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5月16日星期二这一天的纳什维尔充斥着令人恼火的细节。行动步骤方面最微不足道的战术选择也会挑起涉及哲学与个人信仰的大问题——学生们在乘坐长途车从纳什维尔前往伯明翰的路上是否应当遵守种族隔离座椅安排，还是应该坚持原则对抗种族隔离？如果选择后者，他们很有可能在成功接替第一批自由乘车者之前就被逼停。每当一个问题看似解决后，总有人会重复之前的疑问或者提出新的恐惧。席根塔勒早已打来了电话警告他们不要往火坑里跳。此外很多学生的父母们刚刚在新闻里看到在新奥尔良走下飞机的詹姆斯.佩克如何被人揍得面目全非，于是也带着哭腔或者怒火打来电话要求自家孩子赶紧回家。学生们之前达成的共识本来就摇摇欲坠，现在他们的情绪更不稳定了。那天晚上，仍有分歧的成年人们同意从静坐运动资金中拿出来九百美元，不过动用这笔钱的名义并不是支持学生们的计划。黛安.纳什决定继续继续向前推进一把，于是她在电话里向夏特沃斯提出了最后通知：“学生们已经决定不能让暴力占上风。我们要到伯明翰去继续自由乘车运动。”

“小姑娘，”夏特沃斯用最具权威的声音回答道，“你知道自由乘车者们差点在那边遇害吗？”

“我知道，”纳什干脆地回答道。她的耐心几乎已经耗尽了。“所以我才说乘车运动决不能就此停步。如果他们当真依靠暴力成功阻止了我们，那么这场行动就完蛋了。去我们是一定要去的，只不过我们还想知道您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去。”

然后纳什回到同学们中间准备做出最后也是最艰难的一项决定：应该选择哪些志愿者参与本次运动。这可是性命攸关的问题。学生们手头的经费购买十张长途车票还略有剩余，于是他们决定让学生主席詹姆斯.贝弗尔选择十个人。贝弗尔首先选择了约翰.刘易斯，一来是让他担任运动领袖，二来是为了维系与上一轮自由乘车运动之间的延续性。贝弗尔还明确表示自已不会指定黛安.纳什，因为她是个焦点人物，对于纳什维尔极其重要。最后贝弗尔又选择了六位黑人男生、两位黑人女生、一位白人男生和一位白人女生——他们都来自贝弗尔所谓的“非暴力常备军”，之前多次经历过非暴力运动的现场考验。贝弗尔本人并不打算参加行动，他的借口是因为自己早已答应要开车赶赴纽约挑选家具，并且帮助一位即将结婚的朋友在婚礼之后布置婚房。纳什和其他许多人历来都很看不起贝弗尔与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牵扯不清的作风，但他们并未因此而质疑贝弗尔做出的其他选择。

接下来纳什将行动细节转告给了夏特沃斯并且用上了现编出来的暗号——好几只“小鸡”，有的带有斑点，有的则是罗德岛红鸡，将要在特定时间被送往伯明翰。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早就告诉过夏特沃斯，伯明翰警方监听了他家的电话。上午十点，纳什维尔的学生们终于解散了。被选中的第二批自由乘车者们与其他人深情告别，有些人写下了遗嘱，有些通知了亲友师长。所有人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打包行李以及尽量补充睡眠。

学生们计划乘坐的灰狗长途车在凌晨发车。贝弗尔选中的白人女生赛琳.麦科勒姆（Selyn McCollum）不慎没能赶上发车，于是她开车冲上31号公路飞驰了五十多英里，终于在田纳西州的普瓦斯基追上了大部队。接下来的一路上再没出什么乱子，只有一点点压低声音的争论，题目是白人男生吉姆.茨威格（Jim Zwerg）与黑人男生保罗.布鲁克斯（Paul Brooks）坐在一起是否违反了大家事先同意的计划。然后伯明翰警方就挥舞旗帜让汽车在纳什维尔以南约两百英里处停了下来。警察们很快以违反阿拉巴马州种族隔离法律为由逮捕了茨威格和布鲁克。接着有些警察表情严肃地留在了车上，其他警察则开着巡逻车护送长途车前往终点站。快到车站时更多警察跳上了长途车。他们守住前门，在所有窗户上贴上报纸，还检查了每位想要下车的乘客的车票。车票上表明途经蒙哥马利与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且始发站与终点站分别是纳什维尔和新奥尔良的乘客被默认为自由乘车者，警方禁止他们下车。坚持认为自己有权下车的人们全都受到了粗暴对待，警察用警棍顶着他们的肚子，把他们抵在座位上。眼看着车厢里一片昏暗，自由乘车者们纷纷遭到隔离，急中生智的赛琳.麦科勒姆决定利用自己的车票做做文章。她在普瓦斯基上了车，因此车票上的始发站并不是纳什维尔。“我和他们不是一起的，”她拿出车票说道。在警察眼皮底下溜下车之后，赛琳急匆匆地穿过聚集成群的暴徒们，给留守在纳什维尔的戴安.纳什打了电话。然后纳什又给伯克.马歇尔所在的司法部办公室打了电话，询问为什么自由乘车者会被强留在车站。

在长途车厢里，自由乘车者们遵守着詹姆斯.劳森传授的原则。他们坚持自己有权离开，反复试图从座位上站起来又被警察按下去。此外他们还试图与警察进行沟通。自由乘车者们逐一询问现场警察是不是二战老兵。如果是的话，那么他们在二战期间究竟是为了什么才走上战场。自由乘车者们还进一步询问警察们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是的话，他们是否相信基督为了所有民族与种族献出了生命。大部分对话内容都是学生们事先反复排练的套话，并不值得记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乘车者们确实逐渐试探出了警察收到的命令：显然警察们可以口头威胁自由乘车者，但是不能对他们造成身体伤害。僵局持续了一个小时后，警方长官确定这九位自由乘车者不可能像两天前那批人一样撤退到机场去，同时允许自由乘车者们离开长途车的新命令也传达了下来。很快自由乘车者们就下了车，看到车场附近已经挤满了嘲笑起哄的人群。头戴蓝色警盔，手拿警棍，造型好像罗马卫兵的警察们排成两列，用身体形成一道隔开自由乘车者与围观人群的走廊。纳什维尔的学生们穿过走廊进入了车站大楼，赛琳.麦科勒姆和弗雷德.夏特沃斯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周一在伯明翰灰狗长途车站刚刚发生过一次的围攻在周三又再度上演。警官们行走在保护与压迫的狭窄边缘，既要保护和平，又要维持种族隔离。看着眼前的场景，警方理直气壮地告诉自由乘车者们，他们这帮毛孩子全靠警方保护才能免受愤怒白人暴徒的伤害。如果他们能够自觉远离白人候车室，不要跟白人们搅在一起，那么警方的工作肯定会轻松许多。面对这套说辞法以及一系列相似的软话，自由乘车者们坚定地表示，根据最高法院对博因顿案的判决，他们决定在这里等着搭乘五点前往蒙哥马利的长途车。

僵局又持续了三个小时，这段时间里人群的一部分敌意转向了警察，因为警察总是不断将他们推后。最后当自由乘车者们终于登上前往蒙哥马利的长途车时，公牛康纳亲自现身并且命令手下逮捕他们。警察们把手铐戴在十名自由乘车者手腕上时，围观人群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康纳的老对手夏特沃斯要求他给出逮捕学生们的理由，于是康纳顺便又逮捕了夏特沃斯，这样一来人群中的欢呼声更大了。康纳通过行动满足了种族隔离主义者，转过身来又告诉记者们自己这是将自由乘车者置于“保护性监禁”之下，以此抚慰注重形象的市政当局。学生们被送往伯明翰监狱的途中高唱着自由歌曲。他们安慰自己，这样的处境总不会比在纳什维尔维持一夜纠察线更难熬。

自由乘车者们走向监狱时，肯尼迪总统正好从加拿大回国。第二天早上，罗伯特.肯尼迪在拜伦.怀特和伯克.马歇尔的陪同下走进了白宫的总统私人区域。总统官方日程事先并未宣布本次来访，事后也没有记录。司法部三人组看到总统还没换下睡衣，面前还摆着早餐。司法部部长跟哥哥随便打了声招呼，就好像要继续进行一场遭到打断的会议一样。“你知道阿拉巴马的形势越来越不好了，”罗伯特开门见山地说道。新一批自由乘车者正在伯明翰监狱闹绝食，要求重新登上长途车。灰狗长途车的高管们对自家公司车辆被烧毁一事非常懊恼，拒绝在没有警方保护的前提下搭载任何自由乘车者。而帕特森州长则拒绝重复自己在周一做出过然后又否认了一半的保证。根据司法部部长的说法，帕特森的措辞始终模棱两可——几乎是在逃避——唯恐落入政治陷阱。如果帕特森通过宣布自由乘车者为州际旅行乘客并对其进行回护，那么阿拉巴马州的选民们很可能会认为他向联邦政府让步服软，牺牲了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法律，沦为了可恨的跨种族挑事团体的怯弱保姆。相反，如果帕特森宣布自己无法或者不愿意保护自由乘车者，那就等于他承认了州管辖权的局限性，为联邦政府接管阿拉巴马州警务大开方便之门。对帕特森来说两条路无疑都意味着政治自杀。

目前的僵局是联邦政府最不能接受的结果。司法部部长没有说明——他也没有必要说明——自己在第一批自由乘车者逃离伯明翰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高调的角色，以至于将整出戏码炒成了全国皆知的大事件。而且记者们依然守在阿拉巴马等着看联邦政府如何化解第二次危机。对于罗伯特来说，眼前的困境令人耻辱地彰显了种族问题具有的神秘非常规力量。十来个面目模糊、默默无闻、甚至半心半意地想要自杀的和平主义者仅仅乘坐了一趟长途车就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不到两周之前他还在演讲当中振奋人心地承诺要坚决践行民权法律——“我们一定会采取行动”——如今现实就将严苛的考验放在了他面前：本届政府的声誉取决于他能否让一辆长途车开出伯明翰车站。

司法部部长表示他们必须亲自来白宫报告事态进展。目前他已经启动了在阿拉巴马州直接进行联邦干预的紧急计划。如果事态进一步恶化，就连总统本人都有可能需要采取公开行动。三位司法部高官一致认为，最激烈也是最糟糕的选择就是“小石城方案”——出动正规军保护自由乘车者们搭乘的长途车。这个选项的弊端可谓一言难尽。与肯尼迪总统尤其相关的弊端在于他曾在竞选期间抨击艾森豪威尔放任1957年小石城校园危机不断发酵，以至于最后必须出动联邦部队。肯尼迪曾承诺通过更有力且更具远见的领导避免此类创伤事件再次发生。现在肯尼迪上台不久，猪湾事件也才刚刚过去，若是在这一点上动摇，人们很可能质疑总统是否具有基本的执政能力，至少南方的愤怒肯定会压在肯尼迪身上。与艾森豪威尔不同的是，肯尼迪政府的微弱执政优势依靠得正是南方选民的坚定支持。

总统政治生涯期间最引人注目也最富有戏剧性的新事实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晦暗前景的严重程度。就在两天前，白宫透露肯尼迪总统将在本月内与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于维也纳见面，以私人身份商讨一系列分裂东西阵营的问题。对于肯尼迪来说，刚刚遭到猪湾事件的打击就要准备参加这样一场关乎国运的对话已经非常糟糕了，眼下的国内形势更是让他陷入了被动：自由世界的核心地区居然成为了种族冲突的场地，身为总统的他居然要指挥军队对抗本国国民，苏联领导人非得将他嘲笑得无地自容不可。显然，选择出动军队会导致多种灾难，因此只能是万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另一个选项是出动国民警卫队，不过同样也强不了多少。目前为止的最佳选择是动员美国法警以及联邦执法机构内部的其他平民来保护自由乘车者们的长途车。

所有这些考量肯尼迪总统几乎全都清楚，用不着别人告诉他。越是需要多方统筹通盘考虑的时候他的脑子转得越快。罗伯特.肯尼迪请拜伦.怀特向总统报告自己为了聚拢民事执法机构力量所做的努力。怀特指出，除了法警之外他还联系了很多机构——包括美国边境巡警与财政部烟酒枪械管理局（即非法酿酒商口中的“缉私队”），甚至就连联邦监狱管理局都同意在紧急情况下出借一批监狱守卫。怀特流利地列举了不同地点可以调动哪些单位的多少人手，以及这些地点与蒙哥马利之间的距离，集结人手预计需要的的时间。此外怀特还说明了从伯明翰到蒙哥马利一路上的人员布署计划。

怀特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临时指挥，简要地向总统说明了自己将如何统一指挥各不相干的部门。怀特报告说，陆军同意出借飞机、卡车、营房和口粮，从而帮助解决严重的后勤运输问题。他还直言不讳地表示，军方之所以如此合作完全是因为用不着派遣自己手下的士兵去镇压国内动乱。怀特最后一本正经地表示，这项任务难度极大，但并非毫无办法。他衷心希望用不着动用军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司法部早已将之前进行的准备告知了帕特森州长，从而加强联邦政府最后通牒的可信度：如果帕特森未能通过州政府的权力保护合法旅行者免受暴徒伤害，别无选择的联邦政府将只能插手进来。

怀特说完后，罗伯特又让伯克.马歇尔概述了法律赋予总统的权力。马歇尔很紧张，因为他之前从未见过总统，但总统的机警神态让他放松了下来。总统就好比一名精干老练的法官，他需要在法官面前讲解一项复杂的法律论断。马歇尔告诉肯尼迪，按照法律要求，无论打算出动军队还是国民警卫队，总统首先都要发表声明宣称公共秩序彻底崩溃。因此上述选择也就等于承认美国陷入了危机，让总统的声誉也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接下来马歇尔高兴地朗读了《美国法典》第十卷第三百三十一、三百三十二以及三百三十三章。根据这些法条的规定，总统只需要向司法部部长签发书面通知，说明公共安全已受到威胁，并命令司法部部长动用所有力量践行联邦法律，就可以动用拜伦.怀特的法警。马歇尔还表示这一通知不必公开，换句话说政府有权在不影响总统声誉的情况下执行怀特的计划。此外司法部的律师们正准备要求素来强硬的阿拉巴马州联邦法官小弗兰克.约翰逊（Frank Johnson, Jr.）出具法庭命令，要求阿拉巴马州的三K党不得干涉自由乘车者和平旅行的权利，并要求阿拉巴马州的警察在自由乘车者们面临公共威胁时提供足够的保护。如果成功获取这道强制令，将会为出动法警增添又一项法律依据。

肯尼迪总统仅仅问了寥寥几个问题，大多都是关于采取行动的时机。出于某些没有说明的原因，他询问马歇尔等到周一再做决定是否可行。马歇尔回答说僵局很可能持续不到周一。自由乘车者们正在遭受非法拘禁，他们没有卷入任何诉讼，律师们正在争取他们的释放。于是总统又拾起了最佳解决之道的问题，他想知道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让帕特森州长承担责任。总统与帕特森私交甚笃，是否已经到了自己需要直接联系帕特森的时候呢？若是如此，究竟应该通过电话、电报还是信件来联系对方呢？最终大家决定给帕特森的蒙哥马利办公室打电话。片刻之后，苦恼的接线员报告称州长据说正在搭乘渔船航行在墨西哥湾某处。就连白宫都联系不上帕特森。如此过分的冷落让肯尼迪兄弟意识到，除了那个他们两人都熟悉的帕特森之外，还存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帕特森。

总统参与自由乘车事件的消息将不会为人所知。司法部部长仅仅会对外宣称自己与司法部的顾问们商讨了如何在阿拉巴马州维护法律与秩序的问题。三位司法部官员将会推进当天早上制订的紧急计划。安排好各项事务后总统就先行离开去换衣服了。伯克.马歇尔离开时回头看了一眼房间，惊讶地注意到早餐盘里面的早餐还一点没动。

这三个人一整天都在司法部处理混乱的局势。他们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支法警队伍，唯一起到辅助作用的材料就是前任司法部长罗杰斯在小石城事件后设计的反暴乱训练课程。律师们带着他们所谓的阿拉巴马州“现场地图”匆忙穿行于走廊之间。他们讨论了武器、战术以及新法警们的着装。他们拒绝了记者们的采访。司法部高级官员们则忙着与美国军需部队的指挥官们来回扯皮。

在伯明翰，喧闹的晚间审讯过后，警方宣布夏特沃斯妨碍公务罪名成立。司法部的电话直到午夜过后依然响个不停，此时公牛康纳突然宣布自己已经奇迹般地解决了危机事态。公牛康纳的手下将步履蹒跚却仍在抗议的自由乘车者们拽出监狱，扔到了没有标记的警车上。康纳亲自向联邦官员保证说他们不会受到伤害，还声称自己将会带着两位记者做见证人。康纳说自己的妥协将会在符合阿拉巴马州法律以及阿拉巴马州选民意见的前提下保护自由乘车者们。他将亲自“陪护”自由乘车者们趁夜色进入田纳西州。他的计划立刻转达到了司法部，继而转达给了席根塔勒。大家都认为虽然这一计划并非常规手段而且不合法，但对噩梦—般的僵局来说已经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华盛顿方面小心地询问康纳如何向公众解释自由乘车者们得到释放的原因，康纳只是一笑了之。“我忍不了他们的歌声了，”他语带讥讽地答道。

