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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三无”科学家屠呦呦 -- testjhy
不见得是完胜。
六合彩这么难中，也有人中，能否说某次扔飞镖中头奖的人技术上完胜没有中奖的人呢？
在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要定义完胜也简单，第一，有多个药方证实可以治好疟疾，第二，这几十年来，有源源不绝的类似青蒿素的成果出来。
每年NIH给的钱，你以为是胡给的？
篡改署名？原因是一开始就没有署名吧。
而那么多中医方子却是宣称有效的。
实际上人海战术还是搞少了。
青蒿素的发现其实我认为到是副产品，主产品是发现了那么多没用的医方！这能救多少人啊！
当年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确定对中医典籍中出现次数多、抗疟效果比较明显的10种中草药重点研究。青蒿是重点研究对象之一，但效果更明显的常山和鹰爪排在青蒿之前。
同样是葛洪的《肘后方》，对疟疾的相关记载很详细，有明确的分类，收录了方剂30余首，其中14个方子中都用到常山，523的研究证明常山的确是抗疟有效。
从常山中分离出的常山乙碱，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高能达到80%以上。但常山的副作用大，服用后会造成剧烈的呕吐，而且这种副作用一直未找到去除之法。
鹰爪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与常山相当。1975年，发现鹰爪素的化学结构中存在两个氧原子连在一起的结构片段，这和青蒿素是一样的，这个过氧基团是抗疟疾有效成分的一个关键结构。但鹰爪这种植物资源稀少，植物中的有效含量又低，很难大量提取。
还有仙鹤草、陵水暗罗等十余种中草药，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也达到了80%到90%。只是，青蒿乙醚提取物的效果最为突出，激发了众多科研单位对青蒿的研究热情。
1973年青蒿素临床试验取得喜人结果之后，“523”项目办公室马上确定了青蒿素为抗疟疾研究的攻关方向，一方面安排青蒿素简易制剂研究，尽快拿出抗疟疾成药，另一方面则加快青蒿素化学结构测定和改造的研究。
常山的活性成分被称为常山酮halofuginone，是常山碱febrifugine的衍生物，对免疫系统有部分抑制作用，不过此前人们并不了解这其中的确切机制。这项研究于本周发表在Nature杂志上，文章详细描述了常山酮的原子结构，并由此揭开了其作用机理。
氨酰化是机体合成蛋白的一种关键生物学过程，研究显示常山酮就像个扳手，可以钳住负责氨酰化的复合物。常山也称为Dichroa febrifuga Lour，研究人指出这种传统中药治疗疟疾发热的作用，就是因为常山酮等化合物干涉了疟原虫的蛋白合成过程，从而在感染者的血液中杀死疟原虫。
“约两千多年前常山就被用来治疗疟疾发热，而我们的研究首次揭示了这种药物的作用机制，”领导这项研究的 TSRI教授Paul Schimmel说。
现在已经有研究者用常山酮来进行癌症治疗的临床试验，而常山酮的高分辨率结构显示，这一分子也可以帮助人们开发其他的疾病治疗药物。
基因在表达时，先转录为RNA，然后再翻译为蛋白质，而氨酰化是蛋白合成的关键步骤。在蛋白的翻译过程中，一系列小分子tRNA负责将氨基酸运送到合成中的蛋白链上，就像穿珍珠一样。不过在此之前，tRNA首先要抓牢氨基酸，氨酰化就是氨基酸附着在tRNA上的生物学过程，其中氨酰tRNA 合成酶负责给tRNA添加氨基酸。Schimmel及其同事对这一过程的分子机制进行了多年研究，这项成果为科学家们带来了从早期进化到新药物研发等多方面的启示。
氨酰化的基本过程包括三个分子：tRNA、氨基酸和氨酰tRNA 合成酶。此外还有ATP作为燃料为整个过程提供能源。
研究显示，常山酮的两半能够分别阻断tRNA合成酶的活性位点，阻止tRNA合成酶将脯氨酸添加到相应tRNA上。有趣的是，研究显示常山酮的结合也需要ATP，这样的生化现象还是头一次。
即使是国内对她意见最大的几位先生也承认是屠先生第一个将青蒿提取物抗疟的有效性展示出来。如果没有屠先生的第一次报告，青蒿素这个项目根本就形成不了，这是科学上独创性的铁证。
至于屠先生的一些引起争议的做法，说实话屠先生也是凡人，难免。但恕我愚钝，我听到过一些科学史上远比屠先生伟大的先贤的一些趣事，例如牛顿，高斯，还有近代的卢瑟福、玻尔，乃至于当代的Watson，我们是牢记那些“趣事”，还是以这些将他们批倒？
科学界真的容忍不了这些伟大的智者并非道德模范？实际上可能也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吧。
有机会应该去看看
当年的手术工具就是木匠工具，截肢用锯，不用锯就是从关节截肢了，应该不好飞刀
