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铁军纵横谈--作者:开国上将肖克 (一) 铁军溯源 -- guotao

(七) 铁军人物

大革命的风暴产生了铁军这支军队，也造就了一批叱吒风云的铁军人物，这些人物同铁军一样，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现就我见到过、接触过和了解的铁军主要人物谈点看法。

张发奎是铁军中最显赫的人物，曾任四军的师长、军长兼十一军军长，又是二方面军总指挥。党权运动时期，我听过他几次讲话，那时他表现得很革命，我记得他在武昌左旗兵营集合七十一团全体人员讲话。“我们一定要打倒蒋介石，仅四军和十一军就有三万支枪，我们是铁军，还打不倒他？”陈铭枢离军后，张在一次军官会议说陈铭枢不是真革命。打下贺胜桥，十二师本可以直抵武昌，但他让陈铭枢去追，因为他知道陈铭枢想当武汉卫戍司令。他说，陈铭枢走了，蒋光鼐、戴戟也走了，让他们走吧，我们要革命到底。张发奎就二方面军总指挥职的时候，汪精卫、郭沫若、恽代英都到了。他说“如果兄弟不革命，你们就起来打倒我”。那时，他确实有股革命精神。

但革命处於转变时期，张发奎就动摇了，一直堕落到参加军阀混战，镇压工农兵起义。即便在我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和“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及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时，他还在1936年1月就任闽浙皖赣四省区“剿匪”总指挥，残酷镇压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抗战时期，张发奎积极参加抗战，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等。在第四战区任职时，他曾委任蒋光鼐为参谋长，过去他们是死对头，这时期又合作，表现了在民族危亡时期团结对敌的精神。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12个战区司令长官中，唯有张发奎没有发表反共通电，但在叶挺被拘禁桂林时，他不作可能的照顾，不仅北伐时期的同壕友谊没有了，就是在抗战中共同对民族敌人的战友之谊也不见了。1944年我从敌后回延安，周恩来同我谈到叶挺在桂林被拘禁事，说：张发奎不够朋友。解放战争时期，张以蒋介石之俯仰为俯仰。1946年春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时<原文如此。应该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而不是委员长兼主任。委员长应该是蒋介石本人--guotao注>，他利令智昏，初则不承认我党领导的东江纵队之存在，继则企图在东江纵队由大鹏湾登船北撤时，将其消灭，幸我预烛其奸，及时揭露，才使他的阴谋未逞。在解放军即将打过长江，向江南进军之际，他还一度就任蒋介石的陆军总司令，据叶剑英讲，我们曾托人劝张，当空头司令没有意思，蒋介石不信任你。他说：“我再干三个月吧！”这个时候的张发奎成“官迷”了，全国解放后，张逃往香港。张发奎的一生，充分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过贡献，但在革命转折时期，为阶级本质和政治条件决定，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做了有损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即便如此，他在中国近代史上，仍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叶剑英在他死时发了唁电。

陈铭枢也是铁军中一个影响很大的人物。北伐时期，他同张发奎都是师长，仗打得好。当时部队中对於他们两人的指挥有这样的话：“张发奎攻击勇猛，陈铭枢会守会攻。”1928年国民党军事杂志中登有蒋光鼐写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评价张、陈二人：“向华(张发奎)师长之蹈厉无前。真如(陈铭枢)师长之指挥若定。”这两句话是中肯的。就军事指挥来讲，二人的风格，各有千秋。北伐时期，由於北洋军阀政治上、军事上的腐败，以及人民的积极援助，北伐军采取长驱深入的战略，张发奎可以“蹈厉无前”而所向披靡。陈铭枢之“指挥若定”，在北伐军攻城夺地的大规模运动战中，与张发奎相得益彰。但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这条件变化了，他们的用兵方法，还和过去差不多。铁军三分之后，张陈两军曾大战三次，张发奎还是以前那种作战方式，结果都遭到失败。这大概是古兵书上批评的“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吧。反观陈铭枢之指挥若定，更多是靠谋略。1929年冬花县之战，先以防御态势顶住张发奎的“三板斧”，在其攻势被遏止向西退却时，由蒋光鼐率3个师转入战略追击。他不采取跟踪追击，而至广西北流，张以老办法从广东高州猛攻北流，结果大败，退到南宁附近，仅有的两个师缩编为一个师。1930年夏衡阳大战也是这样。当张桂军进至长沙及以北地区回师南下时，蒋光鼐率3个师在衡阳取防御态势，构筑工事，待其攻坚，当张桂军进攻受挫时，才转为攻势，将其歼灭。以上战例说明二人的用兵方略，陈较灵活，有在不同战争环境中的适应性。

