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铁军纵横谈--作者:开国上将肖克 (一) 铁军溯源 -- guotao

这篇关于铁军的，是作为附录附在我偶然发现的一本肖克写的《朱毛红军侧记》书尾。虽说老将军是老派人物，下笔不免习惯用老派词句，分析事物一切运用马列主义；但以他的经历和声誉，我相信忠於历史这一点是没问题的。

几个月来，从西西河读到许许多多的好文章，受益非浅。闷声发大财之余，我也好歹作点贡献。嗯，这几万字敲下来，我这拼音输入法也由每小时1300字左右发展到了差不多3000字。敲与不敲，大不一样啊……

对肖克了解不多，但觉得他是很值得尊敬的。难得的是，老将军居然还在世(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在大将级的人物中，可能是硕果仅存了。虽然，由於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军衔仅是上将。

(八) 结论

铁军是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这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又确定了三大政策，特别是强调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非学俄国不可。这样就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这时期，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苏联政府给予多方面的援助，五卅运动及省港大罢工，东江和广州附近农民运动的大发展，北方革命运动的兴起等等，使广州革命政权得到了新的血液。在这块土地上应运而生的第四军的指战员，有了革命理想，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而战，同仇敌忾，所向披靡，时势造英雄。没有这个时代，“铁军”是不可能产生的。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战争，不会没有政治原因。根据马列主义原理，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与政治密切相关，又是不同范畴。战争本身有其自身的规律。铁军在进行革命战争时，打得好。分化以后，各系统在战争中多数打得好，因为他们在战术、技术和战斗进程以及军事行政管理等方面，都能把握其自身的规律。但是，战争究竟是为政治服务的。北伐时期，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都为完成民主革命而共同战斗。反映在军事上就是铁军能战必胜，攻必克。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国共分家，铁军也随之而三分。无产阶级领导的铁军，坚持民主革命，而资产阶级领导的铁军，参加军阀混战；镇压革命人民并“围剿”人民军队，这样就使战争的性质变化了。前者是正义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也经过若干曲折，终於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后者是非正义的，最终是会失败的。

铁军之所以威名大振，还在於军事政治训练有素。首先是这支部队继承发展了中国历史上优良的军事传统，吸收了外国先进的军事思想，并在孙中山长期的军人精神教育的感召下，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除有自己训练干部的西江讲武堂外，还吸收黄埔军校的经验，向部队讲解当时比较先进的战术。他们要求严格训练，刻苦耐劳。以“铁腿、马眼、神仙肚”自励，日行百里，并不稀奇。他们组织行军，井然有序，我听一老兵说，戴戟团长规定起床到集合为一小时，他把从起床到集合许多事务，合理安排。不能起早，起早了，休息不好，浪费精力，迟了就不能按时出发。这说明他们的时间观念非常强。第二，铁军的纪律好，管理严，要求不嫖、不赌、不吹(抽鸦片)，不强占民房，不强买强卖，借群众的东西要还，那时汉口《民国日报》常有记载。铁军行军多为露营，1927年夏在河南打仗时，只要不下雨就在村落旁的小片树林露营，这样有利于管理和安排生活。驻军时按计划进行操课。第三，铁军的政治工作是国民革命军开展得比较好的，他们有一套开展政治工作的组织机构，如政治部、各级党部、军师设党代表，团、连均设政治指导员，还有一套政治工作办法，每到一地，刷标语，搭台演讲，召开群众会议，或与群众组织联系，宣传革命道理。士兵要读《国民革命军士兵读本》，在参加连党部会议中(官兵都参加国民党)有发言权。以团为单位的总理纪念周，是团长、团指导员或上级派人来讲政治问题和作宣传的好时机。连队经济公开、赏罚公开、用人公开。官兵之间虽然薪饷有别，但大都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有一定的革命自觉性。有些军官有打人恶习，但舆论不赞成，政治工作人员也抵制，他们还重视战时政治工作，利用刊物，及时宣传杀敌战绩和奋斗精神。将士牺牲，召开追悼会，怀念死者，激励部队，使全军官兵同仇敌忾，共赴疆场。

铁军的政治工作，是整个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这个传统也为后来的人民军队所继承并加以发扬。抗战初期，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0页)这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承前启后的关系，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

铁军的后勤工作也颇具特色。他们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后勤保障有重大作用。铁军向北洋军阀控制的两湖进军，主要是靠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供应。当时广东发行的纸币，在湖南地区都通用。铁军沿广东出发到武汉，都用广东纸币或部分现金，就地购买军需品和薪饷。在重要进军道上设立兵站，使后续部队得到部分供应。由於铁军纪律好，不拉夫，不扰民，买卖公平，群众拥护，行军作战中吃穿都不困难。武器方面，沿广东出发，铁军装备整齐，一人一支步枪，带两百发子弹。进入两湖，军队扩大，都取之于敌。打到武汉，这里有早负盛誉的汉阳兵工厂，我党在这个工厂的工人运动，本有基础，北伐军一到，革命情绪高涨，立即得到大批弹药供应。

第四军博得“铁军”之名，是同他们的领导人陈可钰、陈铭枢、张发奎、廖乾五、蒋光鼐、叶挺、黄琪翔、蔡廷锴等有直接关系。这些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受过较完备的军事教育，久随孙中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忠於民主革命，追求进步。作为革命军人，他们的素养、气质都较优良。张向华之蹈历无前，陈真如之指挥若定，蒋憬然之谋定再战，叶希夷之勇冠三军，黄琪翔、蔡贤初之立马疆场，廖乾五之善於政治工作，加以苏联军事顾问善於筹划，等等，历史传为美谈。铁军之名是在他们指挥之下打出来的，加上广大官兵的奋勇牺牲，使他们的才能得以施展。北伐战争中的突出战绩正是他们指挥艺术的体现。“铁军”的光辉称呼，博得当时社会各界和历史的承认。这是在时势造英雄的前提下，造成了英雄造时势的壮丽局面。

(全文完)

