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郑伯克段于鄢 -- 语迟

　　企业有风险苗头了，贷款有可能形成不良，危及银行信贷安全。银行内部上上下下就开始鸡飞狗跳。从上面领导开始，指导原则就是不择手段把贷款弄回来，不管你是骗还是威胁，把钱拿回来什么都好说，拿不回来你他妈的就走着瞧。至于钱要回来了，企业怎么办，是死是活，员工失业不失业，老板跳楼还是住精神病院，银行是不管的。自始至终不会有一个人站在企业的角度为企业考虑那么一丝一毫。过去这个放印子钱的，放高利贷的，历来都是缺德冒烟儿的行业，生儿子没屁眼，正经人家不干这种营生。现在有些银行，其实就是放印子钱，放高利贷。

　　其实有些不良资产的形成，也是因为银行处理问题不当造成的，一味的逼迫企业，把企业逼死了，不良就没治了。而你如果从一开始就抱着救人的心态，加上那么一点魄力和手段，遇到情况不是收而是放，多给企业那么几千万一两千万，也就把企业救活了，你的不良也化解了。可惜的是现在整个是个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的社会气氛，道理谁都明白，可就是达不成共识。各银行间没有共识，只求自保。银行内部也没有共识，银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只要能把自己摘干净就行。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无非是两种，要么团结，要么对立。现在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国家与国家对立，政府与人民对立，上级与下级对立，卖家与买家对立，医患对立，教师与学生对立，银行与企业对立，我单位楼下停车场，天天就为了几块钱停车费，破口大骂甚至大打出手。当前，凡是发生联系的个人与团体，无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因为当前每个人与团体，都是自私自利的。你比如这个卖家与买家，怎么是个对立的关系呢？卖家只在想着怎么把买家的钱弄到自己兜里，这是卖家根本的大政方针，卖家所有行为都是围绕这个方针进行的，其余什么这那的，想都不会想。销售就成了一场卖家买家对兜里的钱的争夺战。就象当年国共争夺政权一样，你穷了我富，你死了我活。

　　当年毛泽东闹革命，其实根本上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中国革命就是为了改变古今中外历来的人和人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改换成一种团结的关系。你为我着想，我也替你考虑，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个人都为国家工作，每个人都为人民服务。全体中国人的目标和利益空前一致。毛泽东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变了中国原来的一盘散沙的状态，把这么大的中国高度的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甚至全世界也要团结起来。他压制以及企图改造的那些人，无论是地富反坏右，还是政界演艺界学术界，其实不过是些瓦解和破坏人民团结的消极势力。而毛的几代后任，其实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把毛的遗产——高度组织化，高度团结的新中国，再次瓦解破坏，逐渐再回到原来那种一盘散沙，人人对立的状态。

　　人和人之间究竟是应该团结，还是应该对立，应该竞争，这是个哲学问题。这个要追究到我们这个宇宙的本原的问题。自然科学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基本粒子，所有的物质都由基本粒子构成。应该注意到，自然科学的世界观从根本上就是分裂的，因为粒子是单独的个体，形象的说，自然科学认为宇宙的本原本来就是一盘散沙。而各大宗教与中国传统哲学则认为，宇宙的本原并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和团结的。宇宙的本原就是那么一个东西，就这么一个整体的完整的东西，变化了宇宙中所有的物质、能量和精神。宗教把这个东西叫做上帝，真主，中国人则把这个东西叫做“道”。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宇宙的本原是统一的，就是那么一个。同一个本原，幻化出你和我，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都是从那个本原来的。所以，你和我应该团结，不应该对立。坏人坏自己，好人也是好自己。你怎么对待别人，其实就是在对待你自己。

　　兜了这么一圈，现在可以谈谈本篇的题目，《郑伯克段于鄢》。最早的时候，仲尼厄而著春秋，据说孔子写了《春秋》，这是五经之一。关于郑伯克段于鄢的这段历史，《春秋》这本书上只有一句话，“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就这么一句话。因为《春秋》写的非常简略，言简意深，就有不少人给春秋写注写传，其中流传后世的有春秋三传，分别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个传也就是注释的意思。解释清楚了好流传嘛。我们现在一般说的《郑伯克段于鄢》，是指《左传》中的第一篇文章，这个文章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过程，比孔子那单单一句话要详细的多。

