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写专栏很容易。绝大多数大学的绝大多数专业的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在交作业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攒出一篇千把来字且多少还能看的玩意儿。我当初第一次写专栏的时候就意识到，我实际上写得就是学校论文，这种水平的文章在学校里只能换来几个红墨水写成的批改标记与老师的签名，但是现在却可以换来很多稿费，足以令我在伦敦舒舒服服地生活下去。但是要想写一篇好的专栏文章并不容易。要想做到这一步可谓比登天还难，任何时代都只有少数几个人才能掌握其中奥妙。正如同政治漫画家一样，真正优秀的专栏作家也是供不应求的。要不然我们就见不到拙劣无聊的漫画与拙劣无聊的专栏了。你尽管可以认为某一个专栏作家的某一篇专栏交给你来写会写得更好，但是别忘了专栏作家要靠写作来挣饭钱，每周都要写，有时一周就得写好几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就好比写小说一样，专栏文章的创作也并没有一定之规。富有创造性的聪明专栏作家能够打破一切规则并依然有钱赚。但是关于这场观点性新闻的大爆炸还是有几个要点值得读者与作者们记一下的。

首先，优秀的专栏文章不仅仅是意见，还要包含一定程度的报道元素。我会关注前文中提到的许多专栏作者，因为我相信他们曾经与政客或者公务员共进午餐或互通电话。正如扬与金肯斯所证明的那样，专栏文章可以成为更高一等的新闻报道——趁热从当权者的午餐餐桌上搞到手的新鲜信息。但是与单纯的新闻不同，专栏文章可以将信息置于背景与分析当中。专栏作家可以运用比喻、历史典故以及幽默等各种手段，从而不仅能使我们了解首相在私下里说了什么，还能使我们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应当如何看待他的说法以及他下一步可能干什么。大多数专栏作家都接触不到首相或者其他要员。但是他们依然应当告诉读者一些他们本来不知道的事情——例如从某个不为人知的网站上挑选出来的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对于某座危楼的生动描述，或者一座大多数人都知之甚少的外国城市。《观察家报》的尼尔.艾斯彻森在苏联时期联篇累牍地谈论波兰问题，因此很受人讥讽，但是他对于东欧地区的了解使得他在大多数英国读者对于该地区全然无知的时代成为了一名价值无量的专栏作家。同样，当他就苏格兰的风土人情或者英国政治文化撰写专栏时，他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也足以令读者大出所料——比方说在撒切尔时代早期，所有其他人在分析煤矿工人罢工与内城暴乱导致的社会动荡时都会哀叹英国文明政治传统的崩溃，艾斯彻森却指出英国的政治传统从来都十分暴力，只不过大多数史书都有意掩饰了这一点。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这个论点以及相应的事实例证就是全新的信息，如同内阁大臣的私下看法一样吸引人。

西蒙.金肯斯在游历英国乡村并见到令他动怒的场面时或者在他出国的时候写作水平最高。他将报道式的信息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且着手对其进行加工。帕里斯在他身历其境——例如与书评家彼得.阿克罗伊德一起在某个小酒馆里谈天，或者在某个荒岛上游历，或者在下院里旁听——以及在讨论自己的亲身见闻有何意义之前先向我们进行转述的时候写作水平最高。汤恩比往往只会把某一份少有人知的官方文件上的数字开列出来，从而使读者对于贫困问题、工会表现或者其他公共话题产生新的看法。事实是专栏文章的精髓，是支撑专栏文章的骨架，没有事实的专栏无非是一堆软塌塌的观点而已。当初我写政治专栏的时候，总是尽量确保自己事先能与相关人员谈一下，例如学校老师，金融城掮客或者下院议员等等。之后我会进行背景阅读——智囊团报告，或者关于东非政治的专著，或者下院档案中记录的演讲——之后才动手打字。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死气沉沉且的老生常谈。当你与一位有着特殊技能或者特别经历的人交谈过后，无论对方是一名渔夫还是一位哲学家，你几乎总能以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同一个话题。你会发现某个小镇上的“种族冲突”实际上是黑帮火并，牵涉其中的两个帮派都由白人与亚裔成员混杂而成；你会发现克雅氏病或者说疯牛病的致死人数实际上正在下降而非上升；或者所谓的塞族“泛武装分子”实际上只是一群归乡心切的士兵而已。“实际上”这三个字，或者说与预期情况的偏离是优秀专栏文章的关键。

