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明朝趣事数则 -- 阴霾信仰

对大西军和抗清斗争都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

明末是有不少文人笔记提过大西军在成都一隅之地的滥杀。有些是凭空捏造，但至少证明张献忠滥杀不是空穴来风。

张献忠死后，在遵义，孙可望就提出了：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艾能奇也说：昔老万岁在成都，汝为宰相，不能辅之治国，惟劝之杀人，以至人心危惧，不肯归从，天下俱名我辈为贼。今日皇皇无之，汝尚欲我辈复作贼耶”，并最终处决了汪兆龄。之后大西军和清军拉锯的重点也是重庆和保宁，成都一度被视为鸡肋。

不过后来黑大西军屠光全蜀六万万的玄幻小说《后鉴录》和一堆二手“记载”比如《蜀碧》《平寇志》《西南记事》《爝火录》基本都是清朝搞出来的。

大西军还好，本朝还是给农民起义军平反的。顾老农战史对大西军的评价真写得不错：

一、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不掌握科学的阶级划分方法，因而在地主阶级策动的叛乱面前，用地域概念代替了阶级区分，把四川官绅的敌对行为，误认为是蜀民的“忘恩负义”，不加区别地滥加剿杀，结果造成了自己的孤立...

二、张献忠和他的某些助手们过分迷信武力，似乎只要掌握了武力，其他都不在话下，无论是粮食、物资、地盘、兵源以致人心都可以轻易取得。因此他们不注意恢复社会生产，不重视维护社会安宁。

这两点批评还是很深刻的。

现在嘛，网络上一堆形左实清的满克思，张口阶级斗争闭口民族团结。行的实际上是污蔑抗清英雄和诋毁农民军的内核，屁股稳坐满洲奴隶主集团和反动汉族地主阶级。

清朝晚期之前，各省督抚大都是满人/未经科举上来的。等到科举进士穆彰阿、曹振镛主掌了军机处，就是鸦片战争前夜了。

尤其是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更加企图从肉体上和思想上消灭一切敌对势力,彻底泯灭汉民族的反抗精神。于是禁书事件无时不在,文字狱也从单纯地针对文人学者而进一步地扩及到了民间。清朝统治者的做法确实奏效,“乾嘉之学的兴盛,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的悲哀。民众的思想完全被禁锢在程朱理学的糟粕里面去了”,“读书人只能钻进故纸堆而苟全于一锥之地”①。再也没有出现明末百家争鸣的局面,更没有敢于站出来向理学挑战的“疯子”。整个大清王朝,从大臣到平民,莫不成为了俯首帖耳的奴才。

第三，阻碍了十七世纪以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十七世纪以前的宋元明时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天文、地理、冶金、农艺、医药、航海、造纸、印刷等各个领域,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明代末期,中国社会起伏动荡,新旧思想斗争激烈,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思想家脱颖而出。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文化也在迅速传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徐光启、宋应星等人为代表,吸纳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注释和介绍了大量西方科技书籍,为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科技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随着满洲贵族的入关和中西“礼仪之争”的发起，天主教在清朝遭到了严厉的禁止，西方人的活动也紧紧被限制在京城范围之内，为皇族的娱乐和奢侈生活服务。虽然清王朝并没有明令禁止西方科技书籍，但随着天主教经典的禁毁和对西方人活动的限制，西方科技书籍的流通也相应受到了压制。再加上考据学的兴起,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转而埋头于古籍当中,一心沉迷于繁琐的整理和考证工作。这样一来,中国的科学技术,从十七世纪以前的领先地位,从此一落千丈,停滞不前,远远落后于欧洲各国,从而也导致了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局面。

彼时兄弟我在上海交大当插班生，就听政治课的老师调侃江晓原教授，说他爱赶时髦，稍微研究点跟房中术有关的东西， 就急吼吼地自称为“性学家”。

所谓“随着天主教经典的禁毁和对西方人活动的限制，西方科技书籍的流通也相应受到了压制”，这种既无证据又无逻辑的话，完全是站在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立场上：要学科技就必须接受天主教？笑话！

事实上，传教士发现中国很强很大，除了大肆偷取中国的科学技术书籍（包括直接偷取丝绸瓷器茶叶等技术），他们只能用一些中国没有的科技，来换取中国当时执政者减轻一点对他们传教活动的限制。

在这种交换过程中，是传教士自己搞起了对中国的科技封锁，这才是事实的真相。这个正如美欧八九十年代一度放松对中国的技术禁令，但当他们一发觉中国没有按照他们希望的那样发生变质，就重新搞对中国的技术封锁。

推荐看看《清代文字狱》中的案例，里面一大堆因为写了“日月”而被砍头，甚至凌迟，全家男丁砍头，女眷发配为奴的。

还有爷爷写了“忆鸣”然后砍孙子头的。

这种高压下，除了科举规定的钦定四书五经，还真没人敢看别的书了。

结果嘛：

民国时候，郑振铎说：“到了清代，蒙童读的史学书，几乎一部也没有。元明二代的那些史籍，也都几成为罕见的东西。亡人国的，必须灭其历史。这手段是很恶辣可怕的。”

