。（林语堂《京华烟云》）
（图片08m：《国府外交部抄件》1935年）
咦，小鬼子军警能跑到别国执法，咱中国警察能去日本吗？不成。谁让咱弱，谁让大清跟11国列强签过一个《辛丑条约》呢！照此条约，包括日本在内的“诸国”可以在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军。结果，日本军警宪兵兼职成了浪人走私的保护伞，中国海关警察反倒投鼠忌器无计可施成立专职受气包。
也没啥不平衡。在华北，中央军都被逼南撤，海关能有多能耐？
大批漏税私货运抵华北（3月15日）；秦皇岛北戴河所到大批私货运津（3月17日）；平沪联运货车中查出大宗走私外丝（4月3日）在某国宪兵保护下私货益源源输津（4月8日）津某租界大和、小松、福岛、蓬莱各街空房均被浪人租赁堆存私货（4月11日）津日总领交涉发还运私货船（4月13日）；华北缉私停顿，津秦海关变成自由口岸（4月14日）；津海关扣留走私货船，日军部交涉发还（4月16日）；津日领事要求从轻发落被扣之运私船（4月21日）；由津南运走私货物月达五万吨（4月26日）；天津走私货物堆积（5月3日）；两日内私货运津达三千吨（5月6日）；日军借口塘沽协定干涉河北缉私（5月19日）；我对走私抗议，日竟认为无理由（5月19日）；津关塘沽分卡查获日船私运银洋遭日领事抗议（5月29日）；日称华北走私为特殊贸易（6月5日）；日人包围青岛海关讨被获私货（6月27日）；日就大荣丸事件向我国提抗议（6月28日）；津关炮艇被日舰监视巡弋不得自由（6月30日）；津日领访总税司要求发还私货（7月24日）…（《申报》1936年）
华北走私蔓延到了全国，民族工商业惨遭重创：
厦门偷运私货仍盛，糖类几全属私货（2月10日）；国糖陷入绝境，因糖商受华北走私影响（4月18日）；日面粉私货充斥，津市粉价大跌（4月21日）；走私声中国糖滞销，航业受大打击（4月21日）；浪人私贩辽盐，芦盐销路受滞（4月24日）；津浪人将私货运销内地，贱价倾销（4月27日）；私货侵入鲁境（5月3日）；由于私货南运，华南货运一落千丈（5月5日）；广州日商店增多专售私货（5月8日）；芜湖搜获私货（5月18日）；韩人在蚌埠倾销私糖（5月20日）；华北私货源源到济南（6月1日）；私货装运到渝（6月9日）；由津至济私货堆积如山，缉私处无制止办法（6月22日）；华北走私煤油畅销（7月16日）；私盐占夺芦盐销路（7月16日）…（《申报》1936年）
可怜的民众资本家！白银升值出口已然举步维艰，转内销吧又被漏税的走私货冲得稀里哗啦。成千上万的林家铺子，除了倒闭还有啥出路？
1936年3月15日的《救国时报》有条消息：“天津华商店两月倒闭三千余间”，里面写道：“近日来日货充斥华北，华商企业无法竞争，纷纷破产。过去两月，天津一市，华店因此倒闭者竟达三千间以上。日人商店，在平津一带到处林立。”
这天该报另一个版面上还有条消息：日商年来偷运私贩入华者，不计其数，日人上海日日新闻谓，过去一年中，日商私贩，总数在三万万元以上。日政府输货入华，亦多不纳关税，因此中国损失关税当在八千万以上云。
走私是为了逃税。排山倒海般的走私，还不让民国税收一落千丈？
日正规货输津锐减，因华北走私结果（4月27日）；津海关以走私过盛，入超口竟变出超口（5月7日）；粤海关因走私风大炽而税收锐减（5月13日）；日军破坏海关缉私，我税收损失达三千余万（5月17日）；沪烟厂因走私影响放弃华北营业（5月26日）；天津漏税货达进口货四倍（6月8日）；私货充斥上海，各种物价指数下跌（6月15日）；本年六个月内津关税减千万（8月9日）…（《申报》1936年）
都说国民党税多。那国府的财政收入，啥占最大头？关税。差不多三分天下有其一。走私造成的关税流失到底有多少无从详查，用损失惨重来形容当不为过。这些蒸发的钱财要是拿来买军火，能装备多少国防师？
（图片08n：国府财政预算35-36年）
经济上破浪人大举走私，军事上小鬼子也没闲着。1935年春夏之交国军被迫从冀察撤走军队，1936年这个时节，小鬼子开始增兵华北，想拷贝第二个满洲国了。这不啻在国人憋屈已久的怒火上浇了一筒油，后果很严重。
5月15日。日本陆军省宣布向华北增兵，数千鬼子兵在天津登岸。国府驻日大使许世英奉命向日本外务省强烈抗议。
5月22日。石友三的参谋长王相臣在天津被暗杀。此时老石身披冀北保安司令官服，私底下早爬上了鬼子热炕头。
5月26日。小鬼子决定在丰台驻军。这地方可不是《辛丑条约》规定的驻兵地，却是北宁铁路和平汉铁路的交通枢纽。一年后引爆全面抗战的七七事变，小鬼子就是从丰台跑去卢沟桥挑事的。
5月27日。“日增兵华北，天津已到二万余人”（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国府再次向日本驻华使馆严正抗议，国民党广州执行部通电全国抗议小鬼子华北增兵。两广事变喷薄欲出。
5月28日。天津学生工人市民上万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增兵华北，全国媒体竞相报道。
5月29日。北宁铁路大爆炸，小鬼子的兵车在天津东丽張贵庄被炸飞，天津东站第十四号桥铁轨也给毀了。“中华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把各地学生串成了一股绳。
5月30日。北平学生罢课，上海学生游行示威，抗议鬼子增兵。
5月31日。全国20多个省市60多个抗日救国团体的代表70多人聚会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会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民间抗日呼声空前高涨。
就在这举国激愤的红5月，林育英等一干中共大佬联名向红二四通报：“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几天前，红一组成西方野战军在彭老总统帅下，为打通国际从陕北出发西征。
此时的老蒋，肚子里的苦水无处可倒。打吧，中日不在一个数量级，几无胜算。不打吧，又无法向国人交代。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开战。这态度，连俯首称臣的地方军阀也看不下去了。
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慷慨激昂通电全国：“日本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时危势急，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
6月2日。两广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下令所属军队北上抗日。
6月4日。广东各界民众两万余人召开大会，为两广出兵欢呼叫好。
6月5日。天津小鬼子700余人坐着装甲车拉着八门大炮，由海光寺出发在市内游行，再次公然挑衅。各地学生则陆续罢课举行抗日示威，向国府施压。
6月11日。两广军队北上到衡阳附近与拦截的中央军发生对峙，双方剑拔弩张。
6月12日。中共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宣言，支持两广事变，要求国府对日宣战。
6月13日。北平广州学生再次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增兵。
……
小鬼子增兵华北引发了全民族声讨大潮，这让感同身受的中共无比兴奋，迭次向红二四通报情势：
日本在华北的增兵，在全中国的走私，在华南的自治运动等灭亡中国、独占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国家间，中国各阶级间有了新的结合，这一结合使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中共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1936年6月18日）
这指示的日期原件写的是5月18日，据《长征 文献》考证应是6月18日。引文中“华南的自治运动…”，据Q考证应是华北的自治运动。
6月20日，面对中央军，两广首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表致全国将士书，恳请一致对外。6月23日，陈济棠就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6月24日，陈济棠李宗仁致电老蒋，请国府速决抗日大计。
7月1日红二四在甘孜会了师。陕北发去贺电说：“目前的全国革命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日本向华北大举进兵之后已经引起了与正在引起着中国内部许多重大的变化…”
举国上下的抗议怒潮，反倒让小鬼子变本加厉。7月5日驻丰台100多鬼子兵开着坦克汽车跑到京城二环以里炫武力。9日天津小鬼子也坐着坦克进城乱窜逛大街。10日天津大沽小鬼子与29军发生冲突。14日小鬼子飞机到绥远集宁侦察地形。19日千把日军在山海关演习。22日起丰台日军到卢沟桥长辛店演习……8月10日小鬼子飞机又到绥远包头侦察。15日伪蒙军从商都进犯集宁（平地泉），与晋绥军起了冲突。24日成都发生万人反日暴乱，愤怒之下搂不住出了人命：日本人死伤各俩。25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到绥远，与省主席傅作义交涉绥东五县划归伪蒙军政府管辖，被严词拒绝…
日本向绥远有急进势。…成都感日近万民众暴动，打死日人二。打伤日人二。日本有借此大举压迫中国之势。（《育洛恩博泽致朱张任电》1936年8月30日）
火山憋不住了总得找地方喷出来。9月3日一名日本人在广西北海（时属广东）被桂系军队所杀；19日汉口租界一名日本警察被杀；23日上海虹口一名日本水兵被杀。30日平津小鬼子扩大规模搞军演；10月9日上海日本陆战队跨越驻界实兵演习。10日红一四在会宁会师。15日上海鬼子再次越界军演。
此时此刻，社会各界一致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绥远前线更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一旦开战，在压倒一切的抗日大旗下国共冤家极有可能化戈为帛联袂对外。此时中共眼里，水已呼噜噜噜响彻云天，马上就要开锅啦。
（图片08o：36年下半年小鬼子挑衅粗览）
老蒋认定的理儿，谁劝都白搭。别看老蒋紧锣密鼓布置抗战，这边对红军的围剿丝毫也没耽搁。10月20日国军在西兰公路附近发起通渭会战，向红二四开始全线猛攻。10天后关麟徵部占领黄河渡口切断红军西渡通道，11月8日中共被迫中止宁夏战役计划。
11月15日在鬼子飞机坦克毒气支援下，伪军王英部开始向绥东红格尔图发起猛攻，晋绥军奉命放开手脚坚决反击。24日晋绥军傅作义部一举攻克伪蒙军后方基地百灵庙，11月初关麟徵部开到定远营驱逐了日本特务机关。小鬼子第一次在中国碰了壁。
12月4日春风得意的老蒋来到华清池沐浴更衣，豪迈放言剿共已达最后5分钟成功的阶段，一个月内将完全消灭红军（《蒋介石年谱》）。老蒋对中共，那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没办法化解的。
（地图08p：绥远抗战）
绥远抗战以“百灵庙大捷”达到高潮。一切都是老蒋亲自操盘，虽说打的是伪军，可在全国人民眼里，这可是不折不扣的“抗战”。傅作义因此深为国人所敬仰，下属的五个将领成了《绥东战役中五个民族英雄》（1936年11月23日大公报）。9.18以来国民政府第一次对日本人说“不”，让举国上下万众欢腾。据说英国政论家因此评论道：中国人吃耳光后不欲赔笑脸，此为1931年后之第一次。
绥远抗战胜利对头顶“不抵抗将军”耻辱的张学良来说，有多大刺激不得而知。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少帅发飙了。这事跟绥远抗战有多大瓜葛，得去问少帅。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
史书记载说孙武推出《兵法》之前从没打过仗。主席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结果吃过梨的说不出滋味，没尝过的留下了千古绝唱。看来值钱的不是经验丰富而是善于提炼，不是养猪种菜而是端上桌的满汉全席。
孙子是天才，他20岁上下写的东西2500年后还被全世界奉为经典，真了不起。与文字相比，孙子的沙场建树鲜为人知，远不如老孙家的后人孙膑。孙膑也写过兵法，为了突出前人神秘失传了。74年出土的一套残缺不全神龙见首不见尾。不过要论实战，为人津津乐道的田忌赛马、围魏救赵、减灶诱敌等诸多案例，是可以照猫画虎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滴。
