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张国涛的《我的回忆》(请给俺转到"青史微言") -- 奔波儿

　　借给我的人说是禁书，让我小心保存，后来发现我们学想图书馆也有，放在公开出借的书架上。

　　给我总的感觉是：提到的历史没大差，但自我吹嘘太多。

西路军失败的教训

杜发树 周荫文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后，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的战

略部署，强令三十军和四方面军总部带九军、红五军团二万多人，西渡黄河与中

央分裂。十一月十日组成西路军向甘北进发，妄图到新疆建立在自己的势力范围

称王称霸，被西北军阀分割围歼在河西走廊。后经中央营救，仅剩八百人在李先

念带领下到了新疆。我三个整军被敌歼灭。这是我军建军史上少有的失败。当时

，杜发树在西路军总政治部当宣传员，是西路军少有的幸存者；周萌文在四军十

师二十八团当卫生员（未参加西路军战斗），是西路军失败的旁观者。我们从亲

身经历中，感到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量敌不准，指挥失误。西路军西渡黄河之前，张国焘、陈昌浩等错误地估计

西北形势，认为马家匪军是“破铜烂铁”，不堪一击。而我们渡河的三个军都是

能攻善打的主力部队，消灭马匪军，打通国际路线，到新疆占领一块地盘是没有

问题的。实际上，红军一过黄河，便遭到西北军阀的联合围攻。青海军阀马步芳

，宁夏军阀马鸿逵，甘肃军阀于学忠等，在反共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调集重兵围

攻红军。马匪当时有十万人，我们只有二万五千人，敌人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

我们，而且在战斗力上也不象原来估计的那么差。他们大多数是骑兵，步枪上装

有两条长铁叉，架在马头上可进行射击，下马在地上可以当支架，打得很准。且

熟悉地形，以逸待劳。占了天时、地利等有利条件。而张国焘、陈昌浩看不到敌

人的这些优势，盲目进击，渡河后接连攻下了古浪，永昌等几个小县城，便被小

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俘虏采取了杀光政策。记得有次战斗抓了上百名俘虏。除

留下几名当翻译和舌头外，其余全部杀死。我们不仅得不到兵员补充，而且迫使

敌人拼死一战。红军只有消耗，没有补充，仗越打越困难。中央多次电令西路军

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东渡黄河，但陈昌浩顽固执行张国焘西进路线，令各军急

进，占领山丹、临泽、高台等地，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里西是祁连山，

北是大沙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带，陈昌浩把部队从东到西摆成一字长蛇

阵，相距近千里，分散防守各个支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敌人调集大量

骑兵，利用我兵力分散、战线太长的弱点，对我进行分割包围。我们全是步兵，

武器装备又差，虽然红军将士英勇奋战，但伤亡惨重，部队连连受挫。三六年十

一月十一日占领古浪，十八日便被敌攻陷，红九军损失惨重。三七年一月一日我

占领高台，二十一日被敌打下，红五军团全部阵亡，军团长董振堂壮烈牺牲。三

十军在张掖附近与敌苦战，和九军、五军团突围出来的少数同志一起共八、九千

人集中在倪家营子，陷入敌重重包围之中。党中央派出部队前来营救，并电令陈

昌浩突围东撤，而陈昌浩不听劝告，突围后重新西进，把西路军引向绝路。红军

将士与敌血战九昼夜，绝大部分战死。陈昌浩化妆后逃回陕北。剩余部队一千四

百多人在李先念带领下突出重围，撤退到祁连山上。三月二十三日收到党中央电

报，指示西路军现有部队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并派陈云同志迎

接。西路军余部根据中央指示，靠打黄羊为食，经过千辛万苦，番过了荒无人烟

的祁连山。一九三七年四月到达守敌不多的安西县境。本应避开敌人，沿小路向

新疆撤退，但因当时部队艰苦、疲劳已极，想打下安西补充休整。没想到刚拿下

安西，就被敌人骑兵包围，突围后又在红柳园与敌遭遇，部队被打散，只有八百

人零零散散到了新疆星星峡。杜发树就是这时被打散的，当时他和排长李先觉、

战士胡友贵等三人一起走到新疆。敌我兵力悬殊，是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料敌不

准，指挥不当，不听劝告，则是主观指导的根本错误。

二、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部队不能及时补充。西北地区民族混杂，荒凉偏僻

，由于长期的民族隔阂，和敌人多年反共欺骗宣传，人民群众对红军不够了解，

加上五马军阀的严密控制，他们也被迫在土围子里同军阀一起与红军作战。红军

打下一个城寨，老百姓要么逃走，要么被红炽俘虏后当敌人杀掉了。特别是四方

面军过去受左的影响，离开川陕根据地时，张国焘就提出“不给敌人留一粒粮食

”的口号，打土豪得到的粮食、房屋不分给老百姓，带不走的都烧掉了。到西北

