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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挖大坑】唐朝律令制度及其演变 一 律令格式 -- 电子赵括
也没有完全的自信。唐朝历史我还是个初学者，先写出来抛砖引玉吧。
和律令制相对应的，唐朝初年实行的兵制为府兵制。府兵制发源于西魏，历经北周，隋而被唐朝传承。西魏的府兵制，官府不负担士兵的装备，被征召的士兵装备自给，但不是自己完全负担，而是大家共同负担，原则上每六家负担一位士兵的装备。唐朝实行的府兵制，继承了这两个特点，即装备自行准备和互助性。府兵制下的士兵，主要有首都勤务，国境战备，当地治安三个任务，由中央的兵部统一协调。作为征兵制的府兵制，其征兵对象为丁男，和租庸调制的负担对象相同。地方掌握府兵的为折冲府，唐朝全国有六百左右，每个折冲府下控制的府兵约为千人。折冲府并非全国平均配置，集中在长安附近的关内道，洛阳附近的河南道，和太原附近的河东道，占全部折冲府的80%。其中关内道即集中了40%以上，关内道下面的京兆府集中了131个，约20%。与此相对应，扬子江以南的江南和岭南两道，仅仅配置了17%的折冲府。重点配置折冲府的地域，和所谓的狭乡基本吻合，也是逃户频发的地区。实际上，府兵制正是逃户发生最大的理由。
府兵制，服役期间从21岁到60岁。以长安附近的折冲府为例，这39年间，每五个月要负担一个月的首都勤务，往返并不计算在内。这样计算，负担一个月的首都勤务要耽误两个月的时间，其间粮食和装备都要被征召的农民自己负担。这还不是全部的负担，这39年间有三年要到边境服役。由于和游牧民族冲突不断，死伤危险随时有存在。这39年间，累计计算有将近17年不能安心在家务农生活。这对于农家的主要劳动力丁男，不仅自己的危险存在，一旦有所意外，将危及一家人的生计。720年的敕令中，唐朝政府也承认，没有比府兵更沉重的负担。
唐朝虽然原则上承认了“乐迁”，即从耕地紧张的狭乡迁往耕地富足的宽乡，但是却坚决不允许从设置折冲府的地区迁往没有设置折冲府的地区。府兵逃往也有严厉惩罚，在边境防备如果逃亡，一天杖责八十，每三天罪加一等；而首都勤务，逃亡一天杖责一百，每两天罪加一等，最高刑罚可以达到仅次于死刑的流放三千里。府兵本身负担沉重，又有如此严格的惩罚，农民当然会想各种方法逃避。除了逃户以外，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对此有生动的写照，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兒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鎚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臂折来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这里写的，是754年杨国忠为了和安禄山争宠，强行征兵征讨南诏国的事情。此次征讨发兵十万，战死约七，八万。为了逃避兵役，这位当年24岁的老翁自己折断了自己的右臂。六十多年来尽管天阴下雨就非常不舒服，至今不后悔，否则已经成为了“望乡之鬼”。联想到杜甫的《兵车行》中“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描写，这位老人自毁一臂，实在是无奈中的无奈。
除了负担沉重以外，府兵制的互助性也渐渐失去。在敦煌的记录中，有一位名叫宋智的豪强，其族人不少在地方任职。这位宋智，拒绝和另外一位人共同为被征召的士兵提供装备。宋智身为豪族，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且他并非简单地拒绝，甚至为此对县令指手画脚大发雷霆。这个纪录可以看出，经济上最有能力支持府兵制的豪强，已经逐渐失去兴趣。同时，政府官员对于豪强也已经失去权威，无法另唐朝制度正常运转。
