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对话与小国——乱弹几则 -- 桥上

一、对话，有各种方式

对话，不一定非得用语言，如果语言不同，可以画图，可以比划，代替语言进行交流。还可以“执干戚舞”，也是一种著名的对话方式。那是在中国古代，当时，舜的部族和“有苗”部族冲突，争执不下，于是舜让手下拿着“干”——盾牌和“戚”——大斧，舞动起来，展示武力，传达自己的决心，“有苗”就被镇住了。后来李白非常羡慕，作诗云：“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所以这“执干戚舞”，也可以代替语言。

语言，无非是用来互相沟通的符号系统。但在任何一种语言系统中，符号总是有限的，每个符号都会覆盖不小的范围。由于对各个符号覆盖范围的理解未必一致，即使用同一种语言，人们有时也未必能互相理解，那互相之间就无法顺畅沟通。而人们对每个符号所覆盖范围的共同理解，需要长期磨合，因此，互相理解并不简单。

而国与国的交往，因为双方日常使用的往往不是同一种语言，所在环境有时也大不相同，即使有翻译，也很难把意思传达到位。好比抗美援朝之前，总理请印度大使传话给美国人，说是决不坐视，美国人就没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置之不理。当然，也许当时就算理解了，他们还是要试一试才甘心。只有经过了血与火的对话，后来他们再听到我们说这句话，才能当真理解其中含义。

因此，“执干戚舞”也是语言的一种必要补充，往往，即使“执干戚舞”了，也未必能平，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常态，说不定还得抄真家伙来诠释一把。

二、反复无常是小国的特权

中国已经是大国了，除了与另一大国美国打交道，还会更多地开始以大国身份和小国打交道，就不能不认识到小国的特点。

在现在的时代，小国不可能与别人老死不相往来，否则只好进博物馆。要发展，只能开放，和外部交换，总会有必不可少的资源无法具备，只能受制于人。他们如果想独立自主，比我们这样的大国须付出更大代价，有时是无法承受的。

因此，小国不能有大国的作派，所谓“小国争盟，祸也”。当初，要不是铁托风光一时，可能也不会入了美国的法眼，最终那么快就身死而国灭。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小国自该有小国的生存方式。这也许是“不当头”的另一个角度吧。

一个人当一群人的头是一回事，一个国家当一批国家的头完全是另一回事，不是能提出正确主张就行的，一个国家往往有很多利益不同的人群，没有极强大的力量并且顺应了潮流，是无法摆平的。

和我们习惯的大国思维不同，小国由于不太可能独立自主，必然要见风使舵，朝三暮四是轻的，撒泼打滚更常见，这次菲律宾和印度就一家给我们表演了一场无赖大戏。

但这是小国的处事之道，无可厚非，有时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国家争取到最大利益。他们的仁人志士，比我们的，要无奈得多。

三、各领风骚三五年

小国需要经常转向，但一般不会由一人分饰两角，极变态的也不是不可能，好比昂山。一般，还是由他们内部不同派系推出各自的代表人物来实行这种转向。

因此，当出现对我们有利的转向时，我们可以鼓励相应派系及其代表人物，给他们一些实惠；出现对我们不利的转向时，我们要打击相应派系及其代表人物，争取让他们得不偿失。

这其中固然要做说服工作，但有时语言是苍白的，有时又完全是对牛弹琴，好比您同阿基诺三世讲共同发展，同莫迪讲平等相待，同安倍讲世代友好，恐怕就是如此。有时，“执干戚舞”是必要的，有时，用飞机大炮发言也是必要的，总之，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所谓文事必有武备，我们应该具备影响那些小国中敌视我们的派系及其头面人物利益的手段，有时，他们只懂这样的语言。

历史上有个经典的场景就是斯大林和丘吉尔划分势力范围，其实还有之前斯大林与希特勒签互不侵犯条约，瓜分波兰，或者有指责斯大林这种行为是滑向了帝国主义的，但在我看来，斯大林是在用丘吉尔、希特勒之流能听懂的语言和他们打交道。

大国总要有随波逐流以外的手段，这也许不是外交官的责任，但外交官不能因此认为只有他们折冲樽俎才是唯一和外国打交道的途径。有外交官认为李鸿章是伟大的外交家，他们忘了李鸿章还是北洋海军的上司，他们忘了前辈外交家不肯签二十一条，他们忘了甚至常委员长在首都陷落、国土大量沦陷、海空军全军覆灭之后都不肯投降，而他们竟然超越他们的职权范围谈什么东南互保，他们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至于西方舆论，本质上只会对我们敌视，只能设法影响个别人，不能因为顾忌他们影响我们的行动。

