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02-Gregory Doran：莎士比亚是不是中国人？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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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你们的耳朵！”这无疑是莎士比亚戏剧当中最吸引人的开篇之句，出自《亨利四世》下篇序章当中的拟人流言这个角色。流言告诉观众要集中注意力，打开你们的耳朵。女士们先生们，你们肯定已经注意到今年2016年是威廉.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我很荣幸能被邀请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周年庆典年份进行本次讲座。莎士比亚的话语为何依旧回响？依旧有着摄人心魄的力量？他的哲学为何几个世纪后依旧有意义？本.琼森将他的这位同行称作“我亲爱的莎士比亚”，而我也意识到今晚的讲座完全充斥着主观感受，讲得全都是我的莎士比亚，是我有幸花费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指导排演的那位艾汶河畔斯特拉福镇的剧作家。

我刚从中国回来。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过去几天一直在中国上演《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这是剧团首次带着我们的主要剧目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这套戏剧首次在中国上演。事先我们很担心中国观众能否接受这三部戏。英国历史会不会被中国观众视为不可逾越的的防火墙？排演《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者《威尼斯商人》岂不是风险更小？毕竟这两部戏在中国更加众所周知——事实上《威尼斯商人》的审判场景已经入选了中国的中学语文课本，在那个辽阔国家的无数学校得到孩子们的研读。我必须承认，在北京的技术彩排期间，有那么一刻我突然想到，或许我们真的疯了，竟然要巡回演出这三部中国人从未看过的剧目。我们听说过一些关于中国观众的令人不安的故事：他们不像艾汶河畔斯特拉福镇的观众那样规矩，他们在观众席上聊天，开场大约四十分钟后就会起身离开，或者干脆掏出iPhone给演出录像。更糟糕的是，引座员还会用绿激光手电筒刺向偷录现场的观众，但是效果甚微。他们能跟得上剧情吗？字幕是否足够准确？在北京的首演之夜，我屏住了呼吸，我们即将发现答案——这个话题我待会再说。

莎士比亚一直是我人生当中的通行证。人生可能有七幕，但是对我来说与莎士比亚相伴的人生旅程则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会被他笔下那些关于仙女、女巫、船难、谋杀和战斗的故事所吸引。就算舍弃其他所有头衔，莎士比亚也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讲故事高手之一。我第一次听到莎士比亚是在一张45转的唱片上，内容是门德尔松为《仲夏夜之梦》所作的配乐。这张唱片是我父亲订购的一套《读者文摘》贝多芬交响乐盒装唱片的组成部分，那时我大概八岁。我被吸引进了雅典城外的神奇仙女森林。被变成驴子的尼克.波顿在铜管乐部分嘶鸣，弦乐的滑音描绘了仙女们就像被晚风吹过草地的树叶一样在林间穿梭。音乐当中还穿插着戏剧的片段，当帕克说到——在我听来他的声音活像米老鼠——“我可以在四十分钟内环绕世界一周”的时候，我万分惊讶，因为我父亲——一个科学家——曾经告诉我，就在我出生前不久，苏联的旅伴一号卫星用了一个半小时绕行地球，就此引发了太空竞赛。这么说来，帕克的速度可是旅伴一号的两倍呢。

随着你逐渐成长，除了故事本身，接下来你会沉醉于莎士比亚的语言。这是你对他日益增长的迷恋的第二阶段。《安吉拉的灰烬》的作者弗兰克.麦考特讲述了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利默里克的童年时期如何因为伤寒被隔离在医院，在那里只有一本莎士比亚供他阅读。他说阅读莎士比亚的感觉“就像口含珠玉”，这也正是我的感觉。我从十三岁就开始参与排演莎士比亚的戏剧。我很幸运能去到兰开夏郡普雷斯顿的一所耶稣会学院，那里每年秋季都会上演一部莎士比亚戏剧。这是一所男校，尽管我的双胞胎妹妹去了温科利广场对面的女修道院学校，但是女孩们并不会受邀参与我们这边的排演，所以十六岁时我反串扮演了麦克白夫人。我感到这个角色让我充满了力量。每天晚上，我常常沿着一条小溪边的小路穿过田野，来到里布尔河口的盐沼。蝙蝠在我头顶无声飞过，随着夜色越来越深，我会在旷野里大声排练她的台词：“来，注视着人类念想的精怪们！解除我这女子之身的柔弱吧。”感谢上帝，只有牛能听见我的独白。但是这些词句如此露骨，如此大胆，如此蛊惑，对于一个正在因为性取向而挣扎的少年来说不知何故萦绕着赋予力量的喃喃低吟。

