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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答fride—简评黄“新生活运动的一个侧面”一文 -- 烤面包的胖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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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答fride—简评黄“新生活运动的一个侧面”一文

    这篇文章不长,大概七千字左右。在文章的引论部分,作者概括了新生活运动的多重意义和目标:

    从最显性的层面看,它是一场生活革新运动;再深入一层,又包含着复活传统伦理精神的意图。在隐形层面,还有加强思想统治的追求;而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看,它提高民族素质,倡导民族精神的要求,又和正在进行的对日抗战准备不无关系。

    作者做此文的意图是考察其最后一重目标。这与该文所被收录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的宗旨相一致。

    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分析了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渊源。作者认为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出发点是“明耻教战”,而新生活运动思想体系的内核是“礼义廉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新生活运动并未囿于“复古论”的习见,而是更多的阐述了蒋介石对于西方的学习。总体来看,作者是将“新生活运动”描述为某种“中体西用”的形态。在文中作者特别指出,“对蒋而言,虽然西方的生活方式值得效法,但其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思想体系并未进入蒋的视野范围内。”

    文章的第二部分,介绍了新生活运动自产生至消亡的大致历程。我读了一下,总体感觉,过于简略。

    文章的第三部分,作者对新生活运动进行了评价,从文章切入的角度来看,作者总体认为“新运”是流于形式,就一般的成效和实际情况来说,未能达到原来的目的。在引述运动的发起人蒋介石的言论也说明“三年来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在进一步分析中,作者认为社会运动虽然不能望其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社会生活的变化也非一朝一夕所能为功,但是面对当时的形势,期望用社会运动的方式催化社会思想,民族精神的变化也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

    在该文中,作者认为新生活运动的失败在于国民党的动员能力和当时的社会政治风气,都没有给运动提供最起码的基础。而蒋介石本人在应对国民党政治组织里的欠缺和政治过度介入对运动社会性的侵害上显得自相矛盾,导致“新运”徘徊于政治与社会之间,实际两头都无法落实。作者最后引述主管新运十余年的黄仁霖的言论做为结尾,在回忆录中,黄仁霖承认自己始终未能搞清楚,究竟着一个运动,是一个政府机构,还是一个社团组织。作者感慨延续十几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竟然无法清晰自己的定位,说起来有些荒唐,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不正是国民党在现代中国处境的一个缩影吗?

    草草读完,我对该文有几处疑问,首先,该文是被收录在《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无论从何种角度研究“新运”,解读其和抗战的关系,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该文就“新运”在抗战中的表现,不过寥寥数百字,作者对抗战中“新运”的基本定位是:“新生活运动已经无法彰显其革新社会的意义,作为一个战时的服务性机构,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和一般战争服务组织也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不免让读者产生疑惑,既然如此,作者为何选取“新生活运动”来切入战时中国的社会文化研究中去呢?再考虑到作者本人是该书的编者之一,这个……

    其次,是作者评价部分提到国民党政治组织的欠缺在前文并未交代,忽然提出,显得很突兀。同时对“新生活运动”的社会组织的结构及运作描述的过于简略,就我个人看来,无法形成对论点的有力支撑。

    第三,文章切入角度是社会思想方面,但是在思想环节只是保持述而不作的写作态度,并未进行剖析,没有深入分析“新生活运动”思想体系内在的矛盾。我在阅读此文之前,找出黄的另外两篇文章“蒋介石与朱、王二学”及“力行哲学的思想脉络”,对比阅读之下,我发现黄在讲述思想上,态度很谨慎,总体上是述而不做,个别评议如认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缺乏深厚的精神基础和广博的视野,在理论上无法和马克思主义相抗衡。其对中国民族性的判断有失片面,开出的药方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而忽视真理求知活动,鼓吹盲动盲行的作法从长远看,对其统治乃至民族精神都有害无益。”但基本上都是点到即止。就我个人以为,就文章写作而言,或许和作者在这方面学养准备不足有一定关系。这与黄的新著“张力与限界”一书由社会学入史的挥洒自如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

