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邓粉的逻辑：“李讷你是好人，所以我的枪要对着你。” -- flyingcatgm

这个帖子里我看到一份下限：

副将:没变修变色之前，中国人民的生活就好了？ 啊？李衲60

这里我们副将先生怒斥“看陶斯亮回忆录，李讷60年代就吃上方便面了，我93年才第一次吃到”。于是我看看陶斯亮原文，“（李讷）只占用一间屋子。一进门，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书架，。。。只是在一个小角落里放着一张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几样简单的家俱。什么沙发，什么地毯，什么衣柜穿衣镜，什么装饰摆设……统统没有。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唤，她不过去吃饭，有时赶不上开饭就啃烧饼泡方便面。我还是在她那儿，第一次见到方便面这种新型食品的呢。生活过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点同情。”

方便面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不是什么稀罕玩意，我那时常吃的是华丰三鲜伊面（82年创立品牌，很快畅销全国），几角钱一包，当时普通家庭完全负担的起。而我们的邓粉副将先生居然自述到93年他还吃不起华丰三鲜伊面，这就是邓改十多年给他带来的物质改善？

然后大家看看，作为国家主席之女，李讷的生活是如此简朴，最基本的装饰摆设都没有，吃饭有时都有问题，只因为吃上了方便面，就被邓粉副将先生如此攻击。

作为对比，邓改后怎么样，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高官子女亲属成百上千亿的往家捞钱，天坛大婚，失窃一个保险箱里面就是几百万的财物，一处豪宅就是论千万的欧元，一个王公子靠洒钱花天酒地换女人如换马，成了“国民老公”。。。。。。

李讷六十年代吃上方便面，中国人民二三十年后都普遍吃上了方便面，现在高官子女花天酒地的豪奢，别说二三十年，你副将再过五十年，全中国人民再过一百年也作梦达不到!

然后我们的邓粉副将先生一边替邓改大吹其牛，一边拿个“方便面”来攻击李讷。。。。。

副将先生，您真应了《让子弹飞》里那段描写：你是好人，所以我的枪要对着你。

李衲，1940出生，1969年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总编辑。原总编辑是正军级）。1974年任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1975年（时年35岁）任北京市委副书记。

毛远新，1941年出生。1969年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级），1973年（时年32岁）任沈阳军区政委。（正兵团级）

王海容，1938年出生，1972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74年（时年36岁）任外交部副部长。

（补充一下：你们去看看，建国后外交系统女同志中，哪个牛人才当过部长助理，多大年龄）

当然，还有更牛的。林立果，1945年出生。1969年（时年24岁）出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副军级）。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干部会议上说“立果同志可以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方便面算个屁啊。。这才是真正的顶级赵家人，知道吗？

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没有私人企业，私营经济。如果有，高干子弟们一样的会发大财。

1973年，搞了一个“8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事情。8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16个大军区正职，除了毛远新一个32岁的年轻人，其他都是久经战火的老红军。毛远新他到底有何本事啊，32岁的大政委。别人会服气吗？

毛主席自己说过：干部子弟是一大灾害。上面这几位算干部子弟吗？ 我想请问？

你以为我就眼睛只看着这包方便面啊。。

高干子弟的特殊待遇，你以为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啊？

92年全国几百万吨的方便面产量，全国十来亿人口平均每人怎么也能能分到十几袋，几十袋的供应量，每袋方便面就那么几毛钱，参加工作了的您居然吃不到吃不起。。。。。请问您那时有多穷？

您的原话：“没变修变色之前，中国人民的生活就好了？李讷60年代就吃方便面了”----明摆着你是围绕“生活水平贫富差距”作文章，现在“高档方便面”的说法被一巴掌拍得死死的，改口遮羞“这只是个引子，现在我们谈谈年轻人当高官吧”，呵呵，你“转移话题”的诡辩玩多少遍了，除此之外你不会别的了是吧？

你又把李讷的履历拿出来说事，您那份精心篡改的履历被老老狐狸直接揭穿了，装看不见么？

老老狐狸:挺有意思，你列出的所有与李讷有关的时间点都是错的

倒是李讷69年下放江西干校，享受和邓小平同等待遇的“迫害”，和普通人结婚生子，这事您一点不提是吧？

至于毛远新更好笑了，文革时老中青三结合，毛远新作为青的代表不配么？ 一个典型的海城大地震预警，他及时果断地下令救了十万群众，就冲这一条功绩他够不够格？那么大的地震，当时又是天寒地冻，当地群众却是处处情绪稳定，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几千年地震没人能先知道，今天共产党能算出来，救了多少人”。毛远新这个破格提拔救了多少人，使共产党在群众心里增了多少光，添了多少彩？再看看你家邓大公子开公司搞走私是怎么给共产党抹黑，怎么实力坑他爹来？一正一反判若云泥，你倒在抹黑忠良吹捧奸臣，您这算啥人哪？

