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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读史杂记（一） -- shibaozhong
声明：观点基本非原创，只是把看到的别人的观点又组织了一遍而已。
一、皇权/内廷
1、皇帝
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要求皇帝必须是一个人格化的权力机器，要求皇权必须膨胀并侵夺外廷相权。然而由于生理（年幼、智障）和心理（兴趣、才具）的原因，皇帝本人未必能胜任这个任务。这一矛盾造成了两个现象。其一、皇权与相权此消彼长的斗争，表现为权臣内侵的王朝替代和丞相的官制变动。其二、发展出依附于皇权，并不时代行皇权的内廷势力以及依附于皇权的外廷势力。
所谓明君和暴君，都往往是能够强力问政，能够将意志强加于外廷官僚的君主。不同的是其政治成果在当时和后世的论者那里得到的褒贬。而所谓昏君和庸君，则往往是无法强力问政，因而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君主。
2、皇族
宗法制的政治体制下，一方面，皇帝期望通过分封本人的子弟，建立“宗子维城”的近缘诸侯以拱卫自己的继承人，对抗包括远房宗室诸侯王等其他政治势力。另一方面，对于新即位的皇帝来说，由于上一代皇帝分封的兄弟会将夺嫡的斗争延续变为争夺帝位的斗争。而在中央朝廷出任官职的皇族，更多地带有官僚/外廷的色彩，而较少起到拱卫和加强皇权的作用。
中国古代历史中，对皇族进行裂土分封的，根本就得不到想要的效果。要么酿成内乱，“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役”，要么就是皇帝大杀宗室诸王、诸公子，或者是加以严密的监管，比如西汉后期的诸王、明后期的诸王，对被监管者来说是一种痛苦，对监管者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奈何生在帝王家”。
皇族充当皇权势力的主要形式是摄政王和皇子参政。摄政王的问题在于，很容易蜕变为兄终弟及，将皇位留给自己的子孙，而不是还政于上一代皇帝所指定的继承人。所以纵观古代历史，摄政王能够善始善终的没有几个，往往是入主中原的王朝建立之初，比如周公。多尔衮勉强算一个“向使当初身便死”，反过来说，豪格就是多尔衮的管叔鲜、蔡叔度。至于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为儿子摄政的，就属于特例了。
皇子参政、太子监国，则只能发生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往往是老皇帝倦勤、亲征，或者是有意考察、选拔下一代继承人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时间一般会比较短，一旦特殊情况结束，则也会结束。
总而言之，皇族并不适合充当皇权内廷势力。
往往在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皇族往往既能够发挥政治作用，又相对较少发动争夺帝位的内乱。大概是因为部落传统影响较深厚，宗法制较弱，受封建集权制度侵蚀较轻的原因。
3、后妃与外戚
除去血缘关系，在法律上与皇帝最接近的，就是后妃与外戚了。
但是后妃与外戚一定要分开来说。因为后妃与外戚的矛盾和距离远远大于后妃与皇帝之间的。后妃如果能够够自己掌权的，一般反而不会在政治上太依靠、抬举自己的亲戚们。
后妃代行皇权，一般有这么两种方式，皇后代夫、太后临朝。前一种，代表就是鼎鼎大名的武瞾武则天，虽然有名，但是这种方式一般比较少见，在皇帝活着的时候，皇后往往要花更多的时间管理后宫，以免失位，而如果太过明目张胆地干预朝政，则会给外廷舆论以“牝鸡司晨”的口实。最多也就能够偷偷地在内廷帮皇帝批批奏折罢了。唐高宗在世的时候，武则天主要干的也就是这种事情。从对权力的掌握来看，武则天实际上就是另外一个慈禧。
