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简介工人行动带头人的几种类型 -- 包子1971

七、在厂里自觉鼓动工人搞行动的小江

我们就像那天空和风

守护着我们的土地

制订下埋葬恐龙的计划

——苏•多罗《他们夺不走天空》

小江30岁，安徽人。2005年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去过珠三角不少地方。他有点喜好打抱不平，当初进的第一个厂，有个工友长了肿瘤，老板直接让他回家。多年后想起这件事，小江还愤愤地说：

“对我来说，这就是黑心工厂。老板不要你就不要你了。我就感觉很不公平。”

出门在外，他也有点江湖气。早年打工时，在某五金厂干了一个月，因为他未成年没身份证，老板就说年底工资一起结算。小江听了说：“我明天早上来拿工资，你不给我，我一分钱都不要了。”老板听了这话大概有点发怵，第二天立即结给他了。

在深圳，他目睹过一场因为加班不公引发的玩具厂大罢工，几千号人一起堵了107国道，很多人被警方打…… 他也听说过厂里的管理欺负工人，结果出了厂门之后被埋伏的工人拿刀砍。进多了工厂后，他也有点像个老油条了，跟一班老乡玩在一起，组长也不敢惹他们。

2012年初，他进了深圳的某巨型代工厂，做组装、喷漆工位。在那一年，他接触了某劳工服务机构，下了班去聊聊天，聊产线上的生活，聊工作压力。有些人觉得这么聊又不能解决什么生活问题，就不去了。小江不这么看，他觉得这个机构挺好，不想聊天，也可以做点更实际的。就这样，他跟一群在机构结识的工人朋友，在厂里搞起了所谓“公共文化”，也就是鼓动工人起来行动。

“公共文化就是在公共厕所贴一张纸条，讲津贴，各方面，案例啊。面对面宣传的话，十几万人，谁能做得了。所以我们选择网络宣传和公共文化。如果厂里真正想查是谁宣传，是查得到的。我们找摄像头少的盲区，去贴广告。”

鼓动了一段时间，小江在本部门联合了六七十个人一起罢工了，要求发放夜班津贴。但罢工并不成功，某大型代工厂是个庞然大物，它的部门无数互相隔绝，罢工的消息传不出去。管理轻易地把几十个罢工工人拆开后，行动就无疾而终了。罢工过后，小江被管理盯上了，没有班加挣不到钱。2014年，小江辞工了，改为在厂外卖早点，既为了谋生也是想接触员工：

“卖早餐的好处是可以接触到不同部门的人，你吃早饭，我就可以慢慢接触你，交朋友，聊天，这样可以把不同部门的人拉到一起。”

在厂里搞了几年工人鼓动后，小江总结说：

“我觉得这家电子厂员工的流动太大了，那些我们所接近的，有某种思想的工人，也很容易流失。不管怎么努力去做，就算找到一些比较核心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因为每个人都有家庭需要承担，所以我们付出了很多，但是效果不是太好。”

据小江说，不久前，他发现自己上了那家巨型代工厂的雇佣黑名单。

八、某汽配厂工资集体协商的风波：记“做工人工作”的左翼青年梦雨

同志都已不见

只有旗帜飘扬

直到新社会到来

我们不要动摇

——《为你的进行曲》

从同情穷人到进厂抗争

2010年前后，沿海地区的劳资冲突震动了整个中国社会。作为社会情绪的风向标，有更多的大学生开始变得比过去更关心工厂工人的疾苦。有的学生做工业区调查，或者进厂打暑期工，了解工人状况。但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这类活动是蜻蜓点水式的，有的参与者可能怀有严肃的政治思考，更多人只是抱着单纯的好奇心，通常不打算“扎下根”长期协助工人的抗争。

梦雨来自湖南，2013年成为广州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与2010年那波关注工人的学生相比，她是“后辈”，但走得更远。从开始关心社会话题，到参与志愿性质的文化活动，试图帮助学校后勤工人调剂生活，梦雨对工人阶级生存的认识，日益深刻了。她感到：

“站在旁边看一看、写几篇调研报告总是很容易的，但改变工人受苦受难的现状却更加有必要。”

搞了一阵子文娱社团后，她明白了：

“工人所受的压迫不仅仅是业余时间的枯燥和无聊，更是工作和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剥削和绝望，我觉得除了唱歌跳舞，还应该做点别的。”