护送自由乘车者的警车沿着31号高速公路一路向北，约翰.刘易斯就坐在布尔.康纳的后面。他非常害怕警察的殴打，甚至怀疑下车之后就会遭受提前安排好的私刑，因此他的情绪渐渐变得越发消沉起来。另一位更健谈的自由乘车者凯瑟琳.伯克（Katherine Burke）则与逮捕他们的可怕凶人友好攀谈了起来。她发誓，假如康纳愿意陪同他们一起抵达纳什维尔，她就愿意为康纳做一顿早餐，并且本着基督徒的善意热情款待他。康纳听完之后和善地说道自己肯定会很喜欢凯瑟琳的厨艺。随着旅途的进行，两个人也聊得相当融洽。刘易斯和其他人对于眼前这一幕都非常惊讶。

警车来到田纳西州的边界小镇阿德莫尔，康纳突然命令车队停下。他的手下们将自由乘车者们的行李取出放在路边，他则指着黑暗中延伸到远方的铁轨告诉他们车站就在前面。“你们可以以那里搭上回纳什维尔的火车：”康纳说完就开车回去了。自由乘车者们孤独地在黎明前的寂静中抱作一团，他们所处的位置距离伯明翰有一百多英里，距离纳什维尔则不到一百英里。

自由乘车者们发现他们现在只有七个人。监狱的隔离让他们无法提前得知赛琳.麦科勒姆的父亲已从纽约布法罗搭飞机前来要求对女儿实行个人监管，他们也不知道吉姆.茨威格与保罗.布鲁克早已分别得到了释放。试探性地拥抱庆祝了一下之后，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阿德莫尔或者附近都没有熟人。而且他们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饿得越发难受。此外对于七名恶名昭著的黑人来说，受困在黑暗偏僻之地要比呆在伯明翰监狱的囚牢里更不安全。虽然他们害怕三K党成员会在前方的建筑里面等着，却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过去。事实证明这片建筑并不是火车站，建筑里面也没有人，但他们确实找到了一部付费电话，于是就以对方付费的方式给纳什维尔运动总部拨打了电话。

一夜未眠的黛安.纳什刚刚从电话里听到同学们意外获释的离奇消息，还没来得及思考就向电话另一头通报了一项紧急事件：“另有十一个人已经通过别的交通方式到了伯明翰。”这意味着另有十一名学生被招募进了自由乘车运动，以免上一批十个人因为蹲监狱而难以继续参加运动。“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纳什问道。困在阿德莫尔的自由乘车者们局促不安地表示还会再打电话，因为他和同伴们除了食物和救援外已经没什么别的想法了。

七个人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找个歇脚之处。他们拖着行李箱排成一队，沿着铁轨寻找阿德莫尔城里的黑人住宅。黎明第一道曙光透出来时，他们发现了一座民宅。一名学生试探着前去敲门，出来应门的是一对上了年纪的老夫妻，一看就是轻易不出门的淳朴农民，并不太了解外面的世界。然而当时每一位南方黑人都听说过自由乘车者，现在老两口突然意识到这帮到处闹革命的危险份子居然出现在了自家门口寻求帮助，此情此景简直就像火星人入侵一样可怕。老先生惊叫一声就把屋门死死地关上了。七位自由乘车者站在门前恳求了很久并且多次背诵《圣经》文句，这才获准进屋。不过战战兢兢的夫妻二人终究还是与这帮年轻人热络了起来，因为保护后辈的本能终究战胜了恐惧，为种族争光的骄傲终究战胜了疑虑。实际上冒险精神还促使老先生自告奋勇地走出家门给自由乘车者们买回了食物。为了尽量打消别人的疑心，他特意跑了好几家不同的商店，在每家店里都不多买。他说当地所有白人商人都知道自己和妻子每次最多只会买两打鸡蛋或者两磅腊肠。

在这个简陋的避难所里，约翰.刘易斯再次给黛安.纳什打电话通报了七个人的共同决定。刘易斯表示，一旦安排好交通，七个人就会返回伯明翰。纳什早已找到了一个名为利奥.利拉德（Leo Lillard）的志愿司机，几分钟内就可以出发。等待司机的时候，他们通过非暴力主义原则问答进一步坚定了信念。他们一直在说，逃回纳什维尔就意味着出于恐惧而选择撤退，这样做只能让种族隔离主义者们顺心遂意。因此他们必须回去。利拉德的车出现在约定地点之后七个人全都挤了进去，这一来汽车的前排后排就各自挤了四个人。他们要求利拉德沿着几个小时前公牛康纳带他们过来的路线向南行驶，再度前往伯明翰。七个人全都精疲力尽，甚至有些头晕，但他们身上依旧洋溢着炽烈的乐观精神。他们坚信，如果康纳这样的头号种族主义者都会不经意显现出富有人情味的一面，那么暴徒们的仇恨必然不能得逞。通过车上的收音机，一行人听到阿拉巴马州白人广播员轻松宣布“所谓的自由乘车者们”已经不见踪影，被公牛康纳打包送回了纳什维尔。强烈的兴奋感穿透了他们全身。车里的笑声逐渐地落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张口结舌的沉默，因为眼前的局面简直好得难以置信。突然之间，他们不只是上了新闻，而且还赶在了新闻前头。这一次他们终于在反种族隔离斗争当中取得了先发优势。

在周五早上的华盛顿，伯克.马歇尔正忙着解决病假期间堆积起来的日常工作。他的办公室整理了一份罗伯特.肯尼迪写给马丁.路德.金的信件的草稿，信中感谢金借助通电支持司法部部长的佐治亚大学演讲。“我希望您继续让我了解您的看法，”信上如此说道。罗伯特本人在草稿最后一行草草添加了一句更加个人化的“万分感谢。”

马歇尔的另一项工作是处理写给蒙哥马利市市长厄尔.詹姆斯（Earl James）的信。马歇尔为詹姆斯整理了三次自从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就开始进行的联邦调查的结果，三次调查均涉及蒙哥马利警方悍然进行的非法种族迫害。在其中两起案件当中，警方接到报告称黑人空军军官正在造访白人社区，于是警方闯入好几座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白人雇员的住所，以扰乱治安的罪名一视同仁地逮捕了房间里的所有人。在第三起案件当中，一队警察以妨碍治安为由逮捕了一名伊利诺伊州的白人教授、教授夫人以及十三名随行的白人学生，这些人的罪行不过是在南方进行社会学实地考察时来到阿拉巴马州立大学附近的一家黑人餐厅吃午餐。马歇尔告诉詹姆斯市长，“如果能有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我们也不希望采取任何联邦行动或者将这一问题公开化。”联邦政府想要的是“关于此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的保证，这样既能避免联邦政府在这些事件中采取行动，也能避免您的城市受到不利影响。因此我才给您写了这封非正式信件。”

马歇尔的信件施行了本届政府的私下劝说政策。在种族问题上联邦法律与各州法律针锋相对，司法部部长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南方的各位官员提供更多的自主权。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南方人或许会认为公开捍卫过度的种族隔离比私下里放弃这套做法更令人尴尬。然而马歇尔的信件也难免透露了联邦政府就像南方各州一样看重舒适政治环境的事实。信件当中通情达理的口吻完全取决于政治层面的抵触与矛盾。这一点带给了詹姆斯市长一丝希望，即联邦的威胁可以从反方向来理解：罗伯特与马歇尔很可能宁愿在私下里容忍过度的种族隔离行为也不愿公开攻击它们。

出于战术考虑，黛安.纳什开始对自己派出去的援军只字未提，但是她在南方的盟友们都听说了公牛康纳在阿拉巴马州取得的胜利并且逐渐丧失了信心，这样一来纳什就不能继续隐瞒下去了。她通过电话四处暗示自己为康纳先生准备了一份大惊喜，她的说法很快就传播了开来。利奥.利拉德的车还没开到伯明翰，这则消息就已出现了广播当中。八名学生听到广播指出自由乘车者们——也就是他们自己——不会回到纳什维尔，而是会乘坐私家车回到伯明翰重新战斗。突然之间他们的先发优势就化作了泡影，现在他们正在朝着虎口进发。利拉德的紧张乘客们纷纷伏在车内地板上藏身。恐惧之下他们认为关上所有车窗会更安全，可他们很快就全都被汗水浸透了。利拉德离开了大路，取道乡间小路迂回前往伯明翰。路上遇到的每一辆车在他看来都非常可疑，因此他表示自己会尽量甩掉所有可能跟踪他们的车。

最后学生们在夏特沃斯家里高兴地与先他们一步到达的增援者聚在了一起。增援者中有一位来自斯佩尔曼学院的鲁比.桃瑞丝.史密斯（Ruby Doris Smith），她是当年响应罗克希尔入狱行动的四名非学委学生之一，在学生当中非常有名。看到鲁比，大家感觉到这次行动的意义更加宏大了。既然他们身在伯明翰，前方任何痛苦都将达成自由乘车运动的目标。他们不再感到怯懦，而是兴奋地渴望着重返长途车站。大家围坐在夏特沃斯的桌边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堆三明治，之后在一片祷告声与临行指示声中走向市中心，准备搭乘五点钟开往蒙哥马利的灰狗长途车。

记者们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看到了约翰.刘易斯的脸以及其他几张熟悉的面孔，这才意识到之前所有疯狂的小道消息都是真的。在公牛康纳的压制下顺从多年的黑人们不仅蔑视了他，还在最灼人的公共视线之下比他略胜了一筹。这一幕实在充满了戏剧性——自从母亲节殴打事件以来，这已经是自由乘车者们第三次试图从这座车站出发了。自由乘车者们坚忍地穿过极度愤怒的人群，走向等在上车区的长途车，然而灰狗长途车公司很快就因为没有司机愿意开车而取消了这趟车。自由乘车者们一起回到车站，声称无论要等多久他们都会在这里等着搭乘前往蒙哥马利的长途车。看到他们再次受挫，人群中爆发了一轮欢呼声。伯明翰的官员们切断了车站的公共电话线，关闭了零食摊点，让这场等待越发艰难。警察也再次逮捕了夏特沃斯，公牛康纳声称这次夏特沃斯的罪名是“与未知人士密谋”组织暴徒们聚集在母亲节当天的伯明翰。

随着警察们带走夏特沃斯，防暴警察意识到了一项棘手的事实：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许爆发暴力冲突，但是要想执行命令就必须针对围拢在现场的白人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而且这些人的数量正在越聚越多，已经达到了三千余人。起初警察们只会口头斥责那些径直走向自由乘车者进行挑衅或者故意将饮品倒在自由乘车者大腿上的白人们，但警犬最终还是将这些白人赶出了车站大楼。自由乘车者们高唱着《我们终将胜利》，约翰.刘易斯和其他人开始现场布道。有一个宗教信仰比较虔诚的学生还情不自禁地注意到，同学当中有几个怀疑主义者此前对待祈祷的态度有些敷衍了事，如今身陷重围的恐惧显然激发了他们的崇敬心态，这一点令他感到很满意。随着夜色降临偶尔还会有旁观者越过警察头顶把石头扔进车站大楼的窗户里。

这场危机让华盛顿上上下下再次活跃起来。那些被告知可以放松一下神经的人们纷纷接到了重新提高警惕的通知。罗伯特.肯尼迪无法让阿拉巴马州州长走下“渔船”，于是就让肯尼迪总统亲自打了电话。这次帕特森没有抛出钓鱼的借口，而是直接拒绝接听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电话。总统吃了闭门羹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记者们耳中，《纽约时报》及其他报纸的头版标题几乎都是“总统无法找到州长”。愤怒的罗伯特.肯尼迪告诉帕特森的助理，总统将公开发布最后通牒：除非州长现身讨论保护自由乘车者们的问题，否则联邦政府就将强行介入。这番狠话终于把帕特森逼了出来。他与司法部部长进行了一段漫长且充满恶意的对话。对于帕特森提出的每一条政治反对意见，罗伯特都拿出了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如果州长不敢宣布阿拉巴马州将会保护自由乘车者们，他可以宣布说自己要保护“公路”。这项轻率的建议反而激怒了帕特森，他认为司法部部长根本不关心阿拉巴马州州长的政治生涯需要面对哪些现实，只会用口惠实不至的尊重来敷衍他。然后帕特森就开始了长篇大论的讲话，再三重申自己曾发誓要保留种族隔离。“你这是想给我做政治演讲啊，约翰，”罗伯特打断了他。“你不用通过电话给我发表政治演讲。”帕特森担心自己被卷入了一场交易，而这场交易的意义将会遭到扭曲，让人以为他打算放弃种族隔离。他宣布自己只愿意与总统的个人代表面对面讨论这一问题

约翰.席根塔勒很快就冲上了从伯明翰前往蒙哥马利的公路，兜里还有一封白宫的电报。在踏上表达善意之旅的第五天，他不得不执行更高等级的任务，也就是担任总统的特使。他直接来到阿拉巴马州首府，在他人的陪同下走进州长办公室。迎接他的的不只是帕特森，还有全体阿拉巴马州内阁成员警惕的面孔，这些人正围坐在长桌前准备开始特别晚间会议。

“很高兴见到你。你是个南方人。”帕特森听出了席根塔勒的田纳西口音。真诚的欢迎过后，帕特森开始了愤怒的讲话，而席根塔勒认为他的话不过代表了聚集在此处的阿拉巴马政客们的利益。“除了我之外这个国家根本没人有骨气对抗那帮该死的黑鬼，”帕特森毫不在乎地甩出了“黑鬼“这个词。“我告诉你们，那边的桌子抽屉里装满了赞扬我采取措施的信件。我正在与这个国家的歪风邪气做斗争……我正与马丁.路德.金还有那些惹是生非的家伙们做斗争。我要说的是，凭我所采取的立场，我相信今天在这个国家我比约翰.肯尼迪更受欢迎。”接下来帕特森又说了一大套更漂亮的场面话并且在如何才能最妥当地将自由乘车者弄出阿拉巴马这个问题上与席根塔勒讲了半天条件，最后他邀请席根塔勒用自己的私人电话在一群阿拉巴马州人的见证下向罗伯特.肯尼迪汇报见面结果。

“他是这样跟我说的，”席根塔勒看着笔记向罗伯特报告。“‘阿拉巴马州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人民以及自己的装备，足以保护州内所有人，无论那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还是在其他地方。’他说他‘不需要也不想要联邦政府的帮助。’”

“他真这么想的？”肯尼迪问席根塔勒。

“我认为是，”席根塔勒回答说。接着席根塔勒又问帕特森，“州长，他想知道您是不是认真的。”

“我是以州长的名义说的这番话，”帕特森回答，接着他又大声重复了一遍自己的声明，就算话筒依然拿在席根塔勒手里，电话那边的罗伯特还是听得一清二楚。进一步转达了关于保证的相关细节后，席根塔勒很快就用州长的电话联系了灰狗长途车公司的主席。主席也和罗伯特一样因为保护自由乘车者的事而急得焦头烂额。帕特森州长不吝其词地表示自己对于灰狗长途车上周日在安尼斯顿遭受的烧车损失感到非常遗憾。最后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时，席根塔勒对阿拉巴马公共安全部部长弗洛伊德.曼恩（Floyd Mann）产生了相当的亲近感。曼恩的行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例如州长坚持认为曼恩的高速公路巡警在保护黑人的时候不能太高调，而且城市警察也一直在满怀猜忌地捍卫着自己的执法特权。但他给席根塔勒留下了富有同情心且办事专业的印象，此外曼恩还决定要保护自由乘车者们免受公路上的伏击。

联邦政府官员和州长一直争论到深夜。帕特森州长不情愿地做出了让步。甚至直到此刻他依然想要玩点花招阻止自由乘车者。帕特森州长手下的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麦克唐纳.加利恩（MacDonald Gallion）从蒙哥马利的沃尔特.B.琼斯法官手里得到了一张禁止令，禁止“进入或者在阿拉巴马州范围内旅行期间参与所谓的‘自由乘车运动’以及其他刻意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或做法。”虽然法默仍在华盛顿，而且平等大会的成员自从星期一就再没有参与过自由乘车运动，但这张禁止令依然正式签发给了詹姆斯.法默与平等大会。从阿拉巴马州的角度来看，有了这张禁止令，暂时就能以蔑视法庭的罪名来逮捕自由乘车者了。更妙的是，就像五年前针对协进会签发的禁止令一样，如今这份禁制令也能将整个争端扔进法庭系统的迷宫当中，为州政府争取大量时间。阿拉巴马州的律师们赶紧完善了禁止令的相关修订，使之适用于自由乘车者。

第二天早上六点五分，禁止令还没送达伯明翰，记者与十九名睡眼惺忪的自由乘车者（十四名增援者中有两人熬不住漫漫长夜退出了）正聚集在一辆标着“圣彼得堡快车”的双层长途车前面的上车区，这时有一位名叫乔.卡维尔诺的灰狗长途司机站出来向他们发表了讲话。“我本应该驾驶经由蒙哥马利前往阿拉巴马州的多森，”卡维尔诺紧张地说，“但我知道有一支车队堵在了前方的路上。我只有一条命，而且并不想将这条命献给种族平等大会或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我就说这么多。”说完他就穿过车站的司机专用通道消失不见了。人们一直在纷纷谈论自由乘车运动的高层安排，而这段充满恐惧的雄辩谴责无疑将听众们打了个猝不及防。并没有其他司机前来顶替他。一动不动的长途车散发着困惑的气息，布尔.康纳的手下也和其他人一样不知所措。这时自由乘车者当中唯一的白人男性吉姆.茨威格独唱起来：“噢，上帝，看准目标吧。’

在华盛顿，刚刚发生的混乱毁了罗伯特.肯尼迪的周六清晨。他给灰狗长途车的伯明翰负责人打了电话，要求他做出解释。“司机们拒绝开车。”恼怒的乔治.克鲁特（George Cruit）说道。

“你会开车吗？”罗伯特异常平静地问道。

“不会。”

