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季米特洛夫，我心中的英雄 -- 抱朴仙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国际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当时，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日益发展的各国革命浪潮，都深刻地动摇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为了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竭力设法把能够被工人阶级利用来反对压迫者的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名主制的最后一点残余消灭，或使之化为乌有，把共产党人逼入地下，并采取公开的恐饰手段来保持自己的专政”。法西斯主义成了反动资产阶级“最时髦的商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本书刊载的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讯中的两个发言，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向法西斯分子英勇斗争的文献。

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年)是保加利亚人，长期从事国际工人运动，成为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三十年代初期他侨居德国。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国上台，血腥镇压共产党人。他们为了迫害德国共产党和季米特洛夫，经过多方策划，就在同年二月以极其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个“国会纵火案”，诬告季米特洛夫是焚烧德国国会的罪犯，并在德国莱比锡举行了“审讯”。这是德国法西斯所导演的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大屠杀的信号，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势力之间的一场极为尖锐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季米特洛夫表现了英勇不屈的革命气概。他把法西斯的法庭作讲坛，对法西斯匪徒的阴谋作了无情的揭露，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

由于季米特洛夫和各国无产阶级的坚决斗争，德国法西斯对无产阶级发动的这场进攻最后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德国法西斯阴谋策划镇压共产党人的莱比锡审讯，反而成了对德国法西斯的一次公开审判。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中外反动派如何猖獗(这种猖獗是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三个月总结》)莱比锡审讯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真理。本书收集的两篇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讯中的发言，只是整个莱比锡审讯中无数文件的一小部分。但是，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忠贞坚定的品格，增强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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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阅读本书，在这里把国会纵火案和莱比锡审讯的大致经过简介如下。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德国国会起火了。这一天晚上，德国政府通过广播造谣说，在国会大厦里抓到了一个纵火犯――“荷兰共产党员”范•德•卢贝，还胡说在他身上发现了共产党员的党证。

第二天，德国法西斯国社党的头子、普鲁士总理戈林就发表了一个捏造的公告，硬说国会纵火案是共产党干的，诬陷共产党把这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的信号。以此为借口，纳粹政府紧接着就公布了一个紧急命令，取消宪法的好多条文(人身不可侵犯、结社和言论自由等等)，宣称要镇压“共产党的暴力行为”，取缔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报刊。警察局根据戈林的指示大肆逮捕共产党员。

这一切都十分明白地说明，德国法西斯一手制造了这个纵火案，目的在于利用它来镇压德国共产党和德国工人运动。

三月九日，纳粹政府收买假“证人”诬陷季米特洛夫曾经同卢贝在一起呆过，把他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个保加利亚人(波波夫和汤尼夫)。这时德国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托尔格列尔由于害怕，也自动向警察局投案。

法西斯分子为了捏造起诉书，收买和训练“证人”，把预审期延长达六个月之久。直到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才在莱比锡第四刑庭开始了审讯。莱比锡审讯就此开始了。

三个月的审讯过程大致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里，法西斯政府指派了一些反动警官、法西斯官吏、密探、法西斯议员和托洛茨基分子来做“证人”，季米特洛夫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季米特洛夫的严辞质问下，这些“证人”都狼狈不堪，、漏洞百出。经过这一阶段的“审讯”，季米特洛夫使国会纵火案的真相大白，法西斯分子的阴谋遭到可耻的失败。

为了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法西斯头子戈林和戈培尔(国社党的宣传部长)不得不以“证人”的资格亲自出庭。这是审讯的第二阶段。但是他们亲自出马也无济于事，反而更加丢脸。季米特洛夫在同戈林的辩论中，对他进行了义正辞严的质问，最后戈林无辞可答，狼狈下台。

审讯的第三阶段是审讯政治问题，即“德国共产党是不是准备于二月二十七日武装起义，纵火焚烧国会是不是起义的信号”的问题。法西斯为这个审讯过程准备的有些“证人”在法庭上由于季米特洛夫的帮助，推翻了自己在预审时的假口供，说了实话，法西斯的阴谋仍旧没有得逞。

莱比锡审讯，是以著名的季米特洛夫对法西斯的控诉词――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法庭上的最后发言而告结束的。季米特洛夫大义凛然，把法西斯法庭变成了讲坛，他在发言中进一步地揭露了国会纵火案的真相，控诉了法西斯的罪恶行径。

在季米特洛夫受审期间，各国无产阶级和苏联人民掀起了强大的声援运动。在广大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德国法西斯政府不得不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宣布了被告无罪的判决。但是，季米特洛夫没有被释放，而被置于“监护性的禁锢”中。季米特洛夫在狱中前后呆了一年光景，受尽种种折磨，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由于苏联和各国人民的抗议和声援运动越来越强，德国法西斯政府才不得不把他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