在政治上陈铭枢也比张发奎的眼界宽阔，他虽然在1927年3月脱离铁军，投靠蒋介石，并参加了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但“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他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拥蒋变为反蒋，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主张反蒋抗日。“福建事变”失败后，他这一系统的铁军虽瓦解了，但陈铭枢等继续同我党合作，坚持进步。他组织了中华民族大同盟及三民主义同志联谊会等民主组织，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抗日力量，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事业。1949年他和蒋光鼐、蔡廷锴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尔后一直在全国政协和人大任职。

陈铭枢的文化素养也是较高的。据北伐军第四军苏联顾问戈烈夫在他写的《中国的军队》一书说：在北伐时，他的公文箱很少军事书。却带了好些佛学，他认为中国军人少读军事而喜读佛学是怪事。对於一个成熟的军人喜欢另一方面的知识，无可非议。在延安时，康生曾给我看过一个条幅。是康生在1936年到巴黎，见到陈铭枢，陈为他写的。康生说：“一个军人能写这样的字也不简单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对陈进行了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并作了错误处理，以至使这位长期与我党合作，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不小影响的老朋友，于1965年抑郁而终，诚令人叹惋。

叶挺是我在铁军中见得最多、映象最深的人物。我到铁军不久正赶上“党权运动”，二十四师师长戴戟与陈铭枢、蒋光鼐等人自动离职，叶挺便由二十五师副师长升任二十四师师长。叶挺来后，经常召集我们开会，讲“党权运动”的意义，有时还请恽代英或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和军宣传科长屈凌汉来讲演，大家都集中火力批判蒋介石的独裁和反动。那时，军队中通常是政治工作人员讲政治，叶挺却常以军事指挥官的身份，主持政治活动，这就给军事工作人员带了个头。叶挺穿着整洁的军装，打着绑腿，一副威武的军人仪表，我们对叶师长都怀有敬仰之情。他少年从军，进过广州陆军小学、武汉陆军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受过完整的军事教育。1924年经廖仲恺派遣到苏联学习，接受了苏联红军的建军和作战思想。叶挺与张发奎陈铭枢等，是同一时代同一系统的军人，所不同的是他更倾向接受进步思想。早在1917年他在保定军校工兵科学习的时候，就曾给当时影响很大的进步刊物《新青年》写信，倾诉其为国为民自强自信的豪情壮志。在苏联学习时，他加入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就使他在思想境界以及作风和气质上，高于铁军中的同仁。他吸收共产党员和左派参加部队，按照苏联红军的样子带兵、用兵。他要求部队“严格执行三不”(不拉夫、不扰民、不筹款)，要求军官不要用“三金”(金戒指、金牙、金丝眼睛)装饰，不准连长吃空额，各连官兵出席连党部会议，密切了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特别重要的是，在他领导的师团里建立了共产党支部，营有党小组，连有党员，他领导的部队成为共产党早期掌握的一支较强的武装力量，也成为铁军中军政素质最好的部队。

叶挺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这从他指挥独立团进行的安仁、汀泗桥、贺胜桥和围攻武昌城，以及反击夏斗寅、杨森的许多战斗中可以看出。但由於他是半公开的共产党员，在当时革命队伍中叫做“有色彩”，虽战功卓著，却不为当局信任。北伐军攻下武昌，铁军几个主力团的团长都升为师长，只有他任副职；在二期北伐保卫武汉政府的时候，他本是卫戍司令，除指挥铁军的七十二、七十五团之外，还指挥中央独立师，但战争胜利和北伐军回师后，他仍退居原职，军队扩编为二方面军，也是如此。

叶挺不仅是战场上的英雄，在战略上也有见地。抗日战争后期，他的老同学和老战友聂荣臻曾同我谈到过叶挺。他说，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时，叶挺都提过好意见，但未被采纳。一次是起义军在汤坑失利后，他提出到漳州去，因漳州地处闽粤边又靠海，过去孙中山在革命不利时曾到这里，经补充休整，又回师广东。但当时南昌起义军预定到潮汕，以取得国际上的援助，叶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第二次是广州起义的第二天，他提出撤退，去海陆丰，但被国际派来的代表反对，说他是“土匪主义”。到第三天，敌人从各个方向压过来，起义军被迫撤退，损失很大。我觉得叶挺的这两次建议都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如果当时采纳他的意见，两次起义的结局可能有所不同。我们谈话的时候，叶挺正在国民党监狱中，二人相对怆然。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去苏联，受到党内不公正的批评，就别扭起来，长期侨居国外，这是他的错误。但他始终不投靠国民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回国参加抗战，接受党的领导。在新四军任职时，他一心一意为部队的巩固发展而努力，但并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的作用。皖南事变，身陷囹圄，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方诱降，保持了革命者的高风亮节。出狱后，立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立即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不幸在去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与夫人李秀文及儿女各一同亡。

