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肖云 （pupu) 因新冠去世，军迷应该都认识他。 -- nanimarcus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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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鼓新场事件一开始，主席还闹情绪，后来终于还是安下心来去做说服工作。

看到主帖提到那句“既然当时那么难，那你们做了什么没有？”就借贵宝地发一下关于京汉铁路大罢工100周年的纪念文吧，望楼主勿怪！

昨天是20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大罢工即二七罢工100周年纪念日，主流媒体、官方平台全部默契地失声噤言，此景尤叹。

在党的历史上，将民众由觉醒引入革命的工人运动，其最重要据点就是在交通业，就是党领导的铁路工人运动。

1923年2月7日的京汉铁路是开天辟地式的历史性丰碑，具有重要的时代启示意义。

自党的二大之后，党就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李大钊、邓中夏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组织下，中国中车的铁路机厂还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毛泽东同志就多次到铁路机厂考察和参加过工人活动。

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党领导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一百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了三十万以上。

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就上演了最为壮烈的一幕，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是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

上述文字出自李大钊1919年春天撰写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记录了唐山煤工的悲惨境遇，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广泛的工人群体觉醒和斗争运动开展。

其时，距离他发表《庶民的胜利》刚刚过去半年。

《庶民的胜利》中有这样一段：

循着这篇宣言的文脉，1919春天的五四之后，李大钊又来到开滦进行社会调查，写出了《唐山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并发表于《新青年》。

该报告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与黑暗，提出了改良中国工人待遇和组织强有力的工人团体等号召。

一年后，192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李大钊发表文章指出：

这样的疾呼，放在于建党已过100年、建国已过70载的今天却都还是无比应景的。😅

同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亲自领导下创办了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

该刊第一期用大量篇幅对包括长辛店、唐山矿等处的工人的受剥削现状加以详尽报道，且标题异常鲜明露骨：《矿务局利八倍于资本》、《几十分钟内死工人五六百》、《工人一命只值六十元》……

行行文字泣血，控诉了西方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残酷压迫工人、视中国工人的生命如虫蚁的罪恶。

1922年10月，震惊中外的开滦五矿大罢工在李大钊（当时已是北方区委负责人）的指挥下爆发。

在罢工过程中，超过三万工人直接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军警正面搏斗，悲壮场面宛如《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所言，在李大钊与工人的对立面，英国雇佣军出动了，驻唐山的美国军队出动了，军阀曹锟的保安队出动了，纷纷对工人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曹锟甚至唯恐镇压不力，又亲自加派一师一旅。

这些反动军队在矿区宣布戒严，在新闻封锁和交通管制之下，对工人实行了血腥清洗。

整个矿区尽管处在血雨腥风之中，但矿工们却表示“绝不畏缩，宁死不屈”，并宣告：“除非把我们全体工人都打死，不然，还留我们一人活着，也要为死者报仇，和他们决战！”

次年即1923年，李大钊又领导了轰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暴力镇压后，他依然坚持给予大江南北的工人群众勇气：

受到工运的鼓舞，“五卅”运动以后，李大钊利用“五卅”形成的大好形势，继续以开滦煤矿为重点，决定成立工会。

1925年8月18日，赵各庄矿工会成立，这是开滦矿区成立最早的工会，于四年前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也是在李大钊关怀下建立）一道，均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后来，党领导建立的工会虽转入地下，但建工会的斗争一直未有停息。

它反映了我们党的一大生命力特征：与工会这样的工人阶级组织始终死死相依。

中国共产党，到任何时候、至任何阶段、行任何高度，都永远不可以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不可以有任何弹压工会之举！

然而1978年以后呢？😓

一百年前，当年轻的毛泽东第一次向长辛店的工人讲解“工会”、“罢工”、“闹事”、“游行”、“暴动”这些概念时，工人们也是极为抵触的：“都不做工了，都去闹，俺吃啥呀，你给我馍馍吃啊？”

但是历史证明了共产党人的“解放”，是极为正确和光荣的。

对于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无产阶级能否担当起历史使命的问题，李大钊曾给予肯定回答。

