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三国随感 -- gb2312

以前读三国，一直思考一个问题，曹魏的军事实力最强，控制区域最大，人才最多，为什么没能实现统一?

最直接的原因，是曹魏的内部问题也最多，比如曹操和刘备在汉中激战，蜀汉已经到了“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窘境了，马上就扛不住了，这个关键时刻，曹操内部不稳，自己先撤了，只留下夏侯渊防守，结果夏侯渊战死，刘备得了汉中，才稳定了政权。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曹操根本政策的转变，他不再把统一当作最重要的目标，自己放弃了统一的希望。

汉末的危机，表面上看起来是外戚何进与太监的冲突，最后同归于尽，加上董卓进京引起的。实际最根本的原因，是汉末控制了国家政治和经济命脉的世家大族，尽不到最基本的责任，就连最基本的秩序也无法维持。董卓一共才几千人，在中央一折腾，就彻底暴露了世家大族都是纸老虎这个真相。董卓死了，李傕，郭汜依然无人可治，这下子自认能力在李郭之上的好些人都蠢蠢欲动了。

世家大族也不是铁板一块，比如当时最有实力的袁氏，袁绍袁术这兄弟俩各有地盘和军队，相互之间大打出手。袁绍看起来高明一点，实际上和袁术是一丘之貉，有了点地盘就想称帝。腐朽的世家大族最终只能作为汉朝的殉葬品，而不能成为取代汉朝的新生力量。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世家大族也不是没有明智之士，比如说荀彧，原来给袁绍打工，大概觉得袁绍比较废（公平的说，世家大族的大部分人都比较废，要不然何至于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一堆烂柿子，袁绍还算看起来不烂的，荀彧观察了一段时间，最后发现袁绍就是个表面完好，实际烂了心的柿子），就跳槽到曹操那了。

荀彧跳槽到曹操那，提出了一个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可以说，这是曹操集团很长时间的一个基本政策。

有人说天子的命令其实没啥用，各路诸侯没什么人听（比如袁绍，吕布）。我觉得，这个政策最重要的作用不是直接下命令，而是把曹操集团和其他各路诸侯鲜明的区分开来，有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同时可以最广泛的吸收人才。世家比较秀的子弟自然倾向于这样的理念，就是关羽那样的草根，在投降曹操的时候，也需要一个“降汉不降曹”的说法，来减轻心理负担不是。

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孙权的东吴政权，一直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有利可图就干一票，最终不免进退失据，甚至做出向曹丕称臣的事来，所以说，那就是一个等死政权，绝无统一的可能。

然而，曹操晚年，控制了大部分地区之后，放弃了“奉天子以令不臣”这个基本政策，最明显的一个举措，就是准备进位为魏公，这件事并不能增加曹操的权利，只能说是对自己不再"奉天子"的一个试探，在征求荀彧意见时，荀彧表示反对，然后他就死了，荀彧之死，有主动自杀，被迫自杀，抑郁病死三种说法。总之，反对的人死了，曹操进位为魏公，然后就进位为魏王。

这种根本政策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内部的分裂和清洗，也就放弃了自己统一的可能。曹操大概是想为曹丕以魏代汉做好万全的准备，搞清洗搞的都神经过敏了。比如，声望高，能力强，一直力挺曹丕的崔琰只因为说了一句 “会当有变时”，就被杀了，不仅如此，就连同情崔琰的毛阶（那也是德才兼备的老臣），也直接回家呆着去了，这怎么看也不像是准备统一天下的气度阿。不改初心，方得始终。看起来曹公真的是老了，再也没有“为天下除暴乱”的雄心，只顾得上儿子接班那点事了。

曹丕完成了以魏代汉的过渡，但是统一天下看起来似乎更远了。

累死我了，且听下回分解

一是年龄因素，老曹已经很老了（按当时人的寿命）。

二是历史因素，汉家功臣的遭遇。

三是现实因素，建安五年董承就想干掉曹操。

抛开这些不论，单单要老曹做大汉忠臣未免强人所难。

一条长江加上秦岭大巴山，孙刘易守难攻，可以防守反击。三足鼎立也是个挺稳定的分裂系统，互相制约，相互之间的力量差距也不悬殊。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比较均匀。