太后就不一样了。按照儒家官员的逻辑来看，听皇后的话那是怕老婆、阴盛阳衰、“牝鸡司晨”、国将不国……听太后的话呢，那就是孝治天下，为天下楷模。至少舆论上没那么难听。当然太后更不用担心自己会失宠、失位。
实际上，太后称制才是真正的摄政王政体，比摄政王更摄政王，因为摄政王还有蜕变为“兄终弟及”的危险，太后则不会，再怎么样，虎毒不食子，太后多少还是要为儿子着想一点的，“侄之于姑，其亲何如子之于父”。不过，话说回来，一旦守业为的不是儿孙，而是侄子，那就难说了。这时候，要太后还政，就没那么容易了。下一节，还会谈到这一点。补充一点，公主一般属于太后一系。
如果是“子幼母壮”，则很可能是太后称制；如果是“子幼母弱”，太后本身缺乏问政的能力，在古代历史的前期，很可能是外戚专权，在古代历史的后期（赵宋及以后），则很可能是顾命大臣和宦官竞争。
而“子幼母壮”的情况，在宋及以后是越来越少见了。我比较赞同是因为理学等因素导致的女性的政治、社会地位日益下降。贵族、豪门的女子，日益被关在深宅大院里面，接受的是缺乏政治素养和社会现实的教育，再加上舆论向不利方向的推移。女子干政是既无心，也无力了。到明朝万历初年，太后直接委政，才有了张居正的十年专权。慈禧则是特例罢了。
外戚代行皇权的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外戚代行皇权，采取的形式往往是在外廷担任重要职位，比如汉朝的大将军。一方面通过与太后暗通消息来影响“皇帝旨意”，同时身居外廷要职，又分了一部分相权。这种情形下，外戚既为外廷所排斥，又为外廷所容纳，毕竟形式上外戚既然在外廷任职，当然是外廷的一部分，而且远比宦官要顺眼多了。外戚专权，没有皇族摄政那种演变为兄终弟及的危险。但是相比太后称制，外戚专权同时掌握一部分皇权和相权，却有了外廷权臣篡代的危险。比如王莽，比如杨坚。
其次，头重脚轻，树大根浅。帝位一般能传上几代、十几代才被新的皇朝所取代。外戚专权，除非遇上娃娃皇帝，一姓多数只能传一代。很简单，皇帝会长大，长大了以后就会要求还政，即使皇帝不亲政，也会娶皇后。皇后，那就是下一代的太后，皇后的亲戚就是下一代的外戚啊。所以，把家族中的女性嫁给皇帝，就是外戚们绞尽脑汁要做的事情，但是，强扭的瓜不甜啊。
其三，或为皇帝所用，起过渡作用。外戚在外廷任职。很多时候会被即将或刚刚亲政的皇帝用来打击其他皇族、外戚和用来分化、对抗外廷官僚。这种外戚，一般是来自现任皇后一系。这种外戚，面对已不再年少的皇帝，其实完全不能影响皇权，反而是皇帝的咬狗，和那种“子少母弱”的外戚，不可同日而语。
在唐宋以后，外戚代行皇权也和太后称制一样日渐稀少。我比较赞同是因为科举制的引入，使得以往只凭贵族身分即可获得官职的做法，越来越受到阻碍。这一点，我在论述外廷的时候，还会提到。
讲了这么长的时间，举个例子吧。在《亵渎》里面，巴伐利亚大公莱因哈特是皇帝，凯萨琳·罗歇里奥是皇后，罗歇里奥元帅和大卫·罗歇里奥是外戚，克拉苏是太子。如果没有罗格、教皇、光明诸神在那里捣乱。换了是在中国，大概会有如下记载：
太后称制版本：
神圣历某年月日，帝（莱因哈特）崩于莱茵城行宫。秦王奥菲罗克早夭，传位于皇子克拉苏。时少帝未及冲龄，主少国疑，内有前朝波旁氏余党未清，外有奥匈、阿夫罗菲克诸虏窥伺。太后罗歇里奥氏（凯萨琳）临朝称制，命佛朗哥·佛伦侯爵为中书令，领户部、吏部事，进爵为公，命凯特男爵为天下兵马副元帅，都督中外军事，进爵为公，内平内乱，外抗诸虏。拜罗歇里奥元帅为太师，解兵权。拜罗歇里奥元帅长子冈萨雷斯为大司空，解兵权。拜罗歇里奥元帅次子大卫为祭酒，解兵权。……太后英明天纵，临朝十余年，戒外戚不得枉法专权，天下太平而祥瑞频出。唯宫闱不修，豢罗格·里夫斯等为面首，传与佛朗哥、凯特诸臣亦有私，有亏大节。
外戚专权版本：
神圣历某年月日，帝（莱因哈特）崩于莱茵城行宫。秦王奥菲罗克早夭，传位于皇子克拉苏。时少帝未及冲龄，主少国疑，内有前朝波旁氏余党未清，外有奥匈、阿夫罗菲克诸虏窥伺。太后罗歇里奥氏（凯萨琳）悲恸极哀，神智恍惚，不能视事，于宫中休养。拜罗歇里奥元帅为太师，领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拜罗歇里奥元帅长子冈萨雷斯为大司马，领天下兵马副元帅之职，都督中外军事。拜罗歇里奥元帅次子大卫为为中书令，领户部、吏部事。……
