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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话商君】说秦国(八)南门徙木(下) -- 履虎尾
【话商君】说秦国(八)南门徙木(下)
韩非子在《说难篇》中如此言道:“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韩非子继续发挥道:“对那些追求高名的君主,若是用厚利去游说,就会显得进说者节操低下,为人卑贱,必然被漠视和疏远。对那些追求厚利的君主,你若用崇高声誉去打动,就显得没有心计又脱离实际,也必定不被接受。还有一些君主,在实际上追求厚利,但却在表面上装出一副追求美名的样子,仔细了,你如果用美名向他进说,人家就会表面上接受而实际上疏远你;你若用厚利向他进说,他会暗中采纳你的意见,却公开的表明,坚决不接受你的意见和主张。总而言之,在没有把这一切搞清楚之前,是不能冒冒失失的轻易开口的。”
韩非子的这两段话,简直就是对商君与秦孝公君臣际遇的概括总结。商鞅得知秦孝公求贤,于是西奔秦国,投到孝公的嬖臣景监门下,由景监推荐,见到了秦孝公。第一次交谈,商鞅“说公以帝道”,孝公对此不感兴趣听着听着就梦周公了。第二次商鞅“说公以王道”,第三次更进一步“说公以霸道”。商鞅发现,秦孝公虽然还是不太爱听,但兴趣却貌似已经被培养被产生出来了。经过这样的三次试探,商鞅终于弄明白了秦孝公的本意,那就是,不顾及虚名,一心只求厚利。于是,商鞅乃“以强国之术”进言。商鞅的第四次进说,句句话说在秦孝公的心坎上,秦孝公听着听着,“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
关于商鞅的人品,太史公有句结论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其实,秦孝公以及之前之后的历代秦国君主,也几乎个个如此。商鞅通过四次进说,终于弄明白了秦孝公的真实心意,这才敢于献上新法,才敢于南门徙木。
商鞅刻薄寡恩,唯利是图,一意孤行,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意见。换做今天的语言,就是地地道道的“真小人”。南门徙木之后,商君初颁新法,秦国百姓不理解,不赞成,不支持,前来都城表示反对者“以千数”,特别是储君太子,也持反对意见。商君言道:“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然而,太子是将来的君主,怎么办呢?商鞅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至于其他的反对者,一经发现查实,统统法办。南门徙木是诱之以利,法办反对者是示之以威,如此一来,无人再敢开口。待到十年之后,新法大见成效。起初那些认为“令不便”的,都真心实意地后悔了,其中的一些不识趣的竟然来见商鞅,诉说自己深感“今是而昨非”,献媚以取宠。商君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将这些马屁精统统发配到边陲之地。以后,秦国百姓再也不敢议论国家政令了。
战国时期的法家有个特点,这就是表里如一,不讲“仁义道德”,但也从来不隐瞒自己的主张。一般人藏在肚里,难以启齿的肮脏想法,不可告人的“花花肠子”,法家都可以大庭广众之中,冠冕堂皇地说将出来。套用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说就是“真小人”。网上流传着一句话,据说是老人家亲口讲的,曰:“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老人家的这个判断,用在战国时期法家人物身上,也完全合适。人都是自私的,所谓“讲道理”,就是坚持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适当顾及对方的利益和感受,以此来获得皆大欢喜的共赢局面。如果一切都从己方立场出发,不把对方当回事,说的委婉就是“双重标准”,而实话实说就是“不讲理”。商鞅则正是这样一位“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的人。商鞅的一生,只讲过一次理,那就是当客栈主人向其索要“身份证户口本驾驶证介绍信”等等能够确认其身份的证件的时候。此时的商君陷入了“两难境地”,无法施展双重标准,只好偶尔讲道理一次:“既然有商君之法在前,俺不在贵处留宿便是。”
与商鞅同时的吴起,是一位比商鞅更不讲理的人物。吴起“母丧不归”,“杀妻求将”,只顾利益,不管道德仁义。然而,当君主赞叹河山壮丽时,吴起居然冒出一句“在德不在险”,你不是不讲“仁义道德”的吗?典型的双重标准啊!当士兵生病时,吴起居然“吮其疽”。年轻的士兵不知道江湖险恶,人心叵测,而士兵的母亲却懂得,吴起的爱惜士卒,同骑手爱惜骏马,猎手爱惜苍鹰黄犬是一个道理。吴起是比商鞅更不讲理的角色,就是在“被逼的不得已了”的时候,吴起照样不讲理。吴起在楚国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吴起的新法,也是完全依仗着楚王的权威,依仗着严刑酷法推行的,根本不讲道理。一旦楚悼王驾崩,被新法剥夺权利的宗室大臣,群起而攻吴起。直到死到临头,吴起依旧不讲道理。吴起逃入王宫,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战国中期是各国变法时期,主持变法的除了商鞅吴起之外,还有李悝、申不害等人。李悝申不害的变法事迹史载不详,而吴起,却是比商鞅更厉害也更不讲道理的人物。然而,吴起在楚国变法的效果,明显不如商鞅在秦国的变法。这似乎说明,变法成功与否,不完全决定于变法执行人的个人能力,而是最终决定于变法国的国情。
政治层面的改革力度不够,楚王死后那些旧贵族势力的私兵居然能够手持武器一路冲到王宫楚王棺材边上,这在禁止私斗的秦国是不可能的,商鞅的死旧贵族是借助王权完成的,商鞅的私兵在强大王权面前犹如以卵击石。另外商鞅凭借军功爵制度扶植起了一批新兴军功地主,这是维护新政的中坚,楚国在吴起改革后人亡政息和改革没有扶植起这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有很大关系,楚国当政的仍然是传统的世袭大贵族。
楚,郑,鲁,宋的公族非常强大,公子公孙们都是执国柄的,什么七穆三垣甚至把权力传给了后代.晋是有意识地杀戮公族,毕竟也有过被小宗纂位的教训.好像秦的公族一直不强,所以很少有什么公子,公孙的事迹.
包括太祖也说过仁政有大仁政和小仁政的区分。在古代那种剽悍的环境下,大仁政有时候会显得酷烈也在所难免。吴起说“在德不在险”,里边德的定义,应该更接近“硬实力支撑下的软实力”,而不是一般说的人品好坏。
所谓的庶长对国君的废立一直到献公时期才停止,在献公之前甚至逼死过国君,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就是他们的代表。
象所谓恒灵之族
秦国贵族传统势力就不如楚国那么大。晋国楚国一次交战,双方斗成平手时候,楚军统帅当夜醉酒,楚王无可奈何,只有退兵,秦国就没有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
从一开始就推行郡县制,没有完全支配权土地的公族们只能通过把持朝政来掌握权力,一旦失去权柄影响就没有了,所以难以形成其它诸国那样的世家大族。
郡县制一直是秦国的传统,而非商鞅的创新喽?
相比较其它春秋时代设立县的国家,秦国只有县制没有封邑制,而其它国家是混合制,两者兼而有之,到了春秋末期,势力强大的卿大夫甚至开始瓜分直属君主的县作为自己的领地。
感觉秦国的军制、政制也和其他国家不同(当然各国都不完全相同),从商鞅之前的父子同居不分家来看,很有原始部落的遗风。
如果不能集中全国力量对抗周边的犬戎等游牧部落,国家都没了,拿啥来分封?楚国最早的县申息也是楚国精兵的重要提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