　　孔子的一句“郑伯克段于鄢”，以及《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文章，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孔子只用了一个“克”字，就给这段历史定了性，也对郑庄公这个人作了褒贬。按照当时的汉语规则，“克”这个字是用在敌人身上的，这个动词的宾语只能是敌人。而段这个人，却是郑庄公的亲弟弟。孔子用了“克”这个字，就是在讥刺庄公象对待敌人那样对待亲兄弟。这是在否定郑庄公，是在否定这段历史的荒唐。一个字包含了这么多的意思，这就是“微言大义”，也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作为汉语的一个显著特征，直到现在，我们天天都在用。你比如说，用第一人称的时候，有时候用 “我”，有时候用“俺”，用咱，寡人，老子，鄙人，伦家，这些不同的称谓用在不同的语境中，来表达不同的意蕴悠长的立场和情绪，这就是春秋笔法。凡是文字隐晦、文笔婉转而不想或者没办法直白地表达含义的语言方式，比如1975年4月7日《人民日报》报导蒋介石死讯的标题——“蒋介石死了”——这么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有着太多的含义，包含了复杂的感情，又隐隐约约表现出一种深沉刚毅的姿态。这是典型的春秋笔法。当然，孔子的春秋笔法是祖师爷级别的，后世这些或浅或深的春秋笔法也都是孔子一脉的传承。汉语的春秋笔法和英语中“幽默”这个词的意思有点象，都有“意味深长”的意思。

　　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拿“郑伯克段于鄢”来说，这句话给出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也就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谈到的，“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孔子在《春秋》中如此这般非常详尽准确地制定了善恶是非的标准，谁好谁坏，谁是谁非，拿着《春秋》一对照就明白。所以那些乱臣贼子，大奸若忠，大佞似信的伪善之徒，怎么会不害怕呢？

　　现在这个社会，因为教育的缘故，整个社会，大多数人，对善恶是非的理解都太粗浅。而善恶是非的区别是十分微妙和细微的，古人皓首穷经求学几十年，也未必搞的十分清楚。现在对于善恶是非的教育几乎是没有的，这就造成了很多坏人以为自己是好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坏在什么地方。举个例子说，你比如这个教育孩子的问题，孩子有毛病，犯了错误，父母不应该带着仇恨的情绪去埋怨孩子，哪怕你讲的道理再对，只要有这种恨恨的情绪，孩子就会很排斥。恐惧反感厌恶。这种埋怨的情绪是很伤人的，是有着巨大破坏力的负能量。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孩子，就会以慈悲的心态看待孩子的无知，孩子么，年轻么，为什么不能体会孩子的心情，用一种温暖的方式让孩子愉快的接受教育？能不能做到完全超脱出来，就象在说别人的事一样？你用仇恨去伤害孩子，甚至你不过是在发泄愤怒，那么你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佛教上有个小故事，说僧团中出了个贼，偷东西。僧团这种高洁的地方，对于这种事情零容忍。与贼为伍，对其他的人来说是侮辱。僧团就要把这个贼赶走，但导师不同意。僧团威胁说不让贼滚蛋，那其他的僧人就罢学，分行李散伙。导师则很霸气，说你们都明白做贼是不对的，只有这个贼不懂。那么这个贼就应该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帮助。所以哪怕你们都滚蛋，我也不会放弃这个小偷。。。这个故事中，僧团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就是敌视态度，而导师则是帮助的态度。小偷不过是个偷窃的毛病，而僧团众大善人却因此丢掉了最最重要的慈悲。在这个故事中谁更坏呢？