“好的，可是你们这个破公司总还有几个会开车的人，对吧？”罗伯特说。“我认为你应该——或者说你最好联系一下灰狗先生或者随便哪个说了算的人，最好赶紧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这批乘客不能继续上路旅行，我本人——也就是政府——将会非常失望。”

阿拉巴马州装在电话线上的窃听器截获了这段对话，其中最后一句话很快就出现在南方各大报纸上，成为了罗伯特.肯尼迪暗中帮助黑人的证据。越来越多相信阴谋论的南方人认为罗伯特才是自由乘车运动的幕后主使。司法部部长任职期间的任何发言或行动都不如这次通话更能破坏他在南方的政治地位，从此以后“鲍比”就成为了他在南方的诨号*。罗伯特这番话的最直接影响就是致使相关各方的言论全都变得更加直白激进起来。公牛康纳出现在车站加入了私下谈判。最后，阴着脸的卡维尔诺、当地长途车司机工会主席以及灰狗长途车调度主管毫无预兆地一起走了出来。警察们让受到惊吓的自由乘车者们跟在这个人后面上了车，记者们则坐到自己的车里跟着，圣彼得堡快车在警笛呼号的警车陪同下冲出了伯明翰。高速公路巡警在城市边界接到了他们。这支车队——身后跟着联邦调查局调查员、阿拉巴马州便衣警探、高速巡逻飞机以及记者——以大约九十英里的时速朝蒙哥马利驶去。

自母亲节殴打事件过后一直停滞不前的自由乘车运动于5月20日早上八点半重新恢复。其间约翰.刘易斯与其他来自纳什维尔的学生们在过山车一般的喜悦、恐惧、兴奋与无聊当中度过了六天六夜，基本上没有睡觉。好几个学生都选择了用打盹来庆祝这个胜利时刻。终于松了一口气的司法部部长走到户外，在弗吉尼亚的乡间策马奔腾了很久。

“我始终没能从这次打击当中恢复过来，” 1964年罗伯特.肯尼迪在口述历史时说道。日后一想到当时的焦灼局势居然会致使他忙中出错地要求与“灰狗先生”说话，他就难免忍俊不禁。

联邦调查局蒙哥马利办公室的特工主管向总部报告说，警务专员苏利文承诺要在自由乘车者们到达首府时给予保护，而他本人对于这项保证一个字都不信，这份报告最终传到了司法部马歇尔的手中。于是华盛顿方面下达了命令，要求特工主管去提醒苏利文不要忘记州长的承诺。于是特工主管告诉苏利文，长途车已经离开了伯明翰。弗洛伊德.曼恩也不相信蒙哥马利警方，他给苏利文打了电话，再三确定通知已经送达。曼恩告诉沙利文说自己刚刚接到高速巡逻飞机的报告称长途车离蒙哥马利已不到十四英里了，不得在城市范围内行动的高速巡逻队即特离开。苏利文回答说长途车站那边已经部署了大量蒙哥马利的警察。当时来看苏利文说得没错，然而这些警察们很快就散去了。

在蒙哥马利的另一处，席根塔勒刚刚和约翰.多尔一起吃过早餐早餐，此前两人一直在附近的塞尔玛共同致力于推进选举权的工作。席根塔勒很想向多尔这位经验丰富的顾问征求意见，但也知道自己要避免与多尔公开接触。多尔的案件已经让他成为了阿拉巴马州支持种族隔离的各位官员的敌人，伯克.马歇尔只好命令多尔不要参与自由乘车运动危机。因此两位同样任职于司法部的同事直到席根塔勒拜访帕特森的前夜才非常审慎小心地恢复了私人联系。他们决定在自由乘车者们到来之前分别。多尔想继续处理塞尔玛的案件。于是席根塔勒就穿着从多尔处借来的运动服将自己的同事带到了市中心的联邦大楼，这个地点正好可以俯瞰灰狗车站。之后席根塔勒就独自开车在各个街区穿行，到处寻找停车位。席根塔勒根据正常的长途车班次错误地估计了到达时间，以为圣彼得堡快车还有半个小时才会到。实际上这辆开得飞快的长途车已经到站了，只是席根塔勒没有看到而已。不过他确实看到一名骑着摩托车的警察快速撤离了附近区域。

约翰.刘易斯被选为团队发言人。长途车停靠后他首先下车站在月台上，随行记者围成半圆形正对着他。其他记者也蜂拥来到刘易斯面前，自由乘车者们则站在他身后。刘易斯观察了一下车站区域，他很熟悉这里，之前他曾多次搭车从这个车站回到附近的特洛伊，也就是小时候他曾经在鸡舍里布道的家乡。可是现在所有的站台、街道和停车场全都人迹不见。除了几个在远处停车观望的出租车司机之外，他只能看到车站入口阴影处藏着十几个白人。刘易斯突然产生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情况有点不对劲，”他对一个同伴小声说。

面对一排摄像机、麦克风和记事本，正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刘易斯说到一半就忽然陷入了沉默，因为他被记者们身后包抄过来的人们吓坏了。亚特兰大《时代生活》总编诺曼.里特尔（Norman Ritter）看到刘易斯的脸色有些不对，他刚一回头就看到了那十几个站在门口的白人。他张开双臂想将这些人挡在采访区域外面，但是这些挥舞着棒球棍、酒瓶和铅管的人们将他推搡到了一边。其中一个暴徒扇了NBC的莫伊.李维（Moe Levy）一巴掌，也正是这第一巴掌引发了一系列针对摄像机和其他设备的打砸。

“大家站到一起来！”刘易斯对众人喊道。自由乘车者们在封闭的上车区步步后退，一直退到了拥壁护栏旁边。他们无助地站着，眼睁睁地看着白人暴徒涌过来。刘易斯团队中的有些人翻越护栏跳到了拥壁底部，有的人被推了下去，还有一些人直接被扔了下去，摔在下方邮局停车场的车顶上。很多人都把行李落在了身后，暴徒们很快就抱起这些箱子冲着拥壁下面的人们砸了下去。在月台上反对暴力或者想要拍摄攻击图片的记者们也遭到了同一批暴徒的袭击。愤怒的白人们抢过《生活》摄影师唐.乌尔布洛克（Don Urbrock）的相机反复砸他的脸。他们还用棍子把诺曼.里特尔打倒在地，殴打了一名伯明翰当地的电视记者。逃跑的记者也难免遭到追击。

拥壁下方的自由乘车者们同样意识到早就蹲守在各个观察点的白人暴徒正在从四面八方步步逼近，有些人不紧不慢，有些人大步向前，一个穿着黄裙子的女人不断怂恿他们，口中高喊着：“抓住那些黑鬼！”竭力压制着恐慌心态的自由乘车者们在附近找到了两辆黑人驾驶的出租车，想要先把七位女性安全送走。五位黑人中的四位赶紧跳上第一辆计程车的后座，这辆车的副驾位置已经坐上了一个小男孩。“不行，我只能带四个人！”司机看到自己吸引了走过来的白人的注意，不禁大声喊道。没时间争论了，自由乘车者们把第五位黑人女性硬塞进了前排。“不行，她们两个我真没办法带走！”司机看着两个白人学生苏珊.韦尔伯（Susan Wilbur）与苏.哈曼恩（Sue Harmann）说道。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司机一脚油门疾驰而去，这两位白人女生则被塞进了另外一辆计程车里。司机还没来得及表示搭载白人违法，暴徒们就将他扯出驾驶室并且拔下了车钥匙，不让汽车离开，接着他们又把两名白人女生从后座上拽了下来。其他人则追赶着自由乘车者中的男性——其中有一些正试图按照约翰.路易斯喊出的指示绕道哥伦比亚大街爬上山路，躲进拉尔夫.D.阿博纳西的教堂避难，可惜这样做只是徒劳。

第一辆出租车里充满了尖叫和喊声。停车场一共有两个出口，司机发现大量愤怒白人正在从一个出口不断涌进来，他在车厢里七嘴八舌的吵闹声中迅速掉头，却发现另一个出口早就堵上了好几辆汽车。这下司机终于撑不住了，他告诉自由乘车者们自己准备弃车逃命。几位乘客极力想让司机平静下来，其他人则害怕地看着身后的上车区。他们与几名站在附近的阿拉巴马州记者都看到十几个人围住了从威斯康星来到纳什维尔菲斯科的白人交换生吉姆.茨威格。其中一名暴徒夺过茨威格的手提箱摔在茨威格脸上，另外几个人把他推倒在地，趁他毫无还手之力的时候有个人跪在地上用膝盖夹住他的头，让别人轮流殴打他。暴徒们打掉了茨威格的牙齿，把他打得满脸是血，胸口也是血迹斑斑。现场有几个成年人还让自己的孩子骑在肩上，居高临下地观看暴行。有个小女孩问那些人在做什么，她的父亲回答说：“这个吗，他们忙着干正事呢。”坐在附近出租车里的几个自由乘车者全都吓得魂飞魄散，只得扭过头去。

在联邦大楼里面，多尔一直在透过窗户观察下面的局势，他那为人所熟知的沉郁气质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他在电话里声情并茂地向伯克.马歇尔描述了突如其来的灾难。“天啊，到处都是拳头，到处都在打人！”多尔大喊道，“一个满脸是血的人带领一群人正在打他们。根本没有警察。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根本没有警察。人们都在喊着：‘黑鬼在那边！抓住他们，抓住他们！’真是糟糕透了。”罗伯特.肯尼迪的一位秘书通过电话分机记下了多尔的话。仍在听多尔讲话的马歇尔让人叫来了司法部部长。长途车车门在蒙哥马利打开后不到五分钟，华盛顿官员们就得知了事态的最新进展：棍子和拳头显然已经捣毁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艰难达成的约定。

在地面上，席根塔勒开着车慢慢穿过旁观人群到达了事发现场。他首先看到的就是远处被扔得到处都是并且被砸得四敞大开的手提箱。当时他并不知道那是自由乘车者们的手提箱，只能感觉到暴乱正在蔓延。他继续向前，看到了上车区，那里足有几百人，正在朝着各个方向奔跑，有的人跑向暴力的发生地，有的人则奋力想跑出来。此情此景简直就像是近距离观察蚂蚁打架。他看到一个穿戴整齐的黑人在追捕者面前狂奔，之后他又看到一群人正朝着一个年轻的白人女性包围过来。这一幕恰好发生在他自己的汽车旁边，那个白人女性就是苏珊.韦尔伯。她在被拽出出租车后座后极力想逃走。白人女性拿着笔记本从她身后抽她，一名少年则像职业拳击手一样在她面前跳来跳去，冷不防就是一拳。

席根塔勒决定试着救她。他把车开到路边，然后就冲了出去。就在此刻一名白人女子抡起一个看着就很重的手提包，一下子就把苏珊抽了个趔趄，倚靠在了席根塔勒车头右前方的保险杠上。席根塔勒刚刚来到车头扶起苏珊，尖叫着的白人们就愤怒地把他们紧紧围住，两人根本没办法走到汽车后门处。于是席根塔勒一只手抓住韦尔伯的肩膀，另一只手打开右前门，口中大喊道：“赶紧坐到车里！”接着就躲进了驾驶位。突然他看到了另一个白人学生苏.哈曼恩也钻进了后座，之前席根塔勒从未见过哈曼恩。

韦尔伯并没有上车。她一边挨打一边大喊：“先生，这不关你的事！赶紧离开！你会没命的！”

席根塔勒再次跳出车外，丝毫不顾有人已经爬到了他的车顶上。“赶紧上车！”他朝着韦尔伯尖叫道。

韦尔伯不知道席根塔勒是谁，在打斗期间她一直表示自己要坚持非暴力的原则，不想让任何人受伤。正在此刻，两个男人插进了席根塔勒与车门之间，其中一个吼道：“你是哪根葱？”席根塔勒疯狂地命令他们退后，高呼自己是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这时另一个人抡起棍子砸在了席根塔勒头上。接着其他人一拥而上想要袭击苏.哈曼恩，于是已经昏过去的席根塔勒就被踢到了车底下。

席根塔勒并不是唯一一个躺倒在地的人。随着狼奔豕突狂呼乱叫的暴徒们接连袭击得手，茨威格脸朝下栽倒在一块刚刚铺设还在冒热气的人行道柏油路面上；约翰.刘易斯倒在墙边，被一口装可口可乐的木箱打得不省人事；刘易斯在神学院的同学威廉姆.巴比（William Barbee）则倒在他身边不远处，后来又被踢到了人行道上。正当一群暴徒围着巴比拳打脚踢时，阿拉巴马公共安全部部长弗洛伊德.曼恩突然出现在人群中。“退后！”曼恩举起上了膛的手枪高声喊道，“我们要维护法律与秩序！”他赶走了巴比周围的袭击者，又赶走了围攻电视台摄像人员的暴徒。曼恩是州政府官员，在城市范围内没有管辖权。此刻他只能孤身行动，既无后援也没有执法权威。

第一波暴力事件过后大约十分钟．苏利文专员才带着警察们赶到现场。当时自由乘车者们不是被打倒在地就是已经逃走了，但仍有数以百计的人聚拢过来，有些人神情呆滞，也有些人正在跃跃欲试地寻找新的目标。苏利文身后是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加利恩，加利恩的助手以及一名副警长。有人告诉他们倒地不起的约翰.刘易斯是自由乘车者，于是苏利文等人就站在刘易斯身边宣读了琼斯法官的禁止令。

刘易斯挣扎着站起来找到了巴比和茨威格。安全起见，他们三个一起跟在拿着禁止令的警察们身边。根据禁止令，他们三个才应该对这场暴乱负责。三位自由乘车者血流不止，尤其是茨威格实在令人不忍直视，于是刘易斯和几位记者恳请警察把茨威格先送到医院再说。警察则一直表示茨威格随时都可以走。刘易斯和巴比小心翼翼地把茨威格放在一辆白色出租车的后座上，司机显然已经逃跑了。茨威格坐着一动不动，根本无法思考。这时副警长向他宣读了琼斯法官的禁止令。片刻之后，一位黑人出租车司机自告奋勇带刘易斯和巴比去了医院，但种族隔离的法令迫使茨威格不得不留在暴乱现场。苏利文告诉不断询问情况的记者，所有为白人准备的救护车由于故障已经全部无法使用了。一位记者鼓起勇气走近茨威格所在的出租车，试图向他解释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他还没能离开。“你无法带我离开，”茨威格神情茫然地说，“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来的。”

大约二十分钟后，一位警督找到了半个身子藏在车底的席根塔勒，此时席根塔勒才刚刚清醒过来。“老兄，你好像遇上麻烦了。”警督说。

“没错，我是遇上麻烦了，”席根塔勒说，刚刚恢复意识他就感到全身上下无处不疼。“出什么事了？”

“刚才发生了一场暴乱。”

“你不觉得最好应该给肯尼迪先生打电话吗？”

“哪个肯尼迪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司法部部长。”

警督皱了皱眉头。“你到底是谁？”他问。

“我是司法部部长的行政助理，”席根塔勒呻吟着答道。他的语气让警督相信自己当真碰上了一位上面来的大人物。警督赶紧跑去寻求帮助并且立刻引来了大批记者。席根塔勒又昏了过去，再次醒来时他正躺在医院的X光室里，身边的一位医生正在跟华盛顿的拜伦.怀特打电话。

这时警察终于允许茨威格搭乘黑人救护车赶赴了一家天主教医院，医院也同意接治他。暴乱现场聚集的人群数量已达到上千人，时不时还会出现小范围暴力事件。五六个白人围攻了离长途车站半个街区的两名黑人少年，在其中一人身上点燃了煤油，又踢断了另一个人的腿。其他参与暴乱的人把自由乘车者手提箱里的物品堆在一起点了篝火。警察终于开始逮捕闹事者，最后有七个人因为扰乱治安被捕，两个人因为疑似醉酒被捕。在此期间苏利文一直坐在汽车后座躲避着媒体关于警方准备以及暴乱原因的质问。“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只看见了三个人倒在路上，两个黑鬼和一个白人。”

苏珊.韦尔伯与苏.哈曼恩在逃跑的路上还不停地被人殴打，最后她们跑进了一所教堂报了警，警察让她们登上了开往纳什维尔的列车。“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让我们走，”韦尔伯对记者们说，“也许因为我们是女孩吧。”同时挤在同一辆计程车中的五位自由乘车者闯进蒙哥马利一户黑人家中，给伯明翰的夏特沃斯打了电话。其他自由乘车者都在城市各个角落找到了藏身之处并且给黛安.纳什打电话汇报了各自的位置和情况。在纳什的遥控指挥下，四面散落的自由乘车者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S.S.西伊牧师的家中。西伊是《纽约时报》诽谤案被告之一，而且早在五年前公交抵制运动达到顶点时他就有过挺身而出将所有黑人同工保释出狱的勇敢表现。

