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懒得一言堂史论 -- AleaJactaEst

好几篇还是刚发不久的，我有个想法，这么多文章都聚在一个帖子中挤得好象喘不过气来，也让人目不暇接，大家回帖好象也不方便，单列出来是不是会更好些？

袁大魁是西捻军最后的一支，也是最后一个张贴出明确载有太平天国年号布告的人。

　　太平天国丁荣17年（1867年）10月，作为张宗禹的探马的袁大魁在探明黄河结冰，可以徒涉后回报张宗禹，不意张已从其他渠道知道此消息并率全军过河，袁大魁部几百人被隔绝在黄河西岸。此时他当机立断，立即率部折往陕甘交界，并广联当地地方势力，得土杂数千，溃勇200，饥民万人，并回师陕北，控扼宜川云岩镇一城2寨以为根据地，积粮整军以待时。清军5000人以开花炮来剿，袁大魁战至1868年6月初二，因所部成分复杂，许多人不谙战术，不能久守，遂乘雨突围，所部溃散，仅余旧部不足百人。他召集旧部数百于7月复起于燕曲堡，又败，是年冬，又聚数百人再起于保安县老岩窑，分所部为5队，每队设1指挥、1将军，忽分忽合，游击不定，使清军难以取胜。

　　是年8月，西捻军主力已覆没于山东茌平徒骇河，袁大魁为振奋军民士气，到处张贴属有太平天国己巳19年的布告，激励部下坚持战斗。但此年3月30日夜，其驻地老岩窑被清军侦探所悉，遂派奇兵偷袭而不能下，清军乃变计，以正兵分队叠攻，使袁大魁部不得休息，以敢死士于4月11日缒皮绳蹈绝壁，用火弹夜袭袁部山寨，袁大魁以下数百人死，余部归于董福祥地方武装，西捻军最后一支余部败亡了。

　　袁大魁部人数不多，活动范围也不广，也并非是太平军与捻军最后的起事者（如果把1900年刘疙瘩起兵看作捻党，把贵州的李文彩部看作太平军的话），但他在短短1年半的时间里的许多举措，突破了后期太平军、捻军许多陈规陋习，虽然因为形势所限，不能获得大的成果，却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后期太平军和捻军纪律松弛，不事生产，把粮食当作第一战略目标，不惜为粮扰民，为粮蹈险，为粮打不该打的硬仗，而袁大魁部最多时也有饥民万人，却能因粮据险，不致饥饿，也没有其它晚期捻军太平军部队所到之处的大量扰民抢粮的记载；

　　后期太平军滥封官爵，王爵多达2700多，侯爵以上，不下数十万计，十羊九牧，战斗力和组织力受到很大影响。当时的捻军或其它太平余部，或沿用太平官职，滥封大员，如汪海洋、黄鼎凤；或沿用旧制如张秀眉等，或如东西捻，新旧交杂，称呼纷乱，当时清方在后期捻军最盛时曾敏锐地分析到：“走而不守贼无民，掠而不储贼无地，既无布置，又无名号，贼无谋，特无家穷寇数千人耳，较之发贼，驽骀也”（陈锦《南师平捻记略》），预言捻不难平定。而袁大魁则重新采用了早期太平军的官制，从目前的记载看，他以下官职最高为检点，再下为指挥、将军、总制直至两司马俱全，这样的编制是符合当时规模不大的部队情况的。

　　按后期太平军官爵泛滥，丞相已经是一百人中有16个的芝麻官，比丞相低一级的检点地位可想而知，至于检点以下官职，后期除了乡官，几乎见不到了，袁大魁部的这些军官只能是他本人自行设立的。须知滥封容易，降封甚难，在当时滥封大员已成惯性恶例的条件下，袁大魁能审时度势，毅然省官简政，保持了部队的凝聚力和秩序，其见识出乎当时许多更著名的首领之上。

　　不惟如此，他每到一处，都极力建立根据地，并安民据险，自行耕种。后期太平军和捻军流寇习气浓厚，不事耕作，更无积储，抓兵掳粮，习以为常，严重影响了民众对之的看法和倾向，与之相比，袁大魁的举措难　　能可贵，虽然在当时的敌我态势下，这些努力所能起到的效果是有限的。

　　后期的捻军已经丧失了远大的战略目标，只是为了生存而奔走，而袁大魁远在甘陕不毛之地，尚能大书太平天国正朔以安定人心，以号召民众，与之相比，至少个人是抱有复国的强烈愿望的遵王赖文光虽然转战千里，却几乎没有与“复国”有关的言行载记（“洪大王事不足为”的记载出于民国14年成书的《涡阳县志》转引同治10年《两淮戡乱记》，后者记载了许多早期捻首家乡的传说逸闻，夹杂了许多荒诞不经的神异故事，是一本有参考价值但需要慎重对待的时人笔记，而赖文光口供中的记载有许多与史料中并不相符，如后期捻军到底由谁指挥等等），也没有张贴过一张“伪示”的记载，太平军中最晚失败的亲天燕李文彩部更是混迹苗回，忽降忽叛，以图苟延一时而已。袁大魁的努力虽然是徒劳的，却是值得尊敬的，更值得尊敬的是他屡次覆败，屡次重起，直到战死，这和晚期发、捻、幅等部信念动摇，动辄投降逃亡，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袁大魁在分兵前并无记载，以前的事迹不可考，但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就是他的部队很少有捻军的特色，即家族化和大小旗的编制（他战死时清军只发现他有一个弟弟，没有其他家人，部下也并非以家族乡曲编制），反而有不少太平军的特点。但从其前期载记无闻和后期封官只到检点看，他不似位高权重的“老长毛”，否则他此时至少该是六爵了。但他对于军政建设举措之娴熟老道，又实在应该是个久经考验的“老贼”，他的编制中，不但完全按照《太平军目》，甚至连“军功”这样早期太平军的杂职官员都原样设置，似应对太平军制非常熟悉。也许，他是从四川北上的翼殿中旗旧部（被赖文光火并的唐日荣就是这支人马的领导之一，翼王部因为1857年出走，部下官爵相比天京要小很多）、或者转战数千里不屈、曾在陕南和西北太平军、捻军并肩作战的李蓝余部？这都无法考证了。但无论如何，袁大魁在后期太平军、捻军将领中，是个值得关注的不平凡的人物。

北殿右二承宣张子朋激怒水营导致水营几乎哗变，东王杨秀清假天父下凡，杖责张子朋和北王，安抚水营首领唐正财，是太平天国前期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发生年份，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出版物，包括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牟安世《太平天国》、茅家琦《太平天国兴亡史》及罗尔纲先生的巨著《太平天国史》等，都作癸好三年二月，似乎这个时间应该算作定论了。

但只要稍稍留心就应该不难发现，这个所谓的定论，事实上是个错误。

所有这些记载的出处，都是《贼情汇纂。首逆杨秀清传》中如下的一段：

“癸丑二月，伪北王韦正遣其殿前右二承宣张子朋乘船上犯湖北，张子朋性极凶横，因争船只，责打水营多贼，众心其叛，欲尽开船上驶投诚，抑或各散，秀清得信，立至北王府，将韦昌辉杖责数百，张子朋杖责一千，并传到唐正才，重赐金帛，加封丞相衔，用好言抚慰，水营群贼悉听唐正才指挥，唐正才调停群下，始无叛心。。。。。。”

按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太平军始攻破南京城垣，次日，克满城，廿三日，东王始行入城，次日，天王入城，定南京为天京。由于向荣廿六日即赶到南京东郊，城防压力陡增，整个二月下旬，有据可查的出征行动，仅有廿三日罗大纲、林凤翔、李开方等进取扬州、镇江，和廿七日吉文元的进攻浦口，是时天王和东王方争议定都问题不决，扫北尚且决策于三月，四月初三日方行出兵，而最初意在解决天京粮食物资的西征则更晚，第一批出发的胡以?s、赖汉英等也启程于四月廿九日，而且最初只盘桓于安徽，江西，进入湖北的时间是八月廿七日（石祥祯，广济武穴），显然，北王是不可能早在京城兵焚未定、安徽、江西道路未通的二月，派仅仅职同指挥的张子朋“上犯湖北”的。