两年多的在校时间里，梦雨声援过广州环卫工补缴社保的集体维权，走访过要求搬迁补偿的珠三角罢工工人，也进厂打过短期工。2015年11月，梦雨来到广州一家汽配厂当普工，一干就是两年多。回顾这个阶段的人生经历，2018年下半年她总结说：

“我的选择并非天马行空，也不是一时兴起，它深深植根于我的生命历程，我对工人现状的感悟和认识，以及我觉得现状必须要有所改变的原始动力。”

在汽配厂里团结同事、参与工会活动

在这家厂里，梦雨结识了朋友，推动过改进劳动环境的小抗议。虽然工作很累，她还是坚持不定期招呼同事在出租屋里聚餐：

“有些工人在同一个车间干了好几年都不熟悉，但我们的聚会很快就让大家融成一片，相互之间有了更多了解，工人的力量也就蕴藏在这中间。”

说起来，这家厂也有工会，工会委员主要由管理层兼任，作用不大。就以2017年的厂工会换届选举来说，梦雨所在的第一分会选出31名会员代表，其中只有7名作业员；最终选出的11名工会委员，只有一名作业员。进厂一段时间后，梦雨当选为车间的工会会员代表（即“小组长”）。或许，她想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

从当选工资集体协商员工代表到被恶意解雇

2018年4月，梦雨跟几个伙伴在同事中做了一些鼓动后，她被本车间推选为当年工资集体协商职工方代表。4月10日，工会委员会公示了梦雨在内的职工方代表名单。当晚，梦雨开始问卷调查，收集员工意见，引起了管理的警觉。4月16日，厂方决定在协商期间，禁止梦雨去车间干活，以防串联。4月24日，厂工会声称第一分会的选举程序不合法。4月25日，梦雨向全体工会会员发出公开信，宣言“不管今后还将面临多大压力，我都将坚决捍卫全体员工加薪的合理合法利益”。4月26日，工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提出撤销梦雨的协商代表资格，但未获多数代表同意。

5月18日，举行了职工方协商代表团的第三次会议，商讨加薪方案。会议上，厂工会主席提出加薪方案不必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表决。对此，梦雨坚决反对，指出代表内部有分歧、方案本身对员工可能不利的前提下，必须让普通会员去确认方案的合法性。5月21日厂方要求工会协商代表团撤换梦雨，指责她在问卷调查中“泄露公司秘密”。同时，厂里不许梦雨加班，并把她安排去会议室单独打杂。经过了几轮走形式的“记过警告”程序后，5月28日厂方开除了梦雨，不给任何补偿。同时，经过多轮协商，2018年6月厂方对员工提高工资的要求有所让步。

梦雨出厂后，一度带着两个同事去法院控告厂工会违反《工会法》，也就自己遭受无理开除一事申请了劳动仲裁。这个过程中，她的绝大多数同事只是旁观而已。

为什么工人没有更有力地保护梦雨？

在厂里的时候，梦雨努力跟大家交朋友，也带头争取过小改善。2018年的集体协商开始后，员工选她当代表跟厂里谈工资，说明大家至少认可她是个靠谱的人。厂里嫌她“捣乱”，示意工会代表大会撤销梦雨的协商代表资格，居然失败了。也许，部分管理（会员代表包括了相当部分的管理、办公室人员）暗地里乐得在工资协商的节骨眼上，有个跳得高的“替死鬼”出头找老板的麻烦。

梦雨被开除后，除了很少几个人，厂里的员工并未站出来给她撑腰。放在珠三角的劳资关系环境下，这不难解释。虽然厂里的人都关心这次工资协商，但行动的“烈度”不高，近乎是梦雨一个人单打独斗。同事们对她有所支援（投票选她、参与问卷、抵制厂方剥夺梦雨代表资格的企图），从她们的角度说，可能这就算尽力了，况且厂里一直在给所有人施加压力。至今为止，珠三角工人对维权的一般理解，就是成了固然好，输了也不是末日。从这种心理角度出发，不难揣测梦雨同事们的想法：打工也好，选梦雨当协商代表也好，无非是为了多赚点钱。梦雨被开除了，算她倒霉。她想打官司索赔，那就试试看呗，官司打赢了有钱拿……

如果说梦雨希望启发工人，让她们意识到，身为一个阶级，她们有着比“多挣几块钱”要广大得多的利益，那么从客观结果来说，她没有成功，她在厂里试图带动起来的那群同事，显然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更谈不上为了这些广大利益而奋斗了。值得指出的是，2016-18年的广州日资汽车工人，出于各种原因，确实不像2010年前后有那么强烈的行动意志，比如小丽参与的南海本田罢工。看来，对梦雨的后继者来说，首先需要适应工人抗争的节奏，才有可能找到启发、凝聚工人的一条路。

