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走在悬崖上的中国共产党 -- 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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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现在可能是决战状态

经过薄督为标志的十多年的淬炼,一方面群众觉悟上来了,一方面资封教也夯实了力量,统一了战线,世界经济也到了临界。

现在可能是决战状态了。对资封教来说,中共有底线,输了还可以进政协,当副职,当富家翁。对蚁民,输了除了起义之外,就只能沉沦了。

作为一个蚁民,我信心是有的,不是很足。

家园 没有绕。资格是政权给的

政权是由生产资料掌握者组成的。

懒厨兄你是否觉得统治阶级肯定不让外人介入?统治阶级也需要换血的,当他们固化到没有换血能力是,就濒死了。所以懒厨兄你能在大陆买个厂玩玩,无非是政府充许你这么做,并不是天授予你的。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个工具是暴力工具,懒厨兄你没感觉到暴力的专政,只不过是个错觉。

家园 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没有这个,无论是公有制还是计划经济都无法保证。

家园 那我就当一回“反派”的反派

这里我又要当反派了: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分配问题,错!是生产资料掌控权问题。

我声援一下我们气人宗二当家懒厨大师,他当杠精,我当一回“反派”审老师的反派。

掌握生产资料的目的是什么?是生产资料可以当饭吃还是生产资料长得美可供欣赏以满足人们对精神文明的需求?当然都不是。掌握生产资料的目的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掌握生产资料的产出分配权,更进一步来讲,就是决定社会分配制度中的初次分配问题,此外,还有以税收为核心的二次分配制度设计,以及,现在开始吹风的“三次分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首先当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根本,但说到底,还是两种制度对于分配问题的理解和执行,前者强调公平,后者注重效率。并不是说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当然这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它是基础性的,必须先解决初次分配问题,然后才有条件去考虑二次、三次甚至四次五次……分配问题),分配问题就搞定了,以税收为代表的二次分配制度设计同样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举个例子,以房产税为典型的“财产税”问题。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体,同样会产生贫富差距,绝对平均是不可能的,所以,初次分配完了之后,还需要进行二次分配。评价一个社会制度好与坏的金标准,既不是姓社/姓资,也不是公有制/私有制,而是分配制度的设计,对贫富差距扩张速度的抑制能力,或者说是,对周期律的周期长短的控制能力。其实,这点古人早就说明白了,不患寡而患不均!

分配问题,不仅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国过去最大的问题,也是中国将来最大的问题。分配问题,是所有国家过去、现在和将来最大的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最大问题。

米帝作为人类有史以来“疆域”最为辽阔(11支航母编队通达全球五大洲四大洋,理论上“控制”了整颗蓝星)的帝国,唯一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分配问题,既包括帝国核心领地米利坚内部的分配问题,也包括全球各块“领地”之间的分配问题,仅此而已,无他尔。

家园 你是跟着我当反派。

你自己也说了,分配由掌控生产资料的人决定。要解决分配问题,是不是要解决掌控生产资料问题?打工的觉得996不好,马总统说996是福报,谁说了算?掌控生产资料的说了算。

掌控生产资料的要仁慈?凭啥?不服干就是了,长街尽是公卿骨?百姓骨又多少?

不要忘了阶级斗争。

家园 当然要先解决生产资料

所有制问题了,但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等于解决了分配问题,只是解决了“初次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只是解决了一部分的分配问题而已,但问题仍然存在,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得进一步解决“二次分配”,乃至“三次分配”……问题,所以,问题的核心在于“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只是分配问题的局部,局部不能代表全部。

终极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且仅有一个:分配问题!

