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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讨论】关于中医的庸医现象 -- 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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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讨论】关于中医的庸医现象

刚看到一篇研究文章,特推荐给同学们参考。作者是湖北社科院路文史研究所路彩霞。这篇文章是她在南开大学攻读研究生时发表。标题是《清末京津庸医问题初探》。我认为,虽然这篇文章的目的是研究清末京津地区的庸医问题,但是其结论对我国中医的现状依然有警示作用。

原文摘录

三 余论:庸医现象的政治寓意

如前所述,在晚清京津地区庸医问题实际存在两个层面,一是,由于医生行业的开放性,医生中庸劣之辈增多,医疗事故因之更常发生,问题的另一面是,庸医问题远没有媒体所宣扬、时人所认为的那么严重,换言之,庸医杀人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更多的是时人的想象,是遭遇西医冲击后,集体反思下的一种认识现象,是近代传播方式的产物。在晚清,医药问题已超出医学本身,同国族种族相关联。

落后的中国因推崇西方文明从而迷信西医,打破对西医西药的新迷信,才能保国保种保中医。丁子良感叹某些国人“见西洋的医书,或报纸,肆口谩骂中医,他也不想想人家骂,有人家的心思,他不管好歹二三,也就随着一骂”,在一片骂声中,庸医由个体变为华医群体的象征,又由对华医的失望演化为对中国医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时代特点使得庸医问题超出医学本身,国人在探讨危亡国情及救亡之策时常以庸医问题譬喻,赋予其新的内涵。医国和医人融合一体,而中医、中医学的命运在社会变迁文化变迁的潮流中沉浮。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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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西医的庸劣问题

为什末西医的庸劣问题比较少见?

如中医黑所言,西医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实验科学,以人体解剖为基础,对人体生理结构和病理有精细的观察和相应的解释。在治疗方面有严密的操作规范。特别是西药的使用需要经过概率论基础上的试用检测。这保证了西医西药虽然不能如中医那样,“清源治本”,对于常见急性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还是很显著的。

中医和西医的相互存在,可以用定制产品和工厂化产品的相互关系相比拟。

中医治病好比定制产品。医生要对病人量体裁衣。中医要考虑的患者的具体状况:病人所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现在还要考虑人造环境如空调房),发病时和就医时的天气状况,病人的自身禀赋(男女,体重,胖瘦,强弱),发病时精神状态(情绪,喜怒等),种种因素不一而足。针对这许多个人信息医生才能做出判断开出药方。医生还要观察药方效果,调整草药的品种和用量。这是一个严重基于医生个人能力,而非标准化的治疗方式。庸医,俗医的现象很难避免。

西医相对简单。观察生理病变,判断症状,了解患者病史和用药史,针对症状使用药物。药物都经过相关检测,保证治愈率达到某个百分比。这里的关键就是这个治愈率或者药品有效率。药品或者是从自然中提取(靠古人经验),或者化学合成(大规模广种薄收法试用),但都经过试用达到某个百分率才可以被批准使用。可见西医的有效性是建立在统计科学基础上的,而并不是如同中医那样完全针对患者症状的治疗方式。西医的人力成本较低(只就事论事,虽然现实中并非如此),但是西药的研发成本,营销成本和厂商利润在社会上占据医疗成本的大头。

中医历史经验丰富,至少研发成本这块可以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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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凑趣】老家的一个普通老中医邻居

下文来自于我亲伯父的回忆。

伯父是一个教师,没资格写回忆录,几年前和我父亲老兄弟俩打电话,谈起童年少年琐事,心潮澎湃,写了一篇文章给我爸,我爸转发给我了。

这个老中医是我爷爷辈的人物,应该是1910/20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他的子孙也是我邻居,比较熟悉。

有几个具体的人名地名我隐去了。

54年发大水后,我们搬到XX坊XX号居住,自那以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迁移过。关于XX坊XX号有许多事情值得回忆,但是我首先要叙述的是三位先生,我们分别喊他们是范伯伯、陈伯伯和杨伯伯。

