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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 -- old
许多王朝连年战争胜利后坐了天下。
老的土地利益结构被打倒，这时候人民和获胜的士兵更容易得到土地。这是府兵制能够存活的基础。
王朝坐稳到发展，哪怕是我们历史上被人诟病为封建王朝的国度，所治理的人和土地就一直具有商品属性。（我不明白为何把他们扣上封建的帽子？）这样自由交换状态下，土地资源不断被资本（大量货币的持有者）所垄断，这样各种各样原因的失地者越来越多，最终府兵制肯定搞不下去了。于是募兵制就出来了。
这时有了战争威胁，朝廷的财政开支就会大幅增加，要养兵。接着就要加税。
但是因为前期发展时段，各种“物”的商品化走的太快，虽然前面得到了几年被叫好者称谓的盛世，但是对于国家综合治理来说，必须改革，否则政权的危机太大了。而做这些脏事的都是后世被人们谩骂的暴君。
只是有的暴君还有改革的机会，但有的根本就没有，因为整个社会的“物”早已深度商品化，整个社会的大众意识也是只为自身利益的商品意识思维。
知道历史上那些亡国帝王为何无能为力了吧，知道有人结局被外族杀掉也要保存自己的财富，这些人可不傻，他们可一直是人精啊。
惨的帝王也有，类似吊死的崇祯。
而后世的人们分析，重点都是放在帝王权力的争夺上，而忽视了带来这些争夺的本身。
这个历史有两个结构主线，其一，任何一个王朝建国初的社会交换状态下“物”的定价权大部分是由政权控制的，就是联系而交换的契约内容不属于纯粹商品自由交换的契约形式，越重要的“物”越是如此。这点西方历史王朝跟咱们一样。国王和领主、领主和治下的百姓、国王和百姓等所有契约式的社会联系关键，其中都包含着一定义务交换的内容。不是纯粹的自由交换。这个时候“物”的商品属性是相对淡化的。
但是随着王朝努力发展经济，政权所控制“物”的定价权越来越少，反应在“物”本身就是“物”越来越走向商品性质。而具有思维的物或者说人，其思想逻辑就也转变成为商品利益交换的状态。这个状态的出现会导致政权旧的治理结构或措施的失效。于是随着“物”被深度商品化，政权的结构和措施也就不断的调整，否则国家的社会整体秩序就要出大问题。这对皇帝智囊班子可是难事，毕竟里面走着利益派系。靠他们来解决王朝生死攸关的问题。
其二，放长时间尺度纵向来看，王朝存活的时间比之前王朝逐渐拉长。这不仅是王朝总结前面的经历，更是生产力持续提高而助力的结果。
资本词汇的概念我们是转译过来的，还有很多西方政治、经济概念都是如此。包括马克思理论。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哪怕是同一个表象含义的词汇，背后的深刻内涵也是有巨大差别的。这个理解可以读马克思韦伯的书。
什么是资本？可以说现在的定位五花八门，也包括马克思理论对其的定义。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概念是在概括一种社会状态确实千真万确的。
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有交换行为、有货币、有契约，我的理解涉及的根本一个是定价权、一个是交换的状态。简单说只有在社会交换活动中具有某些重要特征的状态才能称为资本。主义这个词的含义就是能够被大众认可的思想理念。
所以资本主义跟资本状态是不同含义的。存在资本状态不一定会形成资本主义。
由此中国历史从秦开始就进去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境地。
这里还有，资本主义跟历史发展中的生产工业化并不是直接相关的。今天看到有河友说到这点，我很赞同此结论。
我们的历史进入资本主义不是比西方晚，而是比他们早很多。之所以衍化状态和结果不同，这是由于意识信仰差别的问题。
他们的意识信仰与政权是相互独立的。这时前者对后者的阻碍作用使得他们进入资本主义要晚。直到路德、加尔文这些人的努力，把资本状态带来的社会生产活动状态通过上帝给合理化之后，西方才渐进入资本状态。但是他们从资本状态发展到极端资本主义社会高潮的速度要比中国快的多。或者说中国历史的王朝就没有达到过资本主义社会的高潮。西方这个快的多，其推动力竟然还是来自政权跟意识信仰的相互独立。起初是阻力，后来是动力。有意思。
