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陈寅不再担任中国旅游集团董事长》

被调离上海之前：

如果你只会看时间来定责任，那只能让人感觉你思维上有欠缺了。

第一个任期里金融基本都是有克在管，什么双创、互联网金融都是那个时候提的，股灾也是那时候出现的。之后才有了财经领导小组的出现，也不过是对金融乱象的制约。

教员与章士钊关系匪浅，而章士钊1904年与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人同为华兴会主要创立者之一。而我们都知道，同盟会就是兴中会和华兴会合并而来。

一大开会前，教员收到了上海汇来的200多圆作为路费。那时，教员手头一直很紧。这也是为什么教员一直重视建立自己的政权。没有政权，上哪去搞钱？没有钱，怎么经济独立？没有经济独立，怎么会有政治独立？这些事情，当时中共中枢的公子哥们没几个能想明白的。

你臆想中那个过去专政的年代，对普通老百姓真那么美好？如果真那么好，为什么会发生大规模的逃港潮？

我可以告诉你，真正的人民群众不会想回到那个年代。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在60年代中期，我们老家，有农民家庭因为养不了家里3个子女，被迫进城把子女一个个送给别人家养，骨肉分离，一家人在分别时抱头大哭。我的长辈亲眼目睹，每次讲述都不觉泪目。

也就是进入2000年后，农民开始大规模进城务工，他们进城开出租车，开小超市，当建筑工人，这才生活好了起来。现在家家户户拥有汽车，子女教育进入城镇学校，医疗在县城医院保障。你让他们回到那个年代？凭什么让他们回去。他们凭什么拥护。

早在2011年，当时我就在河里问过一位臆想在经济领域全面恢复公有的幻想家，取缔私有企业，恢复他们心目当中那个全面公有的“美好年代”以后，就业问题怎么解决？

你们猜，他怎么回答的？他回答说：可以在国有企业增加党团工青妇等岗位，加以解决。原来你们心目中美好年代就是增加这些脱产岗位来实现？

这些岗位不是靠生产岗位的农民工人来供养的么？

现在，我仍然想问这个问题，你喊了这么多口号，实际问题一个不提，关系人民群众最切身利益——就业问题，你有什么解决方案？

民营经济所解决的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你打算怎么稳妥转到公有制轨道？

经济建设也可以细分嘛。

我也没有反对经济建设，做大做强华为们也是经济建设，做大做强股市楼市也是经济建设。只不过我是觉得后者没啥意义，于国于己都是，涨了我也不卖，跌了我定投。

这句话从定义、逻辑、因果上全都说不通。

定义上讲，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什么，你有准确的定义吗？估计除了喊这个口号，连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都说不清。

从逻辑上讲，如果认定了中国是有着复杂独特国情的国家，就不可能跟其他国家一样，都适用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走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来。

所谓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哪怕存在也是理论上的，一方面承认中国国情的复杂特殊，一方面又臆想只有理论上的道路能够真正长远走得通，这比空想家还空想了，完全是因果倒置。

赵被钢琴重点打击，本身无甚问题，主要是家里瓜婆娘闹出几次舆情，搞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样子。

其中应该涉及到混改问题。

另，感觉中医药要有大波呀，近两年神吹加涨价，问题中医并不是神。

5月10日，人民政协报“协商议政”栏目刊登全国政协委员陈寅建议文章——《持续推动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提前让有些同事们熟悉将来的养老环境：

“冰冷的高墙、坚硬的铁窗”

无风不起浪。某前任主要领导……已经被传了很久了。

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6日夜,12日新四军军部与中央中断了电台联络,此时项英丧失了指挥权。全权由叶挺和饶漱石负责。

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起草并发出此文件。此时项英被打散和袁国平正躲在大山里打游击。

项袁牺牲后，“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没有实现，6届6中全会的12人主席团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东南局书记，就这么一个非正式文件中无声无息的消失在历史舞台上，这也太不负责了。

（1982年1月,中央档案馆公开出版了有关皖南事变的电文,共201篇）

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

　　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项英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即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此后，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在此问题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经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在新四军之其他部分，则在胡服、陈毅诸同志领导下，或则执行了正确的转变，例如皖东与苏南，或则自始即未受项、袁错误领导的影响，例如鄂中与淮北。在这些地方的新四军，适与项、袁直接领导之皖南部分（约占老部队三分之一，在全军则占九分之一）成为相反之对照。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肃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三十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进，让反共军逐渐合围，最后，除傅秋涛同志率领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脱离大包围），主力约七千人全部覆灭。该部于一月五日开至茂林，在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之反共军七万人合围后，仓促应战，除项英、肃国平等数人仍然表示可耻的怯懦动摇外，全体指战员在军长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二人领导下，与反共军激战七昼夜，表示了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但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及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至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具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当项英、袁国平一贯执行其机会主义路线时，新四军军委分会委员与东南局委员中即有不满或反对项、袁错误的同志。对于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党内不满意的人是很多的。当胡服同志在皖东，陈毅同志在苏南，传达中央指示，执行工作转变时，当地同志全体对于项英错误的坚决反对与对于中央路线的热烈拥护，就是明显的证据。为了今后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胜利地进行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央对于项英、袁国平所犯错误特有如下之决定：

（一）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约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虽然在现时我们还不把项英与叛变了的张国焘同等看待，还待他今后事实的证明，如果项英没有在战斗中牺牲与没有冲出包围而是被反共军俘虏，我们还希望他们在被俘后能够表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但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应该指出的。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象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而对于已经犯了严重错误又不服从中央或上级领导的同志，必须及时预防，加以调动与处置，这亦是从项、袁失败应该引出教训的。

　　（二）当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于严重困难关头，蒋介石与国民党实行坚决的反共政策之时，我全党全军必须以项、袁为戒，于坚持抗日立场之下，在精神上、政治上、军事上及一切组织上严肃我党我军的阵容，方能粉碎蒋介石及居民党的反共进攻，与胜利的进行抗日战争。

　　（三）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四）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根据一九四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