后面还会提及一些原因，总之府兵制这时已经无法正常运转，一些新的替代军制自然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是负责当地治安的团练兵。团练兵并非府兵制正常兵种，武则天时代的696年出现于山东，此后又出现于河南河北等地，所谓的武骑团。那时候鲜卑屡次进犯中原，武骑团的组建的初衷是为了抵抗踏入中原的鲜卑。但是团练兵本身并没有远征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持当地治安。随着府兵制的衰落，团练兵兴起。敦煌纪录中发现的751年前后的差科簿，注册府兵75人，最年轻的42岁；被称为土镇兵的地方团练兵共117人，有23岁的年轻人。两相对比，再考虑到唐朝丁男从21岁开始负担兵役，敦煌地方府兵制已经二十年没有起作用了。唐朝其他地方府兵制的运转情况，恐怕也不容乐观。团练兵本身仅仅负担地方，并没有边境和首都勤务。唐朝对边境守备可能还不那么敏感，对于长安地区的勤务总没有忽视的道理。上面提到的折冲府集中于关西道京兆府，首都勤务的逃兵制裁更为严厉，很显然是表现了唐朝对首都防务的重视。府兵制有崩溃的迹象，自然要想一些新的办法。722年，兼任兵部尚书的宰相张说（667-730）就提出了中止征兵制，实行募兵制来确保首都防务，三年后的725年建立了被称为（弓广）骑的新兵种，定员十二万人，每年两回，也就是六个月一回来到长安服役，平常保持2万人左右。然而这个所谓的募兵制，征兵地区还是集中在长安洛阳等负担沉重的地区，征兵对象也面对农民等有逃避倾向的阶层，很显然和府兵制换汤不换药，没有长期继续的可能，不到二十年即崩溃。
（土鳖扛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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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原来府兵制能够建立并长期的运行原因是什么呢？到后来又为什么执行不下去了呢？
历史上哪个朝代这方面解决得比较好些呢？
府兵制发源于南北朝西魏（北周）东魏（北齐）对抗期间。西魏的人口财力都劣于东魏，要在对抗中取胜唯一的途径是更有效地进行组织，因此改革了兵制创建了府兵制。府兵制创建初期，对服兵役的人免除租庸调，同时规定每6家负担一位府兵的装备，对于府兵本人都不是太大的负担。而且南北朝时逢乱世，民风尚武，西魏（北周，隋）创建府兵制后又正值北齐内部混乱，灭北齐平江南连战连胜，士兵们有立功封赏的希望，自然容易维持。
到了唐朝玄宗年间，情况一变。首先，府兵制下的农民同样要负担租庸调；其次，最为危险的军事行动莫过于和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对峙，战争没有简单结束的可能。太宗年间由于和游牧民族关系良好，北方防备游牧民族的兵力大约10万，到了玄宗年间最高峰曾达到60万，平均水平维持在40-50万之间，翻了数倍，此后会提到给唐朝政府也造成了沉重财政压力。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不课户的扩大，兵源的缩减，自然导致实际兵役的延长（手头也有些相关资料，正在看）。尤其严重的是，唐朝有根据财产多少将户口区分等级的制度，最高为一等，最贫困者为九等，有钱人通过贿赂等手段逃避，导致兵员质量下降，早在太宗时期征讨朝鲜半岛的将军刘仁轨的报告中就有所提及。征兵的对象事实上集中在最贫困的吧八，九等，同时有如宋智等豪族又拒绝互助，对于越贫困的人负担越沉重，自然要导致各种方式的逃兵。同时，兵制本身也不能和其他社会制度割裂看待。唐朝的田制同样继承于南北朝，比如丁男80亩口分田就发源于南北朝。之所以规定80亩，当时估算40亩可以养一家人，但是按照当时农业技术，需要休耕，因此同时有种一年休耕一年授予80亩，种一年休耕两年授予120亩的变通规定。按照这个估算，唐朝的狭乡，40亩仅能满足农家一半的需求，反而又成为府兵制的重点负担区域，导致各种明暗的抵抗，包括兵制在内的各种制度都无法正常运转也是理所当然吧。
写这些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后面写安史之乱作铺垫。安史之乱的意义并非一场简单的叛乱，此后唐朝藩镇割据势成，中央彻底丧失权威；尤其是以此为界线，税收制度彻底改革，由租庸调制转入两税制，都不是简单的以玄宗的糊涂和安史的野心可以简单解释的。唐朝立国以来的制度却有走到尽头之感，某种意义上安史之乱不过是压垮盛唐这座看上去华丽，但是根基已经动摇之大厦的一根（也许非常沉重）稻草。
