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一部反映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历史的小说《高干大》1 -- 夏至欧锦
小说《高干大》总的脉络，大概可以归纳到以下三个方面
1、合作社的来龙去脉，人们对合作社的不同看法。
2、高拴儿和任桂花的爱情。
3、巫神作孽。
我这里重点说下合作社的来龙去脉。文笔不好，大家将就着看看。欢迎拍砖。
本书作者欧阳山，写于延安，定稿日期是1946年11月1日，1952年北京第一版，1960年北京第二版，1979年7月上海第一次印刷。作者附有再版序言，写于广州，日期是1960年三八节。
故事写的是1942年时候，陕甘宁边区有一个成功的农村合作社的成长过程。这个合作社的主办人，是本地的一位在1935年参加过陕北红军武装斗争的农民----高干大，他的名字实际叫高生亮，46岁，因为工作能力强身体高大强壮，人们尊称他“高干大”。
这个合作社，叫“任家沟合作社”。任家沟是个比较富裕的山村，树木多牲畜多没出嫁的姑娘也多，在当地名气较大。
当时，这里已经完成土地改革，农民各家种自己的地。但是这个任家沟合作社，却办的不好，除了里面的几位工作人员，当地人大家都不满意，明里暗里抵触。
其实这个合作社在1936年就办了起来，起初只有120元钱的财产，到1941年已经升值到7200元钱，正主任叫任常有，高干大是副主任。合作社已经盖起五间大房子，里面有一个门市部一个饭馆。任常有对这个成绩非常满意了。
老百姓不是按钱算合作社财产，他们是按小米算的。老百姓认为，1936合作社初办，全部财产值五石小米，以后每年由区乡两级政府征收五石小米给合作社，收了五年，一共征收了二十五石小米，现在合作社的全部财产值二十石小米。
这五年，一次也没进行过分红。还不让人退股。合作社卖东西既不可以讨价还价也不可以赊账，当地人也不喜欢。估计以往跟货郎或者杂货铺买东西，都可以还价和赊欠，这有了对比，大家就不喜欢（合作社附近就有私人开办的磨坊、杂货铺和面馆）。1941年7月，政府要求合作社增加五千块钱股金，由当地农民分摊入股，这下农民们更不喜欢了，说“这叫什么入股呀，这老老实实就是革命负担。……合作社——活捉社，把人民都捉定了！”
主任任常有见人就要求对方交股金，可没有一个人交，总是推脱说没钱，然后低声嘀咕，那是在骂合作社呢。
副主任高干大也曾问过一二百个老百姓，没人出钱，倒是说“合作社垮毬算了吧，不办更高！”
老百姓不是真的不喜欢合作社，老百姓里面的有识之士认为是合作社经营的办法不好，到底怎么不好也说不上来名堂。主要是合作社不能帮老百姓解决困难，更不能给老百姓带来福利，投进去的钱没有生利息。“把钞票撂在河里，它还会浮起来；把钞票撂在合作社里，那就连浮也浮不起来了！”
关于合作社怎么办的问题，主任任常有和副主任高生亮是有分歧有争执的。高生亮（高干大）认为，收了股金，就应该做点生意，赚了钱分给老百姓，老百姓才相信你。任常有认为合作社是政府办的，只要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即可，而且这几年合作社不是也增值了六十倍吗？
高生亮是个货郎，习惯于挑着货郎担子在各个村子之间游走。这天他挑着担子走了两三里路，路边谷子、糜子、玉米、高粱、瓜果菜豆，都长得又绿又壮。有个十五六岁的小后生是青风崖村的，已经结婚，妻子生下一个小女儿，才三个月，生病了，这一带没人会治病，想请巫神又请不起，知道高干大会点扎针手艺，正好在路上遇到，就请他去给孩子扎针。高干大跟着后生去家，见孩子病重高烧，看不出是什么症候，只好对这家人说，他实在治不了孩子的病。没过多久，孩子嘴唇一青眼睛一翻没了气。眼见孩子病死，高生亮陪着这家人落泪，啥忙也帮不上，垂头丧气地离开。奇怪的是，整个清风崖村都没人理睬高生亮，像是没有听见他的巴郎鼓声音，原来村里有流行病，不少小娃娃得病死去，几乎家家户户都处在凄惶中。高生亮去见村长，村长说这里方圆七八十里寻不出一个医生，请巫神和神官来看过，花了钱不顶事（顶事才怪了）。村长留高干大晚上一起在村里开个会，商量一下怎么办。