说孙膑是实干家一点不过份。古人打仗讲究排兵布阵，要不咋有阵地阵脚阵线阵容阵亡，严阵以待冲锋陷阵临阵脱逃这些说法？孙子只讲排兵不谈布阵，孙膑则归纳了八种阵法，像七个音符排列组合变化无穷：火牛阵（田单）、八卦阵（诸葛亮）、天门阵（穆桂英）、迷魂阵（施耐庵）、长蛇阵（阿部规秀）、野牛阵（陈凯歌）、龙门阵（成都茶馆）、矩阵（线性代数）…
岳武穆深谙二孙之精髓，既对阵法烂熟于胸，又能“水因地而制流”，一勺烩成的心得是：
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从冷兵器到精确制导，人类历史就是一出战争连续剧。只要是群死群伤的两军对垒，大都先摆开阵势，然后再刺刀见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那国军打红军，也有阵法吗？
一开始没，因为看不上对手。后来极重视，而且受益匪浅。
论实力，红军跟国军好比“叫花子跟龙王爷赛宝”。打仗讲究披坚执锐，矛要锐利甲要厚，才能够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要说矛，国军的飞机大炮快枪加上充足火药，让缺枪少弹装备低劣的红军望洋兴叹。盾的差距就小多了，坦克到了红军地盘使不上，剩下的优势也就钢盔了。这玩意顾头不顾腚，脑门子以下还是爹娘给的凡胎肉体，遇上大刀梭镖也能血溅三尺一命呜呼。
根据孙子教诲，红军发明了各种战术。红一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红二是你来我飞你去我追，红四则是收缩阵地后发制人。说白了都是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避实击虚。国军仗着武器精良喜欢长驱直入，红军凭着地形熟悉大玩游击战术，叨上一口是一口。再肥的牛，也扛不住小刀乱剐分而食之，脱骨扒鸡指日可待。
结果，矛的优势没发挥出来，盾的不足纤毫毕现。国军数次围剿无功而返，红军越剿越多日渐势大。这让老蒋很是郁闷。
不成，得摆阵。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国军的弱项在盾，在防备红军偷袭。如果躲进碉堡里，岂不安全多了？你打不着里边的我，我却能打外边的你，正好弥补了短板。
于是国军摆开了碉堡阵。别说，还真对症下药。红军缺乏火炮，打碉堡只能靠人送炸药包。只要碉堡连成一片彼此火力够得着，别说抵近送炸药，连穿行其间都困难重重。
层叠密布的碉堡阵让国军步步进逼很安全红军节节后退很头痛。于是，讲政治的中共把国军的碉堡战术提升到政治高度，叫它“堡垒主义。”
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历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导求我主力决战，以达消灭我们的目的。（《遵义会议决议》1935年1月）
靠着持久战和堡垒主义，国军赢下了第五次围剿。这让老蒋按捺不住心头喜悦之情，一有机会就不辞劳苦四处宣讲碉堡的妙处。1936年6月5日，老蒋在成都行辕召集川军高干会议，传授剿匪心得。巧合的是，十年后的这一天，国共达成了《东北停战协定》。真是造化弄人，此一时彼一时，轮流坐庄啊！
来瞧瞧老蒋是如何诲人不倦的。
……
第五，要特别注重碉堡工事。现在我们剿匪，一面要严密防堵，勿使流窜，一面就要紧合长围，使之坐毙。为达到这个目的，最稳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多筑碉堡，多做防御工事。我刚才己说过，剿匪不比正式作战，不是和土匪大打几次就可以完事，土匪采取避战主义，根本就不和我们主力决战，差不多都是用游击战争，所以我们只有步步为营，处处设防，第一步他不能任意流窜，第二步再使其匪区日益缩小，最后将他困死。（《蒋介石谈剿匪要诀》1935年6月5日）
无毒不丈夫，老蒋够贼也够狠。
接下来，老蒋引经据典古为今用，用万里长城来比喻国军的碉堡防线：
可以说历来剿灭流寇的战略都是如此。不过所用的方法，是要“因地制宜”。例如从前曾国藩李鸿章他们在淮水及黄河流域清剿捻匪，曾掘几千里的长沟，其工程之浩大，决非我们现在掘几里几十里战壕可比。但是壕沟在北方原很相宜，到了南方乡多山的地方，便不适用，所以我在江西剿匪，改用碉堡，在两个碉堡之间，我们的火力可以交叉射击，敌人便不能通过。这样连下去从福建经江西连到湘鄂差不多有一二千里之长，只要每里以内平均两个碉堡，敌人便不容易窜入。所以碉堡线可说是我们的万里长城，这个长城筑得坚固，就可以困死土匪！（《蒋介石谈剿匪要诀》1935年6月5日）
嗯，碉堡长城筑好了，该如何把守呢？
我们筑成了碉堡，只要储藏一点米盐和水，一班人甚至三五个人住在里面，便可以固守几个星期。不怕敌人进攻得怎么凶猛，也可以守得住。这样我们便可以节约兵力，轮流抽调大部分的部队到后方来整理训练。为使前方不感恐慌起见，还可以用分次逐渐增调的办法，最初抽调六分之一，以后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以至三分之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面整理和训练军队，而同时一些不妨碍剿匪的进行，并且还可以节省兵力，尽量作有效的使用，所以多筑碉堡实是剿匪工作中最要之一着。（《蒋介石谈剿匪要诀》1935年6月5日）
细节决定成败，老蒋深谙此道：
关于筑碉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筑碉不要单是筑成一线，成了一个一字形便算了，必须继续的修筑，第一线完成之后，再要筑第二线，第三线。总要使其纵深的力星加强，以多线的碉堡结成堡垒群。敌人来攻，不进我们的碉堡线则己，既进之后，就使他再不能进，亦不能退，都要歼灭在我们碉堡线以内！（《蒋介石谈剿匪要诀》1935年6月5日）
原来老蒋用的是川字碉堡阵，三串糖葫芦摆成一个川。
碉堡既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总要本着“多流汗，少流血”的宗旨，监督一般部下不断的增筑，不可有一刻闲暇。既成的工事，再耍加深加厚，随时培修；未做而应做的工事，尤其要排除一切艰难，努力增筑！（《蒋介石谈剿匪要诀》1935年6月5日）
领袖的本事在于高屋建瓴鼓舞斗志。主席讲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老蒋说的是“多流汗，少流血。要排除一切艰难，努力增筑”。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国共沙场较量的最终胜负，早从领袖思维方式的博弈中，见了高下。
老蒋对碉堡战术钻研得从头到脚天衣无缝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身边的参谋干事岂不无所事事汗颜满面无地自容早该下岗了？留几个文书抄抄誊誊收收发发足够了，反正都是不过脑子的活儿。
福兮？祸兮？
执行力，执行力很关键呦，再好的决策落不到实处也白搭。为避免流于形式，老蒋亲发手令严惩玩忽职守者：
各路军应构筑碉堡扼守，如有不尊令或阳奉阴违而懒惰贻误者，及其所守地区而未如人之构筑碉堡以致失陷者，一经查明，必惩其当地负责主官与其最高长官以督教不勤纵匪养寇之罪。（《蒋介石手令》1935年5月24日）
别以为老蒋只对领养的谆谆教诲上大课，对门生嫡系，更是循循善诱当家教：
…松潘部队如向南肃清散匪，须令其逐渐筑碉前进，不可长驱直入。…无论正面与纵深，每三里必须筑碉堡群一个。但第一群完成，则掩护后续部队向前筑第二群。但不可一日只进三里筑一个碉堡群，至少每一个团每日须要构筑纵与横各十里之碉堡群。此全在其旅团营长事前设计与组织分配工作之得当也。…凡现到川北之各部队，应照上述办法剿匪，于本原则逐次筑碉向南前进，缩小防区，俾得联成一气也。（《蒋介石致胡宗南手令》1935年5月26日）
（图片09a：老蒋致胡宗南）
要是还不明白啥叫子规啼血苦口婆心，再瞧这段：
各路碉堡究竟能否封锁，甚恐中下级干部不知轻重，不负责任，随便草率从事。古人所谓一蚁溃堤，全在主官警心惕励，处处顾到，时时严防耳。如果第一线碉堡群能封锁无弊，则在择其重要各点续筑第二第三道碉堡群，俾逐渐扩充延长为第二第三道碉堡封锁线。总使匪进入第一线封锁线内，既不能后退，又不能前进，完全歼灭于此三道封锁线之中。如果本军筑碉修线果能照此办理，日夜不懈，继续前进，则不惟残匪易于消灭，而且我官兵亦不致费力，是所谓平时多出汗，战时少出血之要义。端在主将平时之勤劳督率，然后全体官兵亦能从而兴起感化，共同努力。切望吾弟强而力行之。（《蒋介石致胡宗南手令》1935年6月8日）
（图片09b：老蒋致胡宗南手书抄件）
从这份手书看，老蒋不光关注碉线阵法的落实情况，还操心“松潘西北夷民之宣慰、组织与联络”。敢情红军在没有国军的地段经常受到“番反”袭击，也是老蒋布置好的。还有那句“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口号，当过兵的都熟悉吧，原来也是学国军的。
为了剿共老蒋不惜心血熬干。只是如此祥林嫂般不厌其烦絮絮叨叨，青年才俊还有机会发挥创意吗？
是把老蒋的教导用语录句式来表达，那便是：
筑碉，前进。再筑碉，再前进。再筑碉，直至胜利。
管用吗？当然！36年初红一东征，老蒋派中央军入晋同时大修碉堡，导致红一不得不退回陕西：在山西是阎锡山加蒋介石（51个团），再加堡垒主义...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彭毛致周林聂徐程叶杨电》1936年4月28日20时）。
稍早，红四在川西南攻占天全大芦，国军则“在大邑、邛崃、名山、雅州、荥经、汉源、泸定、康定、大渡河线上及其前面一带地区构成碉堡封锁线，企图围困我军于狭小不利地区，并待机反攻”（《康道炉战役计划》1936年2月），逼着红四不得不转身向西，发起康道炉战役，到西康地面求生存。
再早，1935年11月，国军同样是在南北西三面筑起三道碉堡线，然后集中42个团由东往西活塞式压迫进攻，迫使红二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开始长征。
（图片09c：四川筑碉标语）
陕北也一样。自打红一到了陕北，周边东北军西北军每月的军事报告，除了充当工兵修碉堡几乎就没别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在国军渐次紧缩的碉线蚕食下，红军不得不东奔西突，以求生存。“目前陕北苏区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的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洛甫恩来博古泽东致王明电》1936年8月25日）
（09d：36年5月东北军筑碉）
习惯成自然。很多事经年累月反复发生，应对就成了条件反射。比如国军筑碉，基本都是大张旗鼓收效甚微。为啥？本来土木工程就得循序渐进急不得，加上红军时不时派兵骚扰破坏，于是碉堡线就成了算盘上的珠子，进三退二。瞧瞧这封电报：
敌横山、石湾部队现正积极筑堡垒，因我游击队迟滞之，前进甚缓…（《毛泽东致宋时轮宋任穷并告彭德怀电》1936年10月10日）
哈哈，积极筑碉，前进甚缓！这一天，正是红一四在甘肃会师的大喜日子。
与陕北那边碉堡进度“甚缓”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老蒋摆平两广回师西北的“甚速”：
胡宗南主力前进甚速，故令四方面军速控制静宁、会宁大道。（《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9月15日12时）。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已连电朱张以主力进占界石铺。（《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9月17日12时）
国军甚速的矛头，直指刚从草地出来的红二四。为此，朱张提议在西兰公路与红一南北“夹击”，给擅长折返跑的胡宗南来点教训：
情况：敌以各个击破我军之目的，企图以胡、毛、王、孙四个纵队首先与我四方面军决战…
对策：我军为先机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朱张陈致毛周彭贺任刘并告徐电》1936年9月13日20时）
随后，朱张陈拟定了《静会战役计划》：
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宁、会宁及通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朱张陈致徐向前电》1936年9月18日20时）