后来一个巡回苏格兰剧团来到我们学校上演了《麦克白》。这场演出并不很出色。当麦克白喊出“在我面前摇晃着的，不是一把刀子吗？”时，三女巫在他面前用钓鱼线吊下了一把塑料匕首。在围杀麦克白那一场戏，他们还玩起了冷笑话：“敲敲门，谁在那？是小明。明什么？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 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是——此前扮演麦克白夫人的经历让我尤其见不得这个角色受到糟蹋——他们念到 “凝结我的血液，不要让怜悯钻进我的心头，不要让天性中的恻隐摇动我的狠毒决意”这段词的时候，女演员把“恻隐”换成了“惊恐”——“不要让天性中的惊恐摇动我的狠毒的决意”。尽管那时十六岁的我尚且不甚理解“恻隐”一词的意思，但是我缺能听到这个词轻蔑地溅射着对于琐碎顾虑的鄙视。莎士比亚在全套作品当中仅仅在这里将这个词用了一次，这个词很可能就是他发明的，但它充满了刺耳嘶哑、如同啐吐沫的辅音，应和着词义，而“惊恐”并不能带给我同样的感觉。在演出后的座谈会上，我带着一个愤怒青少年的满腔愤慨提出了抗议。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当我指导哈丽特.沃特扮演麦克白夫人 时，在首演之夜我送给她一张我当年的定妆照。她宣称那是她从导演那里收到的最奇怪的首演贺卡。

我在1987年作为演员加入了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我的第一部戏是《威尼斯商人》，我扮演被称为“两萨拉”之一的萨拉尼奥。萨拉尼奥与萨拉里诺是一对爱说闲话的寄生虫，围绕着安东尼奥嗡嗡作响，也就是剧作标题所指的那位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痴迷地爱慕拜金青年巴萨尼奥。两萨拉见证了安东尼奥的单相思，而我扮演的角色萨拉尼奥以令人心碎的单纯概括了他的痛苦：“我认为他仅仅为了他才爱这个世界。”这也正是我的感受。我也陷入了爱恋——不过我的爱恋对象是夏洛克。我意识到我已经达到了与莎士比亚共同成长的旅程第二阶段：你无法相信他总能说出你的胸中所想。不知何故，当你经历倾慕或者爱情时，他的话语总能为你提供自我发现的钥匙。谁能比《皆大欢喜》中的罗莎琳更精彩地描述坠入爱河的荒谬眩晕？当她向西莉娅哭诉时——“啊，小妹妹，小妹妹，我的可爱的小妹妹，你要是知道我是爱得多么深！可是我的爱无从测计深度，因为它渊深莫测，像葡萄牙海湾一样。”哪里能找到比《冬天的故事》中里昂提斯的病态嫉妒更剧烈的人格沉沦？“都滚罢！一寸厚，一尺深，套到我耳朵根的绿帽子！”这句台词如此破碎扭曲，似乎不容许人们当即理解，但却当即传达了他那毛刺丛生的嫉妒心态。或许也没有人能比《仲夏夜之梦》中身材高欣的失意者海伦娜更好地描述自我厌恶，当她崩溃地穿过树林并且累瘫倒地时：“慈悲的睡眠，既然有时你也会闭上悲伤的眼睛，那就求你暂时让我忘却了自己的存在吧！”就像山姆.戈德温据说曾经说过的那样，“太棒了——这居然都是用笔写出来的！”

