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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关于基因工程的典型辩论的翻译系列之一 -- 闻弦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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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关于基因工程的典型辩论的翻译系列之一

关于基因工程的典型辩论的翻译

############1.安妮.查浦曼议基因工程的非自然性###########

Chapman, Anne Genetic Engineering: the unnatural argument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Philosophy and Public Policy, Lancaster University

介绍

基因工程的错误源于它的非自然性,这一断言会打动很多人。我想,它概括了人们对这个技术最本能的反对。然而,这个论断已经被政策管理者和许多哲学家否决了(比如1999年斯特劳恩),理由是人们并不能在技术实践的背景中检视“自然”和“非自然”对它们定性。他们的焦点集中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穆勒,1904)关于“自然”的一两个原则性的概念:自然是“用于描述一切现存事物的集体名称”,就这个概念而言我们没有能力做出任何“非自然”的事;或者,自然是泛指“一切事物在不受人类主动干预的情况下的本身状态”,从这个概念出发 ,只要是人们计划思量去做的事,那就是“非自然”的。与这两个自然的概念形成对比的是,实际上人们的确会认为一些技术产品或技术手段要比另一些来得更自然:有机农业经营要比“传统”农业更自然;羊毛、棉花和丝绸是自然/天然纤维,而

丙烯酸(尼龙)纤维和聚酯(涤纶)纤维则不是。一个无需定义的特别例子是“自然节育”,因为避孕药是绝对不会称为“自然”的。除否决此类术语外,我更关注在基因工程背景中“自然”和“非自然”的意思。我会通过比较上述三组技术的特征来讨论“自然”和“非自然”的内涵。然后我再来讨论基因工程为什么能被认为是非自然的,接着给出三个原因说明为什么非自然的技术是在道德上引起疑虑的。

自然和非自然的技术

自然节育的方法涉及的知识是:妇女了解自己在月经周期的哪个阶段是可育的,继而她可在经期的这个阶段避免性交。这就体现了人类采取了顺应自然的行为,来达到需求的目的。与此相反,避孕药干扰了月经周期,女性可以在一个月的任何时间发生性交而不会怀孕。在这里,人类行为没有改变,改动的是自然(女性的身体状况)。

“天然纤维”这个名词是指如羊毛、棉花、或亚麻这样产自于动植物经人类活动制备得到的原料,与此相背的词--合成纤维就指诸如尼龙,涤纶等来自简单化学物质(小分子化合物)通过工业合成途径得到的纤维。生产“原始”天然纤维靠活的生物:在天然纤维供应源动植物生长过程中,纤维由它们自身的生物合成产生;人类仅仅努力提供生物必需的条件使生物合成过程发生。我说“努力”因为实际上许多必需条件不由人类支配:比如我们不能控制天气。人类的努力更大程度上是去尝试理解复杂的自然系统,去利用自然发生的事和自然产生的物,将其导向我们的目标。与此对照的是,在合成纤维的生产过程中我们觉得我们对整个工艺有完全的控制,使用的化工和物理过程本质上比生物过程简单得多,因而更可能在概念上理解。我们可以准确地指定反应过程发生的温度、压力、反应物,在这些条件下我们提供简单、封闭的系统用以密切监测和控制。这些系统和工艺使得我们可以制造出非自然的物质,也就是离开了人类活动在地球上不会存在的东西。

在农业上,有机农业技术被认为比使用农药和非有机肥的现代化学农业更自然。无论是农作物还是牲畜,有机农业目的都是提供合适的条件使自然生物过程发生 -- 也就是促使它们生长。但是有机农业依赖于自然过程,诸如生态种群关系来控制有害生物,农业微生物活动给植物提供养分(通过分解有机质),而化学农业使用合成的化学物质来替代在生态系统中的一些特定的不关联的过程。化学物质的施用完全在农民的控制下,因而比起有机农业来,化学农业似乎给农民更多的控制。这就使得农场变得像个工厂,单向流水线,输入的一端是化学物质和能量,输出的一端是一定数量的产品。当然除了得到麦粒、豆子、肉、纤维以外还有其它产品,但它们被划分当作“废弃物”。在这个系统中,以前无法设想的大范围内单一作物种植变成了可能。作为对比,有机农业通常要涉及多种作物种植和生产,农场必须作为集成的循环系统运作,其中一些物质生产过程的“废弃物”是另外一些物质生产过程的输入物。

