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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整理】“清抵簿”破解毛泽东家庭历史之谜纪实 -- 果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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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整理】“清抵簿”破解毛泽东家庭历史之谜纪实

作为资料留存

原标题:老账簿 新研究

作者:高菊村

替换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简称“中央文献”)打电话,问我韶山土地改革时,给毛泽东家庭划阶级成分的情况,说是有人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了信,有无此信,若有则请传真过去,他们正在为《毛泽东年谱》定稿,急需收入。我既不知悉此情,也无此信,便邀韶山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苏小波(韶山籍土改干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简称“纪念馆”)原副馆长刘胜生、湖南省韶山管理局(简称“管理局”)宣传处副处长谭意等同志,于2013年到2014年,就毛泽东回信及其家庭经济和成分问题,对30余位老人,进行了数百人次的调查访问,多次进入湖南、湘潭、韶山各级档案馆。在调查和收集文物资料中,我们在纪念馆文物库房看到了毛泽东家庭账簿——“清抵簿”(原物),它在我们解决毛泽东家庭一系列历史问题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在调查和收集文物资料中,我们在纪念馆文物库房看到了毛泽东家庭账簿——“清抵簿”(原物),它在我们解决毛泽东家庭一系列历史问题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图为“清抵簿”封面和有关革命开支等部分内容照片

(一)

1968年冬,“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毛主席革命活动纪念地建设委员会”研究决定,复原、开放毛泽东私塾旧址南岸,农民夜校旧址毛氏宗祠,农民运动考察旧址毛鉴公祠、毛震公祠,并派纪念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青南(湖南省军区独立师政委)率队,到韶山指导协助工作,收集文物,筹备复原陈列。我当时是纪念馆资料研究室主任,一天,陪同王青南主任到上屋场毛泽东同志旧居楼上察看文物,发现“清抵簿”,簿中夹有一纸条,上面写着:“1950年从韶山著名烈士毛新梅儿子毛汉章家中收来”。王主任当即从我手中接去。第二天,纪念馆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马骥庭,拿着该簿对我说:“王主任再三叮嘱,这簿属绝密材料,其中写了许多有关‘租谷’和‘佃银’等事,与我们宣传毛主席家是贫苦农民,大相径庭,长期封存于馆资料室,不得查阅。”我用八开白纸包好,写上“绝密资料,严禁查阅”。1975年我卸任室主任时,未能单独移交。2005年纪念馆开展文物资料大清理时,虽然原纸条和我写字的包封纸没有保存,但终将此簿解密,并登记入册,不然,我也许再也见不到。

“清抵簿”,横向长方形,右侧线装,长27.5厘米,宽15.8厘米,厚1.5厘米;封面封底为硬壳纸,封面直书毛笔字,右为“义顺堂”(毛主席父亲毛顺生堂名),中书“民國拾叁年吉立”,左写“清抵簿”。簿内各页为毛边纸,印有红色十字竖格,每页两面,共76页152面,前12页标有阿拉伯数字页码,写字31面,没写字121面,均由毛笔字竖写,收入写在横格上,支出写在格下。1—3面,仅有1924年上半年28条支付账,5—24面,记的是1927年9月到1935年3月完整的收支细目,36、40、150面记有21条,有的是有关1935年前的重点标记,有的内涵不明,时间不详。该簿虽小,但极为原始和真实,最能帮我们揭示毛泽东家庭各种历史之谜的谜底。

(二)

1920年1月,毛顺生病逝,1921年后毛泽东家逐渐成为革命家庭,是否还有财产?以何种形式存在?我们曾有这么几种说法:一说是没有了,毛泽民都按毛泽东的意见全部处理。如2003年韶山管理局编辑出版的《情系韶山》(实为局志),在“毛泽东与故居”节中写道:1921年春,毛泽东说:“家里的房子可以让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毛泽民完全照办。二说是流动资金没有了,不动产(20亩水田,13间半瓦房和少量柴山菜土)由王淑兰主管,她将大部分田亩和房屋,租给主佃户,少量水田租给其他佃户。三说是动产没有了,不动产由毛震公祠收归公有。四说是1929年由国民党没收后,家产就不复存在。如1999年出版的《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志》、1990年湘潭市韶山区编辑出版的《韶山志》,都记载:1929年毛泽东家产被“国民党湘潭县政府没收”,从此,毛泽东家里就没有财产。现在有了“清抵簿”,即可完全否定上述各种说法,百分之百地证明毛泽东家产的存在,既不是由王淑兰主管,也不是归祠堂公有,而是由毛震公祠代管;即使在1929年由国民党没收后,家产的主权、管理和经营,依然如故,这从“清抵簿”在1929年前后,所记的收支项目基本相同,笔迹完全一致,也可得以证实,因为虽然1929年1月30日,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省民政厅长鲁维吾,颁布“第333号”《省政府训令》,责令湘潭县政府没收毛泽东家“全部财产”,但因毛氏宗亲、中共地下党员和地方进步人士共同努力,利用地方官员不图“训令”实施,只求中饱私囊的私利心理,经巧妙周旋,致使这一“训令”未能实现。所有这些,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没听人说过,不是“清抵簿”这个铁证,绝不会相信。那么,“清抵薄”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