村长家的窑洞里，放满了囤子、篓子、缸子、罐子和锅盆碗盏。说这清风崖在土地革命之前是个有名的穷村，婆姨女子家都穿不上裤子，这晚开会的十几个村民，都是白褂子蓝褂子黑裤子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可以都愁容满面。村长把学来的大道理讲了两遍，然后要求大家交股金，大家还是推说没钱。有位马老汉最后说，如果在旧社会，我们不交钱粮，只有挨打坐牢的份；现在是新社会，政府让我们说话，我就说几句，大家推说没钱，我知道不是实在的，谁没那几个钱呢？都有的！我比你们都穷些，拿五块钱来入股，还是能拿的出。咱们就是不愿意往合作社入股，对不对？有人回答“对着咧！”“合作社年年要股金，到底把咱们的股金做了个什么了没给咱们分红，咱们什么也解不下，……要是明说成革命负担，咱们出上几个倒不在乎。咱们的一份家当，都是革命给咱的，这才是几年的事嘛，还忘不了！要说合作社入股，那是个什么……那是个经济的事嘛！”大家议论纷纷，过了一阵，马老汉接着说: “我再说第二句。刚才咱们老村长也说过，咱们合作社发展的发展了，抵制的抵制了，就是没有替咱们找个医生。咱们村子上娃娃可撂得不少了。把人心都撂寒了！咱们大家凑几个钱给合作社，请合作社替咱们找个医生，大家看使得不使得？合作社能把这事情给办到，我就不止入这两块钱，我还要再加上二十块！”
这番话，高生亮越听越爱听，越听越有味道。高生亮当场表示，完全同意搞医药合作社，而且有人如果急需用钱可以退股。一年一分红。说完大家鼓起掌来，纷纷表示要入这个股，高生亮当场写了花名册，总计有120多元的入股金。但老村长及时阻止大家当场掏钱，要求把计划拿到乡政府讨论，通过了再实际入股金。
第二天，高生亮又串了四五个村子，顾不得做生意，心里又喜又愁，喜的是合作社朝这么办有了一条生路，愁的是正主任任常有可能不同意这个办法。
果然，回去后就是激烈的争吵。任常有还是从发展农村经济这些层层政府说惯了的大道理说起，高生亮说大家现在承认有钱，就是不入股。任常有认为合作社收股金是为全体人民谋利益，高生亮反驳说，合作社办了五年，给人民什么利益了？老百姓向我们要利益，在哪里呢？
任常有说，合作社就是公家的生意，不是私人的生意，是有组织的，是有领导的，上级叫怎么办，就怎么办，叫收五千块钱股金，咱们就得去收，这是政治任务。不许讨价还价，要不，上级派咱来当作干部，给咱饭吃，给咱津贴，还给咱家里代耕——到底是为什么呢？
会议不欢而散，散会前，任常有派高生亮去另外一个村子南沟收股金，理由是他对那里更熟悉。
高生亮挑着货郎担子，在南沟串了三天，还是一分钱股金没收到。受尽多少闲气，看尽多少黑脸。倒是卖掉五六十块钱的货。南沟没收到一分钱股金，高生亮索性去西沟。西沟婆姨娃娃本来很熟悉他，这会怕他催收股金，大家都不露脸。
遇到一位叫王银发的开过药铺的小商人，家里娃娃和清风崖那个一样病了，请了巫神来做法，还是没保住孩子。这王银发，善于经商，家里条件不错，平时最讨厌合作社，一提起就骂。由于和高生亮是熟人，王银发这会又没了孩子，也不怕得罪他，说出一番道理: 你辛辛苦苦，在大热天里，挑着你那副货郎担子到处串，为的是给老百姓谋利益，发展老百姓的经济。是不是？我要问你: 老百姓的娃娃，养下一个死一个，怎么也养不活，它的经济发展了有什么用？……依我说，我宁愿穷一点，可是有家里有儿有女的红火些。你没见原先咱家里一天到晚静悄悄价，够多少难过？