在介绍显著事实的时候，有一种危险的拿来主义手法，就是抓一段早已经见报的材料自己重新料理一番，许多报酬优厚的专栏作家都这么干。在少数情况下，假如这段信息来自某份相对默默无闻的报刊，或者遭到了其他新闻的淹没，那么这种做法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可以用来处理《犹太双周报》上的骇人新闻或者《每日电讯报》上仅仅在一个段落里得到提及的关于警察的不寻常事实。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偷懒的专栏作家才会这么干。这些懒得走出家门或者离开空调办公室的家伙们就是依靠这种手段来满足对于写作题材的无尽需求的。一位手段高超且擅长迎合读者的专栏作家光靠循环利用剪报就能丰衣足食。《每日邮报》的琳达.李波特（1）或者伯奇尔都经常这么干。但是首先专栏作家根本不知道原来的故事是真的还是编的，因此很可能会助长无稽之谈的传播与立足。其次，假如某位专栏作家什么都不干，就会看别人写的文章，那他/她怎么还能有新鲜的思想呢？恐怕这位专栏作家的脑袋早已被偏见塞满了。不做原创性工作的专栏作家就是个样子货。令人担忧的是，相当数量的专栏作家以及他们的主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就算有了有趣且出人意料的事实，一位严肃的专栏作家或者评论家依然只做好了一半准备。每一篇专栏文章都是一个论点，一个案例，一段逻辑论证。一般来说，每一篇专栏文章都必须具备能用报头标题或者单一句子讲清楚的中心意旨。例如“男同性恋在英国体育界势力过大”，或者“戈登.布朗应当立刻离开财政部”，或者“数字电视已经一败涂地”。 假如专栏作家不会简明扼要地说话，那么专栏文章很可能会令读者看得一头雾水因此打不起精神来。专栏文章要么是声明与宣言，要么是浪费时间。因此你要么必须与自己谈话——根据我的经验，晨起沐浴并走路上班很有助于整理写作思路——要么就必须与一位特别优秀的编辑谈话，总之必须要对自己的论点反复推敲琢磨直至其在脑海中清晰成形为止。这是写作过程当中最困难的部分。因为论点要想立得住还需要未必一定相容的两大因素。你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话必须与以前说的话保持一致（否则你在老读者的眼里就会出洋相）。此外文章内容必须新鲜（否则会倒了读者的胃口）。要想解决这个化圆为方的难题，最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采取你自己相信且此前已经表达过的立场并将其运用在新的题材上。因此一位信奉自由市场的托利党专栏作家可能会试图解释如何依靠市场来解决高卡路里垃圾食品导致儿童发胖的问题。一位女权主义者可能会研究一下英国赢得英式橄榄球世界杯对女权运动造成的影响。新闻界当中有些最好的论说文就属于这种类型——《观察家报》的尼克.科恩就其他特征而言绝对是一位典型的反伊战记者。他是个坚定的左派人士，敌视布莱尔与小布什。但是他却支持战争，并且从一位社会主义者的视角对自己的论点进行了绝佳的阐述。女权主义老将贝拉特里克斯.坎贝尔（2）水平最高的几篇文章写得都是失足青少年，文中流露出了深切的同情。另一种应对一致性/新鲜性悖论的方法就是声称你改变了心意并且解释原因。这一招很有威力——彼得.金肯斯对于大卫.欧文感到失望之后的文章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不能频繁使用。最糟糕的方法就是不断改弦更张并且期望读者们不会发现。至少《侦探》杂志经常这么干。

不管怎么说，在论点成型且报道或事实背景收集完毕之后，构建一篇专栏文章所需要克服的问题基本上就没有了。经典范式的专栏文章开头先提出论点，用证据的力度来考验读者，将反面例证捅上十几个透明窟窿，之后收束全文，告诉读者这个论点（此时读者已经被说服了）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并要求他们牢牢记住。在论证过程中你往往会遇到很多三段式结构——三个事例，三个反证，三大事实。我为此而迷惑不解过一段时间，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三这个数字是人类大脑中根深蒂固的清单长度下限。两个事实，两句引言，两套数据会相互牵制，诱使读者对其进行相互比较。但是三个一组就会使人产生证据累积无法辩驳的表面印象。当然对于大多数专栏来说相对相伴的搭配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新工党肥皂剧当中的潜在主角超过了三四个，动笔写起来就难免令人感到乏味。我们需要“托尼与戈登”正如需要“左派与右派”一样。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许多令读者觉得结构强健文笔可信的专栏作家靠得都是三为一组或者二为一对的手法。

