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本次“两会”有一个特点 -- 给我打钱87405

本次“两会”有一个特点：人大比较硬气。就拿税率进不进立法法一事来说，这要照“旧制”，被人偷偷拿下人大代表们也不会说个啥，这次可就不一样。当然，现在还没有最后落锤，吹得太早容易被人挖坟。

我以为，这跟“依法治国”的提法是一脉相承的，中国要走“三权分立”的路子了，人大不再甘心当摆设，那是因为背后有强力支援。不过，我还以为，这个变化算不上一件好事，以后人大代表就真的“值钱”了，在人大会看到打架斗殴，或许已经不远了。为啥呢？每一条法规的立废，背后都是真金白银，打架已经是很文明的行为了，没拼命就算是很克制了。

恐怕在不久的将来，官员腐败会变成立法腐败，而且更加隐蔽，更难以对付。尽管一再强调“党管法”，但这个在特殊背景下出现的变化，在今后的演变过程中会对“党管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许不会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不管怎么说，资本的意志是强大的。

“官员腐败会变成立法腐败，而且更加隐蔽，更难以对付”

立法有讨论的过程，利益相关者可以吵架，现在中国社会民智已开，键盘政治局一大堆人，“隐蔽”不大容易吧。

难道靠英明领袖成片收割贪污犯的好？

时事都是有局限性的，今天看起来好的东西，明天就变坏了，反之亦然。所以我谈的并不是时事。

美国搞的三权分立，说白了是一个田忌赛马的制度，弱的一方也有机会胜出，被0：3完爆的几率很小。从旁观者角度而言，这样的制度也很好看，就像足球联赛，时不时爆个冷门，制造一点乐趣。

真正的问题是，不论是三权分立，还是“两会”，这里面的人都代表着谁呢？暂且不说权力分配的均衡，就问一句：社会各阶层的诉求都得到了充分表达么？

我认为“两会制度”在设计上最大的一个欠缺就是民意表达不充分，人大和政协都不重视这个东西。所谓民意表达，其实就是某某人有什么想法，点赞也好，砸砖也罢，说出来，让决策层知道。实际上，从决策的角度来看，首先并不是评估执行方案的可行性，而是信息的收集，越全面越好。这样一个民意表达的渠道是十分有必要的，而且应该前置于“提案”。

第二个欠缺是反向沟通不充分。老百姓都知道，国家大事最后拍板的就那么一些人，轮不到自己说话，但是一项政策要推行开，必要的说服工作是少不了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反向沟通。到现在我也没看出来“两会”将这一功能制度化。

第三个就是“提案”到底应该由谁来做？我认为，谁是事实上的当家人，提案就应该让谁来做。这个逻辑就是，没有拍板权的人他实际上只能去“议”案，这个议的过程既有建设性意见的提出，也有单纯的意愿表达（与前面所说的民意表达不大相同，这里强调的是对“未来”的看法，前面强调的是对“现状”的描述），这相当于“二次互动”。但是现在提案都是人大和政协代表在提交，他们能代表谁？他们只会代表自己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我并非否定建设性意见的提出，而是认为，民意表达和提交建设性意见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国家治理跟做题目的顺序不太一样，首先是要了解民情，然后才能发现问题，之后才是提出解决方案，最后是在充分协商之下拍板推行。如果犯了错，那就再来一个循环。所以在我来看，“两会”代表实在是太多了，今年加起来有5000多人，简直就成了一个大型交友会。

暗地里玩利益交换，美国政治玩这一套相当成熟。比如说，美国政治里有个词叫earmark，说了可不是耳环，指的是把项目不经过招标给划到自己的势力范围，简而言之就是，你这个法案是代表你的利益的，想拿到我这一票，得给我点好处才行，于是就开始利益交换，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法案就通过了。要不怎么把议员叫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呢，议会就是大家交换利益的地方。。。

而美国议员最擅长的是，用晦涩的法律语言把法律弄得大家都看不懂，然后这里藏点私货，那里藏点私货。最新的例子是，反贩卖人口法案，绝对政治正确，得到两党一致支持。但搞笑的是，不知道哪位共和党人偷偷藏进去一句话，禁止对国家对堕胎拨款。民主党人初审的时候竟然没发现，现在发现上当了，在国会力阻该法案通过。结果共和党人就占了道德高地，然后现在骂对方支持贩卖人口，没有人道，哈哈哈。。。