原来王银发已经听说了高生亮在清风崖答应大伙儿办医药合作社的事。他说要入股就入一千元，你合作社敢收吗？高生亮心里喜，也不管上级不上级了，先答应下来，说: 你只管入，你入上一万元咱还怕你？
王银发一高兴，说: 我们做生意的人，要搞一件事就得像一件事。像你们老任那个样子，那就一满不叫“做事”。你想，叫人入股不能超过二十块，入了股又不许人退股，入了股又不给人分红；他拿上那么几个钱，小的事看不上，大的事做不了，一年到底赔了赚了也没个清白；他那个合作社，鬼也不上门，货色又缺又贵，今天卖二块，明天卖五块，卖了钱就吃，赶货卖完了，也吃完了。像这样子，说不上什么生意，实地上就是大家每年捐几个钱，养活合作社那几个干部。……我们要搞医药合作社，就另外搞，跟你们那个毬寒合作社分开。
谈论了很久，第二天高生亮直接去了区里，在上级那里直接谈这个问题。
区政府所在地叫三汊河。书记赵士杰讲解希腊神话，说布尔什维克就像安泰，他的力量来自大地母亲，就是群众。随后，高生亮汇报了他想办医药合作社的计划，说“不那样办不行。合作社迟早是个垮。你们能批准么？”这是新情况，可难住了书记。接着，高生亮请求赵书记批几斗粮食，合作社马上要吃不上饭了。这可为难了书记，说“我的好高干大，你说的是什么二话！经济机关要政府拨粮食？”
区长程浩明明确反对成立医药合作社，说这是当群众的尾巴。
这里，赵书记还点明了一件事，就是已有的合作社是消费合作社。他接着问高干大，合作社原来是给老百姓办理消费事情，现在搞医药合作社，将来老百姓有别的要求，你怎么办？是不是该有个业务范围？再说一个消费合作社都没办好，又办个医药合作社，会不会贪多嚼不烂？
对比，高干大的回答精彩极了。“老百姓要什么就做什么，哪里来的范围？你把范围一定，老百姓就不来了！刚才程区长骂我是群众的尾巴，我想说句笑话儿，这尾巴便能算上一个范围。其实，做群众的尾巴总赶做群众仇人强些。现在的合作社已经是群众的仇人了！”
这趟区政府全是白跑了，没有得到支持。不过赵书记给了高干大一点希望，让他再和各方面多谈谈。
过了一个月，到了阴历九月，一段时间，更多群众能听得进去他谈医药合作社。参加了本乡自卫军的十二人，自动参加八路军，在欢送会上，高生亮代表合作社讲话，他借机谈了医药合作社的计划，主要是治病和赚钱两项，把很多人的心挑热了，有几个人当场掏钱出来要入股。这就形成了鲜明对比，为啥合作社求爷爷拜奶奶招入股每人理睬？一个细节，开这个欢送会，有许多食品，比如猪肉、羊肉、烧酒、蒸馍等。（可是当时陕甘宁边区和TG党中央，日子很难过，天天吃黑豆。这是什么情况？前段时间，看徐阎、萨苏主持的《讲武堂》节目，徐阎说，当时陕甘宁边区，向老百姓征税额非常低微，一般就是2~3%，对照这部小说所说，当时陕甘宁边区是标准的民富国穷。）
最终，合作社还是开了个会，彻底解决高生亮和任常有的内部纠纷，其实就是要不要干医药合作社这个问题。
在会上，任常有竟然骂高生亮是反革命，违反了合作社原则，违反了上级领导。高生亮把自己参加革命战争落下的伤疤指给大家看，这是反革命么？高生亮指责任常有说，“你问问咱们这方圆五六十里的老百姓，谁不恨死你！……你把合作社的脖子掐住，往死里掐！别人要救活它，你不让救！你不是对革命怠工，破坏革命么？”
高生亮进一步指出，合作社是叫多数人发财，抵制商业剥削，办工厂，可是“咱们现在不是叫多数人发财，是叫多数人赔钱，叫多数人恨死咱们。咱们现在不是抵制商业剥削，是没有商业，是没有饭吃。”接着，高生亮说出了计划:“咱们先让少数人发一点财，随后多数人才会把钱拿出来，交给合作社，随后多数人才会发财。多数人发了财，合作社才会有力量，才能抵制商业剥削，才能够办工厂。”
合作社员工张四海认为，以前合作社就是个应付事儿，把谁调进合作社等于是惩罚谁，只有按高生亮的办法才能够办好合作社。