中国相反，我们的意识信仰是跟政权合体的，这就促成了资本状态起步很容易、很快，合力的作用。但是当王朝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物”的商品化威胁到政权的时候，就是被商品化的人从利益和思想要脱离政权控制（获得更大的交换价值），而此阶段政权的改革措施和新制度无法跟上甚至方向出现错误的时候，双方的矛盾就通过意识信仰和政权的关系表现出来。结果就是意识信仰同政权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从而导致王朝的崩塌、政权更迭。（西方资本状态引发矛盾之后，会引导政权向小政府逐步发展。无论再小被宗教的意识信仰赋予的契约机构作用也不会消失的。）于是一直阻碍着中国历史的王朝走向资本主义高潮的形态。
中国的社会科学是严重早熟的，诸子百家时代就已经把文艺复兴演练了一遍，唐以后一定程度上是走下坡路的，拿西方那个拍脑袋的社会划分来套中国，实在是南辕北辙。
明末朱明皇族，地主士绅们就是“知道有人结局被外族杀掉也要保存自己的财富，这些人可不傻，他们可一直是人精”。结果呢，皇族被屠贻尽，地主士绅家破人亡，中华民族被外族奴役了300年。现代中国的这俩阶层还在幻想移民或全球分散风险，孰知川普们的屠刀可是暗里磨得锋利的。赖昌星周立波之类的先例只是狼爪小露，若到国破时候，再次重现元首的故事也未必不可能。
商品状态。这是不改的历史事实。所以他们有本钱跟之前的“反贼”谈条件和合作。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他们低估了当时各种复杂状态综合下，突然把“反贼”的情绪挤压到这个极点，结果做了刀下鬼。
这样从历史中找线索了。面对着坍塌的政权人人都会盘算退路，这是商品化的基本人性特征，是必然的，近代乱世此状况也屡屡发生。我们不妨想想，自己面对那些状况，可以投闯王、可以投清军、可以逃跑南下，甚至还有其他的栖身出路，会怎么选择呢。
整个北京城的资本家，在投闯上如果无法达成一致，这种人心氛围将是一种什么状态。更不要说那时混于北京城中的各方势力暗桩的掺乎了，谁又想闯王得力呢。
分析历史最忌讳说，里面的人物傻，尤其是皇上傻。从信息角度看，皇上属于信息流的总节点，从实力来讲无论情报、分析都是强于任何个人和组织。怎么能轻易犯傻呢？
不说别的，单说那些分析者自己的上一层领导，哪一个不比分析者在本行的信息渠道多、路子广呢。
皇帝有分析错误、执行错误或治理无力等情况，但要说他傻，那就是分析者的愚蠢想法了。
遇到分析结果是某某傻的逻辑，我会直接略过不读。
天下哪TM有智商健全的傻子？
即对自然力的应用。
国内的封建定义是很严格的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来定的。至于后来分封和郡县之类的争论，基本都是将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扔到一边去，扔掉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基础，执着于细枝末节。
虽然宣言这里指向的是资产阶级的推倒封建社会的进步性，但是其对人类社会作用机理却是本质相同的。
这里要注意，《宣言》中的词汇，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资本、封建等重要概念，在现实中被解释的是如何模糊不清。还有宣言中落实到具体的是工人、农民，这是宣言最大的局限性。应该是在“物”走向商品属性的实质中，那些被动降低或丧失对人类自身功能定价权的人群。而与之对立的就是拥有强大定价权的人群。这个相关逻辑不能用拥有货币或资产的多少来划分。
再次强调：资本是一种状态，这性质跟马克思《资本论》所有描写的是吻合的。资本状态是动态的，过程就是持续把更多的“物”催化成商品。这个物包括人类中的你我他。
用下面文中的逻辑过程来理解中国历史各个王朝的崩坍，以及到最后政权的手足无措。王朝社会环境下的资本状态推动更多商品（包括人）的出现，本质上王朝政权的任何一次改革的对手，不是贪官、资本门阀、刁民，而是该政权最初选择的这个（资本）状态的自然发展趋势。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
最好仔细阅读《宣言》全文。
而我在另一个帖子提到，我们历史的资本主义要比西方早的多。
这时，这段逻辑在我们的历史现实的演进结果中就成了中华文明历史王朝兴衰的周期律。于是从秦开始到唐宋元明清等王朝不断在《宣言》这段逻辑中挣扎生存。
试想，未来一天中国的各银行不允许发放贷款的时候，而支持社会生产、输送资金依靠投资债权股权，并银行盈亏自负，那会是一个什么光景。
彻底的去美元化。
那么现在以及之后的路径，就开始了各种资产的重新评估、确立价值的过程，这是投资风险所在。
我们会发现，按照从前的流动视角看和分析，就是流动越来越紧张，但是货币利率却越来越低的怪现象。
表象上的反应是目前高利率资产将逐渐恢复面值。
中国社会重构的大变革已经开始了。不少西西河网友的脑子还禁锢在旧书柜子里。
真是太强大了。