这事河里也讨论了好几回了。。。

当年三结合，青年人当上九大代表的多了去了。

毛远新和李衲呢？

在一封要求选江青〔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来信上的批语〔２〕

（一九六九年一月）

　　徒有虚名，都不适当。

　　又李讷、毛远新〔３〕二人不宜为代表〔４〕。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２〕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一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摘报说，一月十日收到河南省地方国营五三农场某人给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志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并说希望“江青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长”。

　　〔３〕李讷，毛泽东的女儿。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

　　〔４〕指中共九大代表。

谁让他们是毛泽东的女儿和侄子呢？

再看一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1968年5月10日成立）

主 任

陈锡联，54岁，湖北黄安（今红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雇农，沈阳军区司令员

副主任

李伯秋，51岁，辽宁辽阳人，旧职员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

杨春甫，55岁，河北任丘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王 良，52岁，山东郓城人，富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杨 迪，45岁，湖南湘潭人，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杨 弃，50岁，陕西汉阴人，小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军区第二政委

毛远新，27岁，湖南湘潭人，革干出身，本人成份学生

尉凤英，女，34岁，辽宁抚顺人，工人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724厂工人工程师，“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任宝成，30岁，山东宁津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汽压机厂工人，“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王凤恩，45岁，辽宁本溪人，城市贫民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变压器厂副总工程师，“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刘忠礼，34岁，辽宁宽甸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410厂工人，“辽联”派，共青团员

于桂兰，女，33岁，山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毛织厂工人，“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张治国，23岁，山东寿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大学学生，“八三一”派，共青团员

魏礼玲，22岁，安徽和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农学院学生，“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郝义田，26岁，辽宁昌图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东北工学院学生，“辽联”派，共青团员

刘盛田，41岁，辽宁营口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营口市水源公社革委会主任，中共党员

常 委

王从周，50岁，河北唐县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工程兵政委

张海棠，56岁，江西清江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徒工，辽宁省军区司令员

常仲连，54岁，河南孟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空军高射炮司令员

麻继斌，49岁，河南郾城人，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后勤部营房部部长

刘采芹，57岁，山东莱莱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军区副政委

白 潜，50岁，河南南乐人，破落地主出身，本人成份教员，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药子明，50岁，山西榆次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原省人委副秘书长

毕文廷，43岁，山东文登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

杜 湛，50岁，山西河津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店员，原辽宁省银行行长

阎存林，49岁，河北平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贫民，原辽宁省气象局副局长

李锦章，34岁，山东诸城人，工人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112厂工人，“八三一”派，共青团员

徐广林，31岁，辽宁沈阳人，雇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电话局机务员，“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李培元，26岁，辽宁抚顺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410厂工人，“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林柏松，29岁，山东栖霞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东北电力技改局工人，“辽联”派，共青团员

吴国清，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工人

王秋风，女，31岁，辽宁沈阳人，小商贩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红星区银行储蓄员，中共党员

于文忠，33岁，辽宁丹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建筑第三公司保卫干事，“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贺铁民，37岁，河北扬宁人，职员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医学院图书馆员，“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郑希久，38岁，吉林辉南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人委民政厅副科长，“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于海涛，34岁，内蒙喀佐后旗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林业厅技术员，“辽联”派，中共党员

刘玉儒，50岁，辽宁锦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锦县晓光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 祥，31岁，辽宁昌图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昌图宝力公社公社红樱大队民兵连长，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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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代表和领导干部代表均系中共党员，不另注明。群众代表中有的所属派别等情况不详，故未注明。

辽宁群众组织分为三派：“辽联”即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辽革站”（或称“辽革”），即辽宁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八三一”即以辽宁大学“八三一”为首的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我们可以注意到，15名副主任，年龄在30岁以下有4名，分别是22、23、26、27岁，毛远新是四人中年龄最大的；30-40的4名；40-50的3名；50岁以上的4名。