赵书记总结说，合作社的出发点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你们争论的是怎样才能为人民服务并且服务好。现在合作社不是资本主义前途或者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是有前途或没有前途的问题。他最后建议，如果不能和在一起，任常有和高生亮就分开办合作社（让他俩竞争）。任常有这下郁闷了，他说“要是准他收股，谁会把股金交给我呢？”旁听的七八个群众先后应和:“对着咧，对着咧，就是那么个，就是那么个。……”
“高生亮的医药合作社噼里啪啦地办起来了。”
新聘请的两位干部，一个是凤来坡的王银发，他入股1000元，一个是郊区的医生李向华。管工的，办药的，买纸张麻绳零用工具的，定章程出广告红帖的，还有管理股金股票账项出纳的整天穿穿插插，忙忙碌碌。直把个高生亮忙得一身水一身汗，象一匹颠马一样两头跳。高生亮是医药合作社正主任，王银发是副主任兼出纳保管，张四海兼会计，李向华是医生兼采买。开张那天，三个药柜都装满了药品，对联横额贺幛都张挂起来，入股的，道贺的，看病的，请大夫的，抓药的，看红火的，把个原来灰溜溜的，空空洞洞的合作社闹得五颜六色，热火朝天。时令正当秋天，合作社却如春天，充满了葱茏生发的气象。
这天，连平素没人上门的门市部，也做了一百多块钱的买卖。
原来的合作社主任任常有，想跟医药合作社借几百块钱，自己倒腾粮食，却没借到钱，于是跑到区长那里告状，区长只是说，已经同意高生亮试办一年，总要给他干一年，不能刚开张就把这个新的合作社关了。任常有要求休三个月病假，回家之前，他当着大伙的面，解除他女儿任桂花和高生亮儿子高拴儿的婚约。高生亮早料到有这一出，痛痛快快地说，“好嘛。要是桂花儿跟拴儿都同意了，我没意见。”
任常有回家后，把兄弟一家喊来，说高生亮是那么一个混账王八蛋，高拴儿又是那么一个二流子，这门亲家看来搞不成器，已经取消婚约。他兄弟夫妇都说“对，对”。大家让任桂花表态，她也赌气说“对着咧，对着咧。这样的人家还能行？贵贱是个离，离那狗日的！”
任常有吩咐兄弟: “老二，你赶快到下面毛娃儿的馆子里割半斤卤肉，……打半斤酒，……咱们好好儿吃一顿，消一消这泡闷气，……罢了，咱们好好儿来一阵子'梦湖'，我打罢牌可多时了！……”
天气越来越凉，这是收割季节。王家圪垛的老农民王德贵，天没亮就爬起来，在自家窑洞里，移开大水缸，挖地三尺，拿出他的全部家当，一千多元钱，两包钞票，有中国银行的，有交通银行的。早饭都没吃，赶往合作社。路上遇到同庄六十多岁的刘老婆，她迈着小脚，提着个大篮子。两人都要去合作社，却都说去别的地方。王德贵打趣说篮子里放着两块砖吧。刘老婆笑骂道“你这狗日的，说什么二话！那是两件衣服嘛！”结果一前一后都进了合作社门。两人都是去入股的，却一个张口要借钱，一个要赊棉花。高生亮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他俩的心思，分别让进保管室，单独办理了入股手续，并严守他们的秘密。
王德贵说外面一块法币换一块二毛边币，高生亮和他争论一番，最后约定一块法币换一块一毛边币。
刘老婆篮子里，装的是响洋，共三十块。老人家说是“立人儿，大头儿。”
这是人们争相入股医药合作社的两个例子。