　　段是郑庄公的亲弟弟，一母同胞。这比同志关系应该亲近的多了。那么庄公对段是帮助态度还是敌视态度呢？《左传》记载的很清楚，当公子段不守礼制扩建封地，充分暴露野心的时候，手下劝庄公先下手为强，及早收拾段。庄公则表示任由弟弟作死，可劲的造，“多行不义必自毙”，“姑待之”。咱他妈的走着瞧。公子段不知收敛，很快又扩张领地，威胁庄公主权。手下又怂恿除掉段，庄公说，“无庸”，管他干球，“将自及”，意思就是弟弟马上就要自取灭亡。接着段越来越不像话，继续扩张。手下急不可耐，第三次怂恿灭段，庄公说，“不义不昵，厚将崩。”意识就是段不忠不孝（悌），没原则，没人味，丫快玩儿完了。危机终于爆发。公子段预谋兵变，与母亲姜氏约好里应外合，攻取国都，现在新郑（郑州南）这个地方。不料情报泄露，庄公派兵讨伐段的封邑，现在荥阳（郑州西）附近。兵临城下，段不得民心，被封地人民出卖，不得已跑到鄢陵（郑州东），庄公又追到鄢陵去打。最终把段赶到黄河北边，现在的新乡辉县（郑州北）完事。这就是亲兄弟亲娘之间发生的事情。

　　《公羊传》、《谷梁传》对《春秋》中“郑伯克段于鄢”这句话注释的更直白，让读者不由的对孔老夫子九曲十八弯的花花肠子无比钦佩。《公羊传》也说用这个“克”字，就是在强调郑庄公的恶。那为什么不把段称作弟弟呢？因为弟弟以国为敌，不象个做弟弟的。庄公自己也说段是“不义不昵”。为什么要写明“鄢”这个地点呢？《春秋》中有些战争并没有写明地点，这样写明地点是在说段与郑国为敌。因为鄢这个地方并不是郑国的属地。《谷梁传》则说，把郑庄公叫做“郑伯”，意思就是郑国的老大，郑国的国君，《春秋》中凡杀掉自己长子或者同母弟的国君，都这么叫，什么什么伯，因此知道段是庄公的亲弟弟。说不称段为弟弟、公子，直呼其名，就是在贬低。说虽然段失臣弟之道，咎由自取，但《春秋》对庄公的否定批判更甚于段，“贱段而甚郑伯也”。因为庄公“处心积虑”，太阴险了。。。。。什么才叫做“信息量很大”？有人比的过《春秋》吗？

　　所谓兄弟阋于墙，最是无情帝王家。这一切也都是有原因的。庄公生下来就被母亲嫌弃，姜氏对待庄公冷酷无情，对待段却是娇纵溺爱，两种极端态度养出了两个一样没人味的人。因为《左传》的记载，让世人产生了迷惑，很多人都很同情庄公。也觉的段是自己作死，庄公没什么错。庄公乃一代英主，他在位四十几年是郑国最强大的时期，而且似乎也很明白道理，能说出“多行不义必自毙”这种名言，他也知道弟弟“不义不昵”，也能看出别人没人味，铁石心肠，可他就是不知道看看自己。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中，评价郑庄公“惨刻寡恩”，虽然郑庄公有气魄，有才干，通晓经义，但他仍然是一颗坏心。。

　　（完）

毛主席说的是对立统一，你光看到对立的一面。世事也没那么简单，更不因为我们的喜好而改变。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说是这么说，要是没有利益，义也难以张扬。

就拿忙总的经历来说，老朱对他是“甚过杀父之仇”，他也不认可老朱处理东北国企的办法，但是他对老朱的政治评价并不低，认为他算是带领国家走出了当年的困境。

没有一定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很难站在一定的高度看问题，这不是因为我们不聪明，只是因为没有感同身受。

世间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毛主席为什么能团结中国人，是因为毛主席以斗争求团结。如果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最后团结还是不复存在。

孔子作郑伯克段于鄢，春秋笔法贬郑庄公不是因为郑庄公没人味，而是郑庄公太过具备普通人的感情，嫉恨武姜对他的态度，并且把这种仇恨压在心里，转移到段身上，故意纵容段犯错，然后等段大错已成才讨伐段，造成兄弟阋墙的悲剧。

