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青铜时代的蜗角战争 第七章 血染红桃A 1(修改后的) -- 潇水

叔孙通在秦二世那里的表现虽然不能说有什么气节，可是秦二世的反应是把所有说实话的人都治了罪。这种情况也并不是从那天才开始的。秦二世积威之下，说出那番话来也并不希奇。叔孙通后来说“我差点逃不出虎口”还是有他的道理的。何况叔孙通回到家里立马就逃，恐怕不能简单的用怕谎言被揭穿来解释吧。赵高天天在指鹿为马，怎么不见他逃？

乱世中“君固择臣，臣亦择君”。叔孙通固然可以说是轻易去就，刘邦手下的大臣又有几个不是“轻易去就”的？如果没有张良、韩信、陈平、叔孙通这些“轻易去就”的大臣，刘邦又哪能那么容易就夺取天下？

一个人总是有各种缺点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轻易去就”的。一个成功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如果眼睛死盯在人家“轻易去就”上，恐怕就会成了项羽了。

叔孙通虽然好“面谀”，但是对秦二世的“面谀”和对刘邦的“面谀”还是有所不同的。

对秦二世的“面谀”，那是除了满足秦二世的虚荣心就没有下文了。而改穿楚服却是因为刘邦对儒生有成见，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而不得不作的改变。盖要别人接受你的主张，总是要先取得别人的信任才容易进行。衣服之类不过是小节罢了。后世的一些儒生，认为进谏就是要严肃认真，把别人当作儿子来教训，成功的机会有多大，可想而知。就算是魏征，唐太宗又有几个？

叔孙通跟了刘邦之后就再也没有“轻易去就”。即使后来刘邦倒霉的时候，被项羽打得一败涂地的时候也没有改弦易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因为和秦二世，项羽这些人不同，刘邦是真正能够让叔孙通施展抱负的领导。

叔孙通跟了刘邦之后除了“面谀”之外，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战争年代，他推荐勇士给刘邦。他手下的弟子不满意，说跟着老师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投降了汉王，老师却胳膊肘往外拐，老是推荐一些不相干的人给汉王。叔孙通听了就说：“汉王现在正在打天下，你们几位能打仗吗？所以我先推荐能斩将搴旗的勇士。你们等着瞧（等天下太平了），我不会忘了你们的。”（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从这件事看，叔孙通非常了解事情的轻重缓急。也不是一味的拍马屁。还是推荐了不少人才的。

战争结束，刘邦当了皇帝，可是这帮人大多出身土匪，绿林习气严重，见了皇帝也没规矩，喝醉了拔出剑来乱砍宫中的柱子。刘邦对这种行为头痛的要命（换了我有这么一帮喝醉了就乱砍我房子的主，我也头痛。），可是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解决。于是叔孙通就建议由他来制定一套礼仪，规范上下级的关系。这套礼仪参照了前代的礼仪，又照顾到刘邦集团中大多是文盲和流氓地痞出身的情况，简便易行。

不要小看这套礼仪制度。虽然今天的一些“民主派”们可以批评说叔孙通不搞“民主”，可汉朝毕竟不是亚瑟王的圆桌骑士。对于汉朝来讲，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皇帝是靠造反起家的。如何才能保证别人不学样子呢？事实上，不少人当时正在有样学样，只不过刘邦能够用武力镇压他们而已。叔孙通及时地提出这套制度，虽然不能够从根本上消灭叛乱，但至少建立了一个规范，使一般人能够遵循，给皇帝和群臣提供了一套参照系统。皇帝通过这个参照系统可以知道臣子至少在表面上是否忠心，而不用成天琢磨“那个家伙又在宴会上拔出剑来了。他到底是准备刺杀我呢？还是真的喝醉了？”

在制定这套礼仪的过程中，叔孙通跑回鲁国招募人手。鲁地有两个儒生不愿走，说：“您所奉事的将近十位君主，都是靠当面阿谀奉承取得亲近、显贵的。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死去的还来不及埋葬，伤残的还欲动不能，又要制定礼乐法规。从礼乐兴办的根由看，只有积累功德百年以后，才能时兴起来。我们不违心替您办这种事。您办的事不合古法，我们不走。您还是去吧，不要玷辱了我们！”