东方大国现在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所有制,假设未来没有结构性变化,那么初次分配问题的解决方案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接下去,最难啃的骨头,是以房产税、遗产税等为典型代表的“财产税”问题,这是二次分配方案的要害,牵一发而动全身,也是未来真正决定国运的改革。

话说以审老师在河里的名望和人气,依我看,干脆也像我们气人宗伟大光荣正确的宗主达雅老仙那样,开宗立派,成立一个新的门派,就叫“反派”或者“反宗”得了,也算是为了西河的发展壮大作了一份不可磨灭的贡献。教员说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西河的文化一向主张包容并蓄海纳百川,就应该鼓励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派并存的竞争格局。

家园 我就一人畜无害小白 -- 有补充

哪有能力开宗立派。

财产税我觉得有个很奇妙的事:差不多所有人都不谈资本利得税。

去年吹的三次分配,说白了就是政府出钱求资本家行使民政权。美丽的毒药。

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分配方式,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分配的一部分。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
家园 私有制下财富掠夺和集中是必然 -- 补充帖

我之前有讲过。私有制社会只能是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水藻的社会,捕食能力稍低点的,很快就被人分吃了。二千多年前老子的无为,孟子的仁,墨子的兼爱,没有一个能作为社会的内核。

家园 怎么不行?

我相信审老师您振臂高呼,一定应者如云,正所谓,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是您太谦虚了!

我发挥一下我们气人宗二当家懒厨大师的杠精精神,您一直不区分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初次分配,以及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是分配制度中的初次分配问题,也就是初次分配是按资分配为主还是按劳分配为主,但生产资料所有制解决不了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等后续补充分配问题,其中,更为现实的二次分配问题,其核心就是,不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实行的财产私有制(注意区分财产所有制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在这个框架,说白了就是税收制度,逻辑上可分两块,即,按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数量为税基(人头税),和按主体所有的财产数量为税基(财产税),而其中最要害的,就是后者,典型如房产税、遗产税、和你提到的资本利得税等。财产税的问题,为什么以前不重要?也很简单,原来的中国人穷的叮当响,根本远远没有到需要用财产税来作为二次分配的主要调节手段的阶段。但今时不同往日,现在都说,中国人已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了,都已经过了富起来的阶段直接进入第三阶段了,那以房产税为典型代表和博弈焦点的财产税问题,自然就日渐凸显其重要性并时不时地上头条了。财产税的制度设计和执行,这才是未来真正关乎国运的。

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分配制度,是不严谨的表达,应该是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初次分配制度,当然,说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分配制度的一部分,也是有问题,是个语病句,正确的表达应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初次分配制度是整个分配制度的基础且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较这个真,没有别的意思,只因,这是基础且重要的理论课题(在现有理论体系下和框架内),自《资本论》问世后,全人类理论届的建树,除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之外,其实乏善可陈,再无划时代的理论体系和巨擘出炉,这是和科技届划时代进步同级别的蓝星困境。

见前补充 4780732
家园 这么多人挺薄本身就说明了不成熟

薄这个人跟他爹一样都是反动的坏分子,他本人如果不是靠着他爹的余荫,以其自身的水平,一辈子连个副处都混不上的主,实在想不通,这样的反动的坏分子,叛徒的余孽,怎么能忽悠了这么多学习了现代知识的青年。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现在众多社会群众觉悟低的是如此可怜。当年跟很多朋友抬杠:他这样一个坏的东西,在大连靠着老爹的余荫问中央要钱搞建设收买人心,算不得啥本事。很快这货就开始搞女子骑警队,进口高头大马让漂亮的女警察骑着巡逻,这是标准的胡作非为。俺就以这个事说明他就是个混子一级的东西,连人都称不上。后来他屡次不改,到了重庆又搞女警察开着宝马汽车巡逻,俺就跟朋友说,这货快作到头了。很多人不信,认为他如何如何,同情这种人类垃圾,可笑而不自知,这才是一种被人卖了还数钱的行为。对他的唱红打黑,那只是他喊的,做的是啥?重庆房价上不去,那不是他的功劳,是重庆人民没得钱。

治理社会,还是老祖宗说的对,在祀与戎。首先是祀,以前我们是帝国,是王道,不管你是内黄老外儒法,还是社会主义,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是唯独改开以后,这个祀遮遮掩掩糊里糊涂的,邓当年被追问急了来一句不争论。江一样被追问喊出了三个代表,不被认可以后干脆说闷声发大财;到了胡,同样是被追问,胡说:和谐社会,不折腾。今上依然面临这个问题,新时代,可是新时代是谁的新时代?新时代是个什么样子?新时代里老百姓应该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说。这说明到现在为止,在理论上都没有去触动那个不争论!闷声发大财,是谁发财?没有说。和谐社会,不折腾;是谁跟谁和谐,没有说;是谁不折腾谁,没有说。也就是说从邓到现在都没有解决祀的问题,没有明确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不说清楚,整个社会的治理都无从展开!