现在只知道拿毛远新说事是因为老干部重新上台以后反攻倒算，清理三种人把原来老中青三结合里面的青年干部全清洗完了，然后拿着一个毛远新当靶子打。

就知道拿毛远新当了沈阳军区政委的职务说事，当时，与毛远新一起任命的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孙玉国就被华丽地无视了，孙玉国与毛远新同为1941年生人，只是月份小一些。而且毛远新也不是惟一的政委，在军区党委书记排名中也不靠前。

1973年底辽宁到北京参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的是陈锡联、曾绍山、毛远新。会后，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在陈锡联调离后由曾绍山临时代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由毛远新临时主持辽宁省委的日常工作。周总理还说，这个事情要经过政治局讨论报毛主席批准后才能决定。但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以后一直没有形成中央文件

当时辽宁省委的排序是第二书记曾绍山，李伯秋、黄欧东、杨春圃、毛远新、白潜、胡亦民。

白潜72年心脏病发作，长期治疗，可以不算。从辽宁党史大事记来看，看不出毛远新实际主持辽宁省委工作。更何况从陈锡联73年底调走到75年毛远新进京，才一年多点时间啊！

栽赃撒谎，总有一天被拆穿。

还有，那个年代升官不涨工资！

孙玉国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后，老战友来看他，他不敢留饭，很简单，工资太低（孙玉国在珍宝岛后由连级提升到边防团副团长，到沈阳后，工资没变），这让不知情的老战友颇为鄙夷！

改开以后是有私企了，高干子弟拿着批条在双轨制下是发了大财，成为了89大事件的重要诱因之一。

高干子弟如果不是文革打击了一下，弄出一堆黑帮分子出来，早就接班了，还用得着去当倒爷？

当年，地方党委都有代表在军区里兼职。主要还是协调军地关系，以及体现党对军队的领导，不具体干预军内事务。

和圆心类似，黑龙江的潘复生也兼了沈阳军区政委、黑龙江省军区政委。

同时，在军区还有专职管事的政委。

看沈阳军区组织史，可以发现，圆心最先是被任命为沈阳军区空军部队政委（圆心是空军的现役干部，哈军工毕业去的就是空军，在云南的高炮师一线部队），但不到一月就改任沈阳军区政委，原因很简单，沈空政委是专职岗位，一般是不在地方兼职的，而沈阳军区政委则可以军地相互兼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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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联、曾绍山等也是军地兼职，但他们的主职是军职。陈锡联是以沈阳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身份兼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曾绍山以沈阳军区政委、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的身份出任辽宁省委第二书记，都是如此。这是67年军队支左后的格局。

八大军区司令员换岗后，中央要求调任的司令员均不在地方兼职。陈锡联到北京，留下的辽宁省革委会主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由曾绍山接任，新任辽宁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当时是十大一中选出的党中央副主席，但李未在辽宁省兼职。

我百度了一下，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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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秋天，26岁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朱德同昆明师范学院19岁的学生萧菊芳结婚。1916年初，朱德随讨袁护国军第1军北征，开往家乡四川。

9月底，菊芳为朱德产下一子，朱德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遂为之取名“保柱”。生子4个月后，萧菊芳患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于1919年6月24日病逝。

少年

未满三岁生母便去世，而生父朱德为祖国的富裕强盛在外奔波探索，朱琦就留在了故乡四川，由继母陈玉珍（朱德第二任妻子）在泸州抚养长大。

1937年朱琦被抓壮丁。

重回父亲身边

红军到达陕北后，朱德在繁忙之余，常会勾起对离散多年子女的思念之情。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的1937年8月，朱德到南京开会，从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辕主任龙云那里得知朱琦在他的部队里，就曾向在四川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吐露过。

周恩来颇能体味老总这番情愫，亲自布置人员依线索寻找，并将朱琦送往延安，据说当朱琦被带到朱德身边时，朱德不由自主地扳过他的头，在右耳际处轻轻摸索，当触到胎生的“拴马柱”时，便抑制不住激动喃喃道：“没错，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

1938年，朱琦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革命并入了党。

毕业后赴华北抗日前线，战斗中腿部中弹致残，由于伤病，1943年从前方调回延安，被派往抗大七分校工作，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队列科长。

婚姻

在延安，朱琦和赵力平相遇了。为他们牵线的，是赵力平的顶头上司、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将军。