但是正如约翰逊博士曾经所说，试图通过在人们面前晃动引言来说服任何人相信莎士比亚是天才，就好比某人打算卖给你一栋房子，却只在口袋里装着一块砖头让你验货。我爱词语，词语，词语，我爱它们，但是莎士比亚创造了它们。我们被告知，英语在莎士比亚生活的同一世纪里增长了10000个新词，人们估计其中有六百到两千个出自他的发明：暗杀/ assassination、沟渠/ ditch、耀眼/bedazzled、暗淡/lackluster、月光/moonbeam、新潮/ newfangled、扭打/scuffle和呕吐/puking——这个列表算不算可观？语言在发明的坩埚中沸腾翻滚。1611年出版的钦定版圣经使用了大约6000个词汇的词汇表，并不很多。相比之下，莎士比亚的词汇量——取决于你如何计算变体——通常估计在26000到29000个词之间。显然，语言的增长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当时的剧作家们求新求变的倾向。1599年，无政府主义剧作家约翰.马斯顿在一部名为《安东尼奥和梅丽达》的戏剧中——听好了——平均每十四行就要创造一个新词。比方说"fabory"，这是他造的词，在剧中一个角色用这个词来宣泄不满。他还发明了大胆/audacious与雄辩/eloquence。

莎士比亚同样热衷于创造新词，就像《第十二夜》中的丑角费斯特那样尤其擅长败坏词语。他把名词和形容词变成动词——克里奥帕特拉意识到屋大维试图操纵她俯首听命时抱怨道：“他用好听的话骗我，姑娘们，他用好听的话骗我。/He words me，girls. He words me.”对于莎士比亚来说词语是有实体的物件。《暴风雨》当中的阿隆佐说“你把这些词语塞进我的耳朵”，就像词语有质量、有重量、可以随身携带一样。对于哈姆雷特来说，词语是武器。他下定决心与母亲当面对质时说“我要用利剑一样的言词刺痛她的心，可是决不伤害她身体上一根毛发”，后来在寝宫对质这场戏当中，王后也哭号道：“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戳进我的耳朵里。”难怪流言告诉我们要打开耳朵。《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开场诗恳求我们“用耐心的耳朵细听端详”，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也不说“看戏”而是说“听戏”。到了今天，看电视的是观众/viewer，去剧院的则是听众/audience——这个词源自拉丁语的“听”/audientia。口语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媒介，因为词语可以将你搬东移西，在时间里飞跃。他那个时代的剧作家必须达到标准，必须有能力用词语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并不意外的事，他们确实找到了新颖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

最近利物浦大学进行了一项引人入胜的研究显示，莎士比亚的词语对于大脑有着实际且可证明的神经学影响，或者按照福斯塔夫的说法能够“好好搔挠大脑”。他的话语确实能够搔挠我们的大脑，激发神经元，促进视觉联合皮层的活动——或者按照《哈姆雷特》当中的霍瑞修的说法就是擦亮 “心灵的眼睛”。莎士比亚的词语会引发大脑中的电信号，点亮我们的思维，在大脑中创造出一片剧场。因此当朱丽叶说“离别是如此甜蜜的悲伤”时，我们会理所当然地感到惊讶。“甜蜜”和“悲伤”这两个词的结合让我们感到震惊。对于今天的演员来说，挑战在于他们早已过度熟悉了这些短语，因此必须超越这份熟悉，重新感受它们，就好像那个特定的词语组合刚刚出现在朱丽叶脑海当中那样。

但是你要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让那些耳熟能详的台词焕然一新？如何像李尔王所说的那样“用耳朵去看”？已故的罗杰.赖斯当年扮演哈姆雷特时有一天晚上决定尝试给观众带来惊喜，发挥一下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台词“生存还是毁灭”。他原本打算冲到舞台前方，以紧迫而又时不我待的口吻来表达这句台词，就好像它刚刚从思维的熔炉与作坊当中冒出来一样。然而当他冲到台前时却突然忘记了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台词。不仅如此，他还需要台下的一位观众来提醒他。