马克思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其次才是一位哲学家。
而不是你持有的是美元还是黄金。
一些国家在危机中大举买入黄金或其他什么，恰恰是这些国家无法保障和满足社会购买力的问题。于是捡起这些旧式的国际贸易交换的中介工具。简单说就是通过这个中介工具来交换得到满足本国购买力的物品。
而中国不一样在于，有强大生产能力这个基础，完全能够提供和满足本国基础社会购买力。这是人民币的最大信用支撑。
上面这个逻辑跟我们建国前各种边区货币的坚强存在是一个模式。
所以，人们眼中中国所存在的那些金融问题，比如地产，就都不是问题了。也就是有充足的时间能够安全的解决这些问题。
而现在存在的比较大风险方向是，从一种老金融结构改变为新结构的过程中，在资产重估这个环节可能出现的混乱。
对于秦朝之后的中国王朝到底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也迷茫过。现在我认为应该属于广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业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目前所说的侠义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古代王朝确实不属于。
属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大概有三波人。一波人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传播为主，认为中国古代王朝属于封建社会。一波人以戴季陶为主认为中国古代资本主义经济要素齐备理应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一波中间派，两边中和，即是也是，搞飞禽走兽说，中国是低端走兽，西方是高端飞禽。飞禽当然不是走兽，飞禽叫做资本主义，走兽当然不能叫做资本主义，至于叫什么无所谓。其中代表是中国大历史的作者黄仁宇。
三种说法，共产国际说，现在不认同的多，至少楼主是不同意的。那么黄仁宇的说法对不对？他也是有道理。据最近几年考古计量学的考证，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年均超过2%。而在这之前中国古代王朝，从宋明清三朝统计分析后认定经济发展速度年均不超过0.2%。两者足足有10倍的差距。确实是飞禽与走兽的区别。但是要细扣细节，资本主义要素在宋明清都有。戴季陶的说法是正确的。关键不光是中国有，与英国工业革命同时代的威尼斯，西班牙一样都有。但是他们一样经济发展速度只有0.2%。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我们对英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关键要素没有理清。这个要素不存在于中国古代王朝，也不存在与威尼斯和西班牙。更重要的是这个要素也不存在与现在主流经济学中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中。
我把含有高速发展要素的资本主义称为狭义资本主义，把符合现在主流经济学描述的资本主义称为广义资本主义。现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属于侠义资本主义，而属于广义资本主义。
这要素就是我在我文章中（ article/4253261 ）描述的，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关系。在微观经济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存在一种自然优化的机制，能让科学技术高速进步。广义上，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从科技革命到工业革命完整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全部环境。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有阻碍科技发展的问题。
如果没有科技自优化机制这东西，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走兽。有了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飞禽。可是我们完全可以脱离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一个完全适合科技发展新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他将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发达。