然而他们秦晋相结的路程并不平坦。当赵力平隐隐约约听出彭绍辉的话里，含着要她和朱琦建立比同志更亲近的关系那重意思时，她惶惑了。

一来年轻的她根本没考虑过婚嫁问题，二来朱琦是德高望重的总司令的儿子。

接下来自然是回避、躲闪加踯躅，连朱琦邀她到自家做客，见一见朱德和康克清，她都没有答应。由普通的红军战士成为朱军长妻子的康克清，看中了赵力平的人品，也理解她的心情，就请女将军李贞、晋绥军区司令贺龙，帮忙做赵力平的工作。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迁离延安，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

好事多磨，这一磨就磨了两年。1946年3月，赵力平、朱琦的爱情进入了瓜熟蒂落的时节。

就在丰镇，3月23日，喜欢当红娘成人好事的贺龙，为他们主持了婚礼。还在延安的朱德、康克清，终于等到了儿子新婚的佳音。

经过了晋绥、晋察冀的辗转，朱琦夫妇到达河北，和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聚合。但新媳妇还未来得及同公公婆婆见上一面，她就和朱琦加入了由邓颖超当团长、黄华当副团长的土改工作团，赴河北阜平县搞土改。

1948年阜平的土改结束，赵力平随丈夫到西柏坡，才第一次与公公婆婆见了面。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她亲身感受到了两位老人的慈善、平易和温和，正如别人向她介绍的一样，她觉得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会很温馨和轻松。由于怕引起公公婆婆伤心，她和朱琦的第一个孩子，因环境艰苦只来到世间三天就早夭之事，赵力平就没有马上让两位老人知道。

此后不久，根据工作的需要，朱琦被调往石家庄铁路局。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朱德对他说：“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以后，不能当领导搞管理，要从头学起。”

朱琦先后当火车机车的练习生、司炉、副司机、司机。

1949年后，朱琦在天津铁路分局机务段工作。

晚年

（以下为朱琦妻子赵力平口述）

朱琦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因为爹爹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周总理等不时地保护，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是家常便饭。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

1974年6月10日，朱琦突然去世，没有留下一句话。孩子们都不在家，他们都当兵去了。怕爹爹经受不住这个噩耗，只对他说“朱琦突然犯病了，在医院抢救”。爹爹很担心，整整一个星期睡不好觉，总是问情况怎么样，还需要什么药，得到的答复也总是“还在抢救”。

　　6月20日，朱琦去世后的第10天，我们回北京去见爹爹。康妈妈才告诉他:“抢救无效,朱琦走了，追悼会都办好了，孩子们想回来看看。”那天，爹爹显得很虚弱，他看着我，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但一时没有说出声。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康妈妈，轻轻地拍了拍我，示意别再哭了。爹爹说:“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很可惜。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

　　爹爹曾说：“假如我不在了，我没有任何财产，房子是国家的，还有这个桌子，全部交给国家，你们要不上。但是我有一部分书是自己买的，还有一部分是国家发的，你们可以看，可以拿去学习。我的会客室有一个主席像，这个你们可以拿走。”事实也是这样，康妈妈病逝以后不到24天，中央管理局就把家具全拿走了。

朱琦病故后，当时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对康妈妈说：“你看朱琦病逝了，可是力平一个人在天津，把她调到你们身边，对你们本身也是个照顾，对力平也是个安慰。”当时我也在场，康妈妈没说话，爹爹说：“力平在天津工作这么多年了，有群众基础，工作也不错，调到北京的新单位也不好参加工作，还是在天津好吧。”一句话否定了。（离休之后的1996年，我才调到北京。）秘书抱不平说，总司令太正统了，从来不为孩子说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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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

4/总司令父亲与火车司机儿子

不久后，根据工作需要，朱琦被调往石家庄铁路局。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对他说：“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以后，不能当领导搞管理，要从头学起。”朱琦先后当火车机车的练习生、司炉、副司机、司机。后来，朱琦又被调往天津铁路局。

20世纪50年代初，北戴河建立了避暑区。在北京与北戴河间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车上的会客室。

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染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朱德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今天车上的首长原来是父亲。

5/孤单离世

上世纪六十年，是个特殊的时期，人们都经历着不同的煎熬，因为受到父亲的牵连，朱琦也难逃被批。因为朱琦父亲当时的职务仍在，又有总理等不时地保护，造反派不敢对朱琦的父亲太放肆。他们整不着朱琦的父亲，就拿朱琦撒气，那段日子里，被批斗、遭抄家已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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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百度来的朱总司令的儿子--朱琦同志的简历。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朱琦同志的情况：