。。。

在三位伯伯中,我接触最多的是陈伯伯。陈伯伯身材高大魁梧,平时不爱多讲话,性子随和。原是江苏苏北人,出身于中医世家。

有一次他闲聊过去的婚嫁事情,对我说,他父母替他订了一门亲事,他不放心跑了十几里,偷偷地去看他父母为他寻觅的未婚妻。我估计他是不满意那门亲事,才只身一人来到芜湖行医的。他在芜湖娶了亲,陈妈妈为人也很好,她在菜场工作,在食品匮乏的年代,她还尽力照顾邻居。

他在芜湖正式挂牌行医。不巧,他第一个病人是一位重病号。他一夜没有睡,反反复复地想他开的医方。除了检查医方的药味和份量以外,还想如果患者病情好转,下一剂怎样开,如果患者病情恶化,下一剂又怎样开。倘若患者不治身亡,而患者家属责怪自己用药失误,自己又怎样应对。他焦虑不安地度过了一夜,第二天大清早,患者家属敲门。他心里唐突,紧张地开了门。谁知患者家属是来报告好消息的,说病人已有好转,想请他继续诊治下药。这位患者是经过芜湖许多名医都没有治好的病人,不料在他的手上治好了。于是他就有了一点小名气。

随后几年内,他都是这样处理他的医疗案例。他对我说,正因为这样他才养成了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的习惯。说完他又补充道:“现在好了,一遇到重病号,我就叫他去看西医,其实重病号也不来光顾中医,来看中医的都是一些慢性病人,所以我没有负担。”

大概是没有负担的缘故,他经常星期天到乡下去钓鱼,我还陪过他几次。大约是55年夏天,他天天4点许去赭山跟一位姓张的拳师学太极拳。正值是暑假,当时我初级师范毕业,准备上中级师范。我就天天陪他去赭山,自己也学拳。现在想起来,可能姓张的拳师也收我的学费,是陈伯伯代缴了。我们沿着翠文中学围墙从赭山的背面上山,到中山纪念堂学拳。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那位拳师还是一位跛子。在那里学拳的还有一位一中高中学生,因肺结核休学在家。说起来也令人难以置信,那位学生后来是我的同事XXX。

在去赭山的路上,陈伯伯高兴时,还唱上几句京剧。他喉咙高亢,韵味十足。有时又感伤地说些往事,前面的事情大都是那时他和我闲聊时吐露的。他还说,解放初期要取缔中医,他被迫去学西医,是从打针学起。没有等到他学完课程,上边又突然决定,保存中医这个国粹。有一次,不知是什么事情引起他的感慨,他对我说:“郑板桥说:‘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糊涂更难’。”文革后期,进驻他医院的军宣队找他谈话,说:“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摆老专家架子,让年青人喊你‘陈老’。”陈伯伯苦笑说:“我现在巴不得人们都喊我‘小陈’。”我不知这时的陈伯伯是否已经学会了糊涂?

联想到安师大外语系一位女教授(当时教授很少,不像现在一角钱可以买到十一个教授,一文不值),文革后期,将近60岁,但是每天还打扮得“花枝招展”。军宣队员教训她说:“你知道不知道‘丑’字怎么写?”女教授说:“我知道”。说着就在纸上写了个繁体‘醜’字,但是那位军宣队员认不识,只好无奈地装腔作势地摇了摇头。这位在外国蹲了大半辈子的女教授莫非也学会了糊涂?