这两个家伙可以看作后世一切腐儒的鼻祖。如果按照这两个家伙的意见，只有积累功德百年以后才能够兴办礼乐，那这百年当中又怎么办？所以叔孙通笑他们说：“你们真是鄙陋的儒生啊，一点也不懂时世的变化。”这句话真是一点都没有说错。

叔孙通制定的汉朝的典礼制度实施之后，刘邦终于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非常高兴，于是赐金五百斤。叔孙通把这些钱都分给追随自己的各个儒生，又保荐他们当官。于是他的名声在儒生中间大好。

叔孙通的另一个贡献是劝刘邦不要费长立幼。汉高帝九年（前198），刘邦调叔孙通任太子太傅。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刘邦打算让赵王刘如意代替太子，叔孙通向刘邦进谏规劝道：“从前，晋献公因为宠幸骊姬的缘故废掉太子，立了奚齐，使晋国大乱几十年，被天下人耻笑。秦始皇因为不早早确定扶苏当太子，让赵高能够用欺诈伎俩立了胡亥，结果自取灭亡，这是陛下亲眼见到的事实。现在太子仁义忠孝，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吕后与陛下同经艰难困苦，同吃粗茶淡饭，是患难与共的夫妻怎么可以背弃她呢！陛下一定要废掉嫡长子而扶立小儿子，我宁愿先受一死，让我的一腔鲜血染红大地。”刘邦说：“您算了吧，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基，根一动摇，天下就会震荡起来，怎么能拿天下的根基之事作为戏言来说呢？” 刘邦说：“我听从您的意见。”等到皇帝设置酒宴款待宾客时，看到张良招来的四位年长高士都随从太子进宫拜见，刘邦于是再没有更换太子的想法了。

叔孙通的这段进谏可完全是义正词严，完全不见向秦二世拍马屁的那类言辞。是什么让叔孙通改变了呢？如果叔孙通真是一个见风使舵，只会揣摩上意的小人，那么他就应该支持刘邦改换太子的决定。盖他固然是太子太傅，可是不论谁当太子，他还是太子太傅。这个头衔在汉初还不是像后来那么尊贵。所以也不存在叔孙通恋栈的问题。而如果叔孙通站错了队，刘邦竟然不顾一切真的立了太子，叔孙通恐怕就又要逃亡了吧。比较利害之下，他叔孙通难道连闷声发大财也不会么？难道连说一句“此乃陛下家事，外人不得置橼”也不会么？

汉朝初建，如果刘邦的继承人问题处理不好，的确会引起各种问题。而从当时的政治生态看，如果改立太子，刘如意在朝廷中根本没有自己的根基。刘邦要么必须象后世的朱元璋一样进行大清洗，要么就是死后发生严重的政变或是地方割据。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是刚刚太平没有多久的天下之福。如果叔孙通只不过是个“轻易去就”的人，他给谁当臣子不都一样？说不定新皇帝上台，他还能像五代的冯道一样不但不丢官，还继续升官呢。

儒家固然提倡“退则独善其身”，可是更讲究“进而兼济天下。”从叔孙通的事迹来看，他并不仅仅是“独善其身”而是兼济天下之人。太史公也不是腐儒，在《史记》中给了相当中肯的评价：