1. 朱琦的出身没任何问题，最顶级的红二代

2. 文化程度没问题，朱总司令说他“受过高等教育”

3. 资历没问题，“1938年，朱琦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革命并入了党。毕业后赴华北抗日前线，战斗中腿部中弹致残，由于伤病，1943年从前方调回延安，被派往抗大七分校工作，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队列科长。”

4. 身体没问题 朱琦干过火车司机的司炉（那时是蒸汽机车），那个工作是个重体力活，就是不停的往炉子里铲煤。能干那个活，身体差干不了，不怕你觉悟高。

既然出身、资历、文化、身体都没问题，那朱琦同志一辈子又当过多大的“官”呢？石家庄铁路局单位副书记--一个处级干部。

不过，文化大革命中，朱琦也受到批斗。

看这段：

“（以下为朱琦妻子赵力平口述）

朱琦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因为爹爹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周总理等不时地保护，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是家常便饭。

　　替换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

一直到1972年（时年46岁），都在一个小车站当仓库保管员。人家1973年当沈阳军区政委，这个1972年当仓库保管员，呵呵。这可是我们朱总司令唯一的儿子，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伤残军人。

但这都还不好笑。好笑的是这句话（第二段）:

"替换因为受到父亲的牵连，朱琦也难逃被批"

他父亲啥子个问题嘛？ 还让他受了牵连。。呵呵

他父亲可是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你呀，你父亲不但没让你当上高官，比如哪个省军区副政委之类的（这对朱总司令很难吗？），还让你受了“牵连”，呵呵。。。

他父亲怎么就让他受了牵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呵呵

我想说的是：朱总司令和儿子朱琦；姚篷子和儿子姚文元

先百度一下姚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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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蓬子（1891年～1969年），原名方仁，字裸人，后改名杉尊，笔名丁爱、小莹、姚梦生、梦业、慕容梓，诸暨姚公埠人。曾就学于诸暨县立中学、绍兴越材中学、上海中国公学与北京大学。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党组宣传部长。次年2月，为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之《文艺生活》月刊主编。1932年6月，与周起应合编《文学月报》。替换1933年12月，在天津被逮捕，入反省院。1934年5月，在《中央日报》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被释放，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并为曾养甫的《扶轮日报》编辑副刊。1938年3月，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同年5月，与老舍合编该协会《抗战文艺》三日刊。10月，武汉沦陷，赴重庆任职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后创办作家书屋，又与老舍、赵铭彝等创刊《文坛小报》。1945年，抗战胜利，迁作家书屋至上海继续营业。1955年后，成为自由职业者，以译著和写作为生。1963年后，任教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1969年病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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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政治局：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林彪（1971年9月失事）

（以下以姓名笔画为序）

叶群（1971年9月失事）、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替换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1972年3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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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一段：

姚篷子出来后被安排在半官方的《钟声》月刊任副主编，有一份不菲的薪水。徐恩曾还安排部长将姚的妻儿都从上海接来南京团聚，后来姚为儿子文元的生日办了两桌酒席。当时姚蓬子兴致不高，以致太太骂他“瘟头瘟脑，脑袋不清”。这对夫妇怎么也没料到的是，当日晚上徐恩曾偕同年轻貌美的如夫人费侠同乘坐一辆小汽车悄然来到明瓦廊姚宅看望了已入梦乡的姚文元，夸这孩子生得富态乖巧，有福相，日后必有锦绣前程，并留下一个沉甸甸的红包和一对银手镯。姚蓬子很感动，以后徐恩曾夫妇一直与姚蓬子夫妇保持私下来往。费侠还认姚文元为干儿子，姚文元则叫她寄娘（意同干娘），而宠爱如夫人的徐恩曾也就顺其意愿，名正言顺地成了姚文元的寄爹（干爹）。多年后，姚文元得志成名，“左”得出奇，“革命”得吓人，但他最忌讳别人提到他儿时在南京的那一段经历。这几乎成了他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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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同样有个父亲，文化大革命中，叛徒姚篷子的儿子姚文元，1969年党的九大却能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负责中央宣传工作）。朱总司令的儿子却被批斗，下放到一个小车站当仓库保管员。这种荒诞的事，也就是文革才能发生吧？

