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史式：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 -- 多余6569

还大量抛荒，种植的作物也只有植黍这一种。

经济已经退化到了以猎为业，农作次之的地步。

经过明朝几百年开发，辽东有了数万顷的屯田，几百万人口，农作物有莜麦，黍，高粱、大豆、春小麦、小米等等。

这么好的条件，经过清朝几百年，辽东人口还没前朝多，怎么可能去怪天气，明朝没小冰期？

当然是封禁政策导致的东北人口增长极度缓慢。

应该是万历年间的人口峰值，万历中后期进入小冰期寒冷阶段，明清之际达到最低，这段时期东北人口大幅下降。

贴一个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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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格，1644年，东北人口只有40万，这个数字应该是八旗迁移入关之后的剩余人口。八旗迁移的人数，多种资料认为不超过100万，也就是说，明清之际小冰期寒冷阶段，东北总人口大约140万。

当然，考虑到明清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及八旗农业技术水平较低，小冰期东北的人口承载力应该不止140万，但是具体多少，没见到有这方面研究。

如果根据上表估算一下，以40年为期划分为三个阶段：

① 1790-1830年，从120万增长到280万，增长2.3倍。

② 1830-1870年，从280万增长到390万，增长1.3倍。

③ 1870-1910年，从390万增长到1690万，增长4.3倍。

第①②段，都在严厉禁边期间，但是第①段增长远高于第②段，说明第②段人口增长缓慢，不是因为禁边影响。

第③段，气候持续回暖，人口高速增长。

对比三段时间的情况，第②段人口增长最慢，是不是可以认为，300-400万就是小冷期东北人口承载力的上限？

明朝在东北的耕地主要局限于边墙内的辽河流域，主要集中在现在的辽宁省，隔着辽泽的松嫩平原都没够到。

清朝入关以后，东北边墙外的生女真的人口基本上被打空了。吉林，黑龙江等大片无人区可以开发的耕地面积是远远超过明朝时期。

辽泽也开始消退，即使是寒冷期，由于东北可以开发的耕地区域远超过明朝，东北的人口承载量是可以达到明朝时期的数倍的。

东北在康熙乾隆年间，有一大堆沃野千里而人口稀少的记载。明显在清朝开禁前，东北人口远远没有到承载上限。对东北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明显是封禁政策才是主因。

那就不好意思直接贴论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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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平原湿地

东北平原纬度高，气温低，蒸发弱，地势平坦，河流众多，冻土涵水能力弱。当地冬季积雪融水造成大量的沼泽湿地。据统计，上世纪五十年代东北平原的沼泽湿地面积多达11.4万平方公里，占平原总面积的1/3。经过国家的大力开发，至今东北平原仍然保留着6.57万平方公里沼泽湿地。将沼泽湿地改造成农田，投入大，见效慢，这一现实困境阻碍了历代对东北平原开发。

明清小冰期气候与经济

明清时期气候以寒冷为特征，这与欧洲及大西洋周边地区曾经出现的“小冰期”状况一致，我国东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较今约低0.4℃，其中最冷时段出现在清后期(1861-1890年)，冬半年平均气温较今约低0.7℃。在这种寒冷的气候环境下，位于长城一线以北的农耕经济已很难维续。

魏柱灯等从25部中国经济史专著中提取1000余条定性描述各个时段全国经济状况的语句，采用5级量表对其进行刻画，建立起了自秦至清2000余年间的经济等级序列；发现在百年尺度上，温暖阶段经济状况偏好，寒冷阶段经济状况较差；单就清代来说，也呈现出显著的三段：1644-1680年经济差，1681-1800转好，1801-1910转差，与同期大的冷暖背景基本一致。

小冰期影响——水稻为例

随着明清“小冰期”的来临，黄河流域的水稻生产更趋衰落，不仅分布零星，种植面积小，而且产区持续时间短。就京津冀而言，在明前期，除了河间府有一定规模的水稻生产外，其他地区已较少种植。如顺天府仅有宛平、昌平二县种植水稻，保定府唯雄县盛产水稻，赵州“水稻惟隆平有之”，而广平、大名等府均已不产水稻。清早期曾有在北京附近兴办水田的考虑，但因气候干冷而最终放弃。康熙曾云“水田之利，不可骤兴”。雍正年间(1723-1735年)，虽于河北境内开辟了官私水田5600余顷，但好景不长，除了少数水源条件较好的地区还保持一定数量的水田外，其余均渐荒废或改为旱田；道光年间(1821-1850年)，林则徐又提出在河北平原发展水稻的建议，但也未见成效。

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双季稻种植每况愈下，播种面积也大为减少。道光十三年(1833年)，李彦章在苏北地区“亲见早、中、晚稻之种皆备，而竟无两种者”。在苏南地区，延绵100余年的双季稻，虽未绝迹，但也“惜不多耳”。在江浙一带，由于秋季气温偏低，水稻不能正常成熟，多空壳瘪粒，50kg稻谷只能产25kg大米，而50kg一年一熟的稻谷却可产40kg大米。在广东地区，也因气候寒冷，作物成熟期推迟，给耕作制度带来很大影响，不仅一年三熟制已不复存在，就是一年两熟制的范围也大大缩减；同时，水稻生产在寒冷气候的影响下，生长发育受到抑制，常有烂秧、少穗和较高空枇率的现象发生，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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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用今天的东北大米来想象小冰期的情况。

起码不会宁与友邦不与农奴。

梁启超逃离清朝后，曾写过《戊戌政变记》来记载政变的前后。在《戊戌政变记》中，梁启超提到，刚毅针对维新谈自己的看法时，经常提这样的一句话：“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梁启超解读这句话的时候，认为刚毅所说的朋友，指的是俄国人，而家奴，则指的是清朝百姓。而之后的革命党们，又根据《戊戌政变记》提到的这句话，把这句话改成了“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https://www.sohu.com/a/393625100_12057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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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脍炙人口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也是故意曲解。