(七) 铁军人物

大革命的风暴产生了铁军这支军队，也造就了一批叱吒风云的铁军人物，这些人物同铁军一样，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现就我见到过、接触过和了解的铁军主要人物谈点看法。

张发奎是铁军中最显赫的人物，曾任四军的师长、军长兼十一军军长，又是二方面军总指挥。党权运动时期，我听过他几次讲话，那时他表现得很革命，我记得他在武昌左旗兵营集合七十一团全体人员讲话。“我们一定要打倒蒋介石，仅四军和十一军就有三万支枪，我们是铁军，还打不倒他？”陈铭枢离军后，张在一次军官会议说陈铭枢不是真革命。打下贺胜桥，十二师本可以直抵武昌，但他让陈铭枢去追，因为他知道陈铭枢想当武汉卫戍司令。他说，陈铭枢走了，蒋光鼐、戴戟也走了，让他们走吧，我们要革命到底。张发奎就二方面军总指挥职的时候，汪精卫、郭沫若、恽代英都到了。他说“如果兄弟不革命，你们就起来打倒我”。那时，他确实有股革命精神。

但革命处於转变时期，张发奎就动摇了，一直堕落到参加军阀混战，镇压工农兵起义。即便在我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和“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及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时，他还在1936年1月就任闽浙皖赣四省区“剿匪”总指挥，残酷镇压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抗战时期，张发奎积极参加抗战，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等。在第四战区任职时，他曾委任蒋光鼐为参谋长，过去他们是死对头，这时期又合作，表现了在民族危亡时期团结对敌的精神。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12个战区司令长官中，唯有张发奎没有发表反共通电，但在叶挺被拘禁桂林时，他不作可能的照顾，不仅北伐时期的同壕友谊没有了，就是在抗战中共同对民族敌人的战友之谊也不见了。1944年我从敌后回延安，周恩来同我谈到叶挺在桂林被拘禁事，说：张发奎不够朋友。解放战争时期，张以蒋介石之俯仰为俯仰。1946年春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时<原文如此。应该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而不是委员长兼主任。委员长应该是蒋介石本人--guotao注>，他利令智昏，初则不承认我党领导的东江纵队之存在，继则企图在东江纵队由大鹏湾登船北撤时，将其消灭，幸我预烛其奸，及时揭露，才使他的阴谋未逞。在解放军即将打过长江，向江南进军之际，他还一度就任蒋介石的陆军总司令，据叶剑英讲，我们曾托人劝张，当空头司令没有意思，蒋介石不信任你。他说：“我再干三个月吧！”这个时候的张发奎成“官迷”了，全国解放后，张逃往香港。张发奎的一生，充分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过贡献，但在革命转折时期，为阶级本质和政治条件决定，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做了有损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即便如此，他在中国近代史上，仍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叶剑英在他死时发了唁电。

陈铭枢也是铁军中一个影响很大的人物。北伐时期，他同张发奎都是师长，仗打得好。当时部队中对於他们两人的指挥有这样的话：“张发奎攻击勇猛，陈铭枢会守会攻。”1928年国民党军事杂志中登有蒋光鼐写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评价张、陈二人：“向华(张发奎)师长之蹈厉无前。真如(陈铭枢)师长之指挥若定。”这两句话是中肯的。就军事指挥来讲，二人的风格，各有千秋。北伐时期，由於北洋军阀政治上、军事上的腐败，以及人民的积极援助，北伐军采取长驱深入的战略，张发奎可以“蹈厉无前”而所向披靡。陈铭枢之“指挥若定”，在北伐军攻城夺地的大规模运动战中，与张发奎相得益彰。但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这条件变化了，他们的用兵方法，还和过去差不多。铁军三分之后，张陈两军曾大战三次，张发奎还是以前那种作战方式，结果都遭到失败。这大概是古兵书上批评的“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吧。反观陈铭枢之指挥若定，更多是靠谋略。1929年冬花县之战，先以防御态势顶住张发奎的“三板斧”，在其攻势被遏止向西退却时，由蒋光鼐率3个师转入战略追击。他不采取跟踪追击，而至广西北流，张以老办法从广东高州猛攻北流，结果大败，退到南宁附近，仅有的两个师缩编为一个师。1930年夏衡阳大战也是这样。当张桂军进至长沙及以北地区回师南下时，蒋光鼐率3个师在衡阳取防御态势，构筑工事，待其攻坚，当张桂军进攻受挫时，才转为攻势，将其歼灭。以上战例说明二人的用兵方略，陈较灵活，有在不同战争环境中的适应性。

在政治上陈铭枢也比张发奎的眼界宽阔，他虽然在1927年3月脱离铁军，投靠蒋介石，并参加了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但“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他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拥蒋变为反蒋，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主张反蒋抗日。“福建事变”失败后，他这一系统的铁军虽瓦解了，但陈铭枢等继续同我党合作，坚持进步。他组织了中华民族大同盟及三民主义同志联谊会等民主组织，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抗日力量，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事业。1949年他和蒋光鼐、蔡廷锴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尔后一直在全国政协和人大任职。

陈铭枢的文化素养也是较高的。据北伐军第四军苏联顾问戈烈夫在他写的《中国的军队》一书说：在北伐时，他的公文箱很少军事书。却带了好些佛学，他认为中国军人少读军事而喜读佛学是怪事。对於一个成熟的军人喜欢另一方面的知识，无可非议。在延安时，康生曾给我看过一个条幅。是康生在1936年到巴黎，见到陈铭枢，陈为他写的。康生说：“一个军人能写这样的字也不简单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对陈进行了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并作了错误处理，以至使这位长期与我党合作，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不小影响的老朋友，于1965年抑郁而终，诚令人叹惋。