    行文至此,再说些题外话,近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的进展对中国的历史写作影响颇深,今年我读的两本书黄的“张力与限界”与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正好是西方最具影响的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理论,在中国现代史的写作实践。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上,两书都做出了精彩的演绎。然而这样的二分理论模式正在遭遇反思,史学理论正在呼唤范式变迁的革命。理论争论非常激烈,如卡夫雷拉所谓“人们始终是通过某种话语性的社会想象的积极中介过程,来体验其社会世界,或与该世界结成蕴涵意义的关系的。这种社会想象赋予社会实在以意义。将历史性的存在授予利益与认同,并引发蕴涵意义的行动,引导它,赋予它人们心中的感受”。这样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西方史学理论学者试图沟通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理论努力。我个人很希望能看到具体的历史写作实践。然而我更希望中国的历史学者能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开出中国对于历史的想象与理解的崭新议程。

    元宝推荐:奔波儿, 通宝推:切地雷,南方有嘉木,fride,
    • 家园 那么似乎看来是黄论社会史功力倒是不错,

      但是论及思想史或者文化史就不够了。至于新生活运动就其指导思想是如何论证其自身,至少我从老兄的文章中没有看出来。其实如果涉及思想史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某种思想或者意识形态进行解剖式手术,将其所包含的思想源流分析出来,并审查这样一些源流是否得到了有效整合,这种整合是否包含了一些明确的矛盾和悖谬之处。看来黄似乎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其实这是讨论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前提。至少得搞清楚“思想”是什么,才能谈思想如何影响社会,进而社会又如何反过来作用思想。

      关于老兄所提几点疑问,其实考虑到当下学术生产的基本方式及其利益取向是不难理解的。学者们拿到了一些项目资助,如果是有关一个比较宏大的课题背景,那么切入问题的角度很可能会受到成果驱动的影响,使得很多作者在缺乏把握相应题材能力并进而没有选好合适切入问题角度的情况下,勉强把握一些题材,至少使得这个研究项目获得体系上的完整性。所以大致就黄的立场而言,作为研究民国史的专家,在谈及文化史的同时如果不涉及“新生活运动”这个比较显眼的内容怕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其本人可能尚未做好把握这个题材的准备,所以草草写就,至少算是做个交代。

      关于最后一部分讨论一些史学或者甚至可以说整个人文科学的范式转换问题。这方面我自认还是有一些发言权,至少就分析哲学传统以及现象学—解释学传统,我都还有一定的阅读经验。我的结论其实是,所谓的“语言学转向”更多是新造名词的忽悠,本质上表现了西方思想利用对语言的研究来回避困难的形而上学问题的一种表现。不过借着对语言研究似乎可以规避形而上学的讨论实际就是自欺欺人。所谓引领了语言学转向的维特根斯坦在Tractatus中的开头的两句话。

      1.Die Welt ist alles, was der Fall ist.

      1.1Die Welt ist die Gesamtheit der Tatsachen, nicht der Dinge.

      1 The world is all that is the case.

      1.1 The world is the totality of facts, not of things.

      这个开头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立场的宣言,本质上和西方传统中把世界看作所有beings的整体并无差别。何以成语言学转向的呢?那是因为在语言的结构和世界的结构分析了一种同构关系,以这种同构关系为前提,研究语言才变成了研究世界。正是因为如此研究哲学变成了研究语言才成了金科玉律,但是分析哲学家们早忘了他们搞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本质上早就被人家奠定了。其实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或者《形而上学》中,对范畴的分析本质上和维氏的方法没有根本差别。后来如W.D. Ross这样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学牛人也推动了分析哲学的某些发展,搞分析哲学的不少人还都从亚里士多德这里吸取遗产,然后20世纪60年代在伦理学领域结成了一朵奇葩,安斯康母写了一篇文章为后来的德性论伦理学的复兴作了奠基,而麦金太尔则是这一学派的当代明星。