这个例子里你还会看到美国政治的另外一个特点，不是不争吵，而是吵得都是这些意识形态上的东西，比如堕胎啊，同性恋啊，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至于真正涉及利益的东西，反而不吵了，靠earmark互相交换利益，偷摸就搞定，呵呵。。。

只有参议员有权在任意法案中直接加塞捆绑与该法案八杆子打不着的内容，比如把对台军售塞在年度预算案里。但一般对方也会掺一样的沙子，然后这个草案就黄了，所以也算恐怖平衡。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当官讲究装模作样，两会竟成官员“诉苦”秀场！国企老总说月薪只有七八千，建行行长说银行是弱势群体，交通部长说家人三年没摇上车号，济宁市长说县委书记工资不如民工。全国人民都急哭了，原来官员都是活雷锋？一老农痛心地说：龟儿子，太难为就别干了，大爷捡破烂养着你！

中国经过了长期高速发展，可以缓一缓了。

1958年4月，政治局批准成都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提出，各地农业社是否合并，合并的规模多大，以及进行并社工作的时间和步骤，应当完全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本地情况自行考虑和规定。

并社之初，大社的名称并不统一，有的叫集体农庄或农庄，有的人叫社会主义大院或社会主义大家庭，有的叫合作农场或国营农场。

所有制也不统一，主流是小集体变大集体，仍是集体所有制，有的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还有的是以国有农场为基础吸收周边农业社。

再一个是规模不统一，有一乡一社，也有万人大社。

在如何对待社员的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方面，各地的意见也是不统一的，有的是直接转为集体所有，有的是作价归社。

分配制度更是不统一，有些地方保留原有的包工包产、评工记分，有的地方实行社对大队、大队对生产队的投资包干、计划生产、超产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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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人民日报》公布《建立公社的决议》。决议规定：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采取“上动下不动”的方法，先由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管理委员会，统一规划部署工作，原来的各小社改为耕作区或生产队，原有的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暂时不变，规模“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适宜”。大社“以采取集体所有制为好”，“不要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条件成熟的可改行工资制，不成熟的仍采用原有的三包一奖或者以产定工制等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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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会议定了个大调子：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现阶段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

1959年2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随后，毛泽东又在《党内通信》提出，“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

如果没有后来的庐山会议，“大跃进”至此基本结束。但事与愿违，纠左没纠成，庐山会议之后，1960年反而再次搞起“新跃进”，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农村经济几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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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中共中央下发《改变公社核算单位的指示》，正式明确了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生产收益分配），实行三级集体所有制。文件还指出，这一制度“至少三十年不变”，它能较为彻底的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较好的保障生产队的自主权，“更适合当前农民觉悟程度和更有利于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这一次终于走上正道，此后20年间，农村形势基本平稳。当然，后来还是有些反复，主要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有一部分地区开始搞大队核算的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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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此后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3年10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人民公社宣告解体。

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背景是“一五”超额完成任务，而且不是一般的超额，是大幅超额，主要是工业：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农业刚好达到原定目标，1957年粮食产量达1.95亿吨，比1952年增长19%，平均每年增长3.7%；棉花产量达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6%，平均每年增长4.7%。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大干快上，特别是对相对落后的农业抱以很高的期望，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事后说头脑发热，那都是诸葛亮。

人民公社初期放得很开，但是发现问题后中央的动作也是非常快的，不到半年就开始纠偏，一年之后基本找准方向，我个人所见，算不上无法挽回的错误，要说问题，就是没有认清工农不协调的背后是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异。庐山会议是个转折点，历史无法回转，很难搞清楚当时领导人在遭遇到挫折之后都在想什么，但是从中共党史来看，只要遇到困境，内部斗争必然呈白热化状态，这其实说明共党还不够成熟老练，这背后的逻辑也许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吧。