且张子朋癸好三年三月方授指挥，四月调北殿承宣，癸好二月时，不过官居月令侍卫，职同将军，并非显职，就算“性极凶横”，也很难肆意妄为，作威作福如此。

更重要的是，同一本《贼情汇纂》，在《剧贼唐正才传》中却道：“甲寅三月，韦贼令张子朋上犯湘潭，因封船只，激变水营。。。。。。”也就是说，即使以《汇纂》为据，也已经有癸丑二月，甲寅三月两说，两说必有一误。癸好说之不成立，前已述及，查甲寅四年三月十九日，林绍璋占湘潭，廿六日失守，考虑到路途遥远而且逆水行舟，往来文报，当须一月左右甚至更长，北王之遣张子朋，当并非得知湘潭克复，派其协力，而是在林绍璋等人出兵前就遣他引兵协同进攻，所以《杨秀清传》言“犯湖北”，而《唐正才传》言“犯湘潭”，实际情况只能是，北王派遣张子朋协助林绍璋等进取，子朋西上，会绍璋于湖北境内，然后合兵攻克湘潭，照此时日计算，张子朋激变水营的真实年月，当是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二月。

还可资佐证的是张继庚事件，事实上仅仅张子朋跋扈，尚不足以激变，张继庚混入北典舆衙，常潜入水营拜盟结义，用“东王待粤人厚，待湘人薄”挑唆水营将士叛降，东王不仅杖责北王和张子朋，且厚赐唐正财，正是风闻这种谣言后采取的极有力措施――东王善于采听消息，其天父下凡，之所以“发人阴私，无不毕中”，也在于此，从他能准确地知道一个女官和李寿春、曾水源私下的一句闲话“东王若升天，尔们为官的就难了”，便可知一二――，事后水营将士悔悟出首，张继庚因盟书写了假名逃脱，但不几天就在街上被军帅张沛泽扭获，其同党为救其脱险，于二月十五日凌晨偷袭神策门图为内应，由此当可推算出，张子朋事件之月份，不在三月，而在二月。

这样一个稍加推敲、甚至翻阅一下同书的不同记载就可以发现其谬误的日期错误，居然被各种权威书籍、文章深信不疑地沿用至今达百余年，可见，治史要严谨，细心，不盲从，并不能仅仅挂在嘴上，而应该实实在在地贯彻于我们日常一点一滴的研究当中。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正月廿七日，东王托天父下凡，诏曰“自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靠笥中书”，命女簿书伏善祥解之，伏善祥解释道：“夫英雄之人，是蒙我天父将一点真灵，授之其身。故生而徇齐，长而敦敏。入则尽孝尽弟，出则真忠报国。至性不移，顶起纲常，维持风化。盖其生也有自来，其升也有所往。魂归天堂，名留人间。虽千古万年不能泯没。故我天父鸿恩，命将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又有圣旨，凡系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也。”杨秀清对这一解释表示首肯，并且补充道，天父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诏存其合乎正道忠孝者，复言史书关乎人心世道，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今又差尔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纲常，诛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被真忠顶天者，亦是欲图名垂万古，留为后人效法，未可尽废。

对这一段记载，曾有部分研究者认为是东王玩弄神权、压制洪秀全政治主张的权术行为，是其野心膨胀的充分表现，更多的人则肯定东王观点的正确性，却认为采用“天父下凡”这样粗暴的方法强制执行，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然而大家似乎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东王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时机、采用这样紧急的方法（北王、翼王及所有在朝正职官员悉数到场，这是不甚多见的），来处理一件似乎和当时急如星火的军情关系不大的“文事”？，何况早在大半年前的甲寅四月，东王就已经通过天父的口，宣布“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尚非妖言，未便一概全废”，并迫使天王设立删书衙，然而天王阳奉阴违，删书衙虽然成立，书却差不多一本也没删出来，可见，东王心里也明白，哪怕是“天父下凡”，想压制倔犟刚愎的天王在他最热衷的神学领域让步，也几乎是办不到的。

那么，东王抢在这时候做如此举措，其动机究竟何在？

笔者认为，这个动机，便是和曾国藩及其代表的清廷争夺人心，争夺舆论的主动权。

就在此次天父下凡前短短几天的甲寅四年正月廿二日，即清咸丰四年正月廿八日，曾国藩练湘军成军，自衡州发湘潭，在出师前后，翰林出身、被成为桐城传人和儒林宗师的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痛诋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给以取息，士不能诵孔子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又攻击太平军“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无庙不毁，无像不灭，此又鬼神所共愤怒”，说“本部堂奉天子命，。。。。。。戡此凶逆以救我被虏之船只，拔出被胁之人民。。。。。。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并煽动“血性男子，。。。。。。助吾征剿，。。。。。。抱道君子，。。。。。。以卫我道，。。。。。。仗义仁人，捐银助饷。。。。。。久陷贼中，自拔来归，被胁经年，临阵投诚。”

曾国藩这一檄文，狠毒老辣，首先抓住天国毁像焚书，和相信“西洋邪教”这一辫子，把其推到毁灭中华传统人伦道德、毁灭传统文化和历史记载，毁灭中国人最为重视的家庭观、祖先观和鬼神观，是和整个中华的传统文化、古往今来的忠臣义士和士农工商各阶层为敌的千古第一罪人的地位，同时把自己树立为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维护传统文化和人伦礼教的卫道士，以图通过文字的威力，达到刀矛枪炮所达不到的“诛心”作用。

应该说，他的这一招的确打中了天国的要害。天国从相对落后的广西进军到中国最为昌明发达的三江两湖，却依旧依据上帝教的某些教义，采取了毁灭庙宇书籍，强迫人民信从上帝的做法，殊不知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传统悠久深厚，这样粗暴简单的行为，只能激化当地士绅甚至普通百姓的抵触情绪，起到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相反作用，这并不是靠那些多不太通文墨的广西老兄弟例行公事般的“讲道理”所能稀释的，何况一来经过鸦片战争，东南民间对“洋教”并无太多好感，二来即使天国内部，广大将士对于岳飞、关羽、赵子龙、谢枋得、瞿式?o、文天祥等也是崇拜敬仰的，对于毁灭这些前贤的庙宇塑像，也是茫然不解甚至反感抵触的，“夫战，勇气也”，天国若不及时拿出针锋相对的得力措施，等于尚未交兵，即在舆论战上先一败涂地了。

东王对于舆论战的重要性是有着充分认识的，早在壬子二年永安时期，他和西王联衔发布的三篇檄文，就抓住反满兴汉这一汉族民众最能激起共识、最容易理解的突破口，对清廷进行了总讨伐，而且，当太平军进入湖南，当地民众、敌人的情况不断发生变化时，他又能审时度势，在短短时间内三易其稿，力图在最大程度上引起受众的共鸣，达到鼓舞各界群众，对清廷群起而攻之的宣传目的，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当时的宣传战是成功的，太平军的队伍在短期内迅速膨胀，而当地的旧秩序也一度显得摇摇欲坠。

针对《讨粤匪檄》，东王在下凡中旗帜鲜明地再次重申保护经史典籍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特别强调了对古代忠臣义士的敬重，并表达了对广大将士欲效法前贤，顶天报国，“名垂青史”想法的充分理解、支持和赞赏，这样的做法，正是对《讨粤匪檄》“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污蔑的最有力回击。

不仅如此，同年稍后，在旨准颁行的《天情道理书》中，东王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一系列勉励将士的诗篇，其中几乎篇篇征引古人前贤，作为朝野官员将士学习的楷模，这和天王不但毁灭古书，甚至要删除自己早年作品中的经史章句和古人姓名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东王这次天父下凡，仅后于曾国藩出师五日，当然，《讨粤匪檄》当是在湘军出师前几日便已炮制推出，但考虑到湖南和天京相隔千里，东王能及时采用非常手段，做出有力回应，实在是令人叹服的。

可惜的是，东王虽权倾朝野，总理军政，但文化和神学领域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父第二子”天王的禁脔，天王虽然口中唯唯，实则对东王的举措始终不以为然，删书衙设立经年，却什么书也没删定；焚书，毁像，只要他目光所及权力所至，仍是照焚照毁不误，迨东王一死，则更是终日爷哥朕幼天话不绝，浑不管人心民意如何了。不过，有了《天父圣旨》这个红头文件做幌子，一些有头脑的将领却得以推行较宽和、较得人心的措施，如翼王之在安徽，黄玉琨等之在江西，后来忠王之在苏南等等，但他们的行为，却不足以在战略层面上抵消天王的顽固和短视，天国最终还是在这场关乎社稷存亡的舆论战、宣传战中，输了个倾家荡产，一败涂地。