北朝论坛的帖子。
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瓦解社会和国家的（就是持续的“物”的商品化）来带入观察宋代的社会演变和国家政治结构演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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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超级通货膨胀
在嘉定之前的开禧年间，南宋朝廷的间歇性军事冒险精神病发作，在开禧二年（1206）发动了北伐，史称开禧北伐。自隆兴二年（1164）开始的宋金和平时期，至此结束。
由于宋孝宗在乾道、淳熙时期的对内政的励精图治，此时南宋政权的财政状况，表面上还是比较良好的。至少还能维持满足开支，略有盈余，且有一定的财政秩序。
但由于发动了北伐，军事开支急剧增加。为筹备额外的军费，南宋中央政府决定将按界分行的会子（纸币）三界并行，一共对社会发行了一亿四千万贯的面值。
一般来说，会子发行以三年为一界，每一界到期之后，发行新一界的会子，同时回收旧一界的会子。最初的时候，大概一界会子的发行量，在一千万贯左右。后来从第三界开始，增加到1800万贯，之后又陆续增加，到第七界时，已经增加到2323万贯。具体到开禧前夕，实际运行的第十一界会子发行量约36326236贯另800文，第十二界会子发行量约4700余万贯，第十三界约5500余万贯。
后来，由于三界会子运行时间太长，必须予以收兑，于是拟发行第十四界会子。但由于第十四界会子无法收兑前三界共14000万面值的纸币，于是又另外发行第十五界会子来加以收兑。可是，如按照原本规划，14界、15界一共发行8000万贯的面值，也不足以收兑市场上流通的14000万旧会子。于是南宋政权干脆下了决心，一边收兑，一边流通，不够的话就增印。
结果，14界会子发行了约11263万贯，15界发行了约11698万贯，合计约22961万贯的面值。比收兑之前的14000万，增加了64%。
然后是16界的13355万贯，和宋代历史上最高峰的第十七界的42000万（后诏令无期限，永远流通！）
如此之多的货币进入社会流通，带来了严重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现象。一贯会子对见钱（铜钱）的市场兑换价，从最初的官定价770文，逐步下跌到嘉定二年（1209）的385文。之后稳定了一段时间，又继续跌落至330、300、220、142。到淳佑四年(1244)年，实际兑换价只有70文。甚至已经无法买到一双草鞋了。
事实上，这仅仅是我们所谈论的所谓“京会”的情况，在中部战区发行的湖广会子，在东部战区发行的两淮交子，都是区域性发行流通的货币，这两种类型的货币也发行了相当大的数额，严重的推高了通货膨胀的现象。
然后我们再看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
大概在开禧元年，后来的名臣魏了翁曾写过一个策论，叫“答馆职策一道”。在该策论中，他列举了当时政府的总体财政收支情况：
通常岁入：6500万
两浙岁输钱：1200万
四川盐钱：950万
经制月桩钱：2000万
小计：10650万（含纸币）
看起来数量并不为少，可当时仅仅从户部开支的费用，一个月就有120万左右，一年就需要1440万，此外还要考虑负责全军的总领所的开支（占全部政府开支的约8成以上）。实际结余非常有限。
到嘉定二年（1209），当时地位还很低，后来进入中央决策层工作的名臣李鸣复也曾给中央打过一个报告，汇总了当时的政府财政状况：
四川方面，联同现有的储蓄，年入约2200万贯，实际开支约2900万，已经收不抵支，需要国家补贴700万贯，才能维持一年运转。司农寺大约有米130万，有钱160万（含纸币），支出与收入相当，账面持平。
负责军队财政的湖广总领、两淮总领，表面数字收支平衡，但由于社会秩序动荡，缴纳和输送问题很大，额定的数字往往运输不到位。两个总领所都需要拆东墙补西墙，才能勉强维持军队的开支。
国家直属的行在储备库（有四个库），原有200万石的米作为应急资金，但由于两个总领所截取了大农纲来“挪移”，因此大农纲不足的部分，就从国家直属库里截取。因此储备数量不会宽裕。