叶挺是我在铁军中见得最多、映象最深的人物。我到铁军不久正赶上“党权运动”，二十四师师长戴戟与陈铭枢、蒋光鼐等人自动离职，叶挺便由二十五师副师长升任二十四师师长。叶挺来后，经常召集我们开会，讲“党权运动”的意义，有时还请恽代英或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和军宣传科长屈凌汉来讲演，大家都集中火力批判蒋介石的独裁和反动。那时，军队中通常是政治工作人员讲政治，叶挺却常以军事指挥官的身份，主持政治活动，这就给军事工作人员带了个头。叶挺穿着整洁的军装，打着绑腿，一副威武的军人仪表，我们对叶师长都怀有敬仰之情。他少年从军，进过广州陆军小学、武汉陆军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受过完整的军事教育。1924年经廖仲恺派遣到苏联学习，接受了苏联红军的建军和作战思想。叶挺与张发奎陈铭枢等，是同一时代同一系统的军人，所不同的是他更倾向接受进步思想。早在1917年他在保定军校工兵科学习的时候，就曾给当时影响很大的进步刊物《新青年》写信，倾诉其为国为民自强自信的豪情壮志。在苏联学习时，他加入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就使他在思想境界以及作风和气质上，高于铁军中的同仁。他吸收共产党员和左派参加部队，按照苏联红军的样子带兵、用兵。他要求部队“严格执行三不”(不拉夫、不扰民、不筹款)，要求军官不要用“三金”(金戒指、金牙、金丝眼睛)装饰，不准连长吃空额，各连官兵出席连党部会议，密切了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特别重要的是，在他领导的师团里建立了共产党支部，营有党小组，连有党员，他领导的部队成为共产党早期掌握的一支较强的武装力量，也成为铁军中军政素质最好的部队。

叶挺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这从他指挥独立团进行的安仁、汀泗桥、贺胜桥和围攻武昌城，以及反击夏斗寅、杨森的许多战斗中可以看出。但由於他是半公开的共产党员，在当时革命队伍中叫做“有色彩”，虽战功卓著，却不为当局信任。北伐军攻下武昌，铁军几个主力团的团长都升为师长，只有他任副职；在二期北伐保卫武汉政府的时候，他本是卫戍司令，除指挥铁军的七十二、七十五团之外，还指挥中央独立师，但战争胜利和北伐军回师后，他仍退居原职，军队扩编为二方面军，也是如此。

叶挺不仅是战场上的英雄，在战略上也有见地。抗日战争后期，他的老同学和老战友聂荣臻曾同我谈到过叶挺。他说，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时，叶挺都提过好意见，但未被采纳。一次是起义军在汤坑失利后，他提出到漳州去，因漳州地处闽粤边又靠海，过去孙中山在革命不利时曾到这里，经补充休整，又回师广东。但当时南昌起义军预定到潮汕，以取得国际上的援助，叶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第二次是广州起义的第二天，他提出撤退，去海陆丰，但被国际派来的代表反对，说他是“土匪主义”。到第三天，敌人从各个方向压过来，起义军被迫撤退，损失很大。我觉得叶挺的这两次建议都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如果当时采纳他的意见，两次起义的结局可能有所不同。我们谈话的时候，叶挺正在国民党监狱中，二人相对怆然。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去苏联，受到党内不公正的批评，就别扭起来，长期侨居国外，这是他的错误。但他始终不投靠国民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回国参加抗战，接受党的领导。在新四军任职时，他一心一意为部队的巩固发展而努力，但并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的作用。皖南事变，身陷囹圄，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方诱降，保持了革命者的高风亮节。出狱后，立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立即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不幸在去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与夫人李秀文及儿女各一同亡。

叶挺的一生坎坷不平，他是个忠於国家民族和无产阶级事业的人，是有才能的人，由於当时政治的历史的原因，没有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北伐战争时期如此，在新四军也是如此，这是他的不幸！也是我党和国家的损失！

廖乾五是共产党员参加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杰出的政治工作人员之一。他早年受科举教育，参加科考，当过家庭教师。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接触西方民主思想，涉猎进化论和三民主义，受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影响，1922年他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京汉路工人运动，并以中共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8月，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国民党党代表，也是铁甲车队中共产党组织的组长。他们接受共产党两广区委陈延年、周恩来的领导，使这支队伍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革命队伍。

铁甲车队组建后，开到广宁支援农民运动。1925年，廖乾五又率部参加广东革命政府平定杨刘叛乱，支援省港大罢工并参加反英美帝国主义的大示威运动。不久，任第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讨伐广东南路军阀邓本殷。他领导政治工作人员，向“沿途居民宣传，无微不至，随处与民众谈话”，“人民之疑虑尽失，由惊避怨恨而欢迎欢送”。北伐军出师后，第四军由湖南一直打到武汉，廖乾五无役不从。1927年北伐军进军河南，廖又受命指导十一军及独立十五师政治工作。第四军的辉煌战绩并赢得铁军之名，廖在政治工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当时第四军苏联顾问戈烈夫说的：“作战方面最可靠的那些军，恰恰是政治工作最强的那些军。”“在国民革命军中最强的是第十二师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他是陕西人，大家都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很善於在十二师中组织政治工作……十二师政治部无论在本师对战士的教育方面，或在居民中间成立种种社会组织方面，都真正进行了远大的工作，战士们不是表面上而是实际上懂得了为什么作战。十二师 所到之处，群众都组织了起来……”。张发奎也承认在这次战争中“政治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他把政治部的工作比喻为“垦荒田”，在“……荒田上通过政治工作不辞劳苦的努力之后，居然获得了很好的收获”。

武汉政府叛变后，廖乾五脱离张发奎，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党代表。南昌起义失败后，党分配他在白色区域工作，1930年任湖南省委军委书记，不幸被捕。因廖乾五在军政界和社会上影响很大，何健就把他秘密杀害了。

廖乾五是铁军政治工作的模范，他有旧学基础和社会经验，信仰马克思主义，工作认真负责，善於团结革命军人，所以能在中共史无前例的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打开局面。我听过他两次讲话，觉得他是朴实无华的革命家。南昌起义失败后，多年没有听到他的下落。但一想到北伐和南昌起义的历史，就总想到他。