上述的讨论表明了自然与非自然的概念在人类技术中几个方面的区别:

自然方法一般依赖于生物过程以及存在于活的生物体相互作用,而非自然的技术范例基于物理/化学过程;

自然的方法是基于许多年的实践应用不断理解这些(自然)过程发展起来的,当然这个理解可以随着科学研究的领悟而深化;而在另一方面,非自然的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有关物理/化学过程的科学理论(换句话说,生物过程可以简化作多个物理/化学过程)。

因为化学/物理过程更简单所以更容易在概念上理解(这也就是说科学理论可以对它们给出更完整的描述),由此也更容易控制和操纵;在使用非自然的方法时我们感觉比起使用自然方法我们对产出有更多的控制;

自然方法与人类理解自然过程有关,要使人类行为适合自然过程已达到目的,非自然方法让人类行为摆脱牵制:自然可以被更改使之适合人类的行为,习惯,和实践,后者因此不必受自然的限制因素影响;

这个(非自然技术带来的)解放可以来创造在生物界没有的新物质:新奇事物。

我想强调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事物的不同程度,是在程度上或深或浅的分别,而不是这样那样的分隔:自然和非自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我也认识到它们不是严格的标准,自然和非自然对于技术来说可能还有着更多的印记。尽管这些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某项技术在自然/非自然这个频谱图中的位置或许取决于你从哪一个方面考虑。因此我们也许并不能在单一的“自然性”维度中将一些技术相对于另一些技术评价出高低等级。

基因工程是非自然技术吗?

根据上述的区别,基因工程可以被定为非自然的吗?我将基因工程定义为通过直接对生物体DNA层面的直接干预来产生改造过的生物,这个是通过实验室方法比如DNA重组技术来实现的。基因工程当然还使用活的生物系统,这个努力不是用物理/化学过程来代替生物系统。然而,这里还是基于这样的原理:生物过程本质上可以简化到物理/化学过程, 因此原则上可以操控的。所以每个生物的特性、属性和能力被视为由这个生物体的DNA序列编码而成:控制生物体的关键就在于改变DNA的能力。

在基因工程的背后反映的是这样的理由:自然应该为适应人类的实践和习惯而加以改变。基因工程技术产生发展的制度背景(在市场经济中由大公司主导)已经确定了生物体被用来基因工程改造的实践。由此有了第一批的转基因农作物:对特定除草剂有抗性的大豆,不会腐烂由此有更长货架期的西红柿。另外,对豆子进行基因工程使所有豆荚在同一时间成熟也是有意思的实践。这些对于上述植物的“改进”发生在特定的农业和食品工业的操作中:使用除草剂来去除杂草,食品从田间到商店的长距离运输,以及机械化的收获。

这样的理论解释当然是与传统动植物育种的实践认知是一致的,也因此带来了它们本身的非自然性。基因工程显得不同的是它不简单地利用自然界发生的过程 - 由达尔文命名(达尔文 1905年)的非自然选择,在人类这一端进行有意识的有一定的人工改造生物。纯的DNA(也就是剥离了蛋白质以及其它通常关联分子的DNA)不存在实验室以外的地方。对DNA的篡改不是发生的自然系统中的任何过程的变种;对受精卵进行的DNA注射同样不是。这些新的方法使得我们产生以前从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包含着一个或多个的其它不相干物种的转基因的生物。尽管已经有主张声称物种是易于变化的实体,对基因工程来说确实没有“自然物种隔离”需要去跨越(看1999年斯特劳恩的例举),没有人会否认基因工程的技术使我们能够实现基因在不同物种间的转移,此乃前所未有之事。

基因工程的方法声称克服传统育种的限制。基因工程意图大大提升人类控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来使之适应人类实践和习惯。在这个角度上,基因工程方法比传统育种更不自然。另外基因工程使得人类能够创造转基因生物,这也不同于传统育种:这比传统育种产生的新颖类型更进了一步。

非自然技术出了什么问题?