叶挺的一生坎坷不平，他是个忠於国家民族和无产阶级事业的人，是有才能的人，由於当时政治的历史的原因，没有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北伐战争时期如此，在新四军也是如此，这是他的不幸！也是我党和国家的损失！

廖乾五是共产党员参加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杰出的政治工作人员之一。他早年受科举教育，参加科考，当过家庭教师。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接触西方民主思想，涉猎进化论和三民主义，受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影响，1922年他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京汉路工人运动，并以中共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8月，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国民党党代表，也是铁甲车队中共产党组织的组长。他们接受共产党两广区委陈延年、周恩来的领导，使这支队伍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革命队伍。

铁甲车队组建后，开到广宁支援农民运动。1925年，廖乾五又率部参加广东革命政府平定杨刘叛乱，支援省港大罢工并参加反英美帝国主义的大示威运动。不久，任第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讨伐广东南路军阀邓本殷。他领导政治工作人员，向“沿途居民宣传，无微不至，随处与民众谈话”，“人民之疑虑尽失，由惊避怨恨而欢迎欢送”。北伐军出师后，第四军由湖南一直打到武汉，廖乾五无役不从。1927年北伐军进军河南，廖又受命指导十一军及独立十五师政治工作。第四军的辉煌战绩并赢得铁军之名，廖在政治工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当时第四军苏联顾问戈烈夫说的：“作战方面最可靠的那些军，恰恰是政治工作最强的那些军。”“在国民革命军中最强的是第十二师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他是陕西人，大家都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很善於在十二师中组织政治工作……十二师政治部无论在本师对战士的教育方面，或在居民中间成立种种社会组织方面，都真正进行了远大的工作，战士们不是表面上而是实际上懂得了为什么作战。十二师 所到之处，群众都组织了起来……”。张发奎也承认在这次战争中“政治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他把政治部的工作比喻为“垦荒田”，在“……荒田上通过政治工作不辞劳苦的努力之后，居然获得了很好的收获”。

武汉政府叛变后，廖乾五脱离张发奎，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党代表。南昌起义失败后，党分配他在白色区域工作，1930年任湖南省委军委书记，不幸被捕。因廖乾五在军政界和社会上影响很大，何健就把他秘密杀害了。

廖乾五是铁军政治工作的模范，他有旧学基础和社会经验，信仰马克思主义，工作认真负责，善於团结革命军人，所以能在中共史无前例的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打开局面。我听过他两次讲话，觉得他是朴实无华的革命家。南昌起义失败后，多年没有听到他的下落。但一想到北伐和南昌起义的历史，就总想到他。

铁军人物中，给我留下深刻映象的还有黄琪翔。黄在一期北伐时是张发奎的团长，二期北伐时为第十二师师长兼第四军副军长，回师武汉后为四军军长。在一期北伐的各重要战斗中，黄琪翔指挥的第三十六团打得好，堪与叶挺独立团相伯仲，所以在打到武汉前，由陈可钰建议，经蒋介石批准，破格提升黄琪翔和叶挺为少将团长。在二期北伐的上蔡和临颖两次大战中，黄琪翔指挥的十二师，英勇顽强，全军闻名。张发奎的声威，得力于他不少。铁军分裂后，在张李混战中，他和张发奎同时被免职，并通电下野。他参加镇压广州起义后即出国，脱离张发奎，与宋庆龄、邓演达交往。回国后参加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九一八”事变后，他支持淞沪抗战，参与联共、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尔后又担任中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总书记。他不参加军阀混战和反共战争，是一位有识之士。抗战时期，他积极参加抗战，曾任几个战区的高级指挥官。抗战胜利后，他主张和平谈判，不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1948年底，蒋介石企图将他诱往台湾，他出走香港，参加农工民主党的活动。1949年9月，他以特约代表身份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此后即担任新中国的高级职务和民主党派的领导，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反右时，对他作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和党内党外有些知名人士一样，未能寿终正寝。

(待续)

后续标题：

(八)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