文革期间,整天的舆论是:“知识分子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并且说今后县镇和公社地区里的学校要交给贫下中农们管理。

当时我想我也要学点实际本领,否则真的成了“五谷不分,四肢不勤”无用之人。我当时犹豫是否学一门手艺比如理发之类或是学习中医,陈伯伯劝我学中医,我就自学起中医来。我看了许多书,也背了许多单方。我看到中医书上,李时珍说脉象有三十多种,我有点不相信,就这个问题我请教他,但他笑而不答。现在我倾向于钱学森的说法,中医是中国人医疗经验的总结,它不属于科学理论。

70年代,陈伯伯患上胃癌,由西医开刀治疗。

最后他的病症恶化,临终前他说:“我现在才醒悟,我这个病属于寒症,用中医是可以治好的。”75年,他带着对中医的坚定信仰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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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中医诊断之难

中医的诊断方式不基于人体生理的解剖,而是基于阴阳五行等古老朴素唯物辩证法,即辨证论治。这个方法在庸医俗医手中很容易成为文字游戏。

清末有个做过御医的名手徐延祚,曾经毛遂自荐为醇亲王治疗中风。据光绪近臣翁同龢的记载,徐开出的药方使得半身不遂的醇亲王稍能活动腿。徐的药方中用了鹿茸配酒。慈溪太后大概听了谗言,下旨不许醇亲王再用徐方,而只能用太医的药方。翁同龢和光绪帝都赞许徐的医力,奈何太后懿旨。徐本人后来在他的传世医书《医粹精言》中评论此事:

《醫粹精言》卷 1,頁 39a,〈扶陽〉條內記云:「比歲冬初,請醇邸脈。余用桂枝,諸醫皆為不宜。後服至十數劑,劑劑皆有桂枝,並用附子等,連服多日,精神飲食安寐俱見起

色。……俗醫不知,偏用滋陰蠻補之味,以致藥日投而病愈重,

不知早為變遷。誠可謂下愚不移也。」

卷 2,頁 10b-11a,〈治不必顧忌〉條云:「比年醇邸病,……群醫束手之際,而子診用通調陽氣之藥,不十數劑,王之病自是漸有轉機矣。後因用鹿茸以通督脈之法,而我皇太后以鹿茸性熱,恐與病又碍,傳旨停止。蓋自是而醇邸亦便不服他醫之藥矣。」

皇宫中的太医自然不是凡手。但徐目之为“俗医”。可见中医诊断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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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庸医是整个医学界的大问题,应该靠数据解决

应该重视起来。一个可能的办法,是每个病人每次看病,都做详细记录,从各种检测指标到病人自己的满意度。这类数据由医保管理。可以对医生、医院进行长期评价。随着自然语言理解的进步,这些病历的阅读评价将会技术上变得很容易。滥竽充数的也很容易被发现。为了防止私心,应该数据由医保控制管理,算法由第三方(如医学、计算机相关的高校和科研单位)提供。最初一二年没什么用,积累十来年就是很宝贵的资料。

这样不仅对医生,医院给予评价,解决职称和医术的不符情况。同时对于疾病不同治疗方案,从药物,术式到康复手段的各种取舍也是宝贵财富。

家园 【也贴这儿吧】伯父还回忆了一位武林高手

1948年,感谢父亲将我们从怀宁县的一个农村带到江南小城芜湖。

最早我们住在芜湖市石头路,全家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石头路早已不存在了,只记得它是一条小石板路,在它通向长江的一头有一个小土地庙,离小路的旁边不远处还有一个小池塘。

解放之初,蒋介石的飞机经常来空袭,可能石头路离码头和火车站较近,所以是飞机轰炸的受害区,家家窗户玻璃都贴上纸条,唯恐震碎。

于是我们家搬迁,首先搬到XX坊1号,住了几年,后又选中XX路43号二楼一间小房间。

43号正门对过是一条弯曲的小巷子,巷头有一个用木头和竹子搭的简陋小木屋,里面住着一对朝鲜夫妇带一个小婴儿,他们靠摆康乐球维生,听说他们后来返回他们的祖国定居。

顺着小巷子走一段有两个分叉,有一家棺材店横在其中,实行火葬后,当然此店就关闭了。每个分叉出去都是新芜路,一个分叉的街对过是人民电影院,另一个对过是芜湖日报社 。记得小巷子中段有一个小烧饼店,店主的手艺不错,做的烧饼很好吃,不过有一次,我在他那里等烧饼,只见他解手后没有洗手就揉面,以后再也不敢吃他家的东西了。

