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党逼的-记军统中将文强（序） -- woyan

实际上文强并不能算是参加过北伐，从军校出来后一直在邓演达的特训班里培训，直到七月才来到武汉，这时武汉已经基本拿下。后又经邓演达介绍随朱德前往四川做四川军阀杨森的工作，并认识了中共的另一个元帅陈毅。

南昌起义前夕，文强接到恽代英的指示，火速前往九江贺龙的部队里报到。在路上遇到了黄埔的同学周恩寿。周恩寿向他介绍了汪精卫反共的真相，我查了一下其它资料，发现事实也确是如此，整个事件过程很有意思，特全文摘抄，供大家一看。

回来的路上，碰见周恩寿，他一看到我就问：“汪精卫反共你晓得不晓得？”

我说晓得。他说：“是第三国际搞的！”

我不明白：“汪精卫反共跟第三国际有什么关系啊？”

周恩寿说：“第三国际派了一个代表到莫斯科开会。第三国际有个决议案，说中国革命要走俄国的道路，要实行列宁主义的两个策略，一个策略是要把国民党政权推倒，一个策略是再来一次十月革命。第三国际代表罗易拿着这个决议案到了武汉，把决议案交给汪精卫看，汪精卫一看，又是列宁主义，又是两个策略，他看不懂，就把外交部长陈友仁找来。陈友仁知道的情况多一点，讲看来共产党要暴动了，要夺我们的权，不让我们吃饭了。汪精卫火了：‘噢？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个罗易呢？他为什么把这个决议拿给我看？’陈友仁说你不是左派的领袖吗，所以罗易找你，不找别人。汪精卫说：‘现在这个事情啊，我们要采取行动了！’”

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发表了反共宣言。

我搞不明白怎么第三国际的代表会如此愚蠢，就像一个杀人犯在动手前主动跑来对受害人说”我杀了你好吗？要不你自己动手？”

如果汪精卫反革命事变真是这个原因的话，到也情有可原，你总不能让人家不还手吧，只不过汪精卫先下手了而已。

在党史资料中，管这个决议叫五月指示，其内容如下：

一． 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

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２万共产党员和５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

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

从后来的资料来看，当时的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都不赞成这个指示，要求暂缓执行，但遭到大部分激进共产主义分子们的反对。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在陈独秀提出反对意思的第二天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领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

南昌起义时，文强任第三师特务连连长，师长为周逸群。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找到了周恩来问这个没前方没后方的仗怎么打？周恩来说：你往广东海陆丰吧。到那儿有苏联军舰接应我们，给我们运送武器，我们就有后方了。

文强说当时他们都相信苏联会接应他们，他当时做为营指导员带着三百多人跟着大部队拼命往东打，在一次战斗途中还遇到了以前的老师徐特立， 师生间于是发生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徐老师，你也来了？你不要到前线嘛。”

他说：“我在这里看看，看看。”

子弹“哨哨”地响，他说：“哎，怎么有这样多的鸟叫啊？”

“这不是鸟叫，是敌人那边打来的子弹的声音。”

他一听，趴在地上头都不敢抬了。这个老先生真有意思。我说：“你到后边去，这里太危险。不过我告诉你，你坐在这里也没有关系，像鸟叫的子弹飞得很高，起码比这个树还要高，打不到人。如果听子弹打得很急，离地面没有多高，那就要打死人了。”

等到部队真的打到潮汕，谁也没找到什么苏联兵舰，原来说这里有彭湃建立的根据地，结果当地组织也找不到，粮食和钱都没有了，每天只能吃点甘蔗度日，结果队伍一下子就全散了。

陈长捷是司令，林是副司令兼下面62军军长，天津战役总共捉了三个中将，陈长捷，天津市长杜建时和林。这三个以后有机会我会分别写。

只不过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了解汪的为人处世，凭想象和猜测行事...

还特喜欢从遥远的莫斯科或者发电报遥控，或者空降钦差大臣...

“五月指示”泄密一事，罗易只是奉命行事，怪不得他。

文强带着手下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靠卖苦力背铁砂挣了点钱买了去上海的船票。再从上海各自返回了家乡。

有趣的是在上海文强和同伴还做了一回贼，而被偷的则是他的国民党入党介绍人邵力子。

到上海后文强他们又没钱了，一天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邵力子在上海教书，于是就是投奔他。但邵力子看到众多当年的学生跟叫化子似的来找到，烦的不得了，只好不断的哭穷，给了他们十二块钱打发他们走。这帮学生很不满意也没什么办法，其中一个叫杨继荣的黄埔四期生走的时候顺手就把门后邵力子的皮袍子偷走给当了，并把当票给邵力子寄了过去，说学生们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出此下策，当票给你，那天您有钱了再给赎回来等等。

文强回家后过了几个月，也没人联系他。他想再这样下去，和组织的关系就断了，就向母亲那里要了一些钱，又去了四川，找到了黄埔同学、中共地下川西特委成员廖宗泽（这个人在文强一生中很重要，他回来也入了军统成了将军，以后还和文强一起关进战犯管理所），又接上了组织关系，负责领导当时川东农民暴动的军事工作。三十年代初，他当了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军事委员等职。他在口述自传中不无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如果没有后来变故，照这条路走下去，解放后文强也能成为中共的高层领导，许多历史也许都将改写，但历史没有如果，共产党内部自己的斗争将文强和许多当时和文强境况相同的人推向了自己的敌对阵营。

最大的一块“根据地”？哪二十三个县？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根据地鼎盛时间多少个县？中央苏区呢？十二个县？

