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既得利益者的反叛 -- ziyun2015

直言了

就今天发布的李锐去世的消息，我看到海内外众说纷纭：李锐是不是个有骨气讲真话的和中共党内的“自由派”？看到有条留言说：“一辈子仇恨毛泽东，却又念念不忘把‘毛泽东的秘书’挂在名头上，其实，有名在册的领工资的毛泽东秘书班子里，找不到他的名字。”。

作为在美国的局外人旁观者，我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毛泽东的秘书到底有哪些人。我感到有趣的，是那条留言提出的问题：既然李锐把毛泽东及其时代描绘得那么黑暗和愚蠢，为啥还要用毛泽东名义摆设自己呢？

以前，出于个人兴趣和关注，我曾列席过一些美国智囊团主持的关于中国的学术座谈，其中不乏颇为著名和美国土生土长的‘中国通’老美学者，有的是“亲华”的、有的是“反华”的，也有不涉及那类问题而只做学问的。我问过他们：李锐可谓是中共高层的知情人了，为啥你们正经八百的学术作品鲜见引用他的东西呢？我得到的回答几乎都一样：他们耸耸肩、笑笑说：“你说呢？”。

后来，私下交流，我从他们当中一些人那里得到了初步答案：

第一，中国当局还没完全公布毛泽东及其时代的毛作品、文件或事迹记录等等，我们（那些老美学者，下同）不知道如何核实李锐先生所言是否属实或多么属实，不敢引用；若必须引用，要加的注释说明太多而过硬资料太少，弄不好就喧宾夺主或走题了。

第二，显然，在毛泽东时代，李锐那样的中国官员是既得利益者。若他一直认为毛泽东时代是黑暗和愚蠢的、且他个人是有骨气的，那么，他为什么不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反叛、却在毛泽东去世后反叛自己的过去呢？我们看到，梁漱溟先生就是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当面批评毛的；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里，梁漱溟是最有资格“反毛”的，可他却在毛去世后赞扬毛。李锐先生为什么做不到这些、而是选择了反叛自己的毛时代生活呢？这些故事及其所以然，都是我们一无所知的历史之谜。

第三，不是所有的土生土长美国人的‘中国通’学者都不引用李锐；引用者还是有的，尽管不那么多、且引用多少有些赶时髦的味道（引用故事可能经不住推敲）。

后来想想，我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

譬如大跃进。毛后一段时间，于光远文人团伙掌控了宣传和党史工作大权，说大跃进是毛泽东领导的“极左”；其伙计们还说，亩产万斤报告宣传是钱学森搞的。可经追问核实，于光远他们不得不承认，亩产万斤报告和宣传是他们搞的；许多事实证明，毛泽东和周恩来是纠正大跃进“极左”的。（于光远团伙编造的假话，至今还颇有影响。）。

那是基于中国境内的故事。在美国如何呢？多年前，我列席一次座谈会，之后，跟一位曾在肯尼迪总统时候担任亚洲事务智囊的老美交流（他已去世），问到大跃进和庐山会议等等。他说（大意）：

红色中国成立和朝鲜战争，在美国这里引发了“谁失去了中国”的激烈辩论。1956年前后，北京当局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支持不结盟运动”的政策，让我们感到中苏结盟可能徒有其名。大跃进使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试图用非常手段摆脱苏联模式；之后的庐山会议结果，使我们看到毛泽东摆脱苏联控制获得成功。接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开始公开批判苏联是修正主义、被压抑了近百年的中国民族主义开始复兴的迹象很明显了。这一连串事件，让我和我的同事们眼花缭乱的同时，认为与北京探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到来。肯尼迪总统同意了我们的想法。不幸，古巴危机使我们的想法还没开始就结束了；直到1979年，我们终于与北京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他的平淡无奇的说明，让我感到极大震撼和大开眼界：从全球冷战和全球民族独立运动的角度看，中国的大跃进和庐山会议等等相关事件，其图景大大不同于中共党史描述图景，其意义大大超越了中共本身的所谓“极左”和“极右”的争执及其错综复杂的个人恩怨，至少，那些事件为后来“改变世界”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和至今影响全球地缘政治动向的中美关系的发展、点亮了路灯和打开了大门。

放到这个角度来看那位作为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的反叛，其意义是什么呢？为人们更好了解和学习那个时期的中共历史和世界历史，能有什么帮助呢？听了那些老美人士的说明之后，我开始有些理解那些老美学者为啥对中共高层知情人李锐及其所说故事不那么感冒了。

对照看，在中国大陆曾跟李锐类似的既得利益者们，因种种缘故到了美国之后，不少人展现自己曾跟高层有多么深厚的关系，且说故事的时候，似乎他们比谁都更早地认为毛泽东时代有多么黑暗和愚蠢、似乎比谁都更早地“反毛”。且不管他们所言虚实，有个问题是：他们的反叛咋来得就那么随意轻易呢？

记得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歌说：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难过，不要悲伤，