结局一：罗歇里奥氏专权十余年，威福自用，篡夺之心路人皆知。太后薨后，悖逆日甚，反形毕露。赖忠臣佛朗哥·佛伦侯爵、凯特男爵，内联大裆罗伯斯基，外联阿夫罗菲克权臣罗格·里夫斯，拥帝亲政。罗歇里奥氏诛九族，家产籍没。其朝中死党论死、流放者以百计。内外一新。
结局二：罗歇里奥氏用事十余年，举贤用能，天下归心。天下太平而祥瑞频出。威廉氏日蹙，少帝克拉苏亦知天命改移，天下终不属己。几次欲禅位于罗歇里奥氏。太后薨后，佛朗哥·佛伦侯爵、凯特男爵等一日数次上书劝少帝避位。时罗歇里奥元帅已薨，长子冈萨雷斯·罗歇里奥已获赐九锡，剑履上殿，赞拜不名，上朝不拜，入殿不趋，出警入跸，建天子旌旗，惜为前朝余孽芙萝娅·波旁所刺，盛年早逝。乃禅位于大卫·罗歇里奥。克拉苏只身出宫，入圣詹姆斯教堂为僧，后为匪人所刺，无子。
不管是哪个版本，哪种结局。奥菲罗克的死对于罗歇里奥家族都是极其有利啊。
4、皇位继承人的选择
本来讲完了皇族、太后、外戚，下面应该讲一讲内廷皇权势力的最后一种成分——宦官。但是本节岔开来讲一讲皇位继承人的选择，因为能够对此发挥影响的内廷势力，上面都已经出场了。唯独宦官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所谓立储，是宗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代是中国古代宗法制起源和初步发展的阶段。之后，特别是经周初对宗法制的严密。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有了立嫡、立长、立贤一说。所谓立嫡，就是子以母贵，要立母亲出身高贵的皇子为储。传说中所谓的太公因为看到有姬昌这个圣人孙子而有心传位，其实掩盖了姬昌的母亲是来自殷商的贵族这一事实。为什么立母亲出身高贵的皇子为储呢？很简单，就是为了储君未来继位以后可以依靠母族的政治势力。在宗法制建立起来以后，越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早期，贵族政治越是发达的时候，这种情况就越常见。出身最高贵的，一般则非皇后莫属了。
立长是不用多说的，所谓“国赖长君”吗。但是首先，立长是从属于立嫡的，即在有多个嫡子的时候，在其中选长者。比如汉高祖立的是嫡子刘盈，而不是长子刘肥，康熙最初立的是皇后之子二阿哥胤礽，而不是大阿哥胤褆。其次，如果正统世系断绝，这时候，往往就会轮到太后、外戚和权臣说了算了，而这些人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尽可能推迟还政的时间，则会尽量选择皇族中比较年幼的成员来继统。这就是为什么汉朝有很多娃娃皇帝的缘故。
立贤基本上是块遮羞布。什么叫贤，这个标准是很模糊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中国古代历史早期，贵族政治势力强大，当然是以立嫡为主。史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某个皇帝觉得某某皇子“肖己”，然后和大臣随便聊天，漏点意思。大臣马上会说，太子年长仁厚，又无大过，不可随便废立啊。皇帝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其实背后的原因还是因为后族/储君母族的势力强大。如果汉高祖真的要立赵王如意，那么就只有和吕后摊牌了，非得像汉武帝那样杀光卫皇后一族不可，否则赵王如意如何能立得住。每一次储位改移，都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然而对于年老的皇帝来说，这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倒是到了古代社会的晚期，立贤的例子出了那么一两个，比如明成祖看中了宣宗这个好圣孙，清代皇帝通过秘密建储的制度，考察和选择储君。而这又是与贵族势力下降，皇权上升分不开的。
