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那些年那些人说过的话（转） -- 俺老孫

注：《张春桥狱中家书》节选自1992.1.21给女儿女婿的信。

一是(驻南联盟大使馆)里有没有我们的技术小组？

二是(使馆被炸)之前，我们是否得到了情报？

第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了，莫须有吧。 （f117）被击落后，我们确实来人了，也取得了 一些成果。至于是否在（驻南联盟大使馆）里面搞东西，天知地知，你我不知…… 第二个问题，我确定没得到情报。这次事件很突然，层级涉及复杂。真相需要组织上的 调查，预计时间会很长。大家现在要稳定情绪，而不是吃后悔药。 接下来，我们会有很重的任务。大家要坚持……” ——吴建民，原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原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1999 年《善后工作的讨论会》

要讲求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

这是外事工作的基本要点，

也是考验我们业务素质的必要条件

……

对于他们(指越南)，

我们现在不打了，是友好邻邦了，这是必须要公开强调的；

我们尊重越共的执政地位，支持它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行动，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核心；

我们没有招降纳叛，没有干涉别人的内政，我们只是不禁止外国公民通过合法途径入镜，这是重点；

最后，我们的任何举措，都是本着希望中越两国世代友好的大原则，体现革命的人道主义。

……

同志们，

话如何说，

事如何办，

怎样把事情做得合情合理，

这是学问，

是需要长期实践的”

——赵富林，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92年3月《坚持原则，灵活执行》

注：

1989年，历时十年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结束。在冷战趋向终结的大背景下，中越两国开始尝试接触，并出于各自需要，转向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

自1990年起，中方多次强调加强与越共的党际交往的重要性，强调中越两国是“具有传统友好关系的邻邦”。

但越南方面多次指出，中方陆续接纳、收容越共党员干部、越南中央与地方行政官员、越南人民军军事主官等，超过11000人(越南有关方面1999年的统计数据为33291人)，并抨击中方为“干涉内政的行为”。

中共官方不承认越方的相关指控，一直强调这属于“正常的国别间人际流通”，并强调“中方无权干涉他国公民通过合法渠道入镜”。

学生们(指1989年)当时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这个我们不要避讳。

我的子女在干什么，在座同志们的子女在做什么，

有几个当工人、当农民的？

有几个靠工资过日子的？

包括我在内，我们有个能不为子女打小算盘的？

……

中央这回下决心了，都送出去，统统送出去。

这个不会改了，已经定了，只有执行一条路。

不管你红几代，不管你爹妈是神是佛，都送出去。

你在国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罢，

你不能回来，

更不能干预国内的政事。

这是原则

……

现在重点是省部级，

以后要往下走，

有实权的子女统统要走，

绝不能留在国内狐假虎威，

中央有决心，

同志们最好不要挑战底线

……”

——吕枫，原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济干部局副局长，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92年4月《关于中央决议案的补充讲话》

注：

1978年以后，随着文革期间被打压的党内老干部群体，相继平反，并回到领导岗位。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来一股猛烈的“红二代、红三代”从商、从政潮，这在当时被成为“大院儿冲击”，又称“第三梯队提前上位”。

整个1980年代，大量的“大院红色子女”充斥各个领域的资本积累前沿，制造了相当严重的负面舆论，成为历次运动中，学生、知识分子抨击的对象，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感。

有鉴于此，1990年以后，中央经过反复调研，出台了”建议中高层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的内部决议，即“在尚未健全规范领导干部子女参政、从商条例，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尽量鼓励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预国内政治生活”。

从此后，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生活成为常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阶层对国内政治运营的干预。

那时，中国大使叫刘晓，是个老革命，组织纪律性，社会活动经验丰富，说话谨慎。每当外交部或各使馆有记者参加的活动，他就不带翻译出席，这样，当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时，他就装听不懂…

注：出自《莫斯科岁月》前南驻苏大使的回忆录

“和平办法是存在的，只要叶剑英让出一个职位就行，你们就能避免一场血站。”

“…我有关系可以找到陈济棠，陈现在往来于海口和香港之间，现在海南岛的部队多数是陈的老部属，他与薛岳的矛盾很尖锐，薛岳拼命排挤他。陈济棠历来是反蒋的，中央苏区对我围剿时，他的态度是消极应付的。他参加1933年福建反蒋事变，1936年又策划两广反蒋抗日。如果叶剑英把广东省主席的位置让给他，我看问题就解决了。现在叶剑英挂名官衔太多了，什么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等等，太多了。我认为让出一个位置，争取和平办法解决海南岛问题，是划得来的，对我们是有益的。”

——注，这段话摘自《李作鹏回忆录》，是陈光1950年2月说给李作鹏的，4月海南战役结束，海南岛解放。7月陈光被软禁，53年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