“价值千金的皮裘衣，不是一只狐狸的腋皮；楼台亭榭的椽子，不是一棵树上的枝条；夏、商、周三代的当时业绩，也不是一个贤士的才智”。确实如此呀！高祖从低微的平民起事，平定了天下，谋划大计，用兵作战，可以说极尽能事了。然而刘敬摘下拉车的横木去见皇帝一次进言，便建立了万代相传的稳固大业，才能智慧怎么能会少数人专有呀！叔孙通善于看风使舵，度量事务，制定礼仪法规或取或舍，能够随着时世来变化，最终成了汉代儒家的宗师。“最正直的好似弯曲，事理本来就是曲折向前的”，大概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不要忘记一点，秦末汉初的君臣之间还没有形成后来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观念，而是更多的残留着战国末期的游侠说士之风，哪个领导能够用自己，就在哪个领导那里干，叔孙通的那套说法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自己的富贵，领完赏后也溜掉了，因为他看出二世不是一个可能会采用他的言论的君主，他当然要重新待价而沽。用后世的那套腐儒的观点，似乎必须要像方孝儒那样为二世这样的昏君而死才算是儒家正统观点，他们却忘记了孔老夫子也曾经同意过必要时候是可以权变的：子路认为管仲不仁时（因为管仲未死公子纠之难，反而做了纠的政敌公子小白的相），孔子极力为管仲辩诬，认为管仲有仁的一面。并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莫之知也。”，如果为了一个根本不值得自己效忠的君主而死，只会是被后人嘲笑的。叔孙通的那套礼仪实际上已经是在进行传统儒学转变的过程，由于他制定的这套制度，才使得儒学在西汉的地位得以逐步提高，没有走孔孟被冷遇的老路，最终在武帝时期开花结果。

叔孙通与陆贾对于汉初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他们两人在思想上和制度上为新儒学传播奠定了基础,传承至韩婴贾谊,乃至董仲舒集于大成。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儒家思想较之孔子时代，已经有了明显的时代烙印，显得更为开放和进取，也更具有包容性和可塑性。这是由于典籍的缺失和佚散,传道者自身的思维模式和言传身教让儒学的传播反而变得更为自由,其他诸家的思想中的精华也常常为儒学的传播者所采纳和改造,引为己用。所以这个时代的儒学呈现出很复杂的形态，表现形式和理念核心往往比较模糊难以判断，如果不真实的把握时代的特征，用孔子那套或者后世程朱理学的迂腐观念来界定当时儒生的言行，就无法真实的感应和把握那个时代。

叔孙通，陆贾，郦食其等汉初的儒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虽然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都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他们的个人的自由意志都得到了发挥的空间，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闪光点，史迁用细腻的笔触记下了他们淋漓尽致的个性，也让我们看到秦汉之际张扬自在的新儒生是如何平衡言行和道义之间的关系。

看了楼下各个网友的回复，我觉得叔孙通说瞎话和轻易去就，都算较为情有可原，所以，我打算把贬低叔孙通的文字内容（我自己写的评论性的）大大删减一些。但是，他的一些问题还是必须保留。一是在秦二世朝堂上发言的时候，上来就说：“诸生所言皆非。”上来就大力抨击那些博士，而自己说的又是假话。这无论如何不算什么值得肯定的事。

还有，上边的网友说他在刘邦那里改衣服，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推行自己的儒学。我觉得这是太美化他的动机了。当时鲁国的诸生说的很清楚，他一贯面谀以得亲贵。 他改衣服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自己的亲贵，个人利益考虑。

叔孙通确实做了一些贡献（就像郭沫若也有贡献），特别是礼仪上的，但他的为人是不足取的。他在秦二世朝堂上瞎说，在刘邦那里改衣服，都不是好事，最多能勉强算是情有可原。

以腐儒的观点衡量人和刻板地要求人，固然不对。但即便以最大度和变通的人来看，他在秦二世朝堂上瞎说和改衣服，都不算是光彩的事。

司马迁特意把他改衣服那事专门写一段出来，我觉得就是为了彰显他的丑的。所以司马迁在这两件事上，应该不是持赞同态度的。至于最后司马迁说了叔孙通很多好话，那是看在儒家同门的面子上。但这并没妨碍司马迁在故事行文中还是彰其丑的。

再有，叔孙通谏太子，更可能是因为他加入了吕后帮而发出的一种政治斗争，而不是出于纯粹的梗直。至于他推荐壮士而不推荐徒弟，这固然是对刘邦的贡献，但这事中的一些细节，还是表现了他的为人的不足取，我在后面的帖子中说了。