郑庄公的错在于纵容亲兄弟越制违反周礼而不制止，没有做好一国之君需要带头遵守礼法的成宪，这个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周礼。而让庄公违反礼制的原因是幼时的母子兄弟个人恩怨。郑庄公身为一国之君，任何事都应从周礼的角度出发做事，而不应该出于私人恩怨的角度出发做事。所以臣子第一次劝谏郑庄公的时候说的是大叔即段越制了，要求庄公立即处理。但庄公没有处理，而是继续纵容。孔子的意思是，郑庄公对待母亲武姜和弟弟段，都把私人恩怨凌驾于礼法之上，违反了周公定下的礼法，才会造成兄弟阋墙。所以孔子才要写郑伯克段于鄢。

从后面郑庄公对待武姜的态度，母子俩凿隧道相见，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出，庄公有聪明才干但缺乏担当，做事不够堂堂正正，和之前纵容段犯错一样，重恩怨但不用大道却用小术，身为统治者却怀着普通人的心思。换句话说就是一开始没有用斗争的手段团结人，在段最初越制的时候没有对段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一味的妥协纵容，让段得寸进尺，最后闹到不可收拾了，才出手讨伐，导致兄弟的情分彻底断绝。实际上郑庄公欠缺的不是人味，而是坚决遵守礼法的原则。这才是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正所谓克己复礼，克服自己的私欲回归周礼，让大周的诸侯百姓以周礼的思想为指导，紧密团结在周天子的旗帜之下，坚决和破坏周礼的各种行为做斗争，这才是儒家的最高目标啊。

《春秋经》恐怕并非孔子所作，杨伯峻先生有详细的论述如下：

（二）《春秋》和孔丘

据《史记》、《汉书》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书，《春秋》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是三种讲解本。三种传授本，第一种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写的，所以《汉书艺文志》（以后简称《汉志》）《春秋》类列它于第一，名之曰“《春秋古经》十二篇”，其他二种是《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据《汉志》说，这两种本子是口耳相传，到汉代才用当时文字写出来，《汉志》称之曰“《经》十一卷”，班固又自注说：“《公羊》、《谷梁》二家。”详细请况，可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和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古代《经》自《经》，《传》自《传》，各自单行。《传》是对《经》加以讲解的，所以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有三种讲解本。《汉志》列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卷”。其余还有《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邹氏传》没有老师传授，《夹氏传》只见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的著录，班固不曾见到书。梁-阮孝绪《七录》说：“建武（后汉-光武帝年号，公元二五——五六）中邹、夹氏皆绝。”那么，更不必谈它了。

因为《公羊》和《谷梁》《经》、《传》是用汉代当时文字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并且“立于学官”，即在国立大学中有“博士”讲授。《左氏传》是用先秦文字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却不得立于学官。《左氏传》当西汉时，虽然未能在国立大学开课传授，却从战国直到后代，相当盛行。即在西汉，传授注解的很多，如《汉书儒林传》说：“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皆修《春秋左氏传》。”

三种经文，大体相同。自然也有差异很大的。而最重要的差异，一是《公羊经》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写道：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谷梁经》也写道：

庚子，孔子生。

而《左氏经》却没有这一条。二是《公羊》和《谷梁》《经》、《传》写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经》却继续写到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不但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国，而且还大略叙述了赵襄子和韩、魏二家共同灭亡智伯，这是春秋以后几年的事了。由于三种《春秋》传授本，二种纪载“孔子（丘）生”，一种纪载“孔丘卒”，《左传》还记载了鲁哀公吊唁孔丘之辞，又加上孔丘学生子贡的评论。就从这个现象看，不能说《春秋》和孔丘没有关系。

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传》作者。僖公二十八年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桥按：《左传》中别处亦有类似说法，此处之书不是指孔子书，而是指鲁国太史书。）

根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引《竹书纪年》，《纪年》作“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既（即？）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鲁史原先怎样叙述的。从《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当即鲁《春秋》或者晋《乘》）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那么，今本“天王狩于河阳”，司马迁便以为孔子所读原文如此。《纪年》记载和《春秋》不同，《纪年》是以晋和魏为主的史书，自然可能和鲁史不一样。但《左传》强调《春秋》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又如成公十四年《传》说：

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脩之？”

