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本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说过政治制度和生产力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矛盾运动的规律。是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发生作用、决定社会向前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二者是对立统一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历史上出现的任何生产关系，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生产关系必然要发生变革。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须用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同时，生产关系决不只是消极地适应生产力性质，它对生产力发展有巨大反作用，表现为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可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可能由该社会制度本身解决，而只有通过代表新生产力的先进阶级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社会革命才能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决定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社会基本矛盾。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而不是政治制度的范畴。而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制度，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无论是君主制、共和制、民主制，在2000余年前，都已经全部产生了。君主制、共和制、民主制在古希腊城邦时代是同时存在的，请问古希腊的城邦在生产力上有多大的差别？专制的斯巴达和民主的雅典，制度上谁高谁下？共和罗马和帝制罗马，在制度上谁高谁下？又或者，明清易代，难道是因为满清的政治制度比明朝的政治制度更先进？

可是，生产力水平高低的社会，有文明程度高低的区别，生产力水平越高，文明程度越高。

我在前面的帖子里什么时候说过文明高低和生产力水平无关了？我前面在前面说的很清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高下区别，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下导致的高下区别，而不是政治制度本身有高下区别。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区别是生产关系，而不是政治制度。

这句话我就更看不懂了，我仅仅是说了一句黄宗羲等人没必要捧得太高，怎么就成了抹黑别人，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我抹黑谁了，给自己贴什么金了？难道我必须说黄宗羲等人必须要顶礼膜拜才是不抹黑别人？我看你有借黄宗羲等人的名声打压别人给自己脸上贴金之嫌还差不多。借古今中外的名人的大帽打压别人的手法玩的很娴熟嘛，想垄断话语权就直说，没必要用这种扣帽子党同伐异的手段。

复政治制度等于生产关系？哪本马列著作里有这么说过？

家园

我说的。

工业文明的制度和前工业文明的制度不可能一样。

所谓的共和制民主制之类的，只是一个名称，不是名称一样，制度就是一回事的。

用同样的名称只是一种语言习惯。

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文明程度的高低是整体综合指标，而不是只有一个生产力高低的指标。或者可以是生产力的提高推进了其他方面制度思想等等文明程度跟进提高，但是我不同意，文明程度高低只是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其他方面没有高低之分。

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套理论，只是对一个文明内部演进的分析，还有外力的刺激影响，可能是推进，也可以是倒退破坏。

“仅仅是说了一句黄宗羲等人没必要捧得太高”？？不是吧，你还对黄宗羲的意图作了一些恶意的猜测，言之凿凿，这还不是抹黑吗？？

要是落得和查理一世路易十六一样的下场，那丢掉的，就不只是话语权了。

复我说的。

家园

噢，你说的。

你说的，这没问题。问题是你说的制度和我说的制度完全不是一回事，和大家常识中的制度也不是一回事。我想大部分人认可的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而不是制度和生产力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大部分人也不会认可生产关系等于政治制度。马克思也没说过到了工业文明，制度就等于生产关系吧。在马列的定义里，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之间从来不能画等号的。难道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到了工业文明阶段，生产关系这四个字就能自动替换成制度两个字了？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你的定义。问题是你用你的定义来推翻我的定义，甚至要推翻马列的定义。这除了争夺话语权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当然，你也有推翻马列定义的权利，只要你有能力把马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推翻。

“仅仅是说了一句黄宗羲等人没必要捧得太高”？？不是吧，你还对黄宗羲的意图作了一些恶意的猜测，言之凿凿，这还不是抹黑吗？？

对，我前面是说了黄宗羲等人推卸责任的话，但这不是什么猜测，也不是什么抹黑。明末以东林党为首的东南士绅官僚，抵制矿税工商税，大肆兼并土地，截断税源，把朝廷税负全部转嫁到自耕农身上，造成大量自耕农破产，这难道是为了公利谋天下？何谓公？何谓私？西北赤地千里，东南纸醉金迷，这是私还是公？晚明的枯棋，难道不是这些喊着神圣口号的东林党--复社的“正人君子”们下出来的？

再说说黄宗羲本人，黄宗羲是不是真的到了必须顶礼膜拜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了呢？我引几段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的几段话好了