铁军人物中，给我留下深刻映象的还有黄琪翔。黄在一期北伐时是张发奎的团长，二期北伐时为第十二师师长兼第四军副军长，回师武汉后为四军军长。在一期北伐的各重要战斗中，黄琪翔指挥的第三十六团打得好，堪与叶挺独立团相伯仲，所以在打到武汉前，由陈可钰建议，经蒋介石批准，破格提升黄琪翔和叶挺为少将团长。在二期北伐的上蔡和临颖两次大战中，黄琪翔指挥的十二师，英勇顽强，全军闻名。张发奎的声威，得力于他不少。铁军分裂后，在张李混战中，他和张发奎同时被免职，并通电下野。他参加镇压广州起义后即出国，脱离张发奎，与宋庆龄、邓演达交往。回国后参加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九一八”事变后，他支持淞沪抗战，参与联共、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尔后又担任中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总书记。他不参加军阀混战和反共战争，是一位有识之士。抗战时期，他积极参加抗战，曾任几个战区的高级指挥官。抗战胜利后，他主张和平谈判，不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1948年底，蒋介石企图将他诱往台湾，他出走香港，参加农工民主党的活动。1949年9月，他以特约代表身份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此后即担任新中国的高级职务和民主党派的领导，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反右时，对他作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和党内党外有些知名人士一样，未能寿终正寝。

(待续)

后续标题：

(八) 结论

(六) 铁军与人民军队

1927年8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铁军和人民军队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是人民军队创建的起点，这三大起义军事力量的主要部分都来自铁军。南昌起义，主要力量是第二方面军党所领导和影响的部队。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农民和军队力量的结合，军队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个团是1927年6月下旬在武汉建立的，是我党根据叶挺的建议，帮助张发奎组建的。党派许多党团骨干，担任警卫团的各级干部，使这支部队像独立团一样，成为我党直接掌握的部队。在委派团长时，曾有个小插曲。叶挺想让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参谋长、共产党员卢德铭担任团长，但不能由他向张发奎建议，因他在军政界有“色彩”(当时对共产党员和倾向共产党的革命人士易于引人注意的代名词)，张多半不会同意，他就找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张云逸是参加辛亥革命的粤军前辈，为人敦厚，有长者风度，在四军中影响很好。叶挺请张云逸去同张发奎谈，果然，张发奎同意了。卢德铭赴任前，中央军委负责派遣工作的聂荣臻亲自向他作了交待，要他“掌握好这支部队，不断扩大党团员数量，提高全体官兵的革命觉悟”。那时，团长有委派连排长之权，由共产党员任团长，这个团基本上就被我党掌握了。

1927年7月，第二方面军东征讨蒋，警卫团因尚未编齐，暂留武汉。八一南昌起义后，警卫团利用张发奎的名义，乘船东下，欲赴南昌响应起义。行到湖北阳新，因张发奎态度骑墙，遂改道江西武宁。在武宁，得知南昌起义军已南下，遂去修水待命。9月初，根据湖南省委的决定，该部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

广州起义是广东省委发动工人与军队一起进行的，军队有两个团属铁军系列，即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这两个团都是我党掌握的部队。教导团前身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唐生智企图解除这支武装，后经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将其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由第二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兼任团长。当时这个团里尚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全团的教育、行政等，主要由中共秘密党组织掌握。南昌起义后，张发奎曾再次将该团武器收缴，并排除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这时，叶剑英利用张发奎、黄琪翔对他的信任，自荐当教导团团长，经过巧妙的工作，再次发还武器，保护了这支革命武装力量。

第四军警卫团是1927年11月以后在广州新组建的，开始成分较复杂。当时，张发奎和李济深为争夺广东而混战，我党利用这一机会，准备广州起义。为了加强武装力量，党组织交待叶剑英，让他利用第四军参谋长的职务，扩充并掌握四军警卫团。叶向张提出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并推荐共产党员梁秉枢任团长，张发奎同意后，叶又安排张诗教、陶剑寒(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到警卫团任职，并将300多名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为第三营。广州起义时，教导团全部和警卫团第三营，共约2000人参加战斗，担任了主要方面的作战任务。

三大起义是我军创建的开端，起义的武装力量是我军最初的主要来源，他们多属铁军中建立了我党组织的部分。所以，说起人民军队的渊源，不能不溯到铁军。而且人民军队初创时，连名称也是借用铁军的，井冈山朱德、毛泽东部，湘鄂西贺龙部，都称四军。<巧合的是，鄂豫皖的红军也称红四军，为红四方面军前身。该红四军番号一直保持到长征结束以后--guotao注>抗战时期，我党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也是称四军。新四军军歌唱道：“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人民军队继承了铁军之名，并将其发扬光大，成为举世闻名的钢铁军队。我军最早的一批高级军事将领，也多出自铁军，仅我所知在铁军中担任过高级职务的有：叶挺、叶剑英、聂荣臻、周士弟、张云逸等。在铁军中担任过中下级军官的就更多了，如后来到江西苏区的卢德铭、王尔琢、陈毅、刘畴西、贺昌、周子昆、林彪、粟裕、赵尔陆、范树德等；到鄂豫皖苏区的许继慎、蔡申熙；到湘鄂西苏区的董朗、孙德清；到左右江地区的徐光英(改名徐开先)；到浙南红十三军的胡公冕等；湘鄂赣苏区的高泳生(曾任红十六师师长)；湘赣苏区的潭家述，等等。<虽说贺龙部也属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序列，是张发奎的部下，但显然不被看作是铁军之一部分。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叶挺部官兵就很看不惯贺龙部的“军阀作风”--guotao注>前述这些同志，在红军建设中尤其是建军初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的军事经验和军事技术，有带兵、练兵、用兵的本领，是创建红军的骨干力量。此外，还有一些在白色区域做秘密工作的，如廖乾五，1930年在湖南作党的军委工作而被捕牺牲。二十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裘古怀，在奉化县做秘密工作，1929年牺牲。

(待续)