总制是太平军前期的中级军官，系一个军的最高首长，其系衔，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系由炎木水火土加上数字组成，自炎一总制至土十九总制止，共九十五员。

既然总制是一军之长，且员额总数与定都天京时军数（95个军）相同，则照理说，总制的系衔和军番号间，应有某种对应关系才是。

我们来看看记载早期太平军情况最为系统的《贼情汇纂》中的相关记载。

《贼情汇纂》卷二。剧贼事略中记载太平军总制和曾任总制者，系衔完整者共十一人，其他材料记载中尚有三人，共十四人，其具体情况如下：

李来芳：“壬子七月在郴州，升金一总制，带右一军”；

黄益芸：壬子“十一月，贼至岳州，升土二总制，领中二军”；

朱锡琨：“壬子九月在长沙升土一总制。。。。。。仍领中一军”；

罗大纲：“壬子四月在全州，升土一总制，管带中一军”；

林绍璋：癸丑“四月，升炎四总制，统带前四军”；

吴如孝：壬子“十一月至武昌，升木一总制，管带左一军”；

曾锦谦：“癸丑二月至江宁，升土三总制，带中三军”；

曾凤传：癸丑“四月，升木三总制，管带左三军”；

陈桂堂：癸丑“三月，升后四军水四总制”；

张潮爵：癸丑“三月，升土四总制，管带中一军”；

廖敬顺：金十三总制，管带何军不详，战死于湖北崇阳县；

黄榜超：水二总制，管带后二军，见水二总制黄榜超为请发长隆红粉上右十二检点林启荣敬禀，后二军军帅刘??得请领大钱上总制敬禀，《太平天国文书汇编》P229-P230；

刘某某：炎三总制，管带水营前三军，见水营前三军炎三总制刘为放还刘大兴事致后二军监军郭照会，同上书，P244；

张万顺：木四总制，管带何军不详，见涤浮道人《金陵杂记》。

以上十四人中，除张万顺、廖敬顺管带何军不详，张潮爵以土四总制管带中一军外，其他各总制的系衔和军番号间的对应关系是清晰的，即炎为前军，水为后军，木为左军，金为右军，土为中军，系衔中的数字则于军序列号一致。我们应该可以确定，这是太平天国的定制，而唯一记载有歧义的张潮爵，则可能是《贼情汇纂》的误记，按汇纂虽然素以翔实著称，但由于资料来源繁杂，错误也是不少的，如东王、翼王等的生平、扫北军路线、张子朋事件发生年份（请参看拙著《张子朋激变水营年份辩误》）等记载都有明显错误，且仅此一人与其他记载不同，应不足以推翻上述对应关系的论断。

总制系衔与军番号的对应规律虽看似细节末枝，从中却也可以分析出一些以前不为我们注意的太平军早期官制变化规律来。

国内各种相关史书提及总制员额，都作“九十五员”，但从总制系衔和军番号的对应关系看，其员额的数量实际上是逐渐扩充的。按总制初设于茶地，时在辛开元年七月左右，当时太平军刚刚由前后左右中五军扩充为十军，自前一军至中二军止，最早记载总制的是辛开元年七月十九日的《行营铺排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P31），其中提到土壹总制，与中壹军帅同受中军主将杨秀清节制“护中”，按照总制系衔和军番号的对应关系，当时总制的员额编制应该是十员，当然，《行营铺排诏》遍列十军帅，却只提到土壹总制一人，很可能这个十员的编制也尚未满员――天国丞相定制自永安便为六官正副廿四员，可直到天京才封了六个，夏、秋、冬三官十二丞相空缺达一年有余。

癸好三年初太平军至武昌扩编为三十军，自前一至中六军止，此时总制的员额应该也是三十人，即从炎一总制至土六总制止；到天京扩编为九十五军后，才演化为我们所熟知的九十五员的定数。

不过太平军除了陆师，还有水师、土营，也是按照军师卒伍两编制的，其是否设有总制，总制如何系衔，陆师和水师都有前四军，后四军，那么难道有两个炎四总制、水四总制么？前述记载中的刘某某系炎三总制，管带的却并非陆师而是水师前三军，而显系水师将领的张万顺又不知其管带何军，鉴于水营、土营的编制都有不按陆营成规编制的现象，其制度究竟如何，只能悬疑待考了。

随着太平军地盘的扩大和编制的发展，总制的定额也当相应扩充，从目前的资料看，自丙辰六年始，原来编制为三十六员的检点，七十二员的指挥都已经扩充到数百，则地位在其下的总制当会更多，其系衔情况如何，由于太平天国中期系天国史资料最匮乏的时期，已经很难整理出清晰的脉络来了。

庚申十年三月廿六日，忠王、英王、辅王、侍王等以围魏救赵计，击破清江南大营，乘胜东下苏常。八月廿三日，英王大军自天京渡江，沿江北西上，拟攻武汉以解安庆之围，在此之前，辅王、侍王、右军主将刘官芳、定南主将黄文金等已沿长江南岸兵进皖南，开始了长达七十余日的宁国之战。而天国两大主力之一的忠王部却自七月十四日从上海撤退后迟迟按兵不动，没有大的作为。通常的论调是，忠王对西征武汉不积极，消极抵触，导致了战机的延误。

但李秀成在供词中却这样解释道：“解嘉郡围之后，回省正是八月中旬，天王严诏颁到，命我上由（游），推（催）我领军而去扫北去，那时亦无良计，正逢有。。。。。。起义头四十余名，。。。。。。投军，是以将此情由，具本奏覆，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数十万，再行遵旨扫北等回（因）。虽回如此，主本不从，我强为而止。当即派军选将而行。。。。。。举兵由稣（苏）动身到京，将来情启奏，不欲扫北。我主义怒，责罚难堪，。。。。。。逆主之名，信友之情，从师而上江西、湖北。”

按照李秀成的说法，他迟迟按兵不动的原因的确是和天王发生了战略方向的分歧，但并非通常我们认为的西征与不西征的纷歧，而是西征与扫北的分歧，换言之，不愿意忠王西征的并非我们以前认为的忠王，而恰恰是天王自己，因为天王的意图是“扫北”――让忠王进攻北京。

当然，供词中的说法只是李秀成一面之词，我们不能盲从偏信，那么，事实又是如何的呢？

用后来人的眼光看，湘军之围安庆，是日后制天国于死命的一招，但当时的天国君臣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目前引用的关于天王等当时就清醒认识到“力争上游”的重要性，并指责忠王“不以安省为重”等说法，以及太平军在辛酉十年九月就制定了南北分兵，围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等论断，几乎全部来自干王三年多后被俘供词，而从当时的史料记载看，却似乎得不出如此印象。

四月初七日，曾国荃进驻集贤关围逼安庆，被认为是安庆围城打援的开始，可此时英王正兵分三路，猛攻扬州、瓜洲、邵伯，窥里下河产粮区，其最得力部将刘??琳、黄文金则随忠王大军攻打常州，如果说此时英王或是尚未得到皖北情报、或是迫于天王东下苏常严旨的话，那么从四月廿一日扬州解围到八月廿三日出兵西征间长达四个多月时间内，英王本人一直徘徊在江浦、滁州、来安、全椒间，偶有攻势，浅尝辄止，甚至一度亲身南下苏州，与忠王为了地盘钱粮之类细故发生“误会”，刘??琳这个他麾下头号勇将似乎一直停在常州，而另一宿将黄文金则先去宜兴，后打江阴、常熟，奉英王命，征粮收税，以接济皖北，并因此惹来忠王部下的不快。可见，此时的英王，并没有把湘军对安庆的威胁看得很严重，这或许是因为皖北一向巩固，曾国荃等又力主持重，进军稳健迟缓，不似当年福济和李续宾那样长驱直入，从而使英王产生了一定的麻痹思想。分地在皖北的英王如此，其他各王自不例外，天王、干王、忠王等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苏南，而辅王、侍王、刘官芳、古隆贤等将领则以芜湖为据点，持之以恒地蚕食清军在皖南的据点，没有多少记载能够让人信服地相信，当时的天国，存在着一个“西征解安庆之围”的计划。