一般来说，只要可能，皇帝是不会放弃选择储君这个权力的。然而储君并不是在遗诏上写个名字那么简单，储君要立得住，要么要为其培植外戚等势力，要么要为其选定靠得住的顾命大臣。但是储君的势力太大，则会与皇帝本人争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皇族，与西欧的选帝侯完全不同。其实也没有多少发言权。在一个朝代建立的早期，皇族如果有实力的话，可能直接就发动内乱来夺位了，越到晚期，因为受打击严重，就越没有发言权。
除去皇帝、皇族以外，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权，早期多掌握在太后、外戚手中，晚期则多掌握在外廷手中。原因上面已经解释过了，主要是贵族势力的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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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宦官
在内廷的诸种势力中，宦官是最接近皇帝，也是皇帝最放心的。与皇族、外戚、权臣不同，宦官不会也不可能夺位，宦官永远是受到外廷官僚的轻视、鄙视乃至敌视的。皇帝正好利用双方的矛盾来牵制双方。与外廷官僚不同，宦官没有也很难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宦官手中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于每一代皇帝的“发布”，而无法在宦官之间自行传递。宦官没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原则，一切唯皇帝的马首是瞻。所以皇帝使用起宦官来，可以如臂使指，而不会担心遇到外廷官僚那样的党争或者是谏诤。
然而最适合拱卫皇权的宦官，恰恰是最容易诱使皇权腐化堕落和发挥消极作用的。因为在内廷诸势力中，宦官的素质是最差的。宦官绝大多数出身贫贱，不可能像皇族、外戚、外廷官僚那样接受到系统的教育；身体的残缺，社会的歧视，宫中生活的倾轧（毕竟得宠的只有那么几个太监），都导致其精神的日渐扭曲；而获得权力的方式，除了投皇帝所好的献媚以外，别无他途。这些都会导致宦官掌权以后的胡作非为，或者是为皇帝的胡作非为而张目。
皇权要扩张，皇帝及其附属势力往往又无法承担随之而来的重担。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皇帝所无法解决的矛盾。
发现自己似乎写不了长帖，灵感来了的时候兴致勃勃，时间一长脑子里就只剩下干巴巴的几句话了。草草收场吧。
二、官僚/外廷
这里不可能像上一部分那样，将外廷官僚划分各种势力，再逐一加以分析。这一部分只会有选择地谈到其中的一些现象。
1、丞相
丞相的官名官位在历朝历代之间变来变去，丞相、仆射、尚书、中书、平章、大学士、中堂、军机大臣。实际上反映的就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消长。从整个历史来看，皇权总的趋势是在膨胀，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单线条的事件，总有庸君遇权相，是一个反复进退的过程。
皇帝想要亲政，要提出和执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意志，不可避免地要和以丞相为首的外廷发生碰撞和冲突。皇帝会怎么做呢。一方面可以培植外戚、宦官等皇权势力和外廷对抗，一方面在外廷中培植自己的势力和亲信，分化瓦解外廷，最后，在外廷削弱到一定程度以后，建立一个秘书班子，旨从中出，架空丞相，绕过外廷而直接发布政令。这个秘书班子，刚刚建立时没有多少实权和正式地位，更没有相名。但是一旦后来的皇帝放松了对权力的掌握和行使，就会接过相权而成为真正的丞相机构
汉武帝、魏文帝、明成祖、清雍正帝都干过这种事情
有不少改朝换代，是权相或权臣掌握了中外大权以后来篡代的。这些篡臣上了台，第一件事，当然是削弱、架空自己原来呆过的相位、官位，以防别人亦步亦趋。这也是皇权、相权反复斗争表现。
丞相再进一步，就摇身一变成了皇帝。相权对皇权的制约发展到极点，是变成皇权。这也是一种周期率。
2、酷吏