现在西伊欣然见证了自由乘车运动重获新生的时刻。每个踏进他家门的新人都被他视作幸存者并且予以热情欢迎——每一位自由乘车者都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料，而且全都详细说明了自己在车站最后一次见到其他人是在什么时候。每次有人进门大家的精神就会为之振奋，而且纳什也在不间断地通知他们今天的行动如何震动了外部世界。纳什还说夏特沃斯与阿博纳西正在赶过去帮忙，她自己很快就会亲自前往蒙哥马利，准备回俄亥俄州探望生病母亲的吉姆.劳森也会前来，甚至就连马丁.路德.金本人都很有可能来到现场。肯尼迪总统的个人代表也在车站遭到了袭击，肯尼迪兄弟可能会派出军队来维持局面。《纽约时报》等媒体肯定不会继续满足于电波传来的消息，而是会派出自己的现场通讯员。为了冲出伯明翰，自由乘车者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现在他们的运动已经取得了不可阻挡的势头。刚出院的约翰.路易斯也来到了西伊家，头上仍缠着纱布的他受到了与伤情以及决心相称的热烈欢迎。他宣布，就连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两名学生也已经准备好继续参与自由行了。在圣裘德医院，威廉姆.巴比向病床边的记者们宣布了他们的决定，很快这条消息就传播了出去。“等到伤情恢复之后，我们将会从头再来。”在楼上一层的白人病房，吉姆.茨威格刚刚从脑震荡中恢复过来就向记者们宣誓：“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我们都将继续我们的旅程。如果非死不可的话，我们就去死好了。”这段誓言与六天前吉姆.佩克在伯明翰某手术室里向记者们表达的言论几乎一字不差。

司法部长的行踪难以捉摸。据说他在骑马休闲之后又去参加了一场联邦调查局职工举行的棒球赛。周六晚上他穿着衬衫戴着棒球帽步入自己的办公室，与拜伦.怀特、伯克.马歇尔及另外十位司法官员召开了一场紧急秘密会议。蒙哥马利暴乱致使罗伯特.肯尼迪感觉自己遭受了背叛，发生在席根塔勒身上的暴力袭击尤其令他忍无可忍。他致电帕特森州长要求对方好好解释一下当天早晨蒙哥马利长途车站为什么缺乏警方保护。帕特森的助手则搪塞声称州长目前联系不上。这番托词气得罗伯特火冒三丈，以至于他觉得是时候派出法警了。他首先将情况通报给了正在弗吉尼亚州米德伯格镇渡过周末的总统，然后又分派律师起动了已经筹备整整一周的临时军队。接下来他打电话探望了躺在蒙哥马利市医院病房里的席根塔勒。“你还好吗？”他问道。

“头快要疼死了。”席根塔勒答道。

“我们这就把法警派过去。”

“听你这么说真遗憾，”席根塔勒说。他知道派出法警必然意味着自找麻烦。结束通话前他讲了一个冷笑话，建议自己的上司绝对不要竞选阿拉巴马州的州长。

席根塔勒的伤势并不至于危及生命，但是依然相当严重。照理说只有在极为紧急的状况下司法部长才会要求他当天下午就返回工作岗位，但是罗伯特仅仅等了一两个小时就下达了命令。另一方面，派出法警的举动正在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在阿拉巴马州，帕特森公开发表声明声称该州已经恢复了秩序，因此罗伯特在骚乱过后自作主张派遣法警的决定无异于政治侮辱，将会怂恿自由乘车者们继续他们的惹事之旅，甚至在联邦政府的偏袒庇护之下采取变本加厉的行动。罗伯特意识到派遣法警部队阻止蒙哥马利市的第一次暴动已经为时已晚，但是如果再次发生暴动，那么法警与司法部肯定会沦为替罪羊。这时又有消息称马丁.路德.金正打算即刻赶赴蒙哥马利市鼓励自由乘车者，对于罗伯特来说这个消息无疑于雪上加霜。司法部长知道金的名字就如同联邦政府的干预一样，对于各界记者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还会增加自由乘车者遭受新一轮白人暴徒袭击的危险。更糟的是，罗伯特的律师告诉他，由于美国联邦法警正在准备执行保护州际旅客的任务，而金本人也会成为一位州际旅客，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让法警也为金提供保护。总之金会在联邦政府的武装警卫保护下来到阿拉巴马州支持自由乘车者，罗伯特不用想都知道帕特森州长会做何反应。他与马歇尔都试着通过电话说服金不要去阿拉巴马，不过他们的努力并没能成功。于是罗伯特不得不转而采取平时不屑于采用的小手段；让席根塔勒出面做金的工作，希望前者的伤口能够软化后者的决心。

“我在想，如果你去和金谈谈，你觉得会起作用吗？”罗伯特有些尴尬地询问道。他很清楚自己正在要求席根塔勒利用金的同情心来做文章，说服金选择一条能得到帕特森赞同的路线，而不是自由乘车运动参加者希望他采取的路线。席根塔勒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拨打这通电话，但是电话还没打通罗伯特就放弃了这项计划。弗洛伊德.曼恩稍后来到病房里探望他，同情心与无能为力的挫败感致使他在伤员面前痛哭了出来。

当晚在华盛顿，詹姆斯.法默命纽约全体员工开始募集一支由平等大会成员组成的应急小组赶赴阿拉巴马州参加自由乘车运动。这场运动为平等大会提供了一战成名获得全国认可的首次契机，因此法默绝不能听任纳什维尔的学生团体彻底把持这场运动的全部主导权。接下来到了半夜时分，约翰.多尔开车行驶至蒙哥马利市以北五十英里处，搭乘一艘小船不紧不慢地来到了小弗兰克.约翰逊法官的湖滨别墅，向法官呈上了一捆书面证词。司法部希望能针对阿拉巴马州三K党团体申请临时限制令，多尔带来的证词全都是对于这项请愿的支持。约翰逊拒绝了多尔将伯明翰市也纳入限制令范围的请求——尽管多尔关于三K党的暴乱阴谋的最佳证据就来自伯明翰市——但他同意签署在蒙哥马利市生效的限制法令。这一步对于阿拉巴马州的法官来说既大胆又危险。约翰逊随后接受了多尔的提议，由美国联邦法警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第二天，也就是3月21日星期日大约中午时分，金抵达了蒙哥马利。一周多一点之前他刚刚警告过自由乘车发起人，对方的运动绝不可能在阿拉巴马州取得成功。美国联邦法警——根据州警估计有五十人——在机场迎接了金并把他护送到阿博纳西家附近。七年多以前这里曾是金来到蒙哥马利之后落脚休息的第一站，当时他还在这里与弗农.约翰斯畅谈了一番。他在屋里忙着筹划当晚的弥撒大会，屋外的法警则始终拒绝向记者或州警透露在此执勤的原因。当然就算他们不说所有人也都知道他们正在保护金。对于帕特森州长而言，这番行径无疑表明司法部长是个鬼鬼祟祟、胆怯懦弱、只会背后插刀的小人。此外帕特森还意识到了突然降临在自己面前的政治机遇。对抗自由乘车者对于帕特森来说可谓费力不讨好，因为自由乘车者的社会地位远比他更低而且大部分成员都是黑人。每当这些人与阿拉巴马州白人当局发生对抗冲突，他们的名望都会相应提升，而白人当局则会越发脸面无光。这一回既然联邦政府要与州政府作对，帕特森终于可以把自己也塑造成遭受欺压的弱势受害者了。他召唤拜伦.怀特来到州议会大厦，进行了一次相当于公开宣战的约见。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法警，”帕特森当着阿拉巴马州内阁和一大群记者的面对怀特说道。“我们既不需要他们过来，也没有请求他们过来。可是联邦政府还是把他们派来平定骚乱，尽管这些人原本正是造成骚乱的祸根之一。”

怀特以冷静的辩解回应了州长的怒火。他表示自己与州长都肩负着维护公共秩序的使命。“今天早上一切看起来确实都非常平静，不过昨天的暴力事件已经表明了骚乱的爆发可以多么迅猛。”

帕特森毫不客气地告诉怀特，自由乘车运动背后有美共势力的策划。接着他话里带刺地质问怀特，既然联邦法警忠于法律与秩序，那他们是否会协助州警执行琼斯法官的法令，以违反禁止令的罪名逮捕自由乘车者呢？（“这我可不敢保证，”怀特答道。“我还没看过禁止令的内容呢。”）帕特森不依不饶地抓住了这一点。“关于昨天参与闹事的自由乘车者，你能提供你知道的所有信息吗？”

“不能。”怀特回答。

“你知道一部分自由乘车者在哪儿，对吧？”

“是的，”怀特答道，“在医院里。”

“那你知道其他人在哪儿吗？”

“不，我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了他们其中一些人的下落，你会通知我们吗？”

“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这那些人在哪儿。”怀特闪烁其词地回答道。

帕特森警告怀特，阿拉巴马州政府认为美国联邦法警是一群在州内毫无特权的“闯入者”。“尤其要注意，”他一本正经地补充道，“你们的人不能侵犯本州任何一项法律、权利或职能，否则我们就会像逮捕其他人一样逮捕他们。”说完这句话，州长结束了令人不快四十五分钟的会面，将怀特打发走了。

这些谈话内容以及金和他的支持者们将于当天晚上在阿博纳西的教堂内会面的消息很快就通过无线电波传送了出去。自由乘车者早就藏在了那间教堂的地下图书室里，指望警方不敢在那里逮捕他们。历来狡猾的帕特森州长收到了一则监听报告，报告称拜伦.怀特在结束对峙后立即给华盛顿打电话建议将法警撤出阿拉巴马州。怀特选择直接致电给帕特森的老朋友肯尼迪总统而非怀特本人的顶头上司司法部长，这一点使帕特森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怀特并不确定向阿拉巴马州派遣法警是否明智，不过他却没有选择职分之内的信息渠道来表达自己的疑虑。这种做法无疑是他向上司发出的无声警告：小肯尼迪这次惹上了自己应付不来的麻烦。

大约下午五点，距离这场弥撒大会的计划开始时间还有三个多个小时，全城各地的黑人信众就开始纷纷走进阿博纳西的“一日一砖”教堂。此时布道人、管风琴师与钢琴师都还没有到场，于是信众们就自行组织吟唱祷告，将乐观情绪依托在熟悉的赞美诗上。提前举行的仪式象征着自从公交车抵制运动之后就陷入沉寂的蒙哥马利精神，但这一次学生们也以英雄人物与暴徒受害者的身份参与了进来，州长甚至总统都在报纸上反复争论他们的行为是对是错。抢在别人前面挤进教堂内部的信众们可以看到十几名拿着警棍的白人守护在第一浸信会教堂门外，胳膊上戴着印有“美国联邦法警”字样的黄色臂章。

在街对面是一座市立公园，自从蒙改联的取消种族隔离诉讼之后这座公园就关闭了。此时有一小群白人正在这里聚集，另一群白人则集合在奥克伍德公墓边上的拐角处。一位站在杰斐逊街与莱普利街拐角处的白人女性挥手召唤来往车辆里的司机组成了第三群人，这群人正在一浪高过一浪地齐声高呼“滚下长途车！”在黑人群体当中，最年长且最虔诚的信徒一如往常地最先抵达，通常一只手拿着些许食物，另一只手牵着孙辈。充满敌意的视线或者偶尔的恶言恶语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真正的麻烦。然而白人集会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放肆，因此有些黑人家庭犹豫起来，觉得现场的奚落和讥讽过于猛烈，自己可能经受不住。那些咬着牙硬冲过去的信众们也无法四平八稳地踱步，只能一路小跑进入教堂寻求庇护。到了黄昏时刻，已经有一千五百多人挤进了第一浸信会教堂，至少有两倍的白人聚集在教堂门外与周围街区。

在赞美诗的吟唱间隙，S.S.西伊牧师向教堂内的人们讲述了自由乘车者的勇敢事迹——昨天晚上他们如何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他家门口，虽然头破血流惊魂未定，却依然不屈不挠。他向众人介绍了坐在贵宾席上的黛安.纳什，还告诉大家自由乘车者们就坐在他们中间。为了减少他们被警方集体逮捕的风险，他无法向大家逐一介绍这些年轻人究竟姓甚名谁，甚至都不能让他们坐在一起。约翰.刘易斯和其他人分散坐在二楼的唱诗班成员当中。不过他们既不打算也没办法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每当西伊明确邀请某位包扎着绷带的年轻陌生人说两句话或者带领信众们集体合唱《我们必胜》，这个公开的秘密总会将一波又一波的敬意传遍教堂，歌声与“阿门”死死地压制着从街头传来的嘈杂噪音。

此时金还没有进入会场。他正在楼下阿博纳西的办公室内修改会务方案，研究各种后台细节问题。阿博纳西、夏特沃斯以及怀亚特.沃克在他身后的楼梯上来回穿梭，向他及时通报现场气氛的最新变化。看门人从来得比较晚的信众口中听到了越来越可怕的消息：有些信众看到了被砸碎的车窗，有些人不得不躲避投石攻击。好些三两成群的白人一边高呼“黑鬼都去死”一边挑衅信众们不敢从教堂里出来。夏特沃斯留意到正在从华盛顿赶来的詹姆斯.法默很可能无法穿过外面的人墙，便自告奋勇为他接机，再亲自把他从机场护送过来。正当外面的黑人放弃了进入教堂的希望时，夏特沃斯却无视所有反对意见冒险冲进了暴徒的阵势当中。

“我们得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过了一会儿金这样说道。他身边的人们立即异口同声表示反对。一位来自亚特兰大的领导大会年轻助理弗雷德.本内特（Fred Bennett）告诉金，他的长相在蒙哥马利市家喻户晓，贸然走出去面对暴徒无异于自杀。自从被逐出阿拉巴马州立大学之后就对金越发忠实的伯纳德.李则认为金实在太重要，不该以身涉险。但是金依然坚持己见，于是传话人跑上楼去找沃克和阿博纳西，希望他们能劝一劝金。几位领导人窃窃私语，谁也不知道金到底打算干什么。有人认为他仅仅是想在计划下一步行动之前亲自看看暴徒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有人则认为他试图凭借自己的出场奇迹般地让暴徒蒙羞，身体力行地彰显他与教堂内其他神职人员的无所畏惧。还有一种更夸张的解读，认为金想把性命交给暴徒，从而拯教教堂里的会众。沃克和阿博纳西没有时间多想就冲到地下室入口处堵住了金。金十分焦急，他打断了身边人们的众口纷纭：“我们该走了，身为领导者必须这么做。”

于是几位布道人一起走出了教堂，本内特和李像保镖一样警惕地围在金的身边：金一行人绕着教堂周边的空地缓慢移动，审视着暴徒的动向。此时暴徒们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包围圈，仅存的些许顾忌心态——他们可能顾忌法警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广播，可能顾忌教堂的尖顶，也可能仅仅缺少一颗彻底点燃凶性的火花——使得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打算扑上来，而是远远地站在街道对面。 奚落声与投掷物偶尔坠地发出的闷响在傍晚时分的空气里清晰地传播开来，很快就有人认出了金，人群中响起了充满恶意的喊声。“姓金的黑鬼！”“赶紧滚过来！”金缓慢地向着挑衅者走去，石块开始砸落在他周围的地面上。随后一个金属圆罐滚动着停在了金的脚边。弗雷德.本内特猛地抓起这个圆罐向一片空地扔了过去。随行人员立刻架着金撤回了教堂里，一边后撤一边激烈讨论那个圆罐究竟是炸弹还是催泪瓦斯。鉴于视野里并没有警察，如果这个罐子真是催泪瓦斯那么它又是从哪里来的，还是说警察可能已经和暴徒狼狈为奸了。退回到教堂后金登上了布道坛。他强调了当前局势的积极一面，宣称法警仍旧守在门外，外面的人群也依然停留在马路对面。一位男中音独唱者领着所有人唱起了《靠主膀臂》（Leaning on the Everlasting Arms），教堂内的气氛随即高涨起来，就好像存心要与外头暴徒的叫嚣声分个胜负一样。

在华盛顿，司法部长办公室变成了周末指挥部。罗伯特.肯尼迪在星期天刚刚打完一场触身式橄榄球，还没来得及换下运动服就回到办公室设立了一条长久开放的电话线路，与拜伦.怀特在蒙哥马利市区以外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设立的联邦法警集结待命区保持联系。这个集结待命区已经陷入了混乱之中。怀特手头约有四百名警力，包括八十名来自亚特兰大市最高安全等级联邦监狱的不当班狱警，可是这些从亚特兰大市或者其他监狱赶来的狱警刚刚抵达，监狱方面就不约而同地更改了他们的轮班时间，各位监狱长纷纷抱怨狱警缺勤将会增加监狱暴动的风险。一部分狱警已经回归本职了，取代他们的则是得克萨斯州与墨西哥湾地区移民与边境巡逻队的成员。怀特的帮手们刚刚抵达空军基地就宣誓担任了代理联邦法警。来自旧金山、目前担任司法部民事司助理部长的律师威廉.欧瑞克（William Orrick）独身一人被调派到了阿拉巴马，他来到阿拉巴马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就得知了席根塔勒在当天早晨遭到殴打的消息，赶紧向当地办公室汇报了情况现在他正在拜伦.怀特的集结待命区四处奔走，竭力试图按照自己回忆当中的从军经历将这些临时法警组织成队列。位于第一浸信会教堂的法警通过无线电发来了越发令人揪心的情况汇报，欧瑞克与同事们也越发忙乱地筹措起来。军方指挥官没有接到上级的指令，因此拒绝派遣军用卡车运送法警前往平民冲突现场。于是司法部队找到当地邮政局局长并且征用了邮车。

拜伦.怀特当时并没有与教堂内的黑人们沟通，原因或多或少在于他不想给人留下协助自由乘车者的印象。怀特与罗伯特对帕特森州长关于阿拉巴马州政府正在维持秩序的强硬言论极为敏感，因此他们仅仅向整个城市当中可能出麻烦的地点象征性地派出了由法警组成的小规模部队。两人都很清楚，对于大批人力增援的需求每一刻都在变得越发迫切——在过去的三个小时里，暴徒的人数已经逼近了临界值，但在第一浸信会教堂门外却看不到一个警察。来自州政府的人员只有两位由弗洛伊德.曼恩悄悄安插在现场的便衣警察——但是没有帕特森的命令他们就不会采取行动。州政府官员既拒绝保护自由乘车者又拒绝寻求联邦协助，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像走钢丝一样艰难；联邦官员虽有保护自由乘车者的意愿，却苦于没有人提出请求，因此也陷入了有力使不出的窘境。