后续标题：

(七) 铁军人物

(八) 结论

(五) 铁军的结局

铁军三分后，各走各的路，最后的结局也迥然不同。

先说张发奎的部队。张部回粤，是要把广东作为重新起家的根据地。但广东这时为李济深、黄绍弘所控制，张与李、黄为争夺广东明争暗斗。1929年11月27日，张发奎、黄琪翔在汪精卫的支持下，乘李济深赴沪出席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之机，发动了广东事变。12月11日，我党在广州举行暴动，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参加了起义。这不仅削弱了张发奎的军事实力，而且使他在蒋、汪、李的斗争中处於不利地位。尽管张发奎镇压了广州起义，但南京政府还是下令解除了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的职务，并委缪培南为第四军军长。李济深返粤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联合新来之陈铭枢部，讨伐张、黄。不久，张黄失败，被迫下野。所部第四军被蒋介石收编为第四师，缪培南为师长，调往徐州参加新军阀的所谓第二次北伐。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利用张发奎打桂军，任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官兼第四师师长。张借此扩充军队，使第四师名为师的编制，却保持军的规模和实力，这使蒋介石十分忌恨。这时期南方又酝酿新的军阀混战，汪、桂两系勾结反蒋，使蒋更急于解决张发奎部。9月初，蒋令张师移防陇海路沿线，企图将该师在途中缴械。张发奎窥破蒋的意图，于9月17日通电反蒋，将由武汉船运至宜昌之蒋军夏斗寅部三个团缴械，并与桂军弃前嫌合作，第四师复称第四军，由沙市、宜昌经湘西南下广西。这是一次在地形、给养上都不利的长途侧敌急行军。张军克服困难，多次挫败何健的堵截部队，仅一个多月便到达桂林。张发奎就任护党救国第三路军总司令，与桂系联合反蒋。这年12月，张、桂联合进攻广州，桂军沿西江东进，张军由桂林进到北江下游。据一个当时在张部当班长，后转到陈济棠军，在南雄被我军俘虏的军士讲，张为表示自己的决心，不理发，不剃胡须，说要打到广州才理发。作为一个指挥官，气势可谓盛矣。张与二陈(陈铭枢、陈济棠)混战于花县，张军大败，损失惨重，余部向广西退却，退到北流，又与追击军再战，遭到更大的损失，不得不将其三个师合并为一个师，仍称第四师。1930年2月中原大战爆发。张、桂举兵策应冯玉祥、阎锡山讨蒋，张发奎又以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率军与桂系部队同时入湘占领衡阳；6月初进至长沙、岳阳。蒋介石调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三师乘虚夺取衡阳，张、桂军回师攻衡，又败，于7月底退回广西。第四师仅剩两团，张发奎意志消沉，于年底去香港，由吴奇伟任师长。后吴奇伟投靠蒋介石，第四师虽然恢复了第四军番号，但这支部队在军事政治上都失去了独立性，影响不大了。1932年夏，第四军调江西参加“围剿”红军。1935年3月在追击红军时，乌江一仗，大败于红军之手，以后也再没有什么作为。这一支铁军，就这样结束了它的历史。

再说蔡廷锴的部队。蔡部由李家渡走到赣东、福建，很快得到陈铭枢、蒋光鼐的欢迎与接济，部队扩编为两师，仍属于陈铭枢之十一军。陈铭枢与广东李济深关系甚密，此时李正与汪精卫、张发奎在进行争夺广东的混战，李电请十一军回粤，打张发奎。十一军回粤，不久，在潮梅一带与第四军打了一场恶仗。这两支部队北伐时为同壕战友，同称为铁军，此时竟称为沙场上的生死对头。蔡廷锴后来曾回忆说：战斗中所掳获及阵亡官长，多为本军之旧部，当时见之无不痛心流泪。十一军战胜四军后，驻守广东南区(高雷钦廉崖<原文如此--guotao注>)。1929年调东江。同年夏，蒋介石组织闽粤赣三省军队围攻闽西苏区(金汉鼎为总指挥)，蒋光鼐派陈维远率两旅参加，占领苏区南面永定、湖雷、坎市地区。8、9月间，三省进攻军的东面被红军打破，陈维远部亦退回广东。10月，红四军去东江，在松源击溃蒋光鼐部一营。进攻梅县，被蒋军击退。十一军继续控制东江。1929年底，按国民党编遣会议要求十一军缩编为粤军第三师。适值两广军阀发生战争，第三师参加倒桂混战。战后不久，粤军改为国民党中央军序列番号，原十一军改为六十师和六十一师，由蔡廷锴和蒋光鼐分任师长。以后该部由蒋介石调遣，在湖南衡阳一带打败张发奎部，随即北进，直趋中原，参加蒋、冯、阎大战。1930年底调江西“围剿”红军，更名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兼任总指挥，蔡廷锴后来又任十九路军军长。在对中央苏区第一、二次“围剿”中，第十九路军驻兴国，工事筑得好，兵力又集中，红军没有机会打他。第三次“围剿”，十九路军在蒋介石长驱深入的战略方针下，寻我决战，我仍避其锋芒。直到“围剿”后期国民党军开始撤退，我们对十九路军的方针有变化，如蒋蔡撤退就可以打。不久蒋蔡到了高兴圩，我军以为他们是撤退，有些轻敌，就去打他。这支部队打仗有特点，他左翼防御，右翼进攻。双方恶战一日，均无结果。这一仗打成平局，可以说是两败俱伤。十九路军固然损失很大，从战略上说，红军更为不利。我们不应在兵力分散情况下碰这个硬钉子，我们都感觉，这支部队在战斗作风上还保持着铁军风格，能打硬仗。