前文中我用了许多“经常”、“大多数”以及“许多”之类的形容词，这些都是——许多？——大多数？——专栏作家常用的打马虎眼专用词汇。这些词汇能够提供模糊的权衡感，使人觉得见到了证据，哪怕文中并没有真正的统计学证据或者计算。“多数工党议员”？“多数民众”？遇到此类言论时别忘了自问一下文章作者是否真正数过人头，是否与这些人说过话，是否以任何方式评估过这些人的情况。这只是将意见伪装成事实的手法之一。就算一位专栏作家的确进行了一定的报道式事实采集工作，的确理顺了自己的论证思路，也的确构建了文章框架，假如他/她不懂得如何公平使用英语的话这一切都是枉然。正面词汇（正派、公平、合理、新鲜、公开、清晰、勇敢）与反面词汇（偏见、肮脏、险恶、暴虐）必须小心搭配，唯此这些词汇才能像投入埋伏圈的滚木礌石一般压倒读者。不妨将论敌的论证简化到近乎野蛮，夸张到可笑至极的程度，尽管最优秀的专栏作家只能是那些挑出最雄辩有力的反论并照样将其驳倒的人。你自己立场当中的弱点也要提一下但是必须一笔带过。你还必须以基本的节律感引领读者接受你的论证——长短句要交替使用，句法要惹人注目，多用连字符。另外专栏文章往往无视语文老师的教导，多用“而且”作为句子开头。但是也有人用“但是”或者用“或者”来当开头。动词可以酌情使用。

优秀的专栏作家就像其他门类的优秀作家一样有着自己的节律。根据我的观察，他们的写作节律与演讲节律很相似，因此可以推测他们的思考节律或许也大体相同。白芝浩曾经写道，写作的诀窍就是写人话，“文章要想具备可读性……作者就必须用自己的话来讲述自己的思想，在自己思考问题所使用的词汇当中挑出最简单的单词来行文。”而且他是个坐言起行的人。他的同事们回忆道，他在晚年一改从前堂皇气派的文风，努力向口语化靠拢，还采用了不少口语词汇。他会搜寻并利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表达方式，包括新近才从美国传过来的词汇。或许白芝浩正是因为如此才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专栏作家当中脱颖而出，至今依旧喜闻乐见。但是真要做到文笔清晰洗练必须下苦功夫。雨果.扬是一位了不起的专栏作家，但是他也写过水平欠佳的文章，读起来就好像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蹩脚译文。曾经效力于《每日电讯报》，如今为《论坛报》撰文的艾德.皮尔斯有时的写作风格就像青春期中二病发作的托马斯.卡莱尔。了不起的《卫报》主编彼得.普雷斯顿尽管装了一肚子知识与有趣的观点，却从来不是一个优秀的专栏作家，因为他行文晦涩且文气不顺。

乔治.奥威尔曾经指出，基于盎格鲁撒克逊语言且更接地气的词汇储备要胜过拉丁语-法语衍生词组成的单词表，如今记者们已经接受了这一看法。从科贝特到丘吉尔，最为扣人心弦的英语文章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短小精悍的百姓用语，而不是源于当年诺曼传教士且当今政府依旧使用的多音节官话辞令。读上几百篇专栏文章之后，读者们自然一眼就能看清某位作家是否理解了这个简单的修辞学事实。鲍里斯.约翰逊尤其是此中高手。但是还有许多其他行之有效的手段。以强大的感性画面——色彩、天气、食物、气味、狂笑不已的妇女或者一瓶红酒的价钱——开头的文章比起最机智的抽象语句更能吸引眼球。文章开篇必须立刻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要么激怒他们，要么逗乐他们，要么令他们困惑不解却又欲罢不能。我很少修改自己的文章，但是却经常反复推倒重写文章开头。结尾则应当呼应开篇的画面或者想法。行文应当“衔尾结环”，从而产生令人感到舒服的圆满感。一篇专栏文章在首尾之间应当包含一定的数字，但是不能超过三四个。引用言论的长度绝不能超过报纸版面上的十短行。专栏作家决不能提起同行的名字。好吧，我这里有点说嘴打嘴了。但是撰写优秀专栏文章的方法并没有专栏作家的人数那样多。只要掌握基本英语能力就能撰写专栏，就好比大多数乐曲都由基本和弦组成一样。优秀的专栏作家能一次又一次地在一千个单词的篇幅里满载精心调配的事实与趣闻，可信的论点与强烈的画面。如果干得好，专栏写作是公共生活当中最令人享受的行当之一，也是报酬最丰厚的行当之一。