这场较量的关键在于谁先绷不住。这天晚上拜伦.怀特与阿拉巴马州相关部门进行的唯一一次交流来自警务专员苏利文的一通意外电话提问：苏利文想知道，如果当晚蒙哥马利市所有警察和消防队员都举行罢工反对联邦干预，那么联邦法警们会负责交通管制与火警救援吗？这个棘手的问题很快把司法部的律师们卷入了卡夫卡式的荒诞谜团中——假如蒙哥马利市的市民听任自己的城市烧毁一部分，那么对教堂围困事件进行干预是否会为联邦政府带来数以百万计的债务呢？

弗雷德.夏特沃斯一见到法默就警告对方要提防暴徒，但是在两人返回教堂之后他才意识到暴徒们的气焰远比他的预期更加嚣张。两人驾车来到距离第一浸信会教堂还有一个街区的地方，想要缓慢地从人群中挤过去。可是白人暴徒们却把他们的车团团围住左右摇晃。司机赶紧换挡倒车与暴徒们脱离了接触。在一位黑人出租车司机的建议下，他们试图弃车步行穿过奥克伍德公墓走进教堂，结果却遇到了另一堵愤怒的人墙。“他们把教堂包围了，”夏特沃斯犹豫片刻后说道。“好吧吉姆，跟着我。”话音刚落。身材矮壮的夏特沃斯就厉声咆哮起来：“让开！快点！让他过去！别挡路！“他粗野地挥舞着手臂把惊骇的白人从面前推开，而法默则缩在他身后穿过了人群当中的狭窄间隙。

安全回到教堂地下室后，这两人就像增援阿拉莫的援军一般受到了极其热情的欢迎。两人沿着牧师专用楼梯上楼进入教堂。金高兴地向教堂会众介绍了法默，说他是平等大会全国主管，也是第一轮自由乘车运动的发起人。接下来法默见到了黛安.纳什，又拥抱了唯一一位先后参与过两轮自由乘车运动的资深成员约翰.刘易斯。法默在教堂里听取了赞美眼下这个团结时刻的颂词并做了一段简短的演讲，然后又被请下楼来到阿博纳西的办公室里参加领导人秘密会议。领导大会的布道人们在他面前仓促分析了身处远方却能掌控今晚他们所有人的安危生死的各位白人——罗伯特、帕特森、怀特、苏利文以及曼恩。

法默是一位孤军奋战的领导人，也是一个来自外地的陌生人，他的身边全都是金的崇拜者，这些人基本上从没听说过平等大会这个组织。法默在二十年前就背弃了布道坛与南方，选择了混迹于官僚、波希米亚人以及知识分子之间的生活。此时他身处危机核心，虽然心思电转但却感受不到现场的情绪，虽然肩负着极大的象征意义但却帮不上什么忙。教堂里面里面借耶稣得救赎的赞美诗，教堂外面暴乱分子的叫嚣声此起彼伏，他在这样的背景音当中聆听着无数陌生人的激动言论，混乱无序的现实在不知不觉间将他心中的恐惧松动了少许。几天前法默刚刚埋葬了父亲，一个小时前他刚刚在飞机上吃了饭，此时他依旧有些恍惚，夏特沃斯宛如疯魔一般带着他冲破暴徒包围返回教堂的情景几乎摄走了他的心神。

刚过8点，金和其他人又跑去核实了好几条令人害怕的消息。据称在莱普利街和杰斐逊街的拐角处附近有一辆车被掀翻了。透过窗户往外一看他们就知道确实如此：一群扬扬得意的暴徒正在围着四轮朝天的汽车转圈，一位老者把一根点燃的火柴扔到油箱附近，然后这群人就一哄而散了。这辆车很快就爆炸起火，熊熊火光照亮了原始野蛮的四周景象。随着类似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不断传来，金身边的人们也越发人心惶惶，会众们终于感到了恐惧。人们议论纷纷，都认为仅仅烧毁一辆车绝不可能满足人数众多的暴徒。过去一周的经历已经表明，人数远远更少的暴徒都敢焚毁长途车，顺便打伤两队自由乘车者，现在教堂门外暴徒的数量要比那时候多得多。似乎整座教堂都变成了一辆没有轮子的巨大长途车，全体会众都困在了里面。

三三两两的暴徒冲过莱普利街，在更近的地方向教堂投掷石块。这一批袭击者很快就退回去了。但不久后暴徒的大队人马开始沿着莱普利街慢慢前进，口中呐喊着：“把黑鬼赶出来！”美国联邦法警立即行动，在莱普利上街沿着教堂分散站位，摆开一道稀疏的长蛇阵，各个岗位之间的空隙足有二十英尺左右。法警们举起警棍阻挡暴徒向前推进，两位州警则沿着暴徒阵势的锋线把他们推向路边。执法人员面前的数千名暴徒在过去几小时里一直受到仇恨煽动的刺激，正在街头燃烧的汽车更是挑起了他们的凶性。法警们很清楚，自己胳膊上的臂章与手里的警棍就像一扯就破的纸巾一样根本无力约束随时都会爆发的暴力行径。法警们通过无线电把眼下的窘境报告给了拜伦.怀特。怀特与罗伯特.肯尼迪紧张交流一番之后召来了美国联邦法警指挥詹姆斯.麦克肖恩（James McShane）。“赶紧让法警上车赶过去！”怀特命令道。麦克肖恩是个性情火爆的前任警察，他在竞选期间一直担任肯尼迪的保镖与司机，肯尼迪当选之后则将他提拔到目前的职位上以示奖励。接到命令之后，麦克肖恩当即率领三辆邮车呼啸着向教堂赶去，掉队的人则只能开着随便找到的车辆跟在后面。

与此同时，教堂里的人们正在吟唱一首以庇护为题的古老赞美诗《主爱救我》（Love Lifted Me）：

主爱救我。

主爱救我。

走投无路之时，

主——爱——救——我。

合唱声连绵不绝地飘荡出来，这时法警向逼近的人群掷出了第一轮催泪瓦斯。每一轮攻击都会迫使涕泪俱下的暴徒们仓皇后退，为法警提供几分钟喘息时间，但随后更加愤怒的人群又会卷土重来，反而迫使法警们后撤。石块开始飞过人们的头顶，一位法警被一块砖击中胫骨倒了下去。手工制作的简易燃烧瓶向着教堂高高抛起又砸落在空地上，化作一片片烈焰。拜伦.怀特一直在通过无线电监听着愈演愈烈的骚乱现场，沉不住气的他通过开放电话线路再次联系了罗伯特.肯尼迪。“他们越来越近了，情况非常危险。”

西伊牧师站在布道坛上时不时地中止赞美诗的吟唱，规劝人们保持冷静，随后再发起另一轮合唱：“我要听到每个人的声音，每一个字都要唱清楚！”大多数人都照做了。从外面看来这间教堂仿佛要在乘着歌声脱离地面，但也有些有备而来的会众悄悄起身离开了长凳，伸手去拿外套口袋里的小刀、棍子甚至手枪。教堂两翼传来了激烈的耳语，有些些人告诉牧师，他们不会看着暴徒烧伤打伤自己的家人而无动于衷，即使是在教堂也要大战一场。教堂会众持有大量武器的消息传到了金的耳朵里，此外他还得知有些打头阵的暴徒已经逼近了紧闭的教堂大门前。金只得表态：“好吧，我会给他打电话的。”

怀亚特.沃克早就在全国浸信会大会磨炼出了敏锐的规矩意识。他当场表示既然自己是金以下的二号人物，那就该由他主动联系罗伯特.肯尼迪而不是贸然让金打头阵，这样金日后才能顺理成章地与总统对话。于是沃克以个人名义给罗伯特.肯尼迪打了一通紧急电话：“我是金博士的代理。”司法部长接起电话后，沃克告诉他联邦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才能拯救他们的性命。

“我知道，”罗伯特说。“我们正在竭尽所能。我能和金博士通话吗？”

沃克不得不交出了听筒。正当金愤怒地描述种种危急景象时——包括烧毁的汽车与燃烧弹——罗伯特打断了他。“代理法警正在赶过去，”他再三重复道。为了与金拉近关系，他回忆起了自己从外祖父约翰．“甜心菲茨”．菲茨杰拉德那里听来的故事，说的是十九世纪波士顿的反天主教暴徒如何焚毁修女院。

金扭头让沃克和阿博纳西跑上楼去告知大家司法部长本人承诺提供援助的好消息，随后他又询问援助何时才能赶到。罗伯特也不太清楚具体细节，只能在金面前勉力维持充满希望的政府权威姿态。“很快就到，”他自信地告诉金，“马上就到。”赞美诗的背景声传进了话筒里，于是罗伯特趁机采用肯尼迪家族特有的黑色幽默气质转移了话题：“既然您还在教堂，金牧师，而且我们目前也有几个人在外面受罪，那你不妨也为我们祈祷一下。”

金并没有笑*。他暂停通话，从放哨人员那里得知了营救人员尚未出现的最新情报。金用紧迫的语气告诉罗伯特，决心誓死守护教堂的会众正堵在教堂大门内侧挥舞着武器。“如果援军还不立即赶到，这里非得爆发一场流血不可，因为暴徒就在大门口。”

就在这时送信人终于传来了好消息：他们看见援军了。麦克肖恩的手下跳下邮车之后立刻排成一列纵队，挥舞警棍穿过了暴徒的阵线。金急忙飞奔上楼亲眼确认了一番，然后返回来拿起电话连声道谢。“您说得对，他们已经到了。”

新一批法警在教堂门前集结并且发射了大量催泪瓦斯，熏得暴徒们一边咒骂一边东倒西歪地往后逃。教堂会众爆发出了快乐的叫喊声，祷告声紧随其后，赞美诗再度唱响，好莱坞电影里的情节也不过如此，唯一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催泪瓦斯的云团缓慢地飘回到了教堂里。好些惊慌失措的会众向暴徒的方向逃去，阿博纳西手下的执事们不得不尽力阻拦他们，其他人则赶紧去关窗户。以5月份的标准来说，这天晚上非常热。外界气温与一千五百多个惊恐之人的体温叠加在一起，再加上第一浸信会教堂突然丧失了通风条件，致使教堂内部很快就变成了一座气味刺鼻的桑拿房。门外的法警几乎全都没有配发面具，因此同样沦为了催泪瓦斯的受害者。

等到瓦斯散尽，一伙愤怒的暴徒又重新集结了起来，这帮暴徒的先头部队冲到教堂前门一阵猛砸。有些法警听到教堂里有人呼喊前门要被撞开了，于是赶紧从地下室后门进入教堂，及时穿过水泄不通的过道上，用警棍和肩膀把暴徒们顶了出去。新一轮催泪瓦斯挡住了大部分暴徒，但是有一名暴徒扔出一块砖头，砸穿了教堂的彩色玻璃大窗，碎玻璃如同雨点一样溅落下来，吓得人们四散躲避。此外这块砖块还击中了一位老人的头部，一队护士赶紧过来照顾他。西伊牧师试图依靠声若洪钟的嗓门抑制住台下的骚动。他命令执事们把所有儿童都带到地下室，并要求所有人尽可能趴在地上。越来越多的飞石砸碎了较小的窗户，催泪瓦斯从大大小小的破洞当中灌了进来，打断了赞美诗的吟唱。法警们发射了一轮又一轮催泪瓦斯，弹着点与教堂的距离越来越近，对于防守方的伤害甚至还超过了对于进攻方的伤害。营救援军一开始带来的欢欣情绪很快就变质成了残酷的回忆。

罗伯特.肯尼迪通过五角大楼的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打电话命令佐治亚州本宁堡的陆军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究竟是否应当投入正规军人始终令罗伯特感到万分纠结，因此他的一举一动也比以往更加小心翼翼，竭力寻觅着州政府认可联邦政府存在的信号。他徒劳无功地向帕特森的助理发送了大量信息。唯一一位愿意与他友好交谈的州政府官员就是几乎要被相互矛盾的职责活活压垮的弗洛伊德.曼恩。帕特森州长坚决反对与联邦官员联合起来保护自由乘车者，曼恩则早已以身作则地违背了州长的命令。现在他又不惜亲自致电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集结待命区的拜伦.怀特，要求对方“投入一切后备力量”。

“我们已经派出了所有可用人员，”怀特回复道。“他们随时听你调遣。”这番对话对意味着司法部长办公室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曼恩并未以州长的名义要求军方提供援助，但至少他终于提出了一点要求。随着从蒙哥马利市断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糕，这通电话的意义也变得越发重大起来：一位法警被砖头砸破了前额，位于教堂附近四个不同街区的好几户黑人家庭遭受了枪击，一个燃烧瓶砸中了教堂的屋顶，法警们的催泪瓦斯很快就快要用完了。

当新一轮大规模进攻的消息传到拜伦.怀特耳中时，他几乎有些哀怨地报告说他不知道现场的法警队伍是否能抵挡住这次猛攻。他的痛苦语气将罗伯特.肯尼迪推向了进退两难的抉择边缘。“就这样吧，”他说；他这就给总统打电话。接下来罗伯特与怀特进行了一场关于法律细节的争论。如果要调动军队必须要有总统声明，但肯尼迪总统此刻远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米德伯格镇的马场里，派出直升机带着声明书赶去米德伯格镇获得总统签字批准肯定来不及。那么在直升飞机落地并且取得总统签字之前就发动军队从本宁堡奔赴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是否合法呢？

马歇尔的建议令罗伯特犹豫不决。很快传来消息，新一轮催泪瓦斯齐射再次逼退了暴徒的攻势。就在局势暂且缓和之际，又传来了另一条出人意料的动态，帕特森州长宣布戒严。蒙哥马利市警察组成方阵开赴教堂，警官们高喊着“全体都有，马上行动！”方阵后面是第一批十五名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士兵，他们头顶白色头盔，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行军速度极快。另外一百名警卫队士兵随后也立即赶了上来。警察把暴徒赶离了教堂前的周边区域，警卫队士兵则在原地就位。拜伦.怀特命令法警指挥麦克肖恩立即找到统领第一批警卫队的上校并将联邦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州武装部队。那位上校命法警撤离现场。在教堂附近的另一处地点，苏利文专员终于在当晚首次亮相，好几名白人少年向他的车投掷了砖块。

一见到外头的士兵，教堂内就爆发出了赞美上帝的呼喊声。信众们都以为那是肯尼迪总统派来的联邦军队。西伊牧师与其他演讲者登上布道坛，声称今晚是一个流芳千古且得神庇佑的拯救之夜，因为联邦政府先是派遣法警，继而又专程调动士兵来对抗白人暴徒，保护黑人平民。尽管教堂里满地都是碎玻璃，尽管会众们全都精神焦虑，尽管孩子们全都精疲力竭，尽管空气里弥漫着催泪瓦斯的刺鼻味道，但是门外的骚乱终于还是被镇压了下去。这些磨难的勋章只能让会众们更加下定决心一定要实现此行的目的。大家又吟唱了好几首赞美诗并且通过进一步介绍与自由乘车者们加深了情感联系。10点过后金终于登上布道坛，开始发表本次大会的主要演说。

金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遵循着标准的金式主题，内容涵盖了历史、爱与不义。但是眼前的危机促使他在讲稿中添加了一段谴责帕特森州长的内容。他认为自从自由乘车者首次进入阿拉巴马州以来，帕特森州长的表现就非常难看。“州长必须为上周在阿拉巴马州爆发的恶劣行径承担根本责任。他惯于宣扬蔑视法律的言论，发表刻薄的公开声明，采取不负责任的行动，从而创造出了有利于暴力蔓延发展的氛围。”这条背离了预定讲稿的言论得到了记者们的记录；其他脱稿言论则没能流传下来。这段讲话极其显著地影响了会众们——像金这样杰出的牧师恰好碰上宛如圣经故事当中的激烈场景，达成这种效果也不足为奇。为了支持深植于他们信仰之中的事业，金与听众们经受了火焰、石块、拳头和催泪瓦斯的洗礼。午夜降临时，距离第一批会众抵达教堂大约过了七个小时。金低头看去，一张张面孔依旧浸透了汗珠，但是激情却几乎已经耗尽了。

与此同时在司法部长办公室里，竭尽全力才得以实现的救援或许也蒙蔽了罗伯特.肯尼迪的判断力，致使他犯下了在他看来那一周里最严重的政治错误，事后他一直后悔不已：他听任一位合众国际社摄影师拍下了一张他穿着随意、脚跷在桌上打电话的照片。这张照片将会伴随着阿拉巴马州包围战的新闻传遍全国，司法部长也将会收到一大批愤怒的批评信件，斥责他在工作的时候邋里邋遢、不成体统。从那以后罗伯特一定会在不穿西装的时候极力避免拍摄工作照。

回到教堂这边，刚刚发生的意外再次将金推向了绝望。金宣布弥撒大会结束之后会众们纷纷向门口走去，却发现军队不允许他们离开。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们高举刺刀，向内对着教堂的各个门口，向外对着正在散去的暴徒。在这个充满疯狂的夜晚，眼下的事态转折倒是与一开始的状况遥相呼应：之前会众们想进进不来，现在他们则是想出出不去。但是会众们实在是太累了，根本没心思自我解嘲。他们只知道原本的救兵已经转变为了看守，保护他们的援军竟然听命于那个无法无天的迫害者帕特森州长，而联邦法警则在视野里彻底消失了。有些人试图硬挤出去，却被步枪枪托砸了回来。有些人认为州政府打算趁此机会将自由乘车者一网打尽。还有些人则宣称如此恶劣的行径不会得到上帝的庇佑。咒骂与更为刺耳的言论不绝于耳。于是金走到门前，希望能与戒严指挥官陆军副官亨利.万斯.格雷厄姆（Henry V. Graham）谈一谈。