即使到了八月廿三日英王出兵西进，也看不出其目标是武汉，我们可以看到，英王大军自九??洲新江头渡江，九月初一日占定远??桥，初五日，围寿州，十三日，全军围攻舒城不下，旋西趋桐城，十月十七日起，先后在挂车河、望鹤墩等处与清将多隆阿、李续宜等大战，均败，十二月廿四日，转攻枞阳，与清将李成谋、降将韦俊相持达一月有余。

从英王进军路线不难看出，这一阶段他的作战意图并非“围魏救赵”间接救援安庆，而是直取扼安庆咽喉的两个战略要地――桐城和枞阳，也就是说，他的战役企图，就是和安庆守军配合，直接击破曾国荃的围城湘军。参照这一阶段其他太平军将领的行动：忠王迟迟按兵不动――按照他的说法，天王一直勒令他扫北――，11月出兵后，又迫不及待地匆匆经过皖南直趋江西婺源，这和他供词中“信友之情”意在会合江西起义军的说法是相符的；其他诸王诸将先是久困皖南，后又徘徊祁门休宁一带（虽然曾国藩自己驻节祁门，并因此被刘官芳围困，但史料证明当时太平军并不知道这一情报，攻打祁门、休宁、建德，不过是略地兼取粮的常规军事行动而已；甚至自称亲手制定了攻武汉救安庆的战略计划，拿着天王御赐的“金笔金花”出征的干王，自庚申十年末出兵，至次年二月回京，一直徘徊皖南、赣北宁国、南陵、遂安一带，不论从其行军的动向，还是从其日记般的《军次实录》里，都看不出其战役目标是武汉，甚至看不出其当时对这次出师有多少“救兵如救火”的急迫感。

笔者认为，庚申十年下半年，天王、干王的确并没有太把安庆的威胁放在心上，而更关注北方的局势变化――当时英法攻占北京，咸丰北逃热河，一病不起，这些消息，常和洋人打交道的天王、干王是知道并且感到惊喜的，从洋人巴夏礼、雅龄、富礼赐等的记载看，当时天京城内常常公开张贴英法攻打清军获胜的战报，并在战报末尾写着“杀尽妖魔”等天国特有的术语，从天王、干王、忠王到侯裕田、李鸿钊等一般将领，都以为洋人“既系同教，宜切同胞”，一度对他们攻克广州、北京欢欣不已，幻想利用这一良机推翻清朝，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派忠王“扫北”的念头，并不足奇，事实上，不但忠王，英王的大军也在很长时间内被置于里下河到滁州的闲地，不断做着打开北路通道的尝试，而当时由于捻军和幅党、长枪会等声势犹盛，北翼事实上是天京周围敌情最不急迫的一个方向，置大军于此，只能是出于攻势行动的准备需要。甚至到了一年后的辛酉十一年秋，干王还在咸丰病故不久发布檄文，拟乘虚扫北“伐丧”，进取北京，按檄文中提到天历“七月十有六日”咸丰病故，而同月廿五日安庆即告陷落，干王此时作此奇文，不啻痴人说梦，但这篇檄文却从另一方面证实，忠王所言天王令他扫北当是实情，而他之南下江西，反倒是违背天王旨意的行动，当然，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招集起义群众，而侍王、辅王等此时在皖南的行动目的则是裹粮略地，都并非为了贯彻进攻武汉解围安庆的战略计划，因为这时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计划。

到了辛酉十一年初情况却有不同。正月中旬，英王兵趋湖北，并檄捻军进扰河南固始、汝阳等地以分清军之势，正月底、二月初，先后克湖北霍山、应山，长驱入鄂，兵不留行；几乎于此同时，侍王突然不攻祁门，转趋婺源、浮梁、景德镇、乐平，而忠王也一反前段在江西的徘徊迟缓，自二月中旬起不断分兵北上，兵锋直指湖北，结合清方和西方外交人士的分析、报道，以及巴夏礼和英王的谈话、忠王致赖文光询问军情的谆谕等等，可以看出，从辛酉十一年二月起，的确存在着一个南北合击武汉，“围魏救赵”，以扯动安庆围城之师的战略计划，但这个计划应该是在英王屡次直接解围不果后形成的新的战略构想，其最终形成并付诸行动，或系英王自己构思后奏明天京，由天京分令诸王诸将执行，或系英王与朝中合谋定策后转谕其他各军，我们可以说，这个计划的确是英王和包括干王在内的朝中首要群策群力的结果，但计划的最终产生，却是在英王西进4、5个月后的辛酉十一年初，而决不是干王所说的庚申十年七、八月份。

干王在自己的供词中曾经把太平军从广西到天京的进军路线说成是自己和洪秀全1843年在家乡的共同策划，且批评天王“癸丑定鼎后，并守镇江、安庆，未定南方即行扫北，似失机宜”，而事实上洪秀全直到1847年春仍无明确的反清思想，干王本人更是在1843年后两次参加科举考试，王庆成先生《论洪秀全早期思想及其发展》一文对此考辩甚详；且太平军兴后直至占领武昌前，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专意金陵”是在武汉占领后才逐渐成为进军的大方向的，干王何以能在十年前便制定出这样的计划？至于批评未定南方即行扫北，“似失机宜”固然是对的，但干王本人在庚申、辛酉岁所做的《英杰归真》、《诛妖檄文》中，“于兹而平定天下，越计三分有二”，“智士趋时，必在取乱侮亡之会”等等大言不绝于篇，如何不见他所谓“似失机宜”的高见卓识？从1853到1859年他一直在香港、上海洋界，言行自由，也写了许多为天国鼓吹的著作，为何却不见一字提及他对这个“似失机宜”的评论？至于他攘二破江南大营决策之功于己，炮制天王诗篇以神圣洪氏父子，笔者多篇文章都已详尽论述，此处不再赘言，想要说明的只有一点，不论从干王言论的可信性，或者从公私记载中庚申、辛酉之交各路太平军的动向来分析，都不足以采信其第二次西征系庚申十年夏秋由他倡导制定的说法，忠王在庚申十年迟迟不出兵入赣，也并非不愿履行这个不存在的计划，而是天王令他“扫北”和他对此消极抵制的结果。

事实上，后期天京中枢由于自身情报能力、威信和对外臣众军控制力的削弱，所制定的许多战略计划，如扫北、进北攻南、扯动各路兵马援天京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罔顾实际，纸上谈兵的倾向，其结果也只能是画饼以充饥，反误耕耘收获，最终断送了天国江山的卿卿性命。

补记：据查英王在亲自南下苏州后一度攻占余杭县，军锋直指杭州城外卖鱼桥，以城中有备而退，可见英王当时并没有把安庆之围当作很严重的事情，他在江南江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其目的仍在于和忠王争夺分地――至少是争取分享一部分江南财权，是以当忠王于庚申十年九月初二日借故排挤掉英王派驻常熟昭文的黄文金，令其返回芜湖后，已经出兵西进一个多月的英王仍会派详天福侯德隆至常熟，与忠王派遣的守将钱桂仁分庭抗礼，民事归钱，军事归侯，由此可见，英王之更重视安庆，从动机上而言，仍是出于保持和扩充自己分地的考虑，这一点上，和忠王并无本质的区别。

王庆成先生于1994年访问台湾故宫博物院，得见若干大陆学者以前未见之幼天王、干王、昭王等被俘后的供词和其它文字材料，并撰有《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一文，发表于《近代史研究》杂志上。

在文中王先生引用供词等材料，收集整理出一些以前不见于记载的封王人物姓名王号，如卫王洪仁闻、视王黄享乾等等，并纠正了一些以往错误的记载，如罗大纲并非未追封，而是追封为肺王；朱锡琨追封腑王，而非麟王，麟王系曾任晋天燕工部又正冬官的朱雄邦等等，王先生还列举出幼天王书写的服、事、恭、学、欣、赓、歌、讴、捧、喜、如、是、云、劝几个王号，认为以往记载均无，也不知道其姓名。