之所以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走在悬崖上,只是你看到了表面现象,感觉共产党走的路太危险了。为什么会这样,你找了一堆乱七八糟不着调的理由。其实你根本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今上讲初心,讲新时代,很多人不理解。我个人的理解,这个初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不管有初级,也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认为应该从字面的意思解释更能让大众理解:就是一个社会给你提供的免费的服务越多,这个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分越多。一个社会里的大众,从精神上更自觉自愿地为社会做贡献,以为社会多做贡献为崇高的人生目标,这才是正常的人类社会。当然人不是神,但我依然认为人类正确的演化方向是:人类自身的动物性越来越少社会性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某一个时间段人类回归动物性多一点点,但只能是螺旋上升中的一个时间段。就是这么一个时间段,人类仍然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来抑制动物性的越界而不是其他。

举个例子说明你看到的现象,比如现在的房地产操作手法,我经常说这样的做法很邪恶,但很有效。原来单位盖房子,都是在自家院子里盖,门口的路和公共设施都没有单位出钱修,政府每次都求爷告奶奶地向每个单位要钱修建基础设施。后来房地产发展到了现在的大致样子,虽说种种的不好,但是不可否认,基础设施好了,好到了让外国人都羡慕。这些都是高房价带来的,不然哪有钱修路?哪有钱建公园、绿地,整治河道,打通水系?而这些现在都是免费使用,过去一个小公园进去转转,都得要门票,现在很多原来不敢想的都免费了,其实这些都是房地产政策带来的,虽说对买房人来说心里各种不爽,但毕竟出钱搞了公共服务。政府应该宣传的是买房人贡献了现在的基础设施,供大家免费使用,这是好事,是行善之举,而不是被一帮子邪恶的坏人带了节奏,大骂炒房的人,大骂买了豪宅的人,大骂买了多套房的人。我以为,如果你没有买房,那你是最占便宜的,等于你没出一分钱,却享受着那些高价买房人出钱建设的各种基础设施。这就是我说的手段很邪恶,做事为大家。这就是不忘初心,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做实事。但是因为祀的问题没有解决,宣传上就出了问题。本来是一个买房子的人出钱搞了基础设施建设,让更多的人免费享用的好事,却被一部分人用来大骂政府搞房价,房地产开发商很邪恶,多买房子的人被各种仇视,这些都是宣传上出了问题,总根子是不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做才是社会主义。重要的事说三遍:社会主义就是社会给你提供的各种免费公共服务越多,这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成分就越多;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民群众从精神上更自觉自愿地为社会做贡献,以为社会多做贡献为崇高的人生目标。当然了即使到了共产主义,还有按需分配,还是有分配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标准是对社会贡献越大,分配就越多。

通宝推:真离,
家园 不能同意,善政实施不容易,他是做了努力的

在大连到商务部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转变过程。

薄一波在山西有一定独立性,建国后也算可以,从他的回顾文章,能够感到自我解释和随波逐流,但是他和邓不一样。

就此,薄督在学习班的成果真的在后来有效了。

他不能做的更好是因为反对力量强大。

达雅拒绝反水。这类人很重要,他们对邓还没有失去信心。

总的来说,就他的作为,已经很惊心动魄了,海外的舆论极其强烈,可见确实是动基础了。

我已经很知足了,并不指望他是毛系人。起码他的作为为一地带来了真正的平安,在今天,国内巡逻制度还是合理有效的。

这是薄督的福荫。

至于社会主义,恐怕很难指望他。

百度真是个差劲的东西。

搏一搏关键的职务应该是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这是人民政府中的职务,也是很可以的。后来高岗倒台后,他是计委副主任,主任应该是陈云,也算升职了。