1921年春,毛泽东教育全家干革命,当毛泽民处理了动产之后,因急于要去长沙毛泽东任校长的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上班,就将不动产交托文氏外婆家、毛震公祠代办。后经舅父文正莹、表兄文涧泉、文运昌,房叔祖父毛简臣、房叔父毛贻全,房兄毛宇居等商定,田土房屋不予分出,由毛震公祠代管,并非归祠堂公有;祠堂公举一人具体掌管,建账设簿,轮流管理记账,交接时凭族众清账;由管账人挑选佃户,主持房屋维修,收取佃户佃银(又名佃金,只有主佃户交)和租谷,并负责毛泽东家庭的一切开支,督促佃户调节、安排毛泽东家人住房;主权属于毛泽东家,管理归祠堂,经营使用由佃户,形成“三权”分立,于是,毛泽东家庭账簿就产生了。此等情况,如果没有“清抵簿”,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在1921年到1950年的30年中,应该有几本账簿,可惜现在仅发现“清抵簿”一本;应该有几人管账,现在能确定的只有毛佑生一人,他于1927年9月到1935年3月经手管账,共写了350余条,占整个“清抵薄”85%的篇幅。

(三)

毛佑生,又名毛贻谷,是毛主席堂叔。毛泽东父亲排行第一,他排行第二,毛泽东称他“佑生二叔”,毛泽东曾对堂弟毛泽连说过,“管账还是佑生二叔管得好”,这是从与其他管账人比较来说的。我们从“清抵薄”中可以看到,他记账极其清晰,年月日齐全,收支分明,几乎年年有小结,移交时还凭族人清理总结,所以毛泽东评他一个“好”字。笔者认为好就好在:他精细地记载了毛泽东家庭的收支情况;他如实而突出地记录了毛泽东家庭关于革命方面的开支;他准确地记出了毛泽东家庭收入越来越少、支出越来越多、债务越来越大、家境越来越贫穷的走向和趋势。

毛泽东家庭的收入单一,可以说仅是佃户的佃银和租谷。依照惯例,主佃户要交佃银,从解放前30年的平均数看,每亩交佃金35两白银(又名银子),它与银元(又名大洋、光洋、花边)比价是每百两银子130银元,每亩交租谷3.5石,每石谷2.5元。租谷相对稳定,天灾人祸之年,还要减免;佃银东家可以增收,但收佃银等于欠债,还要计息,可以抵交租谷,所以佃银越多,租谷就越少。如“清抵簿”所记,1927年毛泽东家收主佃户毛月迪租谷“肆拾贰石贰斗”,到1932年,却只有“壹拾石零捌斗”。开支则名目繁多,有向国家交粮纳税、各级官员贪婪敛财、天灾人祸、社会公益事业、家庭日常生活等方面共50余个名目,尤其是有关革命方面,支付项次和金额惊人,略举例如下:

1924年上半年,28笔支付条目中,有“付咏芝室洋捌元”(“咏芝室”,即毛泽东妻室杨开慧)“付文化书社花边叁佰元”“付织布厂花边贰佰元”(文化书社、织布厂均为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所办),这三笔数占所列开支的75%。当时党领导革命没有经费,尤其是革命初期,不仅革命者生活全靠家里供给,就连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也要家庭支援,而毛泽东家庭成员参加革命,又恰在早期最多,1920年到1923年,毛泽东家即有共产党员毛泽东、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及其原配赵先桂、毛泽建(王淑兰1926年入党),在党的创立时期,一个家庭六位党员,这在中共党史和共产国际历史上,都极为罕见。毛佑生在1928年到1933年的支付账目中,47处提到毛泽民、王淑兰、毛泽建、毛泽覃的继配周文楠(周菊年)及其母亲周陈轩(毛楚雄外婆),除谷米外,共计大洋500余元,包括对革命者被捕营救、探狱,如1929年“付周菊年坐班房送信请客共贰拾叁元”“付王淑兰在省坐班房送洋陆拾壹元”等。毛楚雄1927年在长沙出生后,一直由周外婆抚养,从1928年到1931年,据记载,单是接送周外婆、毛楚雄回韶,向周外婆和周文楠母子汇送用费30余次,共洋400余元。如1928年“付支周母壹拾玖元”“付周母共洋玖元”;1929年“付周母返省洋捌拾壹元”“付周母共洋壹佰壹拾捌元”;1931年,“付周母共洋壹佰另贰元”“付周母(送去)洋壹佰另玖元”。款额一个比一个大,次数一年比一年多。这种珍贵的历史信息,我们只能从“清抵簿”中得到。

前文提到毛泽东家产实际未被“没收”。正因如此,地方官员以此为由,每年要额外索取许多钱粮,“清抵簿”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湖南省、湘潭县官员经常来韶“检查”,韶山应接不暇,如“付省来差”“付县来差”“送省谷肆石伍斗”“请地方客队兵贰拾元”“付地方情洋五元”“付团防局接收谷三石贰斗”“付团防马队兵礼费用洋柒拾壹元五角又酒饭谷贰石五斗”等等。作为统治者,层层行贿受贿,自欺欺人,习以为常,但越来越多的经济付出,都落到毛泽东家庭。特别是随着革命胜利发展,斗争越发激烈与残酷,国民党政府对革命领袖毛泽东仇恨剧增。1929年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颁发没收家产“训令”,1932年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1940年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席王茂泉,曾两度指使部下,执行蒋介石挖掘毛泽东祖坟的“密令”。国民党虽因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表面宣布将毛泽东家产“退回”,但实际上加紧反共,对毛泽东家庭政治上的迫害和经济上的勒索与榨取加剧,这是毛泽东家庭经济日益窘迫的主要原因。

(四)

收入与支出,是“清抵簿”的全部内容,收小支大,尤其是革命方面开支大,是毛泽东家庭由富裕走向贫穷的关键所在。我们通过这次专题调查研究,彻底弄清了毛泽东没写回信的原因和毛泽东家庭经济的实况,明白了毛泽东家庭在土改中没划成分的实情。毛泽东家从曾祖父毛祖人1850年当家,到1950年土改的百年中,前50年,家境极为贫寒,从1901年到1920年,由于毛泽东父亲毛顺生勤俭精明,农商结合,逐渐脱贫致富,毛泽东、毛泽民都说相当于富农。但当成为革命家庭,家产由祠堂代管之后,由于上述各种特殊的社会及政治原因,到解放前几年,已由富裕变为贫穷,家产名存实亡,家人几乎没饭吃,这从“清抵簿”中,也能看出这种迹象与端倪。毛佑生在簿中写道:1931年付亏谷“五石柒斗”,计洋14.25元;到1935年3月,“实亏洋玖拾捌元陆角五分”,另欠毛月迪“佃银伍佰贰拾两”,计洋676元,两项共计774.65元,不到四年,亏欠增加了五十余倍,真是触目惊心。

在调查座谈会上,老人们都说:“毛主席家里收入有限,支出无限,管账人无奈,只好向佃户增收佃金和借债。”毛泽东家的主佃户先后有毛林森、彭桂禹、毛月迪、孙小春、张文峰,据“清抵簿”记载,毛月迪主佃时间较长,张文峰儿子张庆云回忆,他家主佃时间也不短,从1941年开始,直到1952年下半年,经政府适当安排后,才离开上屋场。张庆云说,他家开始时“交佃银600两,到1950年增加到1300两”,计洋1690元。又据1973年春,韶山地区38位老人半个月的集体回忆,毛泽东家到土改时,除欠佃户佃金外,还“欠一千七八百两银子”的债,按1750两算,计洋2275元。如果再将1935年那两笔债务相加,共计4739元,按当时地价每亩(含山土屋宇)169元计算,就是把毛泽东家产全部卖掉,也只有3380元,尚差1359元,资不抵债,这就不难理解,周外婆为什么在韶山生活不下去,于1950年4月写信向周文楠诉苦,周文楠写信给毛泽东并将信转去,毛泽东于5月12日复信周文楠,同意将周外婆带去东北“一道生活”,连路费都不能自理,而由毛泽东亲自设法解决。毛泽东家庭真是一贫如洗。