事实上，这些王号并非都无记载，有些人物事迹甚至颇为翔实可考。

上列王号中的学王系胡海隆，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一册第三二七页《后期王爵人物表》中有记载，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中也有载记，衔号“殿前斩邪留正顶天扶朝刚学王芳千岁”出自王定安《贼酋名号谱》；胡海隆，广西人，贼情汇纂中有传，参加金田起义，初任巡查，癸好三年二月任天朝总巡查，同年十二月升殿右二检点，是较著名和曾担任要职的人物；

事王为梁舆琛，《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有载，衔号“殿前西方雷震天军顶天扶朝刚事王宽千岁”，见于《贼酋名号谱》，此人原系下关守将，和西洋人有接触，幼主庚申十年十一月十三日诏书升封“平在山勋旧”时，其姓名列于林凤祥、刘子居两位元勋之间，并一同被封为义爵，可见是早年参加拜上帝会的元勋耆宿，地位颇为崇隆，天京失陷后入闽，后不知下落。

服王为曾传忠，《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有载，衔号“殿前东方雷震天军顶天扶朝刚服王法千岁”，见于《贼酋名号谱》，此人仅知姓名王号衔称，事迹不可考。

此外，恭王虽不知姓名，然《太平天国史》第一册第三五四页有载，并引用何绍基《金陵杂述诗注》云，“其人事迹不详，建有王府在天京”，似也不能说“以往记载均无”。

王先生文中还曾提到若干幼主全列姓名王号的人物，如式王萧三发,浓王李秀辉,开王赖文扬,模王萧朝兴,依王张兆安,祝王卢文从,颂王张善超,播王练顺孙等,，云其“都不见于今之传志”，其实其中张兆安，庚申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幼主诏旨封为天朝九门御林正总典金匠、丽天安，练顺孙即练顺森，辛酉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幼主诏旨封为天朝九门御林殿前礼部又正春官（幼主诏旨均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一书），张善超，《蒙时雍家书》提及此人，曰系广西平南灯盏村人，壬戌十二年官至天将，“其爵与王位不过小其一等”（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四七四页），似都不能说“以往记载均无”，书此，以备有识之士参考补正。

陶短房 2004年10月24日 马里巴马科市

1966年7月在苏州旧房屋屋顶发现的一批共三十三件癸开十三年、甲子十四年期间太平天国见天天军主将吴习玖的一些文书资料，其中提到“开天义邓弟”，开天义当是这位邓某的爵号，此人的名字则已不可考了。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太平天国厉行避讳，首义诸王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的名字除个别特殊荣誉性的许可，皆须避讳，违者轻则议罪，重则斩首，而开天义的爵号恰恰犯了石达开的名讳。

目前保留下来的记载有“开天义”爵号的文件，包括吴习玖上就嗣钧黄三升申报军情跪报的初稿、第二稿，系多次修改后的文件，其抄错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也就是说，太平天国后期，石达开的名讳已经从避讳名单中删除了。

扫北军大将李开方因为避翼王讳，当年改名来芳，《贼情汇纂》和往来官书文件均如此写，可后来王定安《贼酋名号谱》却做开芳，不作来芳，证以“开天义”的爵号，可见翼王避讳之取消，应属事实。

是否晚期避讳政策放宽所致呢？显然不是，天国晚期避讳较早年变本加厉，诸如军师的“师”，心领神会的“神”都须避讳，原先避讳的字取消避讳，必有其它原因。

后期杨秀清、萧朝贵姓名避讳，忠王致康玉吉和张乐行的书信，“清江”皆作“菁江”；谭绍光书致戈登，“贵台”皆作“桂台”，可为佐证，如果说杨、萧系因为半人半神的身份而保留避讳，而翼王的圣神电和电师称号已经废止，所以不避，那么何以《忠王李致英美法公使书》和《宗良致徐少蘧书》，“昆山”皆避讳作“昆珊”？须知南王云师头衔也同样失去了。忠王那封文书作于庚申十年五月卅一日，容或在南王云师，翼王电师称号废止前，而后书作于壬戌十二年十月初七日，查庚申十年十一月《辛酉十一年新历》献历奏上，南王和翼王已分别丧失了云师、电师的头衔，此刻南王避讳保留而翼王名讳不再避，自然与神号无关。

考太平天国历史上原来避讳而后来不避的实例非常罕见，目前所知者，天王第二子洪天曾生后曾讳“曾”字，曾天养、曾锦发等都因此改姓“永”，天曾夭折后不复讳，诸曾复其本姓，这是死后不复避讳的例子。但天曾系天王幼子，与作为异姓兄弟的翼王事例殊异，而与其事例类似的东王、西王、南王都去世多年，避讳从未取消，且根据吴习玖的往来文件，开天义的爵称当在癸开十三年四月前便存在，而翼王军覆于同年五月初一日，天京方面则似在天京陷落后仍不知道翼王生死（参见干王的供词和庞际云等讯李秀成口供记录），翼王避讳之取消，当与其是否去世无关。

另一例避讳的取消，则如北王例，即罪诛爵除，昌辉二字遂不复讳，如李俊昌本避讳改名俊良，庚申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天王以俊良有殉难之忠，命幼主下诏，追封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杰天义，复其名曰俊昌，便是极典型的事例。

翼王之出走，天王迫于朝论，始终不敢公开诋毁其声誉，一应诏旨，皆列其名衔，甚至还给他加了“公忠军师”和“殿前吏部又正天僚”的头衔，但其内心对翼王始终嫉恨如故，遂常运用其最擅长也最喜爱的文字褒贬，即所谓“微言大义”，以泄其愤，在其亲征的七年间，翼王爵虽不除，但先后被悄无声息地革去圣神电、电师等宗教头衔，从半人半神变成凡人；由“五千岁”变成“喜千岁”，一字之差，便丧失了“天父亲子、天王胞弟”的特殊身份，变成和英、忠、辅、侍等大员等论的普通高官；由“通军主将”变成“殿左军”，便无形中丧失了其实原本也仅有象征意义的全军总司令的地位，真正地“与绛、灌同列”了。翼王名字之不复讳，当也须作如此看，也就是说，虽然公开场合仍称“远征”，称“达胞”，可在天王心目中和不为外人所重却非常为他本人所重的诸如神学等领域里，他之对待翼王，和对待犯罪除爵的北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必须指出的是，避讳原本是一种陋习，于十九世纪的中国更是如此，有识之士早已对此不齿，天国内部也多有不以为然者，天王所津津乐道的一系列“微言大义”的文字游戏，如改国号，改官名士子名，改各王军号为“顶天扶朝刚”，改前后左右诸军为殿前军、殿后军等，把幼主过继给耶稣作干儿子，改国为天国，军为御林军，等等等等，在他看来再严肃不过的一系列举措，在举国将士看来，不过是或劳民伤财、或一纸空文的儿戏罢了，对翼王避讳的取消也不例外。翼王虽被他明褒暗贬，但在天国将士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并未稍减，陈玉成、李秀成、洪仁政等被俘后提及翼王，无不赞佩莫名；而不厌其烦神化自己，整天天话责人的天王，死后除了堂弟洪仁?为尊者讳，其他众臣众将不论对反清事业是忠贞或是动摇，对敌人是横眉冷对或是低声软语，提及天王，几乎众口一词地直斥其非，甚至亲子洪天贵福也不例外，其中教训，难道不令人深思么？

陶短房 2004年10月24日 马里巴马科市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湘军曾国荃进围天京，至甲子十四年六月六日城破，围城近两年零两个月，在此期间城中粮食供应情况如何，现存的干王和忠王供词，对此有迥然不同的说法。

按照忠王的说法，京内粮食严重不足，且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等洪姓亲贵有搜刮穷民银米等害民之事；而按照干王的供词，城中“粮食充足，安宁平静，只是京外无粮，援兵不到：余即令京内各府楼第耕种禾豆，捐金采买，分派五大军各守城头，众兄弟各爵日夜勤劳，战守耕读，倚天王如泰山，毫无自危自惧。其中粮食勤耕自俭，尽足自养自固”，两说差异如此之大，令人惊异。王庆成先生对此质疑如下：“是否十三年十一月以前以后即洪仁【王干】、李秀成分别负责京城防守前后的粮食供应情况，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或者洪、李二人的描述都有或其中之一有某些夸大呢？”

考干王自辛酉十一年四月中旬自安徽桐城败回，至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受诏出京催粮催救，其间偶有出城，但时间都非常短；忠王则系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入京，至城陷未再出城，此前虽数次入京，但为时均不长，也不参与朝务。