附近有一家热水炉子(老板姓胡),当时人们用柴火后来用煤球烧水做饭,邻近的人常提个水壶在那儿买热水。一家油条店(老板姓彭),还有一家炒货店,一家面店作坊(老板姓邢),我们还常帮他们搖压面机玩。

当时还没有自来水, 人们常去40多分钟行程的江边淘米洗衣,XX坊1号有一个人(口吃)专门到江边挑水给这一带人家送水谋生,从中年到老年,最后腿也跛了还在挑水。有了自来水后也不是送到千家万户,每隔一段路有个供水站。

在XX坊14号与油条店间的巷道出去就是范罗山,市委就在山上,虽然也有战士在门口站岗,但是老百姓可以随意出入,小孩可以上山玩要。前面不远就是新华书店,再过去就是陶塘,后来嫌名称俗气(其实很有乡土气息),更名为镜湖(足见人们如何虚荣)。市政府,教育局就在湖边。

XX路43号房东就是吴重光先生。

交通路43号主体是一栋二层楼房,从主体正门进去,呈现出一个倒凹字形,凹心便是小天井。

穿过小天井,是一间堂屋,它的左手边有两户人家,前面一间是成家(只记得有一个和我们同辈后来进了安师大数学系的成X),后面一间是朱家,朱伯父是芜湖电校的著名数学老师,他是武汉大学毕业的。

后面有一个“巜”形楼梯,楼梯口正对面有一户据说是远房姑侄的青年夫妇。上了楼梯,再右转弯过一个狭小通道,有一间小房间,那便是我们家。

楼上楼梯口右手正面就是和楼下堂屋对应的楼上客厅,客厅里除了一张桌子和两个旧式背靠椅以外,还放置一排刀枪剑棍等武术器械。走进客厅,右手边是吴先生夫妇的房间,当时和吴先生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小儿子吴XX、十来岁的小女儿XX和六岁长孙吴守德(大家叫他小德子)。

吴重光先生,

身材高大修长,面貌慈祥中带着威严,双目炯炯有神,平常不爱讲话,但讲起话却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他是练武之人,打起拳来矫健灵活,可日常举止却慢条斯理,透露出儒将风范。他的夫人和蔼亲近,待人也很客气。

吴先生师从于唐殿卿,唐殿卿是清朝末年著名拳师,精通宁、甘地区回教流派拳术,也有人说是他开创了曦阳掌等名拳套路。

据吴先生回忆说,唐殿卿青年时结了不少仇家,晚年孤身一人,也无多少积蓄,境况窘困。幸好李鸿章在合肥老家的管家喜好武术,他聘请唐殿卿来合肥做他家的武术教头,传授李鸿章和他家的子弟们武术。

唐殿卿有了安身之所,也一改青年时期从不收徒的作风,除了精心指导东家子弟武术之外,对外也招收学徒。吴先生就是这样(才以非李家嫡系子孙身份)幸运地做了唐殿卿的徒弟。

唐殿卿授徒极其严格,一个式子没有练好,他绝不肯教授下一招。后来吴重光先生教授我拳术套路时,每当看着我急于求成,一招只有三分像就想往下学时,他总感叹说:“我学拳时那敢这样?”,虽然如此,他知道我不是学拳的材料,我学拳也只是为了锻炼身体时能够做到“花里胡哨”不感枯燥而已,兼考虑我身居外地,所以也破例满足我的要求。

吴重光满师后不久,唐殿卿去世。吴重光一生都从事武术事业,曾经在中央国术馆担任过教官,他教我们的练步拳,他说这是中央国术馆“开门”拳,属于四川峨嵋拳系。他也一度在合肥开设武馆,与他的师弟王七(?)共同传播唐氏拳术。

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某杂牌军队(据他说是抗日义军)服役,也是担任格斗教官。他说,他教我们的戚门剑是在这段时期,他的一位山东朋友送给他的。所谓朋友之间赠送武术套路,有时是指他们互相教对方一套套路。