几年前当我和大卫.田纳特一起制作《哈姆雷特》时，我们发现了一种非常不寻常的方式来重新诠释另一句著名的台词，这句台词的名声超越了剧本本身——掘墓人向哈姆雷特展示他父亲的旧日小丑的骷髅时，哈姆雷特慨叹道：“唉，可怜的约里克！”我听说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人曾经将自己的骷髅捐献给皇家剧团，用于《哈姆雷特》的制作。此人名叫安德烈.柴可夫斯基，是一个住在牛津的波兰作曲家。然而葬礼承办人不太乐意切除客户的脑袋，因为这样做并非惯例，而且很可能犯法，所以信不信由你，我们只得向内政部申请许可。最终当地医院切除了安德烈的头部，而且就像墓穴冷土对约里克所做的那样，他们也动用了我们不甚清楚的手段去除这颗头颅上的皮肉。这颗骷髅来到了斯特拉特福的道具部门，用一个组织盒盛着。盒子刚一开盖，道具部门养的狗就飞也似地冲了上来——却原来骷髅上仍然残留着些许肉渣，用哈姆雷特的话说，“简直令人胃囊上涌”。我们只得将这颗骷髅放在屋顶上，直到风雨烈日——或许还有鸟类——彻底完成清理工作。彻底清洁的骷髅被储存在一个盒子里，安置在了架子上，一放就是几十年。一直没有人选择让可怜的安德烈扮演约里克。

在我们的第一次排练日，我像往常一样欢迎演员们，宣布他们将要扮演的角色，然后我说：“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向你们介绍本剧团的最后一位成员。”我戴上紫色的橡胶手套，打开纸箱，举起骷髅：“这位是安德烈，他将扮演约里克。”房间里一片寂静。我把骷髅递给任何想要触摸它的团队成员，有些人退缩了，另一些人则被它那阴森的魅力所吸引。传奇的皇家剧团人声大师西塞莉.贝里当时已经90岁了，还在与剧团合作。她微笑着拒绝了触摸骷髅的建议，因为她觉得自己已经足够接近骷髅状态了。许多人都被如此生动的死亡提醒搅扰的心神不宁。无论反应如何，那句“唉，可怜的约里克”在我们的制作当中从未被当成陈词滥调，骷髅也从未仅仅被视作一件道具。当大卫.田纳特凝视着骷髅，盯着那对空洞的眼窝时，他看到了他自己的死亡直盯着他，我们也看到了。

莎士比亚在52岁那年面对了露齿而笑的死神面相，我们并不知道他去世的详情。圣三一教堂的教区牧师约翰.沃德在大约四十年后留下了我们唯一的记录。他在日记中写道：“莎士比亚与他的朋友本.琼森以及迈克尔.德雷顿愉快地相聚，喝得过多，以至于感染热病而去世。”仅此而已。莎士比亚在赫利的圣三一教堂的葬礼纪念碑告诉我们，他于4月23日去世，后世的人们公认这个日子也是他的出生日期。所以看起来比尔与本和迈克一起在自己的52岁生日那天痛饮一番，然后摆脱了尘世的羁绊。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庆祝这场要命的生日狂欢？为什么我们在四百年后仍然在上演他的戏剧？让我回到我们在中国首演《亨利四世》上半部的第一天。现场座无虚席，男女老少各年龄段都有，组成十分平衡，而且年轻人很多。所有人都安静地观看第一场戏。霍茨波的登场打破了沉默，他是个急躁的行动派，亨利国王禁止他提及叛逆莫蒂默的名字，不服气的霍茨波则发誓“要养一只能言的八哥，仅仅教会它说‘莫蒂默’三个字，然后把这鸟儿送给他，让它一天到晚激动他的怒火”。这句台词逗笑了观众，显然大家都很能领会这个满嘴跑火车的霍茨波的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随后，福斯塔夫爵士大摇大摆地首次登上了中国舞台。这位莎士比亚笔下最伟大的创作之一，这位原始冲动、生命力，食欲与色欲的粗俗化身，这座不可抗拒的肉山杰克.福斯塔夫来到了中国观众面前。在盖兹山打劫这场戏当中，福斯塔夫和他的手下决定在通向伦敦的道路上扮演强盗抢劫旅客，然后又被放荡的哈尔王子和他的伙伴波因斯劫持。这段黑吃黑的剧情逗得中国观众哄堂大笑。然后在酒馆胡闹这场戏，福斯塔夫向哈尔王子夸口他的勇敢，谎称自己击退了众多袭击者，而且越是遭到追问，他口中袭击者的人数就越多。中国观众爆发出了一波又一波的笑声。就好像福斯塔夫一直存在于中国文化当中，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当中，就好像他是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里最古老的角色。在什鲁斯伯里战役的结尾，当哈尔王子在决斗中杀死霍茨波时，福斯塔夫试图当着哈尔王子的面窃取斩杀敌将的功劳。这个不光彩的流氓当着正主的面嘴硬地宣称：“主啊，主啊！世人怎样善于说谎！”观众甚至在笑点落地之前就已经笑了出来。当然，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世人都是善于撒谎的，世人确实有着共同的天性。