要考察京中粮食情况，首先需要了解天京的粮源。

早期天京粮食来源主要是上游的皖北、江西、湖北等处，主要运输工具是船只，故现存早期文书诰谕中如“着尔某某乘坐水营左三军船一千三百条配带兵士，前往江西南昌、湖北武昌一带收贡收粮，解归天京，不得违误”，或“尔某官某弟用船一千八百条将黄州汉阳妖魔惊走，所办粮米，速用船全数装解天京，切勿违误”（1）等比比皆是，清人也有焚船为断天京粮草第一要务之论，是以曾国藩于甲寅、乙荣两年间消灭太平军水营船只万余艘后曾得意道“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金陵贼巢所需米石油煤等物，各路多已断绝，逆船有减无增，东南大局，似有转机”（2），且西征稍有失利，天京就困难到喝粥的地步，可见当时粮食之来援，倚赖上游之深。

天京事变后上游湖北、江西次第沦陷，且水营势力大衰，长江基本为敌军控制，此时天京粮食来源主要是皖北，尤其是巢湖地区。这一带由于翼王、豫王和陈玉成等数载经营，“照旧交粮纳税”，地方比较完善，粮食较为充裕，且长江水道虽时断时续，但巢湖内河水道可通过天国版图内的巢县，直达江北两浦一带，再通过太平军控制的九袱洲、八卦洲、七里洲一带过江至下关入城，天王在此设立天浦省，当六合未下时，仅辖江浦、浦口弹丸之地，是天国版图最小的省，这并非好大喜功的乱政，而是对维系天京命脉的粮路之重视。虽然己未九年初薛之元叛变，天浦省沦陷，此后两浦一直处于两军拉锯，至同年十二月九袱洲等陷，天京合围，粮道全断，但此年三月廿七日，忠王、侍王、辅王、英王等大破江南大营，不久九袱洲和浦口等地先后收复，此次粮路中断，即使从薛之元叛降算起不过一年多，若从九袱洲沦陷、道路全断算起则不到四个月，以天京多年之蓄积，自然可以应付自如，所以当己未九年底忠王欲出城救援，干王问粮食供应问题时，忠王才能胸有成竹地回答：“若虑粮乏，可问赞王，可支三年也”（3）。

江南大营破后，近两年时间天京周围道路畅通，此时上游皖北虽渐渐失利，下游江浙却入天国版图，江浙是粮食产区，忠王等源源解粮入京，得到幼主嘉奖（4），可见此时天京粮食供应并不缺乏。

我查忠王供词中谈到粮食问题共有两大处，一处是庚申十年九月他即将出兵西征前，“教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各要买粮，我这出城四百余日，方见我信。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买米粮”，而洪姓“欲买粮者，非我洪票不成。。。。。。得票买粮回者重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固积今日之患”，在此段叙述之前，他面见天王，也劝买粮，理由是“曾帅利害而来，此困必严”；另一处则在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入京后反复多次提起，一而云“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再而云“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多”，天王命全城吃“甜露”（野草团子）充饥，并谈到自己奏请天王放出百姓，天王起初不肯，后来同意，而诸洪派人看守各门勒索等项。

从文意中我们可以看出，庚申十年九月他第一次嘱咐众臣买粮时，粮食并不缺乏，应该可以支持“四百余日”即一年多时间，后来他从苏福省解来粮米，得到幼主嘉奖，按照这样的情况，当时天京存粮，支持两年或稍长时间是可以胜任的，因此，干王辅政时粮食不缺，的确是实情，并非干王有意作伪。

可资佐证的是，辛酉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干王函复英国翻译官富礼赐，谢绝对方提出供应粮食的要求，理由是粮食充足（5），当时天京尚未被围，洋人也没有撕毁中立，双方交易时常发生，如果粮食并非充足，对方主动出售，干王是不会谢绝的。

至于干王供词中所云粮食不缺是因为城内种粮的结果，则是经验不足的虚谈。南京城内地势崎岖，多丘陵山地，并不适宜种粮，而较适宜种植蔬菜，是以天国有典城内菜园，却没有典城内粮田的记录，且当时封王封官甚滥，而所封大员又多在天京修建府第，加上营垒、工事占地，南京城虽然周长43。6华里，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但能种粮食的空地有多少？这样不适宜粮食种植的土壤，收成又能有几何？癸开十三年七、八月时城中居民数量，李秀成供称仅在他处登记造册的就达七万余户，城破时，据李秀成供参以镇江英国代理领事亚德金的实地调查，军民人数尚有三万余人，城内种地之不能确保供应，无需多言，且倘真的种地可解粮荒，何以江南大营每次切断上游接济，京中立即喝粥呢？

至于癸开十三年十一月之后，此时上游巢湖地区沦陷已久，天浦省和江中诸洲也丧于敌手，连下关都被湘军攻占，本来下游之粮可以从高淳小河经秦淮至天京南门，但壬戌十二年四月下旬，清彭玉麟等部水师就切断了这条道路，当时太平军所控制的水面仅有神策、金川两门外中关一线，靠红单船和走私洋船断断续续的接济，其余水路粮道均被切断，当时曾国藩曾评论道：“合围之道，总以断水中接济为第一义，百余里之城，数十万之贼，断非肩挑陆运所能养活”（6），他函致沈葆祯也云：“大小河道皆为官军所有，谷米日用之需，丝毫皆需肩挑入城，故贼中大以为不便”（7），虽然赵烈文说“肩挑手担，所得似亦不少”，但城中粮食来源濒于断绝，是可以想象的，加上原本的存粮，即使可以支持两年，此时也应消耗殆尽了，所以忠王辅政时见到的是严重缺粮的局面，也是事实，并无夸张或虚构。

此时江浙赤地千里，干王自己也说“各处援兵苦京外无粮”，甲子十四年正、二月间，神策门大路被清军切断后，连陆运都中断了，天王复不肯突围，合城吃“甜露”，自然是不得已的事情。

关于忠王恳求放妇女出城，应该也属实，一来供词系曾氏兄弟审阅，曾国荃就是围城主将，若无此事，一望便知作伪；二来有陈庆甲《金陵纪事诗》等旁证，和天国早期也有放女营老弱出城割稻纵其逃生以节粮的记载，当是忠王得到天王允许后，所采用的节约粮食的不得已措施。至于洪姓“日日按户搜寻”米粮和盘查城门，不许米粮出城，也不完全是任意妄为，而是延续早年圣库制度“寸帛粒米皆归圣库”的做法，当是得到天王首肯的，当然，这个措施本身无助于解决粮食问题，反倒引起人心惶惶，是得不偿失的，更何况诸洪趁机牟取私利，便让本已混乱的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收拾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干王和忠王在供词中对于后期天京粮食供应情况的叙述，都基本属实，并无特别的夸张，所见不同，则是看问题角度的差异以及各人在京时间不同所致。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忠王在庚申十年底预计到即将到来的严峻局面，嘱咐君臣多积粮食，是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远见卓识，干王书生出身，辅政不过两年，阅历尚浅，计不及此，不但没有主动采取措施扩大粮食来源，甚至洋人送上门的粮食也以“不乏粮食”的理由谢绝，对后期粮食供应的紧张，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还需看到的是，在粮食问题上，天王固然有不肯面对现实“让城别走”和让全城吃“甜露”的固执可笑之举，但由于久历戎行，他对粮食问题的认识要比干王更早、更清醒。在湘军围城前的壬戌十二年春，他就预感到即将到来的粮荒，派遣章王林绍璋等出京催粮；甚至据李秀成供词说，他准备“甜露”，也是早在围城前两三年，即大约从辛酉十一年开始，就让城中军民采集野草，送交圣库收贮备荒，显然，这些不切实际的措施对于围城后的粮荒而言，有的作用不大，有的干脆毫无用处，但较著干王的对粮荒全无预见性，则不能不说是高出一筹的见识了。

引用书目篇目：

1、《贼情汇纂》卷十：船运，转引自神州国光社《太平天国》卷三，P276；

2、《曾国藩全集》奏稿卷四，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防堵片；

3、干王在席保田军营供词之二，转引自王庆成先生《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一文；

4、幼主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六月九日《谕忠王李秀成诏》，中华书局《太平天国文书汇编》P62－64；