所以历史给人一个教训：那就是需要不断的变革才能进步甚至仅仅是为了保持稳定。
对此言不太认同。安史之乱之所以在2000多年封建史中格外刺目，那是以为它把中国封建盛世的最高峰给拉了下来，给以后的历朝历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从此武人基本再没有机会专权，甚至最普通的老百姓心里都普遍有这么一种偏见和防范的心眼。看看晚唐的致命毒瘤是什么？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无不因安史之乱而起。假设安史之乱能以另外一种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那我想这种破坏力将会是有限的，是的，也许唐朝根基自己被自己动摇了，但他仍然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缓慢的衰落并死亡（也许类似明朝，但维持的时间可以更长一些）。。。我想如果是这种结局应该要比安史之乱的结局强的多！
悝，KUI
五胡后期直至唐初期，战乱频仍，人命贱过草。不去当兵也有极大的可能被乱兵杀死。
因此，府兵制这种“以命换钱”的制度就有其合理的地方，人民也愿意接受这种制度减轻家庭的负担（反正自己左右是个死，当兵如果还能免去赋税，那就去当兵吧），何况乱世中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带兵官一般或多或少地都会默许部下的烧杀淫掠，这也可以抵消一部分自己负担的成本，和成为当兵的动力。
但是天下大定之后，战场只是限于边境一带，内地人民并不常常遇到死亡的威胁，人命相对价值提高，老百姓就不太愿意“以命换钱”了，而且国家正规化之后，部队纪律加强，战场掠夺的机会大大减少。
这时候，谁还愿意干这自己贴钱赔命的买卖？
唐朝初年的律令制支配下，边境防卫采取的是所谓镇戍制。所谓镇戍，即在边境同少数民族接壤地区设置镇戍，府兵轮番三年服役，大者为镇，约有士兵三五百人；小者为戍，约有三五十人。太宗年间镇戍总数约一千，总兵力10万左右。到了玄宗年间，镇戍总数减半。同唐朝漫长的边境线相比，无论哪种情况都是个“防不胜防”的局面。太宗年间之所以能够因此而维持北方防务，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同北方游牧民族关系良好，同时边境各少数民族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力量相对薄弱。
隋唐以来，连年对朝鲜半岛用兵，时有得失胜败，基本上保持四五万到十万左右的兵力。这些兵士并非律令制下的府兵，而是临时招募士兵。到了高宗年间（649-683），朝鲜渐成统一王国，唐军征讨不利，安东都护府被迫从平壤撤退到辽东，原来征讨朝鲜半岛的临时招募士兵也成了固定的防卫军。北方游牧民族的形势也不乐观。696年，契丹首领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逐渐强大，威胁华北；东西分裂的突厥也分别形成独立国家，反复入侵唐朝边境。前面所说的性质为团练兵的武骑团，就是为了对抗少数民族入侵而设定。从出现的地域看，北方游牧民族已经能够深入到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西方的吐蕃也逐渐强大，安史之乱时还一度被唐朝借重夺回长安。西南的南诏国也形成独立王国，屡次侵犯唐朝边境。唐朝已经无法简单维持包括防卫在内的原有对外政策。从高宗时期开始，除镇戍外，另行派遣大规模防卫部队驻扎边境要地，根据规模分别称为军，守捉，城，镇（有别于镇戍的镇）等，统称为军镇，作为正规兵员配属健儿（唐朝军制的一种，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健儿）。加上当初的募兵，成为军镇兵。以上的健儿，兵募，防丁等等，同府兵制一样都属于征兵制，不同点在于征兵范围超出了折冲府。但是随着农村底层的分化，府兵面临的种种问题都无可避免地转给了这些新的兵制。最大的问题，还是逃亡，所谓的背军。
