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张居正夺情与今上修宪 -- 毕玄

税基从400万增加到700万，中间多出来的300万可不是什么中小地主的。

看看张居正死后那些他得罪的读书人写的东西，污蔑程度已经到了超出人类智力和道德底线。

夺情前张居正是没搞一条鞭法，不过仅仅是考成法和内阁管理六科，已经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官员，夺情时候连张居正的门生也反对夺情。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已经没退路了。

这两项改革张居正一死就立刻废除了。

再加上政治斗争矛盾的激化，对社会传统道德观念的破坏，那么到底是有哪一方从“夺情”这个事情中受益了吗？

但是有水分，《明史 食货志》里提到了：然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

明朝并不是没有考绩的规矩。京察、大计都是。表面上看，这两个因为周期太长（三到六年一次），对官员的督促作用不强。实际上，当时是农业社会，官员的政绩往往要数年才能见成效。例如兴修水利的效果如果第二年不发洪水或者旱灾又如何评价？又例如推广良种，劝课农桑至少也要一年才能看到成绩。即使是张居正念念不忘的赋税收入提高也得几年吧？

张居正的做法则是所谓“立限考事”、“以事责人”。也就是说一件事必须在期限内办好，否则就要处罚。表面上看上去也不错吧? 问题是这个期限制定的极不合理。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而真正违反期限的处罚又不痛不痒。例如万历三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几百件，抚按诸臣数十人。但对省一级官员的处罚不过停俸三月。这对于“工资基本不用”的官员来说根本没用。而对低级官吏则采用降级或开革等做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搞得各地鸡飞狗跳。

而张居正考成法真正重视的只有赋税收入。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其实各地税收不足是因为土地兼并的关系。硬搞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的结果就是地方官不得不加紧搜刮老百姓。

所以张居正施政其实是非常粗燥的。这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他教育皇帝也是极为粗暴，搞得皇帝对其逆反。也可能和他一直在中央任职不接地气有关。反正他眼里是没有普通百姓死活的。

搞考成法的另一个目的也是为了排除异己。张居正驱逐高拱，下面自然要清洗一番。但是搞清洗总得有个正大光明的理由吧。考成法就成了一箭双雕的工具了。

但张居正这么搞，下面的反弹当然也是极大的。所以丁忧夺情才搞出那么大的风波。

政治上大规模的改革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如果瞻前顾后，时机丧失国家就积重难返了，当然穿越者也许能找出一条更稳妥的道路。

对社会传统道德观念的破坏其实非常有限，万历年间早就潜规则盛行了，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的作者就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张居正的同年大文豪王世贞，里面的时代背景和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很接近。

张被弹劾的主要原因并非“夺情”破坏了传统道德观念，而是他的改革第一步考成法已经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就算各地官绅吏尽可能把负担往自耕农小地主身上转移，但还是要自身付出不少代价的，而且谁知道张太岳还有什么新的手段。

同时代的海刚峰可谓道德楷模，但是他出任应天巡抚让当地官绅退还隐田，矛头首先对准昔年的恩人徐阶，要求退还一半，徐阶退了一部分海瑞还不松口。于是徐阶收买给事中戴凤翔，以“鱼肉缙绅”之名，将海瑞彈劾罢免。

古代没有很好的知识共享，就靠些文章和清谈，能力和经验有很大关系。而且中国的官僚制度有个特点，优于大破坏后的恢复，拙于大繁复大勾连之时的清理。本身能力包线有限制。

考成法的首要目标确实是赋税，赋税不是提高，而是把应收赋税至少满足九成，其实多年来从未足额收取，这一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详细表述。如君所言：“其实各地税收不足是因为土地兼并的关系。硬搞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的结果就是地方官不得不加紧搜刮老百姓。”

即使地方上官绅吏配合的再完美，考成法刚开始施行的数年想把多出来的负担全部转嫁到自耕农小地主身上也不现实，否则民怨沸腾他们也会受到冲击，官绅吏也得付出一定代价。

另外还是我之前说的那点不能割裂的看政策，没有清帐土地和考成法的紧密配合，考成法所增加的赋税负担会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自耕农和小地主身上。

明代三年一外察，六年一京察的制度定型于弘治十四年。经过近百年，考核流于形式化或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确实明代中后期仍然是农业社会，存在绩效滞后的问题。但是考成法把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而后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并没有要求立刻见到成效，譬如兴修水利或推广良种，劝课农桑想要立竿见影是不可能的，只能考察工作是否完成。

万历三年的考核确实是惩罚力度不够，但是到了万历四年就动真格了：万历四年（1576年），朝廷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山东有17名，河南2名的官员，因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