5、《干王覆英国翻译官富书》，辛酉十一年八月初一日，中华书局《太平天国文书汇编》P320；

6、《曾国藩全集》家书卷九，页十二；

7、《曾文正公书札》卷廿一，页十四。

很多人对洪仁（左王右干）的《立法制喧谕》非常重视，尤其对其中“且如弟等意见，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夫国家机要，惟在铨选，现经颁发钦定功劳部章程，而弟等犹迫不及待，设仍各如所请，自兹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为升迁地耶？曾不思今日之势，胜则荣及父母，荣则虽伍两卒旅之职而亦足以荣矣；不胜则祸及宗族，祸则燕豫安福之尊而亦适以厚其祸矣”一段评价很高，认为这体现了洪仁（左王右干）反对滥授官爵，意欲整肃朝中铨选纲纪的决心。

我们知道，评价一个人的是非，主要应看其实际行动而非其言论，那么在其发布这一喧谕的己未九年前后，天国铨选的状况如何？其发布这一喧谕并实际掌握朝中要务后又做了那些实际努力呢？

应该承认的是，天京事变及翼王远征后，天国的确已经萌发了滥封官爵的苗头，突出表现便是六爵的逐渐普遍，各类官职的突破原有员额以及原先地位崇高的丞相、检点等变得渐趋卑微等，如原先丞相为六官廿四名，检点、指挥分别为卅六名和七十二名，戊午八年已出现了按数字排列的殿前左二十三丞相黄玉成，检点则在丁巳七年六月就有了殿右一百五十二检点张宗相、指挥在同年三月也有殿右一百零八指挥何知谅的记载，加上新设立的主将、掌帅、六官、将帅等职务，较诸前期，官爵的确是滥觞的。

但在戊午八年、己未九年间，主将、掌率、六官等高级职衔受封并不多，主将仅有五军主将和护京正副主将等数人（当时似乎还未封四方主将，盖四方主将之首刘??琳当时还是浩天安的爵位，而主将应该是义爵），掌率更只有三四人，至于六官、将帅，员额虽多，但前者系对应六部，众所周知，前期由于东王禀政，天王不设六部，“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的新情况下增设六部是应有之义，且六部主官正副廿四员，比当年东府六部尚书七十二员尚有相当距离，应该说，算得上工作需要，就算其中有些主官不称职，也不能笼统地把设立六部称为滥设官爵；至于将帅系后期一省民政主官的职衔，虽然有李兆受“殿右十文将帅”这种不知疆土何在的空头省长（私人记载有称其属地为河南，然则仍是虚衔），但为省一级设立守土官，似也不能完全说是不合理。

至于六爵，虽然越封越多，但直到洪仁（左王右干）抵京前，义爵不过寥寥数人，死去元勋李开方的后人直到一年多后的庚申十年九月廿七日才得到定胡安的荫封，刘??琳、陈坤书才是安爵，叶芸来、陈炳文、张潮爵等方至福爵，作为天朝六官领袖之一的工部又正冬官朱雄邦更只有晋天燕的爵位，我们可以说，在洪仁（左王右干）抵京、辅政前，官爵铨选混乱的局面的确存在，但并不像后期那样严重，考虑到天国立国已久，立功著劳者多，且中枢新乱，人心思定，官爵较前有所提高虽然未必尽当，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即使反对滥封的李秀成，在供词中谈到这一阶段的铨选，也说天王“后即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给予了基本肯定的评价。

更重要的是，虽然被革去王爵的洪仁发、洪仁达实际上仍受信用，但自戊午八年洪仁发从镇江败回后二人基本保持低调，天王子侄驸马以及幼西王萧有和等亲贵也未见突出的活动，虽然私刻印信私授官爵的现象已经出现，但较诸后期那种混乱到可笑可怜地步的铨选面貌，应该说，这一阶段天国的铨选尚能满足实际的需要。

真正的滥封恰恰是从洪仁（左王右干）到来后开始的，他“（己未年）三月十三日到京，封干天福，继封干天义、护京主将。四月初一日，改封九门御林开朝精忠军师干王，赐福千岁同八千岁，登朝出入八炮。妻封王娘，子封嗣君，府称天府，称殿。。。。。。。”（干王供词2），即在不到一个月间从白丁直升至天国最高官职军师，和最高爵位王爵，相比之下，屡立奇功、升迁速度在前期为最快的陈玉成，从成天侯到成天义，也经过了将近两年的五次升转，由此可见，李秀成等武将对这位“到京一月，未建一谋”就火箭般封为王爵的天王族弟产生反感，是可以理解的。

固然，对洪仁（左王右干）的非正常提升出于天王的本意，干王本人不应负责，但干王随后“陈平进而绛灌有言，诸葛封而关张不悦”的情绪流露，以及他在和忠王讨论解围大计时“本军师前在粤东时，知天京四面被围，乃不避艰险生死，直造天京，欲有以救之耳，岂贪禄位而来乎”（同上）的夸诞言辞――作为一个从未经历战争甚至此前未到过江浙等地的书生，用如此口吻教训一员在宁镇淮扬转战经年的宿将，对方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都并不利于促进他和宿将们的团结，更不用说产生威信，做到令行禁止了，干王本人在供词5中也承认：“及圣诏诏明，又见予登堂论道，侃侃而谈，一切文臣，珍重者无不叹服，乃悉言曰：孔明进而关张不服，韩信将而樊哙有言，此等不足以阻殿下也。予恐军心散乱，具本屡辞，蒙诏：风浪暂腾久自息。予作有履历及天文理势、资政新篇，各皆心服。毕竟武官众口沸腾。。。。。。”，由于战争倥偬，天国一向重武轻文，即使黄期升这样的老资格文臣，直到幼天王突围犹在左右，却始终没有大的作为，同样长期为文臣、后奉命投笔从戎的赖文光，在漫长的朝臣生涯中也毫无记录留于史册，干王所谓得到文臣推崇，仅仅武将不服，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饰词，且他为了平息这种不服，不得不保举陈玉成等为王爵，如果说，他本人的非正常提升，是天王授予他一把滥封官爵的钥匙的话，他对英王等的保举，就是亲手将这把钥匙，塞进了官爵滥觞的锁眼之中。

我们再看看此后的史实：

己未九年到庚申十年间，即《立法制喧谕》正式颁布后，官爵之滥封不但没有收敛，反倒愈演愈烈，主将员额由数员变成数十员，六爵的数量也显著增加了，如庚申十年九月廿日至十二月卅日短短三个多月时间，天京就封授了义爵十三人，安爵卅六人，福爵一百四十八人，燕爵一人，以及一大批各类职官，其中有的人，如黄文英等，不到一个月就从福爵升为安爵，在这些封爵诏书中，注明为干王奏保的就有五封，由干王、赞王、章王会衔奏保的有一封，每封奏升动辄数十人，而同期由吏部这个理应司职铨事务的衙门奏保的诏书不过三封，其奏升人数的总和，尚不及干王九月廿七日一封所保的人数。

更可笑的是，同年十二月廿七日，幼主下诏“暂免保封文武属员”，理由是“以免偷安托庇，兼之人品良莠不齐”，应该说，这封诏书完全符合《立法制喧谕》的论调，甚至有可能包含了干王本人的意见；但就在两天之后的十二月廿九日，幼主下诏，一次升封官员多达卅七员，而这卅七员升封的官员，却都是这位口口声声“国家机要，惟在铨选”的干王接连两封奏章所保封的，其中因为“南陵之役”这样一场史书无载，似乎也未必是胜仗的战役的劳绩，就一下保举了两位安爵，五位福爵，自己言行不一如此，欲求他人尊重其权威，欲求铨选之整肃秩序，岂不是缘木求鱼？