1931年王明回国开始掌权，党内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文强7月在重庆被捕，后在组织上营救和川军中朋友们帮助下，终于利用机会侥幸逃了出来。但没想到的是，逃回到自己阵营却比落到敌人手里更诡谲凶险。当他回到重庆，除了妻子兼同志的周敦琬感到十分庆幸，党内别人对他死里逃生竟没有半点庆贺，多冷冷地看他。当时有人暗示：为什么那么多人被抓、被杀，他倒能逃出虎口安然无恙？

文强感到很不理解，就让他妻子（当时的四川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去找新来的省委书记罗世文要和他谈谈，两个人当时在一个小茶馆见了面。于是有了下面的这段谈话。

见面后罗世文第一句话就是：“你捡了一条命出来啦，我们欢迎你。不过你把秘密泄露了，不应该，恐怕你要留党察看。”

文强听后很不高兴，就说““罗世文啊，你见到我也不问问清楚，就对我打官腔，你是不是发了神经病？我们两个在党里是平起平坐的，你跟我打这些官腔干什么？我有什么对不住党的？我又没有影响我们组织死一个人，我也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留党察看呢？还有这样的责备那样的责备，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你们营救出来的，假如没有党的营救，我还跑不掉，我有什么错呢？再说我那２３个县里面有许多很好的共产党员都被暗杀了，装在麻布袋里扔到嘉陵江里去了。你身为省委代理书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他一拍桌子：“这个事情不能说，我一说我也犯错误，你是２３个县的特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你就服从，你也不要问，问就犯错误，你要晓得，我们党有铁的纪律！”

“噢？铁的纪律就随便来啊？”

“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要执行铁的纪律。”

文强拍桌子叫到：“狗屁！你也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是省委常委，你是党的省委书记，我们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说说话又怎么样啊？”

“这是列宁定的铁的纪律。”

“什么列宁不列宁，搞得党内这样做啥呀？把好的党员都干掉，岂有此理！”

那个环境是个茶馆，一吵起来自然惹的大家侧目，文强怕怕暴露身份，就约罗世文到城墙上去谈。

等上了城墙。罗世文开始害怕起来，觉得文强要对付他就问：“你是搞军事工作的，是黄埔学生，你想对我怎么办呢？”

“你搞错了，你是省委代理书记，是我的最高领导了，我把事情问清楚，我就回去，我没有要对付你的意思。”

“我不讲，我一讲就犯错误。”

“我们两个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谈话总可以吧，犯什么错误呢？”

“我是省委书记，我说了作数，不是你说了作数。我是在执行铁的纪律。”

“罗世文，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就不走，你也走不了！”

“你这样逼我，我犯错误就犯错误吧。现在共产国际做出个结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分子钻进了我们党内，对这些人都要制裁，要起用工农兵，你懂不懂啊？像你这样的也早晚逃不脱的。你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是封建主义家庭出来的党员，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再有一部分呢，是小资产阶级，不是工农兵出身的，这些人都要清洗。”

文强一听就火了“马克思是个大资产阶级，恩格斯也是个大资产阶级，列宁的家庭也是大资产阶级，马克思那个妻子燕妮还是个贵族哩。你怎么连共产党的起码知识都没有。”

骂完罗世文后，文强直接就回到家对妻子说” 革命革命，革到最后共产党要杀我，国民党也通缉我要杀我。革命革得这样了，走投无路了”说罢和妻子抱头痛哭。

文强的妻子是当年四川省党委的第一个妇女部长，第一个女省委委员，原四川省军委书记刘愿庵的遗孀，很有魄力，劝他不要在这里等死，到党中央去找周恩来，向周恩来申诉我们这边的情况。又说他认识杨尚昆。杨尚昆是２８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咱们可以一起去申诉。

文强事后说到：我们当时走得光明磊落，我并不是想叛变共产党，只是想找到党中央，找到周恩来，找到杨尚昆，向他们申诉，希望还有挽救的余地。

于是文强给罗世文写了一封信：“罗世文同志：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Ｇｏｏｄｂｙｅ。”最后还写了一句外国话并署上当时的化名“文莱之”。

等文强到了上海，正好赶上顾顺章叛变，上海机关或隐藏或破坏，中央机关也转到了苏区，文强夫妇在上海转了几天一点头续都没有，钱也快花光了，最后文强对妻子说：别找了，就是找到周恩来、杨尚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王明路线的立场呢，如果他们是王明路线的立场，那我们就是自投罗网呀。还是回家吧，我父亲是个很仁爱的人，对我很好，对共产党他也不反对，我和父亲讲讲，你是个大学生，给你介绍一个工作，咱们找口饭没有问题，不要再革什么命了。”

哎...

“王明路线”这个称谓，在这个时期能出现得了么？“1931年王明回国掌权”？掌的什么权？向忠发叛变后代理3个月的书记（6月代理9月去苏联）？虽然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思想上理论是王明的根子，但至少在组织系统上，还不可能有“王明路线”的标识，文老先生这一级，怎么可能有这种称谓？甭说文老先生，就是几年后的遵义会议，都还没把“王明路线”的标识贴出来哩！

老人回忆过去，总有些说法提法以后来的称呼去表述前事，甚至混淆一些事情／时间／地点，但以这种细节上的不合理来怀疑整个的回忆，是否迂腐？甚至别有用心？

但这种东东一旦多了，影响的是他的自述的可信度，自然也就增加了兄弟对其真实度可信度的怀疑，至于你说的那怀疑内容，那是你说的，不是兄弟说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