      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中所谓语言学转向的例子也有的是。例如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或者“诗意地说”、“诗意地思”也被视作语言学转向的,但是本质上比维氏早期要放肆许多。至少维氏说“不可说的神秘”不可说,但是海则非要“说不可说之神秘”方可。就是跳大神的干活。

      所以建议老兄对这类“转向”和“范式转换”保持200%的警惕。如果回到社会史或者政治史经济史方法论的层次,我认为其元科学按照西方的传统仍然应该是政治哲学或者法哲学。至于现象学解释学传统的影响,其实根自经过胡塞尔对时间意识和发生现象学的阐发与本来已有的圣经解释学传统的融合产生了一种有关历史的“新”看法。胡塞尔本人认为意向活动必然是一种时间意识,其本质结构在于自我极是各种意识功能的综合,而对象极则是在时间意识中被主题化或者被注意力凸现的内容及其作为其背景未被主题化的内容整体所构成的视域。而通过习惯(Habitus)这样一种功能,使得过去的某个当下行为可以被当下化,成为知识或者一种行为模式不断重复。胡塞尔认为那个当下的原本意识是一切知识的最终来源。这点实际上伽达默尔是不同意的。不过胡塞尔所开创出来的就是对意识的分析把意识把握为视域的不断“前驱”,这个倒是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当中得到明确继承的。

      说了这么一通废话现象学烦琐哲学,其实如果粗略一点就是通过胡塞尔的时间意识分析,西方人重新阐释和发现了过去—现代—未来的一种模式。

      当然史学家往往不怎么读现象学的,所以用“转向”、“范式转换”更多只是口号忽悠和学术贴金。

      • 家园 讨论一下

        先提个疑问,f兄论及“语言学转向”提到维特根斯坦,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从“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说起呢?语言问题在“逻辑哲学论”时期,维氏的理论大概是“图像理论”(Picture Theory)从这个理论出发,“世界是事实总体”而“图像是实在的一种模型”一直推衍到事实和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时的维特根斯坦理论中的语言,就我个人以为,“工具化”的色彩还比较浓厚。

        到了《哲学研究》阶段,维氏的语言似乎成为一种自足的体系。似乎可以这么说,维氏讲语言从逻辑传统中抽离出来。(这么表述不够准确,先不管了)而“语言学转向”似乎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而就这一点,海德格尔和维氏确有相类似之处,你在上文中提到“诗意之说”与“不可说之神秘”(这也是维氏早期观点)的区别,在《逻辑哲学论》时期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到了《哲学研究》阶段的估计还要仔细分析。

        当“语言学转向”影响历史学的研究中,对长期以来的历史学试图将历史表述为客观的事实这一观念提出挑战,比如说颇具影响的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一书中,就有类似表述,海登.怀特本人对历史的基本看法是认为历史是混沌一团的,然而历史学家在历史写作中,必须赋予历史事件某种“情节结构”,而这种“情节结构”合法性的获得不是源于历史本身,(历史是混沌的嘛),而是“诗性的,本质意义上是语言学的”。

        海登.怀特进一步阐述对语言是如何建构有序的合法性:

        在史学家能够把表现和解释历史领域的概念工具用于历史领域中的材料之前,他必须先预构历史领域,即将它构想成个精神感知客体。这种诗意行为与语言行为不可区分。后者准备将历史领域解释成一个特殊类型的领域。这就是说,在个特定领域能够获得说明之前,它必须首先被解释成一个有可分辨的各种事物存在的场所。这些事物作为现象的独特状态、层次、族属和类别,又必定被设想成是可以分类的。此外,它们必定被认为彼此之间具有某种关系,而关系的变化构成了一些问题,它们要由叙述中的情节化和论证层面上提供的解释加以解决。