驻外记者与专栏作家是当代新闻业当中公认的两大贵族集团。为什么会这样呢？新闻行业的两翼看上去相当不同。驻外记者“总在那里”，而专栏作家“总在这里”。声称驻外记者人数太多算得上是野蛮言论——只要新闻行业还承担得起，我们怎么能够不想尽可能多地向国外散布眼线呢？但是专栏作家过多的说法不过是陈述事实而已。驻外记者受雇报道事件，专栏作家则受雇发表观点。我们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认为驻外记者代表了最优秀的良性新闻（我们也的确是这么认为的），而评论家与生活时尚写手的大行其道则被人视为社会病态的表现，庸俗媚俗新闻的极致。人们大可以如此论断：当某个社会处于外向发展阶段并对外部世界感兴趣时，驻外记者的人数与地位都会上升；而当社会丧失锐气、百无聊赖且自私自利之时，专栏作家就会兴旺发达。我希望此前的文字能够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新闻的本质从来都不是转述光秃秃的事实，而是将事实整合成意义完整的故事，而故事总会使我们产生情绪性的反应。在这一原则的驱动之下，驻外记者经常会做结论，挑毛病，表达愤怒或者同情……总之越来越像专栏作家。与此同时，好的专栏作家也必须具备报道能力，就算不能亲身经历大千世界，至少也要把自己拴在搜索引擎边上。罗伯特.菲斯克总觉得自己一肚子意见憋得难受，所以如今他也成了兼职专栏作家。安.莱斯利曾经一度放弃专栏写作，因为她觉得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不够，如今多年在外闯荡的经历使她不仅能发表意见，还能说服读者。彼得.奥本可能会前往阿富汗，西蒙.金肯斯可能会前往伊拉克。而再早期的专栏作家例如彼得.金肯斯经常在德国与美国之间穿梭往来，尼尔.艾斯彻森也经常赶赴东欧，他们的表现都更像驻外记者而不是专栏作家。

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文字。报道是新闻的本质。伟大的驻外记者报道纷繁世界并将其转化成易于理解的故事，而伟大的专栏作家则报道政治活动与非同一般的生活，使用虚构与修辞的技巧来告诉读者，就他们看来正在发生什么。报社所有权与新闻监管的辩论全都可以放在一边。健康的新闻就是基于充满活力的诚实报道的新闻，做不到这一点的新闻就是朽坏的新闻。就这么简单。

（1）http://en.wikipedia.org/wiki/Lynda_Lee-Potter

（2）http://en.wikipedia.org/wiki/Bea_Campbell

试图预测新闻业的未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许多今天已经蹬腿咽气的报纸当年都曾一度看似势不可挡。还有很多看上去凶星照命的报社挺到了今天。当年很多人都曾经以为《卫报》与《泰晤士报》必须合并才能幸存。默多克曾经向大卫.英格力士信誓旦旦地保证英国终将仅剩三家全国性报纸——《泰晤士报》，《每日邮报》与《太阳报》。休.柯德利普曾经高举默多克的第一版《太阳报》，讥讽其为一场大灾难。四十年代的BBC执行层曾经确信电视新闻没有前途，认为《今日》节目只有保持轻松诙谐的风格才有人收听。一战结束时《金融时报》的所有者卖掉了报社，因为资本主义显然已经无可救药了。最近还有人打算将《观察家报》改造成一份时尚杂志，因为销量下滑已成定局了。而现在的《观察家报》却是报业低迷大环境下的难得成功。我本人最喜欢的一个预测未来失败案例发生在业内伟人之一R.D.布鲁门菲尔德（1）身上，这位《每日快报》的自身主编在1933年曾经预测五十年后的报界将不会如此三俗，如此充满偏见，而且配送问题也将彻底解决，因为“到时候每家报社都会有自己的飞机场”。

所以我们还是小心为妙。有些现存的报纸将会消失。其他一些目前籍籍无名的报纸与节目将会在未来大放异彩。互联网作为新闻来源的重要性将会继续提升并将与今天的电视行业融合为一体。那么英国的记者呢？