他认为，资本家贪得无厌地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必然使资本集中于少数人之手。随着生产规模扩大，整个社会生产会趋于社会化，其结果就造成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条件和无产阶级自身会日趋成熟，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李大钊提出：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做出“赤色的旗帜必将在全球飘扬”的历史性判断。

在北京共产党小组的领导下，长辛店铁路工会正式成立，进一步推动了长辛店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起点和典范。

京汉铁路罢工运动与工会组织的建立仅仅持续了三天，军阀吴佩孚就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逮捕、大镇压、大屠杀，这已然反应了封建军政集团与受到帝国主义喂养的买办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清晰认识和由衷恐惧。

哈蒙德夫妇曾尖锐指出过：

列宁也曾评论：

轰轰烈烈的二七罢工最终成为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五十余位先烈在这次运动中英勇牺牲（包括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第一位党员烈士林祥谦），为中国共产党的前路指明了革命的方向，更刻画了路线的底色。

这次大罢工，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推向了顶峰，长辛店成为中国早期铁路修造业和产业工人聚集地，也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策源地和发生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与典范，被誉为“北方的红星”。

对于这段历史，毛主席是这样评价的：

在今天，对城市阶群中新生的工人阶级一味的同情是没有用的，只有从根子上掀翻制度、除尽制度的沉疴，才能够拯救这些被压迫的劳苦者！

当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被彻底取缔，野蛮人与白匪军在收割利益时不会对杀戮有一丝丝的温情。

毛主席曾有指出：

工人罢工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时刻宣示本阶级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地位，用以警醒那些不事劳动、高高在上、只会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和把权持章的尸位素餐的官僚动辄以“延迟退休”之语来保障“红利”不消。

在1975年的宪法中，第二十八条规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再次对宪法进行修订，第四十五条仍然规定：

1979年和1980年两次对宪法进行改动，但这个第四十五条仍得以保留。

不过，在1980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的第三次修宪之后，在1982年宪法中有第三十五条规定：

罢工的自由被正式删除。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曾有过如下警示论述：

列宁也曾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高亢呐喊：

毛主席的警卫员李银桥也曾有这样一段回忆自述：

原创：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2023-02-07 22:25 发表于河南

有些知识分子，总喜欢自诩所谓“独立精神”与“独立人格”，实际上呢？

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阶层，为哪个阶级服务就是哪个阶级的成员。

自古以来，有所谓“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说法，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或者自己就是地主阶级，寄生虫是他，寄体也是他。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传统解构被西洋和东洋的帝国主义所打破，知识分子又有为民族资产阶级，为帝国主义，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当然也有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说到为无产阶级，为工人服务的知识分子，我就想起牺牲在二七大罢工中的施洋烈士，他也是我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律师。

曾几何时，知识分子是瞧不起工人群众的，律师更是跟穷苦工人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施洋是共产党员（1922年入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所以共产党员必须自觉地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

施洋烈士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共产党员，我们看他的简历：

1921年9月，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汉口分部领导工作，积极领导武汉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组织人力车工人工会；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聘为京汉铁路江岸段、粤汉铁路湘鄂段等工人俱乐部，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法律顾问；

1923年2月1日，代表湖北工团联合会出席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领导工人反对军阀吴佩孚的破坏和阻挠。会后又回到武汉领导湖北工团联合会和湖北各界声援工人斗争。2月7日被捕， 在法庭上与北洋军阀政府进行了不屈地斗争。15日，英勇就义。

如果您看到施洋烈士生前的真实照片，可能会觉得很许多烈士，尤其跟现在所有影视作品和宣传画里的革命者形象，大不相同。

艺术塑造的施洋大律师，高大魁梧，一头长发，飘逸洒脱，源头都来自革命电影《风暴》。地下党员出身的著名导演、演员金山同志，先是于1958年自编自导自演了话剧《红色风暴》，次年又改编拍摄成电影，还在剧种扮演了施洋。

然而艺术化的施洋形象，并不等于现实中的施洋形象，现实中的他：

头戴红顶瓜皮帽，身穿缎子马褂，脚瞪黑色皮鞋，嘴留八字胡须，手拿文明拐杖……

说他是北洋政客，或者是豪绅阔佬，也许更有人相信。

所以讨论他的入党问题的时候，武汉党组织的组织委员陈潭秋同志投了反对票，说他：

“政客的气息很重，有风头主义的毛病。”