乡长罗生旺的四弟媳妇白氏怀孕后生病，请了医药合作社李向华医生看病，医生诊断胎儿已死，用药打下死胎。坐月子时候中风昏迷，家人去问乡长罗生旺，这个乡长说“她那分明是个邪病嘛！你再请李大夫王大夫看，到底还不是个牛头不对马嘴？”于是家人请巫神郝四儿来看。在家人一再请求下，这巫神说医生打胎是犯了血腥鬼，“现在是血腥鬼把你家嫂子缠住了。……你这人怎么这样糊涂？合作社把咱们老百姓活捉了多少年，你还是相信合作社？它不止要咱们的钱，还要咱们的命哩！咱们的祖宗三代就没有什么医药合作社，就没见咱们祖宗三代得过病，都活了八九十岁才老去的！”然后在窑洞里外跳神，用鞭子抽打那可怜的女人，最后画了一道符。可病人更严重了，又请那巫神，天上下雨，巫神让人把女人架到外面淋雨，在她头顶不断燃放鞭炮，还要用其它办法说是痛打鬼。病人被折腾的要死要活，家人看不下去，给了巫神五十元钱酬金。当夜那女人咽气。然后这乡长又是到区长那里告状，又是到合作社耍威风发脾气，对高生亮说“我的弟媳妇叫你的合作社给治死了。现在老百姓的意见很多，已经告到区上。”
没过多久，合作社办了纺织厂，织布工人是两弟兄，河南人，来边区后，没资本，原料也困难，这下技术用上了，他俩很高兴。
合作社为了办纺织厂请客两桌，来了三个财主和两个商人，关于合作社入股多少和选举权的大小问题，大家有争论。有人认为应该以入股多少定选举权限大小。一位姓韩的财主说，“旧的办法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的！照你们那个意见，谁在合作社入股五万块钱，那么什么事情要听他指挥了，这是不行的。我还是赞成不管入股多少，每一个社员有一票选举权。这样能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好象咱们边区的选举，不论你有钱没钱，钱多钱少，每个公民投一张票。我对你们说，我满意这样的民主！”原来这位财主，已经是县参议员。
宴席上，大家讨论今年的公粮和救国公债都重了。有人觉得负担太重了，高生亮给大家算了笔账，说普通农民在1935年以前，负担重的吃不上饭，今年虽然公粮公债负担重了点，可是比那时候好多了，大家一致认同这个说法。同时高生亮看到一个很大的机会，既可以帮助本地农户减轻负担，也可以给政府上交公债款。具体就是，从每个农户收50元本金，去倒腾半年生意，赚来的钱，比本金只多不少，用赚来的钱上交公债，本金留在合作社，在第二年开始，作为农民的股本，发放红利。
一个新情况，以前的合作社，等于是政府的帮办，高生亮建立的这个合作社，不再依附于政府，不需要政府发工资，也就可以不听政府的话。区长不再好意思以下达命令的方式，要合作社帮助政府收取公债分摊款。
高生亮去区政府，说了自己的打算，区里也很赞成，既不增加农民负担，又可以顺利收上来公债款，只是晚收到半年而已。回去后，高生亮从合作社抽调四个人，专门到各村各户，向农民宣讲好处收取公债款。他自己，走上川去了，走了二十里，到南沟的桑坪，找私人倒生意的高鸿林，又去东沟丁家屯，找倒搭生意的张丕华，其实，这两人昨天请客已经到场，他俩都愿意连人带资本一齐加入合作社，以后专门帮合作社跑外事。又去观音林，找了货郎方起明，也是个有十五年货郎经验的老江湖，也同意加入合作社。这叫人尽其才。
合作社的老主任任常有，在家天天骂高生亮的合作社，于是有农民怼他说: 算了吧，老任哥。你还谈什么原则不原则？谁解下你那个好原则，从前你办合作社，大家都骂你；现在人家办合作社，只有你一个人骂人家。你那个好原则有什么用？
区长和区委书记，三天两头争论合作社的事。区长的顾虑，在后来改革开放的年代，常常成为一种恶劣的现实。合作社甚至自己吸收存款，自己放账，成为一个小银行。合作社一切都不经过组织，以前合作社卖一盒火柴都要去问政府，现在政府根本没有办法领导合作社。
全区当年需要购进七百驮公盐，合作社按每驮三百元预收了款，拿这二十多万买了牲口，到三边去驮盐。也是收了老百姓的公盐款，作为股金，但第一年不发红利，第二年开始发红利。这件事老百姓也都很高兴。
高生亮这样高强度忙碌了半年，就病倒了。四十六七的人，像个老头儿，头发也都白了，背也驼了。
第103页，说1942年2月里，区委书记去延安开合作社主任会议，边区政府建设厅提出新口号，叫做“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公助”。就是说，边区政府对合作社的政策改变了。