随着唐朝周围少数民族势力的强化，唐朝也无可避免地走上了正面对抗的道路，边境兵力大大增加。按照722年张说所言，“现在边境平稳”，希望能将边境驻守的六十万军队裁减二十万，令其归农。然而二十年后，边境士兵又增加到了49万，比太宗年间增加了三四倍。唐朝征兵范围突破原来的折冲府，也是无可奈何的结局。同府兵制一样，兵士的逃亡，所谓的背军问题严重。按照唐朝律令，逃亡一天杖80，最高刑罚可达到仅次于死刑的流放三千里。尽管如此，到了玄宗年间，敕令中有关背军的话题明显增加，显然已经成为重大问题。内有逃避兵役的倾向，外有背军，直接造成唐朝兵源紧缺，服役时间延长。健儿兵募等征兵制原则上服役期间仅仅一年，到了八世纪以后显著延长，实际上达到四年屡见不鲜。
对于服役期限的延长，唐朝以赐物，勋官，勋田等进行补偿奖励。顾名思义，为物资（绢麻）奖励，授予官职田地。然而根据敦煌发现的考古记载，授予勋官的人数不少，勋田基本上为零。而勋官本身自从则天皇后时代开始授予后，逐渐有名无实，成为空头支票。至于赐物，在726年的诏书中对兵募有过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此后如果缺乏衣服则从逃兵和死去的士兵身上获取等描述。军镇兵面对剽悍的少数民族骑兵负担沉重防卫任务的同时，物资供应极端恶劣，一目了然。这自然再度加重了兵役逃避和背军，反过来又迫使唐朝事实上延长服役年限，形成恶性循环。边镇防卫士兵无论如何翘首以待，等待有新人来接班也遥遥无期。
到了737年，唐朝终于被迫下诏开始改军镇兵为募兵。根据诏书，从现在的军镇兵以及客户的年轻人中招募兵员，免除租庸调，服役的军镇地方给与田宅。服役期限到期后退役但不返回故乡，家族在军镇常驻，长期从军，被称为长征健儿制。诏书下达后7个月，长征健儿制开始实施。值得注意的是，长征健儿制从客户募兵的规定。同主户相对，客户本身并非唐朝一开始就认可的合法存在，不过是因为逃户频发而不得不采取的退让措施。如今将客户纳入募兵范围，实际上完全认可了其合法性，并且再度试图将其纳入正常的赋税兵役，从根本上否定了唐朝初年禁止人口流动的理念。安史之乱后的两税制，从税收上根本否定了主户客户的差别，某种意义上放开了人口的自由流动，此时已见端倪。
随着长征健儿制的建立，边境防卫体制也从都护府制转移到藩镇制。同都护府统领镇戍相对应，藩镇统辖一定区域内的军镇，最高指挥官称为节度使。从710年开始设置节度使以来，十余年间共设立十处藩镇，同周边的少数民族分布相对应。742年，各藩镇情况大致如下，
安西节度使，710年设置，抚慰西域，现新疆库车附近，兵力两万四千；
北庭节度使，712年设置，防御突厥等，现新疆吐鲁番附近，兵力两万；
河西，710年，切断吐蕃同突厥联系，凉州，现甘肃省武威，七万三千；
朔方，721年，防御突厥，灵州，现宁夏宁武县，六万四千；
河东，711年，同朔方藩镇协同防御突厥，太原，五万五千；
范阳，713年，防御契丹，幽州，现北京，九万一千；
平卢，719年，镇抚少数民族，现辽宁省朝阳，三万七千；
陇右，713年，防御吐蕃，现青海省西宁市，七万五千；
剑南，714年，防御吐蕃及山地少数民族，益州，现四川省成都市，三万九百；
岭南，711年，镇抚山地少数民族，广州，一万五千。
上述藩镇基本上是在玄宗时期，原有的镇戍制无法维持的情况下设立。742年，各藩镇总兵力49万，战马8万匹左右，而此时的左右羽林军为中心的长安守备兵力不足十万，节度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比肩宰相。712年玄宗即位到734年李林甫出任宰相为止，22年间共有25名宰相，其中从节度使担任宰相者14名，担任过宰相再出任节度使的11人，兼任宰相和节度使的4人。而担任过宰相和节度使的官员，又集中在朔方，河东，范阳三镇。十处藩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后安禄山兼任的平卢，河东，范阳三处节度使，不但期限之长史无前例，其中两处为敏感位置，其恩宠也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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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将领专兵的局面，这样战斗力自然较强，以一镇之兵对付外族基本都绰绰有余。
好深的坑。送花，期待。
这个不会是撞您的枪口上了，班门弄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