说到这点，这可不是陈潭秋同志对他的偏见，恽代英同志也与他相熟，也曾经批评他：

“我亦曾怀疑他是爱出风头；我亦曾讥笑他是专门开会家；我因为他是一个法政毕业生，而且比较活跃而规模宏大一点，我总觉得他象一个政客；我在初不相信他有什么诚心，我在初不相信他真能为社会上做出什么切实事情。”

支部书记包惠僧也有点犹豫了，此时刘伯垂站起来，现身说法，作为湖北党组织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武汉支部最早的党员之一，刘伯垂力排众议：

“只要他革命，政客气息与风头主义何害？我们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学究，怕那些干什么呢？我同意他加入我们的党。”

随后，施洋同志由许白昊、项英两位同志介绍入党。

就是这样一位被不少同志误解的同志，却始终对革命充满了激情，关于施洋参加二七大罢工的经历，林育南同志曾有评价：

“他是最有功劳的一个！”

即便是临牺牲前，施洋仍然保持气节，不惧生死，这年除夕，当武昌军法处的刽子手黄玉山奉吴佩孚的命令，要枪杀施洋，问他有什么遗嘱的时候，施洋怒斥敌人：

“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些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作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寝皮！”

施洋连中三枪，壮烈牺牲。

吴佩孚犹觉不足，恨意难平，下令对施家，生男孩就斩草除根，是女孩就让她沦为娼妓。施洋之妻郭秀兰，当时正怀着孩子，被用杠子压肚子，一个已经六个月大的孩子，被一段段压出来。这还不算完，施洋的女儿，当时才四岁的施秀兰，被送到妓院里。

消息传来，恽代英哭成了泪人，后来恽代英为施洋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我疑议人家，我不满意人家。但是世界上只有像我这样的人，真做得成什么事么？伯高（施洋的字）兄的一死，可以为他证明了一切，可以使一切疑议不满意他的人，再不能说一句话。然而到人家死了，才相信人家是一个真诚的有志的人，这样的相信，有什么用处呢？”

施洋烈士的牺牲，解决了恽代英的疑问，也回答了一个革命历史上，无数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用生命来回答的一个问题，即：

如何做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叶公好龙的姿态分子。

最后，我想用两篇不太常见的革命文献，来补充这篇纪念二七大罢工一百周年，纪念施洋、林祥谦、司文德、汪胜友的等烈士二七惨案殉难烈士的文章，附在最后，作为我和大家共同的革命史学习资料。

第一篇是1922年12月10日，施洋同志在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词。让我们大家重温下，一百年前，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声音吧？

“今天贵会成立，鄙人无限喜慰，特来致祝，至于演讲，诚不敢当。

鄙人一入贵会招待室，即见一张画片，地球上大书一‘工’字，这是表明世界是工人的，将来的世界，也只要是做工的人才能存在。且就事实上说，工人实在是创造世界者。我们看看——

世界伟大华美的建筑物，是不是工人做的？

一日行几千里的轮船、火车，是不是工人做的？

天空海底的飞机、潜艇，那样不是工人的创作？

人类的衣、食、住及一切维持生活的物品，那样不是我们工人血汗所造成？

这样，我们明明是创造世界和维持人类生活的元勋，应该是占世界上最高尚的地位。可恨那不良的社会制度压迫我们，以致一般人都把我们看得极其卑贱，甚至随意践踏侮辱，说我们是依靠有财产的人生活。不劳而获的地主富翁，他们反还要说他们是我们劳苦的耕田的兄弟们的衣食父母。

咳！这是从何说起？

他们这般黑良心的糊涂蛋，说出这种话，这是何等的可恶可恨？我们现在实在要觉悟了，我们实在是真正的他们的衣食父母。不是我们作工，他们那能活命？

这是我们劳动的兄弟们，应有的根本觉悟。

再者我们要知道，压迫我们的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即是一般不劳而食、坐拥万金、吸取我们劳动者的膏血，以滋养他们蠢笨的肥躯的万恶资本家。