“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喧嚣一时，实际上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幕后掀风作浪。历史上无赖之徒冒充头面人物屡见不鲜，即以南明来说，永历初也出现了假弘光帝（一个和尚）骗得许多地方官的信任，但都没有像弘光一朝这样闹得乌烟瘴气。究其根源，正在于东林—复社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视“门户”、“声气”重于国家、社稷，他们爱走极端，甚至惟恐天下不乱。在这些人看来，福藩继统等于万历以来自己在党争中最大的失败，因此一遇风吹草动，不管真相如何，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罢休。人们常常受旧史籍影响，以为东林—复社人士大体上都是骨鲠正直之人，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团体，其中光明磊落者固不乏人，但由于明末东林—复社名满天下，往往具有左右朝政的势力，许多热衷名利的人也混迹其间，变成一个大杂烩。东林—复社人士的“别正邪、分贤佞”实际上是自封“正人”、“君子”，为独揽朝政造舆论。由于他们当中的骨干分子为夺取权力往往采取阴谋手段，难以弄清详细情况，但对弘光帝进行人身攻击，借“三案”大肆发挥的都是自命为东林—复社的“君子”，由此也可以看出其端倪。

浙东史派的创始人黄宗羲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撰写的《弘光实录钞》以“国史”自居，对弘光迎立作了如下的描写：

北都之变，诸王皆南徙避乱。时留都诸臣议所立者。兵部尚书史可法谓：“太子、永、定二王既陷贼中，以序则在神宗之后，而瑞、桂、惠地远，福王则七不可（原注：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惟潞王讳常淓素有贤名，虽穆宗之后，然昭穆亦不远也。”是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武德道雷演祚。未定，而逆案阮大铖久住南都，线索在手，遂走诚意伯刘孔昭、凤阳总督马士英幕中密议之，必欲使事出于己而后可以为功。乃使其私人杨文聪持空头笺，命其不问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写迎之。文聪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不数人，或曰：“福王也。”杨文聪见之，启以士英援立之意，方出私钱买酒食共饮。而风色正顺，遂开船。两昼夜而达仪真。可法犹集文武会议，已传各镇奉驾至矣。士英以七不可之书用凤督印印之成案，于是可法事事受制于士英矣。

黄宗羲的这段记载许多地方不符合事实，比如派杨文聪携带空头笺不问是哪位藩王迎来南京，拥上帝位，就共享定策之功，简直是一派胡言。史可法在迎立问题上受了马士英的欺骗确有其事，但说马士英“用凤督印印之成案”却毫无意义，因为史可法的信如果是伪造的，盖上凤阳总督印也不起作用；史可法“七不可立”的信件落在马士英手里，不盖凤督印仍是个重大把柄。黄宗羲这段“高论”中关键是“或曰：福王也”。采取这种史笔实际意味着弘光帝是未经“验明”的朱由崧“正身”。关于弘光太后，黄宗羲也恣意诋毁道：甲申七月“壬辰，皇太后至自民间。太后张氏，非恭皇（指老福王朱常洵）之元配也。年与帝相等，遭贼失散，流转郭家寨常守文家，马士英遣人迎之至。其后士英挟之至浙，不知所终。或言：帝之不蚤立中宫，而选择民间不已者，太后之故也。”

把上引黄宗羲、林时对、钱秉镫、金堡的叙述联系到一起，分明看出这种流言蜚语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以“童妃案”作为突破口，彻底否定弘光帝就是朱由崧，而肯定其是一个异姓子弟的冒牌货。言外之意，马士英等“奸雄”为了攫取定策之功，放着潞王朱常淓这样的正宗“贤王”不立，却拉来一个身分不明的人拥上皇帝宝座，无怪乎要亡国灭祀了。

鉴于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史派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且他和门户好友在当时兴风作浪对弘光朝廷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有必要揭穿他们散布的种种谎言。