我们现在是全国的笑柄，对此必须采取行动。我们的标准形象是长着酒糟鼻子的窥淫狂，骗子酒鬼兼犬儒主义者。这事怨不得别人。我们不能抱怨邪恶的报业巨头或者报社老板败坏我们的名声，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已经不如从前了；我们也不能抱怨政客与监管人员，因为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与他们拉开距离；我们同样不能抱怨拿我们开刀的剧作家，漫画家以及喜剧演员。最后，我们还不能抱怨公众导致了新闻质量的下滑，因为如今的读者就整体受教育程度而言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果说优质图书、音乐与戏剧门票的销量都在上升，如果说高中生的毕业成绩普遍普遍有所提高而大学生人数也在迅速攀升，那么我们很难指责报纸读者与电视观众们的智商偏偏就逆势而为。有些记者与主编矢口否认新闻业陷入了衰落。他们指出目前英国出产的日常新闻数量不仅极为庞大，而且还比过去多出了好几倍。当年有人说过所谓报社主编就是将麦粒与麦糠相分离再将麦糠交付印刷的人。但是自打有丹尼尔.笛福那年就有人这么抱怨了。

所谓的黄金时代究竟是什么时候呢？大报内容乏味，不过是上游社会的记事板，而小报则充满了阴森嗜血的谋杀与强奸，维多利亚时代算得上黄金时代吗？八卦专栏作家刚刚得势，虚报流通数字的伎俩也刚刚问世，大多数报纸都不认为希特勒是个威胁，BBC只能跟在报社后面亦步亦趋，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算得上黄金时代吗？各家报纸全都是一副单薄消瘦的寒碜模样，二战之后那几年算得上黄金时代吗？性新闻刚刚借助周日报纸卷土重来，电视记者也刚刚学会煽情作态，六十年代算得上黄金时代吗？默多克的《太阳报》刚刚露头，旧日的舰队街在行业崩溃的边缘踉跄摇摆，哈利.艾文斯这样的人才纷纷离开英国另谋高就，七十年代算得上黄金时代吗？现代版的《每日邮报》已经伸展开了手脚，下院休息室的秘密简报体系正在享受回光返照的最后岁月，八十年代算得上黄金时代吗？过去有那么美好吗？现在的糟糕之处又在哪里呢？

自然，你尽管可以认为英国新闻业将会在二十一世纪步入黄金时代。毕竟如今这一行里面几乎清一色全都是大学毕业生，观察家们紧盯着一切，无论是报纸销量还是广播新闻节目数量都远远超过欧洲大陆的同行。互联网使得新闻业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数量获取信息。迅捷而简易的现代通信使也得人们更难在新闻当中撒谎。个别的丑闻依旧存在，例如《纽约时代报》主笔采访记者编造新闻事件。但是假如你回头看看，一个世纪以前的美国或英国新闻业同样骗局遍地，谎言丛生，今天的戏码并不新鲜。诚然，底层记者收入过低且遭到低估，而顶层记者又收入过高且遭到高估。但是就像我在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这一行从来如此。

不过我的确相信目前的英国新闻业面临着严重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应当以比目前更加公开的方式得到尽可能广泛的讨论。对于高层政客而言，他们的每一丁点细微失误都无所遁形，必然遭到千夫所指。但是当报纸或者电视出错捅娄子的时候，我们往往能够全身而退。这个现象说穿了也不值钱：我们是现代生活当中自行任命的裁判员，不太乐意吹响哨子把自己罚下场。那么我们都有哪些问题呢？

首先是信任。假如说政客们有信任问题，那记者就更好不了了。我们的问题倒还不是直截了当的撒谎，而是狡猾的误导。炒作是新闻业的固有组成部分。我们这个世界复杂混乱而侧面众多，为了创作出一条新闻故事就必须剥离大部分复杂情节，否则只能得到一堆看不下去的不知所云。不过一条新闻当中可以发明或者“改进”多少条匿名专家或消息人士的言论呢？每一周当中的每一天我都会读到若干我自己也在持续关注的新闻，其中的非正式引言或者看上去太过于方便到位的引言总令我心生芥蒂，疑虑难消。记者们曾经多少次将长篇采访抽筋扒皮，剥除上下文，只留下寥寥几句话，借以进行刻意误导呢？话说到这里，我对于数字与统计数据同样不敢放心。