他内部反对和欲取而代之的力量太多，没整合好，特别是世家大族。

这个问题，但终曹氏都没解决。最后以世家大族登台结束。

打不打，汉献帝都只能封他到魏王。不可能打下来，献帝就自觉禅让了。就是他打下来，除非他把自己儿子放那当刺史。说服蜀汉，东吴的占领军自立反曹其实并不难。先不说曹丕能不能独当一面，就算他能，曹操把继承人放在边界，他座镇中央。 万一曹操有事，等消息传到曹丕那，再等曹丕赶回来要继承大统。恐怕曹家人都被乘势拥立汉室的大臣清洗得差不多了。对曹操来说，他还没当皇帝前，消灭蜀汉，东吴是风险大，收获少的鸡肋。

当时三家都想统一，主要的矛盾是谁当天子而已。

而三家都没法在第一代领导人的时代就统一，根本原因是经济条件不允许。汉末出现动乱，本来就是社会上的经济已经不行了。再加上军阀混战，各地的经济基础都消耗得差不多了。曹操能统一北方，靠的是屯田制。但是统一北方后，已无余力再干涉南方。也因此，诸葛、周瑜两个后勤高手很容易就看破曹操纸老虎的真面目。

修生养息50年后，南北差距就出来了，就统一了。虽然让司马家族摘了桃子。

这种青史留名的活，谁都愿意干。

何况，消灭了两大敌对势力，当皇帝才更加名正言顺。

军事有实力，政治很正确，并不代表能迅速达成全面胜利。刘邦集结了五十六万大军，又打出了为义帝复仇的旗帜，一样在一天之内被项羽打得落花流水。（王立群，各种说汉）

三国鼎立，要消灭一个较弱的对手，就必须要拉拢较强的另一个。但曹操时代，蜀、吴都处于上升期，兵强马壮，各有千秋。

后来魏之所以能灭蜀，一是蜀国人才凋零，君臣庸碌；二是吴国内乱不止，远不如昔。魏国东南的国防压力大减，孙刘联盟一纸空文，邓艾又绕过了传统的防线，才有全功。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曹操那时后方不稳，世族大家因为权力分配的原因总是蠢蠢欲动。这种局势到了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就一举扭转了。

曹操自然不会谦让，魏主称帝理顺成章。但历史不能如果，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之势已成。曹操单往蜀汉和东吴作战都面临像汉中方面那样，胶着作战，不得胜不得势一样的失败。最终曹操还得继续当他的丞相，献帝还得好好当他的女婿。

荀彧为何不支持袁绍，大概有两个原因。荀彧所属的颍川世族和汝南豪强立足之本有区别，颍川士长期被汝南士压制，看不顺眼是直接原因。袁绍任用了不少颍川人作为幕僚，其中甚至有荀彧的兄长们。但官渡之战后，煊赫整个东汉的汝南豪强集团一蹶不振，魏国的汝南籍官员很少，完全达不到汝南作为人口第一大郡所应有的比例，更何况汝南地区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

更重要的是荀彧作为世族中首屈一指的人才，他有更长远的考虑。他的计划或者说意志，开创了统治中国几百年的士族门阀政治。荀彧对这一体制的贡献，主要是解除了士族对皇权的依靠，使得士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东汉以儒术治国，儒学知识的传承就形成了多个儒术世家，反过来世家形成了一定的垄断，但政权一直掌握着对知识价值的评价权。汉末世族已经开始与政权对抗，最终爆发了两次党锢事件。虽然皇室以强权暂时镇压了世族的挑战，但在知识价值方面的权威已经被极大削弱了，世族们自相臧否，月旦评等清流议论在很大程度上比朝廷的敕命对世族的影响要大。比如与荀彧的祖父荀淑齐名的同乡陈寔，魏三公陈群的祖父，最高只担任过县长，但多名担任三公的人多次表示应该由他出任三公。这不仅大悖两千石为三公的汉朝旧例，甚至牵扯到对皇帝人事权的挑战了。

董卓当权后，为争取世族支持，将荀彧的叔叔荀爽九十五天内从布衣提拔为三公，这就是朝廷屈服于世族舆论压力的例子。但仍然有一个传统的反制世族的手段一直存在，即可以发生灾异事件为理由来策免三公，最重甚至赐死。荀彧一直顶住了外来的政治压力和自身功成名就的诱惑，拒绝了曹操的表举，以世族领袖的身份，始终不曾出任三公。此举斩断了世族名位对朝廷官爵的依附性，后世士族的门第高下是皇帝难以染指的，甚至有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这样的说辞出现。

