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华海外豪杰传 之 郑信（昭）（兼答 jlanu） -- 任爱杰

简单地说, 欧洲各个民族国家的君主在反对教会力量的过程中与商人阶级结成了同盟.

"欧洲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

的社会和体制结构。如果当时欧洲有什么感到完全不能理解的，那就是：明朝的这些远

航，为何是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是非商业方面的原因而进行的；为何是由宫廷太监而不

是由合股公司组织和领导；为何返航时带回的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

而不是投入国内市场、可产生利润的货物；为何接到中国皇帝的命令便会完全地、无可

挽回地停止。那时的西欧是无可匹敌的，它拥有向外猛冲的推动力――宗教动力、思想

骚动、经济活力、技术进步和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的民族君主国。"

以下摘自 "全球通史"

法国和英国的君主们所拥有的新力量，多半来源于他们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

非正式联盟。君主保护市民们不受频繁的战争和封建主任意征收的苛捐杂税的侵害，而

市民们则向君主提供财政支援作为报答。随着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渐增强、国家机构逐渐

完备，君主们在动员人力物力以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最先的伊比利亚人的海外冒险事业就是王室鼓励和资助的直接结果。正是西班牙和

葡萄牙朝廷，为哥伦布和达?伽马取得较大成就提供了必需的支持。英国和法国的朝廷

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只是时间上稍晚些；不过，它们的关注和支持与前者相同。实际

上，在西北欧，商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比在伊比利亚半岛更密切。尤其在西班牙，反对

穆斯林的长期斗争使君主和封建主联合起来，而少数大城市则往往反对他们，要求完全

的自治权。相形之下，在西北欧，商人阶级逐渐赢得在欧亚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社会声

望和国家支持。

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被看作是不受欢迎的下等人，没人瞧得起；在西北欧，

商人却很有地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财富不断增加，政治权力逐渐增强。在

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服穿着、武器佩戴、车马乘坐和土地占有等方面受到种种限制。

他们运送商品住返各地的作用被看作是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他们被置于社会等级的底

层。印度的情况也一样；由于印度教强调抛弃财产，商人不可能有任何声誉。在印度，

理想的人不是整天忙碌于发财致富、营造宅第的商人，而是端坐在蒲席上、吃大蕉叶做

的食物、保持对物质财富无动于衷的神秘主义者。因此，东方任何帝国的商人都绝无上

升为当权者的机会。在中国，学者进行统治；在日本，武士进行统治；在马来亚诸国和

印度拉杰普特人的一些土邦里，地方贵族进行统治，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统治

的。

所谓没有一个地方，是指除西北欧以外；在西北欧，商人不仅经济力量而且政治力

量都在稳步增长。在那里，商人正在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诸自由城市的参议员

和荷兰高贵的养老金领取者。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在西北欧，对商人利

益和海外冒险事业有较多的关心，而且，国家予以较始终如一的支持。

西欧这一由各种势力、制度和传统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独特复合体的意义，通过中

国明朝派出的著名的远航探险队的惊人历史，可得到有力的说明。1405至1433年间的七

次远航冒险都是在一个名叫郑和的内宫监太监的指挥下进行的。这些探险队的规模和成

就之大令人吃惊。第一支探险队由62般服船组成，共载28000人。当时有名的穆斯林旅

行家伊本?拔图塔曾对这一时期的中国舰船作了如下描述：

每艘船筑有四层甲板；船上有供商人使用的船舱和公用房间。有些船舱设有盥洗室

和其他生活上的便利没备，而且舱门上安有锁，居住者可以用钥匙将它们锁上，可以携

带妻妾一起住在里面。打些船舱的船员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他们在木桶里种上供烹任用

的香葱、生姜等。

一般的船宽15O?眨?长37O?眨?但是最大的船宽180?眨?长444?铡Ｋ?们与哥伦布的小

旗舰――宽25?铡⒊け20?盏摹笆ヂ砝?亚号”相比，是名符其买的浮动宫殿，而“圣马

利亚号”比哥伦布的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要大一倍。中国探险队不仅在

规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它们绕东南亚航行到印度；有些

船继续西航达亚丁和波斯湾口；而个别船则驶入非洲东岸的一些港口。我们应该记得，

在这期间，葡萄牙人只是刚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探寻航路，直到1445年才抵达佛得角。

然而，中国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到1433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为什么要使

它们停止正如为什么会使它们首先开始那样，至今仍是个谜。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

点是：倘若在欧洲，这种停止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

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相对抗的民族君主国，

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阻止它们这样做。西

北欧的商人也与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这种权力和声望保

证了要实施任何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法令是不可能的。此外，欧洲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

传统，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实的需要和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完全不是如此。

总之，欧洲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

的社会和体制结构。如果当时欧洲有什么感到完全不能理解的，那就是：明朝的这些远

航，为何是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是非商业方面的原因而进行的；为何是由宫廷太监而不

是由合股公司组织和领导；为何返航时带回的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

而不是投入国内市场、可产生利润的货物；为何接到中国皇帝的命令便会完全地、无可

挽回地停止。那时的西欧是无可匹敌的，它拥有向外猛冲的推动力――宗教动力、思想

骚动、经济活力、技术进步和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的民族君主国。

中世纪后期，这些被孤立和局限在西欧人中间的发展已给合在一起，从而，进一步

促进了西欧人天生的、面向海外的倾向。那时，十字军在地中海东部请国的据点已丧失；

蒙古帝国已崩溃；奥斯曼土耳其人已占有巴尔干半岛，并扩张到中欧，逼抵维也纳城下．

欧洲商人因为原先由蒙古人强加秩序的地方又骚乱迭起而不再能穿越中亚。黑海也因为

土耳其人将它政变成穆斯林独占的区域而向信基督教的商人关闭。另一方面，十分重要

的香料贸易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意大利商人继续在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各个港口与阿拉

伯商人相会，收取欧洲公众所需要的种种商品。这种情况对牟获中间人厚利的意大利人

和阿拉伯人来说，颇称心如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则大为不满，他们热切地寻找能直接

抵达东方的途径，以分享这笔厚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世纪后期劳出现许许多多为

突破或绕过将欧洲人限制在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订的计划。那时的欧洲正如一

位作家所描绘的那样，象一个靠他人“通过墙上的裂缝喂养的巨人”。但是，这位巨人

的力量和知识正在增长，牢狱的围墙已不能长久地禁锢住他。