四、春秋无义战

再说回斯大林，在我看来，即使您坚持国际主义，也只能照他的路子干，因为他不是哪个个人，而是苏联的领袖，同时严格地说，不是国际共运的领袖。因为他主要的权力来源是苏联人民，而不是那些革命者。拖着那些人民去支援外国革命者，未必是马克思的路子。真坚持国际主义也只能照“切”的路子干。

当初列宁稍微理想主义了一点，为苏联开了个自决的后门，结果到八九年，尽管之前投票多数苏联人希望保留苏联，但却让那少数几个人利用这个后门，一下就把苏联弄没了。最近普京还专为此讲过话。

孟子说过：“春秋无义战。”，这和当时的条件有关，义是要付出代价的，小国没有义的资格，春秋之时，没有太大的国家，很少有人有义的资格，因此“战”起来不大可能有义。

列宁也说帝国主义战争都是不“义”的，但在当时，他也无法阻止各国打起来，尽管各国共产党试图反对战争，但只是让他们的拥护者变少了。后来只有已经掌了权的俄共可以主张停战并成功了，但结果是布列斯特和约，并不完满，还得靠斯大林和希特勒作交易，才把那些失去的领土拿回来。

而在春秋后的我们中国，大一统是常态，容易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不太注意“义”的条件，好像这“义”是天经地义的，其实不然。

即使在现代条件下，虽然在大国控制下并不一定有“义”，但没有强大力量的掌控，就一定没有“义”。

现在我们已经是大国，但毕竟还不是头号大国。虽然可以高举某种“义”的大旗，但还要认识到没有足够的力量，还无法实现我们的“义”。如果不能逐步实现全球的大一统，那么“义”就不太可能成为主流。

另外，在类似于春秋的条件下，由于有不同的语言系统，其实也就有不同的“义”，互相很难沟通，除非一方迁就对方采用同样的语言系统。

因此，不可能指望用我们的“义”说服所有人，有些人利益所在，是不可能响应您的“义”的。

即使那些可能说服的人，要说服其中足够多的人也是个漫长过程，恐怕得接近十年，而即使这些人多数被说服了，到他们真能采取行动，所需时间也要接近十年甚至更长。

五、庖丁解牛

虽然是要打击敌视我们的派系及其代表人物，但也要找准打击点，拿对工具，“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该用大锤用大锤，该用刀用刀，该“执干戚舞”时“执干戚舞”，能说服的也要慢慢说服，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

小国经常不按牌理出牌，我估计背后的因素大概有这么几种：

一是敌对派系从他们的理念出发，谋求他们国家的利益，要和我们对立，这该让他们认识到这么干其实对他们国家没好处，我们一直宣传的搁置争议，谋求共赢当属于这一类，但还应加上让挑衅只会吃亏的行动，让他们计算到对立对他们国家有害无益，不能让他们理解为向前拱总能有便宜占，至不济也不会吃亏。因此，我们也要尽量从双方的紧张状态中得到好处，同时要让他们再不收手就会下台，好比越南。

二是敌对派系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挑衅行动谋求他们民众的支持，我们要大张旗鼓地让他们国家在这上头吃亏，让他们民众看到这种挑衅行动没好处，同时设法打击这一派系的利益，即使不能让他们收手，也能警示后人；我们还要在双方争执的各个方向上向前推进，哪怕将来在一定的方向上放一部分出来让他们民众看到我们的大度。好比阿基诺三世，好比莫迪。

三是（认识到与中国友好对他们国家或自身有好处的）友好派系有时也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挑衅行动谋求他们民众的支持，但往往形式大于实质，好比杜特尔特上台以后也在南海问题上嚷嚷过几声，我们只能尽量降低影响。

不过我不赞成培植代理人，那些友好派系也是从他们的利益出发对我们友好，而且随时准备着两手，一旦他们认为对我们友好对他们不利，会立刻翻脸，不会对大国讲交情。友谊是大国才讲的起的，大国将友谊坚持到底会积攒下朋友，长远看会受益，会有威信；但小国及其各个派系（不是个人）在国际上（不是国内）不需要威信，这么干会死得很快，没有长远。

大英帝国被昔日殖民地“微的非”（汉妃自创缩略语，指微不足道的非洲小国）坑得稀里哗啦那集剧情来：）

建议再谈谈'条约'这种语言的应用。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得靠条约。小国的友谊也要靠有效的条约来实现，即使成了负担也是。有条约在那，吃了苍蝇你都得承认鲜血凝成的友谊。一战不就是这样打起来了。条约是刻在石头上的对话。

跟朝鲜签的协议，签两次耍人两回；京都议定书，巴黎协议，说不认就不认

这个得说西方早有准备：政府同意了，议会可以赖账；这个总统签了，下个总统可以赖账，套路很深

咱和美国建交也是，1972年谈挺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美帝苏修又眉来眼去好一段日子，看着和苏修确实没前途了，才转回来1979和我们建交；

建交的时候说的好好的，不再卖给台湾高于当时水平的武器，后来卖F16也没手软；

这边签建交公报，那边来一个《与台湾关系法》

归根到底，这个世界还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太老实，心眼儿太实在会吃亏的，一定要睁大眼睛，该赖能赖的时候真不能一根筋......