荀彧尽管建议曹操迎立献帝，最后又为反对曹操称魏公而死，但荀彧绝不是汉朝的忠臣，曹操的许多不臣举动，荀彧显然是默许甚至间接支持的。荀彧所举荐的人才中，不乏郗虑、陈群这种对以魏代汉起了重要作用的人，而捍卫汉室的人却一个都没有，可见他的价值取向。荀彧从未对维护汉室权威显示过丝毫兴趣，甚至可能是希望它越弱越好。曹操当魏公可不是“不能增加权利”，这是他将自己权力传承下去的法理保障。官位是不能继承的，如果不把自己的爵位提高到“位在诸侯王上”，单凭一个列侯爵位，继承人难以保证完全继承曹操权倾天下的地位。荀彧反对这一点，与其说是突然想起维护汉室，不如说是他不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传承体系。

世族起家依赖于对儒学知识的掌控，忠孝节义的规则对他们有先天性的约束力。荀彧反对曹操称公后，曹操立刻对他明升暗降，罢免了他的尚书令职务并调离中枢，而荀彧的生命先于他政治生命的结束迅速结束了。从上面两点，完全可以总结出曹操迫害荀彧致死，没必要细究荀彧的死因。所谓死者为大，荀彧不仅以自己的死赢得了并不名实相副的忠臣称号，更以世族领袖为汉朝而死这样一个表现抵消了整个士族的不忠之名。魏代汉，晋代魏，乃至后面的南北朝更迭，士族群体保持着壁上观的姿态，汉多慷慨守节之士的古风再也没有了。

某种意义上，这个政策和“大东亚共荣圈”是一个思路，尽管这么说可能对客观上毕竟是促进了国家统一的先人们不太友好。这政策主要针对的并不是“不臣”，而是“不臣”们的统治基础。汉末豪强势力几乎霸占了地方所有的人力财力资源，世家则凭借对知识的垄断把持着整个官僚体系，割据军阀们都会以察举、征辟等方式与他们建立互相支持的关系，“奉天子”则是给了他们一个光明正大卖主的机会。敢于不臣的“不臣”们，除了实际并没在乱世摸爬滚打过的刘琮，没有哪个被天子吓住了，但他们的幕僚，如东吴之张昭、荆州之蒯越、汉中之阎圃，则往往对“奉天子”有比较大的向往。

曹操的敌人中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刘备，还有一个是袁绍，他们的幕僚中没有投降派。刘备集团是因为刘备本人的政治理想与曹操根本对立，绝无可能投降，没有给投降派留下任何表现机会。袁绍集团则是另一个原因，“奉天子”是大义名分，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看军事实力的。当名实相副时，就是如虎添翼；但没有相应实力的话，有另一个词叫做匹夫怀璧。当时袁绍实力雄厚于曹操，根本就没把曹操所奉的天子放在眼里。而且汉献帝的合法性是存在先天不足的，汉灵帝指定的继承人汉少帝为董卓所杀，而汉献帝正是董卓所拥立。

“奉天子以令不臣”是荀彧的政治理想，曹操以接受并执行该政治理想换取了以荀彧为代表的颍川豪强的支持。荀彧离开袁绍也是因为袁绍无法接受这一理想，并不是简单的袁绍个人能力不如曹操的原因，荀彧起初去冀州投奔的目标可是被袁绍玩弄于股掌之上的韩馥。袁绍本人是四世三公的大世家出身，又是拥有强大宗族势力的大豪族，其背后是在东汉号称“汝半朝”的强大汝南豪强集团，以河北四州为根据地。凭借着这些条件，袁绍怀有称帝野心也是很正常的，他没有采纳沮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不见得是完全的战略短视，如果实力足以击破反对者，奉立汉献帝反而是给自己背上了政治包袱。

简单的说，最基本的经济基础一直都存在。上古的贵族，秦汉的豪族，中古的士族，近世的乡绅，乃至现代的土豪，无不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拥有强大的宗族势力，以及拥有各种形式的依附民。大族现象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直到现在农村仍然有这一现象的孑遗甚至还有死灰复燃之势。