抗战结束后,他回到芜湖,定居于他自己的产业XX路43号里。解放后,他很少对外收徒,主要教授自己的子孙,二楼客厅便是他教拳的主要场所。

吴重光教育自己子女与别人不同,他特别看重子女们练拳,对他们要求极其严格,但对他们的学业却很少过问。子女们只要长大到16岁,他就与他们客客气气,不再要求他们做这做那,遇到家庭重大事情时,也和他们商量。

我们家刚做他的房客时,我在芜湖师范初师读一年级,弟弟在中山小学读三年级。父母认为练武不是“正统”行当,并没有让我们学拳。我们只是闲暇时看吴守德练基本功和拳术套路。有时吴守德痛得流泪,吴先生还逼他练基本功,我们看到这情景,心里不免感到害怕。

54年发大水,芜湖市汪洋一片,大水淹没了43号楼下,水深有我大半人高。楼下房客各自“逃生”,就剩下吴重光和我们两家蜗居在二楼上。这时正值暑假,我们更是空闲,不像今日学生整个假期也有大量作业要做。

恰好吴先生教吴守德短打,我和弟弟也跟着学,这算是我们学的第一趟拳。学拳时,吴先生并不要求我们练那可怕的“越腰、劈叉”等等基本功,我们感到很愉快。同样,吴守德看到有人陪他练拳,也高兴得手舞足蹈。

文革期间,我们都是逍遥派,经常回芜湖居住。那时我们一来无所事事,时间空闲得很,二来没有什么娱乐,所以我们都热衷于学习武术。

跟吴先生,基本上唐拳都学了,此外还学了五虎擒羊棍和对棍。关于五虎擒羊棍名称,弟弟提出质疑说:“捕捉一只羊还要五只虎?”吴先生牵强地解释说:“这样显得此棍法更有威力!”对棍是唐殿卿得意杰作,可惜我们不加爱惜,现在一点也记不得了。

吴先生教拳时,遵循唐殿卿传统,每招式只教三遍,所以我们学习时,都特别留神,生怕记不住。而且每天只教几式,在教之前,我们还必须把拳从头打一遍,遇到错误时,他总是加以纠正,有时我们觉得他的要求过于“吹毛求疵”。

遇到我们要返校,为了把一套拳学完,他仍然固守规矩,并不一次教上十几招,却要我们上午、中午和晚上三次去他家,每次所学仅当正常情况下的一天内容,即几个招式。为了加深理解,他还解释招式的用法。

他对中国武术有独特理解,他说中国武术融搏击、技巧和艺术于一体,他强调速度,要求我们“静如淑女,动如狡兔”。也许人到晚年,特别喜欢把平生所学讲给人听,他总是对每一招式中的搏击成分详加剖析,可惜的是,我们学拳只是“浅尝辄止”,并不想深究,当时没有用功,领悟浅薄。

大概他也看出我们对拳理的兴趣不浓,他感叹到:“像石头拳、曦阳掌等拳,喜欢它的人如获至宝,不喜欢它的人,却视它为草芥。正如北京猿人头盖骨,考古学家视为珍宝,平常人(如果他不知道它很值钱的话)并不想要它。”

确实如此,过去上石头拳只是他自己专门练的套路,从不教人;而且教曦阳掌时,仪式很隆重,这是我们学曦阳掌时,从吴师母所说的话中听出的,她说:“你们在学曦阳掌?从前学此拳时,开始都是要焚香的。”80年代,我看金庸武侠小说《碧血剑》,里面有一段是华山派掌门人穆人清教袁承志(袁崇焕的儿子)剑术时,开始也是请出华山派祖师爷的画像,焚香礼拜后才开始传授的。

但是,吴先生教老年人拳术却非常耐心,并不是只教三遍,而是不厌其烦,直到老年人学会为止。我们母亲曾对他说,她想学习太极拳,就怕学不会。吴先生说:“只要我教,你肯定学得会,如果学不会,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能够把你教会了。”果然,母亲学会了。