金向格雷厄姆求情，表示关在教堂里的人们急需回家吃饭洗澡，服药治伤，给亲人们报平安。格雷厄姆则回复说目前的情况太不稳定。他带来的消息实在太坏，以至于金不得不设法让格雷厄姆亲自向会众们宣布这条消息。这位长官带领一列副官进入教堂，其中一位副官向会众们朗读了帕特森州长宣布的戒严令。就如帕特森的所有公开声明一样，戒严令的措辞同样毫不留情地反对了他们的事业*。格雷厄姆将军随后声明教堂会众应当待在教堂里，“至少眼下不能离开，可能要一直等到早上。”

格雷厄姆与其随行人员离开后，金跑下楼给罗伯特.肯尼迪打了另一通紧急电话，后者借口自己在后半夜要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准备中断连线。“你本不该撤走法警的，”金愤怒地抗议道。他的吼声迫使罗伯特把听筒拿离了耳边。满心懊恼的金终于失控了。他指责罗伯特抛弃了他的支持者，听任他们沦为帕特森州长手下国民警卫队的人质，现在国民警卫队已经彻底把持了局面。这么多人在如此之大的压力下挤在教堂里，随时都有人可能会犯心脏病或者遭受中风。他进一步质问道，既然当局听任教堂会众遭受人身威胁，然后又强迫他们在毫无人道的条件下整晚挤在一起，那么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没有正义可言。他说他觉得自己遭到了出卖。

这番话气得罗伯特也抛开了矜持。他已经受够了叫他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请求与督促，而且金将他与帕特森相提并论的言辞也严重伤害了他的感情，毕竟州长一直在公然蔑视自由乘车者的权利，而他却始终都站在自由乘车者一边。“嘿，牧师，别跟我来这套！你我心里都清楚，要不是美国联邦法警罩着你们，你的尸体现在就跟凯尔西的螺母一样僵了！”

电话另一头陷入了漫长的静默，金无疑正在苦苦思索“凯尔西的螺母”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罗伯特从波士顿政界听来的晦涩用词。总之罗伯特的语气具有毋庸置疑的冲击力，迫使金生生咽下了一肚子反驳，消沉地做出了妥协。“好吧，”他叹气道，“好吧。”他挂断电话之后就去协助西伊筹划了最乐观可行的让步建议。他们确定了一条“一分钟规则”，安排数百名会众排队通过教堂内唯一一条电话线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孩子们在地下室的桌子上睡觉，老人们则躺卧在阿博纳西的酒红色教堂长椅软垫上。

金挂断电话没多久，帕特森州长就通过电话找上了罗伯特。过去两天他一直在被迫玩消失，如今他终于主动打来了电话。“现在你终于得偿所愿了是吧？”帕特森激动地说道。“你可算是把冲突挑起来了。你还动用了国民警卫队，你还得到了戒严令。你不就是想要这么闹吗？”他将一切暴力行为都怪罪在了罗伯特头上。罗伯特则坚称州长始终不情愿出手制止暴力才是局面恶化至此的根本原因。在激烈争吵期间，罗伯特插嘴问道，既然一切都在帕特森的掌控之中，那么能不能允许黑人们离开那间令人窒息的教堂。州长答道国民警卫队能确保除了金以外所有黑人的安全，至于金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但我不相信，约翰，”罗伯特说道。“让格雷厄姆将军给我打电话，我要让他亲口对我说。我要听一个美国陆军将军亲口告诉我他没有能力保护马丁.路德.金。”帕特森在电话里提高嗓门指责罗伯特没有抓住要点。问题不在于军事能力，而在于公众看法。假如阿拉巴马州的民众们认为帕特森救助了最受阿拉巴马州厌恶的头号歹人，“那么你就等于毁灭了我们的政治前途。”

“约翰，教堂里那些人的性命可比我们的政治前途重要多了。”罗伯特毫无羞赧之意地祭出了刚刚拱手出让给金的道德制高点。

天快放亮的时候，拜伦.怀特派威廉.欧瑞克前往国民警卫队迪克西师的战地指挥部，试图与格雷厄姆将军实现停战。欧瑞克被领进一间挂满了邦联旗帜的房间，屋里气氛十分凝重，令他不禁觉得自己仿佛是个前来求和的俄国军官。“将军，我是来协商的，”他说。“我们想知道您的部队是否会撤离教堂并且让里面的人们都回家。”格雷厄姆回答这要由州长决定。实在按捺不住的欧瑞克脱口说道自己已经累坏了，不想再玩花样了。为了制止联邦当局与州当局发生战争，自己必须带着答复离开这个房间。于是双方很快便达成了和解。

凌晨四点半，第一批国民警卫队上车撤离了教堂。对于依旧劲头十足的夏特沃斯来说，过去这一夜里最值得记取的经验就是阿拉巴马州政府被迫在对抗州内种族隔离的斗争当中保护了黑人。喜怨交加的夏特沃斯开始把帕特森州长称作“帕特”，借以纪念这段你不情我不愿的新建伙伴关系。当天晚些时候他对另一批教堂会众夸口时这样说道：“今天早晨我离开教堂之后是帕特的士兵把我送回了家。”

“他并不认为这个笑话多么幽默，” 三年后罗伯特.肯尼迪在口述历史时说道。两人通话的时候，教堂门外的十几名法警已经绕过教堂角落，沿着哥伦布街退到了泥坡底下，从而躲避焚烧汽车冒出的烟气。

“来自外部的煽动者恣意闯入阿拉巴马违反我们的法律与习俗，由此导致了不法行为与暴乱的爆发……联邦政府的行为怂恿了这些煽动者进入阿拉巴马扰乱社会秩序并且破坏社会稳定……”

接下来的星期一早晨，全身上下无处不疼的约翰.席根塔勒终于回到了华盛顿的家中，遵照医嘱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周。针对自由乘车运动的围困与反围困作战依然打得如火如荼，除去席根塔勒之外的其他参战人员依然坚守着电话机旁边的战斗岗位，其中大多数人都位于蒙哥马利。在其他地区，像平时一样度过这个5月周末的千百万美国人都通过深受公关手段影响的新闻报道得知了发生在阿拉巴马州的冲突事件。拜伦.怀特告诉记者，星期天的骚乱“远没有”达到在他看来要动用美国军队的地步。司法部长抓住弗洛伊德.曼恩那唯一一通要求动用后备部队的电话大做文章，极力宣扬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如何通力合作。《组约时报》接受了罗伯特.肯尼迪的说法，在头版刊登一篇题为“新一轮暴力事件爆发时阿拉巴马州寻求联邦支援”的报道。帕特森州长在第二天举行了一场得意扬扬的新闻发布会，手里挥舞着一叠电报，其中有七十五封电报拥护他反对联邦干预以及反对自由乘车者的立场，只有一封电报表示反对。一群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发来了“祝贺你！”的电报。种族隔离主义支持者们的赞誉之声淹没了阿拉巴马州首府，甚至就连远在加州乃至加拿大的支持者也发来了贺词。

不过笑容满面的帕特森并没有在发布会上提到自己的其他几项安排，例如他的国民警卫队小队仍然还在长途汽车站附近驱赶闲晃的白人，并且在黑人居住区来回巡逻，从而防范炸弹袭击。于是历来惯于破旧立新的《广告报》主编小格罗夫.霍尔抓住机会向蒙哥马利市读者挑明了这些令人不爽的事实。“起初帕特森声称他不会给煽动者充当保姆，还打算逮捕联邦法警。但是到头来帕特森却恰恰像保姆一样将整整一教堂的煽动者看护了一个通宵，还让高速路巡警与联邦部队共同合作。”霍尔尖锐地指出，正是帕特森州长致使阿拉巴马州成为了南方唯一一个将自由乘车者“当成问题”的州。罗伊.威尔金斯同样抓住这一点发表了角度截然不同的攻讦。他告诉各家黑人报社，自由乘车者直到抵达这个查禁协进会的州才遇上了麻烦。

至于自由乘车者自己此时全都躲在蒙哥马利市药剂师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s）的家中。金也在这里，身边是怀亚特.沃克、詹姆斯.法默及黛安.纳什。黄昏时分，詹姆斯.贝弗尔和詹姆斯.劳森也从纳什维尔赶了过来——贝弗尔特意中断了他的纽约家具搬运之旅。总计超过二十名来自各个主要非暴力抗议团体的领导人聚集在了这个见证过公交抵制运动的城市，团坐在同一片屋檐下，街道对面就是金曾居住五年的德克斯特教会牧师宅邸。自由乘车者们之所以在过去两天内的大部分时间当中不肯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害怕逮捕令或者暴徒袭击，甚至也不是因为各个团体的领导层打算结成新联盟。相反，这份缄默掩饰了新一轮学生运动，运动目的就是将金也拉进自由乘车的行列充当见证人。“你在哪里呢？”这句话是各个抗议团体领袖向金发问的标准口头禅。怀亚特.沃克、伯纳德.李以及其他金的身边人则表示反对，他们认为金现在的角色极为重要，不能轻易舍身涉险。金要负责筹款演讲，与政府高层谈判，还要承担许多其他职能。一旦他坐上长途车座位，这些工作就全都要撂下了。

黛安.纳什几乎每小时都要与亚特兰大市的艾拉.贝克通一次电话。此时贝克早已经结束了在领导大会吃瘪受气的工作经历，转而成为了静坐学生的密友，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指导作用。对于金不愿加入自由乘车运动的立场，贝克始终就像是一位失望的母亲那样充满惋惜。“噢，他只担心他的小团队。”这句批评的意思是金过于关注领导大会的形象和财务状况。贝克对法默也抱有相同的看法，后者刚刚宣布自由乘车运动即将迎来五位来自新奥尔良市的平等大会志愿者。然而纳什维尔的学生都知道志愿者们目前还没有抵达，而且更令他们感到愕然的是，法默居然大言不惭地把自由乘车运动称作“我的演出”。参与运动的纳什维尔学生已经超过了二十人，随时准备登上长途车。他们充满了平等主义的热情，以至于募集资金、公共表态以及政治考量之类的活动对他们来说都成了鄙俗低下的行为。就连一向温和的约翰.刘易斯也认为法默的为人浮夸而又世故。纳什维尔的学生们甚至懒得去问他是否有意加入乘车行动。

学生们对待金则又是另一套态度。黛安.纳什此前在艾拉.贝克的教导之下多多少少打消了一点对于金的敬畏之心，因此直截了当地要求金跟他们一起去。她相信金的出现将会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或许还能提升全国其他地区非暴力运动的执行标准。金赞同纳什的观点，他确实想去，但又有些犹豫。金老爹以及领导大会的其他理事会成员都曾向他灌输过谨慎为上的观念，他的助手们在与亚特兰大市的律师们交流后还提出了另一个观点：金仍处于1960年佐治亚州因无照驾驶被捕事件的假释期内——就在肯尼迪与尼克松打响选战之前，法官特意加重了对他的判决。沃克和其他人都表示，倘若眼下金因为自由乘车运动被捕，那么他肯定要在佐治亚州监狱内多待六个月。如果金因为一起交通诉讼蹲监狱，运动本身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其他学生们也跟着纳什一起无视了这条异议。“我也没出假释期，但我还是要去。”一个学生说道。“我也是。”另一个学生在一旁帮腔。逐渐增加的压力明显使得金越发局促起来，就像去年10月亚特兰大市的学生们恳求他参加里奇百货静坐运动的时候一样。最后不堪折磨的金只得狼狈撤退：“我想应当由我自己来选择我的髑髅地究竟位于何时何地。”这句话惊得好些学生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金赤裸裸地将自己比作了耶稣而不仅只是一位肉体凡胎的基督徒。这句脱口而出的自我表白致使金与学生们都承受了无法忍受的情感张力，不得不各自抽身而退。等到金与沃克终于有机会独处的时候他说道：“我才是必须为我的行为担起责任的人，我说我不去！”

沃克立即回到学生那里传达了金的决定。当学生们再度提及这个问题时，沃克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们。“听着，”他厉声道，“如果金博士决定不去，那他就不去。他用不着给自己找不出理由来。”沃克眼中的怒火以及他陡然转为街头俗语的双重否定措辞抑制住了所有进一步的异议。沃克惯于采用双重否定来体现直言不讳的态度——既然在场的都是黑人，那就谁都不要满口漂亮话。

绝大多数学生都对沃克的专横态度感到愤愤不平，但他们对于金的看法却产生了分歧。在年轻布道人群体当中，詹姆斯.贝弗尔支持金的决定，因为金可以把自由乘车运动的信息传播给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们。他告诫同学们不要将自己的付出当成抬举身份的勋章。不久前在伯明翰市外第一辆运载纳什维尔增援人员的长途车上遭到逮捕的保罗.布鲁克斯则直言不讳地表示他更希望金直接承认自己同样心怀恐惧，“那样的话我还可以更尊重他一些。”约翰.刘易斯阻止了同学们针对金的公然批评，但即便是他也想不出怎样才能更有效地为金辩护，只能反复重申劳森的教诲，让同学们不要一味强求或迫使别人付出更多。他正在温和却痛苦地回顾着金的过去，维护着他敬爱过的这个人。

周二下午，所有这些人一起离开了哈里斯医生家并且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大家心照不宣地将讨论期间的各种龃龉都掩饰了起来。蒙哥马利市仍在实施戒严，上千名头戴钢盔的国民警卫队士兵仍然在街头巡视，一支庞大的记者团守候在发布会现场，想知道黑人是否打算将斗争升级。法默、阿博纳西和刘易斯代表各自的团体发表了简短声明，之后金代表所有人朗读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无论是否实施戒严，无论政府是否提供保护，自由乘车运动都将继续进行，直达密西西比州的心腹地带。仅仅是这段文字已经足够激动人心的了，但是紧接着金就抛开了准备好的发言稿。“自由乘车者们必须养成为了理想坦然赴死的勇气，”他抑制住了私密争论期间曾经撕扯着他的情感，尽可能平静地说道。“我们不希望看到有人牺牲……我们都热爱生活，这里也没有殉道者——但我们都十分清楚，这场运动很可能造成伤亡……我相信这些学生都愿意在必要的情况下直面死亡。”

围困阿博纳西教堂那一周的周日，罗伯特.肯尼迪在午夜时分给他的哥哥发去了一份司法部长助理欧瑞克针对蒙哥马利市联邦调查局探员行动懈怠的申诉。此前肯尼迪总统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可怕的动用军队声明书上签字，现在他终于得到了采取其他手段的机会。他立刻就把这份申诉书转发给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过了一会儿，蒙哥马利市特工主管就赶到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向欧瑞克发誓接下来自己一定会密切配合，并恳求欧瑞克不要再苛责调查局。

星期一早晨，受到总统督促的胡佛下令要求手下人上交一份关于金的即时报告——他认为金正是这次蒙哥马利危机的直接原因。粗略报告在当天就送到了他的桌上，里面充满了含糊的猜测。报告指出金曾经感谢过身为美共成员的前任纽约市议员本.戴维斯在他1958年遇刺之后为自己献血。报告还正确记录了金曾在1957年高地人民俗学校发表了闭幕演讲，但是又给高地人学校贴上了“共产党训练营”的标签。从遣词造句到内容细节，从一味纠结于共产主义的偏执立场到针对金的满腔敌意，这份联邦调查局报告都像极了一年前由汤姆.库克警探交给布尔.康纳的报告。库克是康纳的下属，也是一位与三K党交情颇深的安全局局长。胡佛翻看着这份报告，发现调查局并没有全面调查金，便在旁边潦草地批注了一句“为什么不？”

星期一早上，胡佛的探员们逮捕了四名曾在安尼斯顿市焚烧灰狗长途汽车的嫌犯。在遭到欧瑞克的投诉后，他们正在竭力获取法庭宣誓书，从而支持约翰逊法官针对三K党的禁止令。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联邦调查局在这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以罗伯特为首的司法部高层官员十分清楚胡佛的做派，也知道万一再度出现突发事件他肯定会拒绝一切新任务。尤其是如果自由乘车者继续从蒙哥马利市出发，他必然坚决反对让他的人马像美国联邦法警一样直接为乘车者提供保护。胡佛摆到台面上的理由是联邦调查局一旦与自由乘车者联系到一起将会难以做好客观调查工作。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胡佛认为联邦调查局是与中央情报局平级的情报机构，“担当保镖”这样的低贱差事有损联邦调查局的体面。就连总统的安保工作他都不乐意接手，更不用说给那些煽动暴乱的黑人保驾护航了。

这样一来保护自由乘车者的联邦力量就只剩下了法警，但罗伯特.肯尼迪在拜伦.怀特飞回华盛顿参加紧急磋商之前就已经在重新考虑这个想法了。他认为法警极为缺乏训练与组织，无法有效地抵抗态度坚决的暴徒；另外他们的出现还会引来帕特森以及其他南方州长的普遍抵制。蒙哥马利市噩梦般的经历不禁让拜伦.怀特忧心忡忡，他一心只想着如何撤回法警，而不是再次起用他们。但伯克.马歇尔则认为，既然联邦政府不打算建立一支长期部队来保护所有州际公路上的长途汽车乘客，那么同样也不能只保护一部分人而不保护其他人。因此在经过一番考察后，罗伯特的第一步便是不考虑启用怀特的法警或者正向密西西比州行进的军队，而是依赖各州自身的武装力量。日后马歇尔回忆道这是一项“最艰难的决定”。到了星期一，罗伯特.肯尼迪与总统进行了四十五分钟的会面。不保护自由乘车者的决定令罗伯特苦恼不已，就像不加入自由乘车者的决定也令金苦恼不已一样。