酷吏，是外廷中的皇权势力。酷吏的出身一般不会太好。出身好的那些贵族、士族、身份性地主，是不会当酷吏的，所谓“四世三公”，入仕就可居于庙堂之上。出身不好的，也不一定当酷吏，可以依附于那些三公九卿之类的权贵，慢慢熬自己的进身。酷吏有野心、有抱负、不甘心走这种依附权贵的路，于是他们选择了——依附皇帝，甘当皇帝的咬狗。酷吏就是皇帝用来打击其他政治势力（丞相、外戚、宦官）和在外廷执行自己的政治意志的代理人。
狭义的酷吏，往往有一定的专业技能，精通政事、吏事和法制，所谓老吏多谋。而如果缺乏这些专业技能，则只能靠逢迎上意了，这种人，往往被叫做“佞臣”。狭义的酷吏，往往多能建立一定的功业，如桑弘羊、张汤，甚至可以包括商鞅、吴起。而“佞臣”则多数只能留下政治斗争的记录，如费无极、江充。
3、清流
有没有连皇帝也不依附的人？有的，这些人仗得是一个“理”字，靠的是舆论的力量（或者说是道德高地）。这些人就是“清流”。
真正的清流，既不依附权贵，也不依附皇权，更不参与实际的政事。可以说既不属于相权，也不属于皇权，倒是可以说是属于神权。西方的教会主张“国王也在教会之内”，清流也主张“孔子为千秋万代帝师”。
问题在于清流们所依凭的儒教是善于立论而无方略，越到后面就越是标榜甚高而无补于事，读书万卷而窘于数行。没办法，有方略的儒家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变成法家了，后来再出现的，则沦为异端了。
所以清流们在对皇权的斗争中，只能是动动嘴皮子的看客。
4、官员录用制度与古代政治势力的变迁
与皇权的膨胀、相权的衰落相伴随的，是贵族、士族、身份性地主势力的下降和庶族、非身份性地主势力的上升。
在殷商时代，官职是由方国的君主来担当的。在先秦时代，中央朝廷的官职是由诸侯来担当的，诸侯国的官职则是由有自己采邑和家兵的大夫来担当的。到秦以后，虽然分封制为郡县制所取代，但是在初期，贵族、士族仍然把持着政治，他们的衰落虽然是大势所趋，但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点从官员录用制度的演进。
早期的官员录用制度，是举荐制、征辟制。但是凭什么是张三李四被举荐，被征辟，而不是阿猫阿狗？在背后起作用的还是政治地位、势力、出身和名望。后来的九品中正制迅速地沦为士族门阀的玩物，也是同样的原因。
但是由贵族、士族专权，最终的结果总是会变为政治腐败和效率低下，前有六国，后有魏晋门阀，都是明白的例子。官僚机构要保持一定的活力和行政效率，必须要让有能力的寒门人士有一定的机会被任用。
在战国时代，已经为庶族开了一道门，那就是耕战、军功。只要能达到奖励的标准，就能获得进爵。不过军功有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太大，急于事功的极端，就是穷兵黩武、好战必亡。
科举则是封建社会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官员录用制度了。所以古代中国凭借科举制度，建立了世界古代历史上最有行政效率的文官政府。
有了科举制度以后，皇帝也越来越能够得心应手地削弱贵族势力和相权了。没有了张屠夫，只要一开春闱，还怕没有李屠夫、王屠夫？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太后、外戚越来越少专权的原因。
除了军功和科举之外，还有一种庶族进身的道路，就是捐官。这可以说是秦汉奖励耕战、奖励捐谷入官的一种余绪。然而，善于为自己揽财的人未必善于为国家揽财，更有可能是上任了以后变本加厉地盘剥以敛财。所以在正常情况下，捐官不能成为官员录用的主流，只能是某些商人家族“洗底”的工具。
三、神权与宗教
中国其实曾经是一个神权国家，在商朝的时候。那时候，商王的统治就是神权统治，绝天地通，将祭祀之权从方国那里集中到商王手中，以图在政治上羁绊地方势力。以至于姬氏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时候，商纣还要喊“我生不有命在天”。殷人自以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自以为是上帝之后。