线人与被害人们尤其将记者视为不可信任之辈——他们是陷入新闻故事的普通人，一开始记者友善地向他们承诺要伸出援手，随后他们就发现自己成了惨遭蹂躏的笑柄；他们在接受采访时相信自己说的话不会遭到公布，结果却完全相反；他们在提供信息时得到了财物回报的含糊许诺，事后却始终得不到兑现。对于遭到记者追逐的家人与朋友，我所能给出的良心意见是一开始千万别张嘴，张嘴之前一定要想好每一个单词遭到歪曲的可能性。我的伪善之处在于我为另外一边工作。我不但很懂得应当如何向受访人施压从而把新闻“挖”出来，还十分清楚公众并不无辜，而是贪心十足，将国家级报纸的采访视作获奖几率更高的彩票。

记者得不到信任的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不喜欢改正错误。这是新闻的天性。我们喜欢将新闻故事当做单一而明确的事件，几分钟的广播时段，几英寸的报纸版面——自成一体，近乎纯粹。今日新闻今日毕，明天又是崭新的空白页，等待着新新闻的发生。但是在混乱纠缠的现实生活当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新闻故事。真正的新闻往往只是整体画作上的色块与笔触，永远需要加以修改、增强或抹除。这些新闻只不过是篇幅更长且结构更松散的故事当中不可全信的组成碎片而已。完全陈述事实，牵引不出任何后续报道的新闻几乎没有。因此对新闻进行更正，增进读者或者观众对事实的理解，原本应当成为常规性的日常活动。新闻的消费者们理应得知我们对于某一场演讲，某个政治活动，某一桩谋杀或者某种新型病毒的言论并非盖棺定论，需要进一步纠正。但是我们的工作习惯却是到处挖坑从来不填，我们并不经常回过头来问自己：我们是正确的吗？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排在信任问题后面，和信任问题一样重要的是语气语调的问题——尤其是夸张。假如发现了可疑病例，我们就会惊呼瘟疫来袭。假如研究表明过分采取某种特定行为或过量消耗某种产品致使某些人身患癌症的可能性略有上升，歇斯底里的尖叫声就会立刻充斥各家报纸的头版。假如某位政客的行为动机，个人举止或者诚信作风出了一点点问题，我们就会先将他当成连环杀手那样对待，等到有空的时候再来料理事实。我们对危险与堕落加以夸大的习惯紧密伴随着完全站不住脚的自以为是文化。这或许并不是个全国性的大问题，但实在不太好看。对于经典的《每日邮报》式大标题“莫非这就是最为邪恶/堕落/骇人的……吗？”，人们几乎总可以回答：“其实吧，倒也不至于。”小报就喜欢在尽管有些难以恭维但却绝对正常的人类行为面前装出一副大惊失色的嘴脸——通奸，婚变，不忠，等等。无论是写稿件的记者还是经常阅读小报的读者都不会对此感到震惊，充其量只会略微感到一阵心痒难耐或者幸灾乐祸。

与夸张作风十分近似的是煽情。我们扭曲事实从而获得更大的情感冲击。当年人们将这种做法称之为小报新闻，很久以前的《镜报》头版上就能看到此类手法。但是这种做法今天已经扩散了开来，就好比名人崇拜邪教已经从八卦专栏的寥寥几行扩散开来占领了整份报纸一样。新闻的理念已经发生了改变。新闻已经不再以提供信息为根本，而是要存心要产生——不惜血本——感情冲击，越极端越好。震惊、性奋、恐惧、欢笑、愤怒……能在版面之间不断掀起情绪涟漪的报纸肯定不愁销路。今天的红头小报已经成为了性与愤怒的多彩花束。家长的悲恸，毒贩子的罪行，完全无法令人感到意外的题材全都成了新闻。高端市场报纸也受到了诱惑。《观察家报》的读者群比《每日邮报》与《每日快报》的典型读者相比更加自由化且城市化，但如今这份报纸也比以前更加情绪化了，四处寻找悲惨的生活与死亡，荣誉谋杀与婚姻背叛。《独立报》近来的复苏要部分归功于采用小报的尺寸，但同时也借助了高度情绪化的头版来提出关于伊战或者移民的问题。