58年大跃进，88年物价并轨，这是建国后两次重大“事故”，两次都差点翻船。建国前，21年建党，27年差点被灭，到28年毛泽东写了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十年一个周期基本成了定数。马上就要拿出“十三五”规划了，忐忑。

不要小看，2013年回家，我伯父的一栋楼都分租出去，里面都是外地来福建打工的，在和其中熟悉的民工的聊天时，谈到这里谁过的最好，他们说有个至少一个月一万，老婆也有5000。具体做什么职业没有印象了。

另外我以前工作过的单位新建大楼，负责的老大也是我以前顶头上司说，里面打工的民工收入不低，最低5000,这也是2013年。

也是那次回家我爸说现在一天200找不到小工。只是小工而已，稍微有点技术的那得多少。

那些当官的能有多少正规收入？

根据全球人口结构的变化来看，到本世纪中叶，北半球集体进入最老阶段，南半球集体进入最壮阶段。我以为，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全球力量分布非常有可能出现两大阵营势均力敌的情形，两大阵营之间爆发激烈冲突的概率很高（但具体是什么形式，目前还不好下结论）。而从中共党史三十年一个周期的历史走势来看，到2048年，正好“合拍”。

个人浅见，对于中国而言，眼下到2048年三十余年的时间，是个站队问题。这个队站得对不对，恐怕会影响到未来几百年的走向。

实际上，目前所感受到的也正是这样，到底是倒向南半球，还是北半球？两种倾向眼下其实是并存的，而且能在可预见的未来看到这一冲突在国内逐渐升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一次所有制改革，都会掀起惊天巨浪。

建筑工人、装修工人、空调安装工、修理工，基本上都能拿到8000以上。我觉得是4万亿的结果，导致民工荒，不得不加工资，反正房地产行业有钱，负担得起。当然了，他们的收入含金量不高，一天不出工就没有收入，也没有五险一金。

另外我很怀疑，房地产降温后这样的收入还能持续吗？房地产停滞导致连锁反应，很多企业垮掉，外资撤资，劳动力需求减少……

三十多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逐渐形成的两个特色：一是代表团中的“官员主导”，表现为党政领导干部的比例很高；第二是“精英化倾向”，表现为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减少。

从九届人大和十届人大的统计数字看，来自各级国家机关的代表超过40％，九届人大为1231人（41.32％），十届人大为1296（43.43％）。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各代表团中来自各级国家机关的代表即“官员代表”占40%以上；第二，在这些官员代表中，来自省市两级的高级官员多（各占40%），来自县乡两级的低级官员少；领导干部多，非领导干部少（九届比例为69:31，十届比例为72:28）；第三，在各政权系统中，来自政府系统（行政部门）的代表占60%，大大多于人大、党委、政协系统。

2010年选举法修改后，“官员代表”数量有所下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党政领导干部代表1042名，占代表总数的34.88%，较上届降低了6.93个百分点。

全国人大代表中的第二大群体是企业家，九届人大占20.54％，十届人大占13.83％。十二届人大快报未单列企业家群体，将其放入其他类，该类代表934名，占代表总数的32%，

第三大群体是专业人士，包括教授、科研人员、医生、法律界、文艺界、金融界人士和运动员，九届人大中占19.64％，十届人大中占18.36％。十二届人大的专业技术人员代表610名，占代表总数的20.42%，较上届提高了1.2个百分点；

来自一线的工人（“工人”指在企业工作的工人和车间干部，不包括厂长经理）、农民代表（“农民”指其居住地和工作地在村民委员会的农民，不包括农民企业家），九届人大是2.89％，十届人大是5.44％，十一届是8.24%，十二届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2%。

如果把领导干部、企业家、专业人士视为“精英代表”，把工人、农民、中小学教师、基层干部视为“草根代表”，军人、警察、武警单列一类，可以看出，九届人大中的精英代表为2439名，占81％，为历届最高，与此相比，草根代表仅为174人，仅占6％。十届人大中情形有所改善，精英代表代表比例降低为65％，草根代表比例上升到9％，上升了3个百分点。不过，也许十届人大精英代表比例的下降并不那么剧烈。在官员代表和企业家代表数字下降的同时，在代表名册上将自己的职业填写为“其他”的代表人数则从1.84％上升为1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