在这里：

《工资、价格和利润》

也许值得读一读。

全文小结：工人代表与工人斗争

这些未来的希望，这些

无望的人！他们集结在马路上，他们呼号，他们唱

——吴季《每一个人，每一道光》

历经私有化、市场化、入世繁荣，并于2018年进入与世界主要列强的公开对抗，中国资本主义在它演变的每个环节，都尽量把压力转嫁给工人，也就不能不激起工人的反抗。

本文描述的一批工人代表，有些是国企下岗工人中的抗争者，有些来自工会或品牌公关的衍生物，比如属于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员工委员会”。更多的代表例子，是受劳工服务机构影响，在集体行动中涌现的。此外，也有2010-12年间罢工小高潮的背景下，“纯野生”的工人代表。甚至还有同情工人的青年知识分子进厂当普工，以员工代表身份参与工资集体协商的例子。

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产生代表的工人动力是不同的。有下岗工人被逼出来的“背水一战”，有三资企业工人“建工会也许有好处？”的试探心理，有珠三角工厂搬迁背景下，工人向老板“算总帐”的情绪，还有“学生工”对剥削压迫的敏锐反感。不同的动力，产生的代表也各有特点。

被迫跟国家交手的下岗工人代表

国企工人的反抗，充满绝望、愤怒而主要追求一次性的目标，比如养老金、医疗保险。无论成败，他们多半逐步退出了社会生产。他们的代表，只要不肯背叛工人，往往要与国家反复交锋。对下岗工人，国家把握了一条“饿不死就行”的政策底线，主要预防工人长期组织化以及提出政治要求。在辽阳铁合金厂的抗争中，国家对主要工人代表老姚判刑，同时解决了工人的部分疾苦。

利用官方半官方渠道争取利益的工人代表

全力引入外资的国策，在90年代中期，就开始让中国工人深受苦难，也触发了自上而下的矛盾缓冲机制。针对三资企业，官方工会进行了维权试点；来自境外品牌商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得到了国家的许可。

就工会维权来说，上海某台资厂的“小丁主席”，从领导罢工，到寻找工会渠道反映工人要求、借助上级工会向厂方施加压力，他做的很有分寸，自觉地追求劳资妥协、积极缓和工人中的直接行动情绪。在为工人争取利益的过程中，小丁的底线，是妥协以后，不能让工人一无所得。

广东某代工厂的“员工委员会”，是在相关品牌的推动下，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诞生于一个工人积怨已久的工厂。委员会让工人有了向厂方据理力争的机会，特别是有了与管理说话的勇气。当然，他们争取到的，往往也只是限制老板不要过分的混水摸鱼。

劳工机构教育出来的工人代表

在珠三角，至少90年代中期，劳工服务机构就出现了，以境外背景为主。他们向工人介绍劳动法规、提供法律咨询，开放社交空间，带动了一批工人起来行动，比如本文中的老吴、阳姐和老崔。

某港资家私厂的老吴，某台资车灯厂的阳姐，都因为受工伤而结识了不同的劳工机构。在机构的点拨下，他们在各自的工厂带头维权，老吴还举报了厂里的违规行为。他们让身边的同事看到，利益是可以争取的，老板不是真的一手遮天。当厂里发生了集体行动，他们都成为了工人与机构的连接纽带，向工人提出建议，引导工人的进退。在阳姐的厂，这样的纽带尤其重要：当工人长期驯服而有朝一日不得不行动的时候，外部的指点、支援让工人比较有底气。

为了争取社保，珠宝工人老崔主动向劳工机构求助，踏上了工人代表之路。在本文列举的工人代表中，他是最有思想深度的。除了没有发起罢工，老崔几乎经历了文中其他代表遭遇的一切：厂方的算计、官方的推委哄骗、工人的支持夹杂着不理解，以及国家机器的镇压。老崔一度很敬仰帮助工人的劳工机构，但他善于观察，看到了劳工机构追逐本位利益的一面。与有关部门打过交道后，对国家的本质，老崔的幻想也减少了。

当然，身为工人行动的领导者，老崔还远谈不上现有秩序的“颠覆分子”，而认为“如果大家都有饭吃，你老板收入多一些，我也不介意啊。”归根到底，他的打工生涯始终处于一个“吃饭不难”的大繁荣时代，而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时代里，工人阶级的反抗行动还走的不远、对工人的精神震动还不够大。