你尽管可以说新闻业只是反映了当代英国的现状，就像以前一样。英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感情开放或者说多愁善感的国家。我们不仅希望得到信息，还希望收获感动。我们不再借助政治或者阶级来界定自己，而是通过阅读个人救赎的故事一边自怜一边将责任推到无名无姓的他者头上。报纸反映了令人目眩的消费主义，也反映了这股潮流。那又怎么样呢？也许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假如今天的英国人就吃这一套，我们这些当记者的又瞎操什么心呢？

问题在于他们不吃这一套。过去三十年里英国的报纸销量一落千丈，过去五年全国性大报的销量下跌了100万份。主流电视新闻节目的观众人数也下跌得厉害，而新近出现的二十四小时新闻服务并没能填补上收听与收看人数的缺口。假如你的生活中没有新闻，你就成为了某种政治零点，丝毫不了解周遭的世界。新闻是城市人类生活的神经系统，是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新鲜空气。利物浦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认为坏新闻或者新闻缺乏甚至会影响到我们这颗行星的命运。假如人们没有能力跟进、进行或介入复杂的讨论，他们就会心灰意冷，不再试图理解与影响周围的世界，不管中东战争、克隆技术还是全球变暖一律只当不存在：

“最终，越来越多的人将会放弃思考，不再跟进这些话题，将其交由口若悬河的专家——科学家，政客，等等——处理，这些人将会继承萨满巫师的角色。这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健康的发展。”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依然不会像诗人描述的那样用咖啡匙来计量自己的生命，而是要依靠新闻。电台当中每小时一次的低语，紧急播出的电视节目，报纸头版上愤怒的大号字母，所有这一切都包围着我们。这是个听上去或许有些古怪的想法——我们可以将一股信息洪流倾泻在自己头上并借此解释各种事物乃至我们自己的生活。但是假如新闻的制作水平很高，假如新闻忠实地反应了世界上的重大事实，那么我们就能从新闻当中汲取力量。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正是一个黑暗的冬日凌晨，大雨如注。正是通过收看新闻我才知道今年冬天是近几年来最潮湿且气温最高的冬天。英国有许多村镇都遭遇了洪灾。我的老老奶奶可能会认为这是上帝出手惩罚不义之人，我则相信这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结果。我还相信全球气候变暖是由人类行为所导致的——倒不是说人类多行恶事，而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生物物种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消耗并燃烧了如此大量的碳。我购买食物时，知道这些食物从何而来。我等公共汽车时，知道交通堵塞引起的论战。我可以在日常谈话当中将这些信息再反馈给我的家人朋友，从而进一步影响他们的观点乃至投票选择。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新闻，我们全都无足轻重。因此如果说报纸销量与新闻节目观众人数的下降是由新闻业本可以避免的自身失误所导致的，那这一现象就十分重要。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什么呢？解决之道就存在于广大英国记者的头脑、双手与灵魂之中，除此之外指望不上任何人。这个想法或许没有那么振奋人心，但是好消息在于新闻业弹性极大，很容易受人左右。在新闻业的历史上，一份报纸或者一位主编往往就能带来巨大的连锁效应——一个诺斯克里夫，一个拉塞尔，一个达科里以及一个丁伯比就改变了成千上万名其他记者的工作方式。谈到信任问题，不少精明的主编已经做出了反应。许多报社进来都任命了外部监督或者读者代表来监督自己。刻意偏重直白报道而压制煽情的免费《都市报》也表现不错。赫顿勋爵报告发布之后《卫报》专门推出了关于引用言论留底备查的规章，BBC则对自身的工作流程进行了全面整顿。

假如业内普遍认可了信任的损失与越发陈腐的煽情实际上会导致读者的损失，那么报社所有者与新闻从业者就会行动起来。他们必须行动起来。曾几何时，人们曾经将小报称作“连环画报”，这个称呼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而且十分达意。因为真正的连环画报已经过时了，以刺头淘气包与牛仔为主题的彩色连环画已经遭到了淘汰。它们无法与几十个电视频道进行竞争。被人戏称为连环画报的小报也已经出现了此类迹象。在那早已逝去的六十年代，《世界新闻报》还满载着真正的新闻，与那时相比，这份率先开拓小报领域的报纸如今的销量已经只剩下了一个零头。《太阳报》虽然一直是市场领头羊，但是销量也一直在稳步下降。头一天还是满版的袒胸露乳，第二天就换上了沉甸甸的政治分析。不过小报崩溃的典范还得算是《每日镜报》，这份报纸已然名誉扫地，当年的权威与投入已经成了泡影，随之而来的就是流通量暴跌。这份报纸曾经朝向高端市场挣扎过几回，但是管理层很快就将主编又拽回到了名人八卦路线上。正所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每日镜报》至少需要十到十五年坚韧不拔的努力才有可能恢复以往的地位。《每日星报》曾经抵挡过一阵潮流，一方面竭力关注电视名人，另一方面几乎完全放弃了传统新闻报道。但是这份报纸如同《每日快报》一样也陷入了麻烦当中。