非自然这个词蕴含着道德上的否定。同样,expoitation榨取利用[ 原英语词exploitation。]一词经常被认为是暗含道德上的不正当性。然而,对这个词曾有过辩论(伍德, 1995年),利用不是一个道德词汇,而是一个描述性词汇。将描述和道德分开就克服了“是/应该是”的混乱的责任承担。上一节已经给出了对于技术而言的非自然一词的一些含义。本节从伦理立足点出发来仔细研究在特定的道德理念的前提下,道德上的非正当性是否随技术的非自然性而来以及如何跟随,会以基因工程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我想非自然技术有三个方面要考虑:非自然技术对自然态度的具体表现;这些技术涉及的过程以及使人类有能力创造的事物这两者的新颖性,以及它们对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后果。

对自然的态度

非自然的技术从生物层面到化工/物理层面的转向,使人类在尝试改变自然来适应人类的需求方面有更大的控制能力,这里蕴含的思想就是自然是约束因素,它限制了人类的活动。这个观点可以用弗朗西斯·培根的短语“占领和征服”,作为人类对手的自然是需要被打败并把它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 (出自培根的古代的智慧 “Erichthonius”神话20-罗伯逊1905:843)根据这个论述,自然有着让人生畏的,近乎恐惧的,在很多情况下肆虐无忌的威力。 (米尔,1904年)。与此相反的是,后现代观点认为自然仅仅是社会建构 - 所有“自然事物”实际上不仅仅是有人类实践所建构的,因此人造的和自然的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分别(如例,沃盖尔 1996年)。依此观念人们并不能对我意欲的“自然”和“非自然”技术作出区分,所以这两类技术并没有分别。

老的自然观把自然当做令人生畏的敌手,后现代观点否定自然独立于人类实践外,与这些截然相反,自然技术的拥护者,尤其是有机农业(“自然技术”最多着墨的)认为自然和自然过程总体上是有益的 - 尽管一些特定的物或事可能是有害的(例子来自弗虎格等2003, 有机农场主们的态度)。有机农场主们把自然当成和他们共同经营及值得尊敬的自主搭档。这份尊敬就如同你对你朋友的尊敬,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尽管如此,这也有它的实用性一面(如果人们把道德原因从实用原因中分离出来):早期有机农业运动主张只有有机方法(特指用动物粪肥来补充土壤的腐殖质)可以使土壤保持健康,而只有健康的土壤才能供养健康的农作物,动物和人。(见康福特2001)

有机农业运动断言有机农场经营与传统农业相比,对人类生命带来了物质层面的提高。有机农业的另一项主张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给人类带来生活构成上的幸福,而不只是工具层面上的。在这样人类和自然的结构性关系中,由于彼此有分别且相互独立,这样对自身的活动就要设定抵抗力和自我限定。若不尊重那些限定,而是仅试图简单地控制和主宰另一方,那就是努力使另一方变成单单是自身的一部分扩展:变成了存在仅是为了满足自身这一端需求的东西。这样就否绝了两者的关系,因为关系能够丰富自身。如果不尊重及保有他方独立性的限定(普兰伍德 1993)而否定了他方,那么自身的定位也由此贬低了。认知和尊重自然过程的他物性因此对我们来说是必需的,我们由此可以保持与自然的关系,这样也是维系我们是谁的置身之所。

我们在与技术中的生物以及自然过程交互过程中遭遇了他物性。有时它是对我们预想方案的抵抗力,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必须适应和改变:我们为了生存需要吃,但我们可以根据所处环境供给的状况改变我们吃的东西;农民或园丁可以和害虫展开斗争(我的意思是不死不休的那种),也可以种植一些不容易遭受害虫侵害的农作物。他物性也可以是意料之外的礼物:自然的馈赠,我们不曾为之工作,但恰好就在那儿让我们取用。如果我们掌控了自然的他物性,那么这两种情形都会消失。我们使用更多的非自然的技术意味着减少了个人和社会在整体上与自然的密切关系:我们丢失了与自然的他物的遭逢机会,减损了我们同自然的关系,继而同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从使用木头到使用塑料,我们从使用羊毛到丙烯酸纤维,我们这个社会不再依赖,也不必同生长树木的森林和提供羊毛的羊发生干系。取森林和田地而代之,炼油厂和化工厂变成了我们的需要。生命与自然发生种种密切联系的状况被摧毁了。马克.萨格夫指出生物技术真正的目的确实就是让我们减少对自然环境在经济上的依存关系。基因工程使得一大批产品可以由细胞培养技术生产出来,将极大地提升工业(非自然的)代替农业产品的比率,而后者要受限于生物量的生长(萨格夫,1988年)。