然而,近30余年来,国内外包括韶山,在宣传毛泽东家庭经济和成分问题上,出现了不少讹误。上世纪80年代,国产历史巨片《开国大典》,曾有这么一组镜头:1950年韶山土改后期,乡亲们到北京中南海见毛泽东,并亲切交谈,毛泽东说,“我家应该是富农”,我写信“给农会”,请你们“捎去”。《毛泽东轶事》等书写道:韶山土改时为给毛泽东家划成分争议纷纭,乡党支部书记毛仁秋深感为难,写信给毛泽东;还说毛泽东派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传达了“划为富农,责无旁议”等三条意见。90年代,长沙、湘潭和韶山十几位专家学者,公开出版了《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韶山导游》等好几本书,也都错误地写到为给毛泽东家划成分,发生争执;毛泽东“回了信”,提出了“划为富农”等三条,其中一书还紧接着写道,“毛泽东家庭成分就这样定了”,毛泽东家庭经济发展轨迹是:“贫农——中农——富农”。这些错误观点,竟在韶山流传了几十年之久。2012年12月,境外媒体报道:韶山在土改划成分时,还有人提出要给毛泽东家庭划为“地主”,只因他是“党的领袖、政府主席而未划成”,更是荒谬绝伦,历史绝非如此!1950年冬,韶山无任何人去北京,根本不可能出现那个谈话场面;韶山土改中无人提出要给毛泽东家划什么成分,根本不存在什么“纷争”,更不存在划什么富农、地主的任何客观可能;毛仁秋去信是请示毛泽东“家里有几人参加分田”,毛泽东接信后,没写回信,也不是派毛岸英(已上抗美援朝战场)兄弟,而是派毛岸青一人回韶山,传达“家人不参加分田”“家庭阶级成分,实事求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等三条指示。毛泽东最了解家庭经济情况,最熟悉土改政策,绝对不会说自家是“富农”。事实上,韶山乡政府和土改工作队,根据家庭经济等情况和土改法,没给毛泽东家庭划定任何成分。

当我将有关这些问题的大量史实、史料和数据,汇报给中央文献后,他们都感到意外与高兴,说“这就解决了毛研史上,早应解决、而长期未能得以解决、似乎谁都不能解决的历史问题”,要来个“铺天盖地、惊天动地”的宣传,达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目的。他们于2013年11月,在《党的文献》第6期,发表了我们的《关于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庭成分划分问题的历史考证》,2014年5月由他们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书,收录了我的《从富裕到贫穷——毛泽东家庭经济演变和成分问题的历史真相》,2015年9月《党的文献》第5期,又发表了我的《让文物与老人“对话”——韶山毛泽东家庭历史研究新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对重大历史问题“整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应“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事实胜于雄辩,文物印证历史。“清抵簿”是毛泽东革命家庭的红色账簿,一本老账簿,是家庭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见证,我们将它与老人回忆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细致的新研究,从而破解了毛泽东家庭经济和成分问题的历史谜团。这就有力说明,只有尊重历史,让史实说话,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敢于挑战,勇于担当,才能纠错向前,不断创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这种精神。

(作者系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名誉理事)

来源:《新湘评论》2016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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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这澄清了我的困惑

原来从不同的宣传渠道获悉不同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开国大典》中主席对乡亲们说,我家的老底子你们是清楚的,应该是富农。但是《恰同学少年》里主席吩咐泽民:家里的房子可以让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照这样安排,主席家在土改时就没有田产,怎么会划为富农?