自发抗争浪潮涌现的学生工代表

2010年，中国工人迎来了20年来的第一个罢工小高潮，打头阵的，是“学生工”。这些“90后”的年轻人，没有经历下岗那一代人遭受的惨痛打击，对更“文明”的生活抱有期待。当他们进厂谋生，“学生工”对老板的剥削比其他工人更敏感、更容易有反抗的冲动。

小丽就是这样一个学生工。技校毕业进入某日资汽配厂两年，她已经受够了钱少工作多的日子。当工人为了加工资而罢工，小丽发挥了很强的鼓动作用，并与社会舆论积极沟通。“学生工”与“汽车业”的组合，惊动了国家的神经，小丽也因此承受了她生命中最大的风暴。虽然事先并不认识劳工机构，罢工结束后，对工人话题仍有兴趣的小丽很自然地进入了劳工机构的活跃圈子，一度在某机构做事。

以员工代表身份，尝试团结工人的左翼青年

同样是2010年前后，工人的遭遇与反抗，在高校里引发了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关注。2012-15年间，一批左翼青年知识分子走向工厂，希望找到愿意反抗资本主义的工人群众。他们以普工的身份，试图团结同事发起行动，并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梦雨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能吃苦，能跟同事打成一片，是工会的车间代表，最后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因为坚决落实工人要求被开除。

受这批青年影响，为数不多的工人也在厂里设法鼓动同事维权，比如小江。在多个厂做过鼓动后，小江发现工人的流动，大大影响了鼓动的效果。而他本人，也因为这些鼓动，上了某巨型代工厂的黑名单。

不同类型的代表团结工人的方法：简单对比

在争取利益的过程中，工人代表如何团结工人？不同类型的工人代表，方法各有不同。

基层工会的小丁主席很喜欢开会员大会，在大会上向会员解释工会想争取什么、通过什么途径争取，形成多数工人的统一意志。有了多数会员的明确授权，工会做事就能减少工人中的误解，也容易引起上级工会的重视。

劳工机构影响下的工人代表，比如老吴、老崔，注重在厂里宣传法律知识或带头维权，也会在行动前夕，带感兴趣的工人去机构接受培训。培训的目的，是让工人知道有哪些利益要争取、有没有可能争取。当工人开始直接行动后，比如罢工，老吴、老崔很注意保持全体代表的内部沟通，以及向其他代表传递机构的建议，但基本不用工人大会的方式去解决行动中的难题。

对工人大会的不同态度，原因在于基层工会必须在流程上做到严谨守序，才可能让强调“走程序”的国家机器认可工会的想法。而一般来说，中国的罢工靠的是一股士气，还到不了有指挥意志的工人会议那一步，工人也就习惯于把决策权甩给代表们了。

作为年轻一代，“学生工”代表平时的沟通，以及行动前夕的准备，主要通过互联网，这与他们相当依赖网络的生活方式分不开。罢工期间，“学生工”代表也比一般工人更重视对外联络扩大影响，比如小丽。

与说干就干的“学生工”相比，抱着启发工人目的进厂的左翼青年，比如梦雨，首先想寻找的，是有反抗思想的工人。通过邀请工友聚餐、娱乐以及帮助遇到麻烦的同事，梦雨拉近了大家的距离，为后面进行“示范性”的厂内小行动铺垫基础，再以小行动为更大的抗争酝酿气氛。

正如上文提到的，虽然梦雨的工人工作比小丽要细致持久，效果却差很多。在后来的工资集体协商中，梦雨当选员工代表，但她遭到厂方打击后，并没得到工人的太多积极支持 。这与近些年来广州汽车工人行动意愿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说到以“示范”性的小行动酝酿气氛，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中的员工小组，也有类似的思路。某员工小组的代表有才，在与厂方的周旋中，先让厂里同意搞点花钱不多的小改善，趁着工人有所期待的时机，跟老板直接谈工价、加班费。梦雨在厂里串联车间员工写联名信，要求发放防尘口罩，跟有才是同样的意图。

这些代表团结工人的方法，在效果上，有哪些共同的不足？最大的不足，显然是没有能够在工人中建立持续斗争的传统，而局限于一时一事的视野。当大繁荣已经过去，点到为止的协商、一窝蜂式的罢工冲击，越来越不利于工人争取更多利益了。梦雨等人进厂启发工人的实践，虽然耐着性子坚持联络工人，但还是急于求成，与一般工人的想法并不合拍 。如何促进工人有更宽广的视野、看到可争取的更多利益，还有待愿意“做工人工作”的朋友，与工人一起寻找有效的方法。