后仍如法炮制。人民群众视西路军如“洪水猛兽”，远远躲避。西路军远离后方

，兵员又无法补充，物资没有来源，伤员无法安置。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有力帮助

，西路军成了无水之鱼，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部队来不及休整，非战斗减员严重。在张国焘错误路线指挥下，四方面军曾

三次过雪山草地。长途跋涉，频繁战斗，使部队疲惫不堪。没有来得及休整。先

头部队就匆忙西渡黄河，战斗力已经明显下降。部队没有喘气的机会，到河西干

什么，和谁打仗，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西路军开始进展还比较顺利，但因敌人骑

兵部队机动性强。我打下了一个城寨即被包围，部队来不及休整，便又投入新的

战斗。且西路军大部队同志来自川陕根据地，不习惯西北的水土、气候，也吃不

惯高梁、黑豆。艰苦的生活，紧张的战斗，使伤病员大大增加。医疗条件又差，

医药供应不上，大量伤病员无法医治，冻、饿而死。西路军余部向祁连山撤退时

，伤病员无法安置，部队要翻过海拔五千多米的大山，带不了他们，只好留下打

游击。正规部队尚不能取胜，伤病员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敌人搜山时，大部分

伤员被敌杀害。这批翻过了雪山，走出了草地，身经百战的优秀红军战士，就这

样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坑害下，葬送在强敌手中。

西路军的失败，使曾经发展到三十万人的红军再次减少，剩下不足三万人，教训

是非常深刻的。首先，它说明张国焘分裂中央、右倾逃跑的路线是一条把红军引

向死亡的路线。张国焘自恃兵多枪多，不接受中央的批评和南下分裂中央后失败

的教训，在日寇大举进攻，全国积极抗战的情况下，坚持其右倾逃跑的错误路线

，失去了民心。他错误估计西北敌我力量，原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就策划西

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远离敌人，背靠苏联建立独立王国称王称霸。为实现其分

裂中央的野心，不听中央的再三劝告，把两万多红军将士引向绝路，葬送在西北

军阀手中。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必然结果，也是对

他错误路线的最后总结。其次，它说明离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离开了毛泽

东思想，兵再多，枪再多，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三十军和九军都是能打能拼，曾

使胡宗南闻风丧胆的好部队，但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下，在陈昌浩的错误指挥

下，不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部署，违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

战，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思想，不严格执行毛泽东同志为红军制

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结果使西路军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而不能自拔。其三

，它说明了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部队就如鱼失水，失去了依靠和力量。我们的

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最终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任何时候，忘记了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脱离了人民群众，都免不了失败的命运。西路

军的失败，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梁新民、彭双全整理）

西路军失败与群众纪律问题

作者：dispassion

西路军的失败，是红军历史上惨痛的一页。八十年代开始为西路军“正名”，有其正确的一面。但随之而来的一些不严肃的说法和论调，将西路军的失败完全归之于当时中共中央军委或毛泽东个人，甚或有“阴谋论”的奇谈，则是把一桩本来并不复杂的历史公案复杂化了。

这里只稍谈几句个人的看法。西路军的产生，既和所谓“宁夏战役计划”有关，又掺杂了张国焘西进凉州单独造成一块局面的动机在内，虽然事后中央因既成事实承认了西路军，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就完全是奉中央命令而组成的。西路军的失败，中央所要负的责任主要在于：一、从战略配合的角度考虑过多，从实际可行性的考虑不够；二、对情况了解不确实（这方面西路军的领导人也有责任），赋予其过大过重的任务。