但是必须说,三年期间,计委、经委、建委都有责任,农村工作,谭震林谭大炮有责任。这是政府的层面。

另外一块就是李先念、邓稻子了。他们都是副总理。

建国初期,政府是主席加政务院,实际上,主导者还是政务院,无论是政协为主还是政府(政务院改升级国务院,搞掉了民主人士)为主,周总都是强势人物。政府主席恐怕管事不多。

有点类似苏维埃主席。

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一头,但是不是主要核心,核心还是党主席毛主席,但是毛主席没有政府职务。

三年期间,毛主席基本是由刘掌握政府工作,但是刘被周总架空了。

@萼绿君

1954年9月,国家成立了国家建设委员会(1954.11.08正式成立),负责全国基本建设的管理,包括制定全国基本建设计划,检查和督促基本建设计划的实施;研究和解决设计、施工和城市规划方面有关方针、政策性的间题和体制方面的问题,审查设计、施工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规章制度;组织重大项目的国家验收工作;审查部分重要城市的城市规划设计等。

国家建委成立初期,内设18个厅局机构,1956年增至20个。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撤销国家建设委员会,其工作分别交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建筑工程部负责。

主任

薄一波(1954.11-1956.8)

王鹤寿(1956. 8-1958. 2)(冶金工业部部长兼任)

副主任

王世泰(1954. 11.08-1958. 2)

孔祥祯(1954. 11-1956. 8)

孙志远(1954. 11--1956. 8)

安志文(1954. 11-1958. 2)

谷牧(1954.11.08--1956.8)

刘星(1956. 8-1958. 2)

李斌(1956. 8-1958. 2)

1954.11.08--

主任:薄一波(后去经济委员会兼任副总里)

副主任:王世泰、孔祥祯、孙志远、安志文、谷牧

1956.08—1958.02

主任:

王鹤寿(58年6月份去了财经小组,由陈云领导)

副主任:

王世泰、安志文、刘星、李斌

1958年11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〇二次会议批准设立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管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情况等工作。

1958年11月至1961年1月

主任

陈云(1958. 11-1961.01.27)(党副主习,经济小组组长兼任建委主任)

副主任

宋劭文(1958. 11-1959. 10)

刘岱峰(1958. 11-1961. 1)

柴树藩(1958. 11-1961. 1)

杨作材(1959. 4-1961. 1)

程子华(1960. 2-1961. 1)

国家计划委员会

主席、主任

高岗(1952. 11-1954. 8)

副主席、副主任

邓子恢(1952. 11-1954)

李富春(1953.9-1954. 9)

贾拓夫(1953.9-1954. 9)

委员

陈云(1952. 11-1953)

彭德怀(1952.11-1953)

林彪 (1952. 11-1953)

邓小平(1952. 11-1953)

饶漱石(1952. 11-1953)

薄一波(1952. 11-1953)

彭真(1952.11-1953)

李富春(1952. 11-1953)

习仲勋(1952.11-1953)

黄克诚(1952.11-1953)

刘澜涛(1952. 11-1953)

张玺(1952. 11-1954. 9)

安志文(1952. 11-1954)

马洪(1952. 11-1954. 2)

薛暮桥(1952. 11-1954. 9)

主任

李富春(1954.9-1966. 5)(大跃进时期一直在位,由经济小组指导)

第一副主任

余秋里(1965. 11-1966. 5)

副主任

贾拓夫 (1954.9-1955;

1958-1960)

张玺 (1954. 11-1959. 1)

薛暮桥(1954. 11--1958. 9;

1960. 12-1966. 5)

彭涛(1954. 11-1956. 12;

1960.3-1961. 11)

顾卓新(1954. 11-1963. 7)

韩哲一(1954. 11-1956. 10;

1958------1962. 12)

杨英杰(1954. 11-1958;

1962. 10-1965. 11)

骆耕漠(1954. 11-1956. 6)

王光伟(1955. 12-1966. 5)

倪伟(1956. 12-1958)

宋平(1956. 12-1962. 12)

柴树藩(1956. 12-1958;

1961. 1-1965. 1)

刘明夫(1956. 12-1966. 5)

安志文(1956----1965)

王世泰(1958.4-12)

刘星 (1958.4-12)