这君子之口的圣人，即是孔丘，犹如《公羊》的“君子”。（桥按：《传》中所称的“圣人”，未必是指孔子。《汉语大字典》“圣”字条有言：《说文》：“聖，通也。从耳，呈聲。”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甲骨文）象人上着大耳，从口，会意。聖之初谊为听觉官能之敏锐，故引申训为‘通’；贤圣之义，又其引申也……许君以形声说之，非是。聽、聲、聖三字同源，其始当本一字。”《传》中共九处十二次提到“圣人”，除此处所引之成十四年《传》以外，成十六年《传》“惟圣人能外内无患”，襄二十七年《传》“圣人以兴”，襄二十九年《传》季札所言“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慙德，圣人之难也”，昭四年《传》申丰所言“圣人在上，无雹”，昭七年《传》孟僖子所言“孔丘，圣人之后也”、其转引臧孙纥(姓姬氏臧名纥字仲谥武号臧孙)之言“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以及桓六年和文六年《传》“圣王”，文二年《传》“圣贤”，又成十五年《传》“圣达节”、“虽不能圣，敢失守乎”，昭二十六年《传》“王甚神圣”，襄二十一年《传》引逸《书》“圣有謩勋，明徵定保”，昭六年《传》引逸《书》“圣作则”，诸“圣”字或当都用的是“贤圣”之义，或如杨先生所注的“最高道德”之义（成十五年《传注》）。但成六年《传》“圣人与众同欲”，襄二十二年《传》“焉用圣人”，哀十八年《传》引《志》“圣人不烦卜筮”，以及文二年《传》“齊圣”，文六年《传》“圣哲”，又文十八年《传》“齊、圣、广、渊、明、允、笃、诚”之“圣”，应当都用的是“圣”字之本义，即“通也”。其中成六年《传》“圣人与众同欲”，是有人劝栾武子从众，我体会这里“圣人”说的正是“通人”，明白人也。襄二十二年《传》的“圣人”指的是臧武仲(姓姬氏臧名纥字仲谥武号臧孙)，杨先生注引《论语宪问》孔丘云“若臧武仲之知”，说此人“料事常中，故当时谓之圣人”，亦当是指的“通人”。哀十八年《传》引《志》“圣人不烦卜筮”，考之上下文，《传》文之意应当也是明白人是用不着反复占卜的。至于文二年《传》“齊圣”，文六年《传》“圣哲”，借用杨先生的方法，这里“齊圣”和“圣哲”均为二字词，很可能是义近词连用成词，考虑到“齊”和“哲”的意义，在这里“圣”字训“通”可能更合理。而文十八年《传》“齊、圣、广、渊、明、允、笃、诚”之“圣”，杨先生在《注》中引了孔《疏》“圣者，通也，博达众物，庶事尽通也”。正可与《汉语大字典》“圣”字条另一段相印证：《书大禹谟》：“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孔传：“圣，无所不通。”总之，《左传》所言“圣人”不都是大贤大德，我体会此一《传》中重点在讲写作的技术，所以这里的“圣人”作“通人”解可能更合理，因此不必是孔子。）《公羊》庄公七年《传》说：

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的流星雨现象，并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纪事。那么“星霣（亦作“陨”）如雨”是纪实。流星雨也有不曾达到地面而消灭的现象，那是西汉成帝-永始二年，即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即《公羊传》所谓不脩《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公羊传》作者认为有所谓不脩《春秋》，大概就是鲁国史官所纪载的原本《春秋》。孔丘曾经脩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公羊》所谓“君子修之”，王充《论衡》《艺增篇》和《说日篇》都说：“君子者，孔子。”真是一语破的。《孟子滕文公下》更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左传》和《公羊传》只说孔丘“脩”《春秋》，孟子竟说孔丘“作”《春秋》，越说越远。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 《论语述而》），孟轲硬说他“作《春秋》”，岂不和孔圣人自己的话矛盾吗？

我认为《庄子齐物论》是庄周自己的笔墨。他也说：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庄周这里所谓“圣人”指的是孔丘。《天下篇》也是庄周自己写的，他又说：“《春秋》以道名分。”细玩庄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识，即有孔丘的笔墨。不过只“议”而不“辩”，目的在“经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