钟毓龙就说：士子所熟读者，无非陈文墨卷；所研求者，无非高头讲章小。所有历史事实，因文中禁用，故多不涉猎。

张元济(1867—1959)：少时原本“心界、眼界无一非三代以上景象”，后来才：“乃知战国以后尚有谓曰秦、曰汉、曰三国、曰晋、曰南北朝、曰隋、曰唐、曰宋、曰元、曰明，乃至于我大清者。”

申报有过记录，说清朝末年科举改革，答题的时候可以写历史了，结果很多考生连康熙乾隆时候的事儿都不知道········

这种高压环境下到了一鸦时期，对西学有一定了解的人一只手基本就能数完了。

19世纪末，当时的人回顾清代读书人的知识结构之时指出：“中土士人，向来学业于应试工夫外，能深通史学者十中之一二，能熟谙国朝政事者，百中之一二，更能旁及五洲各国政事、各种专门艺学者，不过千中之一二。

下面这堆可以扔笑话楼去了：

康有为亦言“但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道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

夏曾佑则形容清代读书人群体“汉、魏、隋、唐，不知为何朝，而但知有朱子；礼、乐、兵、刑，不知为何事，而但知有时文”。

宋恕也嘲笑“天下学问之最孤陋者，无如中国北边之京官”。虽说昔人就已盛传“太史公是何科进士？《史记》是何科朱卷？”的笑话，但宋恕认为清末的京官对于历史知识的“孤陋”更甚，乃至于还出现了某京官借阅《汉书》后觉得此书“不见有一点好处，其中文理荒谬令人费解者甚多”一事。

另有数名京官在由北京赴上海的轮船上只知“吟哦消遣”近科的闱墨，见某进士在阅读《支那通史》一书，京官们既不解“通史”何意，又误会“支那”为日本。

张伯驹的《春游琐谈》也提到清末有已中进士者“尚不知岳飞为何时人”。

龚自珍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和'万马齐喑究可哀”还真不是夸张之词。至于拿二战以后冷战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封锁政策去套古代，只能佩服你思路清奇。

康有为亦言“但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道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

夏曾佑则形容清代读书人群体“汉、魏、隋、唐，不知为何朝，而但知有朱子；礼、乐、兵、刑，不知为何事，而但知有时文”。

宋恕也嘲笑“天下学问之最孤陋者，无如中国北边之京官”。虽说昔人就已盛传“太史公是何科进士？《史记》是何科朱卷？”的笑话，但宋恕认为清末的京官对于历史知识的“孤陋”更甚，乃至于还出现了某京官借阅《汉书》后觉得此书“不见有一点好处，其中文理荒谬令人费解者甚多”一事。

另有数名京官在由北京赴上海的轮船上只知“吟哦消遣”近科的闱墨，见某进士在阅读《支那通史》一书，京官们既不解“通史”何意，又误会“支那”为日本。

张伯驹的《春游琐谈》也提到清末有已中进士者“尚不知岳飞为何时人”。

比黑死病还厉害。

拔都手上不过四万兵力，那真是很卖力了，每天早上起来就行军，找人杀，追着杀，否则要杀这么多人还真不容易。

这算是纯武力征服的巅峰了，欧洲人征服美洲还要利用病毒。

第一是秦始皇，咒骂两千年不绝。

至于异族征服者，那是合作对象，从一队夷齐下首阳，到上海潭上洋买办，从来不变。

这个世界，从来都是阶级仇压倒民族恨，只有老百姓才讲朴素的民族主义，爱国情怀。

这个在历史上，类似的人很多。

类似于动物界里面，狐狸的过杀，受了刺激，只为屠杀，不是为了食物。

极端行为，违反常理，但总是重现。

清算地主多一些，自然就没好名声。

对于知识分子也没那么厉害。

很多只是起义军常规操作。这种常规操作和官军一样的，是后来的满清把官军的杀戮移花接木到农民军身上了。

就好比湘军把杀戮推给了太平军。实际上是曾国藩军所做。这也是官军剿匪的常规操作。

哪有历史的路不拾遗，军纪严明啊，这些官军，绝大部分都是杀良冒功，搞大户的，唉。

张献忠部也是常规操作，起义军的愚昧而已。那个时代太悲惨了。

这次俄罗斯军队真的还可以，继承了苏军的忍耐力。

我国当年，纵兵三日，也是经常性存在的！！

所以，真别说农民军，反倒没那么有经验。

这些可比屠城还能带来更大的人口损失。

然而，真正的和平来之不易，当年的北方人民被担心给官军杀良冒功

害怕不？

这种恐惧会带来免疫力下降的。这也正是当年人均寿命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不说这个，就说遍地的土匪也是恐惧的来源之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