后来我在教数学时,也套用过他的话,对学生说:“如果我讲课,你们听不懂,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人能够把你们讲懂呢,肯定有,但是你们却很难找到。”

除了练功事情以外,吴先生对自己子孙是疼爱有加,每当他们在外闯了祸,他并不责骂,只是耐心地开导一番。他的小孩和别人打架,无论对方有理没理、是否吃亏了没有,他都亲自带着礼物到对方家里赔礼道歉,然后回来问明情况,也是无论有理没理、是否吃亏了没有,他也只是讲一番道理后,就打糖心蛋“慰劳”自己的小孩。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做人最主要的是骨气,如果被人打了,也不敢做声和还手,这算什么男子汉?”我不知道他青年时脾气如何,但是在我眼中他是个谨小慎微的人,每逢政治运动他都有点担心,这时他的表现与他刚才的话有点矛盾。

吴守德(我们喊他小德子)小学没毕业就进了体校,体校毕业后进了安徽体操队。64年全国运动会上,他是技巧冠军。随后他又进入国家体操队。

文革期间,弟弟去北京公干,也到国家休委去看他。只见空空荡荡的训练场上,小德子一人在锻炼。他对弟弟说:“我不相信以后没有比赛,我现在是夹着尾巴做人。”大概是70年代,他参加亚洲运动会,得了个人全能第7名。

吴先生其他子孙,我们没有多少印象。

吴先生后来得了胸膜炎,他说是夏天陪孙子们睡地板得的病,经常去外地(主要是合肥他大儿子即小德子父亲家)治疗,加上社会秩序恢复正常,我们也没有多少假日,所以联系不像以前频繁。

有一次回芜湖才知道,他已经去世。我到他家看望吴师母,她说:“吴先生临死时,对她说:‘奶奶,人生好像唱戏一样,我这一台完了’。”

她还告诉我,有一次吴先生发烧,仍然要去陶塘教我拳。她劝他生病就不要去了,但是吴先生说,“XXX还在那里等我”,听到这话,我心里更是难过。

其实论资格,我们根本算不上是他的徒弟,平常对他的称呼也比较乱。有时喊他“吴爸”;有时借小德子的辈分,喊他“吴爹爹”,从来没有喊过他“师父”或“老师”。前面称他夫人为师母,也是为了行文方便的缘故。

但他在世时,有一次却对我说,以后他不在了,就看你们的了,言下之意似乎把我们当作他的弟子了。他去世后,每当我去芜湖,一到陶塘,他的一些弟子也来找我“教拳”,原因是有的忘了套路,有的没有跟他学全,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从来不改吴先生的架式。有的人还劝我在铜陵教拳,我说我没有功夫,假如有人“向我请教”,我无法应付。他们说,我们去替你撑腰,喊你“大师兄”,把事情摆平。我心里想,这莫非就算是他说的“就看你们的了”那句话的意思。

吴先生在世时,他的房屋已经归公,没有经济来源,教人习武也很有限,人数少收费低,每趟拳只收3元。对比现在,许多并非“科班”出身的武师,收费都很高,他的境遇算是“生不逢时”的了。

用他的话说:他的一台戏结束了,不知我们会将他的武术传给后人么?

记得他曾经要我帮他整理一些唐殿卿的武术手稿,那上面错别字很多,例如“肾”字都写成“贤”,整理后,我征求到他的同意,也抄了一份唐殿卿的手稿,谁知到了学校,一位同事看到上面有养生之术,借去抄写,当时他在铜陵县体委工作,他把手稿带到县里,不小心弄留了。从这个小事看来,想我把他的武术传承下去也是不可能的了。

历史在继续前进,现在让我在这里,恭恭敬敬地称他一声师父,衷心祝愿吴师父在天之灵,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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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癌属寒症有道理