朱由崧确实是个昏庸荒淫的君主，但他的身分无可怀疑。老福王朱常洵的正妃邹氏从未生子，朱由崧是侧室所生庶长子。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二月，他十岁时封为德昌王，后来因福藩无嫡子，被立为福世子。1641年（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军攻破洛阳，老福王朱常洵被杀，朱由崧和嫡母邹氏乘乱逃出，暂居于黄河以北的孟县。同年河南巡抚高名衡向朝廷报告：“世子亦尚无子女，流离孤苦，惟有母子相依，诚可悲矣。”下文又详细报告了从洛阳逃出的福府官员侍从共二百零九名，其中包括右长史、承奉副、典宝、典膳、黄服、随侍司执事、书堂官、内执事，此外还有“王亲”邹存义（即福王妃邹氏之弟）等五人。有这样一大批王府官员和王亲跟随，要说朱由崧是个假冒的福王世子简直是奇谈怪论。

黄宗羲等人最大的诬罔表现在对弘光皇太后邹氏的造谣生非。从河南迎接到南京来的太后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元配邹氏。邹氏是明神宗在万历三十一年为朱常洵选的王妃，按当时惯例，选后、妃的年龄都在十四五岁，邹氏生年约在万历十七年（1589）左右，到1644年大概是五十五岁。甲申（1644）八月，大学士高弘图奉命往广陵驿迎接，随行的幕客谈迁记载：“恪恭仁寿皇太后邹氏，福恭王之元妃也，于上为嫡母。”下面又引太后弟邹存义叙述邹氏辗转流离的经过相当详细。邹太后到达南京时，弘光上迎笺中说：“属国家之多艰，鹤发添忧；闵霜雪之入鬓，凤舆飞辖”，足证邹氏到南京时已是一位老妪。时任工科都给事中的李清记，甲申八月辛未日，“皇太后至南京，……各官迎江干，上跪迎洪武门内，各泣下”。当时迎接太后的场面相当大，文武百官朝见的很多。后来弘光帝与邹太后由南京出逃时本是一路，途经溧水遭乱兵阻截才各奔东西（详情见下文）。邹太后到达杭州后朝见过她的大臣也不少，只是又出现另一种谣言说邹太后是马士英的母亲冒充的，这种谣言不值一驳，却证明太后春秋已高。黄宗羲、林时对等人对弘光母子极尽诬蔑之能事，决不仅是“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而是在南明政权肇建伊始之时反对福藩继统的一股暗流不择手段展开的政治斗争。

清人戴名世对这段公案作了以下论断：“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而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杨凤苞也说：“及谓福王亦伪，乃出东林、复社爱憎之口”，“盖阮大铖欲尽杀东林、复社诸君子，向后诸君子追憾其事，并恨王之任大铖也。造言汗蔑之不已，复奋断曰：‘是非明之宗室也。’甚疾之之词尔。”

上面批驳了黄宗羲、林时对、钱秉镫等人的荒诞，并不是仅限于探讨史料的真实性，更无意于钻究宫闱秘事，而是说这三人的记载透露了弘光朝廷上党争的激烈情况。真正的策划者未必是他们，因为弘光一朝党争闹得势同水火，而黄宗羲等人在当时朝廷上并没有地位，掀不起那么大的风浪。直至社稷倾覆，江山变色，东林—复社党人仍把责任全归之于弘光昏庸、马阮乱政，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一批追名逐利、制造倾轧的能手，对弘光朝廷的覆亡负有直接责任

如果你有史料能反驳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的记载，你再说别人抹黑不迟。

要是落得和查理一世路易十六一样的下场，那丢掉的，就不只是话语权了。

这句话就更好笑了，难道你想垄断话语权，就是为了不想落得查理一世，路易十六的下场么？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查理一世，路易十六是统治阶级君王，你就算想落得和他们一个下场，你也没这资格啊。你要想垄断话语权，先把政治课本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的论述，换成你说的制度和生产力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先。这才是话语权哦。在西西河可没法垄断话语权，西西河这个论坛本身就没话语权，要有话语权就不会经常被墙了。西西河也没人让你做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您呀，自我感觉别这么好行么？

复那既然这样，是不是甲午赔款对日本经济起飞根本没啥作用了呢

家园

脚盆国有个时代叫“成金”，说的就是整个国家利用甲午赔款

经济大发展，经济高速起飞，许多后来成长发展起来的大企业大银行都是那个时候成立的。

全看树展主题 · 分页首页上页下页末页

有趣有益，互惠互利；开阔视野，博采众长。
虚拟的网络，真实的人。天南地北客，相逢皆朋友

版面群落趣味社区帮助常见问题网站简介基本河规隐私条款使用条款广告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