《每日星报》为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这也是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信息。当年《每日电讯报》的媒体团队发现《每日星报》有一个虚构记者署名“托尼.雷纳德”，致使《星报》很是遭到了一番嘲笑。《星报》用这个署名在没能向例如谋杀案庭审现场，威斯敏斯特或者金融城之类的重大事件现场派驻记者的时候为自己打掩护。托尼.雷纳德成了舰队街最高产的记者，2003年1月到11月之间足足为《星报》撰写了818条新闻。但是这家伙的同事可也不少。事实上如今在行业内部，程式化的捏造新闻正越发大行其道。这些新闻的创作者们呆坐在城郊办公室里，门窗关得严严实实，面前是电脑屏幕，背后是督促他们“提高产量”的皮鞭——所谓“提高产量”就是沿袭套路或者抄袭竞争对手、网络内容与其他报社报道，大批量重复生产迎合特定读者群体的新闻故事。基于办公室的新闻容易遭到公关机器、骗徒、特殊利益集团以及电子或纸质文档当中固有错误的左右。这也正是为什么市场上下游的这么多报纸经常会以同样平淡无味的方式刊载同样的新闻。警用头盔的尺寸又改小了？再找六个全国人民整天看见的标志物，把它们的照片改小点。某位电台主持又喝醉了？扒拉扒拉他以前那些糗事，重新炒作一下。

新闻需要出人意料的因素，需要现实生活中的不可预知性与古怪之处。换句话说新闻需要真正的记者。面对公关机器的软磨硬泡与推销技巧，最有效的保护措施就是工资合理且富有经验，得到所属机构充分信任得以运用自己判断力的记者。报纸曾一次又一次得到记者的拯救，或许是心怀顾忌不肯对于恐慌言论照单全收的健康记者，或许是在报道富有争议且错综复杂的基因研究新闻时有意留出缓冲余地的科学记者，或许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个得到大肆炒作的民调结果采样范围太窄因此不必加以重视的政治记者。一般性记者也是如此——总有人在听到一条歇斯底里的引言之后会找到最初的发言人，并且发现引言遭到了误解或者另有所指；总有人会留在办公室里再打最后一遍复核电话并发现事情其实是另外的样子。“我们打算将这次事件称为穆斯林极端分子所为，可以吗？”总会有一位夜班主编这样回答：“其实吧，倒也不一定……”

因此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多雇佣一些记者——刨根问底、活跃诚实的一线记者。不管前文中数落了《每日邮报》多少不是，但是这份报纸作为今天少有的商业经营成功典范的确舍得在报道方面花钱。与其他报纸相比，《每日邮报》的记者工资更高，记者人数更多，派往全国各地的记者也更多。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们带回来的新闻，但是这些新闻还是很有效果的。明天的记者们也将会享有混乱但却也十分有趣的生活。新闻行业将会破坏他们的感情生活，令没有选择从事其他工作的他们过上更穷且更不保险的生活，还将令他们承受非从业人员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且不足为外人道的头晕脑胀。但是假如他们干得好的话，他们将会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核心支柱。

至于我呢？我依然是个记者，依然深切热爱着这个令我切齿痛恨的行业。有时候这一行就是个烂摊子，可是再怎么说也总比其他烂摊子更强。在一切顺利的时候，这一行就宛如天堂一般美好。在不太顺利的时候，我则用詹姆斯.卡梅隆的名言来勉励自己：

“一位有良心的记者因为这一行业的种种不足而长吁短叹，此情此景实在可怜而又可厌，好似妓女伤情一般。他的处境或许不幸，但绝非无可救药。有些记者觉得所属机构用来赚钱发工资的新闻手法使他们的原则背负了悲哀的负担，此类两难局面一概可以自行解决：他尽管可以不再拿钱，辞职走人。”

（1）http://en.wikipedia.org/wiki/R_D_Blumenfeld

辛苦万年看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