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个神贴及这些年来我在网上看到的旁证 -- 天狼星

"那边进行了热核爆破，按理说，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沮丧和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样，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为数不少。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领袖不诚？算不算置忠孝节义不顾？我告诉大家，不算！热核武器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它既可以用来捍卫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来奴役世界。现在，那边搞出了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悲剧，却是民族的壮举。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悲剧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只剩下民族壮举，让我们骄傲，让我们争雄于寰宇！"

——钱思亮，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5年《用科学与民族的视角看问题》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

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

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

“这十来年，这些红孩子们（指中共高层的子女）确实很不像样子，很不像话。

学生们（指1989年）当时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这个我们不要避讳。

我的子女在干什么，在座同志们的子女在做什么，

有几个当工人、当农民的？

有几个靠工资过日子的？

包括我在内，我们有个能不为子女打小算盘的？

……

中央这回下决心了，都送出去，统统送出去。

这个不会改了，已经定了，只有执行一条路。

不管你红几代，不管你爹妈是神是佛，都送出去。

你在国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罢，

你不能回来，

更不能干预国内的政事。

这是原则

……

现在重点是省部级，

以后要往下走，

有实权的子女统统要走，

绝不能留在国内狐假虎威，

中央有决心，

同志们最好不要挑战底线

……”

——吕枫，原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济干部局副局长，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92年4月《关于中央决议案的补充讲话》

注：

1978年以后，随着文革期间被打压的党内老干部群体，相继平反，并回到领导岗位。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来一股猛烈的“红二代、红三代”从商、从政潮，这在当时被成为“大院儿冲击”，又称“第三梯队提前上位”。

整个1980年代，大量的“大院红色子女”充斥各个领域的资本积累前沿，制造了相当严重的负面舆论，成为历次运动中，学生、知识分子抨击的对象，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感。

有鉴于此，1990年以后，中央经过反复调研，出台了”建议中高层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的内部决议，即“在尚未健全规范领导干部子女参政、从商条例，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尽量鼓励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预国内政治生活”。

从此后，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生活成为常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阶层对国内政治运营的干预。

“最近，叶利钦骂我们，美国人也骂我们，骂我们贪得无厌、趁火打劫，同志们很气愤。

人家骂得对不对呢？要我说，是对的。

我们确实很贪嘛，单我批条子，就从收了300多人，都是顶尖的专家。

据我所知，老主任（指原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也批了不少，有的还是咱们的大使偷偷带回国的。

我看，这个要嘉奖嘛（全场笑）。带回一个专家，比带回几卡车军需更要紧嘛。

截止到今年，咱们收容了多少人，这个是机密，不能对同志们说……

其实，我本人也不知道，密级不够嘛（全场笑）

这就是趁火打劫，我们要承认。

谁让你自家乱了（指苏联解体），自家打得热火朝天，自家人不认自家人，还不许邻居沾点小便宜？

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善邻，还是标准的恶邻，差点跟咱们兵戎相见的恶邻嘛！

当然，今后的局势，谁也说不好。

研判所（指国际关系研判中心）有人预测，咱们和老大哥，还有接近的时候。

毕竟嘛，美国人还虎视眈眈嘛。

但那是日后的事，以后你家门清净了，咱们再合好。

至于当下，该伸手，我们还是要伸手，这就民族利己主义。

谁说无产阶级不利己的？”

——丁衡高，原国防科工委主任，第十三届中央委员，1993年7月《骂就由他骂》

注：

1991——1994年间，中国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内部混乱的时间，先后吸收原苏联军工复合体领域技术人员、武器专家等超过5000人（据美国兰德公司1996年公布的调查显示，为7429人），由此引发俄罗斯国内军工领域的严重人才匮乏。

1993年2月，叶利钦曾就此，专门向中国表达不满，并要求中方“释放被绑架的俄罗斯公民”。中方回应“中国没有权利拒绝通过合法途径、自愿来华的外国公民入镜”。

"这些年搞得很红火嘛，百货大楼盖起来了，洋货也进来了，好像如今都是对的，过去都是错的嘛。我这个人，不合群，当年跟不上主席（指毛）的步子，如今也跟不上小个子（指邓）的指挥棒。年初，我去了趟广州，很好嘛，大产业都姓叶（指叶剑英）了！中央没给他留位子，就用下面的产业补偿，很有手腕嘛。去年去南京，军区也是一个铁桶，姓许（指许世友）了嘛。再往北瞅，山陕那一片，王胡子（指王震）给自己划拉了多少？好嘛，主席这个错，那个错，我看最错的，就是不让你们一个个占山头、当财阀嘛！小个子为了坐稳位子，封官进爵赏产业，把这天下都分封了，很好嘛！他老人家（指毛）在天有灵，不知会不会气得醒过来！"

——吕正操，原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原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1987年3月《让不让老同志说话？》

“大陆开始大讲邓小平理论了，开始淡化毛泽东思想了，这是舆论界的共识。大陆为什么要这样搞呢？除了现实政治角力之外，我认为，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对统治权威层级的颠覆。无论这个权威是封建帝王、资本所有阶层，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信徒自居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例外。因此，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反对层级制度的斗争，其结果必然指向对新生统治集团的再次斗争。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只能实现‘全民统治阶级’，即‘没有单一功能化的官僚体系，建立全面政治权利平均化的非国家体制’。很显然，这套理论体系，对希望进行党内资本瓜分的新贵们，对希望重新获得舆论垄断的知识阶分子们，对希望重新获得私有资本流转权的新型资本家们，都是致命的枷锁。也正因如此，他们把这套思想体系打入冷宫。”

——冯晓阳，原新加坡星月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原《大公报》文化专刊记者，1986年《思想解放的实质与阴谋》

“这件事（指刘广智案），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这个不需要讳言。钱是一方面，信仰是一方面，这两点最近经常讲，我不再赘述。我现在强调的，是组织规范与原则问题。最近几年连续的风波，暴露的就是组织上监管失范的问题。有些人反感组织监督，反感人身监控，反感行动管制，甚至有些负责干部主要反对组织监管。我们最近的整肃，就是要打掉这种势头

……

你反对可以，你可以脱离组织，脱掉军装。现在不是20年前，你去经商、去任教、去当打工都可以，选择很多。但是，只要你舍不得组织内的级别待遇，舍不得这身衣服，你就要服从，坚决的服从！

……

今后，组织条例的执行将从严、从重、从速，不要有人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这种氛围下，任何举动都有被放大的可能。这就是政治，你不理解，就要栽到这个上面。套用一句话：勿谓言之不预也。”

——林红松，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四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二十九师政委，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九军九政治部主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政治委员，2004年11月《关于组织监管的训话》

注：

2004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兰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被捕，并曝出其向台湾出卖情报的传闻。伺候，刘被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并执行。

从1990年代末起，大陆军界连续曝出重量级情报泄露丑闻，涉及多名重要将领。由此，军队内部掀起来长达数年的“整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