幸而在嘉定初，宋金之间达成和议，有几年的时间来进行缓冲，因此这个时期的财政，虽然比之前紧张了很多，但还算能够勉强维持。甚至因为有几年获得大丰收，因此中央政府有了一点底气，还能想点心思进行整顿，收兑之前泛滥的三界并行的纸币。
但是，到嘉定十年（1217）年，金人为蒙古人所逼，于是转而南下向宋求偿，两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金国原本认为自己的军力对阵蒙古难度较大，但攻击南宋问题不大。但事实上，由于南宋方面财政尚有一定能力，军事上还有赵方、贾涉（贾似道之父）等较有力军政大臣的支吾，以及山东地方势力李全投宋并收复山东全境。整体形势双方持平，但金人有生力量损失很大，从南方回去的兵马又带去了传染病，导致北方地区疾病大起。史料记载“宣宗南伐，士马十不一存”，金人的实力受到了很重的伤害。
但南宋方面财政情况则进一步恶化。
本来在嘉定初期，因为战争停止，财政状况略有好转。但经过七年的抗金战争，本来有所复苏的财政情况正常办法已无法支吾了。
例如，嘉定十二年（1219），知成都府曹彦约曾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归纳了他从任职以来所了解的地方财政情况。
1、开禧至嘉定年检，地方财政尚可
2、嘉定元年到三年，湖广总领所只能依靠拆东墙补西墙（即前文李复明所言的“截大农纲”）勉强维持，总领所自身已无法维持运行。
3、嘉定三年至五年，地方财政勉强维持。
4、嘉定八年至十年，地方财政进入红线，政府运转不开。
5、嘉定十二年，地方财政无力维持。
总结来看，地方财政在嘉定五年以前，尚还可以勉强维持，湖广总领所则在嘉定年间彻底无力维持，只能依靠中央财政补贴。
绍定时期，由蒙古人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开始逐步向金人仅有的河南地区展开屡次冲击，金人的主要注意力都在维护潼关、黄河的防线的安全，对南宋压力减小很多。因此南宋的财政情况虽然没有进一步的好转，但经过反复努力，还算能勉强支撑度日。
端平元年（1234），金政权在蔡州覆灭，南宋方面汲取了金人的经验，欲趁蒙古主力北上转移之际，夺取黄河、潼关天险，“据关守河”，为将来必然发生的宋蒙战争扩大战略缓冲区。
由此开始了端平年间多次宋蒙大战。
至于此开始，政府已耗尽了几乎全部的财政储备（不含粮食），各种途径的收入通融使用，一年只能支撑十个月。另外两个月的开支，全部依靠纸币，随印随用，既无发行保证金，也无发行限额。以至于每天必须印刷十几万贯面值的纸币投入市场购买物资，才能勉力维持政权和军队的运行。
到淳佑六年（1247），高斯得向中央汇报，每年国家全部收入通融总计，不过12000万贯而已，但当时国家的开支，已达到25000万贯，财政赤字达到13000万贯，财政的崩溃，已经可以预见了。
幸运的是，通货虽然膨胀，但尚有一定量的粮食储备。据当时的徐鹿卿给中央打的报告，中央财政保留约有700万石的现粮，作为应急储备。中央大约还可以以粮食为依靠，勉强维持通货的运行。这可能是南宋财政最后得以依靠的力量了。
开庆元年（1259），蒙古再次全面攻击南宋。他们在川陕、两湖、两淮战区展开全面攻击，并从大理方向插入南宋战略纵深，力图彻底将南宋政权连根拔起。
其中，蒙哥率领主力自川陕地区南下，猛攻川东堡垒群，忽必烈帅一部主力，自三关路突破大别山区，围攻中部战略枢纽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西南蒙军则突破广西横山等地，进入湖南，围攻潭州，两淮军则骚扰两淮宋军，使得宋军精锐部队不能西调救援鄂州。
由于钓鱼城、鄂州、潭州等地的顽强防御，以及贾似道、吕文德、马光祖等人的勉力支撑，南宋政权依靠最后的家底（内库储蓄）以及一点点运气（蒙哥染病暴死），南宋算是撑过了这一波蒙古的全力猛攻。
在开庆元年一年中，仅内库就开支了10200万贯钱（含纸币），16万两白银，11万匹各种布中的绝大部分。
（忽必烈语：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在蒙古退兵之后，贾似道以军功入朝为相，从此开始了他独揽朝政的权相时代。由于财政日趋恶化（有些地方已预收了七年的各种税赋），连军粮都无法得到保障了。
时人总结，当时的社会情况是：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
政府在专卖（盐、茶、酒、醋等）领域能够榨取的收入已经达到极限，无法再开辟新的财源。在流通领域通过附加税性质的榨取，已经达到了极限。因此，贾似道准备改变政府的政策，从对土地所有权的放任自流（不抑兼并、不立田制）开始进行改革，全面收拢土地所有权，加强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实行“公田法”。并在全国各地推行“经界法”，核查土地登记情况，扩大税收来源。