另外，叔孙通逃离咸阳，也很突兀，请教不知各位如何理解和解释它。

西汉皇子得罪，傅相都是脱离不了干系的，理由是教导无方。我能想起来的只有石庆没被栗太子牵连，史书说景帝因为石庆素来谨厚，所以才没治他罪，也从反面可见这种情况下按照正常规矩是要治罪的。

江充陷害卫太子，太子忧惧不知所为，这时候太傅石德劝他说汉武帝很可能已经在甘泉宫死掉了，今日情形实际与秦始皇太子扶苏一样，劝太子举兵倒戈一击，石德为什么这么积极，史书也说了，是害怕被太子牵连的缘故

他的进谏刘邦，未必是出于梗直，而是因为他也许是吕后帮的，作为太子的老师，他难免加入了吕后帮。他进谏刘邦，到底是政治斗争，还是纯的义举，是很难判断的。

太子登基后，他当了太常，还曾批评惠帝，可见地位不底。

另外，叔孙通推荐不推荐自己的徒弟的事，如果读一下史记原文就感觉很清楚。他那帮徒弟，满眼冒的都是贼光，就想着投奔刘邦后怎么发财。完全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叔孙通作为他们的老大，也一样是利益关系。“诸生且待我，我不忘也”一句，显出了叔孙通去刘邦那里公干的一种交易心理和博彩心态。

看看他们的祖师爷孔子和孟子尽管著作等身，但却潦倒一生，根本不会想到后世有享受冷猪肉的待遇。他们的学生中，发达的都是一些异类的弟子，比如子贡。儒家如果还是这么僵化下去，结果就是“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直接威胁到儒家的发展。三皇五帝的故事对于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法家攻击儒家的要害就是它的虚妄无用，缺乏现实可行性。孟子说舍身取义，但他的后来弟子却未必乐意饿着肚子空谈仁义道德。叔孙通的那种做法实际上是在给儒家学派作广告，向政府申请专项资金，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他的学生是否有钱读的下去，这个方向是否有前途，他们当然要关心。叔孙通推荐自己的弟子，也是为了把自己的牌子打出去。就好像现在考GT首选新东方一样。叔孙通的那套东西其实有法家的权术在内，并不是正统的儒家的东西。但是正是因为他的这套宣传，才使得曾经喜欢对儒者帽子小便的刘邦用太牢待遇祭祀孔子，这个待遇是其他学派当时还没有的。看看整个《史记》中太史公对于孔子的极高评价，对于能够以个人的力量实现孔子宗庙的至高地位的叔孙通他的总的印象也不会很低的。

太子太傅这个虚职是刘邦搞出来的，目的是给皇族子弟普及一点基础教育，毕竟包括刘邦在内的丰沛集团出身大多贫贱，缺乏良好的教育。叔孙通甚至刘邦本人恐怕都未必会对这个虚职究竟能对朝政起多大的干预作用有些许的考虑，按刘邦的性格，对于没有威胁的人不会太过于苛刻，叔孙通不至于因为刘盈的废立影响到刘邦对自己的态度。当然如果戚夫人得逞后是不是继续聘用叔孙通教授自己的孩子，那就难说了。

景帝为人刻薄严峻，虽然史迁所记的本纪已经不能为后人看到，但相关的信息却散落在列传中，可以管窥一斑。太子太傅这个职位本身没有任何实权，但对未来的储君却有一定的影响，可以看成一个很诱人的期权，加上后世很多权臣也喜欢给自己加这个头衔，这就让统治者不得不有所防范，因此废嫡时顺便搞定教书先生，也是一种斩草除根的防范手段。至于以太傅教导不善问罪之辞，也是废嫡的一种很不堪的借口而已，很好用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觉得一旦把一个人安排为太子的太傅，他就无形中有义务跟太子捆绑起来。譬如安排周昌当如意的相（因为不是太子，但起的作用跟太搏接近），周昌就具有了罩着如意的使命。周亚夫也是太子的太傅，后为了争保太子，部分导致了自己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