事实上，西路军领导人对于这支部队的失败也负有重大的责任，这一点在近年来的诠释中往往有意无意被忽略了。首先，西路军在成立之初，是秉承了张国焘的思路，以西向凉州独力打天下为目的（这当然也包括了接引苏联的援助），而不是真心实意地配合一、二方面军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其次，有时过高地估计自己，有时又惊慌失措。无论对上对下，不是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解决问题，而是采取欺上瞒下的做法，结果自己给自己造成被动。第三，无论在战略战术、对群众纪律，还是内部团结等各方面均存在致命的弱点，这些弱点始终没有被认真对待和克服，最终导致失败。

仅以对群众纪律而言，中央在11月18日18时给徐陈的电报中就指出：“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但实际上据李聚奎在《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所提到的：（西路军）“对群众纪律是很坏的。所经过的地方猪羊粮食抢尽。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甚至用烧杀政策。永昌城北门外房子烧尽，土寨子附近亦烧得不少，到最后还把康隆寺的喇嘛寺烧下，其余可见一般[斑]”。1月16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也专门强调了纪律问题，要求其：“严整纪律，争取回汉群众，不乱没收一人，不乱杀一人”，从2月17日军委主席团给徐陈的电报中可知，这一点并无改善，“从兰州方面来的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详报你们部队与群众的关系不好”。

这里当然有条件艰苦，为生存而无法完全遵守群众纪律的因素在内，但发展到烧杀抢掠，即使红军长征过草地时也不及此。这样做，自然无法取得群众的支持，也不可能战胜强敌。这种现象并非仅仅是因为条件艰苦而发生，四方面军在对群众的政策上始终是存在问题的。从张国焘放弃通南巴根据地时的烧光政策，即可见端倪。长征中这种恶劣的作风并未得到抑制，甚至更进一步的发展了。为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来看看罗瑞卿37年2月巡视二、四方面军部队后发给毛泽东、张闻天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提到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在群众纪律方面的改进，认为过去（在陕南）那种见到群众的鸡、羊、猪、牛就乱捉，还美其名曰“抗日鸡子”等，不分阶级党派一律吃光的现象没有了，但个别违反纪律的现象，仍然持续不断地发生，“如给养人员强迫群众拥护柴火，二七二团政指强迫地方支书拥护手表，九一师特务连副排长、二七三团四连副，捉群众。。。。。。等”。罗瑞卿认为，“这种纪律的改变，主要的还是由于外界的刺激（一二方面军的影响，群众的影响，与友军区域的影响），与目前物质条件的改善，真正的自觉的纪律的基础还差得很远”，因此，“此次部队出动援西，在途中就发生了不少问题，四师同志告诉我，有好多群众向他们报告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次过去的红军，牛被牵走了，又要强迫要柴要粮，乱拿东西，不知是否又在恢复什么‘抗日鸡子’、‘抗日粮’、‘抗日柴’以及‘抗日什么了’？”

可见，群众纪律乃是当时四方面军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源在于政治工作不强，军阀主义较严重。事实上仅此一点，就足以导致西路军的完全失败，可惜至今没有被认真总结。

查查永昌屠城是怎么回事吧

这些恐怕不是用什么复仇可以解释的事情。

本来青马就是一支用宗教和宗法武装起来的血腥残忍的封建军阀军队，这恐怕没什么好争论的

我说的是红四方面军杀俘的事。马家军干坏事，红四方面军干坏事就有理了？

谁和你争论马家军？

还是这句话好:"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部队就如鱼失水，失去了依靠和力量。我们的

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最终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任何时候，忘记了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脱离了人民群众，都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你什么士兵突击什么亮剑,离了人民能行吗?以二十年间逆转乾坤,TG靠的就是这个.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曾经干过一件蠢事：初战胜利，把大部分俘虏都杀了（留下少数人当向导）。这下子，人家不用造谣了，把事实一讲，人家马家军上上下下都知道：绝不能当俘虏，要与西路军血战到底！”

有合理化马家军残暴虐杀俘虏之嫌，所以我提点异议。

northeast:红四方面军的事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曾经干过一件蠢事：初战胜利，把大部分俘虏都杀了（留下少数人当向导）。这下子，人家不用造谣了，把事实一讲，人家马家军上上下下都知道：绝不能当俘虏，要与西路军血战到底！”

仿佛马家军是因为这个才那样残暴一样。

“血战到底”是在战场上，杀俘是对手已经失去战斗力成为俘虏后的事，两者不可混淆。

红四如果不杀俘的话，客观上多少会起瓦解敌人的作用，可红四杀俘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