1931年11月左右，陈铭枢任京沪卫戍总司令，第十九路军调往上海一带驻防。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一二八事变，第十九路军毅然抗击日军进攻，打响了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这支北伐名师，重振雄威，在第五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下，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日御侮的信心。由於国民党政府实行卖国投降政策，扼杀了这次抗战运动，第十九路军也因此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又被调到福建打红军。陈铭枢极力推荐蒋光鼐为福建省长，蒋介石则在蒋光鼐任省长后，又任命蔡廷锴为福州绥靖主任。国民党的体制是，绥靖主任既可指挥军队，还可管省长，而蒋过去一直是蔡的上司；蒋介石企图分化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接到命令后，迟迟不肯就职。蒋光鼐就劝他赶快就职，意即有利于十九路军。蒋光鼐识大体，维护了十九路军的团结，也使蒋介石的阴谋不逞。十九路军的高级领导人(主要是陈铭枢与蒋、蔡)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由拥蒋逐渐转变为反蒋，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政治态度的转变。1933年11月十九路军领导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抗日反蒋，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但由於没有发动群众，军队不稳定以及我党当时在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下，对这个同盟军没有积极援助，很有战斗力的第十九路军，没有经过严重的战斗就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这支铁军，也结束了它的历史。

共产党领导的铁军，虽然在南昌起义以后，南下广东遭到失败，却保留了很多干部和一部分部队，其中第二十五师保留得更多一些。1927年10月16日，从潮汕方面撤退下来的第二十四师零散部队，与第二十五师余部在广东饶平汇合，加上第九军<朱德部，原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加上朱德组织起来的南昌市警察，号称一个军。南下路上大部分跑了，这时应该所剩无几--guotao注>的部队，尚有2500余人，在第九军副军长朱德率领下，于10月下旬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在这里整顿了部队，初步克复了普遍存在的失败情绪和混乱状态。部队继续向西转移，进至赣南大余和崇义县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在七十三团<原叶挺独立团--guotao注>政治指导员陈毅的积极协助下又进行了再次整训，加强了党的领导和组织纪律性，并开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争转变。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1200余人到达湘南，在湘南特委和各县委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部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实际兵力为一团)。1月下旬，起义军在宜章农军的配合下，于粤北乐昌坪石及其西南山区，打垮了国民党许克祥部六个团，缴获了许多枪炮子弹。后挥师北上，在良田大福桥，歼灭了敌三十五军六个连，打到郴州，展开了湘南起义大势。这一战役，再一次显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铁军威风。1928年4月，这支部队和湘南起义组成的农军退出湘南，向湘赣边界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共同创造罗霄山脉中断红色政权。这支部队又打起了第四军的旗号，其中第二十八团，是由铁军部队整编的，他们发扬了铁军的光荣传统，在井冈山连打胜仗。4月6日，在遂川五斗江打垮了国民党杨如轩部第八十一团。不久，又协助秋收起义部队一个营在永新城西北的草市坳消灭了杨部第七十九团。6月下旬，又以一个团打败朱培德部杨池生两个团，等等。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部队由小变大，1930年6月扩编为红一军团，8月，编入红一方面军，继承了铁军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陈毅赋诗称道：“铁军真是铁”。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红四军以“英勇冲锋”的锦旗。抗日战争时期，这支部队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的胜利，开辟了晋察冀和山东两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编为第四野战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全国解放以后，又在保卫祖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立下了新的功勋。

从铁军的结局来看，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有前途。因为共产党所进行的共产主义的正义事业，代表社会发展的趋势。卓越的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有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优秀的斗争艺术，她领导的军队，官兵都有远大的理想，有奋斗到底的决心与气概，所以百战不殆。铁军的另外两支部队，尽管也能打仗，北伐时也曾有过光辉的历史，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抗战中还显示了特殊作用，但由於其领导者，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有不可避免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所以都以失败告终。

(待续)

后续标题：

(六) 铁军与人民军队

(七) 铁军人物

(八) 结论

(四) 铁军三分

正当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候，国民革命军阵营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李济深在广东清党；5月中旬，夏斗寅独立第十四师叛变，勾结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革命政府；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政变(史称马日事变)；6月上中旬之交，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等在郑州召开会议，反对工农运动。7月15日，一直打着“左派”旗帜的汪精卫等在武汉决定反共。一连串的事变，使中国上空阴霾四布，大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革命开始转入低潮，但革命火焰还在继续燃烧。7月下旬，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张国焘，讨论并同意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的建议，决定在南昌举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主要是第二方面军中我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以及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一部五六百人。

南昌起义后，第二方面军中各派势力分道扬镳，铁军出现“三家分晋”的局面。一支是由共产党员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主要有第四军二十五师两个团(七十三、七十五团)和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三个团以及贺龙部的第二十军六个团。南昌起义后，这支部队南下广东，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及土地革命旗帜下，于赣南击溃蒋介石北路军钱大钧部及广西前来堵截起义军的黄绍弘部，顺利地到达东江之潮州汕头一带。但主力部队第二十四师于汤坑战斗失利，损失很大，仅剩千余人枪，由董朗、颜昌颐率领，进入海陆丰与农民运动结合，继续战斗。第二十五师由朱德指挥留守三河坝，10月3日也遭强敌攻击，血战两昼夜，伤亡过半，余部由朱率领，转战粤赣湘边。二十军溃散。