但是我们中国的资本家，还没有强盛起来，他们的生命还是握在外国资本家手里，中国的资本家还是跪在外国资本家脚下，摇尾乞怜以求苟活。他们还不配做我们的对手，他们比我们还更可怜，他们那里够得上做我们的敌人！

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外国资本家，是国际帝国资本主义者！

国际帝国资本主义许多年来，用武力和经济两重强大的势力掠夺我们，压迫我们，把我们弄得非常苦痛悲惨的地位，这不独是我们劳动阶级为然，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切中国的民众，都是受同样的压迫。

我们全中国的同胞们，大家应该觉醒，国际的帝国资本主义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一致的反抗。

劳动阶级的同胞们，资本主义是我们的仇敌，国际（英、美、日，法等 ）资本主义是我们全国民众的共同仇敌，我们要领率我们全中国的民众，去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呀！”

第二篇是1924年2月25日，即施洋烈士牺牲一周年，恽代英同志为施洋烈士写的文章——《纪念施伯高兄》。

这篇文章，我个人特别推荐，真的写得太好了，即便快过了一百年了，仍能给我们深深的思考，看待不同做派，不同处理问题态度的同志，我们应该报以什么态度呢？现在很多朋友喜欢标榜纯而又纯，大搞关门主义，甚至互相开除某籍为风尚。建议这些朋友好好读读这篇文章，想想我们应该向先贤学些什么？

“我不能不纪念施伯高兄，因为我对于施伯高兄，不能不表示我一年来深深留在心上的一种歉忱。

我在京汉大罢工的时候，还远隔在四川，仅仅从报纸中得些东鳞西爪的传闻。我在那时候，曾经听得此谣言：

说是某某诸友，都遭了惨杀；经了好久，我才知道这都是谣言；只有工人林祥谦君等与伯高兄的遭惨杀，却竟是不幸的事实了。

我回想我认识伯高兄，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在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热心奔走的人。我亦曾怀疑他是爱出风头；我亦曾讥笑他是专门开会家；我因为他是一个法政毕业生，而且比较活跃而规模宏大一点，我总觉得他像一个政客；我在初不相信他有什么诚心，我在初不相信他真能为社会上做出什么切实事情。

我在最近两年间，才有些半信半疑地赞美他的为人了。我因为看见他热烈而勇敢的胆气，与那种坚定而不移易的精神，我实在没有法子，用恶意猜度他；但是我那时候，还是这样想：

我说，他头脑怕不是很明晰罢！他的气性怕不是很纯正罢！因为我的逻辑，凡外貌似乎是一个政客的，他终少不了有一些政客们的缺点。

然而伯高兄竟因为援助工友，为被剥夺的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这样的遭惨杀了。我听见他被杀的确实消息，我不但感觉是一件可惜的事，我的良心还受着很痛苦的责罚呢！

我疑议人家，我不满意人家，但是世界上只有像我这样的人，真做得成什么事么？

伯高兄的一死，可以为他证明了一切，可以使一切疑议不满意他的人，再不能说一句话。然而到人家死了，才相信人家是一个真诚的，有志的人，这样的相信，有什么用处呢？

人对于一切生活性格与他自己不同的人，每每会发生些无根的误解。比如我们说，伯高兄是一个政客，便是一个显明的例证。我亦并不必因为伯高兄是已经死了，因而说他是一个全无缺点的人。他的缺点，正如我的有缺点一样。我们所有的缺点，固然不相同，然而大家都免不了许多缺点，这终是一样的。

到现在想，我们何必希冀去找全无缺点的人呢？

我们但能集合各种缺点不同的朋友，以我所长补人之短，亦以人所长互补其短，这亦便很可以做事了。我们若能得真诚热烈如伯高兄的，纵有许多缺点，亦应与他努力提携；为什么我从前只知疑议，不满意他呢？

我们若知道自己是有缺点的人，我们应当欢迎能补正我的缺点的人才是。我们偏于冷静了，正需要活跃的朋友；我们偏于拘谨了，正需要规模宏大的朋友。然而因为我的狭隘而不肖的见解，我偏要说，这样的朋友，怕不免是政客罢，因此我对伯高兄始终不曾十分的信任。