印象中,但凡生癌之人,确诊前都喜欢大火猛油燥热的食物。民间多认为是喜欢吃燥热东西而导致易生癌,有医者认为实因癌已生导致身体饮食需要燥热之食。

家园 写得好,中国人的故事
家园 中医医治风险其实很高

因为中医是需要用药测试建立患者模型的,在测试的过程中,需要加大药量,一旦出现毒副反应,就需要决断是继续还是换药,换药那就等于模型重构。这一点其实和西医是一样的,但西医强在标准化,应对毒副的能力甩中医几条街,因此,要想成为一名好中医,就必须“欲要救人,先学杀人”。不治死治残一些人,怎么可能摸清药性完成模型,所以好中医往往也是杀人名医。也因此,中医的未来其实还是要看西医,医学本质上是相通的,西医的问题就是过分死板,但现在医学的现状是治死人的经验都在西医手里,也唯独西医有条件把模型系统化。

家园 看兄台描述中医旧事,俺也来凑个趣。

说个发生在本人身上的魔幻故事。若干年前,家里领导怀娃的时候落下了严重的痔病,遍试各大医院各种疗法,也割过两次,仍然经常复发,深受困扰。几年前俺一家子应朋友之邀深入南疆观光,不料领导中途痔病发作,茫茫沙海,不着天不着地的,极为凶险。朋友说附近有个他认识的乡村医生,医术甚为高明,可以一试。这个朋友是南疆的一个副县长,双脚走遍了附近的大小乡村,熟悉当地乡土民情,加上的确也没什么选择余地,于是车头一拐,走了两个多小时偏僻土路,找到了那间乡村小诊所(这也叫‘附近’,也是醉了)。虽说南疆乡村,街道和诊所都蛮整洁的,唯独那医生咋看之下,让俺信心顿失,觉得和街上走动的老农民没啥区别,就想找点碘酒之类消消毒对付一下算了。看病的人不少,又等了一小时,才轮到俺家领导(不得不赞这位医生的规矩,没因为朋友是当地县长就搞特殊)。当领导出来跟我说决定在这动手术的时候,俺的整个人生观都坍塌了,这是个啥地方啊,连在桌子上都没看见摆个听诊器的。当然,俺的反对意见一向无效,就忐忑不安看着这位医生给老婆腰上消毒,然后淡定地在抽屉里拿出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和一个小钩,恐怖片发展到这,俺是无论如何没有勇气看下去了,转身跑出去大口抽烟。大约十分钟左右,老婆出来,说医生把她的”痔疮根“拔掉了。看她一脸轻松的样子,俺忍不住好奇,也因为俺出身中医世家的缘故,想了解一下他的治疗思路什么的,就进去跟医生聊了一会儿。他跟俺说,大凡痔疮,跟肿瘤一样,都有个核,供应它生存的血脉都在刚才开刀的腰部位置,而且有一条”主筋“,把它切断挑出来,就算”断根“了。俺听着半信半疑,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看老婆伤口很浅,状态还好,就拿了点消毒药继续赶路。

几年过去了,俺家领导的痔疮再没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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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俺就搬个小板凳,看你如何左手搏右手。
家园 这个估摸就是“羊毛疔”

具体可以看看这有篇介绍 [url="https://zhuanlan.zhihu.com/p/70286822"]挑羊毛疔可以治疗什么病?[/url]

网上用"挑羊毛"可以搜到好些相关视频

这有个相关讨论 [url="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2819930/"]这儿[/url]

家园 学长胆子忒大了些

当年我去保定乡下某医治疗近视眼。看到环境和医生本人后知难而退。

从概率论的角度看学长的决定风险极大。

当然你那朋友的经验可能会把概率上升极大。

家园 知难而进

学长且慢坐

家园 不是俺胆子大,实在是拗不过。

另外兄台说得对,那位朋友先前已经介绍得很详细,说这位乡医治痔疮是远近闻名的,他作为领导干部,所言应该不虚,即使如此,做这个决定也非常艰难。不过哪怕不动刀光拿点消毒药,也不能保证老婆能顺利到达目的地,毕竟离目的地还有5-6个小时车程,难保绝对安全。再加上她本人坚持,也不是大手术,也就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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