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林总的庐山之毛林情事之红四七大 A -- 史文恭

双石现在上网少，无从请教，不知教头这里的杨立三事迹的出处是哪里？

1954年秋，因患脑癌无法坚持工作，才服从组织决定去莫斯科治疗。1954年11月28日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终年54岁。骨灰运抵北京。1954年12月5日和6日，国防部为杨立三举行了隆重的吊唁活动。12月7日上午开追悼会。主祭人周恩来总理并作了长篇讲话，而在新街口外总政文工团排演场到西郊的八宝山的路上，出现了一支感人的送葬队伍。周恩来等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人亲自在前面执绋引棺送灵。走在右边最前头执绋的是周恩来，随后是彭真、陈叔通副委员长及吴玉章、徐特立等同志，这是文官队，在左边最前头执绋的是彭德怀，随后是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将帅，这是武官队。到八宝山后，周恩来眼含热泪与杨立三作了最后的告别，了却了他为杨立三抬棺送葬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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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总讲的未必错，但是对于这种行为不当场制止，不执行纪律，那么红军和旧军队又有什么差别。老总当时对部下的手腕看上去要比陈毅和老毛高明，但是说来说去都不超越旧军队军官笼络部下的手段，这不得不说是他的旧军队出身的局限性。老毛考虑的是建立一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新型革命军，他的着眼点就只能是要用纪律和教育来改变军人的思想，让这支军队真正成为人民军队。

那时候，还不算毛派，因为他还没进入东哥法眼，古田会议后东哥才感叹“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另外，朱老总那时候的公关水平很好， 王耀南少将本来是安源的矿工， 东哥的嫡系，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但七大以后，被提上做副营长，后来的回忆里，他和朱老总的感情很亲密，抗战时回延安都专门看望总司令的。－－－所以， 他才不会给罗帅穿小鞋呢。。

而林总，七大以后，已经撕破脸了，东哥养病， 他和朱老总转战期间，就和熊寿淇（他的政委）闹矛盾，多次要求辞职，朱老总很无奈地批评他们， ”别闹了！“－－－－说到底，还是一将难求，林总的战才是出类拔萃的。

此公后来官拜浙江省委书记，审四人帮的时候，他老人家就是首席。

－－－－江华 《追忆和思考》

从上面看，朱总对毛手下也有不错的

你的意思是，朱是在又打又拉，对铁杆直接赶走？

朱老总的政策，对于中小军官是以拉为主的。其实和东哥一起走到都是文臣，没有武将。

当然，说话要公道，其实东哥这种事儿也干，白沙会议前，他也见缝插针地在行军道上给军官们做思想工作，拉票。不过，他的效果没有朱老总那么明显吧。。

往往能搞成大事。朱老总的做法，可以培养团结有爱的团队，毛主席做法可以更好的培养出一枝有战斗力，凝聚力的团队，但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则困难上千万倍！

当然，多数人像毛主席这样搞，那几乎是死路一条。

"..指导下的集体领导"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般人神经不够强大到精神病的程度，是无法忍受这种折磨的，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离我而去，大浪淘沙，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淘到那一批金子？或者根本就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

守成时，朱老总的领导方法要有优势些。但比较保守，不容易进取。

南昌起义失败后老总还是枪毙过几个乱劫民财的，重点不是当场执行纪律，而是事后有没有补救措施和惩罚，大柏地之战后红军也曾经给当地民众打过白条以解决吃饭问题，但后来再回来就用银元补偿了。七大后的主要问题就在于这种事后政治工作松散了。根据太祖《井岗山的斗争》介绍：

在成员复杂的部队里头指望一步到位的执行严厉军纪也是不现实的，还是以先教育后惩戒的方式比较合适。

史教头能否挖掘一下。我感觉朱总治军，除了相对宽容一条之外，其他如希望军队由军事主官负责、政委只负责大方向，轻视红军群众工作的任务，部队战斗力强但军纪较差，都很像原来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以及国民革命军建军的模板苏联红军。

这样的革命军能不能打胜仗、推动革命胜利呢？条件合适也不是不能，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用这样的军队（大部分还达不到朱老总手下的红军的军纪和战斗力呢）打败了北洋军阀。但是这有前提条件，就是至少要有广东革命根据地这样的基地——这个基地能提供部分工业品、大部分农业产品，没有的武器可以走海路向苏联老大哥索取外援（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的条件比这还要好一些）。在这样的条件下，那确实是应该党务干部专心于群众工作（根据地稳固而且生产能力较齐全，人口较多，党务干部还未必忙得过来呢），而军队相对更加专业化-由军事主官负责。

南昌起义的目标就是如此，因此起义之后连国民革命军的旗号都没改（第一个红军是广州起义扯旗的），军队南下试图夺取潮汕地区，获得工商业较发达、拥有海口的根据地。我估计，如果拿下潮汕，下一步就是图谋广州了

所以，在当时红军的大目标不太明确的情况下（林总不是提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吗），朱总这个想法是非常符合常理的-朱总带的本来就是南昌起义的余部嘛。而且作为从军阀转变过来新军人，理解和接受当时唯一的成功经验-苏联经验，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坚持中国革命要走中国式道路的想法，不仅太超前、而且对于朱总这样背景的人恐怕还很危险-可能会被党务干部以背叛革命的理由肃反掉。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偏偏就是在苏联经验根本无法起效果的地方生根发芽的，真正能仿照苏式建军，几乎要到20年后共产党解放全中国时期了

这不需要什么高瞻远瞩的洞见，估计中国的小学生水平都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

问题的关键还是现实的压力有时会让人权衡轻重，处理起具体的个案会从权考虑。这是一种看起来最务实，最理性，也是最正确的唯一之道。--这样的处理正说明处理者深谙人情世故，人生历练丰富。朱老总长期混迹于军阀之中，养成这样的领导风格实在是情理之中。

同样，毛主席算是投笔从戎的典型。一介书生，为了理想，抛家舍业，本身就带走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自然不会容许败坏军纪等扰民害民之举发生，这相当于是毛主席提着脑袋干的奋斗目标，如果这都没了，还不如去当国民党的大官了。

事后诸葛亮的说，毛主席此事多么有远见，实在谈不上，不过是两人性格使然。朱老总想在理想和现实中寻求平衡，多数时候，在极端困难的斗争环境中，从权处理，更多的顺从现实。毛主席则是有些偏执的理想主义书生，朱老总的在军纪上的从权刚好触及毛主席的底线。

另外，朱老总对毛派人事调整，谈不上骑士风度的另一面，真相就是，朱老总必须这样做，难道还把反对我主张的人就在岗位上到绊脚石吗？那我怎么执行贯彻我的正确主张，这个团队还有战斗力吗？那不天天就剩扯皮拉筋了！

路线确定了，就必须要有组织调整，算不上打击报复。真正的打击报复是，让人家没水喝，赶尽杀绝，还给人穿小鞋。

张胜在《从战争中走来》这样描述：

之前党内公认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讲的是最好的，做的也是最好的，延安整风之后的七大称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毫不过分。

可惜后来，历史再一次让伟人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