士族政治的兴起另有一些特殊原因，其一是东汉是在地主豪强扶持下建立起来的政权，对豪族有着非常宽容的政策。以致于汉末许多豪族已经实际建立了独立王国式地方势力。其二是当时的生产力决定了知识载体以及学习知识的代价非常昂贵，无法大范围普及，所以知识分子大部分出自少数有财富，有势力，有传承的家族。反过来这些知识分子又把持了整个官僚体系。其三是汉末起将近四百年乱世，没有出现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导致当权者对抗士族有心无力，反而必须依赖士族维持自己的统治，导致士族势力坐大。

细说的话，中国的皇权在世界范围内是很特别的，中国从未出现过欧洲“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式思想，也从未出现过日本“不输不入”式法律条文。中国的皇权可以大略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来描述，即皇帝对他统治范围内的一切人事物拥有支配权，没有法律限制皇帝的权力，除了一点没有强制力的道德约束外，皇权无限。

但这只是名义，无论是怎样的雄才，一个人都不可能把如此巨大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皇帝必需一个体制来分享他的权力并实现他的意志，而实际上皇帝往往连这个体制都无法完全控制。政治由名与实所组成，而名与实总是趋同的，皇帝即是最大的名，所以皇帝与整个掌握实权的官僚体系有着斗争的宿命，皇帝如果不能尽可能的掌控官僚体系——这其中将会有许多惩罚甚至于杀戮——就只能屈从于官僚体系的意志。

士族可以说是现代官僚的祖宗，由于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具有官本位思想，所以只要看看现代“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就可以知道士族的德性了。首先“知识分子”不想也不敢负责，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知识分子醉心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生目标，所以尽管魏晋南北朝士族的实力空前庞大，却没有出过一个士族皇帝。其次“知识分子”天性懒散且往往眼高手低，喜好务风雅而轻实务，南朝官品有清浊之分，所谓浊官都是实权官位，只不过实权官位必然事务繁多，而大部分士族为官却崇尚清贵，看似士族门阀把持四百年政权，其实大部分是在啃中间若干杰出之士打下的老本。末了“知识分子”中还有很多贱骨头，好日子过习惯没人打屁股就忘乎所以，南北朝许多士族丢了赖以发家的经术而搞起玄学，以清谈相尚，士族没落固然有许多外因，自己败家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写下后面这些的时候其实是在想当代政治，尽管太祖不是封建皇帝，但皇帝思想几乎深入于每个中国人心，所以很多事情还是可以拿老一套往上套一套。按照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生产力的逻辑，不难推出由负有无限责任的皇帝以天下为私产才是发展生产力的最佳选择的结论。实际上我也觉得如果没有继承人问题，太祖当皇帝也没什么不好，如果医疗技术能使寿命预期达到五百年甚至以上，我是四肢朝天支持太祖这样的强人当皇帝的。其实我写这段是打算涎着脸要点花以便早日无需审核通过的，发帖需审核影响交流不说，这次我回主贴的两段审核通过顺序和我提交的顺序相反了，有可能影响阅读。

他对政权的掌握能力远不如刘备，甚至孙权都比不了，这不是为了抓眼球的故作惊人之语，而是事实。楼主提到了蜀中为汉中之战动员程度极高的问题，这恰恰证明了刘备、诸葛亮组合对政权掌握能力极强。与此形成对照的反面典型正是曹操自己，官渡之战时，曹魏集团面对袁绍的军事压力，“四方瓦解，远近顾望”，别说动员兵力，连后勤补给都无法得到保障。

这时救了曹操的正是颍川豪族们。后来曹丕即位伊始，即免除颍川郡一年租税，其原因正是“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颍川郡力挺曹操的原因并不是曹操在颍川的统治多么得人心，而是因为以荀彧为代表的颍川豪族把宝押在了曹操身上。官渡之战的结果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汉末豪族绝不是虚弱无力；第二，汉末政权对豪族相当虚弱无力。颍川一郡之力，就可抵挡袁绍四州并战而胜之，这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出力程度的不同。