以往开会，合作社主任们总是要求上级解决困难，比如请光华商店投点资，请政府派一两个得力干部，请政府解决合作社干部的代耕，请政府多摊派点股金。
这次，政府什么都不给！反而提出，什么都要自己想办法，就是合作社凭自己的力量和本地老百姓商量办法。应该使合作社成为人民自己的事业，由人民出钱，由人民出人，由人民出主意，县政府和区政府只是帮助合作社解决困难问题，只是在政策上，原则上加以领导。
这一来，很多参加会议的老合作社主任觉得没戏唱了，有一位干了六七年的主任长叹道: 这回合作社是毬式了！唉，回家扛镢头去吧！
本区书记赵士杰，认为高生亮办合作社的办法好，符合这次会议精神，应该推广，县政府领导拿不定主意，只是同意维持原议，让高生亮试办一年再说。县里的决议是: 各区政府不要包办合作社业务，加强各个合作社理事会，凡事经过理事会同意，再又政府批准；股金还是要向老百姓摊派，股额限制从每人二十元上升到一百元，不可以随便退股；干部代耕问题，政府酌量批准代耕。
高生亮用合作社资金，资助了一个私塾，请的是七十岁的老古董，教的是“天地玄黄，天子重英豪”一类的内容，区政府知道后，坚决要求高生亮停止资助这个私塾，让孩子们去乡里公家小学校读书。这就体现了政府管该管的事。
运输队的事。
运输队第一次去三边驮盐回来，高生亮很不满意。
区长去找高生亮谈话，见他和一堆人讨论怎么照顾牲口，问他情况，高生亮说: 赔了——这回算账，要是牲口按原价算，就赔了三千多块；要是牲口按现在的市价计算，就还赚了一点。这个月，牲口涨了价。
区长不解，问他赔在什么上呢？
高生亮气愤愤地回答: 时间耽搁了。牲口损失了。——本来二十天就能打来回的，却走了差不多三十天，这样子，人工草料伙食都费得多。路上又跌坏了一头毛驴，还有一头毛驴病死了。这都是管理上有毛病！
高生亮和任常有决裂后半年多来顶快活的一天。
运输队亏本，高生亮决心去找一个老熟人叫傅开山的，这个老人，年轻时候是脚户，赶牲口走南闯北的事很在行。
这天也是年关，高生亮一到傅老汉家: 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媳妇，几个孙男孙女，都跑过来围住高生亮，稀罕得什么似的。他们给高干大拜年，高干大给钱给他们，问长问短。说说笑笑过了一阵，傅开山才把高生亮引回自己窑里细谈。客人才上坑坐定，傅家大儿子提水过来了，二儿子烫酒过来了；大媳妇端上来一盘炒鸡蛋，二媳妇端上来一碗粉条肉，傅开山高兴得好象过生日似地连连让酒。
高生亮吃了两箸，就想让开。他知道傅开山家境不算太好，一年到头，只凭几颗谷子，吃饭的人又多，又没有其他的收入。可是傅开山无论如何不依，反而责备他，说:“你只是少来两回，怎么倒生外起来了？从前我家吃不上穿不上，你叫我勉强拿也拿不出来。这两年光景慢慢好起来了，革命把咱家里革好了，吃喝一点，又怕甚？——你说一年省俭，到过年还不快活它几天？你不用怕，是我拿不出来的，我家里也没有；是我拿得出来的，你管你吃！”说罢又一连灌了高生亮好几盅。
喝了几盅，傅开山的话更多了。他拍着高生亮的肩膀，亲热地说: “生亮哥，你干得好，你干得出色！咱家得了合作社很多好处。我那两个儿媳妇现在都会纺线了，赚了合作社不少的工钱。今年我盘算给她们做一架织布机。合作社那个李大夫给咱全家都治过病，——合作社要早一年立起药社来呀，我那二小子的贵娃就不会撂了。生亮哥，我再说两件事来叫你高兴高兴！咱家里买货一定上合作社买，别处买去怕吃亏。咱家大大小小，从我起到那顶小的毛娃，都在合作社存得有钱。年时你办那个公债入股和公盐入股，那真是两件大善事。——这不是我当面恭维，实在是人人都这样说的。大家都说'有了高干大，咱们有办法。'来，喝上三盅！”高生亮受了老朋友这样的称赞，把近来受的冤气都发散了，像个妇人家似地，低着头，嘻嘻嘻嘻笑个不停。不等劝，咕噜咕噜连喝三盅。一直吃喝到天黑。这一天，高生亮和任常有决裂后半年多来顶快活的一天。