今天的手术工具还是木匠工具，今天的木匠工具，电动的，不锈钢的，嘿嘿
还有老中当年不玩儿打针注射，西医不玩儿针灸是今天的差别
这就说到思维方式，中西医的差别是中医把人当整体看，西医把人当零件看
方法上，西医注重体外力注重杀，所以，西医用各种抗生素和手术，英语的“药”跟“毒品”都是一个词，“drug”，相比之下，中医注重体内力注重养，所以，中医说是药三分毒
然后就是西医有组织，这是西方是基督教社会的直接结果，因为基督教是有组织的宗教
别的都是工具，西方工业化早，化工和显微镜等等工具用的早，这不是中西医的差别，因为科学技术的工具只属于科学技术，属于数理化，谁都可以用，包括概率统计也是工具
植物和动物器官中西医都用
中西医也都骗人，正面的是利用人的心理因素，反面就是骗人赚钱
让人家中医喘口气不可以吗？
当年条件艰苦，屠先生他们没办法，又急着做科研，只能自己上了。
独立的机构、独立的预算和管理体系。
单纯的经济考量是不足以覆盖我们整个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单纯的学术考量，是不足以覆盖科研学术在整个人类生存体系中的作用的。
马列的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作用，并不是在于其有多么完备和充分，而是在于其相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格局更大的框架性 -- 将分配和人的再生产等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纳入政治经济学的考量范畴。
中国未来的创造人类文明新高峰之路，必然需要在一个格局更大，更为广阔、宽大的框架上去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学术科研领域也是如此。加大社会价值的权重、重塑社会价值、劳动报酬和经济货币体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可以有一些基本的切入点和实验区来具体和现实的逐步推进。
文革前确实执行该标准。后来的院士制度也应该是按该标准来的。这就意味着中国有多少位学部委员或科学院院士，就应该有（至少有）多少条可以写进教科书的成果，解放初期的学部委员都没得说的，他们中的很多是过去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无疑是可以写进教科书的伟大成果，但并不符合当时的院士评选标准，同时存在产权纠纷他的学生到现在还宣称他本人才是杂交水稻的原创者。以我如今的知识推测袁隆平先生的理论价值，或许是他率先发现雌雄同花自花授粉的植物存在杂种优势现象？【注：本人不了解该领域，不知道此前该领域的研究情况，瞎猜的。但我明确知道的是植物的杂种优势现象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应用在玉米等雌雄同株作物的实际生产】。即便是，那袁先生还需要进一步解开杂种优势的形成机理，形成一套国际认可的理论。
与袁先生相近的领域，比如植物生理学领域有很多院士。其中，中科院上海植生所的沈允钢先生，他1927年出生，浙江大学本科毕业，应该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学部委员。他的成绩在于：“50 年代初，他阐明了—淀粉酶与磷酸化酶的关系，纠正了国外文献的错误。50年代中期着手探讨光合作用机理研究。1962年，他和同行合作发现了光合磷酸化中间高能态的存在，比美国科学家Jagendorf等人早发现一年。这一发现及后续的研究，为Mitchell 1961年提出的化学渗透假说提供了直接证据，因此Mitchell也于1978年获nobel奖。1963年他观察到中间高能态有不同存在状态，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质子区域化理论，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又获得了不少支持证据。1961年发现非循环光合磷酸化中合成腺三磷和还原辅酶II的比值并不象国外文献中所说的固定不变，发现了催化磷酸化的腺三磷合成酶在不合适的条件下常会发生无效漏能现象，找到了一些因素可改善其耦联效率，从而促进光合作用。他们还对两种光化学反应间的协调、辅酶II还原和腺三磷合成与光合碳同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光合产物的输出动态等作过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注：以上百度来的。即沈先生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光合磷酸化过程，请注意的是 Mitchell也于1978年获nobel奖。】。沈先生为人十分谦和，也十分勤奋，非常令人敬重，一直到70来岁的时候还亲自动手做放射性同位素标记之类的在外人看来十分危险的工作，甚至给他的研究生打下手（同位素标记实验确实危险，当时条件很差，不能一个人做，90年代初沈先生还会与他的研究生搭档，互为对方的帮手），这样的人自然会很顺利当选院士。