但是现在呢？我应当如何对伯高兄惭怍？我应当如何追悔我以前错误的待朋友的方法？

我应当如何的承认，我是狭隘而不省的人啊！

凡不肯离弃一切危险运动的朋友，都许是早些或者迟些要遭惨杀的朋友。我们不要待到人家遭惨杀了，再去崇拜追悼他；却在他的生前，只是疑议或不满意于他啊！

我们所确实认识的热烈真诚的同志，死了的已经死了；我们应当必须待到人家死了，才这样确实认识他，才悔恨从前不曾信任他，不曾与他努力提携么？

我回忆起伯高兄夹着一个皮包，在后花楼汗涔涔地跑过去的时候了！我回忆起伯高兄捶胸顿足地在国民大会演说台上演说的状况了！我亦想象伯高兄在刑场上最后的一分钟！我想伯高兄总还记念着：有许多未曾做完的事情，不知道是哪一些后来的兄弟们要接着办呢！

亦不少后来的兄弟们，准备继续着伯高兄所做的事情了，亦不少后来的兄弟们，准备继续着伯高兄所遭的惨祸了。惟愿后来的兄弟们，大家信任着，大家努力提携着！我们如何善于与活着的朋友相处，比起我们如何崇拜追悼已经死了的伯高兄，还一百倍地重要呢！”

注：

一、1939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举行的“二七”纪念大会上，曾高度评价施洋之死，说：

“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

这里还要多说一句，施洋烈士和毛泽东同志当年也是很熟的关系，前者甚至有可能是毛泽东同志唯一义结金兰的盟兄弟。

二、施洋烈士还有个弟弟叫施季高，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烈士。1922年入团，1923年入党（16岁），1928年3月，在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期间，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壮烈牺牲于汉口余记里刑场。因为是施洋的弟弟，据说被敌人剁成了18块！

哥哥牺牲时，年仅34岁；弟弟牺牲时，年仅21岁。

三、施季高烈士没有后代，施洋烈士唯一的女儿，经孙中山先生营救，被从妓院中赎出。施洋烈士的妻子郭秀英，见到孙中山先生后，更名“郭继承”，孙中山和施洋也是老朋友。

解放后，党终于找到了施洋烈士的妻女，给予了安置和应有的政治待遇，修建了施洋烈士陵园。

四、林育南、恽代英、陈潭秋、许白昊、项英等同志相继牺牲于不同的革命时期，刘伯垂、包惠僧则脱党，告别了革命。

全文完。

简直是磕碜，还不允许民间谈谈共产主义，这不是可笑的世界么！

很多事情太磕碜了。

【都去闹，俺吃啥呀，你给我馍馍吃啊】

很实际的问题。有人要牺牲。谁牺牲，怎样的牺牲。。。

但是宣传是不会涉及这些背后的细节的。

武汉市政府正忙得焦头乱额呢

主席也是喜欢自责的人，革命成功，死了2000万，很多人就想享受功劳了，觉得该自己应得的奖赏，主席看到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觉得很落寞……

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这类每每自责的人，有一种承担人类罪恶的意味，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那种愧疚感，是非常重的。

1945年说的，主席践行了一辈子，终其一生都这样，但多数老干部就不愿意了

革命队伍中也有不少的人，看到身边的人被杀害，甚至自己也无心或有意参与了这个过程，会制造一种将事件合理化的心理安慰：他命该如此；如果不是他这样，我也不会……；根本原因就是这个万恶的世界，或者说制度；……

总之，自己是没有错的；就是有错，也情有可原。

比如彭大将军，杀死王袁，从来不为此而愧疚。从朝鲜回来见主席，连岸英的事情，提都不提。我见网上，各种描述他怎么自责，都缺乏文本依据。其实都是，我们觉得他应该愧疚，所以编出文本来替彭说话。但不管是彭的年谱还是主席年谱，两人见面都没有提到此事。

邓就更加了，甚至临阵逃脱

这个世界，可能还是那种没有愧疚感的人，活得更好一些罢

为啥只问78年以后？

也不等于真有

1、在全球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爱国主义并不具有先天的进步性。

1980年代以来，不断有史学家甚至主流媒体打着拒绝脸谱化的幌子给军阀吴佩孚洗白，称吴佩孚“私德不错”，不出洋、不入租界、不置私产、不纳小妾，“是个有局限（制造二七惨案）的爱国者”……