        在来看相应的历史写作实践,贝克对法国大革命分析中

        不好意思,要下班接老婆了,这样吧,下午上班再接着说。

        • 家园 目前中国学界对维氏的主流看法是

          前后期以分别以《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两者是一个相互反对的关系。不过呢,现在欧洲大陆上好像有个新维特根斯坦学派,强调其前后期哲学的内在一致性。这个学派具体如何论述的,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不过呢回到个人有限的对维氏后期的阅读和思考经验,目前某些中国学界的成见偏见还是需要尽可能克服。例如语言游戏中颠覆了本质主义的语词意义理解,把语言意义归于生活形式。注意阿,生活形式,还是某种eidos阿,实际上西方的一些哲学家以为一定意义上颠覆了柏拉图立下的规矩,却不自觉地在使用着这些规矩。本质主义的语词含义是不可能克服的,关于这点,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二卷的《第一研究》中对含义意向的分析里,有过详细的论证。实际上如果不接受一种本质主义的语言意义观,会导致传诉(mitteilen)之不可能的悖论,会全面导致交流的不可能,即语义无法以一种稳定的方式得到传递。由于这个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我早就对相关的陈词滥调,无论是中国学人的还是老外的,基本保持免疫了。

          这个怀特我不太了解,不过从老兄的摘抄中看出,基本上是解释学的路子,但是要比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学说要激进。

          诗性的,本质意义上是语言学的

          我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模糊掉神话或诗和历史的界限。老兄引述的那一段,也带有利用家族相似来论述的痕迹,即不承认历史自身的某种固有结构。所谓的情节安排是人们主观赋予的某种安排,或者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是诗意的想象。有人曾批评过伽达默尔是历史虚无主义,看来上面的那个史学家比伽达默尔还要虚无阿(笑)。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回溯到西方思想中传统的质形论,质料与形式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框架可以用于阐释问题,但却本质上共属一体。所以现当代的一些妖蛾子理论发明家们试图抽取纯粹的质料性(如果谈纯粹,那么质料实际上那么什么都不是,要么也是一种形式),或者纯粹的形式(形式本身要得到理解需要质料的支撑,语言意义的理解需要语音和书写的支撑),基本就走上歧路了。历史的质料及其形式是共属一体,把历史当作完全的无形式的混沌就是拍着脑门胡说,我就说一种历史必须依托的形式——过去、现在、将来这样一种基于时间性的基本阐述因果性的方式。其实德国思想家如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远不会有那么激进,或者如那般胡说八道。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仍然在理论渊源上被奠定于时间意识中的视域结构,这便是时间性或者历史性的一种形式,而非什么混沌。

          • 家园 你这段,我想了一下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二卷的《第一研究》中对含义意向的分析里,有过详细的论证。实际上如果不接受一种本质主义的语言意义观,会导致传诉(mitteilen)之不可能的悖论,会全面导致交流的不可能,即语义无法以一种稳定的方式得到传递。

            和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意见应该是一致的。就是这段:

            然而我们是否也可能想象这样一种语言,一个人可以用这种语言写下或者说出他的内在经验—他的感情、情绪以及其他—以供他人个使用?——我们就不能用我们的日常语言的来这样做吗?——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这个。这种语言的单词所指的应该是只有说话的人知道的东西,是他的直接的私人感觉。因此,另一个人是不可能懂得这种语言的。

            我对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他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

            • 家园 逻辑研究中有过一节讨论

              孤独心灵状态下的情况,这和私人语言论证颇为相似,应该也有不少人写过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了吧。

              这种状态直接被胡塞尔从表达的范围内给踢出去的。理由简单说来,不去寻求理解的“表达”,还能叫做什么表达?所以为了维持住表达能够被理解,就必须在含义意向的本质结构中维持含义这个核心。至于这个含义意向是被臆指(vermeinen)还是为感觉材料所充实进而完成了认识功能,都不能否认必须要有以含义这样一种观念性的内容作为表达的核心要素来支撑表达的本质结构。