经验证明，大兵压境不可怕，国军筑碉似龟爬。只要空间够大，足以从容北移越过龙门想干啥干啥：
目前对胡宗南不宜进行决战，只须速进静宁以西，占领广大阵地，让他展开筑碉。我在70天内逐步北移，至12月一四两方面军各以一部拒止南敌，各以主力北进攻宁，配合苏联帮助，夺取宁城，至明年春暖再行决定西进、南进、北进。（《毛周彭致朱张并任贺电》1936年9月19日15时）
红四可未敢乐观。半年前在川西南，中央军在飞机大炮助攻下前进起来可是油门踩到底，一下子就把红四逼入了西康。这次是三面国军一道黄河，形势更加凶险。万一国军放开手脚拼命进攻，疲惫孤军将如何抵挡？
于是有了一番波折。
之后，红四还是进入了中央指定的集结地域。
下一步如何行动？主席早有安排：
我三个方面军在渭水以北集中后，胡毛王三军及东北军均必须从新部署，需要相当时间。…胡、王、毛、何、王各军不得不展开筑碉前进，我则利用时间休息兵力，待11月即可开始执行新任务。（《毛周致朱张徐陈贺任关刘电》1936年10月6日17时）
看得出，在西兰公路到黄河岸边这块地界休养生息坚持一个月，中央信心满满。缘由嘛，主要是国军“不得不展开筑碉前进”。
为便于红一日后机动，主席建议把胡宗南与何柱国尽量“向西吸引”：
在四方面军接替会静段任务后，一军团主力（一二两师）如何行动问题请即提出意见。我意以占领固原城、硝河城、青石咀三点之间地区及其附近，南与二方面军接近较为适宜，以便尽量将胡宗南军与东北军向西吸引，利于尔后之机动。（《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左聂电》1936年10月6日17时）
反正虱子多了不痒痒。一群羊是筑碉，两群羊也是筑碉，轰一块儿得了，还能给红一减轻点压力。
10月10日红一四会师，第二天中央颁发了《十月作战纲领》。部署如下：
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
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呵呵，红军也开始以阵对阵了。啥阵？扇形散兵阵。啥叫散兵？“多数支队”――张开五指而不是攥紧拳头。布在哪儿？通马静会――通渭马营静宁会宁之间。咋打呢？“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
（地图09e：通马静会）
这个阵法不求扼守要道构筑阵地，也没打算诱敌深入，更没强调集中兵力歼其一部。这可不太符合红军的作战原则哇。不过看得出，这是针对“前进甚缓”的碉堡战术的。在陕北，对付国军碉堡线，少量游击队就能做到“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更别说久经沙场的红四了！
耗到11月初，红四的“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保障“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和“四方面军之三个军”攻占宁夏，大功告成。
这当口，正值华北走私登峰造极小鬼子挑衅肆无忌惮，全国民众仇日怒潮风起云涌步步高。私下里，国共密谈正在轰轰烈烈大踏步对进，喜讯频传。几天前主席和洛甫就曾向朱张等通报，说“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
一旦与老蒋击掌成交，国军进攻立刻拉闸断电，碉堡线也就成了风景线，留给国人感慨了。
这是宁夏战役的第二道保险。政治层面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那种。
就在红四按照中央指示开向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时，国军这边编排了《通渭会战计划》，准备将红四就地聚歼。张学良第一时间向中共报警，并建议红四“速通过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会合，执行宁夏战役。”
这是《十月作战纲领》出台几天前的事。
执行宁夏战役要渡过黄河，渡河需要造船，造船需要时间，不是说打就能打过去。同时，中共似乎对少帅的警告没太当回事。10月16日，国军开始向进攻出发地攻击前进。当日晚，毛周给红二四的电报指示依然是：
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迟滞前进方针。（《毛周致贺任关刘并朱张电》1936年10月16日22时）
两天后，朱绍良发参字207号训令。随附的剿匪计划纲要部署国军三个军，分别从东西南三面围攻位于静会一带的红四：
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之朱、徐等股匪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方面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附近地区而歼灭之。（朱绍良《剿匪计划纲要》1936年10月18日）
此时红四的防御线，从东南到西北依次是红31、红5和红4军，分别顶着国1、国3和国37军。红30军正在大芦子拼命造船，9军待机。
西边的国军第37军很歹毒，没去跟红4军打招呼，反倒是集中兵力瞄上了西兰公路以南的红5军：
本军基于上项计划纲要，决先期将盘踞七麻镇、什川镇、张家坪一带之伪五军团全部歼灭后，再协同友军向北追剿，特于本（十八）日午后二时于陇西下达攻击部署命令，要旨如下：
…本军以歼灭董匪全部为目的
说起来是一个军对一个军，实力差距大了去了。36年10月10日的统计，红5军满打满算四千人出头，而国37和国3军却各有两万来人，兵力悬殊。再加上红军是兵力分散的扇形防御，此消彼长，如何撑得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红军的手榴弹多半不响，国军炮火猛烈外带飞机狂轰滥炸，战场局面一边倒。10月20日，国37军第8师攻占了七麻，24师进占了什川，红5军不支，向后撤退到西兰公路上的马营。而前一天“午后三时”通渭已被国军占领，国军第3军第7师正从通渭向马营攻击前进，又与红5军遭遇。红5轮番力战两路大军，力不能支，于21日退到华家岭，利用原有碉寨构筑强固工事重新组织防御，咬着牙与国军死拼。
22日，徐陈向红四各部发出命令，依照《十月作战纲领》，在宽大正面实施“扇形运动防御”：
我四、五、三十一等军以运动防御，迟滞敌人，争取时间之目的，部署如下：
（1）四军以钳制定西、兰州、金家崖敌人，掩护会宁、郭城驿大道之任务…
（2）五军以钳制马营、宁远店敌，尽量控制会宁大道于我手之任务。主力应位壮（杜）家梁、新王家川。一部应扼守华家岭，宋家岭（沟）为前进阵地，尽量控制华家岭通定西大道…
（3）九军为机动部队…31军以蔡家镇及翟家所北之新堡子、宋家河、红羊坊为后方。（《徐陈致各军及朱张电》1936年10月22日）
徐陈的这个部署具体发出时间不详。按国军战报，这天早上7点半红5军就丢掉了华家岭，这意味着西兰公路已失：
二十二日午前五时三十分，我七十旅一三九团前卫营，与司家岔匪之掩护队发生接触，匪利用原有民寨及市街民房加筑碉堡，构成强固工事顽抗。
我李师长恐正面攻击难以奏效，特饬虢团于正面施行佯攻，利用华家岭东南深沟之隐蔽，派步兵两连包围截击。至七时攻击奏效，匪遂放弃所踞堡寨阵地，一股向宋家梁东北沟地，大部向大东梁山地溃窜。遂于午前七时三十分确占领华家龄。（国军《陆军第37军堵截追剿朱徐股匪各役战斗详报》1936年8－11月）
红5军大部撤到了新王家川一线的大东梁，即现在的大墩梁。此处战斗更为惨烈：
…该匪退至大东梁后，会集该地原有股匪共约三千余人，仓皇占领帽儿顶、阳湾之线，据碉凭险顽抗。我一三九团第三营附狙击队乘胜突击，反复冲锋，战斗极为激烈。该团第一营左进，被阻深沟，联络中断，正面攻击亦甚迟缓。匪趁势反攻，并渐次向我右侧包围，幸我官兵沉着应付，奋勇抵抗，以致阵亡一三九团三营长薛德辉、第七连长吴锡哲暨伤连长李淮义、毛成鸿以下官兵四十余名。相持至午前十一时，适我第八师四五团由左翼抄袭匪之侧背，已进展至王大峡西南端高地，并向匪阵地西北侧击中，该师长乃一面令七十旅步炮连进入阵地，向帽儿顶轰击，掩护一三九团向当面之匪猛攻，一面令一四四团第一营狙击队向右包围。至午后一时，全部包围形势逐渐完成，适值空军大队前来助战，士气大振，杀声震天，匪见局势已促，复狼狈溃窜。伪军长董振堂及伪政委等自帽儿顶退却，仅以身免。伪三十九团长被我军包围，迭次冲锋不逞、乃自杀，其手枪、大衣均被我军夺获。是役共俘匪官兵五百余。我第八师四三团、四五团获步枪百三十余支，轻机枪三挺，手机枪二支；第二十四师一三九团及一四四团获步马枪二百余支，重机枪脚架二座，团、营旗三面。其向会宁县城溃退之匪共约千余，经我二十四师一三九团跟踪追击，沿途死伤枕藉、呻吟呼号惨不忍睹。（国军《陆军第37军堵截追剿朱徐股匪各役战斗详报》1936年8－11月）
从21日拂晓发起全线攻击，国军仅花了一天就拿回了西兰公路。除红5军，左右两翼的红4和红31军也分别遭到了国军猛烈攻击，纷纷后撤：
我四军、五军、三十一军部队，于界石铺、马营、华家岭、宁远镇、葛家岔一线，坚守防御，顽强抗击。那带地势空旷，丘陵起伏，利于敌人飞机、炮火发扬威力，而不便我军隐蔽集结，机动制敌。激战两天，敌我双方均遭受较大伤亡。我五军副军长罗南辉，不幸在华家岭壮烈牺牲。我们硬顶下去，代价太大，不是办法，遂令部队边打边撤，逐步向后收缩，拟在会宁一带诱歼敌人。（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国军的重心在左翼，即西线，凌厉攻势完全超出了共军预判，而且丝毫没有筑碉的打算。相比而言，倒是东线胡宗南的第1军谨小慎微走一步歇半步，22日到达预期位置后即令“各部队就原阵地停止警戒加强工事”。这正好让红二在平峰镇界石铺一线接防，红一前出的部队得以从容北返归还建制。
仗打到这个份上，通信联络难以保障，前方情况不明，徐陈很是焦虑：
据宏坤电，五军昨夜十二时全部到会宁，究前方情况如何？不明。…三十一军无报告，该方情况不明。…二十二日战斗正激，南辉牺牲（《向浩致朱张电》1936年10月23日）
而据国军战报，头一天退到会宁的红5军，大部分于当夜即撤离了，只留下小部队掩护。国军于23日上午9点，攻占会宁：
二十三日午前四时，据报昨二十二日退踞会宁股匪，其大部确于昨（二十二）晚向北宵遁，其警戒部队刻已退至会（宁）城附近。当令二十四师彭旅长率部向会（宁）城急进。午前七时，该旅一三九团先期第二营到达会宁城附近，与匪掩护队约五百余接触，激战约二小时，经猛烈冲击，并派队由翼侧迂回，拟聚歼该匪于会宁城内。该匪察知情况，由间道向北窜去。计毙匪六七十名，俘匪三十余名，缴获步枪二十余支，遂于午前九时确实占领会宁县城。（国军《陆军第37军堵截追剿朱徐股匪各役战斗详报》1936年8－11月）
关于丢失会宁，徐帅是这样回忆的：
我们计划以九军一部及三十一军、四军，五军全部，在会宁附近迎头痛击前进之敌。但是，扼守会宁的五军，注意防空不够，遭敌机猛烈轰炸，伤亡八百余人，损失兵力达四分之一，在敌三十七军的猛烈攻击下，二十三日被迫放弃会宁。
1937年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的报告》里写道：
22日指部离开会宁，这时毛炳文正积极由马营向五军锐进，胡宗南部向通渭压迫，我们当时才决定由九军一部、三十一军、五军及四军一部在会宁附近予敌打击。但因五军退走太快，未照命令扼守会宁，使计划未能实现。
会宁失守让局面一下子严峻起来。徐陈不得不赶紧调整部署，火速从两翼抽兵，在会宁以北重设防线：
王敌一部昨增进到新王家川。五军未照命令今早放弃会宁退到二十、三十、四十、五十里铺一带。…三十一军火速抽出三个团，择路到张城堡西北通二十里铺适当地区集中后，即迅速开三十里铺接五军任务。…在西巩驿一带四军之三个团，除以一个团择路开北二十里铺，接替廿里铺线任务，归五军首长指挥…其余两个团暂位置西巩驿以北塘员家、岘见一带阵地，以通郭城驿捷路为后方线，小部在前面活动…（《徐陈致董振堂黄超王宏坤陈再道并报朱张电》1936年10月23日）
大出意料的局面，连徐帅都没法及时掌握战斗进展，更别说红军总部的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了。以至于直到10月24日，朱张还不清楚国军是否进了会宁：
二十五师即开会宁，如敌未到会宁城，使九军接替三十一军主力集会宁，此后配合九军击敌。（《朱张致徐陈电》1936年10月24日）
宁夏战役被迫于11月上旬放弃。一个月后，1936年12月，主席在抗日红军大学讲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接下来，主席阐述了违背正确原则的后果：
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主席的教诲入木三分，几乎就是前三个月的工作总结：
9月19日《毛周彭致朱张并任贺电》：