随后罗伯特就面对了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也就是劝说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当局履行他们一度极力拒绝的治安义务——而且这一次他还无法底气充沛地要挟各位州长就范，否则就派遣联邦法警填补缺口。他现在需要一套打破常规的新策略。因此在与州长们谈话的时候他详尽阐明了武力和暴力之间的重要区别。实际上罗伯特同意让州级官员采用强制违宪的方式逮捕自由乘车者并且维护种族隔离政策，只要这些官员不允许暴徒通过暴力达到同样的目的就行。拜伦.怀特于周一公开支持这份协议。他告诉记者，假如自由乘车者被捕入狱，联邦政府将会袖手旁观。“这将会是自由乘车者与地方官员之间的问题，我相信肯定会有称职的律师为他们代言。”数年后在一份机密的口述历史当中，罗伯特依然对这项安排感到不安。“所以我——事实上我觉得——认可了他们将会遭到逮捕的事实，尽管我对于这一点并没有任何控制力。”

周二整晚，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当局都展开了与罗伯特.肯尼迪的热切合作，挖空心思谋划着为自由乘车者搭乘的长途汽车提供武装护卫的最恰当方式，思虑之周密堪比北约军事演习。罗伯特想要展示一下力量，从而吓阻那些据称埋伏在蒙哥马利到密西西比州杰克逊之间公路沿线区域的袭击者。这段全场二百五十八英里的公路沿线正是州政府预定的逮捕地点。同意预防暴力事件的州政府官员们想要上演一场盛大表演，从而彰显他们的立场：只要护卫排场稍微小一点，种族融合的旅行者们在洲际公路上就寸步难行。到了午夜，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巴内特（Ross Barnett）对于合作协定的热情越发高涨，甚至半开玩笑地邀请拜伦.怀特搭乘受到护送的长途汽车来杰克逊市与他共进晚餐。“你将得到最好的乘车体验，”巴内特在电话里与怀特打趣道，“就像待在婴儿车里一样安全。”

自由乘车者们并不知道这些计划。对他们来说，周二的夜晚充斥着紧张气氛、谆谆劝诫以及偶尔的庆祝。一辆满载着纳什维尔支援者的车抵达了蒙哥马利，还有几位来自新奥尔良市的平等大会成员也来到了这里。当天夜里还有一队来自华盛顿特区——也就是九天前自由乘车运动的发起地点——的静坐运动资深成员用各种方式赶了过来。队伍中包括了霍华德大学的学生约翰.穆迪（John Moody）、威廉.马奥尼（William Mahoney）以及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还有一位名叫保罗.迪特里希（Paul Dietrich）的白人神学学生。他们蜂拥至哈里斯医生家中，在那里为了他们是否应该从蒙哥马利市长途汽车站出发的问题而争执不休。自从上周六的骚乱以后，三三两两的暴徒们一直在车站附近逡巡不去，一心想要再次碰上自由乘车者。有些学生写下了遗嘱与死讯通告名录，其他人则把他们的贵重物品托付在留守在后方的人们。保罗.迪特里希摘下一枚翡翠戒指交给决定不去的詹姆斯.法默保管。

黎明时分，自由乘车者离开了哈里斯的家，这时一辆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的吉普车出现在路边，开始为他们的车护航。在长途汽车站，有超过一百名警卫队士兵把一小群围观者挡在距离候车室相当远的地方。这是州政府出手保护自由乘车者的第一批令人欣慰的迹象，但是自由乘车者们却认为这些举措无非说明州当局官员已经下定决心决不允许再次出现类似上周六的骚乱。阿博纳西、沃克、金和从亚特兰大市赶来的金的弟弟A.D.都和自由乘车者们一起走进了白人候车室并且在快餐台上点了咖啡或者点心。长途汽车站经理告诉蜂拥在后的记者，他们是第一批在这个候车厅里享受服务的黑人。尽管这些行为看似无足轻重，而且联邦法庭近期已经裁定长途车站内部不得实施种族隔离，但是金一行人的行为依然触犯了阿拉巴马州刑法。在去年的静坐运动当中，佐治亚州就曾以在假释期间违反种族隔离为由对金实施了二次逮捕。但是今天金决意要为自由乘车者们分担至少一小部分风险。他跟随着自由乘车者的队伍来到长途汽车的登车平台，在那里他们惊讶地发现7点开往杰克逊市的长途汽车上居然没有其他乘客。除了自由乘车者以及持证明文件的记者以外，士兵们拒绝让任何其他人上车。共有十六名记者登上了汽车。最后仅有十二名自由乘车者走上车，他们几乎都来自纳什维尔。他们选择了非暴力抗议运动导师詹姆斯.劳森担当这段旅程的领队。

突然，与十二名自由乘车者数量相当的国民警卫队士兵跟在他们身后登上了长途车。士兵们一个个全副武装，步枪枪口装上了刺刀。跟在士兵后面的则是是指挥官格雷厄姆将军。此时的格雷厄姆与几天前踏进第一浸信会教堂的冷峻敌手可谓判若两人。他站在车的前端对自由乘车者发表了致辞，“这可能会是一趟危险的旅程，”他温和地说道。“我们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来保护你们。我真诚地祝愿你们所有人一路平安。”这一丝善意流露令自由乘车者们颇受感动，当他走下长途车时，好几位学生都激动地向他表达了感谢。就在汽车于早上7：06出发之前，金来到一扇开着的车窗下方，与保罗.迪特里希握手并祝他好运。

一队骑摩托车的警察在长途汽车前方开路，引领长途车穿过了拥塞的车站周边路段。这队警察在城市边界处一一散去，让长途车加入了一支大约由四十二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其中大部分是警笛呼啸的高速公路巡逻车，后面跟着十多辆采访车。联邦调查局监察车分布在各个卡口为车队提供辅助，直升机护卫队与美国边境巡逻队的飞机在车队上空侦察——侦查结果通过拜伦.怀特在蒙哥马利市的集结待命区汇报给司法部长办公室。在车队飞驰驶过位于塞尔玛市的第一个停靠站后，车上的警卫队指挥官告诉乘车者们，这辆长途车在前往杰克逊市的七小时旅途当中将不会在沿途车站停靠，乘客们自然也就无法使用沿途的快餐台与厕所了。

车队一路上保持着将近七十英里的时速，中途仅仅短暂停车两次。一位自由乘车者因为恐惧和消化不良而晕车了，不得不趴到高速路边呕吐，警觉的警卫队士兵围着他站了一圈。第二次停车发生在阿拉巴马州的边界城镇斯夸奇山，在山顶可以看到一长列密西西比州警卫队士兵和州警察部队，他们正准备接管这辆长途汽车。这支队伍甚至比阿拉巴马州护卫队更长。两支护卫队正在斯夸奇山山顶交接时，心烦意乱的詹姆斯.劳森从车上跳了下来，向四周的记者们举行了一场即兴发布会。他抗议道，规模庞大的军方护卫与自由乘车的整个理念背道而驰。他告诉记者如此大张旗鼓的护卫根本就没必要。大多数记者此时都满心恐惧，因为他们听说有人在前方密西西比州境内的公路上埋设了炸药。他们都认为劳森疯了。“我们宁愿冒着遭受暴力袭击的危险，像普通乘客一样旅行，”劳森继续说道，“我们宁愿迎接暴力与憎恨，承担伤害而不进行反击。”

此时已经接近中午了，由十四人组成的第二批自由乘车者已经买好了11：25从蒙哥马利市开出的灰狗长途汽车票。这其中有两位来自新奥尔良市平等大会的学生杰罗姆.史密斯（Jerome Smith）和多丽丝.卡索（Doris Castle），亨利.托马斯是一名在十天前遭遇过安尼斯顿市汽车焚烧事件的资深乘车者，他此次专门为了参加第二次自由乘车运动而来。这支队伍的领导人是一位名叫卢克雷蒂娅.柯林斯（Lucretia Collins）的纳什维尔学生，她从伯明翰市起就一直参与了自由乘车运动，还在路上组织了好几场非暴力研讨会。

第二批自由乘车者踏上旅途的消息对于罗伯特.肯尼迪造成了地动山摇的冲击。在劝诱和调用两州武装护卫车队的时候他曾断言并保证两地州政府只需要出动一次护卫队就足够了。联邦政府好不容易才赢得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政府的初步信任，这份脆弱的信任如今一下子摔了个粉碎。两个州的政府都认为与司法部合作意味着种族隔离政策的让步，他们之所以选择让步，目的是为了以尽量干脆利索的方式结束这场危机，以免日后的自由乘车者有样学样。可是还没等阿拉巴马州护卫车队返回蒙哥马利，新一批的自由乘车者就出现在了车站里。因此州政府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并且沦为了笑柄。一直在拼死拼活地促成这个协定的罗伯特更是愤怒到了极点，以至于发表了造成自由乘车运动以来的第一份正式声明。他在华盛顿的助手告诉记者，第二辆长途汽车“与自由乘车者毫无干系”。

罗伯特的声明贴近了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政府的立场。他称赞了两州政府到目前为止为维护秩序做出的努力，然后他警告全国各地的种族融合主义者们，联邦不会再为自由乘车运动进行保护。“那些学生团体的领导人正在考验种族隔离法令……据悉今天不会有联邦法警护送他们。”罗伯特之所以极力呼吁事态恢复正常，关键在于他哥哥即将前往欧洲与夏尔.戴高乐以及尼基塔.赫鲁晓夫进行会谈。肯尼迪总统准备要求国会通过登月计划与提高核武经费这两项决议——这样做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他在首脑会议上的底气——在眼下这个关口，假如不能将涉及南方各州丑陋种族骚乱的国际宣传尽快平息下去，无异于让自由世界的领袖蹬着一双沾满污泥的鞋子走进了欧陆宫殿。“我想我们应该牢记，总统即将开始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司法部长最后说道。“此时无论我们在国内做出的一切有损国格的行为都会危害到这项任务。”

罗伯特在司法部办公室里密切关注着第一辆长途汽车驶入密西西比州的消息。拜伦.怀特、詹姆斯.麦克肖恩、肯尼迪的助手乔.多兰、伯克.马歇尔及联邦调查局副局长艾尔.罗森几乎都在连续不断地从各自的岗位上汇报着事态进展。他们交流了一些传言——据说马丁.路德.金搭乘下午2：25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离开了蒙哥马利市前往亚特兰大市，又有人说他的行程被耽搁到了第二天，另外还有人声称有二十五辆车已经埋伏在了前方路段，在杰克逊市还有人打算投掷自制炸弹——以及在各个车站等车的人群规模。默里迪恩市的人群看上去十分愤怒，当地警察的态度也极不配合，于是罗伯特下令让车队完全避开这个城市。

在蒙哥马利市，詹姆斯.法默在长途汽车站吃了一顿早午饭，十四位自由乘车者坐在他旁边，身后是全副武装的亚拉巴马州士兵。司法部长发出公开警告表示不会有联邦法警全面保护他们，而怀有敌意的围观者们也在餐厅外面吵吵嚷嚷，人数至少有两千，一大批国民警卫队士兵正在拦着他们。但是当法默护送自由乘车者们登上灰狗长途汽车时，危机四伏前方旅程让他们的膝盖多少有些发软。上车后法默沿着汽车的外侧走了一趟，透过车窗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就像金之前做的那样。来自新奥尔良市的十九岁大学生多丽丝.卡索（Doris Castle）——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与法默握手时脸上写满了困惑。

“我的祈祷与你同在，多丽丝。”法默说。

她压抑着惊恐低声哭了出来，“你会跟我们一起走，对吗，吉姆？”

法默将一切他曾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全都摆在了多丽斯面前——他已经离开办公室长达四周之久，亟需处理的信件已经堆得老高，而且总要有人在外面筹钱以确保运动持续进行——但是他越说越觉得脸皮发烧，尽管他的嗓音依旧洪亮，底气却越来越虚弱。卡索瞪圆了双眼，仿佛小鹿一般惊恐，似乎一个字都没听懂。再也忍受不下去的法默将视线转向一边怒吼道：“把我的行李拿来！”一位刚刚加入平等大会的助手此时正站在他的私家车旁边，法默冲着他大叫道：“把行李放到车上！我也去！”尽管此时的法默极度亢奋，但他在跳上车前并没有忘记把保罗.迪特里希的翡翠戒指转交给怀亚特.沃克保管。接着士兵们依令上车，记者们也坐了上来，后备直升机也在最后一刻加入了编队，然后第二列车队在距第一列离开大约四小时后驶上了高速公路。

然而这趟车队的离开并不意味着当天在长途汽车站的戏码已经全部演完，罗伯特.肯尼迪也还要再次大惊失色一番。早在蒙哥马利市的人群被驱散前就有一条流言传播的沸沸扬扬，说一辆长途汽车正从东边向本市驶来，车上是一队黑白混杂的自由乘车者。从亚特兰大市出发后，这帮人一直在考察沿途各个小城镇的公共设施种族隔离情况。流言传开没多久，另一辆灰狗长途汽车就开进了车站，车上走下来一群精神疲惫的人们，他们紧紧倚靠着彼此，看上去就像迷了路一样。一看就知道他们也是自由乘车者。这群人中有两位是来自康涅狄格州卫斯理安大学的宗教学教授，两位来自耶鲁大学的教士（包括学校的附属教堂牧师小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 Jr.）），还有三位黑人学生，其中包括非学委的查理.琼斯。怀亚特.沃克和弗雷德.夏特沃斯迎接了他们。这九个人挤在一起的景象似乎终于突破了围观者的忍耐极限。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他们一直在越过士兵人墙的头顶向自由乘车者们投掷石块与其他杂物。最终他们凭借两辆汽车开辟了一条路，来到一片被国民警卫队清理出来的空地上。阿博纳西从其中一辆车里跳下来，把那几个人护送到了车里。一位记者靠近车旁向他们大声提问，想知道自由乘车者如何看待司法部长的广播声明，声明认为自由乘车运动应当停下来，因为总统即将与赫鲁晓夫举行首脑会议，而这项运动正在令美国颜面无光。阿博纳西从车窗探出身来回应道：“你要这么说的话，难道司法部长不知道我们的生活一直颜面无光吗？”旁观者看到阿拉巴马州警察部队又在护送另一支种族混杂队伍进城，纷纷大摇其头。“真他妈丢人，”有人这样说道。

此时法默一行人正跟在劳森团队后面前往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劳森早已经被赶出了杰克逊市长途汽车站的白人专用休息室并被送进了市立监狱。科芬一行人正在蒙哥马利市阿博纳西的家里与金会面，考虑是否也该前往杰克逊市。而伯克.马歇尔则收到了南部各州刚刚组建的学生队伍即将接踵而至的惊人消息。对于罗伯特来说，科芬一行人代表着自由乘车者的人员构成发生了令人不安的变化：这些人的身份不再局限于贵格会教徒、疯子、学生、和平主义者乃至黑人甘地主义者，如今这帮人当中突然包括了著名的常春藤联校教授。眼看着危机毫无终止的迹象，愤怒的罗伯特.肯尼迪发表了当天第二篇新闻声明。为了抵消自由乘车者可能吸引来的正面公众意见，这份声明的措辞写得十分刁钻。“在各州之间旅行的不只有自由乘车者小队，还有很多存心猎奇、想出风头以及各怀目的的人们……现在这场运动需要暂时冷却一下。”他还警告自由乘车者应当“推迟出行时间”。帕特森州长称赞这则声明说：“这么多天以来联邦政府头一次表现出了一点常识。”

在接下来的几小时内，罗伯特的火气越来越大。正当法默一行人跟随劳森一行人也被关进杰克逊市市立监狱之后，他得知所有二十七名自由乘车者都拒绝保释，并打算在定罪后待在监狱里，而不是缴纳罚金或者上诉保证金。鉴于伯克.马歇尔和拜伦.怀特都没能得到令他满意的解释，肯尼迪当晚就给金打了电话，要求知道为什么那些自由乘车者不愿意接受保释。

“这是良心和道德的问题，”金说道。一听到司法部长语气不善，他也采用了更正式的说辞。“他们必须用生命和身体来纠正一个错误。良知告诉我们现行法律是错误的，而我们必须进行反抗，但我们也有接受惩罚的道德义务。”

“这种行为对于政府在这方面或其他任何方面正在推进的举措不会产生丝毫影响，”罗伯特厉声说道，“他们待在监狱不出来这一点根本影响不到我。”

“若有上百名——乃至于成千上万名学生被关进监狱，也许多少还能有点影响，”金不卑不亢地答道。

“这个国家不但属于你，也属于我，”罗伯特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你与我一样都有权利决定怎样做对国家最好，但是不要发表带有恐吓意味的声明。那可不是和我们打交道的方式。”

金本能地后撤了一步，唯恐自己针对罗伯特施加的压力会导致反作用。“我非常感激本届政府的作为，”他说。然后对争论丧失信心的他不管不顾地爆发出了一段布道人特有的呼号：“我能看到一丝希望之光。但我与我父亲不同。现在我就能感到对于自由的渴望！”

罗伯特假装没听见金的呼号。“总之一切都取决于你和监狱里的那些人的决定，”他不耐烦地说道，“如果他们想出来，我们可以把他们全都捞出来。”