对于你费心搜出来的这么一大篇，本狐唯一的评价就是：夏虫不可语冰。

是呀，总司令让唯一的儿子从头学起，主席让女儿瑞金农村插队，按现在流行的的价值观，这些不都是傻帽行为吗？

你死死咬住圆心，可惜，你既不知历史，也不懂人心。在圆心任职问题上，无论是主席，还是圆心本人，没有可议之处。

圆心拒绝保送，凭自己成绩考进清华，后来转学到哈军工，哈军工毕业分配到空军，没有接受吴法宪的安排留在机关，而是去了云南一线部队当技师。

文革初起，圆心正好回京探亲，主席要他参加运动，他选择回黑龙江母校。教员要求自己的亲属参加自己苦心发动的运动，实地了解情况不为过吧？

回到学校，学生已经起来了，知道圆心身份的人相信其能准确掌握中央精神，能有效上传下达，到黑龙江不久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也知道圆心，将圆心推出来，这不是人情之常吗？

黑龙江三结合班子成立后，圆心回北京做了总理的联络员，当时总理和中央文革的联络员有三千人，圆心先是到延边建联络站，后来是协调辽宁两派，原因是他跟两边都认识。68年成立革委会，基调就是三结合、大联合，这种情况下，他被推到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很让人奇怪吗？

远新职位的变化，并没有看到主席为自己侄子提拔铺路，反倒是一再阻拦：不让其有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也不让其在陈锡联走后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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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土鳖自己当年理想化的理念，国家主席、掏粪工人、火车司机、插队农民、导弹技师、革委会主任，都只是（也应该只是）岗位不同而已。

当然，理想面对现实的资产阶级法权，即便是在文革，也只能老人老待遇、新人巴黎公社制，这才有当了副总理的陈永贵拿工分、吴桂贤拿工人工资喝不起开会的茶水等事。

回到圆心和朱琦的职位，真正应该看的是他们的能力适不适合。朱琦不知道，但从圆心海城事件的决断和担当看，他是称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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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挑一个老兄的笔误，朱琦16年生人，72年是56岁而不是46。

党的干部政策。你只能回避。

为什么其他干部子弟（或者普通老百姓的子弟）没有这样的“机会”担任沈阳军区政委这样的要职？ 毛远新是凭自己的贡献和能力担任大军区政委这样的要职吗？如果他不是毛主席的侄子，他能担任这样的要职吗？ 32岁的沈阳军区政委，建国以后唯一一次吧？

普通老百姓有这样的机会吗？

普通老百姓，哪怕是当兵提干，都很难的吧？

任你说出花来，你也没办法不承认，这就是特权！

朱总司令，就没有使用这个特权。尽管他完全可以使用这个特权来为儿子某个好的位置。

最后，毛主席自己担任军委主席，他的侄子担任这么高的职务，是否应该回避？ 请问

王顾左右而言他有什么用。你还东拉西扯一大堆

谁在乎毛圆心他“当官”以后干了些什么，我们先要问：他是怎么当上这个职务的！符合组织原则不（这么快）？算任人唯亲不？ 这个问题上，应不应该回避？

哈军工的不知道有多少！对不？ 有谁32岁就担任大军区政委的？

他的同学，粟裕大将的儿子粟戎生，毕业后（1966年左右）和他一起到云南边境执行任务睡一个帐篷的，怎么没有这样的机会？人家的父亲也是上过井冈山的老革命啊。。

毛主席文革中有一次还和粟裕同志说：现在上过井冈山的老同志不多了。。不是吗？ 看看粟戎生32岁时什么职务

违反了当时哪条政策？

女儿成了北京市委副书记，侄子成了沈阳军区政委（实际上，我可能记错了，可能毛远新1971年，30岁时就已经任沈阳军区政委了），侄孙女王海容成了外交部副部长，堂侄女王曼恬成了天津市委副书记兼文化部副部长。

而朱总司令的儿子，文革中却被批斗，后来下放到一个小车站当仓库保管员。呵呵

而周总理的亲侄女周秉建，文革中插队后，已经被部队招收当兵，都被周总理退回去了。

在那个普通老百姓当个兵然后提干都好难的年代（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好的出路），你30出头就是沈阳军区政委（都不带什么团长、师长过渡一下的），你说没违反政策，那就没违反，你说了算呗。

对了，我还想请教一下博学的老师：文革中，习仲勋同志被监护关押7年（1968-1975年），他被关押是违反了什么政策、犯了什么法？ 我很好奇

政策有没有违反我不知道，就是吃相难看，呵呵

我们还是高歌一曲《勇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