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漫谈】黄仁宇、《天龙八部》及其他 -- 外务府行走

2000年寒假的某一天上午，小吏正在大学的自习室里对着托福词汇发呆，随手扯过一张别人扔在桌上的报纸，赫然看见黄老先生的讣告。小吏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黄先生在世纪之交撒手人寰，也算是求仁得仁。为何？黄先生一生怀着爱国热忱，投笔从戎，颠沛异国，修史明志，学贯中西，激扬文字，无非是想给中华民族找一个千古教训找一条复兴之路。他找到了（当然是他自己认为找到了）：就是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在他晚年的诸多著作中无不欣慰地指出，中国经百年忧患，终于开始走上了数目字管理的道路，此后资本聚集、商业昌达、政治清明都将是自然而然之事。对一个学者来说，有什么比亲眼看到毕生追寻所得出的结论正在付诸实现更幸福，对一个海外赤子而言有什么比相信祖国已走上康庄大道更快乐。小吏相信黄老先生临终之时一定是欣慰的，这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也算是莫大的幸运了。

小吏算得上是个“黄”迷了，除了黄先生最早的那部《明代税收制度研究》因为太过专业而望而却步外，阅读收集了大陆出版（正版、盗版）的所有黄先生著述。但小吏以为，但就学术而言黄先生更多的是一个从西方视角看中国的“历史学家”，但又不够纯粹。且听小吏慢慢道来：根据黄先生生平（具体可见《黄河青山》一书）来说，他是中年以后到美国才开始学术生涯，和如今无数的“寄托”族一样从学术训练的点滴做起。所以，他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是典型的西方式的。他整套学术体系的切入点是明朝的税收制度，或着说是经济史研究，由此阐发出一整套的“数目字管理”的理论体系，此后他用这套理论讨论整个中国史和世界近代史（可看《中国大历史》和《资本主义和21世纪》）而终生再未离开一步。这种由个案到理论，由理论到阐释的学术路径正是西方学术研究（至少是社会科学类）的标准路径。和中国的史学研究方法大相径庭。这里可以打个比方。

大家都看过《天龙八部》吧。小吏记得里面有一段说，吐蕃高僧鸠摩志挟持段誉去挑少林寺，鸠本人会小无相功内力无人能敌，而少林寺武学博大精深，每个高僧能学一门就很不容易了，双方一过招，少林寺这边各种本领轮番出场，而鸠就凭自己的天资聪明，从对方那里学几个招式加上小无相功的内力打回去，少林高僧全不能敌，弄得心情灰暗无比，心说怎么还有这种大牲口，我少林寺的武功自己学一辈子还比不上人家三分钟的本事大，这不是天亡我吗？其实对方哪里懂什么少林功夫啊，不过是内力强罢了。其实中西方的史学研究就像少林寺和鸠摩智的差别一样。中国史学界讲究坐冷板凳，皓首穷经，才能有点建树。而西方学界最重视理论创新，理论指导一切，理论解释一切。不过这理论是从那个犄角旮旯里发明出来的，有说服力就行。只要有了理论（不管是政治、经济、心理学、社会学甚至是生物学）就可以解释各种历史现象，年纪轻轻书一本一本地出，这叫有成果。

回到黄仁宇那里，其实他的数目字管理以小吏的浅薄学识看，和西方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伦理理论非常相似。他们其实都认为人类发展的道路标准都是一样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和道路，其他民族能早一天转到这个道路上来就早一天发达，而转不过来，自然有转不过来的道理，但你无论多痛苦多艰难都要完成这个转变。为什么？因为经济原理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可为什么说黄仁宇又不是纯粹的西方学者呢？因为他又多走了一步，到了大历史观的层次上。而现代（注意是现代）西方学界主流最痛恨就是这种包罗万象的宏观历史理论。这里有点矛盾，确实，你可以说我手里有一种理论，我可以用来解释好多问题或用好多个个案证明，OK没问题。可你说我发现了某某历史有某种深沉的、宏大的规律，无论怎么变化历史都逃不脱这种规律，他们就不爱听了，因为他们觉得历史也是一种科学，既要证明也要证伪，而你说的那种规律是哲学，不能证明和证伪，不算科学。（这里面东西太复杂了，扯远了。）所以黄先生终其一生，在华人圈里名声大噪，在美国主流学术圈却始终不甚出名。

拉拉杂杂说了半天，只是想告诉诸位，看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时要注意他们研究中的学术背景。找出他们的理论脉络，才能更准确地了解他们的局限性。哈哈，历史本没什么对错，说的人多了，好像就有了对错，可要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