我一直有些怀疑那种普遍化的言之凿凿或者说伟大的英国宣传，即莎士比亚毫无疑问地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而提出反对意见则是危险的异端。在北京的首演之夜让我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了莎士比亚天才的活生生证据与真相。如今莎士比亚在中国颇为流行——2011年温家宝总理访英之行的第一站就是艾汶河畔斯特拉福镇，去年秋天习近平主席则收到了女王赠送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喜爱莎士比亚历来都是思想开放的标志，证明了你的文化意识与生活品味。我们只是不知道这一风气是否会转化成为真正享受英文版莎士比亚戏剧演出。1995年南非刚刚结束种族隔离的时候，我曾与当地演员Sello Maake ka Ncube一起在约翰内斯堡的市场剧院上演了莎士比亚的早期悲剧《提图斯.安德洛尼克斯》。Sello饰演摩尔人艾伦，莎士比亚笔下另一个伟大的黑人角色。在排练时他曾对我说：“格雷格，你告诉我莎士比亚是英国人，是吧？”我咕哝着答道：“是的，我认为这一点不容置疑。”“不对不对，”Sello说：“莎士比亚明明是祖鲁人。”我们在北京的首演之夜证明了莎士比亚不仅是英国人，不仅是祖鲁人，而且也是中国人。有时人们会问我，莎士比亚是否仍然关乎当今世界。我说莎士比亚就像磁铁吸引铁屑一样聚拢着世界上一切大事小情。你不需要通过看待世界的现状来让他与世界产生联系，他本来就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

也许这正是我们欣赏莎士比亚之旅的第三个阶段：我们能感到他的言辞与我们今天的世界共鸣不止。你可以说莎士比亚擅长体察人类经验的幽深之处。。莎士比亚生活在一个幻灭与不确定的时代，我经常觉得他之所以似乎能够直接与今天的我们交谈，是因为他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遥相呼应。我在2001年的斯特拉特福德演出了《约翰王》，那是一个9月的星期二下午。开场后不久，下午一点三十分，一架飞机撞向了纽约的一座摩天大楼。不上台的剧组成员全都聚集在了工作室里的一台小电视机前。17分钟后，第二架飞机撞击了第二座塔楼。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必须停止演出还是继续进行？就在中场休息前，世界贸易中心的南塔坍塌了，就像倒栽葱的阿波罗火箭全力冲向地面那样分崩离析。不久后北塔也坍塌了。用剧中某角色的话说：“广大的混乱正在等候着霸占的威权的迅速崩溃，正像一只饿鸦耽耽注视着濒死的病兽一般。” 这正是我们所有人都感受到的广大混乱，就像某种庞大的黑色猛禽正在等待着世界倒地咽气。也许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够彰显如今时代的境况，是因为他的社会差一点也经历了自己的九一一——火药阴谋，一次差点就成功摧毁整个国家机器的恐怖袭击，差点就抹去了出席1605年5月11日议会开幕式的整个皇室家族以及全体上议院议员。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世界肯定已经失去了绝对的道德标准，失去了根基，漂泊在一片不确定性的海洋力。这种普遍的末日感、无用感、恐惧感不仅存在于莎士比亚的作品，而且在这一时期的许多剧作中也随处可见。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莎士比亚剧作的镜子里认出自己的映像。