不可否认，“不出洋、不居租界、不置私产”的吴佩孚，与他同时期的那些腰缠万贯、生活奢靡的军阀相比，的确是个异类，很早就重视舆论的吴佩孚也一直自我标榜“爱国”，但他爱的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国”、“劳动人民的国”。

五四运动时期，远在湖南的吴佩孚发通电支持五四运动，他的四大政治主张也有“保护劳工”一项，但这些都是他笼络人心的伪善做法，以至于中共二大宣言还认为吴佩孚“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然而，吴佩孚仍旧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对工人阶级进行极端残酷的压迫，不肯对工人阶级作一丁点让步；一旦工人运动影响了他的财政收入，就立即大开杀戒。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军阀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保住地盘，要么依附于这个帝国主义、要么依附于那个帝国主义，吴佩孚也不例外。尽管他没有像张作霖那样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他还在宣讲抗日主张），但吴佩孚私下同英美等西方列强进行的交易也并不少，以换取英美洋行在其制造武器方面的支持……

吴佩孚的所作所为，或许的确不是为了谋私产、谋小妾，但他谋的是政治野心和个人抱负。为了实现这个抱负，不断挑起内战、争夺地盘，使其治下倒毙于饥饿、疾病、战乱的国人不计其数；他一面标榜“保护劳工”，一面又从不把劳动人民当人看，只是把劳工当作充盈财政、实现个人抱负的工具和牛马。

晚年的吴佩孚为了东山再起，最终还是遮遮掩掩地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交易，对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大加赞扬，这再次说明中国人民寻求解放的希望不可能寄托在吴佩孚这样的军阀身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反动剥削阶级“对内压迫必然对外投降”

吴佩孚式的“爱国”，在今天的舆论场仍然很有市场，这是吴佩孚在今天被洗白的大背景，是值得我们警醒的。

还是那句话，“蒋介石的国，让他自己去爱吧！”

2、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一篇洗白军阀的文章写道，“1920年代的中国，流传着一句话：“三个秀才携手合作，可以统一中国！”“三个秀才”，一个是当时的湖南省长、前清举人出身的赵恒惕，一个是当时的“广东王”、前清秀才出身的陈炯明，还有一个就是同为前清秀才出身的吴佩孚。

对于杀人不眨眼的赵恒惕、炮轰孙中山总统府的刽子手陈炯明，要洗白并不容易；于是他们将洗白的对象转向了“私德不错”的吴佩孚身上。

吴佩孚出身于山东的一个商人家庭，14岁父亲去世、家道中落，22岁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晚清统治的速朽，让吴佩孚这样的旧式知识分子失去了上升通道，于是转而入伍，加入了淮军聂士成部，辗转成了北洋第三镇曹锟部下的一名管带，自此开启了他的军阀生涯。

如上面所说，这样的知识分子或许不谋“利”，谋的却是“名”。在一个“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吴佩孚对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没有丝毫的同情，没有“心事浩茫连广宇”，有的只是个人的政治野心和抱负的实现。

相较之下，且不说受李大钊同志指派，到长辛店与穷苦工人打成一片的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就说大律师施洋，他同样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出身，原本有着颇丰的收入，行走于上层名流中间，却最终走上了与吴佩孚截然相反的道路。

施洋生于湖北一个书香世家，18岁时考入郧阳府立农业学堂学习蚕科；辛亥革命爆发后回乡后创办了国民学校和农务会，并分别担任校长和会长。

由于目睹了广大劳动人民所遭遇的苦难，同情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剥削压迫、毫无公平正义的悲惨境地，施洋毅然决定由学农转为学法，立志维护劳苦大众的切身利益，于1915年考入湖北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191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在武汉从事律师职业。

那时的施洋，身穿缎子马褂、手拄文明拐杖，完全是一副豪绅阔佬的打扮。以至于1922年施洋入党之时，恽代英等同志还疑心他是一个爱出风头的政客。

其实，作为一名律师，施洋凭借自己的职业身份、社会地位以及不菲收入，完全可以过上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他并没有贪图安逸和享乐，而是一心专注保障劳工人权，为广大劳工伸张正义。不仅为劳工免费打官司，还把自己挣的钱全部无偿接济贫苦劳工、车马夫们，以至于他的妻子时常埋怨，“你一个有名的律师为啥还这么穷？”