这儿的论点是,关于那些非自然技术的部分错误在于它们对于自然具有的态度 - 它们不尊重自然和自然过程,也不以为有价值,但是仅仅去控制可控的出产 - 如同我的其它论点一样,这个论点也是相对而言的。我承认人类生命存在必然有对我们的环境和劳动产出的一定控制。然而这两种的情形是有巨大的区别:一种是原始简单的园艺,我们增进我们期望的植物生长,而抑制其它的植物;另一种是对植物进行基因工艺使它具有我们想要的一系列特性。一些形式的控制尊重我们发生联系的他物:他们寻求导引一些自然过程来产出我们所需,但顺应于自然过程产出的数量和特性,顺应于那些原料和生物对我们需求的影响和限制。而另一些形式的控制并不是顺应自然,而只是将人类的意愿施加于自然之上。

新颖性

说某样东西有新颖性,新型[ 原英语词novel,也作“小说”解,含有“臆造”的含义,但不含中文中的贬义,这里根据语境翻译成新颖,创新。],就是说它是新创的东西,而不单指新近出现的普通事物。时光和婴孩可以说是新的[ 原英文词new.],但不是新颖性的东西(然而基因工程提供了新型婴孩的可能性)。这样的非自然性清晰地给出了区别于自然的现世维度。自然是“前定”的,即便它不是没有人类干预的“自然”,而是以前文明留存的遗产(斯哥普 1995,187)。在关联中自然是普通的,正常的(密尔 1904,,30)。在这儿自然被给予了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含义:非自然性的程度取决于创新(比方说新种类)事物的新颖程度,以及多大尺度上这个事物和以往的区别。

如果说某个东西是新的,那么就是说它是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我们不能拿以前的经历来指导自己什么会发生,我们该怎么做。对于非自然技术的工艺过程和产品,我们不是凭借以往经验,而是应该使用科学知识来思考非自然技术对我们的影响,就是概念上的理解和理论-也就是这些技术的立身所在。在这么做时,我们设的前提是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理论对相关的现象给予了充分的描述和解释,其次我们知道那些有关的现象是什么:我们可以知道用哪个领域的知识可以解答某个特定新型过程或产品带来影响而产生的问题。这些前提假设是很大程度上受质疑的。经历了过去的一个世纪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举例来说,就是新技术的影响,一些目前看来许多极为严重的影响当时没有,或许也不可能在那些技术开始应用的时候被预估出来。一个经典的例子是CFCs(氯氟烃)对臭氧层的影响。当这些化学物质在1928年首次合成的时候没有人认为大气化学会与评估一个新提议的冷冻剂有干系。于是氯氟烃轻易地就受到了欢迎,因为它们没有易燃性和毒性这些以往冷冻剂有的问题(Colborn等 1996,243-245)。我们不能假定只靠理论知识就可以使我们能够得到对这个世界的充分理解。总会有“不可化解的无知”,这就给科学知识的可能性作了限制:即使做了无数次的研究,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是没有能力去预测做了特定行为产生的后果,即便是在我们得知所有可能的结果及相应的概率的情况下(Faber,Manstetten 和 Proops 1992)。

这一对非自然技术的关注关系到前面的话题中非自然技术对自然所持的态度。自然应该被认为是他方,因为自然在一定范围上对人类的理解而言不是透明的。人类对自然彻底理解的无能为力是希腊概念“Techné”的一部分。 在根据物质是何种形式及如何制造的知识基础上,“Techné”能够做到正确推理。然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认知物质仅可“到达某个层次”(物理 1.9.192a18)。所以工匠必须关注所工作的那个特定物质,由其引导工艺品的形式。只有这样工艺品才能兼得形式和物质最佳组合,这个就是天然物质的属性。(Mitcham 1994, 118-123)

基因工程依赖于这个概念 - DNA在生物体生长、发育、最后成型中发挥作用,这使得这项技术面对指控:基因工程在篡改摆弄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将生物体看成是各自独立的功能或属性的集合体,每个功能由一个或多个基因决定的,这样的观念值得争议。举例来说,布莱恩.古德温提出要取而代之将生物体做为动态整体(看待)的观念,在这儿基因通过它表达的特定蛋白质组成来影响生长过程的结果:蛋白质,做为被基因表达的产物,自身并不决定生物体的具体特征(见古德温1994)。从这个立足点来看,将基因从一个生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的结果本质上是不可预知的,古德温和其他科学家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倡议暂停将转基因生物释放到环境中。