现在明白了:主席家的家产一直存在,而且还是家庭成员的革命经费来源之一。因为国民党政府敲诈盘剥,已经入不敷出,佃农们也因此承受了较为沉重的负担。所以,主席家土改成分划为富农是没有问题的,而主席将家财散尽投身革命的说法也是真实的。

家园 这么看反倒应该是地主, 但是破产的地主

因为第一是有地, 第二是雇人耕种, 第三是靠收租生活。 实事求是

家园 我听说的划分标准

不一定正确,欢迎拍砖。

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

贫农:有少量自己的土地,但不足以维持生计,需出卖部分劳动力;

中农:自己的土地能够维持生计(农忙时候需要雇佣短工的是富裕中农);

富农:雇佣长工,自己也参加劳动;

地主:自己不参加劳动。

以上分别对应:被剥削,部分被剥削,不剥削或少量剥削,大量剥削,完全剥削。

家园 很多地主是参加劳动的, 比长工干的还辛苦

地主的反动性不在劳动不劳动, 而在于垄断了土地这一不可再生的社会资源, 利用先发优势, 不断大鱼吃小鱼地兼并, 最后多数人就没办法翻身了, 最好的社会样板是封闭的西藏地区, 长期发展到最后, 几乎是地主和农奴要一起走向萧条和衰亡。

家园 有一种成分叫小土地出租

不知道是如何划分的?我家当年的家庭成分就是这个。

我根据自己家里状况猜测划分标准是这样的:家中没有劳力投入土地,但是仅有少量土地出租,剥削的规模构不成富农和地主。

我家当时的状况是这样的:原本家庭状况属于官僚地主,但祖父抗战期间在贵阳担任法官病死在任上,随后在县党部任职的大伯父抽大烟患肺痨死去,死前(土改前三四年)败掉了家里绝大部分财产,我父亲与我姑妈在外读书后参加革命,家里只有祖母凭着几亩剩下的田产出租和变卖家中旧物度日,父亲和姑妈读书是靠族里祠堂对子弟读书的资助维持下来。

这个小土地出租到底算不算剥削阶层我不知道,但上小学时,每当有同学问我,我都凭着自己的理解说属于上中农,不知道对不对。

通宝推:桥上,
家园 反动性毋庸置疑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其反动性主要是阻碍了人类文明向更高层级迈进。或者说,地主阶级存在下的农业产出,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社会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不兼并土地也不行,必须给工业革命让道。看看大工业化的投入产出与(没有工业产品支持下的)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的巨大差别就可以明白。

垄断,在工业化中依然存在,同样也是“利用先发优势, 不断大鱼吃小鱼地兼并, 最后多数人就没办法翻身了”,不过把土地换成了资本而已。

如果没有出现工业革命,农业社会当然可以维持下去,只是绝大多数人会过的比较惨。西藏这样的农奴社会,如果没有周边的更高文明的冲击,再维持一两千年也没什么问题,非洲的原始森林里还有更原始的氏族部落呢。

单单从“垄断”的角度论证地主阶级比资产阶级反动不够有力,起码我这个地主的后人表示不服

另外请教一下:如果地主也参加劳动,那如何区分富农与地主?

家园 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上的学。

我听说的至少在WG结束前,填报个人情况的表格,应该都有《家庭出身》的必填项的,这个也不能凭自己的理解填,最简单的就是看看户口本。

出身是按父系继承,就是说,一个男人的《家庭出身》确定后,其子孙后代都是这个了,不能变。你如果不清楚,可以问问父亲、爷爷,他们的 家庭出身 也就是你的。

补充:我的理解,有土地出租,基本上都有剥削,都是“榨取剩余价值”。证据就是只依靠租种别人的土地,绝大多数人都不能发家致富。不过你并不需要为此感到内疚,70年前,只有地富才是革命的对象,你家属于“贫下中农”,有剥削行为但不是“剥削阶层”,而是共和国的基石(之一)。

家园 面积不同富农雇短工地主雇长工, 兼谈工业革命

我姥姥家是冀中平原的破落地主, 后来分家土地更少, 就成为了上中农。我姥爷正在靠勤劳致富向富农阶级迈进就解放了, 最后给划归了上中农, 算是幸运。据我听到的记忆, 当地的政策好像是以土地面积划线, 同时, 富农是自己劳动, 农忙时雇佣短工, 而地主是平时雇长工, 当然农忙时要是人手不够也雇短工。地主很少有只动嘴不劳动的, 都是带着大家一起干活, 自然这也都是跟土地面积大小相关。而那里的地主往往都是好的庄稼把式出身于自耕农, 勤劳致富。但后来子孙不肖, 比如抽鸦片, 那么家道就会慢慢中落。地主的落后性是其对土地的垄断性会阻碍工业发展。你举的欧洲工业革命时的例子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就是羊毛价格远远高于粮食价格, 地主贵族驱赶农民进入城市作坊成为工人, 但其残酷血腥要远远高于中国工业革命时大跃进对农民的残酷血腥, 同时也是因为特殊的国际贸易造成的价差和工业革命开始时的简单作坊容易构建, 技术简单, 资源需求不高。否则, 那些有地主的国家, 如非洲, 中亚, 中国都早爆发工业革命了。