针对军队空额冗多，将校贪污自肥（顺便打击异己）等情况，在军队中搞“打算法",强化财务审计，对军费开支冗烂的情况进行整顿。
针对政府开支宏大的情况，在政治上则严控科举人数（置士籍、严复试），减缓官僚进一步膨胀的趋势。在经济上，则废除几乎类同废纸第十七界会子，以金银为依托，发行金银见钱关子（是不是很有些眼熟？）。
他推行这一系列举措（公田法+打算法+经界法+置士籍+发行新货币），试图为南宋政权续命。经过多管齐下的经济整顿和政治上对异己势力的打压，尤其是公田法保证了军粮的缺口，使得南宋政权的财政情况，有些许好转。
咸淳三年（1267），蒙古开始围攻中部最重要的防御枢纽-襄樊要塞群。经过六年时间的反复争夺，最终襄樊要塞群陷落，整个中部战区的通路被全部打开。蒙军由汉水直下，经过激烈交战，夺取了中部战区的核心地域鄂州，将川东要塞群与两淮要塞群的江路联系，全部切断。
至此，南宋政权的灭亡，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了。
贾似道力图最后一搏，在封桩库的十万两金、五十万两白银、两千万贯关子支撑下，发动临安的战役预备队沿江西进，欲与蒙军主力决战，结果在丁家洲一战而溃，自此国事已不可为。
到文天祥勤王时，他获得的“1000两金、6550两白银、5000袋食盐、会子（十八届）2834万6000贯、200道官诰、200道资帖、73770石米”，已经是南宋政权能给予他最后的财政支持了。
而文天祥就是依靠着废纸一样的会子（十八届）2834万6000贯，光复了几乎整个江西和半个湖南，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这一点现在完全被混淆了。
农业社会概念的模糊也是出于此。
人类社会状态包括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两个大系统。生产和交换就单一行为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所以马克思理论尤其是后期用到的概念一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共产党宣言是为那时欧洲革命作为理论，所以加入了大量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但是在历史上无法明确定义的概念，比如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
不同人类社会状态的最重要区别就是，货币这种新式契约的大量使用。
货币是不仅是交换媒介，他的本质还是一种契约。而不同人类社会状态有不同的契约属性。货币的完全自由化，代表了货币这种媒介消灭了旧有人类社会关系中的契约属性。比如，国王赠与领主的土地，这个契约中就包含着领主应该对国王必尽的各种义务。当土地交易自由化通过货币实现之后，契约中的义务属性就消失了。（这就是马克思提到的社会、家庭被瓦解的含义，当然他说的是资本主义。但本质是一切“物”的商品化。）这样国家的各种治理结构就会随着调整，于是新的人类社会状态（新生产系统和交换系统）就诞生了。
这时人类社会或者国家就成为一个由货币作为契约来催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良好运转的新社会状态。
关于这个逻辑最早提到的是德国哲学家赫斯，马克思正是汲取了赫斯这个理论逻辑的养分来发展自己的理论。
然后我们从这个逻辑看中西文明，就会发现西方资本社会生产方式要比中华民族晚了许多。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跟人类社会工业化划等号。就是说实现人类社会工业化并不一定需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基础。在历史中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有实现人类工业化的可能，只要条件到了。
要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法国比英国改造的更彻底。要说社会各种自由状态，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比英国更自由。
以前看过一片文章，是人类工业化进程中重要元素钢铁的发展，同时对比英法、中西。才明白当时国家各种条件因素的的制约是能不能发展工业化的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