高生亮这次真切感受到群众的拥护，已经动摇的信心，重新坚定起来，而且更加坚定起来。
饭后，关于运输队，傅开山提出一个重要意见。他说靠现在这些运输队长管理运输队，公事公办，是一定要赔本的。他提议叫合作社多找私人合伙，就叫那些合伙来的私人当队长，把合作社的牲口也交给他们管；每个分队各自独立算账，从赚来的钱里提出成数做奖金，奖励那些好的队员。他这一番从多年吆牲口的经验得来的话，把高生亮说得心服口服，简直喜得不行。
不久以后，合作社举办了公开分红仪式，把红利的钱摆在桌子上，公开唱名字，唱到谁，谁上台领红利。
这部小说，是多年前在旧书摊买来的，一直想读，却不知如何面对这本书，河里大家的讨论，促使我捡起这本书读一下，读完思绪万千，却也难以理出个头绪。能想到的大概是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让人思考集体化之路怎么走的问题。一是要有好领导，能干，有智慧，还要心系群众（对比德州红脖子的邻居一文，还要考虑到这个领袖人物的自身利益）。某和尚说，中国至今还有近两千个村保持着集体化，典型的是华西村和南街村。二是要有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比如高干大听了专家建议，对运输队的管理进行了很大的改变和调整，外聘私人运输老板，承包经营。
其次，不论是工业化还是集体化，都会面对新旧思想观念的冲突和斗争，其实就是生存利益斗争。革命者自身，也有个去除自身自身陈旧思想的过程。
深挖下去，这个任家沟合作社，应该是当时陕甘宁边区若干先进合作社的提炼物，那些合作社后来存续情况怎么样了？在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它们的命运是什么样的？大概已经隐没在历史中了吧。
这些主任之所以能当上官，应该当年也是很积极肯干的，这才多久呀，就只知道等靠要了....
换句话说，官僚主义根深蒂固，2千年的封建浸淫不是一句话就能摆脱的
搞合作社，像高干大、高大全这样一心为公的干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要不咋能当上典型，没有这样的人想搞好合作化基本没戏，人才难得，所以合作化本身很难
上级啥都想管，这个也决定了合作社最后必然走向僵化。须知后来可没有私人运输老板了，想外出驮盐挣钱也没戏了，官山海了，除了种粮卖给国家没有其他来钱路数了
去年有帖子夸贵州一个大城市周边的村子搞合作化搞挺好，最近再没听到下文了
我老家乡下出了个能人说要承包地种枸杞，给租费还雇人给工钱种地，结果合同签了不久人跑了，根本原因不了解。农民要富裕，难哪！
有公务员朋友前几年说，有人在广西包了山头，种尖椒，投资一百万，一年就回本了，这个朋友认识那人，曾邀请我们入股种辣椒，我们想，自己不是那个行当的，不知道销路，没敢入股。
你老家那个，也可能是资金断了，没办法，只好放弃已经签合同包下的地，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人发现当地官员会关门拔毛，索性放弃到手的地。
合作社难成功，同意你的看法，毕竟绝大多数人是自私的。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存在好几十年了，以色列也鼓励私人农场主经营，两种模式都在以色列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