周人打破了这个幻想，也使得神权政治在中国越来越没有市场。西周首先发展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即单纯像殷人那样“帅民以事神”敬神而不保民，是没什么用的。比较一下周朝以十二牲为太牢，祭牲而不祭人，和商朝动辄以几百人来做牺牲。
周人在中国的宗教史上，还搞了另外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殷人崇拜的上帝实际上是太阳神。周人自己崇拜的天实际上是山岳神。而周人则将这两者结合到了一起，从而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假如不是这样，在古老的东方，现在会不会有一群人，自称是上帝之子，上帝选民，而以安阳或者郑州为圣地，而以到那里去哭拜和亲吻旧城墙为习俗呢？
到了春秋时代，首先有孔子，他老人家的“敬鬼神而远之”其实是一种不可知论。墨子虽然为他那套“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的学说，找来了一个“明鬼”做基础，但同时又否定掉了“天命论”。他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到战国之世的后期墨家、法家，则更只言人事而不言鬼神了。
所以，中国对鬼神观念和宗教的破除，实际上来源于政治社会生活的实践，而不是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也算是有中国特色了吧。
到汉代，董仲舒等人曾经企图将儒家神学化，企图将其凌驾于帝王之上。神化孔子、先王、灾异，宣扬天人感应，吸收了先秦的阴阳无行学说，将原本注重人事而对鬼神采取不可知论的儒家硬塞进了不少东西。其结果呢？
1、儒教到最后也只是一个半吊子的宗教。
2、皇权始终在政治上和事实上凌驾于神权之上。比如石渠阁奏议、白虎观奏议。
3、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谶纬”。
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实践、发展和斗争，阳儒阴法的官方学说，皇权的膨胀和中央集权，使得宗教永远只能扮演一个思想领域的配角，充当一个政治斗争中的调味料。
四、集权与统一
集权在古代中国，又很长的历史，其发展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自秦统一以后就突然跃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然后就一直呆在那里。
在秦以前，早在商代，就已经有了集权的最初形式，神权集权。在周代早期，各诸侯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所谓“上卿”的任命，以及诸侯本身的即位，都是要由周天子认可的。到秦以后，诸侯实封、贵族、士族的专权也不是一下子就消失的，皇权的膨胀更是到了明清两代在制度上达到了以往只有秦皇汉武这样的强人才触及的高峰。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皇权的膨胀给皇帝带来了极度的重压，和不可克服的矛盾。当皇帝本人无法独自承担这个重担时，依附于皇权的各种势力，如太后、外戚、宦官就会尝试代行皇权，外廷以丞相为首的官僚也会企图伸张相权。如果皇权及其依附势力虚弱，而外廷的相权旺盛，则有可能发生权臣篡代。如果内外两种势力都虚弱，并且发生了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则有可能发生分裂和割据，即东汉末年的格局。如果没有发生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则可能是由外族入侵来完成政权的转移，如明末的情况。
说到底，还是如何实现权力为有能者掌之的问题。