现实实践来看，在外也是行不通的。

这可以分成三个等级，第一是全面友好，绝不培植代理人。这种国家将处于中方的绝对控制的影响下，脱离则彻底背弃其国家利益，中方没必要做小人。

第二种摇摆国家，必须培养代理人，就像您说的，中方是站在中方利益上的，只不过是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分歧区别而已。

第三种比较复杂，在现实中已经有实践，即英国人当初的那种以小治大。其实不必完全性地反面看这个问题，假使能够实现中方和对方的共赢，为减少成本，使用第三方做媒介润滑，即使于道义而言，亦可行。只不过得认真地控制程度，防止出现世代集团式的第三方买办集团。

总起而言，还是必须战略目标确定战术手段，春秋无义战，但是没有这些战争，国家数量就不会减少，也统一不起来，获得短暂的和平。

Tin-Pot Little African Country

不过日本主张中日韩自贸区的官员因为各种原因死了几个以后就反华了，所以说中国外交最大问题就是中美问题，不解决大国问题，小国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有庄家有散户，庄家少散户多，庄家钱多，散户钱少，地方不同，情况一样。庄家有庄家的玩法，散户有散户的玩法，散户钱少灵活，快进快出，策略可以一日三变，我们可以说散户反复无常，但庄家不行，庄家钱多，一旦动作市场就会有反映，所以庄家必然行动隐密。

因为庄家有改变股价的实力，所以散户必然有和庄家“对话”的需求。而庄家正好相反，尽可能不说话，就算有话要说，也不能说得很明白。当然“对话”里，其实说什么都是虚的，庄家明白，散户也明白。

另外，庄家也好，散户也罢，都要对自己的地位和实力有清醒的认识，有了清醒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在市场上玩。如果散户有点小钱，以为自己可以反复无常，没底线，就敢玩弄庄家，那迟早会被给庄家吃得渣都不剩（这类角色世界上只多不少）。

先说这么多。可能不炒股的同学也能看懂我说的话，但是要有切身的体会，就必须到股市里扑腾几年，等有了切身体会后，才能更清楚明白地看清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主贴里已经说了：

这实际上就是在谈弱国的外交。

你说到了“弱国无外交”，这句话的本质和老话“一力降十会”是一致的。

但是，你仅仅停留在了这句话上面。僵硬，死板，丝毫不考虑形势是千变万化的。

固然，有句老话叫做“一力降十会”，但是同时还有句话，叫“四两拨千斤”。在外交上，固然有句话叫做“弱国无外交”，但是同时人们也都看到，小国并非完全没有挣扎的空间，不同的策略依然可以不同程度的保护自己的利益。

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一味强调弱国无外交的人是不适合评价外交活动的，就像一味强调等级之分的人是不适合参与社会活动的一样，因为将规则绝对化了，将事情简单化了，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实力是基础，但是智慧可以帮助实力更好的发挥。好一点和坏一点，区别还是很大的，不能简单地抹杀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沦落到机械唯物论的错误中去。

桥上老师是个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这个贴子条分缕析，清清楚楚，你张嘴就能给个小白文！

在他第二次就任之前，日本的政治局势极度不稳定，短时间内连续更换了多个首相。2006年到2012年，6年间换了5个人，最后还是他做了第6个人接手了位置。同时爆发了严重的天灾和人祸，311大地震以天灾的形式震动日本核心区，311核事故则以人祸的形式冲击了日本社会信心，日本整个国家信心都遭到了严重冲击。可以说，日本当时整个国家明显都是要陷入危机的节奏。然而在他上台之后，日本居然出现了一个较稳定的政府，各项事务能够稳定推行。这一稳，就是5年。

这样一定时期的稳定对日本来说是有利的。

是个政治家

清朝的晚期不就是这样吗?

骑墙，耍宫斗，江山就是这么没的。其实一个蠢字了得。

光看贼吃肉，没见贼挨打。美国，苏联都为言而无信付出了代价。美元的乱象就是不守约，瞎整的结果。苏联的红军也是一样。

政策，条约少一些变化，社会就少一些变数。对老百姓和社会都是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