“他们会待在那里，”金答道，然后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罗伯特又给哈里斯.沃福德打电话，发泄了一通自己针对自由乘车者的怒火。“太过分了，我看这帮人根本就不把国家的最高利益放在心上。你知道他们当中还有人反对原子弹吗？”沃福德咕哝着安慰了上司几句。他对非暴力抗议活动的同情心尽人皆知，当政府在他负责的事务领域第一次出现危机之后，他就完全被排斥在电话交流圈子之外了。

在蒙哥马利市，金与罗伯特在电话里较劲了半天之后返回了阿博纳西家的客厅并且说道：“你知道，他们不了解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社会革命，因此他们也不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他向等在客厅里的威廉.斯隆.科芬以及其他六位刚刚加入自由乘车运动的志愿者汇报了他与司法部长的通话内容。这些信息丝毫无助于驱散这些人心中的阴云。除了恐惧之外，还有些人因为司法部长认为他们的使命不爱国而大为沮丧。毕竟眼下的确是总统试图与苏联进行世界和平谈判的非常时期，他们的行为是否真的会削弱总统的权威呢？这些习惯了单纯校园生活的人们一想到这些念头就难免吓出一身冷汗。“事实上我们面对的问题很简单，”金说，“你们还想继续进行下去吗？”他带领大家做了一段寻求指引的祷告。恐惧与矛盾心态迫使许多人都哭了出来。最后他们分发了纸片来进行匿名投票，投票结果显示全体一致赞成继续推进自由乘车运动——换句话说就是不考虑司法部长的意见——大家互相拥抱，欣喜若狂，下定了前往长途汽车站的决心。

阿博纳西、沃克、夏特沃斯及伯纳德.李陪同他们一起前往车站，不过这次旅程并没能走多远。当他们坐在车站午餐台前，在警卫队士兵的围绕下品尝登车之前的种族融合午餐时，治安官麦克.西姆.巴特勒（Mack Sim Butler）走到他们身后并逮捕了全部十一人。治安官随后解释道，保护第一批自由乘车者的任务已经耗尽了他的忍耐力。“我气愤极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能把第一帮捣乱分子全都收拾掉，后面就没这么多破事了！”

司法部长当天下午将六百位联邦法警当中的五百名撤出了蒙哥马利市。他通过可靠的记者公开了一些自己曾在私下里向金吐露的怨言——这些言论认为自由乘车者缺乏智慧、动机可疑甚至胆气不足。“第一队自由乘车者出发时需要极大的勇气，”罗伯特这样告诉《华盛顿邮报》，“但是接下来几队就不需要多少了。”他极尽刻薄地将自由乘车者们称“全美国最安全的人”，并且嘲讽他们待在监狱里的决定是“为美国的敌人进行的绝佳宣传”。最后他还向《华盛顿邮报》总结道，自己“觉得司法部眼下并不应当在涉及宪法权利的争议当中支持任何特定群体。”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距离他在佐治亚大学的演讲仅仅过了十八天。十八天前他还冠冕堂皇地宣称司法部将会迅速行动，迫使联邦法庭做出保障黑人宪法权利的决定，现在这些言辞全都被他抛到了一边。

不过罗伯特的怒火并没能压制住纽约平等大会总部的热情。在法默与杰克逊被逮捕的第二天，一位平等大会发言人宣布捐款正通过邮件源源而来，且还有超过百余人自愿加入了自由乘车运动。“我们相信能在今年年底前终结种族隔离制度，”他这样告诉记者。

在以便以谢教会的教学楼里，金主持了自由乘车运动协调委员会成立大会。平等大会的戈登.凯里代表仍在杰克逊市监狱服刑的法默出席了会议。两位纳什维尔的布道人代表了与法默同在监狱的贝弗尔和劳森，一位领导大会的助理则代表了被关押在蒙哥马利市监狱的怀亚特.沃克。连同另一位领导大会代表与全国学生协会的官员一起，六位与会者承诺要“加强”自由乘车运动的力度，直至南部各州长途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制度土崩瓦解为止。他们计划在四个南方城市开放招募办公室，筹款购买长途汽车票以及聘用律师，还要求与肯尼迪总统会面。他们将会“向司法部长争取强力裁定，通过向州际商务委员会下达命令的方式来明确州际旅行者的权利”。此外他们还要“填满蒙哥马利市和杰克逊市的监狱，确保这些问题明晰地反映在公众面前。”

这一天是5月26日周五，距离平等大会的第一批自由乘车者悄无声息地离开华盛顿已经过了三周。这三周当中的冒险经历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吸引了千百万人的目光。如今这批自由乘车者正式与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以及学生静坐运动的后继者们结为同盟，沿着有悖于联邦政府及南方各州意愿的道路继续艰难行进。

接下来自由乘车运动骤然从各大报纸的头条上面永久性地消失了。南方各州似乎潜移默化地逐渐意识到，在与司法部休战的大前提之下解决自由乘车运动的最佳方式就是披着法律的保护色悄然守护种族隔离制度。于是新一批自由乘车者被井井有条地聚拢起来投入了密西西比州的监狱系统，几乎就像是为了保护他们一样。他们的命运慢慢褪色，成为了过时的新闻。

第二波自由乘车者抵达密西西比州时，肯尼迪总统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1961年的第二份国情咨文。这篇文章的内容可谓非比寻常。“我的使命是推广自由的信条，”他在5月25日如此宣告。“如今整个南半球——亚洲、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中东——都成为了捍卫与扩张自由的宏大战场，无数民族正在这片土地上崛起奋进。他们正在发动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旨在结束不公、苛政与剥削。”但是总统的演说并未提及本国内的种族歧视，更别提自由乘车运动了。接下来他话锋一转，向国会申请近二十亿美元“把军队的战斗力翻一番”并且启动登月竞赛。刚刚结束了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颇具争议的首脑会议，肯尼迪就把征兵人数翻了三番，还向国会另外申请了三十二亿美元扩充军备以及在全国各地修建足以抵御核武辐射的防空洞。总而言之，他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向了一场围绕柏林争议领土而展开的战争。在这样的氛围里，总统自然比以往更不愿承认自由乘车者引发的烦人问题。到了6月底，入狱的自由乘车者数量已经逼近了二百人，但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并未发表任何相关评论。不过也确实没有哪位出席发布会的记者主动向他提起相关问题。

舆论领袖们似乎也迫切想要与总统保持一致，纷纷与密西西比州的麻烦拉开了距离。《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一度曾经以同情的基调来报道金与民权运动，现在却反对自由乘车运动继续扩大规模：“他们不但正在挑战根深蒂固的习俗，而且还在触犯真心实意的感受……蓄意挑起暴力行为的非暴力策略本身在逻辑上就自相矛盾。”同一天还有一篇题为《金博士拒绝中断乘车试炼》的新闻报道从最负面的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文章一开头就写道：“今天在南方的两个种族当中都有许多自由派加入了温和派以及其他人的队伍，坚持主张应当阻止自由乘车者。”这篇文章将后续的自由乘车运动推向了舆论支持的边缘。这也是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最后一则关于自由乘车运动的头版报道。一项6月份的盖洛普民意测试显示，63 %的美国民众反对自由乘车运动。

与此同时，罗伯特.肯尼迪却再次调转了枪口。在上一周的周四周五用最严厉的措辞公开指责了金与自由乘车运动后，他于5月29日清晨怀着截然不同的心情抵达了司法部，并且告诉自己的手下员工，金提出的针对州际商务委员会进行裁决的建议也许并不算特别幼稚，尽管这个机构历来包裹着一层臭名昭著的官僚甲壳，着实不好下手。事实上经过再三琢磨，他认为这个主意实在太棒了。于是罗伯特把司法部律师派遣进入了这个未知领域。律师们提出了一个新奇的主意：由司法部长给名义上独立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出具一份“申诉书”。他们仅仅花了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份文书的调研与起草，并且得到了罗伯特的签名。司法小组把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委员与各类官员搅得鸡犬不宁，迫使他们在这一年的9月下达了罗伯特想要的裁决。通常来说要让州际商务委员会做出一项裁决需要耗时数年——就算委员们喜欢这项裁决也需要这么久，更何况这次他们并不喜欢——而司法部长的律师团却将整个工作流程压缩进了四个月之内。专家们认为这样的游说事迹简直就是官僚体制之下的奇迹。

自由乘车运动的早期阶段结束后司法部官员调整了斗争手段，进一步加强了私人领域民权策略的推进力度。他们很快就全力以赴地构建了一个资金充沛的免税机构，为南方各州的黑人进行选民登记。早先在猪湾危机之后，为了筹措赎金来从古巴人手里交换俘虏，肯尼迪政府曾经不声不响地为那些捐赠款项的个人或者团体提供了免税福利。这一次为了选民登记项目能够获得免税，司法部长也采取了同样秘不示人的手段。他亲自指示国税局局长莫蒂默.科普兰为设立在亚特兰大南区市政局的新选民教育项目取得了免税申请。当机构负责人莱斯利.邓巴（Leslie Dunbar）为了呈交免税申请来到国税局进行协商时，伯克.马歇尔与其他几位司法部官员也陪同他一起前往。

马歇尔、哈里斯.沃福德以及基金会经理斯蒂芬.科里尔（Stephen Currier）同时投入了将各种民权组织纳入统一管理与集中预算之内的工作。鉴于罗伊.威尔金斯与金之间的恼人过往，这项工作早在初春时节刚刚启动的时候就已经够棘手了，但现在还要将平等大会与非学委也纳入计算范畴，致使这项工作的复杂程度翻了几番。理论上来说后面这两个组织看起来都没有注册登记的希望。平等大会在南方各州只有寥寥几位成员，只有一位全职工作人员的非学委甚至都称不上是一个正式组织。然而这些缺点对司法部来说并不要紧。无论如何司法部都必须招安平等大会与非学委，因为这两个团体目前正在依靠对抗行为来塑造自身的身份，而罗伯特的目的之一就是诱使他们放弃此类行为。

6月初，马歇尔参加了一场小型会议，与会者包括了一部分尚未被捕入狱的平等大会与非学委领导人，会议地点位于弗吉尼亚州卡帕侯希克一座曾经属于布克.T.华盛顿的接班人R.R.摩顿所有的种植园内。马歇尔坐在约克河畔的一棵橡树下，提出了选民登记的问题。在座学生中最专注的听众是这年刚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蒂莫西.詹金斯（Timothy Jenkins）。詹金斯很不待见非学委内部的“受苦受难流派”，也并不支持这些人的宗教热诚。而且还认为直来直去不服就干的学生运动只能是死路一条。在他看来，待到宗教热情无可避免地衰落下去那一天，学生运动必将失去一切政治保护，而且一切政治保护的根本都在于选票。他对于这套理念深信不疑，因此决心拉拢三位关键人物，他认为这三个人有能力影响非学委内部的权力平衡。这三个人都叫查尔斯——他们的姓氏分别是谢罗德、琼斯与迈克德鲁——三个人都是非学委领导层的成员，但是身份背景却天差地别。来自乡下的神秘主义者查尔斯.谢罗德是个生性固执的虔诚教徒；老练世故的花花公子查尔斯.琼斯是一位著名南方牧师的儿子，衣着精美，操着一口抑扬顿挫的男中音，俨然是小一号的金；北方的运动健将查尔斯.迈克德鲁（Charlie McDew）胆色过人且喜欢摆酷，对于劳工史与犹太先知都抱有微妙的欣赏态度。詹金斯相信，他很有可能依靠同一场运动来吸引这三个人，更有可能通过许多场彻夜长谈让这三个人理解并接受了解选民登记的好处。

6月16日，司法部长在办公室内接待了一个来自自由乘车运动协调委员会的代表团，团员包括了三位查尔斯，刚刚被保释出蒙哥马利市监狱的怀亚特.沃克，以及詹金斯口中“虔诚得一脑子浆糊”、并且在非暴力运动领域“一条路走到黑”的黛安.纳什。他们都希望为自由乘车运动争取来自联邦政府的进一步支持，但得到的却是司法部长的反对意见。罗伯特认为自由乘车运动已经发挥了全部效力，委员会成员如果还想进一步争取民权，那就应当转而投入选民登记工作。如果他们同意在这个方向上付出努力，他将愿意竭尽所能地保证他们受到全力支持和保护。他还提到司法部正在秘密地为选民登记组织争取免税福利与大型基金会资助。

对于查尔斯.谢罗德来说，司法部长这番话说的实在太露骨了。虽然十分紧张，但他还是气得当场就站了起来，语无伦次地指责司法部长居然打算依靠贿赂来诱使他放弃正义的事业。“您可是位公职人员，先生。上帝或法律赋予您的责任并不是教训我们应当如何信守宪法赋予的权利，而是在我们行使权利的时候给予保护。”谢罗德一边说一边向司法部长走过去，怀亚特.沃克唯恐他在气头上出手袭击罗伯特，赶紧把他拉回来死死按在座位上。紧张的气氛消散后，只穿袜子没穿鞋的罗伯特继续踱来踱去与代表团争辩。他承认，针对黑人选民进行培养和登记也许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只有这样做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南方政界。

无论是在会面现场还是在日后的接触当中，罗伯特和他的助手们都一直在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他们甚至做出秘密承诺，保证政府将会为学生们安排兵役豁免权——只要他们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保持低调。哈里斯.沃福德极为生动地把选择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可以让监狱里装满自由乘车者，也可以让监狱里装满意欲妨碍受到联邦政府保护的投票权的南方白人官员。换句话说他们可以选择遭受迫害，也可以选择得到保护。那些对选民登记有兴趣的人能够得到伯克.马歇尔或者约翰.多尔的电话号码。司法部向他们保证保证，只要他们在南方遇到麻烦，随时都可以给司法部拨打对方付费电话。

这些论点很能说明问题。它们问世的时候，黑人领导层十分认可罗伯特.肯尼迪强力介入早期自由乘车运动的决策，夏特沃斯曾经向黑人信众们宣称，肯尼迪政府刚刚上任不久，种族问题就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因此“我们要感谢杰克、鲍勃还有上帝！”也有些人更关注罗伯特针对自由乘车运动的粗暴批评或者怀疑他抱有不算纯粹的政治动机，但是即便对于这些人来说，司法部长积极参与民权事务的姿态依旧值得称道。他并没有站在民权斗争的战场之外袖手旁观，而且他似乎觉得既然他在某一方面扯了民权团体的后腿，那就必须从另一方面补偿他们。

在结婚纪念日当天，罗伯特.肯尼迪邀请哈里.贝拉方特来到他位于核桃山的家中做客，并且再次要求对方利用他在非学委当中的重要影响力支持选民登记。贝拉方特马上趁着自己在华盛顿演出的机会邀请了一个自由乘车代表团来到华盛顿。就在他与代表团会面的那天晚上，罗伯特与马歇尔再度展现了推波助澜的本领。在他们的张罗之下，《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赫然写到：《南方各州黑人选票预计将会激增——政府专家确定政治突破即将到来》。这篇报道归纳了上述私密论辩当中罗伯特一方的论点。“小马丁.路德.金博士以及新一轮激进运动的其他领导人——静坐运动参与者以及自由乘车者——都认同选票才是关键……并且相信政府会尽全力保护那些想要登记和投票的人，也会鼓励黑人进行尝试。”贝拉方特鼓励学生们不要理会报道当中的负面描写，例如“黑人漠不关心政治”以及黑人领袖的不良“做派”之前如何阻碍了选票革命进程，因为添加这些语句也是政治手段的一部分。最终学生们表示他们愿意召集自由乘车者来推进选民登记计划。贝拉方特当场自掏腰包赠予他们一万美元启动资金。

罗伯特决不允许民权阵营在选民登记问题上产生任何动摇。到了7月底，所有主要民权组织的领头人都对这个项目产生了足够的兴趣。于是各方人员在纽约召开了为期一整天的会议，沃福德和伯克.马歇尔代表政府出席。支持选民登记的参会人员必须说服刚刚离开密西西比州监狱的法默确信他并不会在平等大会最荣耀的时刻舍弃这个组织的整体目标；他们还必须说服罗伊.威尔金斯确信外界并不会误以为协进会抛弃了促进种族融合的旗帜。这些还都只是最细枝末节的问题。不过不管怎么说，一个月之后这批人又带着“工作报告”再度汇聚在了第五大道塔康尼克基金会的办公室。他们将南部各州划分成了各自负责的片区，解决了关于基金分配比例的尖锐分歧。他们招募了行业基金会和斯坦恩基金来支持塔康尼克基金会的资金运作。他们找到了能让各位捐款人、受捐人与中间人都满意的基金会管理者与款项输送人员。他们敲定了上百项折中方案。第二个月内，基金会的行政人员为所有捐款包裹了一层尽可能含糊的语言，而律师们则依据税法反复核对了基金会的组织架构流程图*。

【*为了与免税许可证保持一致，南方地区理事会甚至不惜宣称自己对于政治革命的兴趣完全出于学术层面，该组织推进选民注册的目的是为了做研究：“你们将要凭借拨款来推进项目，项目得出的结果将会得到经验性的评估，从而使得南方地区理事会能够得出有发表价值的结论。”】

选民教育项目基本上是另一场强行军的产物。这场强行军与自由乘车运动虽说目标一致，但是在精神上却南辕北辙。能够在1961年夏天自由乘车运动尚未鸣金收兵之际完成这样一场行军，这项事迹本身就彰显了罗伯特.肯尼迪麾下的司法部多么坚韧不拔，甚至就连从州际商务委员会拧出长途车乘车权裁定的壮举相比之下都要稍逊一筹。不过两场运动都对南方政界造成了深远影响。知情人立即主张这些举措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纷纷扬扬的争论不免让人回想起了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的时候：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法律建设还是新旧冲突，在于理性思辨还是感性冲击，在于政府训令还是思想转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