那么，孔丘在什么时代脩或者作《春秋》呢？《史记孔子世家》列之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以后，而且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如果这话可信，孔丘作《春秋》，动机起于获麟。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古代简策的繁重，笔写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的时间（据第一节所引《春秋说》，仅用半年的时间），未必能完成这艰巨任务罢。同样是司马迁作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却说：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这一段话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世家》记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岁以前，其后未载再去周室。孔丘三十岁以前去周室，在鲁昭公之世，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门下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说孔丘修或作过《春秋》。《论语》中记载孔丘读过《易》，而且引用过《诗》和《书》，并且自己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那么，他确实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的篇章。他若写了或者修了《春秋》，这比整理《雅》、《颂》篇章贡献还大，为什么他和他学生都一字不提呢？

《春秋》经文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鲁国经历十二个君主，尤其是当时形势经过很大的变化。《春秋》为鲁国史书，又不晓得经过若干人的手笔。这些史官（当时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适应当时的形势，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和文风，这在《春秋》经文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下文将举例证明。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为什么不把文风统一，尤其不把体例统一呢？

以形势论，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诸国比较富强，而郑国以为王卿士之故，称强称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战而获胜。不久，齐桓称霸，楚也日见强盛，宋襄争霸未成。秦穆霸西戎而晋文、晋襄久霸中原。这是一变。晋国政出多门，吴国突起，越又灭吴。这是后期形势。因之，鲁史纪事便有不同体例，在《注》中都曾注出。现在我略举出几条：

一、隐、桓二公时，若不是鲁国之卿大夫，无论盟会、征伐都不写卿大夫之名。庄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齐-高傒盟于防”，这是和外国卿结盟写出他姓名的开始。文公八年《春秋经》“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这是盟会鲁国和鲁以外之国卿都写上姓名的开始。

二、征伐，非鲁大夫书名（写出姓名），详隐公二九《注》。

三、诸侯书某人，详隐公一〇二《注》。

四、书“帅师”见文公三七《注》。

五、楚国君，《春秋》在文公九年以前都称“楚人”，文公九年一则书“楚人（实是楚穆王）伐郑”，一则书“楚子使椒来聘”，书“楚人”“楚子”同在一年。宣公五年以后就都书“楚子”。而且楚大夫书名，也从“使椒来聘”开始，椒是鬭椒，却不写他的姓氏。

孔颖达《疏》说：“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诸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以明时史之异同，非仲尼所皆贬也。”（见隐四年《经》、庄十二年《经》、文九年《经》孔《疏》。文九年《疏》“亦”下衍“不”字，应依《校勘记》删正。）孔颖达说“时史有同异，非仲尼所皆贬”，这是确有心得的话。

不但孔颖达有这论点，其他人也有相类似或者更进一步的看法。前文曾征引赵汸的看法，“王”字并不是孔丘的特笔，陆粲也征引金文，认为：

今世所传古器物铭，往往有称“王月”者，如周仲称父鼎铭则“王五月”，父己鼎铭则“王九月”，敔簋铭则“王十月”，是周之时凡月皆称“王”，不独正月也。商钟铭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钟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亦不独周矣。以为立法创制裁自圣（孔丘）心者，殆未考于此耶？