那过去了的一切，都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附件：相关报道和留言（摘录）：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去世 。

2019-02-16 HKT 09:36/ 香港电台网站。

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秘书李锐，今晨在北京去世，享年101岁。身在美国的李锐女儿李南央表示，希望父亲去世后，“跟随旗手、拥戴领军人”的文化在中国也永远走入历史，只需追随自己心灵召唤、爲了个人利益和尊严，为了自由自在地思想和表达，努力坚韧地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李锐文革时期曾入狱，获平反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十二届中央委员等。……被视为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

大跃进是第二个五年计划调动地方积极性情况下，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群众运动。有的地方搞得好（比如上海），有的地方搞得不好。所以，毛才在一再呼吁降指标的同时，又谈到要保护群众积极性。

中央一线领导人下地方视察所发表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讲话，促进了指标上的冒进。但是，屎盆子在78年以后扣到了太祖头上。

计划经济就是指经济权力集中于中央计委。如果地方和企业都搞计划的话，这本身就是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走了。

李锐在庐山会议的言行太可疑，四处打探不说。参加完彭总串联会，偏偏他被罗长子抓住了。被抓后，马上乱咬人。把彭总往死里整。

总觉得少奇一一长子一一李锐在庐山演了场大戏。

主席对李锐处理，是不是己经看透。

改开后，因彭总而获罪的李锐，成为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难道是论功行赏。也是百思不解。

少奇长期在白区工作，相信一切都轻车熟路。

类似于现在中国经济的“两轮驱动”。

大跃进就是鼓励地方搞经济。当时很多人学苏联只想搞中央计划经济，甚至从地方收编很多地方企业到中央。主席骂这些人，让这些中央机构“连人带马滚出北京”。主席后来和人(好像是斯诺)谈到与刘的分歧，抱怨说“我一直强调两个积极性，就是不听”。现在看来，强调两个积极性，当然是再正确不过了。

扫黑除恶就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装，最终解释权在政府。不是有把医生失独列入其内，自然下岗工人早就在里面

你也不去看看李锐的从政经历,一个武汉大学的学生如何思想左倾，如何去的陕北,他的革命引路人是谁,整风时何原因挨什么人的整,整风后工作的安排，东北期间与什么人共事,因什么事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同和肯定。49年南下回湘搞文宣，在省里和中央与什么人工作对口,又为何去了水利部。三峡之事，是老计委的工作,水利部和林一山的长委是当然的承办部门,李某因何由谁进言入了润公的法眼，由毛亲点来了一场林李论战……

李这个人你喜或不喜皆无妨，但客观上讲,能到那个位置是时势与能力的结合。他老家的人说他,做了不少大事,也捅了天大的篓子，得个位置也应该,背时挨整也活该。

最后,李可能是你心目中的坏人，但不是你认为的这样的人！

自天国洪杨起事，湘人多入国潮,凡留名者多有个性,民间俗称犟驴。不过自古就有一句话：犟人多挨打！…

应该说，解放保守思想后，各行各业超计划完成指标的情况是普遍的。比如说，武汉长江大桥，1952年开始筹建，原计划1959年建成通车，但是根据苏联专家西林的提议，桥墩采用管柱桩基础代替了沉箱基础（这个方案在世界大型桥梁中属于首例，在苏联专家中除西林之外一致反对声音，最后周总理拍板陆地试验后采用），大桥提前了一年多时间，于1957年通车。被后人广泛诟病的群众建小高炉大炼钢铁，似乎是充满了荒唐，绝对不可能练出钢铁，可是中国炼铁历史两千年，各个铁匠炉不一直就是这样炼铁的么？不发动群众，搞群众会战，那几万个上中小型水库在缺乏机械、资金的情况下，怎么建得起来？没有水库，没有水浇地从两亿亩发展到六亿亩，杂交水稻也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这些例子都说明，罪不在规模“大”，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搞技术革新都没错，错在一些干部追求政绩，提出了无法实现的虚假指标和目标。

我原来也认为，要是先搞试点，成功了推广就好了。自从知道不是中央主导大跃进运动，也就明白：既然是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建设运动，那么，就不存在先在某处搞试点的问题了。用shoping的话说：摸着石头过河嘛。

小人，小人，无耻小人==田家英

这么推论的话，看李锐的言行，可以说他就是个阳谋大特务，大忽悠，他才是真正的战忽局，曹科长和他比就是个小儿科。

传统手工铁匠炉不会把好铁炼成铁渣，大跃进时期合格小高炉也不是传统炼铁方式，多数就是下面瞎折腾，大炼钢铁大概有新十二铜人收天下之兵的动机

不过土地收回+收锅+大食堂，几千万人就成饿殍了，这就不好了

上有所好，下有所效，明知下面瞎报还反右倾整海元帅，刹不住车责任也不全是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修养的

另，中小水库大部分是大跃进饿死人后1962后修的，哪怕小工程饿着肚子也干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