另一支是蔡廷锴指挥的第十师3个团。本来这支部队中，我党的力量也不小，其中第三十团团长以下军官很多是共产党员，也参加了南昌起义，但起义军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时，该师行至进贤李家渡，师长蔡廷锴解除了部队中共产党员的职务，率队转向赣东入闽，倒向南京政府，参加新军阀混战。说到蔡廷锴的行为，不能不联系到陈铭枢和蒋光鼐，陈铭枢是北伐出征时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二十八团团长。以后，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为军长，蒋、蔡分任下辖之第十、二十四师之师长和副师长，他们之间是上下级和袍泽关系。“党权运动”中，陈铭枢、蒋光鼐离开铁军，到南京去了。蔡廷锴虽未出走，但于陈、蒋在思想感情上是一脉相承的。陈、蒋、蔡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范畴，在革命中显示出了两面性。他们在广东战争和北伐第一期是积极的，当北伐军打到武汉，革命运动进入高潮时，他们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发展，先是陈铭枢、蒋光鼐、戴戟倒向蒋介石，后是蔡廷锴在南昌起义后脱离革命。这支部队在以后国内、国际极为复杂的政治角逐中，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第三支是张发奎的部队，当时还保持第四军的番号。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组织政府后，宁汉分裂，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为争夺正统而展开了激烈斗争。“七一五”以后，汪精卫尽管撕下革命的伪装，但没有停止反蒋。当时革命阵营分裂为三大势力：以共产党员为代表的真正革命势力；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所谓左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右翼)。此时，张发奎尚在这三者之间犹豫观望，他倾向于汪精卫方面，但也表示反对压迫工农革命的唐生唐生智。南昌起义前，张发奎借东征讨蒋之机，移兵九江、南昌，窥测政治军事气候，似有南下广东，割据一隅之意。1979年叶剑英同我说过，南昌起义后，张发奎召集第二方面军的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有人主张要追赶叶贺军。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放叶贺到东江，我们则以“援师”为名，趁机返粤。此话正中张发奎下怀，他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放弃追赶叶贺军，率部南下广州。1932年张云逸在江西时也对我说过，张发奎到广州后，还派人去潮汕同南昌起义军联系，走到惠州，得悉起义军已失败便作罢了。如果我们打胜了。他还有可能与我们联合打李济深，至少分化要迟一点。南昌起义时，我党还想争取张发奎，继续承认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他是七个主席团成员之一，还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他们未到职前，分别由贺龙和叶挺代理。暴动第二天，贺龙、叶挺曾分别电告张发奎。当时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更多的同盟者留在革命阵营里，也可以避免这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铁军分裂。但张发奎不是真正的革命派，他等待观望，不过是为拥兵自重寻找机会。因此，当政治形势明朗化后，他即反共，并在汪精卫“护党救国”的旗帜下作新的军事投机。

(待续)

后续标题：

(五) 铁军的结局

(六) 铁军与人民军队

(七) 铁军人物

(八) 结论

(三) 两次整编与一次高中级军官调整

铁军自北伐以来，有过两次较大的整编和一次高、中级军官的调整。

第一次是1927年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武汉政府将原来的两个师，扩编成两个军。第四军名义保留，仍以李济深为军长，留守广州，副军长陈可钰因病离职赴上海就医，由张发奎升任副军长，廖乾五为政治部主任。指挥前方的第十二、二十五两个师。第十二师师长黄琪翔，副师长廖培南，下辖三十四团，团长许志锐；三十五团，团长马少屏；三十六团，团长李汉魂。第二十五师师长朱晖日，副师长叶挺，下辖七十三团(独立团改编)，团长周士弟；七十四团，团长张弛；七十五团，团长开始由叶挺兼，后为李江。另由第四军分出一部扩编为第十一军，由陈铭枢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徐名鸿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十、二十四师及由归顺国民革命军的黔军杨其昌部改编之第二十六师。第十师师长蒋光鼐，副师长范汉杰，辖二十八团，团长黄质胜；二十九团，团长张世德；三十团，团长范孟声。第二十四师师长戴戟，副师长蔡廷锴，政治部主任陈兴霖，辖七十团，团长古勋铭；七十一团，团长毛维寿；七十二团，团长许继慎。第二十六师师长杨其昌，副师长吴仲禧，辖七十六团，团长沈久成；七十七团；七十八团。

在整编后两个多月，铁军高级军官发生分化，随即进行组织上调整，这次调整有鲜明的政治背景。北伐军攻下南昌后，曾经为北伐战争作出贡献的蒋介石开始了军事独裁，反对工农运动，并企图将由广州赴武汉的部分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委员抑留南昌，以军队控制党和政府。3月底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蒋介石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军阀勾结愈益紧密，变本加厉地进行反革命分裂活动。

武汉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合作下发起了“党权活动”，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武汉及两湖党政军群，纷纷卷入了这一汹涌澎湃的洪流中，铁军官兵也是如此，但其中一些偏右的高级军官却离开武汉，跑到南京蒋介石那边去了。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第十师师长蒋光鼐、第二十四师师长戴戟，还有一些团长都离队而去。

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政府就对铁军的高中级军官，进行了一次调整。张发奎升任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升任副军长。第十一军军长由张发奎兼。第十师师长由蔡廷锴升任，下有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第二十四师师长以叶挺升任，下辖七十团，以左派古勋铭为团长，七十一团以刘明复为团长，七十二团仍以许继慎为团长；第二十六师编制未变，新编七十七团以蒋先云为团长。这次高中级军官的调整，不少共产党员和左派掌握了指挥权，对促进铁军的团结统一有很大意义。由於陈、蒋、戴等政治上孤立，擅自离职，所以调整得很顺利。

1927年4月，奉系军阀部队由张学良率领进入河南，沿京汉铁路南下，威胁武汉政府，武汉政府举行讨奉战争，以唐生智为总指挥，进军河南。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组成第一纵队(贺龙率领之独立第十五师亦列入第一纵队序列)，在张发奎指挥下，协同其它部队，北进讨奉。叶挺留武汉担任卫戍司令，所部第七十、七十一团随军北伐。我所在的第七十一团归第二十六师师长吴仲禧指挥(师长杨其昌未随军)。在河南战场上，除第四军、第十一军外，还有唐生智的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等，打得最好的还是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当时，这两个军都叫铁军。5月中旬，在上蔡之东、西洪桥与奉军前锋赵恩臻之第十一军大战，以三天苦战将其全部击溃。追至逍遥镇，前锋独立第十五师又击败奉军为掩护上蔡败退而进行局部反击的部队。张学良率主力增援，进到临颖，构筑工事并收容溃兵再战。第一纵队乘胜于28日攻打临颖，从东、南两面进攻，前赴后继，奋勇冲杀，不一日，将奉军全部击败，克复临颖，但铁军伤亡很大，特别是新编的第二十六师七十六团损失一半，团长沈久成负伤。七十七团损失五分之四，团长蒋先云牺牲。此役击溃了奉军主力，铁军又立下了辉煌战功。第二天，张发奎、徐名鸿、吴仲禧集合二十六师(含七十一团)部队讲话，张对所部在上蔡、临颖打得英勇，表示钦佩，还特别指出：“这一仗证明第二十六师也是铁军！”同时对蒋先云的牺牲致痛惜之意。6月，四军、十一军凯旋回武汉，市民热烈欢迎，墙上贴有“铁军钢矣！”的赞美标语。