彝器铭文标年月时有“王”字，在现今传世古器物中可以得到证明。而且这“王”字有不同意义，如羌伯敦（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羌伯敦跋》读 为羌）云“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公征眉敖”云云，录伯 敦云“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录伯 ！ 自厥祖考有劳于周邦’”云云，这种“王”字，是指周王，即周王所颁历法之年月。绝不是如《公羊传》所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叔夷钟（齐侯镈钟）铭云“唯王五月，辰在戊寅，师于淄涶”云云，齐子仲姜镈（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改称（ bào） 镈）“唯王五月初吉丁亥”云云，也是表明齐用周历。至于楚王熊章钟铭之“唯王五十有六祀”，此“王”乃楚惠王自称，器亦战国时器。楚王頵钟铭云“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頵自作铃钟”云云，楚王-頵即楚成王，文元年《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可证。则春秋时，楚所铸器物，铭文之“王”，是楚王自称，楚自用楚历，非周王之历，由此两器可以断言。我而且怀疑晋姜鼎铭之“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也不是周王。晋姜乃姜姓女嫁于晋国者。铭有“勿废文侯 （顯（显））命”，文侯就是晋文侯-仇，周平王东迁得到他的大力支援，现存《尚书文侯之命》足以为证。晋用夏正，不得称“王九月”，则“王九月”之“王”是指晋侯。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有《古诸侯称王说》，举 伯敦、录伯 （ ？）敦盖等彝器为证，而不知楚之称王，明见《左传》，彝器中亦有之。晋器亦有称王的。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象之辞而已。

《公羊传》昭公十二年云：

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

何休《注》云：“子谓孔子。时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依孔子之意，“伯于阳”应作“公子阳生”。姑不论这点的是非。据何休《注》和徐彦《疏》，孔丘亲见其事，鲁史有误而不改。那么，明知史文有误而不订正，孔丘到底修了《春秋》没有？这不是不打自招，孔丘只是延旧史文么？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二《春秋不告不书义》曾经问：“策书参错，孔子何以不订正之？”

《谷梁传》于僖公十五年云：

梁亡，郑弃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

“我无加损焉”，这也是《谷梁传》作者伪托孔丘的话的自供状，说明孔丘对《鲁春秋》原文并没有增减。至于“正名而已矣”，不过为孔子修《春秋》作一调停之笔罢了。

孔丘作或修《春秋》之说，到西汉所谓经师之手，越说越神奇。举一个例子为证。僖公《经》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

《公羊传》说：

曷为先言“霣”而后言石？霣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

《谷梁传》也说：

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境）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犹言听而知之）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说：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则后其五。……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本是孔丘对子路说的话，见《论语子路篇》。董仲舒就用来赞美《春秋》，以为《春秋》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一字的先后都有重大意义。殊不知《史通惑经篇》引《竹书纪年》也作“陨石于宋五”。《竹书纪年》难道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无怪乎刘知几于《惑经篇》对孔子作《春秋》，提出很多疑问。刘氏真有高见特识！

我还可以从《春秋》、《左传》本身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的证据，孔丘不曾修改。《左传》文十五年说：

宋-华耦来盟……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宋-华督杀宋殇公在鲁桓公二年，《春秋》说：

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华耦说“先臣督……名在诸侯之策”，可见各国史官都是这样写的。至于宣公二（元）年《春秋》“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襄公二十五年《春秋》“齐-崔杼弑其君光”，都本于晋、齐两国太史的直笔，《左传》都有详细的纪述。孔丘何曾改动？另外再提几个证据。襄公二十年《传》说：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

由这段文字看，孙林父、宁殖当初逐出卫献公，诸侯史书都书“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这是宁殖自己也知道的。他临死迫切希望他儿子替他洗刷、掩盖这一丑名，惟有把卫献公再送回国一法。他以“不来食”（不享受祭祀）要挟儿子这样做，宁喜（即悼子）果于鲁襄公二十六年杀掉卫殇公，复立卫献公。现在的《春秋》于襄公十四年《春秋经》把“孙林父、宁殖出其君”改为“卫侯出奔齐”，不罪宁殖，而罪卫献公，就是宁殖的“掩之”。这一定是宁喜把持卫国政权，改行通告诸侯，诸侯太史也依通告照改。孔子若真修或作《春秋》，为什么不保留“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的原文原事呢？足见孔子未曾修或作《春秋》。《礼记坊记》曾两次引《鲁春秋》，一次说：

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

这是《坊记》作者引两年之事并举，因而文有省略。《春秋》僖公九年说：

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

十年又说：

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坊记》作者所引为《鲁春秋》，即是鲁史记，而基本上和今日《春秋》相同。一称“杀其君之子奚齐”，一称“其君卓”，可见鲁史原文本来和今日《春秋》经文同。《坊记》还引《鲁春秋》“孟子卒”，更和今日哀公十二年《春秋》经文一样。由此，更可见孔丘未曾修或作《春秋》。《坊记》还曾引《论语》，足见其作者在《论语》书名已定之后，他引《春秋》而称《鲁春秋》，一种可能是当时他还能看鲁史记，更可能是他不认为孔丘曾修《春秋》，当时所传的《春秋》就是鲁史本文。