事实上，洪仁（左王右干）所反对的，是外将们的自行其是，擅署官爵等独立行为，而并非滥封官爵本身，他本人也在《立法制喧谕》中坦白道：“昔之日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生入死任各军而事权不一”，渴望通过各种手段加强中央、主要是洪氏家族的权威，我们看到，和同期其他各王主要保奏自己部属不同的是，干王保奏的官员涉及面很广，既有自己的属下，也有如忠王部将黄子隆、陈炳文，定南主将黄文金部将黄文英，似乎当时为英王部将的侯裕田等外将的部下，联想到不久后的辛酉十一年正月廿日，幼主下诏“添设御林军保卫天京”（《太平天国文书汇编P82》，即征调京中各王各将“廷府阁楼第衙”兵士的“精壮”，另行编组，交给“表们”即洪秀全的子侄驸马和萧有和、蒋有福等年幼亲属们率领，可想而知这些从未经历阵仗的孩童是无法一下子承担带兵打仗的重担的，这一做法与其说是为了巩固京防，毋宁说是变相把外将在京的兵柄收归洪氏族人，这种强干弱枝的做法，显然是得到秉持朝政的干王赞同默许，甚至是建议的；再联想到他在供词中对章王所谓“私议苏杭归忠王”耿耿于怀，辛酉十一年冬封陈坤书护王、童荣海保王，以分忠王之势，似乎也不能排除干王本人的影子，事实上，保王开印后即西调皖南，和天王嫡系亲属萧朝富、洪和元、洪春元等比邻，而干王癸开岁出京催粮，也在常州盘桓甚久，却并未涉足战略地位更形重要的苏福省会苏州。

此外，干王本人在签驳李秀成供中对王长兄、王次兄、幼西王、驸马和天王诸侄的任用辩解道：“西王长次兄之尊，天王不过荣亲亲功臣之后而已，岂尺寸疆土粮饷得归亲臣及功臣后乎？”，而事实上，幼天王本人供词中提到：“在南京时，保王封官是次兄洪仁达、洪仁洪仁（左王右干）、吏部天官朱兆英三人”；幼天王即位，是“长、次兄、幼西王”等执掌朝政，从李秀成自述和《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保留下的幼主诏旨中也可以证实，这些天王亲属不但保王封官，而且节制京内兵权，甚至“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者合朝诛之”（李秀成供），从保留下来的《王长次兄亲耳亲目共证福音书》也可以看出，这两位文盲皇亲国戚的权威，已经涉及到天国这个以神权立国的政权最枢要的宗教领域了，“荣亲亲功臣之后”，是如此的作为么？笔者在《天国志之王长次兄诸侄世家》最后曾有如下赞语，可以表述本人对此问题的看法：

天子昆仲鄙薄无识者，历朝不知凡几。然刘仲无学，不为汉高之累；守礼无艺，不贻唐玄之羞，无它，爵显而任闲，荣身亲亲有余，而庙堂之谋无与也。观东王在时，此二人之愚也如故，然憨憨不为社稷害，古今之理一也。一旦授之以柄，乃如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能无乱乎？

当然，承担天国后期铨选混乱官爵滥觞主要责任的，当是天王本人，但作为首登王爵，再秉朝政的干王，不论从时人的记载评价，还是目前发现的其本人言行和幼主诏旨供词等旁证，我们都遗憾地发现，和建国后许多出版物的评价论述相反，其对这种倒行逆施起到了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笔者认为，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必将对我们深入研究天国后期的政治、军事局势演变，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功过和经验教训，起到误导、阻碍的消极作用。

陶短房 甲申五月 非洲马里巴马科市

什么是“廷府阁楼第衙”

应是发布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正月廿日的幼主《添设御林兵保卫天京诏》1中两次

提到“廷府阁楼第衙”，提出要抽调它们的兵丁组织直属天王子侄的御林兵，那么，什么是廷府楼阁第衙呢？

笔者认为，这应该代表了不同级别官员住所的特定称谓。

首先看“廷”，现存史料里两次提到辅王奏请修建“正九重天廷”，“以备幼东王莅任袭爵之所，2可见廷是专为幼东王这一级别显贵所修建的官邸。

幼东王实际上是天王的第五子洪天佑，特殊的血缘加上东王“天父第三子，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的半人半神身份，使得他的官邸也获得了半天上半人间的“天廷”的称谓。

天国的习惯，一般会用正、又正、副、又副来表示序列，按照情理推断，“廷”应该不止一所，至少幼西王这个同样半神半人的苗裔也该享有此待遇才是。至于幼西王以下，最尊贵的王长兄、王次兄都在庚申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幼主诏旨3里被赐“天府”，地位低于二人的诸王诸驸马自也不可能享有“天廷”的待遇了。而地位更高一些，甚至可能高过幼东、幼西的“人臣”，只有天王的三子光王，四子明王，据幼天王供词，他们分别住在“金龙殿”和“宫内左殿之下首”，4未单独建府第，也便不存在拥有“天廷”的问题了。

府，则是除了上述少数显贵外其它王爵府第的通称。

考天王封干王诏，封干王为“干天府王爵”；前述幼主答复辅王的诏旨中也提到准许辅王在奇正街吏部又正天官胡海隆现任住所修造“辅天府”；壬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苏福省天军主将勋天义汪宏建致徐少蘧钧谕提到“慕天府”，5当是苏州主将慕王谭绍光官邸；癸开十三年就嗣钧黄三升致受天天军主将吴习玖书中提到“天府同检开天义邓”，6当是自己父亲就王黄盛爵的府第；护王陈坤书部下的《领发物簿》中癸开十三年八月十五日记有“护天府典炮”领取军需的记录7，当是指护王的官邸；可见，称王爵官邸为“X天府”，是太平天国的定制。

阁，从目前看到的情况，是对主将、义爵官邸的统称。现存资料中，苏州守将受天天军主将吴习玖、常州守将理天义陈士桂的府第都称“阁”8。

第，则是自安爵至豫爵官员府第的称呼。现存一份X天安邵名册9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安爵邵某，福爵万某、张某，直到豫爵田某、徐某的官邸都称为“第”。

侯爵以下的部分官员官邸则称“衙”，上述名册中自侯爵至丞相、参军、文武军政司、检点，以至典马、提牌等杂职官员的府第都称“衙”，虽有“泔天侯周第”的记载，但同一文书列举侯爵六人，余五人都作“衙”，这位泔天侯的名字又紧接在“?禾煸バ斓凇焙螅?似乎错写的可能性较大。至于更低一级官邸则称“馆”，同一文书中有安爵协理司馆、卒长馆、燕爵通传馆等名目，自卒长至检点之间尚有多级，究竟什么级别以上可称“衙”，目前已难考证，但考虑到后期官爵滥觞，即使侯爵也已多到不胜枚举，既然几乎已算不上什么官员的检点都可称“衙”，那么称“馆”的官邸便实在无足轻重了。

王以下、主将以上尚有天将、朝将、神将、掌率等官职，他们的官邸称为“宇”。现存名册中有属于“王亲殿前忠诚一百二十二天将萧”部下的，萧的府第称为“宇”10；现存一份殿前又副掌率邓光明部下于壬戌十二年十二月廿四日发给石门富户沈庆余的会谕11，封套上署衔为“殿前又副掌率宇内开朝勋臣李、舒”，可见掌率的府第也称“宇”，照理说，地位在掌率和天将之间的各级官员府第，也应该都称为“宇”才是。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幼东王直到检点甚至卒长的府第名字都明白考辨，却没有发现幼主诏旨中“楼”的位置，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个人的推断是，楼原本是掌率一级府第的称呼，盖诏旨发布的庚申、辛酉之交，主将地位尚高，掌率地位则与主将相当甚至略低，是以幼主诏旨中，将“楼”列在“阁”和“第”之间，是合适的；后来主将渐滥而贬职，相反地获得掌率头衔的官员范围较前扩大，甚至已封王爵的章王林绍璋也曾兼任掌率，其府第不再称“楼”，而向上攀比新设立的天将等官职府第专称“宇”，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如此，“楼”的称呼便自动消失在天国官邸序列中。当然，上述推断尚待史料佐证。

天国末期官爵滥觞，十羊九牧，号令不肃，互争雄长，并最终导致覆亡，天王父子的这些文字游戏，对于他们而言可谓极尽巧思、绞尽脑汁，却终究无助于抵挡湘军烈火，洋人枪弹，而保住他们“爷哥朕幼”的人间天国。

陶短房 2004－12－6，马里巴马科市

注释：

1、《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P82；

2、 同上书，P66、P70；

3、 同上书，P70；

4、 幼天王供词，转引自王庆成：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

5、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P214；

6、 同上书，P215；

7、 同上书，P430；

8、 同上书，P346、P405；

9、 同上书，P366；

10、 同上书，P448；

11、 同上书，P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