目前对胡宗南不宜进行决战，只须速进静宁以西，占领广大阵地，让他展开筑碉。我在70天内逐步北移，至12月…
10月2日《毛周彭致朱张徐陈并致贺任关刘》：
…主要的敌人胡关王毛等军，将首先依据渭水流域构成封锁线，然后将我压至陕甘大道以北，再凭陕甘大道筑起封锁线来。敌之两个步骤完成时间大约须两个月左右，如我能合力给敌相当打击，还可延长些时间。
10月6日《毛周致朱张徐陈贺任关刘电》：
胡、王、毛、何、王各军不得不展开筑碉前进，我则利用时间休息兵力，待11月即可开始执行新任务。
部署来源于决心，决心来源于判断。在国军必然筑碉蜗行的基本判断下，自然有了《10月作战纲领》让红四“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的作战部署，以及5天后即10月16日《毛周致贺任关刘并致朱张电》的基本方针：
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迟滞前进方针。判断在敌情、地形等条件下，可能达此目的。
没想到国军不听指挥，压根不筑碉让红军无机可乘，还一开机就直接进入冲刺模式。10月21日通渭会战打响，第2天就夺回了西兰公路，第3天拿下会宁。24日夜里红四渡河成功，30日晚国军就封死了虎豹口，破了红军渡河梦。这一趟比划下来，只用了10天。
一厢情愿，真的不靠谱。
曾几何时，神州舞台八个样板戏轮流坐庄。这里面但凡涉外的，都有一句相同唱词：阶级仇民族恨。《红灯记》是李奶奶的“阶级仇民族恨涌上心间”，《沙家浜》是郭指导员的“阶级仇民族恨燃烧在胸膛”，《奇袭白虎团》是严排长的“阶级仇民族恨不共戴天”。这说明那会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搭根筷子都能射死人。
其实阶级仇和民族恨没法画等号。你说这第二国际为啥分了裂，必须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为啥抛弃阶级仇归顺各国资产阶级旗下？再说这以色列和阿拉伯，多少年了没完没了水火难容，甭管内部多深的仇对外都是一个恨？还有咱中国，渴了要喝匈奴血饿了要吃胡虏肉，反清复明叫得山响，不就因为不同族嘛。
阶级仇和民族恨如同平面坐标的纵横轴，各有各的维度。和平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忘阶级仇。战争来临，以宗教信仰至上的满腹民族恨。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阶级仇图的啥？争夺领导权呗。民族恨呢？捍卫生存权嘛！阶级仇说破大天都是内部矛盾，民族恨再往小说也是敌我矛盾，水火难容。
这就出来一个机会。遇到经济不景气阶级矛盾飙升时，找借口发动一场对外侵略，既能拉动内需掠取资源还能平熄内火谋求霸权。受侵犯的一方为了民族尊严领土完整不当亡国奴，也只能暂时搁置不共戴天的窝里斗枪口一致对外。由此说来，民族恨是阶级仇的创可贴。
世界充满矛盾，矛盾引发冲突，冲突导致争斗。所以啊，为顺应社会规律，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一个巴掌拍不响。CP的终极目的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追求你死我活。老蒋身为对方的掌门人，对中共岂能心慈手软？1927年4月12日，南京政府成立前一周，老蒋在上海借血祭旗，给CP上了一堂血淋淋的阶级斗争课。幼稚的中共终于猛醒，明白了啥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跑到南昌城头鸣枪示威，走上武装夺权的不归路。
接下来便是围剿与反围剿。可怜的老蒋有太多事要应付：中原大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福建事变…禁烟、修路、新生活、货币改革…好容易靠着“碉堡主义”占据上风，撵着红军一路流窜眼见胜利在望了，小鬼子的步步紧逼又勒得老蒋喘不过气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民族恨沸点来临，要开锅了。
人活着总得有尊严，这叫人格。升级到国家，就叫国格。如果不是无奈，谁愿干丧权辱国背负骂名的勾当？
对付外辱无非两条：拳头和法理。既然咱国贫民穷军队弱拳头不硬，委员长便把宝压到了公理上，指望国际社会主持公道压鬼子收敛。那会还没联合国，可有个国际联盟简称国联，50来个成员国日本也有份。33年小鬼子进攻山海关，国联大会对日本一致谴责，小鬼子的代表竟然当场退席以示不屑。3月热河沦陷后，日本干脆退出了国联，不跟你玩了。
“理”是文明人的门槛。遭遇无赖，屁都不是。
凡事都有底线。别看国府对小鬼子左一个协定右一个承诺恨不得有求必应，但要老蒋投降，门都没有。这点，9.18主谋之一号称中国通的板垣征四郎比谁都清楚：
根据中国现状作出如下判断：遗憾的是一旦日苏开战，使中国成为苏联友邦的可能性极大。总之，认为以国民党为后盾的南京现政权，就其本质而言，无论我国采取任何手段，对方绝对不可能与帝国建立友好关系；我国历来的对华政策始终建立在无视中国及中华民族本质的抽象原则上，因而未能取得任何实际效果。（《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与日本驻华大使有田会谈记录》1936年3月28日）
中国向日本俯首称臣，且不说大国历史造就的民族自尊不答应，小鬼子肆无忌惮欺侮蹂躏吾国吾民的暴行，也在国人心里激起极度反感。一个见人张嘴就骂伸手就打抬脚就踹的恶棍，受害人能从心理上亲近？除非有病。
既然不投降迟早得开打。要打赢就得先强军，要强军就得花大钱。这方面国府着实不含糊，一直暗地里强身健体精练武功，军费开支连年高高在上。打9.18起，每年都占了国府预算的三成有余，跟海关的税收有一拼。
（图片10a、b：35年、36年国府军费预算）
枪炮弹药是消耗品，一旦打起来需求必定巨大，光靠自力更生显然跟不上趟。咋整？买呗！要买，没有比苏联更方便的了。且不说苏联跟小鬼子有世仇，就说国力，此时的苏联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强力助推下，已然从农业弱国华丽转身工业强国，造个飞机大炮坦克啥的，下猪崽一样。现代战争不就拼工业嘛，要不咋美英苏笑到了最后？
（图片10c：苏联工业）
老蒋跟老毛子套近乎其实早有动作。34年国军五次围剿胜利前夜，老蒋就让清华教授蒋廷黻（音福）访欧时顺道造访莫斯科投石问路，感觉还不错。35年7月何应钦出名几天后，孔祥熙受老蒋之托拜会苏联大使声情并茂晓之以理，挑明关东军下一个目标必是绥远，醉翁之意在外蒙。36年12月，苏联大使拜会老蒋，开始密谋中苏军事互助可能性。
国府跟苏联打交道，中间夹着个势不两立的中共。让老蒋眼前一亮的是，35年8月国军正在川西准备痛歼红军之时，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七大，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宣读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大谈统一战线。这便是史称的《八一宣言》。36年1月4日，中共海外机关报巴黎《救国时报》又发表文章《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明确提出“据我们观察，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共产党方面是完全可能的”，“在国民党方面不管蒋介石的企图如何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中共的舞步，总是踩在共产国际的曲调上，那可是斯大林定的音。中共提出统一战线，话里话外都透着莫斯科的气息。
此时红一甫到陕北喘息未定，红四在西康偏居一隅，红2、6军团被赶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在国军护送下一路逶迤无处停留，国军“剿匪”成果斐然。跟强弩之末的中共谈合作，恰逢其时。中共在巴黎的书面纸表态刚过9天，国府驻苏联武官邓文仪就奉命约见了中共代表团的潘汉年，四天后又见了老同学王明。老邓一上来就亮出底牌说“我受到了蒋介石的委托”，接着大谈民族大义，“日本的进攻威胁着整个中华民族和我们个人的生命财产。因此我们深信，不反日，我们很快都完蛋”“南京军队将在9月份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最后道出实情：
我们获悉，在今后几个月内，至少在今年下半年，日本一定会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
我们子弹和炮弹很少，我们的全部储备仅够三个月战争使用，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军事装备的来源。我们想从国外购买军事器材，但你们知道，英国、美国都很遥远…（《王明与邓文仪谈话记录》1936年1月17日晚8时于莫斯科）
这话，明摆着说给斯大林。
老蒋同意恢复国共合作的前提，是中共取消政权军权，也就是撤销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去南京任职；红军改编成国军，由国府统一供养。基本是收编闹事军阀的老路子。
五天后，邓文仪再次幽会王明，开出了谈婚论嫁的条件。
邓文仪：当然，蒋介石不能只要求你方作出牺牲。例如在区域问题上…那我们就给你们中国西北那一块地区，根据你们的意见，这意味着建立国际联系。
王明：而在你们看来，这意味着确立对外政策？
邓文仪：这是对的，因为一旦中日战争爆发，日本会封锁中国所有海上通道，那时中国就不能从欧美购买武器弹药，而唯一的来源将是苏联。因此我们希望，正是要通过中国西北从苏联那里购买武器弹药。（《王明与邓文仪谈话速记记录》1936年1月22日时于莫斯科）
这不正好和红军朝思暮想的打通国际不谋而合吗？
只是邓文仪不知道，尽管此时陈云到了莫斯科林育英到了陕北，可电台不通，王明们恐怕连朱毛天各一方都未必知情，更别说红军如何打算了。
再说王明只是个驻京办主任，当不了家。要拍板，还得找朱毛：
我们党始终遵守自己的章程。我们的问题从来都是由政治局的大多数来决定，而中国党的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在莫斯科。…具体条件要同毛泽东和朱德去商谈。（《王明与邓文仪谈话记录》1936年1月17日晚8时于莫斯科）
对于反政府武装，老蒋从来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先除之而后安。可这回要背靠苏联打日本，要不给人穷亲戚网开一面留生机，于情于理都过不去。况且老毛子跟小鬼子同样世代民族恨，大敌当前保不齐能说服中共从了国府也不一定。事实上，1月22日，就在邓文仪跟王明第二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约会时，老蒋也在夜幕下的金陵城偷偷溜进孔祥熙府邸跟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私会密谈。内容之一，是游说莫斯科劝说中共放弃武装。
老蒋忘了，正是自己主演的那出4.12变脸大戏才把中共逼上了绝路。放下武器等于放弃生命，一旦悲剧重演，对莫斯科也是巨大损失。于是，鲍格莫洛夫明确表示小两口的事小两口谈，家长不掺和。
老蒋碰了个软钉子，不过没影响跟中共缓和关系的心情。既然中日难免一战，拉上中共总归利大于弊还能一箭双雕：既能帮着催讨苏联军援，还能让红军充当饵食，去外蒙边境跟鬼子当面冲突，勾引莫斯科下水相助欲罢不能。
老蒋做事向来多管齐下好几个备胎。国外抛着绣球，国内也没闲着，启动了两条通道找中共。一条S线，宋子文通过宋庆龄找了自己昔日同窗董健吾，老董当时身披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外衣，实为中共上海局特科员工。另一条C线，陈立夫通过CC下线曾养甫（国府铁道部次长）找到谌小岑（国府铁道部劳工科长）又找到翦伯赞。老翦右手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左恭找到了中共上海局的张子华，左手联系上好友施振羽沟通了中共北方局。
听着像传销是不？国共两党藕断丝连，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这些人靠中共这边的除张子华42年牺牲外，其他都活到解放后。董健吾当年在上海收养了不少中共高层子女和烈士遗孤，包括主席的三个儿子。翦伯赞和施振羽都是学富五车的知名历史学家，建树颇丰。这几位的命运，就像激流漩涡中的浮萍，各有各的悲催。不谈。