第二次整编是1927年6、7月间，北伐军于6月初打下开封、郑州，张发奎部回师武汉。不久，成立第二方面军，由张发奎任总指挥，郭沫若任副党代表、谢膺白任参谋长，吴仲禧为副官长，辖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由贺龙独立第十五师扩编而成)。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廖乾五，辖第十二师，师长缪培南；第二十一师，师长富双英(这个师原为奉军的一个旅，河南大战时奉军主力溃退，该旅困守上蔡，被第二十五师包围，后投归国民革命军，武汉整编时，编为二十一师)。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七十三团团长周士弟，七十四团团长黄世途，七十五团团长李江。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政治部主任徐名鸿，辖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参谋长徐光英，政治部主任陈兴霖，七十团团长古勋铭，七十一团团长欧震，七十二团团长史书元(许继慎打夏斗寅时负伤，由史代团长)；第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七十六团团长沈久成，七十七团团长胡公冕(共产党员)。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政治部主任周逸群。辖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第二师，师长秦光远；第三师，师长周逸群(这个师刚组建，辖一个团，团长为党员傅维钰)。另有一教导团，团长当时为共产党员侯镜如。

这两次整编，使铁军得到大的扩大。主要是当时革命形势正处在发展时期。两湖地区在北伐军到来之前，就有相当好的群众工作基础，尤其是工人运动。铁军的声名，更能吸引广大工农参军。安源和水口山的革命组织，又有计划地送青年工人去参军，如原北京军区参谋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唐延杰及不久前去世的北京军区副司令韩伟等，都是那时参军的。铁军出发时，官兵多属广东籍，到了两湖，除大量补充减员外，还扩大建制。有些团队，几乎全是两湖籍。他们有相当高的觉悟，一到铁军就和老兵结合起来，很快熔成铁了。如七十二团、七十六团、七十七团等都是在二期北伐前不久成立的，一上战场，就和老队伍一样，临颖大捷后，立即得到全军的好评，也得到张发奎的赞许。可见在革命熔炉中，光荣的革命事迹和优良的战斗作风感召力之大。后来的红军，也是老兵带新兵，老铁军带出新铁军来。这就是继承与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的结果。

(待续)

后续标题：

(四) 铁军三分

(五) 铁军的结局

(六) 铁军与人民军队

(七) 铁军人物

(八) 结论

(二) 铁军之名

铁军，意谓有战斗力的军队，它冠之于第四军，是因为它在北伐战争中有辉煌战绩。

北伐战争初期，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向两湖、江西、福建进军。第四军在两湖战场作战，这是当时北伐的主攻方向和主要战场。这里有第四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八军以及第一军一部，而以第四军打得最好。1926年5月，第四军独立团首先进入湖南。途中接唐生智告急电，叶挺未待后续部队到来，即于6月2日进到湖南安仁县城，应援在敌重兵攻击下开始溃退的第八军第二十九团。经两三天苦战打垮谢文炳独立旅4个团和赣军两个团，解安仁方面唐军之危，并粉碎了敌人占领湘南的企图。初战告捷，开北伐胜利的先声，使第四军主力及其它部队进入湘南后迅速展开，一举突破渌水防线，打败数倍反扑之敌，攻占醴陵，其它各部，齐头并进，敌人全线败退。北伐军攻占长沙。8月，四军又攻打平江，突破敌人汨罗江防线。在湖北境内，第四军攻破号称天险的武汉南面门户汀泗桥、贺胜桥，打败了吴佩孚亲自指挥的敌军主力，奠定了北伐战争胜利的基础。8月31日至10月10日，第四军各部队又参加围攻武昌的战斗，此役俘获守敌湖北督军陈家谟、守城总司令刘玉春以下万余人，完全打败了最大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武昌克复，第四军又以主力进至江西，击败军阀孙传芳主力一部于赣北之马回岭，截断南昌至九江敌主要后方联络线，利於右翼军之攻下南昌。至此，第四军半年时间，奔驰数千里，转战于湘鄂赣三省，经历了七个重要战役，其战绩之辉煌，为诸军之冠。1926年11月下旬，第四军从赣北凯旋武汉，各界联电致贺。1927年1月15日，武汉粤侨联欢社把在汉阳兵工厂特制的一面铁盾赠给第四军。这面铁盾下面铸有“铁军”二字，上款写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体同志伟鉴”，铁盾背面有一首四言题辞，全文是：“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振迩遐。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催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担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此题辞概括了铁军之名的来历和含义。

铁军，最先是群众叫起来的。1927年初《四军周报》第八期上有一篇题为《听副军长训话后的感想》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说：“国民政府委员蒋作宾同志在朱师长叶副师长就职那天说：‘第四军是铁军，完全是民众说出来的，民众已十分认识第四军是他们的军队’。”至於铁军之名兴起的时间，大约在1926年9、10月间。1926年9月30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的《第四军前方破敌志要》中提到，第四军“自克平江之后，即兼程追敌，奋不顾身，故汀泗桥与贺胜桥，独奏奇功，将吴贼精锐，全数扫灭，铁军之号，遂洋溢于湘鄂间。”从这则报道中可以看出武昌城未攻克之前，第四军就已被湘鄂人民称为铁军了。而铁军之名见诸于报端被广为传颂，则是在九、十月间。1926年9月，我从广东回湖南老家嘉禾住了几天，听父亲说：“四军能打仗，都叫铁军。”我们村的初级小学和区的高级小学都有报纸，我父亲是从报纸和当时社会传说知道的。据查，1926年9月15日、30日和10月7日、9日的《广州民国日报》，都有报道介绍铁军。看来，铁军之名是四军在湘鄂之间行动中传扬开的。

(待续)

后续标题：

(三) 两次整编与一次高中级军官调整

(四) 铁军三分

(五) 铁军的结局

(六) 铁军与人民军队

(七) 铁军人物

(八)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