在《理查三世》中有一个常常遭到删减的小场景，但是《星期日泰晤士报》前首席评论员约翰.彼得对于这个场景的记忆却尤为深刻。当年就在斯大林病亡几个月后，在他的家乡布达佩斯，匈牙利国家剧院排演了《理查三世》。这是一个小角色的短暂独白——莎士比亚经常给予配角有力的台词——此人是一名录事或者说书记员，授命撰写针对赫斯廷斯勋爵的控告书，他惊讶于赫斯廷斯——相当于首相——居然这么快就被理查用捏造的罪名夺去了性命：“五小时之前赫斯廷斯还在人世，没有被控，没有被审，自由自在地满不受管束。”这个小小录事眼看着邪恶一步步蔓延开来，许多个人都认识到了邪恶的无孔不入，却没有站出来反对它。“这真是个妙不可言的世界！哪个笨汉看不出这么明显的诡计？可是谁又有偌大的胆子，敢说一个字，除非咬紧牙关，只推说不知？”在布达佩斯，当这句台词脱口而出时，整个剧场全都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赫斯廷斯这等位高权重之辈遭受突然处决的恐怖故事对于台下听众们来说实在再熟悉不过了。几周后国家剧院不得不停演《理查三世》，因为匈牙利当局实在受不了每晚一次的全场雷鸣掌声——他们同样正确理解了这场戏。约翰.彼得告诉我，那场《理查三世》的演出是导致几个月之后的匈牙利革命的最感人最有力事件之一。

不过我还记得一个更个人化的时刻，当时莎士比亚似乎说出了我们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话。我们正在日本巡演《麦克白》。我的伴侣托尼和我去了广岛的和平公园，这个公园建在1945年原子弹爆炸的地点。在博物馆里有一块融化的手表，它停在了8:15，正是那个八月早晨“小男孩”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还有一块来自银行正面的花岗岩，上面有一个男人的影子，那是他在爆炸中蒸发后留下的全部。还有一位年轻女子的照片，她的和服图案被核闪光烙印在她的裸露肌肤上。博物馆出口处有一个访客留言簿，供人发表评论。托尼和我一时间都找不到合适的话语，然后我们想起了我们正在巡演的剧目当中的一段话，那是我们之前并没有真正注意到的一段话。麦克白喝令三女巫回答他的提问，无论这样做可能引发怎样的灾难，他都要让她们告诉他更多关于未来的预测：“即使你们放出狂风，让它们向教堂猛击；即使汹涌的波涛把航海的船只颠覆吞噬；即使谷物的叶片倒折在田亩上，树木被连根拔起；即使城堡倾倒在守卫者的头上；即使宫殿和金字塔全都坍塌；即使大自然所孕育的一切灵奇完全归于毁灭，就连毁灭都感到反胃，我也要你们回答我的问题。”就好像毁灭是一个贪婪的、活生生的实体，对于灾难有着无限的胃口。好吧，在这里，在广岛，毁灭无疑感到反胃，捂着肚子哭喊着“停手”。“甚至就连毁灭都感到反胃。”这就是我们在广岛和平公园访客留言簿上写下的话。

当然，莎士比亚不可能知道他在四百年前的戏剧当中所写的词语有朝一日可能会在后人的话语无法帮助他们理解世界时施以援手。但他那广阔的想象力——托马斯.哈代称之为“他那明亮而令人困惑的灵魂”——他对于人性脆弱的满怀同情，他对于驱动我们所有人的强大力量的深刻理解，他对于人类脆弱本质的全方位视角，不知何故让他能够说出人们经常思考但是却难以贴切表达的话：“常思之，今得言。”