既然南京主动示好，中共怎会无动于衷？北方局这边，立刻倒捋着线把周小舟施振羽派去了南京，与谌小岑接上了头。上海局那边，则分两路派董健吾和张子华去陕北报信。俩人在西安偶遇随后结伴而行，36年2月27日到了瓦窑堡见了博古。随后，正在山西石楼随红一东征的洛甫和主席接到通报：南京来人了…
这时节正赶上老毛子和小鬼子冲突不断摩擦升级。2月8日，外蒙军队跟伪满军在边界掐架。后来小鬼子上来了，蒙军败退输了一阵。12日，小鬼子扶持的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宣告成立，朝着内蒙自治跨了一大步。两天后情人节，苏联关闭了设在伪满洲国的沈阳总领事馆。17日，日本军部拒绝了老毛子设立日满俄联合委员会以处理边境纠纷的提议。18日，苏联又关闭驻哈尔滨领事馆。2月20日，日本政府决定在华北增兵。3月4日，史達林聲明如日本攻擊外蒙，俄國將不惜一戰（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3月12日，苏联与外蒙签订了为期10年的《苏蒙互助协定》，建立军事同盟，对日本示威。
苏蒙协定对中共来说是个利好，因为地理上离“苏联”近了许多：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林育英等致朱张等电》1936年5月25日）。但对国府来说，这绝对不能接受，这不生生把中国的外蒙默认成国家，跟小鬼子把东北打造成满洲国有啥两样？
4月2日苏联大使把苏蒙协定通知了国府，立刻遭到抗议。4月5日和11日，国府又两次正式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老蒋这些天一定是阶级仇民族恨涌上心头直攀眉头，咬着后槽牙把怒气写进了日记：
倭之狭小，俄之短忌，侵略主义之横暴，诚无独有偶。…二、外蒙之领土与主权，非使俄承认不可！三、中共非解决不可！（《蒋介石日记》1936年4月7、8日条）
也许从此刻起，国府与中共的谈判基调，已变成军事围剿大棒前的胡萝卜。
在老蒋看来，倭满协定之启其端，俄蒙协定之结果，倭俄之战争，以理测之当在眉睫矣。（同前）照此推断，两恶相争正好助推其变坐享其成。于是，国府随后与中共的谈判，一上来就提出：
停战自属目前之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南京5月15日提出之谈判条件》）
这个建议与年初邓文仪递交王明的一脉相承。巧合的是两天前在延川大相寺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的意图也是经宁夏打通外蒙，猛一看真有点心有灵犀不谋而合的意思。不过叶图相似味实不同：中共想的是接通外蒙获取军援回马夺天下，国府想的却是以匪制寇调宋江打方腊，让红军当捻子引爆苏日大打出手作壁上观。
明眼人不上当。国府条件传到陕北，主席炯炯炬目立马看穿了司马昭之心：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8日）
此时中共心气高涨自信爆棚。一来，国内反日浪潮风起云涌，如同随时都能点燃的炸药包。二来，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誓师北上抗日，老蒋忙不迭跑去灭火似乎难顾西北。三来，红四开始北上红二也将接踵，风云际会胜算大增。四来，跟莫斯科的电台终于叫通，能随时联络国际求得支援。五来，少帅跟中共打得火热，准备控制河西走廊到新疆，打通国际共建西北国防政府。
两广事变是国情民意的里程碑，标志着国人对小鬼子的强盗行径已忍无可忍，同时也为5个月后的绥远抗战埋好了捻子。退无可退的老蒋这回是吃了扁担横了心，准备还手不惜一战了。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老蒋朗朗铿锵放出狠话：
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侵害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图片10d：1936年7月13日老蒋发言）
老蒋真不是说说而已。7月25日小鬼子提出要在成都开领事馆，被国府回绝。8月25日板垣征四郎跑到绥远与傅作义交涉绥东五县自治，照样被拒绝。9月15日国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越茂在南京谈判，寸步不让空前强硬，9月23日两人见面不到五分钟就不欢而散。第二天老蒋在日记中写道：
倭使川越与我外交部谈判形势，昨已等于决裂，彼只有片面要求，而我方所提之五条件，则概谓不得提出。是可忍，孰不可忍？…察倭素性之横暴，决不能避免战争…非我亡，即彼亡，此亦理势之所当然也。（《蒋介石日记》1936年9月24日条）
当日，老蒋给国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发出紧急号令：
据昨今形势，对方已具一逞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随时抗战为要。一面并转冯程朱唐给同志详商具体方案。（《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6年9月24日）
此时老蒋血脉贲张豪情万丈，对苏不再幻想，对日不再迁就，对中共不再让步。7月4日国府开出了经陈立夫修改后的谈判条件：
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力量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待遇。
四、K方在C方决意放弃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即以K方为主体，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机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负担民族革命之任务。（《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
嗯，条款很霸王，跟小鬼子丢给国府的不相上下。核心内容嘛，还是一如既往，要求中共放弃军政大权。印把子，这可是老蒋底线，阶级斗争不就图这个嘛。
就在周小舟报告的几天前，中共也对外宣读了一份主席亲自起草的致国民党书，似乎在遥相呼应：
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拥护统一的国防政府…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25日）
咦，这转变也忒大了吧！虽说年来5月5日、6月1日、6月20日中共多次发过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可从没承诺过放弃苏维埃啊！放弃苏维埃，CP为何而生？
主席一定很无奈，因为这是国际的最高指示。10天前共产国际发来长电，要求中共放弃此前抗日反蒋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既如此，谈吧！
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25日）
当天主席还给负责谈判的潘汉年发出电令：
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毛泽东年谱》1936年8月25日条）
以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文斗加武斗，这是道上规矩。还是这天，陕北向莫斯科汇报了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即12月起红一四分攻宁夏青海，兵分两路打通外蒙和新疆。
依旧这天，毛周彭发出《训令》，分派了9至11月红一二四各自的任务，准备冬季新行动。
中共有充分理由对国共和谈寄予厚望。这一是大幅降低了己方权益满足了对方条件，二是摸清了老蒋的抗日决心。这令主席兴奋不已四下电告。8月27日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9月8日告诉彭老总：“南京代表来而复去，约主要负责人见面，有成就希望。”同日还致电朱张任说：“8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然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目前我们的联络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双方正式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问题，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9月23日，电告派到西安贴身张学良的刘鼎：“我党与南京谈判条件已交潘汉年带来西安。张学良从中斡旋甚好，迅速达成和平统一，国家民族之福。”
没人知道5个月前老蒋就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彻底解决中共。此时看到的，只是暴风雨到来前的五彩云霞。
国共密谈的喜讯不断传来，将信将疑的国焘不明就里。9月26日朱张徐陈给中央打来电报要求先机占领甘北，开篇便说：
我们首先申明对国际指示和统一战线进展情况，不甚明了…胡宗南入甘必然会向我们积极进攻，且有后续部队增加可能；张学良在蒋势力压迫下，对我军有可能采取较积极行动。来电谓：恩来将去南京，我们对此不大懂得。（《朱张徐陈致英洛泽恩博稼贺任关刘电》1936年9月26日12时）
对于红四的疑虑，9月27日毛周彭来电解惑：“南京内部已起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均与以前不同，所以我们重提国共合作，力求停止内战。”10月2日毛周彭再次告知朱张徐陈：“现全国人心激愤，要求南京抗战…新事变在酝酿变化中。”10月8日毛洛向红二四通报说：“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
按照中共的想法，既然都愿意和谈抗日，双方停战指日可待。10月10日，红一四会师那天，主席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来电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归，见了曾养甫，曾约周恩来飞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为表示诚意，10月9日毛周电示时任中共对外联络局副局长的张子华，要他告诉陈立夫，红军愿先行停止攻击国军，提议国民党停火。10月14日毛电告叶剑英：“我方已向南京提出四项意见…第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进攻…第三，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10月15日，主席发表停战谈话：“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吾人已决定再行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以上均见《毛泽东年谱》）
这时，张子华向中央报告：
宁方态度以我党活动、苏区存在及参与国民会议皆无问题，唯军队番号须与南京一致，目的似相当改编（《张子华致周恩来电》1936年10月17日）。
这可是特大喜讯，比中共的预期要好得多。当天，中央一边通知张子华，要他交涉国府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周恩来年谱》），与委员长直接沟通峰峰对话，一边向红军通报说：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即派人员具体谈判（《毛洛周致电朱张徐陈贺任关刘并彭电》1936年10月17日）。
第2天，毛洛周再次通报情势并作出判断说：
我党致国民党书已在全国各地及国民党军队中发生极大影响，得到国民党中及各阶层中广大同情。日本侵略日亟，亦不能不影响国民党军队中之干部。我三个方面军集中，彼等又有所畏惧。正与国民党谈判，彼方当有不欲使谈判弄僵之意…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毛洛周致电朱张徐陈贺任关刘并彭电》1936年10月18日）。