非自然性因此是一种谈论有关新技术影响的急剧的非确定性和不可认知性的一种方式。它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非确定性的源头:人类活动的后果通常是不可预知的,然而我们如果有能力去处置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干事宜我们就会对未来有信心。可是非自然技术的新颖性意味着它们的影响或许远远超出了以前经历的范围和以前处置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能力。这些考虑就促使带来了一个预先审慎处理的方式:意识到我们的无知,不努力追求一项新技术除非有非常积极的原因去那么做。在相应的领域中不意识到无知则是自大;没有很好的理由而忽视这种无知仍然追求(这新技术,译者补)是轻率且不负责任的。

社会后果

任何一项技术的影响是它本身就固有的以及它应用场景两者结合造就的功能。这无论是对社会的影响还是对环境的影响都是对的。这样,尽管社会制度和关系,比如资产关系、财富分配,在决定技术的影响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许技术天然地就是这样的技术,它会倾向性地以某种方式改变人类社会和经济关系。

当一个较为非自然的技术取代一个较自然的技术,对自然过程的依赖性就减少了,对人类规定和控制的产品和过程的依赖性就增加了。而后者这些产品和过程是在整体上基于专业的科学知识而发展、影响、调解,这需要政府或大的公司机构来支持其成长和发展。我想这其实和自然技术提升了人类超越自然限制的自主性这样的观点背道而驰;通常情况下,在每个人的个体水平上,技术越是非自然的,那么自主性的具体体验减少得就越多。当人类社会对于大自然的自主性有所增加,那么人类个体对于人类习惯和规则的自主性就有所减少。正如C.S Lewis在1947年所说:“我们所称的人类的力量控制了自然实际上是某些人以自然作为工具使用的力量控制了另一些人。”(Lewis 1947)

在关于转基因作物的辩论中这个观点已经被清楚地认识到了。许多人反对这项技术是因为它在农业权利结构中的影响。这个影响造成了权力从个体农场主/农民手中被拿走转移到了大的生物技术公司手中。当然,我认为这是非自然技术的通性。这(权力的转移是因为原先的)是因为自然技术基于更广泛分散的资源和知识上的,更容易在小规模施行。因此它们本质上比非自然技术更有可能进行财富和权力更平均的分配。当然这不是说,一个使用更多自然技术的社会必然比一个使用更多非自然技术的社会有更平均的财富分配。取得土地和相应的自然资源,是可以通过土地所有权的形式来人为限制的,这样就让少数人得以控制绝大多数的土地。类似的,一个使用非自然技术的社会能够制定就业法律和福利使得财富更平均地分配。但在前一例中社会和机构的力量需要发动起来保持不平均地分配;而在后者中它们需要动员起来产生更平均的分配。

结论

总之,道德的不正当性跟随着技术的非自然性而来的依赖条件是:第一,它们拥有对自然的态度,寻求控制自然而不是尊敬地与自然交互;第二,不顾一切后果的使用新颖的工艺和产品,我们对后果本质上是无知的,或者狂妄自大对自己的无知视而不见;第三,人类社会中财富、权力的集聚和人类个体自主性的减少,是由一个较非自然的技术代替了较自然的技术带来的。在达到某个程度时,某技术对自然持有这些态度,是新奇(异常)的,会产生人类个体和他们的自然环境的后果,从而带来对人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影响,这就能被认为是道德上应质疑的。

应该注意到的是,上述的那些对待自然态度没有一个遵从的标准或依从的模型。如需尊重自然其独立性,也就是倡议人类自然观,那么人类生活的种种方式都要尊重自然界的其他一切,人类就要理解和适应自然环境,就须认识到理论知识的局限性,就要更加客观,而不是寻求控制和操纵以及自大地认识人类的能力和知识到达的程度。技术定义和具体化了我们与自然的切实的关系,在决定我们的生活方面,它扮演了一个积极的,非中立的角色,由此它是道德方面关注的问题。一个技术的非自然性,如我所论述的,是一系列在整体上使技术显得道德上不可靠的品质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它的对技术道德评价的标准。这儿的论述也不是有意来表示如果某物能说成是自然的,那此物即而可以说是足够好的。

原文:

http://scholar.lib.vt.edu/ejournals/SPT/v9n2/chapm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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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勘误: 漏了个“非”字

我想这其实和“非”自然技术提升了人类超越自然限制的自主性这样的观点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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