五四运动爆发后，施洋不遗余力地支持学生运动、开展救援活动、组织并援助工人斗争。

1921年底，已经接受共产主义的施洋在湖北发起“驱王（湖北督军王占元）运动”，还专程跑到长沙，向搞过“驱张运动”的毛主席学习。当时尚未入党、还保留着侠客气息的施洋甚至拉着毛主席与辛亥革命元老孔庚一起义结金兰，结拜为异性兄弟。

1923年2月15日、农历的大年三十，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惨遭杀害。被捕前，他告诉妻子，

1939年2月7日，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二七”纪念大会上，一上来就回忆起了只比自己大四岁的“盟兄”、曾与自己并肩战斗的施洋烈士：

施洋律师和军阀吴佩孚的例子充分说明：知识分子如果连对劳动人民最起码的“共情”能力都没有，必然会沦为可耻的反动派或反动派的走狗。

3、林祥谦是今天打工人应当学习的楷模。

样板戏《红灯记》的故事主人公李玉和就曾经参加过“二七大罢工”，李奶奶向小铁梅讲革命家史提到了这段历史：

日本宪兵队长鸠山邀请李玉和“赴宴”，就曾拿17年前在江岸的铁路医院给李玉和看过病的经历“套近乎”，李玉和则回答说：

鸠山为了劝李玉和投降叛变，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对话：

最终，严词拒绝了“为自己”的“最高信仰”的李玉和，为了亿万中国劳动人民的命运英勇就义。

林祥谦就是比艺术形象李玉和更加真实的英雄人物。

面对刽子手的威逼利诱，共产党员、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毅然决然地回答：“血可流，头可断，而工不能复！”林祥谦被砍七刀后壮烈牺牲，年仅31岁。1923年4月，毛主席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与工人代表开会时，专门介绍了林祥谦的事迹，说：

如同那句“亲不亲，阶级分”，《红灯记》中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唱词，“穷不帮穷谁照应，两颗苦瓜一根藤。”林祥谦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映照了这句话。

1892年10月19日，林祥谦生于福建一个造船厂锅炉工的家里；14岁进入马尾造船厂当学徒工、学习钳工技术。在造船厂里，林祥谦性格耿直，多次与工头发生冲突，并且敢于为工友打抱不平，因而被工头怀恨在心迟迟不能转正。

随着洋务运动走向失败，马尾造船厂日益破败，大批船厂失业工人拖家带口，千里迢迢地来到汉口谋生，其中就有林祥谦。

尽管远离家乡，林祥谦却以自己的品格和能力，因为常为工友打抱不平而在江岸工人中较高的声望，成为福建帮口首领。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指出，所谓帮口，是一种会馆式的组织，是下层社会群体“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这不仅是一种什么地方主义，而且是极残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单个工人是无法抗拒来自资本家及其他方面的压迫和排挤的，因而工人的联合与互助就成为自发的需求，帮口这种富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工人结社就很自然地成为近代中国工人的互助团体形式。

1921年12月，随着中共早期工人工作的开展，林祥谦很快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迅速把江岸工人俱乐部建立起来了。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举办工人业余夜校，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政治，同厂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果，影响越来越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林祥谦也在艰苦的工作和激烈的斗争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定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22年夏天，林祥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江岸工人俱乐部易名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会，斗争性强、办事公道的林祥谦当选为江岸分工会委员长；1923年2月7日深夜，在领导工人罢工的过程中，血洒江岸、英勇就义……

这样的林祥谦同样断然拒绝了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灌输的“为自己”的“最高信仰”，选择了舍己为人、舍身取义；而市场经济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却已经将这个早已被新中国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最高信仰”重新打包了回来，正在培养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给打工人灌输进了“奋斗成功学”的迷魂汤，让打工人陷入单打独斗的困境、甚至自相残杀（内卷）。

在这样的情况下，林祥谦的事迹是应该被今天的打工人广泛知晓的，这也是二七大罢工不该被遗忘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