新时代

想想去年

望望来年

明天零下七度

风雪将至

暂缓出行

——绳子 《放假在家》

在漫长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广泛的非正式“上层同盟”，从活佛到派出所所长，从香港地产商到河北工厂主，从北京大学的博导到澳门赌场的黑社会，都是这个“同盟”的一分子。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攫取资产，在复活的中国资产阶级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2012-15年以来，当中国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它的高速经济增长逐渐结束了。在外部，随着持续十年的全球经济恶化，资本主义市场的“全球化”狂欢，也显然告一段落。世界强权之间的竞争，从关税到军事，从争夺技术标准到各自拼凑区域商业同盟，正在成为公开的事实。在内部，掌握核心权力与经济资源的国有资本集团，在自身实力空前壮大后，对“上层同盟”攫取资产时的诸多后遗症，比如经济短期行为、政治上的离心倾向以及文化上的亲西方 ，越来越难以忍受。

2012年以来，中国的顶层统治者开始调整各社会领域的规则，从吏治、金融到文化娱乐。调整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与庞大经济力量相匹配的国家秩序，把目标从“攫取资产成为资产阶级”调整到“为了资产阶级的更多利润，攫取外部势力范围”，以便长久统治下去。至于那个“上层同盟”，它的许多成员注定要在剧烈的规则调整中，被踢出统治阶级的行列。

也就是说，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确实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刚刚展开的时代，统治者正在集中它的主要力量，以便落实进一步产业升级、建立中国主导的地区市场、资源供给与运输线。只有这样，它才有机会赢得列强之间的竞争。

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国外市场的萎缩、关闭，都决定了国内企业的规模扩张、工人工资的定期增长以及充分就业，很可能会成为过去。在此，我们需要再说一次：中国资本主义的每次演变，必然要首先牺牲工人利益。

在珠三角，国家对工人行动的“宽松对待”，正在被越来越严密的法网取代。自上而下的工会改革，已经大大收敛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也不那么活跃了，特别是员工组织这一领域。至于劳工服务机构，它们最大的价值，是给抗争中的工人以“外面有人支援”的信心，让工人可能支持的久一些，而且不那么盲目。工人行动的一位参与者这样解释劳工机构的作用：

“如果没有劳工机构的话，我们在法律方面可能就不会把握得那么好，说话也会没有分寸。心里有个底，知道下一步怎么做，就有信心一点。如果没有劳工机构，就算我们想争也不知道怎样合法地去争。” （永宝工人余航）

但机构考虑问题的视角，仍然是机构本身，而不是工人。此外，2016-19年，劳工机构连续遭到官方的打击，活动空间急剧缩小。可以说，这些机构本来就是过去25年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市场全球化”的社会产物。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以介入工人行动为目标的那部分劳工机构严重不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它们对西方“多元社运”的深刻依赖（从资金到指导思想），也让它们在中国很难转变活动方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执政者对官僚机器的充分垄断，让中国工人阶级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统合的国家。在对付工人的时候，国家可以统一意志集中发力。即使在以前，只要官方决心打击，一时而起的工人斗争集体，是没有招架之力的。今后的工人行动，显然会面临更多的阻力，特别是对代表的监控、对外部支援的隔断、以及对工人要求的压缩。但阻力的增加，也会促使工人更严肃地看待争取利益的行动。

事实证明，过去的那个繁荣时代，工人缺少在厂内持续搞“摩擦”、或者说“劳资交涉”的动力。本文叙述的工人代表，部分人虽有一些日常鼓动的尝试，但效果不大，尤其是始终难以促成一个有斗志的稳定工人群体（哪怕再小也行）…… 回过头看，这些代表充其量只“代表”了行动起来那一刻的工人集体、或在一时一事中有明确需求的工人群体。无论成败，事后都难以形成可以教育更多人的斗争传统。在日常生产中，能够与厂方进行环境允许的“劳资交涉”，借机锻炼经验、加强自信、带动同事的工人圈子以及带头人，在珠三角乃至全国，这样的现象恐怕还不存在。

中国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已经来了，统治者正在紧锣密鼓地迎接它。工人阶级的准备，似乎还看不到头绪…… 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工人今天越盲目，下一轮斗争，就越被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