朱理治(1958. 10-1960. 11)

宋养初(1959.8-1963. 2)

高云屏(1960. 12-1966. 5)

范慕韩(1960.12-1965.3)

方毅 (1961.3-1965)

刘岱峰(1961.1-1963. 7)

杨作材(1961.1-1966. 5)

程子华(1961.1-1965.2)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余秋里、李人俊、林乎加、贾庭三组成“小计委”,并任命余秋里为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全面领导计划工作,原“大计委”主要负责处理计委日常事务。

1949年6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宣布成立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

  1956年5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经济委员会,是全国综合性宏观调控工交系统主管部门。

  主任

  薄一波(1956.05.12--)(由陈云指导)

  苏 静(1968.09—1970.06.22)军管会

  副主任

  ……

  叶林 (1956.7-1966. 5)

  王新三(1956.10-1960.11)

  薛子正(1957.2-1958. 4.4)

  贾拓夫(1957.4-1958. 3)

  周光春(1957.4-1958. 9)

  郭洪涛(1958.3-1966. 5)

  张国坚(1958.3-1962. 7)

  李斌 (1958.3-9)

  薛暮桥(1959.8-1960. 11)

  王逢原(1959.8-1964. 9)

  周仲英(1959.9-1966. 5)

  袁宝华(1960.9-1966. 5)

  赵尔陆(1960.9-1961)

  杜星垣(1960.9-1961. 4)

  张有查(1960-)

  饶斌 (1961.5-1963. 9)

  宋养初(1963.2-1965. 3)

  柴树藩(1965.1-1966. 5)

  吴砚农(1965.2-1966. 5)

  高扬文(1965.3-1966. 5)

  杨压 (1965.7-1966. 5)

  李哲人(1965.8-1966. 5)

  李开信(1965.8-1966. 5)

  副主任

  1958.10.20--

  郭洪涛、薛暮桥

  1959.08.25--

  孙志远、谷牧、张国坚、王新三、叶林、周仲英、王逢原

  主任

薄一波(1966.5-“文革”初期)

  第一副主任

陶鲁笳(1966.5一“文革”初期)

  副主任

叶林(1966. 5-“文革”初期)

  郭洪涛(1966.5一“文革”初期)

  袁宝华(1966.5一“文革”初期)

  周仲英(1966.5-“文革”初期)

  柴树藩(1966.5一“文革”初期)

  吴砚农(1966. 5一“文革”初期)

  高扬文(1966.5-“文革”初期)

  杨压(1966. 5一“文革”初期)

  李哲人(1966. 5-“文革”初期)

  李开信(1966.5-“文革”初期)

  1952年7月,刘少奇提出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该意见强调除健全现有的4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1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厅(中央办公厅)外,另增设工业、财政贸易、交通运输、政法工作、农村工作等部门。[5]

  1952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省以上党委建立农村工作委员会的指示》。11月12日,中央决定在省委以上的党委领导下,一律建立农村工作部。[5]

  195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为部长。[5]

  1953年秋,各中央局撤销后,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

  第一办公室,主管政法,主任彭真;

  第二办公室,主管农业,主任谭震林;

  第三办公室,主管工业,主任李雪峰;

  第四办公室,主任刘澜涛。

  1956年党的八大后,上述四个办公室撤销。[5]

  1962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的决定》。

  农村工作部部长:

  邓子恢(1952.11—1962.11)

  副部长

  廖鲁言(1952.11—1962.11)

  陈伯达(1952.11—1962.11)

  陈正人(1952.11—1955.11)

  王观澜(1954---—1962.11)

  刘建勋(1955.11—1957.12)

  秘书长

  杜润生(1952.11—1956)

  1962年11月9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做出《关于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的决定》,原农村工作部的业务合并于国务院农林办公室。

  由副总里谭震林兼任农林办公室主任,廖鲁言等为副主任。

  邓子恢的领导职务被免除,毛泽东指责他和农村工作部被“十年中没干一件好事”,从此退出了农村工作的舞台。

  1954年调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6年当选为党的八大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57年谭震林回湖南攸县成功地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整个农业合作化期间,谭震林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作了长期艰苦努力的探索(一直担任农业口领导)。