右派们那套所谓的, 靠地主垄断土地驱赶农民进城打工, 而自然而然发展工业的逻辑有以下几个bug:

1 - 当时的中国工业一穷二白, 没有工业设备和工厂, 农民进城给谁打工? 吃什么? 喝什么? 住哪里?

2 - 搞工业需要有知识的工程师, 更多的工业技术员, 和无数的技术工人, 那些技术知识人力资源不是把大批文盲农民粗暴轰到城市就能解决的, 只会爆发无数城市暴动和哄抢, 摧毁城市和市民阶层。

3 - 地主没有了长工短工帮忙, 土地谁来种? 没有机械, 化肥, 水渠和杀虫剂, 地主也没钱进口, 粮食谁来打? 国家各阶层人民的粮食谁来供应? 工业发展靠什么支撑?

4 - 地主垄断了土地, 可以荒年对粮食囤积居奇, 哄抬物价, 城里市民必然受害, 农民为了填饱肚子必须更加拼命给地主打工, 更加离开不了土地, 那么城市的工商业如何发展?

这些都是启动工业革命的硬核问题, 靠自然发展是永远没有可能发生巨变的。印度有英国人留下的工业基础和西方的援助, 到现在发展了七八十年, 结果如何有目共睹。中国要这么发展, 其局面应该和阿富汗, 非洲, 伊朗类似。而TG实际的创业史针对以上困境做了如下几个关键的步骤:

1 - 消灭地主富农阶级, 将土地收归国有, 让农民成为国家的雇工, 通过军事化管理提高单人产出效率。

2 - 强力压榨农民多打粮食, 据姥姥家回忆, 解放后的农民要比解放前辛苦得多, 粮食产出远大于过去

3 - 国家有了余粮就大力培养和供养一部分农民向非农转化, 对农民施行扫盲, 提高文化知识, 挑选其中聪明好学的农民子弟进各级专业学校学习, 再进城当技术人员, 工程师和专业教师。

4 - 从农民中选拔出大批人经过扫盲的农民进城当各种工人

5 - 选边站, 打赢了抗美援朝, 获得了苏联社会主义集团的好感和支持, 获得了从设备, 到人才, 到教育, 到科技, 到一切工业配套的大批和全面的援助和资源, 与离开土地的知识农民配合, 进行国家工业建设, 为后来的自力更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的强力结合, 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工业大跃进。当然, 剧烈的变革必然带来痛苦甚至血腥, 没有离开土地的农民受到了非常残酷的'剥削和压榨', 其残酷程度甚至一度超过当年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但这是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做出的牺牲, 而不是对地主个人的服务, 是国家和社会最终受益。到60年代中期, 工业基础打下, 各种农业机械, 农药, 花肥, 水利设施上去了, 管理制度也完善了, 农民的日子就好过一些了, 再后来有剩余的工农业产品可以交换了, 加上改革开放, 于是城里和乡下的人民的日子就越来越好了。

作为起始于中农, 发家为地主, 又发家为农工商结合的家庭背景, 深谙此道的毛领袖要比彭大将军和多少出身农民的TG阶层更加高瞻远瞩, 所以才不惜以残酷手段'压榨'农民, 推行大跃进。刨除刘邓官僚体系在执行上的偏激错误, 从国家百年大计看, 实现工业化是最大的仁政, 一味土里刨食, 封建仁治是永远都发展不了工业的, 最终也发展不了农业, 等苏联援助热情一消退, 一切就晚了。中国这么大, 没有捷径可走, 只有在借助苏联外力的前提下, 按毛领袖老爹-毛顺生的发家道路节衣缩食, 发展工业, 再发展商业, 再回来刺激和完善工业, 就进入良性循环了。当年, 毛顺生搞的是自己的小家当, 而后来, 毛领袖搞的是全国的大家当。