              所以不管有多少人去反对柏拉图,只要人说话,讨论共相或者说普遍概念,并以这种普遍概念店的方式去阐释一些理论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是一种观念(唯心)论了。所以老海讲,一切西方的哲学,都是唯心论。所以啊,咱中国的思政教育里头成天教孩子们的唯心和唯物的对立,看上去很可笑啊,特别是把唯心论哲学家解释成很任性的人。其实马克思也用语词这种共相(观念)来写作,因此马克思其实也是唯心论者。

              • 家园 有没有计算机学科的用黑盒子模拟孤独心灵的

                先假设一个有思想的黑盒子,黑盒子输入输出有限。 问黑盒子会不会有无法用输出表达的内部逻辑。反推只有一个bit输入输出的图灵机可以等价于任何有限逻辑数学过程这个原理,就只有两个推论。 A. 黑盒子内部逻辑不属于任何有限逻辑数学过程. B. 要完全模拟是可能的,只是人的生命不够长. 用功利原理可以否掉第一个推论, 因果关系必然是有限逻辑数学过程,不然没有生命体能在无序因果体系中生存,更不用说发展出思考自身的能力.1+1随时可能是2,是3的体系不能用逻辑否定, 只是没有继续研究下去的必要.

                • 家园 老兄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而不是表达的观念性的问题了。

                  老兄说的这个本质上是AI是否可能的问题。

                  其实条件A和条件B对人的有限生命而言,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你一开始的假设就有问题。模拟孤独心灵的要么就是没有输入输出;要么就是孤独心灵自己对自己的输入输出。你要是用图灵机模型的话,本就已经在人机交互(数学符号是无歧义的,可以被所有具有相应数学训练的人看懂)的前提下,认可了孤独心灵当中的“思想”可以被表达,被传递。

                  • 家园 我分的是思想和语言, 思想是内部逻辑, 语言是输入输出.

                    用最简单的1和0当语言,都不影响阐述思想(内部逻辑),只要会模拟图灵机就可以了. 只是要象图灵机那样有个完整明确的排索表(lookup table),其中的内容很可能会超出一个人一辈子能吸收的知识.

                    • 家园 是这样,

                      人工智能理论中似乎有个难题,无论是用图灵机或者别的东西什么来拟合人类智能,实际要要求的是人类智能对其中所有细节的处理。

                      但是人类智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意向性,人类智能处理信息的特点是部分内容被优先处理,真个系统运作在每个时刻都按照某个特定的目标分配资源。也许这可以用前台和后台的方式进行拟合。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对人工智能最困难的部分了,就是人类智能可以自己生成规则,但是人类智能实际上并不保证规则完全的一致性。在各个子系统中,很多时候起作用的规则往往是与别的子系统中的规则不可通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数学和逻辑学基础根本意义上仍然是力求以一致性为基础而得到建立。不过嘛,往往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一致性的理论都是用处有限的。

                      不过目前也有试图利用弗协调逻辑作为数学基础,做弗协调数学的,不过这个玩艺好像就比较前沿了,俺只是听人聊过。

              • 家园 确实有不少文章

                去年在《哲学研究》上就有一篇,那篇文章用了一些数学模型,我读起来有点吃力,看了个开头就放下了,有个印象吧。

                • 家园 其实跨专业学点数理逻辑也不是不可能

                  就是花时间。我有个同学是硕士西哲,博士逻辑,做数学哲学了;我则是硕士逻辑,博士西哲。我们有时候碰起来也笑,说各自抢了对方的饭碗。

                  不过呢,可以向大叔保证的一个事情,逻辑圈内数学厉害的不是没有,但是普遍情况都是数学训练不足。数理逻辑学得好的往往不懂哲学,懂点分析哲学的往往数理逻辑功底不行。很多时候不必惧怕这类符号控,很多时候是狐假虎威。我虽然本是数学出身,但是我很清楚不少人用数学就是看上去漂亮、能唬人,可是实际上是回避了一些重要问题的。