  1954年12月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其中,中央财经小组代替了1957年1月设立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

《通知》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

“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

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

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

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治菊)。

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这段话是对此前中央经济工作的决策权在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国务院,不在中央政治局的再一次的批评,也是对此前“政治设计院不在政治局”在组织措施上的具体纠正。

这段话明确规定了1958年6月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即:与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不同,它已不是根据中央决策统一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机关,而是一个有建议权的咨询机构。

  尽管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和权限已不同于1957年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但为了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从财经方面发挥好对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的参谋作用,仍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开展了很多工作。

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陈云多次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研究解决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

在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组长陈云提出了先生产后基建的方针,提出生产、基建有矛盾时,基建应服从生产,并在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时下大力解决基本建设工程质量问题。

为缓解“大跃进”带来的市场紧张和人民生活困难,陈云致信中央财经小组,提出采取认真精减1958年多招收的工人,粮食要省吃俭用,组织猪、鸡、鸭、蛋、鱼的生产与供应,安排日用品的生产等有效主张。

可以说,“大跃进”以来作为咨询机构、发挥参谋作用的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是有重大成效的。

  中央经济工作小组

1957.1.10—1958.6.10

  组长 陈云

1957.1.10—1958.6.10

  中央财经小组

1958.6.10--

  组长 陈云

1958.6.10--“文革”初期

  副组长

  李先念

1962.4—“文革”初期

  1957年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

  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同志组成五人小组,

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陈云任组长。

  小组成立以后,即着手落实《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的各项规定。

  1958年6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

  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政治局和书记处,

其中财经小组组长为陈云,

副组长是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

组员有李先念、黄克诚、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赵尔陆。

  此后,中央财经小组就落实钢铁指标等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

  《陈云文选》第361页的注释113,1962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扩大会议之后,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工作和调整这个小组的成员。

  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是在1962年2月下旬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上决定成立的,但正式通知成立的时间是1962年4月19日。

  196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为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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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不得不冒泡,精神鼓励一下两位

很想参与讨论,但前几天客户追加需求,我天天加班,忙得七窍冒烟。。。。。

只能精神鼓励一下,两位请继续杠😄😄😄😄

家园 俺们大连人都觉得女骑警挺好看的,咋你一个外地人看不惯了

薄来之前大连在全国什么知名度,来之后什么样子?薄开城市建设全国风气之先,我们大连人很自豪。那时青岛和大连地位差不多 ,青岛的滨海大道还是请大连的市政设计院去设计的,外地朋友来大连,我开车滨海路走一圈,中山路走一趟,全震了。现在别说青岛烟台,大连都快被潍坊超过去了。

重庆房价低是重庆人穷,你瞧不起重庆人吗?什么逻辑,全国你看看有没有重庆建设那么多廉价公租房?

我们买不起大房子的反倒要感谢那些炒房的,真是要感谢他八辈祖宗!

合着走在大道上是不是都要毕恭毕敬,瞧瞧这些大道,都是有钱人带来的,没这些有钱人我们连睡马路都没得睡!

你看不上薄也罢,怎么得要以先富的立场对我们说:“你们能过上现在的日子都要感谢我们有钱人!”

阁下要不要晒晒兰博基尼?晒晒漂亮的小女朋友?晒晒合影和签字?

晒不出来?那你冒充神马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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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不敢杠不敢杠
家园 你就是那种被卖了还数钱说好的

没有让你感谢谁,希望你对社会贡献正能量。

你可以感谢薄,不就是他在大连时问中央要钱建设你们那吗?如果都是像他一样,中央有那么多钱?刘源当年也问中央要钱把郑州建设了一大片呢,是不是也得像你一样感恩戴德一番?

你看着女子骑警不错,你还看着美女明显不错呢,你也就是做梦想着吧。再说你一遍,你现在还骂那些买大房子的人,那只能证明你没有买大房子,我说了你活该买不起。因为你不配住大房子,因为你对社会只会索取,你就不应该住大房子。我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但你也别冒充什么无产阶级,因为你连流氓无产者都配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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