《竹书纪年》“楚-囊瓦奔郑”（《春秋集传纂例》一引刘贶《书》）和定公四年《经》“楚-囊瓦出奔郑”，只少一“出”字，可说基本相同。

由此看来，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后代学者也有不少人对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怀疑，但他怕背负得罪圣人之名，不敢直说，只能婉曲说出。纵是说得婉转，他们的真意还是可以看出。今根据朱彝尊《经义考》引几条：

郑樵曰：“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

朱熹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刘克庄曰：“《春秋》，史克之旧文也。”

另外，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

《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

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

吾则曰，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丘曾经用《鲁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论语述而》曾经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这四者之中，文自包括鲁国历史文献，即当时的近代史和现代史。他必然看到《鲁春秋》有阙文，所以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春秋》一定有阙文。僖公十四年《经》“冬，蔡侯-肸卒”，无月无日，便是阙文。顾栋高《大事表》列入《阙文篇》，便是一例。

总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仲尼弟子列传》所谓“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尤其是子夏，受授《春秋》，有几分可能。第一，子夏是孔门晚期弟子，少于孔丘四十四岁，晚年为魏文侯师，教授于西河。第二，《春秋》之传又多出于子夏。第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明文：“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至于“孔丘生”“孔丘卒”，当为后人传《春秋》者所加，不是《鲁春秋》旧文。加者不过藉以表示《春秋》和孔丘的关系罢了。

假定有人说，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作《春秋》，自战国以来，便曾这么说，难道能轻易否定？那我们可以征引《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记晋文公伐原一事来论它。《春秋经》不载伐原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却有这事，《韩非子》却说“孔子闻而记之”，这样，《左传》也是孔子所记的，难道《左传》真是孔子所记的么？纵是战国人的说法，也是不可尽信的。

孔子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其实是政治上的不成熟，他的四处碰壁不是没缘由的，那些个老大不是笨蛋，他们看到了孔子政治上的幼稚和浅薄。

试想一下，假如郑伯在弟弟初露端倪时，便采取手段，会是什么结果呢。首先是证据不充分，证据不充分便搞人，道义上就欠缺，道义欠缺则造成人心向背，最后的结果就是建文帝和朱棣的故事。

讲政治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拉拢人心，把拥护自己的人搞的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人搞的少少的，事就成了。

在这方面毛主席是大师，看毛主席文集，记得有篇文章是谈美帝的，毛主席说美帝现在在世界上到处搞侵略，势力越来越大，这是好事啊，有侵略就有反抗，他势力越大反对他的人就越多，这样我们的朋友就越多（大概意思），这和郑伯的“不义不昵，厚将崩。”差不多一个意思。

隐约觉得党国这些年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也是按郑伯的思路在操作。对待南方系，对待一些大V,就是让你使劲蹦跶，一直到越来越多的人都看不下去了，都成自干五了，才开始收拾。反过来，要是不让他们蹦跶，群众就很难认清其嘴脸，收拾起来拥护的人就不多。

政治水准比毛主席差远了，完全不能和毛主席相提并论。无论是郑伯克段于鄢，还是母子隧道相见，还是身为周王室至亲的公国，挑战周天子，对周天子射箭。都可以看出郑庄公重小术而失大道，重小利而失大义名分。这样的事，高明的政治家是不会做的。高明的政治家绝对不会在大义名分上陷自己于不义，孔子贬郑庄公为郑伯自然有其道理，周天子失去权威，就从郑庄公箭射周天子开始。在孔子看来，这就是礼崩乐坏的开始。

要是在薛蛮子搞“随手拍”的时候就抓了他，会是什么情况

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袒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戒其伤女！”

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叔在薮，火烈具扬。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纵送忌。

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叔在薮，火烈具阜。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