          • 家园 确实如此

            海登.怀特的虚无主义是最具代表性的,这是我所不能认同的地方。不过他的理论指导的写作实践有其值得关注之处。

            好像说到贝克了吧。贝克通过写作实践,首先区分了“政治话语”和“政治词汇”这里不得不提一句,贝克的写作实践在对之前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因果论进行解构的同时,提出另外一套因果论,换句话说,在实践中,历史学作者刀锋所向,似乎是因果论,实际却是因果论,在前门驱逐一个君主,后门又偷偷进来一位独裁者。理论中或许存在纯粹的虚无主义,而在写作实践中,还是存在语言的限界。

            贝克的这套因果论,(只能姑且这么说),实际更复杂一些,贝克认为政治话语的中介过程,使个体能够诊断自身的处境,将自身构建为政治主体,界定自身在这块领域中的利益所在。因此,这种中介过程预示了某种特定的行动进程,将特定的冲突和权力关系塑造得合乎自然。”政治语言并非革命行动者手中的某种工具,相反,这些革命行动者“始终被语言的力量摆布,人人皆无控制能力”。

            而在王奇生的新著《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一书中,这本书不算专著,应该是本论文集,作者在国,共,青(中国青年党)三大政党进行考察,作者认为三党的政治理念并非如它们相互关系那样水火难容或分合诡变,都是主张革命,反对改良,认为革命是一了百了地解决国家和民族问题的根本手段。这种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使革命日趋神圣化,正义化和真理化。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意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

            就个人的立场和兴趣来说,我更倾向与社会史的表述,只是在个人学习和工作过程中,感觉到社会史理论虽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但是二元模式确实存在难以回避的问题,所以将目光投向新文化史理论,很受启发的同时,感觉如果以之作为某种有益的补充还可以,但是说到取代,目前尚还不能完全令我信服。纯粹的理论当然值得关注,我更希望的是看到有说服力的写作实践。

            • 家园 对同意老兄的看法

              老兄所言的贝克“新因果论”如果按照我自己的话说,实际就是历史叙事按照某种政治目标被塑造成带有高度一致性的“政治寓言”。有的人想完全颠覆这类政治寓言也是非常愚蠢的,实际上出于统治术的本性,人类要维持一定的具有稳定形态的政治结构,就必须依靠借助历史材料所塑造的政治寓言,彻底意义的颠覆就是导致社会组织的崩坏。例如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所做的秘密报告,就表明了如果未能有效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寓言的条件下,轻率破坏旧有的政治寓言会导致社会伦理的急剧崩坏。所以人们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明智的态度是在彻底的虚无主义和终结性的政治寓言之间,取法乎中。

              至于老兄论及的王的新著,看着有点福柯权力系谱学的意思,不过这种方法本质上还是属于解释学的方法。这类研究就目前而言确有其重要意义,否则好些搞党务的人们老搞陈词滥调式的宣传,不晓得与时俱进和以史为鉴的话,会让自己的工作脱离实际,对国家对民族产生危害。

              最后关于实际写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史观,我的看法是,不要把这种史观挂在嘴上当车轱辘话讲,甚至去代替基本的分析评述。马克思主义史观,我们对其进行概括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清晰明快的样式,但其本质上是与具体的历史情境放在一起才能够有效的。虽然各种史学方法论在具体的理论形态上多有不同,但是我认为有一点精神倒是很多流派都共通的,即一切问题要具体,某种对历史理解的概念图式必须在对相应的史料进行具体分析的条件下才能够成立。所以就具体写作的层次而言,对视野足够宏大和宽广的史家,往往在方法论上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门户之见,只消具体地对史料进行阐释,并借着知识储备中的许多不同传统源流之间的相互争辩,自然可以写出精彩纷呈的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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