如果说前一段中共还只是谨慎乐观，到这会绝对是笃信无疑了。从方方面面的表象看，刹车板随时都可能被踏下，云开雾散指日可待。
此时国军按照已下达的通渭会战计划，正向进攻出发地开进，并与红四接火。当日身在西安的叶帅和刘鼎致电中央：南京谈判方针似继续调兵压迫以便收编红军（《叶剑英年谱》）。20日叶刘再次向主席通报：蒋介石令胡宗南急进…势必一战。张学良估计蒋先打而后和图个便宜而已（《叶剑英年谱》）。
叶帅、刘鼎和少帅对国军进攻的判断，都停留在为谈判增加筹码的尺度上。这在多大程度上误导了中央，不好说。
10月21日，千辛万苦的红二到达界石铺也与红一会了师。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通电全军，要求从11月1日到7日进行十月革命教育，全军同时于11月7日举行庆祝大会。而这天拂晓，国军向红四发起总攻，战斗极其激烈。
10月22日华家岭失守。红五军损失惨重，副军长罗南辉牺牲。主席仍希望力挽千钧于一发，当日电示潘汉年要他带上《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直接去见陈立夫”。那上面第一条便是：自本协定签订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
10月23日会宁失守。国军攻势极为猛烈。主席坐不住了，24日给叶帅发去电报要他将“蒋的确切企图查明即告”（《叶剑英年谱》）。同时致电彭老总并朱张徐陈贺任：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毛泽东军事文集》）。从国军面露凶相的攻势看，招招见血剑剑夺命，分明是往死里打，丝毫看不出呼应和谈的意思。
这彻底出乎中共意料，搞得红军措手不及。
10月26日主席同朱老总等46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要求“立即停止进攻红军”。
10月29日叶帅总算搞清了老蒋底牌，立即电告中央：
蒋张已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叶剑英年谱》）。
这才真相大白！可惜来的太晚，国军离虎豹口只一步之遥了。
一连串因素使红军无法阻挡国军前进。10月30日虎豹口被国军占领，把红四切成两段首尾难相顾。11月8日中共被迫放弃宁夏战役。
前一天，原本是红军召开大会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日子，主席发电严厉责问刘鼎：小开速赴南京谈判早有电交你转去如何至今未转？（《毛泽东致刘鼎电》1936年11月7日）中共曾把谈判条件提前让刘鼎通过少帅转给国府，那里面的重要一条就是立刻停火。
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开谈，国府陡然变脸，推翻之前一切许诺，提出的条件是中共只能保留3000人的军队，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择优录用。
谈判需要实力做后盾。中日谈判如此，国共谈判亦然。在甘肃黄河边，国军刚刚把红军打得灰头土脸占了便宜，怎么可能不在讨价还价中霸王上弓？
国府新的要价大大超出中共底线。老潘一看没法谈，换个话题要求国军先停战再慢慢商量。老陈回复说这决无可能。因为“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双方谈了必须负责，因此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潘汉年致中共中央电》1936年11月11日）
这意味着战场上一时半会国军决不可能停止猛攻。老蒋再次给天真的中共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11月15日，主席给朱张彭贺任发电，不再抱有幻想：
（甲）绥远战争已爆发，上海日纱厂二万人罢工。
（乙）蒋介石仍坚持打红军，与南京妥协一时难成，我们应坚决粉碎其进攻。（《毛致朱张彭贺任电》1936年11月15日）
此前一天，彭老总给毛周朱张贺任打了封电报，点出了宁夏战役流产的两个死穴：
（1）是避战对胡敌力量过分估计。
（2）是对目前抗日的怒潮过高的估计，以为不一定要打仗，新的革命形势已经到来…（《彭德怀致毛周朱张贺任关电》1936年11月14日）
这第一个责任的板子，自然打到了国焘屁股上。加上之前的另立中央，之后的西路军失败，国焘头顶三座大山成为千夫所指被打翻在地。随后的西安事变又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这宁夏战役胎死腹中的第二个责任，则悄然淡化无人认领。彭老总的尖锐曲高和寡无人喝彩，没准又是一道日后岁月抹不去的阴影也不一定。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中共同样输得很惨。直到西安事变才卷土重来借船出海，驶离绝望港湾。
关汉卿戏文有云：遇大难不死，必有后程，准定发迹也。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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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贴完后，再来细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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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了图，后边帖子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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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子孙，种地讲节气，那是农耕文明的智慧。临危讲气节，那是人格尊严的彩虹。史记上有个不食周粟的典故，说得是3000年前周武王灭了商朝建周朝时，有俩人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觉着吃周朝的粮食挺可耻的，于是只靠野菜野果充饥度日，后来给饿死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主席眼里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之死重于泰山，传统文化眼里这二位之死也重于泰山，因为气节没丢。
丢命不丢人的还有不少，知名的莫过南宋文天祥，被俘期间宁死不屈，写了《过零丁洋》以明心志。里面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不知激励过多少英雄豪杰。另一位《千家诗》选编者之一南宋诗人谢枋得，亡国之后誓死不当元朝的官。他的《却聘书》简直就是绝命书：“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又是何等惊天动地泣鬼神。老谢后来被朝廷绑架，他宁可绝食也不食言，结果活活饿死了。
还一位老兄，也是亡国后誓死不买元朝的帐，自杀身亡的。这人在金朝灭亡后独守孤城达三年之久就是不投降，最后城破之日以身殉国之前，先把家人和所有将士家眷锁在一屋子里活活烧死，为的是谁都不当蒙古人俘虏。
此公本名郭斌鲜为人知，大号郭蛤蟆却声名远扬。那座城池因他叫了郭蛤蟆城，简称郭城。明朝修的内长城打此路过，东接萧关西达兰州，到乾隆年间还巍然屹立。后来在此地建了驿站，取名郭城驿。
（图11a：郭城驿）
郭城驿隶属甘肃会宁县。从会宁径直往北到靖远黄河边，大路朝天，东边是连绵秃山相伴，西边是祖励河谷随行。路西不远默立的一座土城遗留，就是郭城故地。70年前，这座古城理当比现在完整高大。贯穿东西的明长城残墙，或多或少也该多少留些隆起。郭城驿是这条南北通路上的重要节点。从频繁的往来电报里不难看出，当年红军曾打算在此附近与国军进行决战。
（图11b：会靖大道）
1936年10月，红四在会宁以南地区集结休整，国军在东西南三面蜂拥而来。徐帅预设的扇形马奇诺防线贴着对手展开，敌不进我不退，最后收缩到会宁附近给对手以重击。会宁当时有城墙，还有国军早先修的炮楼碉堡，加上周边山势可以利用，是个易守难攻之地。依托会宁打阻击，怎么还不坚持个十天八天的。
布置完毕之后，红四指挥部于1936年10月21日离开会宁向甘沟驿开进。
第二天拂晓国军的通渭会战打响了。飞机乱炸大炮狂轰，装备低劣的红军将士几乎纯靠勇气与之拼搏，战斗场面“极为激烈”。很快，外围阵地华家岭大东梁等相继失守，红5军伤亡惨重，没在会宁停留继续向北后撤。国军于23日一早就占了会宁。
会宁失守让红四的防御体系一开局便失去重要支撑点，还敞开了一个大口子。23日徐陈紧急调整部署封堵缺口：
我们火速从左右两翼抽调四个团的兵力，会同五军扼守会宁城北的二十里铺、三十里铺阵地，填补了缺口，继续阻敌。（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红5军在华家岭附近抗击中损失惨重。伤亡统计出来后朱张向中央汇报说：
5军此次在会宁一带激战两日夜，敌机7架轰炸，伤亡失连络887人，炸毁与损失枪支380余，干部、弹药消耗伤亡甚大，罗南辉同志牺牲。（《朱张致党中央及军委毛周电》1936年10月27日）
887人什么概念？10月10日统计数字5军有4192人，这一下子五指断其一损失了20％，特别是干部伤亡大弹药消耗多，再打下去难免力不从心。
之后，原本三军合力阻击南敌的重担，落到了4军和31军肩上。说是俩军，加起来拢共1万3千来人，也就相当于国军一个师。再分兵把守各要点，明摆着捉襟见肘势单力薄，可硬着头皮也得顶哇。
面对国军的强势攻击，“多数支队”的“运动防御”显得杯水车薪。红军面敌背水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再不集中兵力给国军点教训，别说渡河，连生存都成问题了。
决战呐！
从公开资料看，最早部署与国军决战的，是9.18红四的那份《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因为据朱张陈判断，国军将先对红四搞决战，不接招过不了这一关：
情况：敌以各个击破我军之目的，企图以胡、王、毛、孙四个纵队首先与我四方面军决战…
对策：…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朱张陈致毛周彭贺任刘》1936年9月13日20时）
毛周彭的想法则不同。从大背景看，无论得寸进尺的日寇野心还是举国激昂的民族大义，无论一触即发的绥远抗战还是跨沟越坎的国共谈判，都可能随时让阋墙号动车紧急制动化干戈为玉帛。从小环境看，红一主力“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能离开甘宁边境”，即不能南下作战。再从战术层面盘算，国军只会筑碉不会决战。既如此，红军完全没必要主动求战激化矛盾。于是有了这封回电：
目前对胡不宜决战，只须前进到静宁以西，占领广大阵地，让其展开筑碉。我在70天内逐步北移，至12月一、四两方面军各以一部拒止南敌，各以主力北进攻宁，配合苏联帮助，夺取宁城，至明年春暖再行决定分路西进、南进、北进。（《毛周彭致朱张并致任贺（亲译）》1936年9月19日15时）
10月初红四在静宁以西占领了广大阵地。国军没按毛周彭的指令展开筑碉，倒踩着朱张陈的担心跟红四玩了真格，把“70天逐步北移”的支票，搞成了空头：
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之朱、徐等股匪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方面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附近地区而歼灭之。（朱绍良《剿匪计划纲要》1936年10月18日）
那，回到朱张陈的《静会战役计划》来部署，会不同吗？也没戏。那计划的先决条件是胡宗南得走西兰公路这条华容道，人老胡压根没来，夹击空气呀？可只要红四在通马静会搞休整，就躲不过国军通渭会战这一劫。
要说毛周彭也不是一点没考虑给国军施以重拳。事实上还在会师之前，10月2日毛周彭的电报里就有这么一段：“在10月、11月内，似有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之必要”。这恐怕是最先提出打击南敌的。可是接下来却话锋一转，说“但如果四方面军之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钳制手段。”（《毛周彭致朱张徐陈并致贺任关刘电》1936年10月2日14时）