最后举一个皇权膨胀的典型例子——汉武帝。他几乎把所有阻碍他行使皇权的政治势力都斗了一个遍。首先是利用母亲王太后这边的外戚势力和更上一代的窦（太皇）太后来斗争，然后又扶植自己的皇后卫子夫的卫氏——霍氏外戚家族来和王氏外戚以及外廷官僚势力斗。等到晚年，他又利用酷吏江充将可能影响到自己皇权的太子、卫氏外戚家族连根拔起。临到最后一刻，还用杀母立子怪招来彻底杜绝外戚。皇族方面，他铲掉了淮南王，并且搞《推恩令》，彻底削弱了刘氏诸侯王。对外廷的斗争，他任用卫氏——霍氏外戚和酷吏张汤、江充等，分相权，诛丞相，彻底驯服了外廷。在神权方面，董仲舒用天人感应来制约皇权的企图也归于无效，老先生甚至获罪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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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
变革
重写了很多次，再试试。
中国的制度变化，有三种情况，变局、首创、改制。其实我最想讨论的是变局，所以留到最后。
首创的例子是这样，一个朝代创立的第一、二代人，建立起一个绵延很多年的制度。这样的例子有周公制礼（建立起严密的宗法制，以敬天保民代替帅民事神），赵宋的太祖太宗兄弟，明太祖朱元璋。
改制，则是到王朝中期来改弦更张。有时候是有具体的推行者的，比如汉武帝，有时候则没有，比如豪强地主发展到门阀，中唐以后士族地主的衰落。
变局呢，大概有两到三次。比较没有疑问的是春秋战国一次，近现代一次。三国两晋南北朝那次算不算还可斟酌，周公制礼要算就太勉强了。残唐五代好像不能算。
所谓变局，是原有的已经运行了至少数百年的制度无可挽回地崩坏了，原有的中央权威（不一定是中央集权）也成为陪葬，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痛苦的过程；原有制度的崩坏，导致出现了一些无法被吸收的“知识分子”。同时出现了相互竞争的许多新思想、政治势力和军事割据。最后最有组织效率、动员能力和自我调整能力的思想、组织及其军事力量获得了胜利，将其他竞争者扫除干净。重建起不留任何政治真空的政治统一。
春秋战国是有百家争鸣，近现代么，我们的先人尝试了所有能接触到的新思想和新办法。不管雄奇的高调唱得多好听，在铁与血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就只能输得连底裤都保不住。
三国两晋南北朝之所以还可以斟酌，是因为其具有几乎全部的特征，唯独是新思想（玄学、佛教）与新制度（均田制、府兵制、汉化）之间毫无关系。某些新思想代表的是腐朽无能的政治势力（玄学之于门阀），另外一些则根本不提供政治解决方案（佛教）。
周公之礼那次，虽然在思想和制度上的变更非常深刻，但是之前并没有出现乱世和割据（其实也不根本存在后世那种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统一），也未见其他的思想和制度与其竞争。
残唐五代光有旧制度和中央权威的崩溃与政治军事割据，却未见思想方面的争鸣。差得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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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比较支持同人与野对自行车的比喻。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18588
我们仍然看见这辆自行车在不断地调试以应对从未见过的崎岖路面。同时，虽然有不少调门很高的批评者（从左的方向或者右的方向），但是还没有哪些具有足够组织效率和政治能力的大陆本土势力出来进行挑战（注）。所以自行车还会继续走吧。
注：不可否认，现在的确有那么一两个政治割据，而且还能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更高的行政效率。但是其一，都偏居海岛一隅，其二，或者行政组织与意识形态鼓吹者相分离，或者根本缺乏推广自身的能力与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