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为什么会出现“十里长街送总理”？ -- 叶成斌
十里长街送总理这件事在西西河论坛里面，有的朋友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傻才会出现这一情景，而且还举了造反派作为旁证，对于这样的判断，我不敢苟同，说一点个人的看法。
谁都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老实的老百姓，最听话，对政府的指令最俯首贴耳。同时，中国的老百姓也比较胆小，不爱惹麻烦，不喜欢给政府添乱。算得上天底下第一号的顺民。千百年来，如果不是政府压榨老百姓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老百姓是决不会轻易上街造反示威游行的。多年以来的宣传和教育，让中国的老百姓自我反省到了不应该有非分的欲望，不应该把自己特立独行于集体之外，更不应该不听政府的召唤。一个“顺”字已经笼罩了一切。
可就是这样一批天字第一号的顺民却在公元1976年一月的某个清晨自发的站在了十里长街的周围，送别一个78岁的和他们自己没有任何血缘、骨肉关联的老人。北方的一月是最冷的季节，我们现在重温那段往事，我还记得有一位中年男子怀抱他的孩子，眼泪就顺着他的眼睛框淌了下来，这种眼泪既不是电影上的那种矫揉造作，也不是西方政治家演说时候的小伎俩，而是来自于一种感情，发自内心的感情。
当时的情况是上边对于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有着严格的控制，这点与那位朋友提到的文革中的造反运动截然不同，造反运动是得到了上面的允许和支持，中央文革甚至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所以，造反派的横冲直撞本在意料之中。而周恩来逝世后，对于他的身后悼念的规格以及纪念活动的安排都显得莫名的微妙。
中国官方的说法一直是说四人帮干扰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而高文谦在他的《晚年周恩来》中则把干扰阻挠的根源锁定在毛泽东的身上。不管这两种说法的矛头指向哪里，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周恩来的悼念活动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大张旗鼓的悼念周恩来不是来自官方的布置。
可是，这时候，一场从未有过的，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由民间发起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由十里长街送总理这一刻起拉开了它悲壮的序幕。
鲁迅以前批评起自己的同胞往往不留情面，他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他无情的揭露中国人的自私、虚伪、矫情、胆怯，有些看法虽然不乏偏激，可也都入骨三分。但是，在鲁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的这些个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一部分的中国人却在1976年的一月暗暗的站了出来，他们为悼念一个老人不惜打破了他们胆怯、自私、虚伪、矫情的面具，他们露出了他们真的感情。
我们都知道，十里长街送总理既没有什么物质奖励，也没有口头上的表扬，既没有周恩来、邓颖超亲属的发动，也没有外国人的怂恿，有的只是这些宁愿站立在寒风中接受眼泪、悲痛等回味的交织下的普通百姓的一张张平实的脸。而等待他们这些疲惫、悲伤的人们的也决不会是赞誉、鲜花和垂青，相反则是责难、威胁乃至法办。可这些人并没有过分的计算后果。
他们就用这张朴实的脸，就用他们悲痛的眼泪这样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对眼前即将走向消失的老人的钦佩、仰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如果说这样的行为是一种所谓的傻，那么，这种傻却恰恰的迸射出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优秀品质中的底蕴。而在灵车中的周恩来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晚年也正是这种底蕴的最好的例证。
今天，我们之所以抱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缺少的恰恰是这种敢于迎风而立的“傻”，而增加的却是某些所谓的聪明、圆滑和世故。我们呼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也就是呼唤这种“傻”一般的精神实质的回归。
我生也晚，没有躬逢这一悲壮的历史时刻，却有幸通过现代化的手段经常温故它的轨迹。当我注视着屏幕上那些衣着朴素的人们在寒风中挥泪的情形，我就会为中华民族还有这样一批“傻子”感到庆幸，这也许就是鲁迅说的“中国人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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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遗德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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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肯尼迪的灵柩从加州到华盛顿。