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漫谈】黄仁宇、《天龙八部》及其他 -- 外务府行走

2000年寒假的某一天上午，小吏正在大学的自习室里对着托福词汇发呆，随手扯过一张别人扔在桌上的报纸，赫然看见黄老先生的讣告。小吏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黄先生在世纪之交撒手人寰，也算是求仁得仁。为何？黄先生一生怀着爱国热忱，投笔从戎，颠沛异国，修史明志，学贯中西，激扬文字，无非是想给中华民族找一个千古教训找一条复兴之路。他找到了（当然是他自己认为找到了）：就是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在他晚年的诸多著作中无不欣慰地指出，中国经百年忧患，终于开始走上了数目字管理的道路，此后资本聚集、商业昌达、政治清明都将是自然而然之事。对一个学者来说，有什么比亲眼看到毕生追寻所得出的结论正在付诸实现更幸福，对一个海外赤子而言有什么比相信祖国已走上康庄大道更快乐。小吏相信黄老先生临终之时一定是欣慰的，这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也算是莫大的幸运了。

小吏算得上是个“黄”迷了，除了黄先生最早的那部《明代税收制度研究》因为太过专业而望而却步外，阅读收集了大陆出版（正版、盗版）的所有黄先生著述。但小吏以为，但就学术而言黄先生更多的是一个从西方视角看中国的“历史学家”，但又不够纯粹。且听小吏慢慢道来：根据黄先生生平（具体可见《黄河青山》一书）来说，他是中年以后到美国才开始学术生涯，和如今无数的“寄托”族一样从学术训练的点滴做起。所以，他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是典型的西方式的。他整套学术体系的切入点是明朝的税收制度，或着说是经济史研究，由此阐发出一整套的“数目字管理”的理论体系，此后他用这套理论讨论整个中国史和世界近代史（可看《中国大历史》和《资本主义和21世纪》）而终生再未离开一步。这种由个案到理论，由理论到阐释的学术路径正是西方学术研究（至少是社会科学类）的标准路径。和中国的史学研究方法大相径庭。这里可以打个比方。

大家都看过《天龙八部》吧。小吏记得里面有一段说，吐蕃高僧鸠摩志挟持段誉去挑少林寺，鸠本人会小无相功内力无人能敌，而少林寺武学博大精深，每个高僧能学一门就很不容易了，双方一过招，少林寺这边各种本领轮番出场，而鸠就凭自己的天资聪明，从对方那里学几个招式加上小无相功的内力打回去，少林高僧全不能敌，弄得心情灰暗无比，心说怎么还有这种大牲口，我少林寺的武功自己学一辈子还比不上人家三分钟的本事大，这不是天亡我吗？其实对方哪里懂什么少林功夫啊，不过是内力强罢了。其实中西方的史学研究就像少林寺和鸠摩智的差别一样。中国史学界讲究坐冷板凳，皓首穷经，才能有点建树。而西方学界最重视理论创新，理论指导一切，理论解释一切。不过这理论是从那个犄角旮旯里发明出来的，有说服力就行。只要有了理论（不管是政治、经济、心理学、社会学甚至是生物学）就可以解释各种历史现象，年纪轻轻书一本一本地出，这叫有成果。

回到黄仁宇那里，其实他的数目字管理以小吏的浅薄学识看，和西方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伦理理论非常相似。他们其实都认为人类发展的道路标准都是一样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和道路，其他民族能早一天转到这个道路上来就早一天发达，而转不过来，自然有转不过来的道理，但你无论多痛苦多艰难都要完成这个转变。为什么？因为经济原理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可为什么说黄仁宇又不是纯粹的西方学者呢？因为他又多走了一步，到了大历史观的层次上。而现代（注意是现代）西方学界主流最痛恨就是这种包罗万象的宏观历史理论。这里有点矛盾，确实，你可以说我手里有一种理论，我可以用来解释好多问题或用好多个个案证明，OK没问题。可你说我发现了某某历史有某种深沉的、宏大的规律，无论怎么变化历史都逃不脱这种规律，他们就不爱听了，因为他们觉得历史也是一种科学，既要证明也要证伪，而你说的那种规律是哲学，不能证明和证伪，不算科学。（这里面东西太复杂了，扯远了。）所以黄先生终其一生，在华人圈里名声大噪，在美国主流学术圈却始终不甚出名。

拉拉杂杂说了半天，只是想告诉诸位，看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时要注意他们研究中的学术背景。找出他们的理论脉络，才能更准确地了解他们的局限性。哈哈，历史本没什么对错，说的人多了，好像就有了对错，可要小心啊!

不好意思啊，我其实一开始也是很喜欢黄的。

对他的东西有一点看法是从他对于49年以后的一些事情的解读。比如底层结构什末的，个人感觉他好像是坐在美国的书斋里看中国的现实，用某些理论上的东西去套，可就我个人所知，他套出来的那些结论，很多和实际情况并不一样（当然也不能怪他，很多西方学术圈的学者，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都有严重的误读，不管他们是痛恨还是热爱中国；所以才有了教授学习文革，文革是女权运动之类的啼笑皆非的笑话）。

另外我对他的大历史观也有一点怀疑，可能是因为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总是觉得有一点玄，让人觉得太大了，可能也就是你说的第二点。

不过无论如何，当年在国内读本科的我，看到他的独特的从财政问题入手的新视点，都让我犹如醍醐灌顶。另外他的经历也让我唏嘘不已，人到中年再从异国从头干起，最后还能拿到终身教职，实在是不简单。

当国内第一批读者看到万历十五年时，好多人都惊呼：啊，原来历史也可以这样写。这就是当时思想刚解放时人们的心态，也是黄先生对国人影响很深的缘故。其实正如兄言，外国人好多理论都是隔靴搔痒，看似吓人其实不值一驳。对黄仁宇的理论，小吏觉得作一家之言即可，不必看得过高。除了万历十五年，黄还有一本书小吏觉得很好，不过国内好象少见。好象叫“以大历史观点评《蒋介石日记》”。我买的应该是盗版的，错字甚多，而且半文半白。里面除了用他自己拿手的理论外，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蒋个人的作为分析也很透彻，许多评论放在当前的时事也很适用。

不过不知道你喜欢的黄和我喜欢的黄是否一样...

《黄河青山》定价45圆，翻了翻，除了多了几张照片，好像没什么太多的新东西，一咬牙，没买。

数目字管理这样的理论，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畴么？

看中国古代，定性的本事实在是太强，几乎一下子就搞通了一切宏观道理，以至于到后来一直没有能够发展起定量为主的自然科学来。目前在走的路是从形而上－－》形而下，从定性的理论到更多的以定量的事实或者分析为主。

西方，正好想反，是从定量为主－－》有定性的理论指导

两者正在相重合

然后再解决，中国喜欢用一个道理把所有的东西都说明白。

从实用的角度，必然需要知道具体的功能和结构，必须能够创造或者是复制。

中国则是从认知的角度，一旦认为弄清了道理，就满足了，并没有必要去实现什么东西。中国，古人多哲学家，哪怕是春秋战国，也是讲道理来服人的多，打仗服人的少。

这种差别怎么形成的，也许是和地理环境有关，也许是和是否有共同的语言有关。大家都有同样的语言，讲起道理来恐怕会比讲不同语言的要容易的多，谈判出结果的可能性也多的多。

所谓一言不合，大打出手，也是有道理的。

但他们分析图表的能力很强，很会从曲线中发现问题。总之他们的却很重视数字，比例，图表，统计。这也导致了相应的软件很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