我一直在描述莎士比亚如何成为了我的人生护照，小时候我很幸运地得到了这份护照。距今在莎士比亚的周年庆典之年，作为皇家剧团的艺术总监，我的优先事项之一是尽我所能为今天的在校学生做同样的事情，确保他们得到同样的机会。我们一方面将我们的制作带给中国和全世界的新观众，同时也扩大了莎士比亚在我们英国本土社区的影响力，这是我最为自豪的工作之一。我们拍摄了我们排演的每一部莎士比亚戏剧，实时直播，并为全国的教室提供免费放映。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肯特海岸的一所学校校长提供给我们的证据更能证明莎士比亚改变人生的力量。这所学校是位于马盖特的金.埃塞尔伯特学校。几年前，金.埃塞尔伯特学校是全国排名倒数第五的学校。两年前，校长凯特.格雷格决定参加我们剧团的教育部门与学校的长期合作项目。有些家长说“皇家剧团是有钱人的事，他们才不会会来马盖特。”也有人说，“莎士比亚是聪明人看的，他净用大词难词，我上学那会儿就看不懂。”所以莎士比亚已经成为他们和我们之间分裂的隐喻。但是凯特觉得莎士比亚属于每个人。

长话短说，与皇家剧团合作两年后，金.埃塞尔伯特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对莎士比亚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以至于筹措了一笔资金，让整个八年级的学生去看《威尼斯商人》的演出。一位母亲打电话说，她的儿子不能参加旅行，因为他没有护照。凯特说服她让儿子去，他非常喜欢。不仅如此，他还说服他的妈妈带他回到剧院再次观看。这位母亲后来又打电话告诉凯特：“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现在整个学校都明白了。今年夏天他们将参加我们的梦想项目，在马盖特举办自己的《仲夏夜之梦》社区巡回演出，此外也将参加我们全国巡演的剧目。届时全国各地学校的孩子们将与专业演员一起演出，当地业余爱好者将会加入我们的职业演员阵容来扮演波顿和工匠们。在金.埃塞尔伯特学校开放莎士比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尤其重要的是，整个学校社区的心气得到了巨大的提升。现在家长们对校长说：“了解莎士比亚是我的权利。”也许最能启发我的是，一位家长表示：“我要投票，因为如今我觉得我们很重要。”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化所有权。我很幸运能够得到艺术赋予我们丰富人生旅程的那份护照。在这个周年庆典之年，没有什么比赋予每个孩子一份护照更能体现莎士比亚提振人生的能力。就像金.埃塞尔伯特学校的孩子们一样，他们不仅应当得到这份遗产，而且理应得到。他们理应接触莎士比亚的戏剧、文学、艺术和文化。能否做到这一点是我们评判自身文明程度的指数。否认这一点、忽视这一点、或者借口资金不足，都是欺骗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剥夺他们的天赋权利。

我很荣幸地指导过四分之三的莎士比亚经典剧目，大多数在艾汶河畔斯特拉福镇。但直到今年夏天，我才首次尝试执导《李尔王》。今晚一开始我说，你与莎士比亚的生命旅程分为三个阶段，但是也许还有一个最后阶段，我觉得自己才刚刚开始发现。莎士比亚包含了广阔的人类经验全景，其中也包括他应对死亡恐惧的清晰且毫不感伤的方式。他认识到——正如哈姆雷特所说——我们对“不可知的死后，那从来不曾有旅人归来的神秘之国”难免感到恐惧和困惑，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里我都看不下去《李尔王》，因为我父亲去世前逐渐陷入了痴呆，就像李尔王一样。他并不像像李尔王那样暴力、不讲理或易怒，但他对自己记忆逐渐消退的认识，他隐藏自身无能的尝试，以及他偶尔的清醒时刻，对我来说与李尔的旅程太过相似，因此这出戏对我来说太过痛苦、太过准确也太过真实了。当疯狂的李尔在多佛附近的田野上遇到被挖眼的葛罗斯特时，他经历了罕见的片刻突然清醒，我在我父亲身上也认出了这一点。“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你的名字是葛罗斯特。你必须忍耐;你知道我们来到这世上，第一次嗅到了空气，就哇呀哇呀地哭起来。”然后他凄凉而简单地说道：“当我们降生的时候，因为来到这个全是傻瓜的广大舞台上，所以禁不住放声大哭。”理解一下这个荒谬的存在主义玩笑吧——我们都被要求在这个傻瓜的大舞台上扮演角色。的确，正如杰奎斯所说，“整个世界是一个舞台，我们都有登台与退场的时候。”正如麦克白发现的那样，“人生不过是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又或者你更喜欢温和一点的说法，正如普洛斯彼罗所建议那样，“构成我们的原料也正是构成梦境的原料。”如果说我们的渺小生命将要以一场大睡来收束，那么死亡恐惧似乎也更容易承受了一些。