《罪己诏》原文是：

“昨据奕勖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款，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曲难言之苦衷，不能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

“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惟各国既定和局，自不致强人以所难。关奕勖，李鸿章，于细订约章时，婉间力办，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

“量”被解释为“尽其所有”的卖国，但是根据《罪己诏》后文，“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量”其实是“量力而为”的意思。所以后来才反复就赔款数额和列强讨价还价，“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

https://www.doc88.com/p-18943061102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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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结与国之欢心”，当北方军民与侵略者生死相搏时，南方督抚在和侵略者签约“东南互保”，承诺保护侵略者的在华利益，革命党在发动“惠州起义”，口号是“保洋灭清”（义和团是“扶清灭洋”）……又是不是“结与国之欢心”呢？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清朝破事多就是这么来的。

对于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朋友当然是其他国家，是可以帮助他们稳固统治地位的国家，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完全是刚毅的原意。

在推翻满清的历史进程中，同时出现国内其他民族和满族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华民族与列强之间的矛盾也很正常。教员还曾经主张湖南独立呢。

至于量中华之物力的量，本来就是计量，计算的意思，之所以讨价还价，是因为帝国主义们开出了他们付不起的账单。

各地满城也基本少有杀戮

只见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据称是私下对话，到底有没有，无从考证，即使有，脱离上下文，也无从判断朋友、家奴的指代。革命党不仅擅改，而且安到慈禧名下，纯属政治利用。革命党为了排满，依靠会党搞暴动、搞政治暗杀、造谣，政治操守如此，民初的乱象其实前生已经注定。

“量中华之物力”，按官方话语是“跪舔”，真实历史是“迫于无奈”，和东南督抚的互保、革命党的“保洋”一样，同样都是迫于现实的不得已选择，如果非要说“跪舔”，也是一起“跪舔”，近代史革命史于是通通变成“跪舔史”，很长脸吗？符合事实吗？

按照革命史观，中国五千年历史就是一部黑暗史，皇帝官员是吃人的野兽，人民是被吃的食物，整个一动物世界，难怪现在很多人觉得，只有欧洲历史才是“文明史”。所以，我们怎么对待自己的历史，很重要。

西安等少数屠杀也是会党所为，绝大多数汉族人民都是善良宽容的。

但是排满宣传已经深入人心，近代史的屈辱被成功归咎于清朝的统治，这种缺乏事实根据的恨意，不要说当时的身罹患难者，到现在很多人都余恨未消。.当时对待溥仪和清朝的遗老遗少，也确实是比较鄙视比较粗暴，没有真正做到五族共和、平等团结。

你也不能指望，民国给他们新中国的教育改造

不是满洲蛮夷对阵西洋蛮夷，而是农业文明遇上了工业文明，即使起秦皇汉武于地下，难道就打得过西方的船坚炮利？

甩锅清朝有多勉强，看排满荒唐到什么程度，大致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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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去，则中国强”

“排满”虽然同样由来有自，但与纷繁的世事相对，无论如何也都只是一部分的道理。用这有限的道理来支撑内涵丰富、目标宏远的革命，自然常有捉襟见肘的时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激动种姓”，在仅具有限道理的文字中注入极端的情绪。因此，“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豺狼不可亲也”、“满洲去，则中国强”、“犬羊贱族，非我亲昵”、“彼珠申贱族……无文化、无学术、无道德、无思想”乃至“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遏绝尔种族，幕府则建筑尔尸以为京观”等等诋毁、谩骂甚至恐吓的文字时常见诸革命报刊之上。总的趋向，就是把已经接受儒家文化的满人再次刻画成蛮夷，把中国之落后全都归咎于满族之落后，然后对其喊打喊杀。

大师也胡来

章太炎为“排满”作宣传，“以洪、杨为神圣，谓曾、左为大盗；见于著述至再至三；深文犷悍，无复人理”，甚至编排出曾国藩之孙曾广钧曾“语人曰：‘吾祖民贼”’的情节；被曾广钧一顿呵斥后，“又复易为家人，羌无主名”。故论者叹曰：“此不直辱其先祖，亦且诋其子孙矣。”这种借人之名“辱其先祖”、“诋其子孙”的做法已可谓不实不诚的无德之举。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同一时期，章氏却还撰文呼吁道德，强调“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言行迥异判若两人，但却都真实地出自章太炎一身。以其在《苏报》案中从容入狱的表现而言，章并不是一个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他也深谙无征不信、言必有据的道理。然一旦为了其心中神圣的政治目标，任何事理真实、道德操守都成了可以让道的东西。这也是当时许多革命者共同的心路。

库杜尔・尼科黄特

邹容在《革命军》中专列一章“革命必剖清人种”，认为:“夫人之爱其种也，必其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要排满就必须划清满汉族源界限。他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而把“满洲人”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之一支脉。这当然是一种极为粗略的区分，紧接着，章太炎在《序种姓》一文中便作了详尽的论证。当时的革命派学者，出于“排满”的政治斗争需要，竟接受西方泛巴比伦学派的影响。他们轻率地认为中国(汉)的人种、文化都源出于西亚，甚至把古代巴比伦的加尔特亚称为“宗国”。章太炎认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葛天氏本为国名，即加尔特亚的简音“加特”，又用所谓“对音”的方法把神农附会为统一巴比伦尼亚的萨尔宫，把黄帝附会为埃兰族部落联盟酋长库杜尔・尼科黄特。黄帝(即尼科黄特)率其族人东迁中亚，再越过昆仑山分赴各地，而这就是中国人先民各种姓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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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想咋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