现在的中国人吃馒头油条麦当劳吃美了, 但前面只有一个窝头的日子, 却要掰开一半给人埋锅造饭的日子永远都不能忘记。

通宝推:PCB,jhjdylj,桥上,不会游泳的鲨鱼,赵美成,
家园 破产的富农

家里有20亩地,土改时地主和富农的线大约是50亩和10亩,所以算是富农。雇人耕地是没办法,父母早亡,三兄弟都出来革命了啊。其实他们三兄弟如果都留在家里种地,每人只能分到六七亩地,才是个上中农。

但他们家的土地非常好,那时候平均亩产大约3石稻谷(一石大约六七十公斤),而他们家的地租竟然高达每亩3.5石,看起来亩产能到5石。考虑到这点,应该算比较富裕的富农了。

随便说一句,当时米价大约是稻谷价的两倍,稻谷价每石大约2.5元,米价大约5元左右,不知道为什么相差这么大,是不是因为那时没化肥,稻谷不够饱满,所以稻壳相对比较多啊。另外以上都以银元计价,民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主要是纸币,按银元计算的话,没天灾的时候民国物价其实非常平稳,即使纸币物价指数增长的1949年上海米价也在每石银元6元上下,可见金银的确是对抗通胀的利器。

文中关于佃金没说明白,其实就是押金,那时候押金一般是年租金的四五倍,文中提到佃金平均一亩35两,合银元45元,租金3.5石,每石大约2.5元,合9元,正好五倍。就像文中说的,佃金东家可以多要,但多要的部分要算利息抵扣佃农的地租。当时地价大约是年租金的20倍,这里提到的地价每亩169元也在这个范围内。据说正常的房价也应该是年租金的20倍左右,看来这个20倍的比例很有普适性啊。

按照文中所述,解放前后欠债已经高达四千多元,早就资不抵债。估计是乡亲们都知道老毛已经当了大官,能还上这笔钱,愿意放债,换普通人早就破产了。

家园 当年我和我的同学们填表好像都是这样填

家庭出身:革命军人(或者革命干部);家庭成分:小土地出租;本人出身(或者是本人成分?):学生。多年不这样填表,有些忘了。

家园 老毛的寻乌调查里说了

小地主阶层流动性特别大,经常有破产的,也经常(一半)有从富农升上来的,辛苦劳作,但剥削起农民来也最狠:

有一个占地主全数百分之四十八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这个阶层是在一种“方新之气”的活动中。他们的经济情形是一面自己耕种(雇长工帮助的很少,雇零工帮助的很多),一面又把那窎远的瘦瘠的土地租与别人种而自己收取租谷。他们看钱看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粮食年有剩余,并且有许多不是把谷子出卖,而是把谷子加工做成米子,自己挑了去大圩市,甚至去平远的八尺等处发卖,以期多赚几个铜钱。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很多是“加五”(即百分之五十)的利息。放谷子出去,压迫贫民“上档量本,下档量利”(上档下档即夏收冬收)。他们又放“捡谷钱”和“捡油钱”。什么叫做捡谷钱?趁着青黄不接时候,以钱捡与农民,到了收获时候以谷还与债主,大概捡给两块钱,就要在收获时还一担谷,而那时谷价常常值得四块钱一担了,这是一种对倍利。捡油钱也是一样,多属对倍利。所有放高利贷,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大地主、中地主放债也是放的加三利,加五利非常之少,捡谷钱、捡油钱可说没有。还有更凶的“月月加一”利,即见月还利百分之十,一年便对倍有过。这种借贷都要抵押品,并且要借一种“会”做面子,如“订同会”。还有“印子会”,是月月加一,利上起利,比订同会更厉害。这些都是大中地主所少做的。

王外马甲在河里的神作之一王三官里面就描写了这样的一个小地主,靠辛苦劳动和省钱当上了地主,碰上灾年拼命压价买贫农的地,结果压价太狠,贫农一气之下向国军举报他通匪,家里人把地都卖了才把他赎回来,他见一辈子的心血都没了,自杀了。

通宝推:不会游泳的鲨鱼,桥上,
家园 毛主席的父亲毛顺生

确实是个人物,中国这片土地上有着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毛顺生,可毛顺生们只为私,只为一家一姓私计,毛主席才是一心为公,为天下百姓计。

家园 凭记忆好像参加劳动是富农,否则是地主

但只是记忆,很可能不准。

而且:

一、各地可能不同;

二、各时期可能不同;

三、即使如此,也还有具体执行的问题,可能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没那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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