荀彧乃至后世士族的政治理想，是“王与士大夫共天下”，某种程度这句话的意思是承平之时，治天下士大夫来；改朝换代，送死王去。要实现这一点，士大夫必然不能被王限制太多，至少关键时候不能让王驱使大批士大夫去死。四世三公的袁绍正是因为在世族中影响力太大而被荀彧抛弃，太监的干孙子曹操也正是因为出身为世族所不齿而被荀彧选中。官渡之战中颍川豪族的作用也许并不光是出兵出粮那么简单，写书的士大夫为他们的领袖巧妙的讳言了——荀彧在袁绍处供职的兄长当时发挥了何种作用？他们是何时弃袁投曹的？这些在史书中都难寻端倪。只是荀彧在官渡战中精确的预言了许攸的倒戈，来龙去脉若合符节，与其说是荀彧洞烛世事，我宁愿相信有人在其中的关键节点推了一把或几把。

袁氏被斩草除根后，荀氏的权力达到了一个高峰：荀彧留守许昌掌握汉帝；荀攸作为谋主常随曹操；守河北的是荀彧的兄长荀衍；镇关中的是荀彧推荐的另一个颍川豪族钟繇；各地牧守多由荀彧推荐。这个地方配置是标准的权臣谋反配置，可以说曹操所有的命门都掌握在荀彧及颍川豪族手里。

世族与皇权的对抗焦点和经济基础正是对生产力的争夺上，世族掌控着整个统治体系，要通过他们把他们手中的依附民重新纳入政权掌握无异于与虎谋皮。但曹操的个人能力毕竟是强的，而且他恰巧有一点翻盘的本钱，这使得荀彧最终把自己的生命也押了上去，而且计划整整推迟了一代。这个本钱就是青州兵，以及在青州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兵户和屯田户制度。曹操可以在不与世族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下摆脱世族的控制并加强自己与世族讨价还价的实力。由于传统史书一贯以来的偏向性，关于青州兵的记载不多，但无不可以看出曹魏政权对青州兵的倚重：曹操与吕布交战，青州兵不战即溃导致全军溃退曹操本人重伤；曹操讨张绣失利，青州兵就地劫掠，被于禁镇压后还敢于向曹操告状；曹操死去，青州兵更是直接哗变——同时也导致了青州兵退出历史舞台。青州兵居然终曹操之世一直没被取消建制，哪里像是造反失败被奴役了近三十年的农民，分明是一群跋扈武夫。

然而术业有专攻，失地流民虽然个人品质上不比世族更低劣，然而统治体系确实没办法靠主要是文盲的流民来构成，把流民编为军户屯户这一政策的提出和实施者也还是世族。所以曹操尽管保证了自己没有成为世族的傀儡，但却无力向世族发起有力攻击，可是曹操还是努力过的，曹操的努力就是被广为揄扬的唯才是举令。德的标准裁定权经过多次斗争，已经紧紧的掌握在世族手里了，所以曹操独辟蹊径，贬低德的价值而大力主张才的作用。但曹操所需的才在当时相当昂贵，拥有者不是世族就是向往成为世族的人，加上世族的抵制，所以此举最终收效不大，终曹操之世，把持曹魏上层政权的仍然是大世族们。

这一现象的对比是刘备政权，刘备之世蜀汉首要地方要员出身均非世族，诸葛亮虽然是官僚之后，然而家道早已败落，当时不过是个自耕农；关羽张飞出身不明，文学作品中关羽是流氓无产者，张飞是小工商业者，从他们的文化素养看未必如此之低，但是显然也不会太高。刘备政权能与世族有效对抗的根本原因是最终控制的地区世族力量远不如中原地区强大，但和刘备集团草创初期受世族影响即较小也是存在关系的。

曹操最终意图代汉自立，我认为并没有必要大加挞伐，要求曹操有超越时代的老共产党员一般的觉悟那是在开历史的玩笑了。而且曹操此举也有其进步意义，恩格斯曾经说过，在普遍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汉皇室已经丧失了自身权威和对世族控制力，而且反过来已经很大程度上被世族所控制，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权威来取代它，那么汉室自身复兴的概率将远远低于世族彻底架空汉皇室的可能。当时中华文明只经历了秦汉一次大一统，大一统思想很可能没有现在这么深入人心，而世族一定会创造出种种意识形态上的论调为他们的统治张本——其结果将使中华文明走上通往类似于现在英美民主制度社会形态的道路。我无意在此争论关于英美民主的问题，但是中华文明并非英美那种孤悬海外的文明，周边始终有众多外敌环伺，如果没有对单一强权体制的认同，那是很可能会分裂乃至于换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