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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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6年，十年风雨，把文革的神圣光环消散殆尽，美好空洞的理想代替不了凄苦的生活现实，种种伟大的豪言壮语再也激不起人们的衷心激情。绝大多数人已经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了文革的本质，而不再对它抱有任何的幻想。相反，种种积怨、不满和愤慨却已经越积越多，人民愤怒的爆发只是时间和条件问题了。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到文革的错误，更加看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人们心中长期积聚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愤怒情绪，终于通过四五运动迸发出来。导火线就是四人帮压制和反对人民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我觉得这段文笔还可以，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文革的神圣光环消散殆尽，美好空洞的理想代替不了凄苦的生活现实”，现在毛主席昏庸了，邓小平被打倒了，传说中的最关心人民疾苦的周总理去世了，副总理排名第二的张春桥可能接任总理，这个日子咋过呀？绝望了！于是爆发了！
离得太远又有距离产生美的危险。
这种费几萝筐口水也说不清除的话题，有什么好争论的。好争论还精力旺盛的是现实中要躲开的人物。不过也可能是机器人发贴。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可以被愚弄的.. 呵呵
1、周总理作为党的核心之一，国务院的总理，研究现代史，是否无法绕开？是否难免臧否？
2、中国现代史上的种种悲剧，周总理作为主要政治人物，是否存在责任和评论的问题？如果有，是否评论者就是居心不良？是否就和周总理的整体评价矛盾？
3、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是否有权力从切身角度评价中国现代史？即使他的结论未必是对的？
4、如果按楼主的种种观点（虽然我并不一定反对），照抄中宣部教材就行了（至少少有错字），还需要公民的思考干吗？
1、周总理作为党的核心之一，国务院的总理，研究现代史，是否无法绕开？是否难免臧否？
总理作为党的核心之一，他的历史本身就是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研究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就无法不谈到总理。
2、中国现代史上的种种悲剧，周总理作为主要政治人物，是否存在责任和评论的问题？如果有，是否评论者就是居心不良？是否就和周总理的整体评价矛盾？
在中国舞台上，作为中共核心的一分子的总理，我们可以说，祖国的统一和发展浸透了他的心血，当然，发展中的挫折，失误，甚至是失败，也应该是他的责任。正确的评价总理的功过是非，是研究历史的一部分。在文革中，总理该负的责任，我想没有人能够替他推卸掉。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法拉奇时说过：“‘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在谈到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296页)
邓颖超同志对那些有意拔高总理，替总理推卸文革中的责任的同志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总理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
但是，我们要反对的是断章取义，甚至为了某种目的，编造材料的行为。在这方面叶成斌兄和十八亩段兄已经揭露很多了。
3、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是否有权力从切身角度评价中国现代史？即使他的结论未必是对的？
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力从切身角度评价历史。但是评价历史的时候应该立足于历史事实而不是个人好恶。
4、如果按楼主的种种观点（虽然我并不一定反对），照抄中宣部教材就行了（至少少有错字），还需要公民的思考干吗？
不是不让公民思考，而是要让人正确的了解历史。
你问：4、如果按楼主的种种观点（虽然我并不一定反对），照抄中宣部教材就行了（至少少有错字），还需要公民的思考干吗？
我答：如果按照你的观点（虽然我肯定反对），照抄海外高文谦或者类似批判周恩来的言论就行了（至少还通顺）还需要公民的思考干嘛？
你问：3、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是否有权力从切身角度评价中国现代史？即使他的结论未必是对的？
我答：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确有权利（不是权力）从切身角度评价中国现代史，即使他的结论未必正确。我从我叶成斌的切身体会评价周恩来，表达我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凡的表现的敬重，行不？违法不？有没有权利？
是不是我的看法和你的看法或者与同你看法类似接近的这些人有异议的时候，就不再拥有对中国现代史的评论的权利了？或者说因此就受到你的责难？
是不是想告诉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批判周恩来，不允许赞扬周恩来？
真是笑话。
是不是像蓑笠翁那样大骂周恩来是毛奴、江奴才算是用切身体会评价中国现代史，才算是公民有权利的评价中国现代史？是不是才是不算照抄中宣部？
你有空帮我想想，然后告诉我，谢谢你了。
没有这些你口中的所谓的“低了境界”的史学家，我们何从看到《史记》这样史家的绝唱？
请你说说什么是高境界？管周恩来叫做毛奴、江奴是不是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