红四的造船能力是值得信赖的。李先念身怀绝技赛鲁班，造船弄舟轻车熟路，嘉陵江不就是船渡的吗？按照“早渡为妙”的原则，第2天朱张徐陈确定了行动方针：
目前整个行动方针，首先争取在靖远附近于结冰前渡河，尽量避免决战，万不得已时，可部分决战。（《朱张徐陈致毛周彭并贺任关刘电》1936年10月3日17时）
啥事就怕意外。万一渡河不成功国军又逼的急，咋整？为此，朱张徐陈在部署渡河的同时，留出了“部分决战”的后手：
…如靖远渡河不成功，则须对胡毛王敌部分决战，阻止该敌等结冰后宁夏计划”，“因二、四方面军过渭河北进后，我之企图已太明”。（《朱张徐陈致洛毛周贺任刘关电》1936年10月10日）
“我之企图已太明”除了地理态势还有个苦衷。10月2日红四遗失了《通庄静会作战计划》，这份被国军缴获的文件明明白白写着红四北进是以会合红一“接通外蒙苏联为目的”，而红四的兵力状况那里面也是一目了然。在国军眼里，红四在裸奔：
10月2日，我第8师48团第1营…截获匪方最近战役计划一份，得悉伪军委会率伪四方面军，分6纵队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北窜，企图与伪一方面军会合，藉以苟延残喘…（国军《陆军第37军堵截追剿朱徐股匪各役战斗详报》1936年8-11月）
会师第二天中央及军委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要求红四一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一边“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组成扇形运动防御…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11月10日前，各部注意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的执行新任务”。
《纲领》没提决战。军委的基本判断是国军将一如既往筑碉蜗行，耗到冰雪无情天堑变通途，红军吹着口哨溜着冰拍拍屁股拔寨走人，国军只有为营步步嗟何急的份了。
会宁失守风云突变，决战成了迫不得已的选择。10月24日朱张下令红四准备在郭城驿以南与敌决战以争取渡河时间，要渡河不成就去海原附近决战。同时建议红一去抢占定远营：
一方面军主力最好于结冰前在宁夏地区渡河，抢占定远营…四方面军为实行迟滞敌人前进之任务：1.在甘沟驿、会宁线须进行运动防御。2.在郭城驿或蒋家大路以南，须准备与敌决战，企图消灭敌之一部，这样才能争取渡河之充裕时间。如靖远附近渡河机会已失去，四方面军亦须于打拉池郭城驿靖远间迟滞敌人，打拉池以东不便敌人大部队行进，我军据海原附近地区与敌决战。（《朱张致徐陈并报毛周电》1936年10月24日）
与此同时，主席也给彭老总发报说“请与朱张详商下列几点：…（2）大道以北、海靖以南地区构筑防御阵地问题。（3）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毛周致彭德怀电》1936年10月24日10时）
大道以北是指西兰公路以北，海靖以南即海原靖远以南。具体在哪儿打可没指定。就在这天，主席令叶帅“蒋的确切企图查明即告”。
当夜红30军在虎豹口成功渡河，打开了希望之门。
25日下午4点，彭老总用自带电台向主席报告：
（甲）30军昨晚渡河已得手，本日黄昏前可渡毕，第9军继续。估计蒋敌在我军已渡河，集中兰州一部占永登，可能一部仍向郭城驿、靖远追击前进。
（乙）已提出部署意见如下：1.四方面军主力以三个军渡河，两个军抗击会宁之敌…3.一方面军…在金积、灵武之线为主渡点，中卫为次渡点。4.已渡河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应向兰州北岸永登、景泰扩大占领区。（《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
同一时刻，红军总部的电台也在给主席发报：
30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一方面军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朱张彭致中央军委及贺任关刘徐陈》1936年10月25日16时）
电文里的宁夏指当时的宁夏城，就是现在的银川。金积灵武都离银川不远，“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自然是指红一去定远营为好。
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24日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子、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并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同前）
（图11c：1933年甘宁青，五佛寺，古浪）
一条山、五佛寺现在属景泰，红城子属永登。而古浪这地方离武威即凉州很近啦。
让不知何时才能过河的红一去定远营，让红四主力迅速渡河向凉州附近发展，再联想半月前朱张徐陈的电报，说“如统一战线有更大成就，一二四方面军主力不需渡河，可以四方面军两个军过河到甘北行动，打通远方…”，还有更早要西去永靖渡黄河，更更早要“出夏洮西北”即青海……串在一起，难免让主席生出疑惑。
10月26日晚上9点，主席打电报提醒彭老总，“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定远营“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
25日16时彭老总和朱张分别拍发的俩电报，除了彭老总命过河部队抢占永登，朱张扩大到古浪外，其他内容差不太多，都是重心向北。问题是当时彭老总和朱张的红军总部没在一块办公，朱张发报挂了彭的名却没事先打招呼。这让彭总很生气，两天后向主席告状说：
前廿五日前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彭老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骨子里对国焘超级鄙视，哪管他是红军总政委还是啥。其实彭与毛周也不在一地，那些个署名毛周彭的电报要说事先都给彭老总看过，怕也未必。可那不一样。要知道，除了主席，彭老总目无领导。
彭老总说的30军渡河之后“第9军继续”，应该是朱张的安排。10月11日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同日中央书记处发电“为统一指挥起见，拟请朱张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16日朱张依据《十月作战纲领》制定了作战部署，其中便有“四方面军于30军渡河成功后，9军即速跟进。”（《朱张致彭贺任关并报毛周电》1936年10月16日）。那时通渭会战还没开打，朱张的计划无人反对。
彭老总的这封电报是25日16时拍发的。以公开的往来电文看，通常从发报到回复至少在8小时以上。所以当天主席安排红四两个军渡河，9军和另外俩军抵抗南敌时，似乎并不知彭老总“四方面军主力以三个军渡河，两个军抗击会宁之敌”的部署：
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以9军以外之一个军接30军渡河…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9军为中心的三个军。二方面军除派赴七营部队外，尚余其主力。对南敌不须多加抵抗，如在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阵地鼓励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毛周致朱张彭并贺任徐陈》1936年10月25日）
“不须多加抵抗”，主席向来举重若轻目无全牛。此刻一线将士拼命抵抗也没能挡住国军的超越追击，哪里还用“诱其深入”哇！
主席为啥指明9军缓渡？这恐怕与实力有关。据军博专家姜廷玉主编的《多视角下的长征》说：
据1936年10月15日朱德、张国焘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电报中统计：红四方面军第4军5700人，第5军4600人，第9军9000人，第30军8000人，第31军5000人，方面军直属队5000人，第30、第31军伤病员800人，总计是3.81万人。
从这份电报看9军人数最多。专家的资料在公开件里没见过。俺手头的红四统计，9军只有六千来人。
（图11d： 1936年10月10日，红四实力统计）
与老姜的资料相比，10月10日到15日不过5天，红四就猛增了六七千人，相当于一个军。这对过草地打岷县减员不少的红四来说绝对是件大好事，咋徐帅回忆录提都没提呢？似乎也没见其他人提到过。红四在会宁确实有过整编，可大都是内部增增减减，跟总人数关系不大啊。信息不对称，拎不清。
按照朱张和彭老总仨军过河俩军面南的部署，徐陈当天下令：
九军决今晚跟进渡河。四军对新集儿、葛家岔线上，仍以三个团尽量制敌，以郭城驿、马家堡为后方线…31军位张城、柴家咀北山的部队亦尽量拒止敌人，以甘沟驿、郭城驿为后方线。
萧克可移甘沟驿，统一指挥31军、4军。（《徐陈致朱张及董振堂黄超王宏坤陈再道萧克周纯全徐深吉桂干生电》1936年10月25日）
徐帅把阻击南敌的担子交给了萧上将，郭城驿是底线。
不难看出，主席提出9军缓渡的时候，红四的队形像个船锚。从黄河往南依次30、9、5军，然后是扇形展开的4和31军。5军在华家岭伤了元气，只剩3000人出头，过了河怕也难以独当一面。换4军或31军渡河吧，部队过于分散且与敌胶着，难免耽误时间顾此失彼。
或许是考虑到了这一层，次日凌晨主席不再坚持9军缓渡了：
甲、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需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
乙、等二三日如真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对南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毛周致朱张彭电》1936年10月26日1时半）
夺取定远营，主席指定9军去。而第3个军渡河与否，要看胡宗南。对老胡，主席情有独钟。
似乎是26日一早（倒推），徐陈致电朱张彭说：我们即尊25日收到总部158号批准24日提议之电示，决以30、31、9三个军迅速渡河…今17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总部有何指示，望速告。
除30、9军之外，徐陈让31军也“迅速渡河”，与朱张和彭的部署一致，却与主席“等二三日…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的安排不符。从发电报时间看，徐陈应该不知道主席的想法。
当天下午5点朱张复电道：
甲、同意你们布置，已详，昨日办电因8台不收，迟延时间。
乙、四军仍应在郭城驿前线，尽量迟滞敌人。
丙、首先查由一条山经中卫去夺宁夏地区，或由中卫去取定远营，一般地形条件如何…粮食情况如何…（《朱张致徐陈电》1936年10月26日17时）
咦，不对呀，朱张既然能收到徐陈决以3个军迅速渡河的电报，那同一天凌晨主席让一个军缓渡的指令，能没收到吗？！如果收到还同意红四3个军迅速渡河，那性质太恶劣了。
有必要普及下军事通信常识。条件许可时，部队对上下级的电台通信通常由两套以上的班子完成的。当时朱张的红军总部对陕北由1台负责，对红四徐陈的是7台，还有个9台对红二贺任。朱张电文里“因8台不收，迟延时间”的8台，是红四指挥部对上即红军总部的，徐陈还有个10台，用于对下即红四各军的联络。所以，朱张能收到徐陈电报，不等于一定能收到陕北的。
定量算一下。主席凌晨1时半让2个军先过，到朱张下午17时批准3个军渡河，中间相差16小时。而前一天主席“9军以外之一个军”跟渡的电报，就算在彭老总16时“9军继续”电报之后10小时发出，即25日晚上24时，到朱张批准3个军过河，至少也有17小时。无线电波不是每小时30万公里吗，16、7个小时还收不到，也忒慢了吧！