但自然科学领域这种世界领先的新发现十分困难，而且只会越来越困难，再按解放初期的要求，符合条件的会越来越少，或者另一种解决方案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声称自己的仿制品属于国际首创的研究成果，于是胆子大的得益。中国工程院在什么背景下产生不清楚，但显然袁隆平先生的成就非常符合工程院院士的要求。
屠先生没有评上院士是否有其他内幕，后人和外人很难弄清楚，主要问题应该也是知识产权问题。比较公开的说法是，屠先生的工作非她原创，是她单位的另外人提出用这种植物和用乙醚这种提取方法，领导安排屠来具体执行这个分离过程。但90年代之前的院士评选标准与现在的院士标准差距甚大。
人生充满戏剧性，越是想得到的，经常是越无法得到。
但,无论如何，伟大中华失去了若干诺贝尔奖后，终于在自然科学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实在可喜可贺。
要看到：中医是以支持人体自身系统能力为主的，有效性很多时候是对个体的，这依赖医生对个体情况的辩证施治水平。当然，这又牵扯到人类个体与总体在围观生理层面上的一致性和特异性的比例。
众多中医方子其实是针对不同情况的框架性的方子。很多是支持人体自身系统能力导向的，其必然因为个体差异而不具备普遍性。
当然，目前看，很多病还是以外部单独因素为主，比如细菌、病毒感染等。这类病还是以西医的针对性治疗，而不是中医的综合性治疗来的有效。但是，中医的不同视角、方向和历史经验都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国桥也做过同样的事儿。
69年,李国桥承担针灸治疗疟疾研究的，是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教师李国桥带领的科研小组。
虽然出身中医世家，又是科班毕业，但用针灸治疟疾对李国桥来说也是一项全新的尝试。针灸疗法属于临床，必须亲自到疟疾多发的疫区去。
1968年底，李国桥到了云南梁河县一个小山寨。寨子只有20户人家，户户都有疟疾病人，而且整个寨子一个月里就死去8个病人。一个画面深深刺痛了李国桥：走进一户人家破败的木屋，一对感染疟疾的母女，蜷缩着身子躺在床上，骨瘦如柴，气若游丝。旁人告诉李国桥，这个家庭原先还有一对父子，几天前因为感染疟疾，双双撒手人寰。
李国桥为寨子里的病人开展治疗的过程中，仍旧不断地有人死去。因为疟原虫的抗药性，治疟药物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而针灸，甚至很难明确是否产生了效果。
原因究竟是什么？百思不得其解的李国桥决定“以身试法”。他从病人身上采血，注入自己的体内，主动感染了恶性疟疾。
几天后，病来如山倒，高热、发冷轮番袭来，李国桥的病状甚至比当地人还要严重。但李国桥坚持不服药物，而让同事用针灸治疗。4天过去，没有任何效果。李国桥这才开始服用氯喹——疟原虫已经具备了抗药性，没有人敢保证氯喹还能产生作用。幸运的是，11天后，李国桥痊愈了。
病中的李国桥坚持记录感染数据，寻找疟原虫发育规律。这次用自己生命作赌注的冒险，虽然没有找到针灸治疗疟疾的方法，但留下了宝贵的实验记录，为此后治疟药物临床试验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世界卫生组织编著的《疟疾学》，就记录着他和同事们的亲身实验数据和研究结论。
经过无数次试验之后，李国桥最终作出了结论：针灸对治疗疟疾难以达到良好效果。
针灸治疗疟疾的探索终止了。李国桥小组转为负责中医药协作组的临床实验，而另一支针灸研究的重要力量——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则退出了“523任务”。接替他们的，是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故意感染疟疾,“以身试法”实验针灸疗法。
西方实验室，教授剽窃副教授、讲师、助教成果会很少（每个系里的这些人是彼此独立的，有自己独立的实验室，不存在谁给谁打工的情况）。因此成果认定比较容易。
另外，西方国家的游戏规则是统一明确的，大家在相同游戏规则下竞争，保护自己的成果相对比较容易。
我们问题在于学而优则仕的文化，它扼杀了最有可能出成果的那些人的创新潜力。及官大一级压死人，游戏规格随便变等，这就造成了这样的危机：你的成果越大，你失去它的概率越高，如果你的社会地位不高但成果大到领导们都意识到可以获国家自然科学奖，这个成果恐怕早就与你无关了，你领导的领导或者都只能在后面挂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