三个月后我们将要开始排练《李尔王》，一想到这一点就令我紧张而又兴奋。有人问我：“你打算如何演绎李尔王？”救好像你必须演绎莎士比亚才能让他发挥作用。我回答说：“我会尽力让自己的演绎就像莎士比亚写得那么好。”这已经足够有挑战性了。百年纪念似乎总是意味着重新定义被纪念者。在这座最具标志性的现代建筑——伦敦碎片大厦——我们必须去除“莎士比亚早已陈腐过时”的谬见。这座垂直城市根本就是庆祝莎士比亚这位充满活力与挑战性的当代人物的完美地点。今天他被翻译成从亚美尼亚语到亚科夫语、从嘻哈音乐到克林贡语的每一种语言。不同文化都在令人兴奋地挪用与重新发明莎士比亚。现在我们重新解释他、重新定位他、重新书写他、重新塑造他，这都很好。莎士比亚很坚强，足够承受我们的发挥。他为今天存在，为每个人存在。莎士比亚不需要新的定义，主要因为他的朋友本.琼森已经在《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的献词中说过了。琼森称他的剧作家同行是“时代的魂，埃文河畔的美丽天鹅”，以及我最喜欢的“诗人之星”。但是也许最令人难忘的琼森评语还是下面这句：“他不仅是为了某个时代而生，而是为了所有时代而生。”莎士比亚在他降生后的第五个世纪依然声音洪亮，这一断言似乎相当无可争议。

至于我的莎士比亚，我猜是他描绘我们心灵的方式让我一直回到他身边。即使在《李尔王》这样的剧目中，他依然为我们容纳暴力与残酷的能力提供了幽灵般的分析。这可能很难面对，但最终对我来说——正如有人曾经所说——他是灵魂的先知。我发现莎士比亚比起圣经为我提供了更多的滋养、深度、同情、哲学和简单真理。萨特认为，“在世俗的时代，大多数人都在他们的意识中感到一个上帝形状的空洞。”我在这里声明，我用莎士比亚来填补我的空洞。另一方面，已故的伟大的演员唐纳德.辛登则表示：“一个人不能只靠莎士比亚生活。”不过能让莎士比亚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能够在今晚发表演讲，依然让我非常高兴。正如莎士比亚所说——最后一句话理应留给他——“我们对于心爱的工作，总是一早起身，踊跃前趋的。”谢谢大家。

想了想，还是中学课本里的，【XX欲王关中】。现实中真不觉得常见。我们方言里【尿】虽然可以当动词和名词，但是当名词念sui，应该是早就分家做出区分了。

但是时间久远，记不清了。我的印象是按我们当时学的语文规范，形容词可以做谓语。比如【他】很《黑》，《黑》是谓语，但也还是形容词词性没变。英语好像不允许这样。当然你这里《绿》有《变绿》的意思，是不是算动词我也拿不准，虽然我依然倾向认为是形容词。

大概初中学的吧，还是书后小字，老师也不大认真讲，主要靠自己念。我们语文老师是从矿上搞关系走后门当的老师，长得很漂亮，打扮也时髦，就是讲课不算热心。这段如果学好了终身受用，可惜当时没学扎实。

还有我年轻时常听见的，被人花了，或者花了某人，大体指脑袋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