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天马行空的乡村回忆 -- 天马行空
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5。本帖花:1
董健吾就该灭门。
董健吾1930年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后通过张学良的帮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受宋庆龄之托，护送斯诺、马海德去延安。
毛岸青给董健吾的次子写过一封信：
寿琪兄： 知道你这个分别16年(应是14年)的老友的下落，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又知道你已经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那就更好了。可惜岸英不在，他知道了同样会高兴的。回想起我们在土海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并且十分感激的。与你在巴黎一别，我和岸英去苏联后，就进入国际教养院读书，后来岸英进大学，我中学末毕业。在苏联10多年生活过得还是好的，回国以后连中国字都不大会写，现在慢慢在学。岸英回国后就进入劳动大学。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要解放全中国，还要解放全人类，只有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才会有个人的前途。我学马列著作学得不好，你在上海学习和工作的条件比较好，希望努办学点马列著作，提高阶级觉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写下这点与你共勉之。希望你常给来信。此祝近好! 弟岸青草上 1950年6月
你把孩子托给别人照顾，然后这家人把你孩子虐待得宁可去当流浪儿。你对这家人会怎么想?《悲惨世界》里的德纳第夫妇差不多也就这样了吧。
如果那封信不是编造的， 我更倾向相信毛岸青的说法。
在当时的危险环境下， 没有董健吾， 两个孩子可能都保不住。 现在都保住了， 还送到苏联读书， 在我看来有恩无过。
他有说他没流浪过？
孩子都保住了就有恩无过？珂赛特也没死啊，所以德纳第夫妇对芳汀也有恩无过？
“知道你这个分别16年(应是14年)的老友的下落，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并且十分感激的。”
你也应该谢谢他当初给你吃的那餐饭。
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毛岸青信中这么说不过符合一般社交礼貌，做不了任何证据。
那么
是不是也说明孟明视很感谢晋襄公？
1979年，胡耀邦抽调中组部三人组成调查小组，调查毛岸英三兄弟在上海时的情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访问当事人、证人、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查阅档案资料，勘察毛氏兄弟居住过的地方，最后撰写了一份《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时的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 三，（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董健吾家中，生活困难，但无流浪、虐待事实”
然后，2007年3月，毛岸青逝世，新华社发的电讯稿说：“1936年，在上海流浪五年之久的毛岸英、毛岸青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学习。”
你看，连毛岸英、毛岸青是否流浪过，组织上在不同时候都能给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一封私人信件能说明啥？
岸英岸青在上海受虐待流浪的说法是岸英牺牲多年后，刘思齐转述岸英的话。照老老的话说，这叫欺负死人不说话，可信度不高。董健吾的后人曾状告刘思齐“污蔑诋毁”了董健吾。
可见毛主席并不觉得董虐待了岸英岸青，所谓灭门也就无从说起。而董在解放后的境况可以说是很糟，先是被牵连进了潘杨案，文革中董又瞎凑热闹。董境况的两次改善都源于斯诺想见他。
冯雪峰的回忆：
毛岸青的脑部曾被打伤，这是任何版本的说法都不否认的。
承认流浪说，还可把此事推给外人；如果说毛岸青没流浪过，那是谁打伤他的？
当时毛在根据地不受待见，连累子女也是如此。改开后子女亲戚也是啊。
1、流氓打；
2、受惊吓，受刺激；
3、有一次走到一根电线杆旁，看到有一小节粉笔，就捡起在电线杆上写“打倒军国主义”，恰巧被一特务碰见，拿起路边小贩的铁钳向岸青的头上猛击，致头破血流，昏倒在地，两耳变聋，大脑受伤；
4、遭特务、巡捕毒打，两耳失聪，脑振荡；
5、有一次因生媒球炉子没生好，被女主人用捅炉子的铁纤打他的头，令他鼻耳流血，大脑受伤。（邵华述）
2002年1月19日，刘思齐受邀到武汉理工大学演讲，她在演讲中称，毛岸英和毛岸青“像三毛一样流浪了五年”。董健吾的儿子、孙子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刘思齐的演讲“其中有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有些言论污蔑诋毁了董龙飞之父董健吾，损害了董家人名誉，使其精神受到了损害”。
所以，有儿孙还是好，虽然死人不说话，但儿孙要说话。
根据董健吾儿子所写的《先父董健吾功成不居》所述：
同年的5月底6月初，毛岸龙突发高烧腹泻，经抢救无效当夜病亡。
1932年3月，大同幼稚园解散，党组织将毛岸英、毛岸青交给董建吾抚养。
1932年9月，董建吾将岸英、岸青送到元配黄慧光处生活了四年，期间，黄家多次迁移住地。
冯雪峰在1968年写的材料中说，“主席两个孩子从30年起就由上海党组织寄在董健吾那里，据我了解是事实，我到上海时两上孩子就住在他那里。”（注，冯未说是董本人住处，还是董元配处。）
董子提到当时董家经济困难，精神压力很大：
冯雪峰在材料对董家经济来源也有回忆：
主席两个孩子从30年起就由上海党组织寄在他那里，据我了解是事实，我到上海时两上孩子就住在他那里。
我们到上海后的5月到7月之间，到他家的次数较多，也偶然在他家住过一天两天，他的女儿（中学生）还给我做过几次交通。他曾对我说过，我可以住在他那里，说在他家里是绝对安全的。我当初对他，一方面相当相信他，一方面也有警惕，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我都不了解。我到上海后曾给过一笔相当数目大的钱，记得是他说起他已欠下了房租等相当大的债而后给的，同时也因为两个孩子寄在他家里，我认为应该给的。以后也给过几次，不过记得数目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