说张施政粗糙：单独拿考成法来说确实如此，但是结合清帐土地和考成法等配套政策就不能简单的评价为粗糙。

对万历的教育是严格过了头而并非简单的粗暴：张对万历皇帝的教育极其上心，而且极其严格。张居正本人不但亲自讲经筵，而且还不分寒暑，同时张居正还编写帝鉴图说给万历皇帝看。所以说张居正是个负责任的好老师，万历皇帝显然是对其非常尊重的，冬天太冷，万历皇帝给张居正毛毡垫在脚下 。夏天太热，万历皇帝就让太监宫女帮他執扇去暑。这些小举措可以看出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是敬爱有加的。 万历皇帝对这位师祖不仅尊敬，实际上还有点怕。这源于张居正的严格要求。万历皇帝有次把“色勃如也”中的“勃”读成了“bei ”，张老师立刻呵斥到应该读“bo ”，这一喝据说不仅万历皇帝吓了一跳，连旁边的大臣也被吓的变色。第二个例子，万历皇帝17岁时，和太监一块喝酒放纵，李太后得知了非常恼怒，把万历皇帝叫过去臭骂了一顿，让万历罚跪。这还不够，最让万历感到恐惧的是李太后扔了一本书给他，这本书是什么？没错就是后汉书~霍光传。此举将万历皇帝吓到浑身颤抖，因为霍光是汉朝权倾一时的大臣，废过皇帝的人！张居正秉公办事，代替万历皇帝写了罪己诏下发给群臣，且措辞严厉。但是张居正显然忘了外臣不得干预宫廷内务的禁忌，也没有顾虑皇帝的感受，让皇帝的颜面丧尽龙颜不可触逆！这成日后成为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的一大罪责。综上来说对于老师的张居正万历是非常尊敬和惧怕的，但随着年龄的增大，憎恶与逆反也就越深。

不知民间疾苦，不顾百姓死活也值得商榷：他家并不富裕，张出身草根，爷爷是个小区保安，爹没有做官资格(秀才)，29岁回乡养病三年期间，他感叹：“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张虽然没有当过地方官，但是他对地方上土地兼并的问题还是清楚的。官绅吏把他们应当承担的负担转移到百姓身上，张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打破这种局面，重建土地税基，中央和地方官绅吏的博弈难免会出现百姓利益受损，但是只要清帐土地能彻底完成，百姓的压力会逐渐减少的。

他只是为了报复张居正对他权力造成的潜在威胁，为了收买人心，才彻底清算了张居正。除了一条鞭法，其余全部都废弃了。

三大征后，国库空虚，他也想扩大财源，就到处派太监全国各地收矿税商税，最后民怨沸腾。

“夺情”做错了，那么下一次有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要三思再三思，想别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再重复已经发生过的错误。

怎么对付臣子的帝王之术他完全没有教给万历。改革的政策再好终究要人去执行的。商鞅死后秦法不废，惠文王感受到变法的利益对君王的好处才是主因。

张江陵不是一个好老师，过于严格。

当然老师不止他一个。《万历十五年》里提到过：申时行不是皇帝五个蒙师之一，但他所担任的功课最多，任课时间也至久。

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卡在后1/3时间点登基的帝王好像都一般：

西汉 汉宣帝，这些帝王中唯一成长在民间皇帝，功业卓著

东汉 汉桓帝，历来评价很糟糕

西晋 晋惠帝，智商太低的傀儡

隋朝 隋炀帝，千古闻名的暴君

唐朝 唐宪宗，元和中兴的领导者，可惜得位不正，死的也窝囊

元朝 元顺帝，亡国之君

明朝 明神宗，历来评价不高。

清朝 道光帝，平庸之君，清朝国事继续下滑。

统治南方或北方的王朝在后1/3时间点登基的帝王有：

东晋 孝武帝，有一定作为的皇帝，可惜死的窝囊

北魏 魏孝文帝，功业不凡

南朝宋 孝武帝，评价不高

南朝齐 齐明帝，得位不正，屠灭高武子孙，统治尚可

南朝梁 梁武帝，他在位时间占南朝梁的80%以上，晚年尤其昏聩

南朝陈 陈宣帝，评价尚可

北齐 齐后主，亡国之君

北周 周宣帝，评价不高

北宋 宋神宗，在位时任用王安石变法，有一定作为

南宋 宋理宗，虽成长在民间，并非英主

辽 辽道宗，辽国在他统治期间不断下滑

金 金章宗，金由盛转衰就是他在位期间

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动大老虎？ 不说别的，你级别不够，很多地方门都进不去。

除非自己背后有强大的支持，但这又成为你说的“人治”

“普通监察人员”也就拍拍苍蝇，打老虎的事情，中国搞得很累，西方就干脆两手一摊，合法化算了。

已经培养新的利益集团了，皇帝想动他们也没那么容易了。

商鞅用他的死证明了光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私人武装是无法对抗国君的，他加强的不止是秦国，也大大加强了君权，惠文王成为了他改革潜在的受益者。商鞅死后惠文王没有变更他的法律，那些没落贵族弄巧成拙，他们要搞死商鞅的目的可不仅仅是为了泄私愤。

是张居正的教育太“成功”了。

感觉张居正冯宝李太后给万历灌输的是一套特别定制的儒家理想中的圣人君主的世界观。比如小皇帝要改善一下生活，张老师板着脸说不行，要节约。结果张老师死后，小皇帝发现张老师也是生活奢华，说的和做的完全不同，这个对世界观的冲击太大了。

之前的教育越上心，逆反后的冲击越大。

我觉得一条鞭法，考成法改革的关键是减轻了人身依附。用收钱代替徭役以后，人身自由比之前宽松很多，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相当多的劳动力，使得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看明朝的小说，不少都提到万历和洪武年间是老百姓生活最好的时期。

等到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的银钱照收，徭役照样征用，西北追缴积欠搞得每亩地收的税比江南还高，这些问题可真不能怪到张居正变法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