别急，还有更慢的。9月24日16时，主席告知彭老总说“接朱电，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朱老总电报啥时发的？22日，至少30小时之前。这么重大的事，没理由不在第一时间通知彭老总吧？同理，22日20时朱张徐陈正式电告毛周彭红四准备西去，42小时之后，24日16时主席才通知彭老总“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最无可争辩的是9月19日15时毛周彭致朱张并任贺的电报，里面说“筱申电19日12时收到”。筱申电是指朱张9月17日15～17时发的报。算下来，路上走了足有7+24+12＝43小时。到回复，又过了仨钟头。
这是电报吗？莫非送电报的快递车胎撒气误了事？
这事，和平年代不好理解，战争年代非常正常，因为只能在约定的时间窗口通报。可不像现如今的手机，随时拔打随时铃响。来看封电报：电台问题请我报务员心（辛）苦联系，重定5点、13点、21点通报。（《刘鼎致X电》1936年11月17日）这意思是每天的通报窗口只有3个，相互间隔8小时。
接收对方电报的过程先是报务员抄报，抄完报后个别不清楚的需要对方重发确认。然后是译报，这得机要人员或领导亲自完成。看完电文领导拟写的回复也须先译成密报才能拍发，这都得花时间。所以一般情况下回电都是在下一个时间窗口进行，这就是为什么复电几乎无一例外要滞后的原因之一。
之一？莫非还有之二？再看一份电文：我们与中央通电晚上总叫不通，而日间他们又在走路，请转告他们经前方在日间转发我们。（《周恩来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936年12月1日）由此看出，即便到了约定时间，也不敢确保能沟通，要不总理为啥要求助彭任呢。
为啥会叫不通呢？这又得多几句嘴，谈点无线通信常识了。
70多年前用的都是短波电台，基本靠天上的电离层反射进行传输。电离层的高度密度很容易受太阳耀斑活动以及昼夜、季节、气候，特别是雨雪雷电的影响，所以短波通信稳定性较差噪声还大。如果通报时遭遇恶劣天气，叫不通或电磁干扰严重导致无法正常通信是很正常的。现在通信部队一个重要训练科目就是抗干扰抄报，为的就是打起仗来少误事。
这样一来，到了时间窗口也通不了报，只能等下一个下一个。像那个43小时的慢报，没准就这样造成的。
从公开的电文看，往来电报间隔8到40多小时都有过，相隔一两天的比较多。无视这个细节，研究那段历史难免无中生有出很多想象。
回到朱张1936年10月26日17时的电报。要说他们此前绝对收到了主席1时半的指令而恶意违抗，有点证据不足。事实上，第2天凌晨5时朱张让红四停止过河的命令，倒很像在执行1时半：
毛周电令…我各部应即尊照这一指示执行…四方面军除30、9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朱张致徐陈并报毛周电》1936年10月27日5时）
朱张在这封电报里，面对国军昏天黑地的猛攻下达了在郭城驿附近决战的命令，同时要已过河的一个军准备夺取定远营。
（图11e：1936年10月27日，朱张命令）
命令中“德怀已令第1师在郭城驿东北待命，必要时第1第2第73三个师都可以参加战斗”，是指红一部队。此时红一由左权聂帅统领，1师师长是陈赓政委是杨勇。一个半小时前，彭老总发出调令，要红一部队赶来郭城驿配合作战：
第一师及刘支队到达郭城驿以东地区集结待命，准备打击追击之敌。现到何处？第二师亦应作战斗准备待命出动。（《彭致左聂陈杨并报毛电》1936年10月27日3时30分）
刘支队指红一的刘忠支队，即1军团骑兵团。
就是27日这天，彭老总控诉国焘“强奸”：
甲、大帅（指国焘－－Q注）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池台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
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忠（钟）、陈昌浩三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
丙、本日决去找徐陈面谈。
丁、前廿五日前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强奸违背当事一方意愿，快感成了反感。彭老总怒火万丈，指责国焘“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不过这天一早朱张下令红四停止渡河准备决战的命令，次日得到中央及军委认可：
完全同意朱张27日5时部署。（《中央及军委致朱张彭贺任徐陈电》1936年10月28日13时）
注意呦，这个部署是在郭城驿附近与国军决战。
国焘阻挠与徐陈见面，让彭老总记忆深刻。20多年后彭老总在《自述》中写道：
张国焘司令部到达会宁，我与他直接通电，说我拟去会宁和他会见……张国焘当即回电，不要我去会宁，他即日和朱总司令等来打拉池面谈。徐、陈亦率部前来。第二天，张国焘到打拉池，徐、陈第三天还未见到。
毕竟时隔多年，记忆难免有误。实际上在打拉池会面，地点是彭老总自选的。10月5日红一四会师前，主席同洛甫总理致电林育英并告彭老总说：红四方面军屡次来电要求你去一次，我们觉得有此必要。请你立即结束现任工作，10月20日前到达同心城，与朱、张会面。
12日彭老总致电主席说：开会地点如我个人去，到打拉池为好…。
13日毛周致电朱张徐陈贺任，告知：据德怀来电…与朱张会面地点以打拉池为好…
14日毛周致电朱张再次确认会面地点：据德怀称会面仍以在打拉池为好，他定于13日动身20号赶到打拉池。
15日毛周致电朱张通报说：彭起身改于17日动身因需绕道要五天才能到打拉池。
16日朱张致电彭贺任关并报毛周：我们须与彭德怀同志及一方面军各军通电，是否由总部制定密本，颁发一方面军各部，以便我们与彭德怀，30军与73师和各方面军首长间互相联络。
由此看来彭老总与国焘没可能直接通电，因为没密电码。朱张要调动红一，只能通过彭老总或主席转发。而彭老总要指挥红二四，也得靠朱张代言。这种绝缘从政治上看有时是好事，从军事上看，收报译报转报，再收报译报，太耽误时间。在敌情瞬变的战场上，这很误事。
23日9时前，彭老总向主席报告：甲、朱张设营人员已到，据说本日可到打拉池。乙、宁夏战役意见午前告你，有意见望于本晚电告。上午9时，彭老总把宁夏战役计划发给主席。下午4时，朱张彭在打拉池重逢。
朱张原计划于21日到打拉池，“徐陈于22日到打拉池。（《朱张致彭贺任关并报毛周电》1936年10月16日15时）这与彭老总回忆国焘说“徐、陈亦率部前来”相吻合。23日下午朱张在打拉池与彭老总会面，可直到27日也没见徐陈人影。彭老总急了，于是指控国焘“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
徐陈是部署完“以九军一部及三十一军、四军，五军全部，在会宁附近迎头痛击前进之敌。”（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于21日离开会宁的。随后会宁失守，徐陈则一直在郭城驿一带调兵遣将阻击南敌。25日彭老总在打拉池策划郭城驿决战：诱敌深入郭城驿南北，我集中四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四师，消灭胡敌一路…张对此计划还是犹豫不决，着急电徐陈来协商。（《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36年10月25日）从电文看，至少到25日国焘还是催徐陈来打拉池的。
彭老总以为老胡会走郭城驿。
也就在这一天，徐陈在郭城驿接到红军总部158号电令：同意9、31军尾30军渡河。26日17时徐陈向渡口开动。27日5时朱张发布停止过河在郭城驿决战指令，要求“徐陈去一人过河指挥”。
这电报八成又没及时收到，因为第2天拂晓前徐陈结伴过了河。27日徐陈给朱张彭毛周发报，建议红四“全部渡河”，对郭城驿决战一个字也没提。又是没收到报？
27日这天彭老总“去找徐陈面谈”了吗？年谱上没见着。28日拂晓徐陈率红四指挥部向北渡过黄河，彭老总则向东到了距打拉池80里的乾（干）盐池，与徐陈渐行渐远了。
28日中午12时，中央及军委给朱张彭贺任徐陈发电，说“完全同意朱张27日5时部署…望各部坚决执行之”。即要求红四“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敌决战，消灭敌之突进部队”。3小时后彭老总告诉主席已经部署“31军4军5军在郭城驿南北集中，一部在靖远附近，准备打王（均）等部北进攻之敌…如不便打时即以运动防御迟滞之。”（《彭德怀致毛主席并告左聂等电》1936年10月28日15时）
联想到前一天彭老总已下令红1师到郭城驿以东待命，看来在郭城驿附近决战南敌，朱张&彭老总&军委，没啥分歧。
从电文看，此时朱张和彭老总准备在郭城驿南北打的已从老胡改成王均了。朱张彭都没悟到，主席所说的击破“南”敌，说到底是击破“胡”敌。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彭老总电报发出一小时后，朱张发报说：31军即开大小芦子，准备待命渡河，4军主力应在郭城驿、蒋家大路牵制敌人。中革军委认为必须由4、31两军在打拉池线与敌决战时，31军那时即开打拉池。如明晨8时毛周无回电，31军即宜开和堡口渡河。（《朱张致徐陈并报毛周电》1936年10月28日16时）
（地图11f：大小芦子，打拉池）
大小芦子附近有一个三岔口，西北通黄河边的虎豹口，东北经高湾乡可达打拉池。
出啥妖蛾子了？一小时前彭老总还要求4、5、31军在郭城驿南北集中，怎么60分钟后朱张却说中革军委要4、31军去东边的打拉池线与敌决战呢？莫非上面改变了主意？
完全同意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同志俭日七时之海打战役战略计划，望各兵团首长动员全体红色指战员，下最大决心，努力争取整个战役的全部胜利，开辟今后伟大的战略胜利之途径。（《毛周致彭朱张电》1936年10月28日）
俭日就是28日。看来彭老总部署郭城驿歼敌之前，还拟了个海打战役计划。不知28日15时之后的一小时里，朱张彭收到的是不是上列电文。从彭老总早7时发，到下午4点前收到中央要4、31军开打拉池，只过了8小时多。这电报一点没耽搁。
海打计划把作战地点从郭城驿挪到了东边的海原以南，打击对象又从王均改回了胡宗南：
胡敌以我避免决战，十分轻我，向打拉池锐进。王（钧）毛（炳文）向靖远进。我三个方面军主力应依兄等27日部署，立即集结在有利阵地，在数日内坚决突击，消灭胡敌先头一个师至两个师，以小部抗阻靖远毛王。（《毛周致彭朱张电》1936年10月28日）
“靖远毛王”是指从会宁向靖远攻击前进的毛炳文王均的部队。此时靖远城里有国军新1军邓宝珊的部队把守，红四从虎豹口渡河，老邓的人马没敢出城。
朱张于19点改变了三小时前让31军开大芦子待命渡河的决定，命令31军开赴打拉池，与军委命令保持了一致：
毛周来电，现胡敌向打拉池前进，王均毛炳文向靖远进。现决心集中一二四方面军打胡敌，消灭其先头一二个师，以小部扼阻靖远毛王…31军速集中打拉池，4军以一部迟滞敌人，主力接31军后集中小水、打拉池…
服从命令是天职，可不代表没想法。此电发出15分钟后，朱张再次给毛周发报并抄送徐陈，还是希望31军立即渡河，争取11月10日前占领定远营，取得军援后再杀回马枪。还说：
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4、31两军亦难有保证的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屏障坚壁清野，以4军牵制敌人，也可得到争取时间之利。
事后来看，即便落实了这个部署，也没可能达到牵制敌人争取时间的目的。因为就在这天，老蒋亲自下达了在黄河东岸聚歼红二四的命令。两天后，国军攻占了虎豹口。
朱张19时15分的电报发出一堂课后，20时朱张再给徐陈萧周发报，决遵照军委电令：
甲、接中央军委连来两电，但蒋敌估计我西进避免决战，胡敌之周孔两师向新营、红羊坊急进，企图进据海原和打拉池隔断我军。毛王向靖远进。乙、决遵照军委电令，在海原以南地区消灭胡敌先头一两个师，对王毛由五军牵制之…
24时，朱张致电彭贺任徐陈及各军首长说：
胡敌现向海原、打拉池地区突进，我三个方面军决在海原、打拉池以南地区消灭之…
据情报，“胡敌之周孔两师向新营、红羊坊急进，企图进据海原和打拉池隔断我军。”
老胡要到了海原，继续北进能到中卫，卡住红一预设渡河点。右转往东可来同心城、豫旺、盐池，那正是红一集结地。不管哪儿，都对红一执行宁夏战役威胁巨大。所以必须海打。
对红四的直接威胁则来自会宁北上王均毛炳文。只要挡住王毛这两路，渡过黄河天地宽，大漠孤烟只等闲。因此看重郭城。
（图11g：1933年甘宁青图，海原豫旺中卫盐池）
把看不完的电报搁到地理坐标上再摆出国军部署，就不难理解为啥朱张一会安排阻击南敌一会又要赶紧渡河，军委一会完全同意朱张部署一会完全同意海打了。
老胡只是南敌的子集。打残了老胡，就能击破南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